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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者注：照淮阳件录入，个别地方根据“揭批查”黑材料版以小四号仿宋插注在“[]”中 —1—
注：[]内为根据“揭批查”材料补充的内容。
张春桥主任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张主任审阅。不得翻印，不得外传)
我要他们把座位摆成这样的形式，便于你们大家讲话。前几天的会，我没有来参加，因为有别的事情；同时也想挤一点时间看书。
你们会议的简报我看了，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对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前请主席看过。同志们不是提出了很多问题吗？我想这篇文章已经回答了一些问题了，我想听听你们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位同志先讲？
(当空军副政委高厚良同志汇报说，初步学习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主席指示的认识提高了。但对一些问题还说不清楚，希望张主任指示时。)
张主任说：我也说不清楚，还是大家共同研究吧。
(当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同志汇报说，这次会议抓住了问题，抓住了纲，希望多开这样的会，对主席指示的学习，还是希望有个总的安排时。)
张主任说：整个学习毛主席亲自在抓，党中央在抓，总政不宜于单独搞一个计划和安排。你们希望总政搞一个全军计划，我看，一是搞不出来，一是搞出来也靠不住，因为要看学习和运动的情况以后怎么发展。比如，去年一年的批林批孔运动，过一个时期，运动向前发展一步，中央发一个指示。总政不宜单独搞计划，各大军区也是这样，只能跟着中央的部署走。不要订一个形式主义的计划，但是，总政不抓学习是不行的。现在不搞计划了，我们能达成协议吗？对理论学习的问题，主席是会继续抓下去的。主席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谈话以后，中央就讨论，並把主席的指示写出来，送给主席看了。主席改了几个字。然后，我们就搞语录。先编了列宁的语录二十条，送给主席。主席仔细地看了以后退给我们。我们请示可不可以发政治局，主席说，可以。后来主席又指示我们搞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过了几天，主席问这二十条语录可不可内部先发下去？又说：是不是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由《人民日报》、《红旗》写一个编者按。政治局讨论，二十条语录内部不发了，把主席的指示以中央文件发下去，马、恩、列的语录登报。报告给主席，主席都批了。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说明，每一步主席都是抓的很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去做一个计划了。
(梁必业副主任插话：这一点容易达成协议。到会同志答：可以。)
(当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展同志汇报南京军区学习的情况时)
张主任问：党委自己学得怎么样？常委本身是怎么学的，是不是真正学习了？往往说是学了两个小时，实际上连半个小时都没有，都去议论别的事情了。政治部学习的情况如何？语录你们政治部读了没有？读得懂，读不懂？有些语录不大好懂，如果让我给你们解释，恐怕有些我也讲不清楚，我们在选语录的时候，下了决心，经典著作上的就是不大好懂，我们也选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上的那一段(注：第十二段)，我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了，还是读不大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写的那一段(注：第十六段)也很难懂。过去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兴趣。这次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选了这条语录，因为它讲了商品交换的问题。这一段我读过，但当时读了以后，没有引起重视。不要以为读一遍二遍就懂了，我还没有完全懂。不要看语录只有三十三条，真学起来是不好懂的。所以，最后还选了列宁论学习的一段，就是要大家反复学。列宁说，不仅在现时的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都要思考这个问题，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思考它。所以，我就要问，你们学得究竟怎样，是念—两遍就完了还是怎样？当然，念比不念好，念一遍比不念是一大进步，但只念一两遍是不行的。现在大家对学习有兴趣了吗？
(王展同志汇报说，部队在学习中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几个“存在”、对防止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感到容易理解，对新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感到比较生疏。当说到学习中如何联系实际，如何调查研究时。）
张主任说：学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同批林批孔可以联系起来吧，批林彪、批刘少奇都可以。我们批判的对立面是这两个，至于孔老二，所有搞复辟的人都要宣扬孔孟之道。怎样联系批林批孔，文元同志的文章中已经解决了，要联系那里面都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中讲了当前的现实，问题讲的非常尖锐。但我想这篇文章不至于伤害着我们的工农群众和干部。文章里面是讲到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讲到了一些新提拔的干部的问题。但这是出自热情的关怀和教育。因此，对他们的问题不是不能讲，而是要看你是站在对立面去打击他，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爱护他、帮助他。矛头不是针对着他们，而是对着那些“教唆犯”。上海抓对青少年的教育，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热情关怀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健康成长，我们打击的矛头就是要对准“教唆犯”，不是打击青少年。我们打击的是象《海港》中钱守维那样的人，保护的是韩小强。我想这也不会造成大乱，不知道同志们担心不担心。过去造成乱是林彪一伙制造的。人民是不愿意乱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革命的秩序会更好。上海的社会秩序最好的时候是一月风暴时期。流氓、阿飞都很害怕，怕红卫兵捉他，不敢动。马克思、恩格斯常讲，革命是最权威的。所以，在学习中联系实际搞得好，只能有利于安定、团结。当然，我们还要注意有的人可能会转移目标。联系实际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太难，难的还是读书的时候，能不能把它读懂。
当然有些问题，党委早应该解决，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了。比如，侵占了群众的利益，占了地方的房子和公社的土地，中央早就有指示嘛，不要等学习联系实际才解决。比如，有的同志多吃多占，至少应该收敛一些吧，至少现在不要再干了吧？！还有走后门等等，那些事都应该解决。但我个人的意见是，不急于去解决那一类重大的带政策性的问题，比如改革工资制度等等。这个现在不好改，要等从理论上弄清楚了，作了调查研究，然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有步骤地解决。我们的军区、空军、海军都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现在不要急于去解决。至于象搞楼、堂、馆、所等一类的问题，你自己就可以解决，难道还要等中央有指示、总政有计划才解决吗？有的是要统一计划、制定政策，统一解决的，有的是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早就应该解决的。还有作风问题，应该随时解决，比如，请客送礼，中央已讲了多少遍，並没有说过去讲的作废，难道还要再下一次通知吗？对于这些问题，是不是分一分，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同志们提出的问题中，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南京路上好八连搞社会调查的做法是可以的。但全军都到社会上去调查是不可能的，会出事的。我们还是以在我们部队内部调查为主，这也是可以了解社会的。比如，现在新兵入伍，各单位都有新兵，如果同志们自己去调查，当然也可以带一点助手，调查一个连队的新兵状况，就会对社会的情况了解个差不多。新兵里面有工人、农民、学生，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本身的情况，还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工厂、农村、学校的情况，了解那里阶级斗争的情况怎么样？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怎么样？同时了解新兵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怎么样？他们本人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认为，这种调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数。调查一下这些战士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带着什么问题来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一些什么好的东西，带来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这里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不晓得行得通行不通。到我们的连队去调查，既能够了解部队了解社会，又对今后部队工作提供了调查材料。这是一举多得的。当然，为了进行教育，也可以到工厂、公社作些调查。我们任何一个单位、机关，一个大院里面，问题就够我们调查的了。我们认真地去调查、去解决，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所以究竟到哪里搞调查研究，我倾向于在部队本身做调查，把对社会的调查作为辅助的。看这样是不是行？因为我好久没有搞调查了，到北京这个地方不好，进了这些机关就不大容易搞调查研究了，当官做老爷就比较方便。同志们，你们现在去调查，不是调查那些具体的事情，你们的意见我赞成，你们搞调查，是以主席的指示为指针，是为了学习贯彻主席的指示，为了加深对主席指示的理解。在调查中就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九七二年我做过一些调查，没有完成就回北京了，到现在材料还是零零碎碎的。我当时调查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这个阶级现在状况究竟怎样？一九七二年我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感到工人队伍变化不小，老工人有老工人的问题，新工人有新工人的问题，新工人大量的进入工厂。新工人当中有干部子女，有工人子女，有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他们的表现很不一样。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新一代不如老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年青一代好，有希望，但空说不行，要答复这个问题，非调查不可，调查以后，要拿出有说服力的材料。就是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讲的，要有周密系统的调查，才能对一些问题有比较周密的了解。这种调查研究做得太少了，一九七二年以后[我没有做过]，同志们可能比我好一点，但也不可能好得太多。对连队进行比较周密系统的调查，弄清一个连队的战士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有什么特点，工人是什么样的工人，学生是些什么学生，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各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会反映他们各种不同的思想，作调查，就是要作阶级状况的调查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分清楚。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基础。这项工作做不好，我们就可能说空话，搞主观主义的东西。我对调查研究这一条有点感慨。我搞得不好，好久没有作调查研究。所以，我希望同志们从这方面再加一把劲。联系实际这样究竟行不行？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好几年没有去过连队，没有发言权。一九六八年还到过一些连队，那是作客人，不是去调查，在上海时到海、陆、空三军去过，一个单位半天，后来再没有去。希望同志们做一些好的调查研究，送给我们看，帮一帮我们。
主席指示让我写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写。后面还想用点时间征求你们的意见，看你们希望我写什么，解答些什么问题。主席指示以后，我只搞了语录，文章还是要写，这是欠了帐的。一九五八年我那篇文章的按语是主席写的。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可见主席在五八年就提出来了，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我是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才写文章的。当时我是有一肚子气，写那篇文章一天就写出来了。因为我调查研究了很久，又有一肚子气，但正因为写的很快，有些问题没说完全。当时主席问陈伯达，你《红旗》杂志为什么不登这篇文章？陈伯达说：这篇文章有缺点。主席说：你那个《红旗》杂志上登的文章就没有缺点？主席说：你不登，我叫《人民日报》登，后来主席加了按语就在《人民日报》登了。但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很快就转移了讨论的方向。我那篇文章中心是写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但后来都转移到讨论工资问题上去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人民日报》却批评的很厉害，其中有我的老对头关锋，他是攻的最厉害的，关锋说我的文章是右派言论。把基本上正确的文章，说成是基本上是错误的，斗争非常尖锐。到了庐山会议，资产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抵抗，非常激烈，你要限制，他可不让限制。所以，我说，不要以为这次学习不会受到抵抗，我不相信。对主席的指示不会是都赞成的。五八年那次，我的文章是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以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我才写的。由此我也得出一个教训：就是谨慎一点为妙。有了缺点人家就要扩大，而把主要的方面放下不讲，人家就是怕搞限制他们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以，这个问题是要花点功夫咧！我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动笔，目前看些材料，看各地的反映，看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五八年那篇文章发表的当天，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再写一篇，当时没有写，欠了一个债。后来主席说要推迟，一下推迟了十八年我才写。这个问题在主席的头脑里不是现在才有。主席在那个时候就希望解决或者至少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我那篇文章中，基本正确的部分是主席的，不全面的部分是我的，应该说清楚。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们却说等级制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惯于制造一个“论点”，把它加在你的头上，然后来批判你。为了这篇文章，当时我也是一肚子气。
别的同志说吧！你们多讲一点，你们在学习中还有些什么问题都可讲。编语录，请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的老祖宗出来讲，比我们写文章更有力。海军不讲一讲吗？你们早就看到文元同志的文章了。
(当海军政治部刘居英同志谈到部队中为复员和派性问题发生凶杀事件时。)
张主任说：这些问题也要和学习主席的指示联系起来，才能弄清楚，一件一件，为什么老出这些事情，这是个什么问题？又比如，战士中有很多人不愿意复员回农村，为什么不愿意回农村？对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一下。对战士怎样进行教育？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我们的大学生，也有这个问题，原来是农民，为什么进了大学的门就变了，再也不愿回农村了呢？贫下中农说，有的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对我们的教育很不满意。为什么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我们部队以后，就不愿回农村了呢？这说明我们教育有问题。贫下中农的子弟来到我们部队，经过教育以后，觉悟应该更高，应该更加热爱农村，应该很高兴地回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是我们的任务。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我们拟定的一些办法，对干部怎样安置，怎样处理等等，就对干部的思想有些迁就，尽量往城市、工厂安置，还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过去有的青年不愿意进大学，现在愿意上大学了，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工资四十六元，比工人高。这个差别合理不合理，还值得研究。为什么要高一点呢？说是进大学“投资”比较高，那是过去。在旧社会进大学的人家庭对他“投资”是比较高。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变了，究竟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该不该比工人高还要研究，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承袭老规矩。以前主席就拒绝搞什么博士、副博士、教授、副教授等学衔，那些东西，主席是反对的。现在上海有些大学教授很紧张，认为说不定要算他的帐；他的工资现在是三百六十元，过去他是科学院的什么学部委员，还要加一百元的“研究费”，还有别的什么兼职，也要给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每月收入七百多元。文化大革命中学生给他减了，主席说不要那样刻苦嘛。所以又恢复了教授的工资。现在我还是赞成教授的工资三百六十元。这样有好处，好让人们知道，现在还有资产阶级教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们拿钱买这个东西。他们就想把资产阶级帽子去掉。我们认为不能去掉，去掉了人们就要麻痹了。究竟应该怎么办，还要研究。当然，我们不会把他们的工资搞得象苏修那样高。
(当刘居英同志谈到，现在有的人存款五万元，光坐吃利息就很多了，本人去世以后存款应交公，不应让其子女有继承权时。)
张主任说：有这种情况，据说还有存金条的，不然，我们青年人就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了，但将来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会是他们上台，这一点我们不怕。我们的宪法上就把继承权这条勾掉了。我很喜欢《共产党宣言》一书结束那一段话：“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现在有些人失去的不是锁链，而是把锁链硬往自己头上套。
没有别的意见了吗？那么你们对我写文章有什么意见、要求？现在可以讲，回去以后写信告诉我也可以。
下面我说一点意见。我看了会议简报，大家已讨论的差不多了。我还要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又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了上面这句话以外，这段语录本来用不着选了。就是为了用这一句。这段语录当中其他的意思，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以消灭现有的压迫条件等等，别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要选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是要镇压国内敌人的反抗和国外敌人的侵略。这两条还是重要的。主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过去我们军队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过去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来的，地主阶级的武装，资产阶级的武装也是这样。同志们不是讲儒法斗争史吗？在奴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我们中国就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是在什么条件下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改造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产生都不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翻一翻《国家的起源》（注：恩格斯）就很清楚了。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度就出现了萌芽，并逐渐形成，而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非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可。我们打碎了蒋介石资产阶级的国家，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对所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条。这是主席多次发挥过的思想，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是走在前面的，我希望这次学习还能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件，我们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工人工作八小时，机器一开动，工人就要管机器，不能停下。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比较容易。其实，也不会占很多很多的时间，也不会妨碍训练和其他工作。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是要占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现在那股劲要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主席那样高龄，每天《参考资料》两大本，还是要读的，文件也批的很多。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在《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前面的一段话。这是主席在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以后还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主席是在1958年8月15日写的，庐山会议时候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是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注意反对经验主义。主席说，“各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的《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一段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着重批判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这里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路线正确与错误，就看理论是否正确[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五九年主席指示以后，大家确实读了一阵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当时怎么样。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否克服的好一点？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是不反经验主义的。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修正主义，可以利用经验主义。他[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他学习主席著作是主张“走捷径。”林彪的“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对主席这段话，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把经验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不学习。据我看，主席这段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重视理论学习。要搞，就在军区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写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了很大成绩了；而不是感到我们领导革命工作，领导这个单位的，必须自己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对理论学习不是非常重视的。这方面，文元同志的文章中讲的很多了[我不想多发挥]。主席多次讲要学习理论，我们自己多是响应一阵子，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七〇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也学了，但还没有成为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的行动。主席说，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名以上的高、中级干部要学好。不然，我们就要落后于群众。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群众中传达主席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我们比他们传达得早。但他们动得快，学习认真，而且动脑筋，联系实际学习马、列，我认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要学习，还是没有用。现在下面学得很热闹，主要是领导干部还不是抓的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为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能搞得好，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已说了多次，有些同志就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向党外群众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当然是不会执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都忘了。主席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修改宪法报告里面不是用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候还有争论，有的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是“一小部分”。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接着，主席讲：“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指出的问题，但后来一个时期，这些东西又恢复了。主席讲了，没有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又有了。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可见这些东西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就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就会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剩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当时林彪是决不会讲这些的。这段印了中央文件，也传达了，但是许多同志忘了。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武汉军区孔庆德同志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毯就要，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脫离了群众。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南昌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金战争时期的生活，深有感慨。他们说，过去打土豪时，搞到几匹布，不是首先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他补充。现在我们的思想确实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偶然提出来，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文件。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语录，不知道主席是否同意发表。
大家要以学习主席的指示为主，好好读一读语录，再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真正从理论上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是处于对立状态。当然有的人也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同意？不见得。如果说都同意，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有的人变为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就不会接受马列主义。我觉得，如不下决心好好学，搞一阵是可以的，甚至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还是没有理解，真正弄懂。而主要领导干部学不好，就没有办法领导下面学习，下面会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材料，他们在学习中钻的问题比较深，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起什么作用，在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哪些地方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到？银行是个主要的环节，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也想管起来，行不行？究竟应该管多宽？列宁当时有过这样的想法，通过银行把一切都管起来。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就不懂得。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咱们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咱们又支持了。很多问题，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势必发生错误；思想上搞不清楚，经济上就会发生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中年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够对现状作系统的调查，就能够使我们对主席的指示加深理解，许多问题也就比较好解决了。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要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新生的资产阶级，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锄，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理论问题搞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那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了天、斯大林的旗帜就下来了。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对主席的路线能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很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他的具体意见用不着说，因为你们已经解决了。我讲的不对的，你们可以反驳。
(当有的同志提出，希望选编主席语录时)
张主任说：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语录我们还想编，但一是能不能编成，二是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表，我们还在大力做这个事情。批林批孔中我们编了一本，送给主席看了，没有退给我们。编主席语录的困难，就是在毛选四卷以后，很多没有整理、定稿。五卷里面应该包括的，有些主席没有看过；58年以后，主席没有看过，现在整理都没有整理。困难在这里。我们还想努力。
关于修改政工条例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政工条例，是1963年本，大家都希望修改，我们有个提议，是不是象修改党章、宪法那样，上下结合起来进行。随着这次学习的开展，组织一些人，各大单位各搞一个本子，最好找连队同志一起修改。大军区和下面各级的条例，还是你们修改比我们修改好。各大军区都修改一本，军兵种也各送一本，总政和军事科学院合作，以军事科学院为主，也修改一本，这样多本合起来，其中哪一个比较好，以它为基础，把其他修改本的优点集中起来，这样可能修改得好一点。如果光是总政修改，恐怕是修改不好的。这个问题是先征求意见，你们现在可以不答复，再想一想。根据修改党章、宪法的情况，下面是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来的。然后，以其中好的一本为基础，或者另写一本，把各单位送来修改本的优点集中起来。现在这个政工条例不修改不行，里面很多内容、主要的语言都是林彪的，没有新的本子代替不行。这件事情请你们考虑一下，看今年下半年能否有个结果，今年搞出一个草案，请军委讨论后试行，草案有缺点，将来再改，至少可以代替原来那个本子。这也是一项基本建设，跟同志们商量一下。
我的意见供参考，如果中央将来的指示跟我讲的有矛盾，以中央指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