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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这部选集包括了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选集分为四卷,第一卷是18431852年的著作,第二卷是1853--1875年的著作,第三卷是18751883年的著作,第四卷是1884—1895年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集还收入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文,冠于第一卷卷首,作为序言。
选集收入的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小部分是摘录,如《资本论》
编入选集的文章,一般都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为某一著作写的序言、导言,同原着编在一起;个别文章的编排次序,根据文章内容略有调整。
选集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有些著作的译文,经过重新校订。
每卷正文之后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学著作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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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希望读者对这部选集的选材和译文等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中共中央乌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1972年1月
目录
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述)32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3-2
1843—1852年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11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619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相唯心主义
观点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2085
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22
[1历史
…32
[2.关于意识的42
[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56
[1交往和生产力
56
[2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68[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71
C.1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77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86-102
第一部分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8
第二部分《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英国”
的态度…
目录
第兰部分形而上学的大…9第四部分向宗教谄媚…9第五部分克利盖个人的论-10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103-161第一节方法103第一个说明…………………104第二个说…………………10第三个说明………………109第四个说明…109第五个说明……112第六个说明…113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18第二节分工和机器………12第三节竞争和断136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144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154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
162-194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
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195-209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210227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22881872年德文版序2281882年俄文版序…………2301883年德义版序言…
232
1888年英文版序言2341890年德文版序言240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24
1893年意大利版序含……248共产党宣言……25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250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26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273
1.反动的社会主……………………273(甲)封建的社会主义…………273(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275(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277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280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其产主义…281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28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
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287290马克思的演说………
……287
恩格斯的演说…
28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291298马克思的演说………………291恩格斯的演说294
马克思六月革299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
……304306
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第三篇论文)-307-310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311314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315-318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二篇论文)319323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32335
324
二330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第二篇论义…336-339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340-380
………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30雇佣劳动与本…350……350
……356
三……………32
四367
3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1850年3月…381—39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3934991848年的六月失败393
二1849年6月13日
419
三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451
四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485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500597
一革命前夕的德………500
二普鲁士邦509
三德国其他各邦
…518
四奥地利……522
五维也纳起义.529
六柏林起532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536
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541
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战…545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549
十一维也起S553
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频……558
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566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570
十五鲁士的胜利……575
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580
十七起………………53
十八小资产…587
十九起义的结…………………59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598703
马克思写的第二版序育598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601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603……60
二……………613……62
四640
五650
六……668
七………………688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
真正原因………704--713
…704
708
三…………711
注释……71570人名索引…771799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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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卡尔·马克思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新历5月5日生于特利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后,先入波恩大学,后来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学,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出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黑格尔左派”(布诺·鲍威尔等人)的小组,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不准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褫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权,这就使马克思不得不抛弃做学者的志愿。当时黑格尔左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又有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出版。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必须亲身体验”这些书的“解放作用”。“我们即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①一下子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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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时,同黑格尔左派接近的莱茵激进资产者,在科伦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伦。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趋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两三重检查,以后决定干脆要在1843年1月1日将其查封。这时,马克思只好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了。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大篇论文,除后面列举的(见参考书目③)以外,恩格斯还指出了论摩塞尔河谷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一文。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时代就同她订婚了。燕妮出身于普鲁士一个反动的贵族家庭,她的哥哥在一个最反动的时期(1850—1858年)当过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黑格尔左派分子,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亡命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杂志《德法年鉴》只出过第一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又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本选集第4卷第218页)
本篇和下一篇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引用的俄译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注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72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网·卢格的信《马克恩恩格斯全集多第1卷第16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本卷第9页)。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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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巴黎住了几天,从此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极其热情地投入了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起着特别作用,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哲学的贫困》一书对它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创立了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参考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马克思被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逐出了巴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出色地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
三月革命后,他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的科伦。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任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变进程光辉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都证实了它。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去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后又被逐出巴黎,于是他移居伦敦,直到逝世
侨居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出版)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
列宁:卡尔·巧克思
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已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小资产阶级和
一般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占着上风,所以马克思不得不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最疯狂最野蛮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马克思避开侨民小组,写了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两书中,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反对所有这些宗派和学派的理论,从而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巴黎公社失败(1871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作了一个极深刻的、准确的、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革命的估价(《法兰西内战》,1871年出版)一以及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以后,马克思便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
见马克想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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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尽管如此,他还是收集大量新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文),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夫人逝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静静地长眠了。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当家境十分贫困时,马克思有几个孩子在童年时代死于伦敦。三个女儿嫁给英国和法国的三个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嫁给艾威林,劳拉嫁给拉法格,燕妮嫁给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因此,我们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
哲学唯物主义
从.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义者,特别是一个拥护路·费尔巴哈的人,就是在后来他也认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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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克思
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不够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争”(《遗著》中的《圣家族》)。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创立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
,
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明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或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认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某种观念的反映。”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
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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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于1844一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两者先孰后的问题:是精神先于自然界,还是自然界先于精神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先于自然界,从而归根到底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至多是“把当众逐出的唯物主义羞答答地从后门放进来”。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说过的比通常“较为唯物主义的”言论,及其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离开唯物主义立场”的说法,而同时又斥责赫胥黎留下了逃往不可知论和体谟主义去的“后路”。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
①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选集第4卷第210-25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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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
(3)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们认为,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并且正是现代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证物异常丰富这是在铺、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呵!>,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
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一—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米,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
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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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
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一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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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工艺学会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周密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
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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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米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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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一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阶级斗争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
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灭亡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
马克思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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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湿、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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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充思
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商品的分析着手。
价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重复亿万次的交换,使得千差万别的不能相比的使用价值经常彼此相等。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经常彼此相等的这些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在交换产品时,使各种不同的劳动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下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种形态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
巧克思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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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社会内表现于所有商品价值总额中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人类劳动力,亿万次的交换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只表现某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机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一位旧经济学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只是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某个
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从表现在重复亿万次的大量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的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单个的偶然的交换行为起(“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交换),直到一般价值形式,即几种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交换,以至货币的价值形式,这时金便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各个生产者通过市场所发生的社会联系遮蔽和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且在这里(如同在《资本论》的前几章中一样)也特别应当指出,这里所作的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一如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者流通手段,或者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照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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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着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
剩余价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变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
式是T(商品)(货币)T(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
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货币)——T
(商品)(货币),这就是说,为卖(加上利润)而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殖额叫做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变为资本,即变为一种特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不过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卖主间的盈亏必会抵销,并且这里所谈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要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泉源的独特属性”,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商品确是有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强迫他整天做工,譬如说做十
二小时的工。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内(“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内(“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看来,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或一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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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一部分)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增殖起来,因为它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要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较,而只应当同可变资本相比较。这种比率,马克思称做剩余价值率,按上述例子来看,就是6/6,即100%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分析第一种方法时,描绘了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政府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七世纪)和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事实。
马克思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是如何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就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丰富的材料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都显示出来了。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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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欲,而是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所有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在于认为变成资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作可变资本。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较快的事实,有巨大的意义。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其表现形式极其纷繁,使资本有可能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就给了我们一把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钥匙,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相隔的时间则比较长,比较不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原始积累就是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龊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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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而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和(Ⅱ)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来详细考察社会总资本在实现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和实行积累时的周转情形。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解决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全部社会经济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限于分析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剩余价值分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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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利息和地租的情况。利润是剩余价值和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而“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价值总量是与商品价格总和相等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它的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的价格(或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个众所周知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就为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与价格总和相等的。然而价值(会的)转化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道路,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道路,因为很自然,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内,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较快。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和全部资本之比,不只是和可变资本之比)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掩盖或阻碍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去转述《资本论》第三卷中专论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饶有兴趣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全被各个业主占有,面积有限,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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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生等差地租或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于是就完全揭解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优等地相继变为劣等地而产生的。相反地,也有倒逆的改变,也有某一类土地改变为另一类土地的事实(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一切工业部门和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完全自由,是资本能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资本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作为垄断者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于是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火,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化为国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化就是摧毁私有者的垄断,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切近地“触犯”现代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和“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的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一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书第86一87页。)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变过程的分析:劳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变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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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面将其交给地主),然后转变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变成货币,在旧俄称为“代役租”),最后转变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在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必然同时形成受货币雇用的无产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变之前就已形成这个阶级。在短工阶级已产生而还只是个别现象的时候,那些较富裕的缴纳代役租的农民自然而然就养成一种自剥削农村雇佣工人的习惯,正如封建时代富裕农奴自己也有农奴一样。于是,这些农民便渐渐有积蓄起相当的财产而变成未来的资本家的可能性。于是,那些独立经营的旧土地占有者中间就渐渐产生出资本主义租何者的苗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范围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32页)“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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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民所受的剥削租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农土地占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低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低价(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高的结果。”(《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土地私有制,即小生产的通常形式,不断衰落、消灭以至灭亡。“小土地私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不可避免地处处使小土地私有者陷于贫困。把资本用购买土地,便不能用来改善土地的经营。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农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私有制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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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生产过程的。“农村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提高了这种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枯竭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会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联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着一切财富的泉源—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
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仪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一一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上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一—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完全割断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为这种联系准备新因素,使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
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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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灭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内,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父权制家庭被资本主义瓦解,必然要通过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恶的形式。可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的形式建立起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也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或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显然,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在那里是工人为生产过程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存在)上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道发展的泉源”(《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工厂制度向我们表明“未来时代教育的萌芽,那时对于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儿童,生产劳动将同教学及体操结合起来,这不但是一种扩大社会生产的手段,而且是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同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完全是一个真理:“工人没有祖国”,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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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明国家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言》)。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控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控制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建立联系,直接或间接收买官吏和报刊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最后,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会存留的小农的态度问题时,必须指出恩格斯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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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刺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①(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也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解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
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
见《法德农民问题》(本选集第4卷第310页)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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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①。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付提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上论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
o。,
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这必须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作出的许多指示: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工
①见马克思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48页着注
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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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①使工人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败坏工人的意识”(第2卷第28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②;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毅力”(第3卷第124页)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宪章派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③;英国工人领袖是怎样按“介于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的样式造成的(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当这种垄断地位尚未破坏时,“对不列颠工人是毫无办法的”(第4卷第433页)④。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用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把它和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和结局)联系起来观察的。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
①见恩格斯1851年2月5日给马克的信。一编者注
见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1858年10月7日马克思的倍(本选集第4
卷第338页)。编者注
③见恩格斯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马克思1863年4月日恩格斯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48页)马克思1866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见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1881年8月11日马克思的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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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实行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间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在下层面前战;…被世界风暴吓得魂不附体;在在显得无力,处处实行抄袭;…没有首创精神;…该死的老头子注定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而领导年轻力壮的人民的青春热情的首次进发…”(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①大约过了二十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一觉察到将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发生,就宁愿去同奴隶制和。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以从他对1856年德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情况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马克思当时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的利益而背叛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也正是因为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
①见《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本卷第323页)。·编者注
②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本选集第4卷第334页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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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写信同马克思商量他们将在刊物上共同发表意见的问题时说道:“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代表工业工人说话时只攻击资产者,而忘记了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①1864170年间,当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时代,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刺削阶级为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面相互斗争的时代快告终结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无论对俾斯麦或亲奥派都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要在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②。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宜言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消沉和资产阶级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
①见恩格斯1865年1月27日和2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法
②见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1863年6月12日给思格斯的、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1864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65年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5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67年10月22日和12月6日给马克思的马克思1867年12月17日恩格斯的信。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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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卡尔·马克思
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以后,严厉地斥炎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采取不合法斗争手段的决心来对付非常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4页,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写于1914年711月
选自《列宁全集》第2I卷
1915年第一次载于格拉纳特
第28—58页
百科辞典》第7版第28卷
①见乌克思1877年7月23日和8月1日给恩格斯的倍、恐格斯1879年8月20日和9月9日马克思的、马克思1879年9月10日恩格斯的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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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①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面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
①题词引自尼·阿·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出波夫》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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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弗里德亚希·斯
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甫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的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礼会主义。最后,儿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溃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溃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
。”
而增长。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运转。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因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
弗里德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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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
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七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在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但是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及其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和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末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①,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想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见《德国农民战争)序言》,本选集第2卷第30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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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弗卫德希·恩格斯
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必须认识到,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他在1842年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服务: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形。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
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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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这些思想是在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中叙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述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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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思与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①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学。
.从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
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的科伦城主编民主派的《新莱茵报》。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一切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役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在伦敦住下。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四十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在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
指马克思和阿卢格1844年在巴黎创办的《德法年鉴杂志编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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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的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的现象。恩格斯在非常通俗的、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阐明了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①(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火的问题)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一篇论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和第2期上)④,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的文章,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⑥。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
①指《反杜林论》(本选集第3卷第45364页)。—编者注
②这是一部内容十分半富、十分有益的书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
一小部分译成了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92年日内瓦第2版)。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选集第4卷第210254页)编者注
④指《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注
指《论依宅间题》(本选集第2卷第470-550页)编者注
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本选集第2卷第616-629页)和《论俄国的社会题》(《马克思恩格断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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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斯
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的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四卷①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
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反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发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这一般说来是十分正确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②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在1864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团结了各国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就是在七十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马克
①指《余价值理论》编者注
②见恩格斯1884年10月15日给约·非贝克尔的信(本选巢第4卷第449页)。一一编者注
弗里德里·恩格斯
1
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地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俞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同时对于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理论的认识,并且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正是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的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一—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的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阿尔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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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弗里里希·恩格斯
脱战争的灾难,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于1895年秋
选自《列宁全集》第2卷
1896年第一次载于《工作》
第1-12页
文集第12期合刊
1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谬误在天国的申辩①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①申的原文 oratio pro aris et focis,直译是:对社樱和家园的辩护
一编者注
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下自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
因此,彼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导言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2(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点贡献)开始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国开始的。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一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3
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
不错,德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照进行。我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一一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象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3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这个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剜下来的每一磅肉。
相反地,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找我们自由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就有什么回声。还是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顿森林吧!
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
巧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置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
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这里指的是描述各个社会领域间的相互倾轧,描述普遍的沉闷和不满以及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偏颇,也就是描述专以维护一切卑鄙行为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内部的一切。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呵!社会没有止境地分成形形色色的行帮,这些心胸狭窄、心地不良、庸俗粗暴的行帮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它们这种昧的猜疑的关系能够使它们的统治者毫无例外地一虽然形式不同一一把他们看成只是仰仗统治者的恩典才活着的东西。甚至他们还要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要把这说成是上天的恩典!而在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身价和人数成反比的统治者!
针对这个对象的批判是肉的批判;而在肉搏战中,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称,这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给敌人以打击。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人民的要求的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格尔法学批》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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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对现代各国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如何通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相反地,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错误,它骇人听闻地违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具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可是,…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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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条顿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
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开始承认独占在国内的主权,并给它以对外的统治权。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①过渡到最无耻的实践。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消灭已经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独占;在德国,却是把独占发展到最大限度。那里,正在解决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现代问题的德国式的提法,说明我们的历史就象一个笨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
因此,既然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末德国人能够参与现代问题的程度顶多也只能象俄国人一样。但既然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末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曾经有一个是斯基台人4,但这丝毫也没有使斯基台人接近希腊文化。我们德意志人幸而不是斯基台人。
正象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
①德 slistige文的 Theorie(“狡的论”)是双关语,这里是示弗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宣传,狡的(listige)和李斯待(Lia)同音。输者注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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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巴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的实际脱离,在甚至还没有这种制度的德国,首先却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的批判脱离。
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想象的历史和自己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只限于对自己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只限于对观念中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这些理想制度就包含了对现实制度的直接否定,而理想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因此,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儿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的傲光的狭隘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的范围,或者以为哲学甚至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从哲学产生的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是在相反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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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对对方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没有超出这些前提得出的结果,或把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果充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果,虽然这些要求和结果一假定是正确的一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回头还要详细谈到。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还是彼世,虽然这个彼世不过只在河彼岸)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只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末反过来说,德国人之所以有可能从现实人抽象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的这个刺的完成,那末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德国过去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对者,那它就不会集中于自己本身,而会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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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呵!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5。正象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是,即使新教没有正确解决问题,它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俗人同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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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新教把德国俗人变成僧侣,便解放了世俗教皇即王公及其整个集团即特权者和庸人,那末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极深的德国人变成人,这就是解放全体人民。但正象解放不应以公的解放为限
一样,财产的收归俗用也不以夺取寺院财产为限,这种夺取是由伪善的普鲁七最先实行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垮台了。今天,神学本身已被粉碎,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表现我们的现状一碰到哲学也要垮台。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革命前,德国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保守的容克和扇人的忠顺奴隶。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答案之间的惊人的分歧是否会同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的同样的分歧一致呢?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但是,德国并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即越过它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它的目的来争取的那些障碍?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的产生,看来既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必要的基础。
但是,既然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也就是说它只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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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动相适应所以有朝一,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境地。德国可以比做染上基教病症而日形憔悴的偶像崇拜者。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德国各邦政府,那末我们就会看到,由于现代各种关系,由于德国的形势,由于德国教养的特点,最后由于自己本身的正确本能,这些政府不得不把现代国家世界它的长处我们没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制度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我们却大加欣赏一结合了起来。因此,德国还要越来越多地含有超出它的现状的那些国家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合理的方面,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方面。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也象所谓立宪德国这样,天真地分担了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而未分享它的现实成就呢?除了德国政府面外,难道会有什么人产生这样一种奇怪念头,想把出版检查制度的痛苦和以出版自由为前提的法国九月法令的痛苦结合在一起吗?正象在罗马的百神庙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样,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这个空前未有的折衷主义又特别得到了德国国王①的政治的、申美的饕凳的保证,这个国王想扮演国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以他本身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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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托邦式的空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3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
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但是,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缺乏那些把自己标志为社会消极代表的彻底、尖锐、勇敢、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和人民心胸相同一即使是瞬间的相同的开阔的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实行政治暴力的感悟,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敌人然挑战: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构成德国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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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忠诚一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是各个阶级的的基础的,却反而是被压抑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已主义故步自封,而且希望别人也能故步自封。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压迫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关系在没有得到这个领域的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建立了低于它的而且它能加以压迫的社会领域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连同自己的一切特殊要求与其他社会领域一起占居一定的地位。就连德国资产阶级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只是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卑鄙庸俗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识为依据的。因此,不仅德国各邦的帝王登基不及时,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米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设置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因此,就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是不等这种可能性显现出来就已成为过去,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述解放思想,而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陈旧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
在法国,只要有点什么,就能占有一切;在德国,只有一无所有,才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应该由逐步解放的现实过程产生;在德国,却应该由这种逐步过程的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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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个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社会自由,但它已不使这个自由受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德国则相反,在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它的直接地位、质需要、自己的锁链强迫它,它一直也不会感到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自己实现普遍解放的能力。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3
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而喻,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基督教德意忐的农奴等级也在不断地一虽然是逐渐地一一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
《思格尔法哲学批为》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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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对正在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和德国国王对已经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象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入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因,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7的高鸥来宣布。
写于1843年底一1844年1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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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 lgegensta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已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关于尔巴哈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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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和自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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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一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
关于费尔巴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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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写于1845年春
原文是德文
1888年由恩格斯收在他的
选自《马克思格斯全集》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第3卷第36页
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单行本中作为附录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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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正如德国的思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变成了
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国家产生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在它面前狄亚多希10的斗争简直微不足道。在瞬息之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当它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火星熄灭时,这个 caput mortuum①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初
①直译是:“骷髅”;这里的意思是:无用的残,经过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所下的废物编注
费尔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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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那些靠哲学过活,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在梦地取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极为热心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竞争在所不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残酷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描绘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伟火成果的因素。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一套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他们引以为快的民族感情的哲学骗局,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和地方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啼笑皆非的对比,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①
手稍中接着去了:“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
之前,首先提出一些较能阐明他们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论点,并且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菩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分析
1.一般意识形态,德哲学
A.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来
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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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亵读了这些范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称呼它们,如“类”、“唯一者”、“人”,等等。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①。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至于什么是宗教意识,什么是宗教观念,后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整个的进步在于:想象中占统治地位的、形面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其他的观念也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被宣布为宗教的或神学的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
①手中接着删去了:“这种推判企图吹自己是使世界免除一切灾难的绝对救世主。宗敏总是被看做和解释成这些哲学家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他们的永世的仇敌编者注
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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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转化为迷信一一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出现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世界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完全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送为止。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事物,只要把它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都是可以理解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夺而加以反对,而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合法的面加以赞扬。
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即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象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羁绊一样所以不育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幻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出一种道德要求,要他们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已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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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结果,就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但就连这些说明也是片面的。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
①手稿中接着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编注
②手稿中接着去了:“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制约肉体织的整个进
一步发达或不发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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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 Verkehr]11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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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了。这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使用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同样的关系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 Stamm)12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隐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点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因此就被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在奴求面前不得不保存这种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因此,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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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征服这件事看起来好象是同这种历史观完全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一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相反地,在意大利,于地产日益集中(这不仅是由买卖和负债所引起的,而且还是由继承所引起的,因为当时生活放荡和不结婚现象非常流行,于是一些古老的氏族逐渐灭亡,他们的财产转入了少数人手里),由于耕地变为牧场(不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原因所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夺来的和进贡的谷物的输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意大利谷物缺乏销路的现象所引起的),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而不得不经常代之以新的奴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平民,从来没有超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总之,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占领地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里第一次确立了那些我们在现代私有制中重新遇见的关系,不过是规模更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李奇尼乌斯土地法13就是证明),从内战发生以来,尤其是在王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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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后者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作这样的转移。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
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古代世界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武装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
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这里的财产主要是各个人的劳功。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一一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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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来的少量资本及其与不断增长的人口比较起来是固定的人数,使得帮工和学徒制度发展起来了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这样,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大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等级结构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与这种经营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在各手工行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乎工行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很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
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说来,都是一种需要。因此领导统治阶级组织即贵族组织的到处都是君主。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
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已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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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
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
①手中接着去了:“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真正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末这还是由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来的他们狭溢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一编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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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
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思辨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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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1.]历史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①。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象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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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于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成万的假说。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丽人口的增多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那末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的材料米考察和研究家庭,而不应该象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研究家庭①。此外,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
①住宅建筑。不言喻,蛮人的每一个家庭椰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游牧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单独的帐篷一样。这种单独的家庭经济由于私有制的进
一步发展,而成为更加必需的了。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还可能有什么呢?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为了某些特定月的而进行的公共房舍(监狱、兵营等)的兴建。不育而喻,消灭单个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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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这样,生命的生产一一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月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一点也很明显,因为对于德国人说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可靠的感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也没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可供参考,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
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
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
①马克思在贞边上写着:“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和人们的意识一样,也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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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展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已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儿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
①手稿中接着测去了:“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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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里人和绵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①。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由于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由于在该民族的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②,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一般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如象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锁”、“最高存在物”、“概念”、“怀疑”只是假想中孤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维若注
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宗救。具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德因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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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个人的唯心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经验的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荫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最后,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尖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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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我们恩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14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
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
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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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已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是他们本身应该在这种分离的界限里活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制中。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已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溢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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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3(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呢?例如地产怎么能够象在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根据现有不同的条件而发展(法国从分散的形式发展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在英国则是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状况发展到分散的形式)呢?或者贸易(它只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象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趋于衰亡;但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此外,有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有大量劳动力与资本隔绝或者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因而它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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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仅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而是一概处于完全不稳定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①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Cbirgerliche Gesellschaft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
①手稿中有一个脚注:“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主要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一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国家的起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编者注
② bu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语既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想,也有“市民社会”的意思。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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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2.]关于意识的生产
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也绝对是经验的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说来是如此神秘的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要谈到这一点),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一目了然。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已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这种观点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心地、即幻想地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设想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并不象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或者象“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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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
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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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
H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
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
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原始社会形态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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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些纯粹的思想后来在圣布鲁诺那里也被看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
一个,并最后消失于“自我意识”中①。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骑士”、盗贼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预先把宗教的人当作是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来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动摇,仅仅是德国人的民族事情,而且对德国说来也只有地方性的意义。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个例子,似乎这个“神的王国”不是幻想而是什么时候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的,似乎学识渊博的好汉们不是经常生活在(虽然他们自已不知道)他们前想要寻找道路去到达的那个“人的王国”中,似乎旨在说明这个九霄云外的理论王国的奇异性的科学消遣(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任务恰恰不是去证明这种王国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以为,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正如上面所说的,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所客观的历史集学正是离开活动米考察历史关系
的:反动的性质。”一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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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用不着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在某个时候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末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所消灭了。
上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们郑重其事地认为,形形色色的臆造,如“神人”、“人”等等,支配着各个历史时代;圣布鲁诺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而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纂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15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所有其他的民族和所有真实的事件都被遗忘了,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和“批判”、“人”以及“唯一者”之间的吵嚷。如果我们的理论家们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例如十八世纪的历史,那末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过程脱离的,而他们阐述这一历史的目的也仅仅是把所考察的时代描绘成
一个真正历史时代18401844年德国哲学斗争时代的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时期。他们抱的日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过去的历史,根据这一目的他们根本不提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为根据,而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如象圣布鲁诺在他那已被人遗忘的十八世纪历史16中所做的那样。这些唱高调的、爱吹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他们在德国生活,依靠德国和为着德国生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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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莱河颂歌17变为圣歌,并征服亚尔萨斯和洛林,但他们不是剽窃法兰西国家,而是剽窃法兰西哲学,们不是把法兰西的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的思想德国化。同打着理论的世界统治的旗而宣布德国的世界统治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比较起来,费奈迭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从这全部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犯了多大的错误。他(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2卷)18借助于“会的人”这一规定宜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一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
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费尔巴哈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象同“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敌人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对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还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哲学》19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这些地方证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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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相矛盾①
……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末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做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同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
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②。为了消灭这个障碍,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
①手至此中断注
②注意:费尔巴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感性外现从十通过对感性事实作较精的研究确定的感性现实,雨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光”戴上“服镜”米观察感性,使对感性束于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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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例如,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第110页)20,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象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象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1“自我意”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末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分配和彼此的界限,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讲究的别墅。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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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面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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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了①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然而,事情被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象后一个时期历史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象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国革命。因此,历史便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并列的人物”(如象“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荫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米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火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在十九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21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
①手稿中接着刷去了:“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那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设想,但就是不接触现实“油腔滑调的圣布诺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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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面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城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我们在上面(第[3539]页)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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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38—42]页)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古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①。它之所以能这样做,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普遍性符合于:(1)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思想家的欺和分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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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可能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伸出来,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22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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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446页)。在这之后,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想家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照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中的最高统治(施带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一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
.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既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①。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入的假貌和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真正的人一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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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思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家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就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现存的分工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方法。
[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1.交往和生产力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反谷物法同盟23)。
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3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
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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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最主要的它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
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那些中世纪时代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ド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来的那一点点资本(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公共场所的规定;各手工行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随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里,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里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逃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的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逃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受到训练,那末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受到训练,因而不带有行会的性质,而是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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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工的性质,那末劳动者就不能组织起来,而永远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日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这些城市是真正的“联盟”,这些“联盟”是由直接需要,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怀所产生的。平民在这些城市中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逃入城市的彼此互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组织严密、武装齐备并用嫉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组织得最适合于师傅的利益。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两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
二,同一师傅手下的那些帮工的工作成了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相隔绝;最后,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有时也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但是由于这些平民的软弱无力,这种暴动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限于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小冲突,而这些冲突是同行会制度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原始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商业的不发达、各城市之间联系的不密切、居民的稀少和需求的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练技巧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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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则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往和流通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的资本。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是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顺便提
一下,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
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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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他们和现关系以及为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相对立便成了他们共同的、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脱离了封建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主义的对立所制约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周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由于分工关系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①(同时资产阶级把原先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米说又是独立的,因此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这和个人屈从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受阶级支配怎样同时发展为受各种各样观念攴配,这一点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个具有发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它首先吞并直接求属家的那些劳动部门,接又吞并了一切[或多或少思等级。”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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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①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人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光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弗兰德)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别人手里,…部分违反行会法的规定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
那种一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自己必需的衣着而顺便从事的织布业,是于交往的扩火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最主要的行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着用布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受到商业逐渐扩大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以及中世纪的玻璃生产”。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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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一直为了自身需要而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
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艺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内在本性,它同行会的束缚是对立的。因此,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离开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向前走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如果针对当时的各种关系来讲,可以这样说。向前走的第
二步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又动员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佣他们或以廉价雇佣他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象在过去行会城市是农民摆脱[压迫他们的贵族]的避难所一样。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成的原因是: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由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组成的并效忠帝王以镇压其诸侯的军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流浪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十三世纪就曾出现过个别的类似的流浪时期,但只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单只英王亨利八世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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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当他们穷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即使这样,也还要制止他们的强烈反抗。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些关系仍然带有宗法的色彩,而在大城市、真正工场手工业城市里,这种色彩在最初阶段就几乎完全消失了。
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它们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一一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特征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获得扩大生产的任何刺激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面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和过去不同,在城市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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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占统治地位了,而且还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治①。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起初,由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太少而禁止这些金属出口;另一方面,工业(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并且大部分是外来的工业)没有特权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到全国。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了这种税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繁荣和货币的广泛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需要更多的货币,它为充实国库起见,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刚刚投入市场的大量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的主要对象;过去的特权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且可以拿来出卖;在关税法中规定了出口税,这种税只是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它纯粹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目的。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它几乎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商业和航运比起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对期是从航海法24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
马克在页边上写者:“小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大资产阶级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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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但归根到底竞争者们的斗争还是靠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居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一个国家的现象。
对工场手工业经常采用种种的保护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保护,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完全被禁止(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中占居首位的、殖民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一无论是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此外,它的经营方法,特别是十八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法,使它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因而工场手工业,在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是完全依赖于贸易的扩展或收缩的,而它对贸易的反作用却是比较微小的。这一点说明了工场手工业的意义是次要的,同时也说明了十八世纪商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坚决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商业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却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占统治。参看艾金25。十八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品托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26:“贸易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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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的法令废除了,货币贸易、银行、国债和纸币产生了,股票投机、有价证券投机和各方的投机倒把等现象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发达。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原始的自然的性质。
在十七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内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创立(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的,例如,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尽
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加速了,但总还是比较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许多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专门由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灭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货币制度的不发达(它刚经过最初的发展阶段),一所有这一切都严地奶碍了流通。这一点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鄙的小商人习气当时的商人同手工工场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是小市民、参看亚·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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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只不过是抵制竞争的治标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象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动化体系。[它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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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火工业不是在一切地方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大工业所产生的那个无产者阶层走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并引导着所有其余的群众,而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则由于大工业的过错而处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中。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①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2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在古代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所有权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到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
①尽臂竞争把各个个人汇集在一起,但它却使各个个人一不仅资产者,而特别是无产者一一此孤立起来。因此需要经过不少的时间,这些个人才能联合起来,更不用说,为了这种联合(如果它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联合)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便利的交通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个人(他们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这种孤立状态的条件下)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要求和反的东西,就等要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就等于要求人们从脑里抛掉他们由于自己的孤立状态而无法加以控制的那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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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奴隶制和共同体)以罗马公民法为依据的占有)。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捐税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并由于借国债而完全为他们所控制;这种国家的命运既受到交易所中国家债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取决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离业信贷。由于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因此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区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经被消灭了的等级述构成一种不定形的混合体而继续起着一定的作用,因而在那里任何一部分居民也不可能对其他部分的居民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断言,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已经渗入到日常的意识中了。
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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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在现代各国人民那里,工业和贸易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形式,因此对他们说来,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便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非也制定了航海法。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普遍意志的结果。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②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本,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幻想,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是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实际上滥用这个概念对于所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即他的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对他的意志的关系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一种关
恩格斯在页边上写:“(放高利货1)”。…编若注
②指任意支配事物的权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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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的缘故,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可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占有权利以及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他作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如果除此之外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他的土地,就一无所有。法学家们的这种幻想说明: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这类事情,一般是纯粹偶然的现象;这些关系被他们看做是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的关系,它们的内容完全取决于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的时候,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
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
从前者产生了发达的分工和广泛的贸易的前提,从后者产生了地方局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而这里出现了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
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就等于观念、他们只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真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编注
②这里缺少四页手稿。一一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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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米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限于交换。在前
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实行分工。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菲个人关系,依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小工业,但这种工业是受对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所支配的,因此这里没有不同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以分工为基础,而且只有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中以及到目前为的各处的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
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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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现代的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等人把个人的联合同资本的联合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是相互依赖的。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是同劳动对立的这一点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①。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这种生产力好象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
①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西斯蒙第”--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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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哈
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现在它们互相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的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已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点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
B.意识形态的现实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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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受全部个人支配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
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的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但是过去,在历史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而在现在,各个个人的孤独活动,即某一个个人所从事的特殊的私人活动,才是偶然的。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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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水巴哈
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微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
*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发挥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
(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
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①;(3)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待现在的生产状况者注
②“手稿中接着去了:“活动的现代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统治…编注
C.共产主义。交形式本身的生产
77
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述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①
[C共产主义。交往
形式本身的生产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
①于稿中接着删去了:“至于谈到革的的这种必要性,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而圣布诺却继续心安理得地胡言乱语,说什么实在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唯灵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为了享受染敬,他继续胡言乱语地说:那时候得救之日最后将会来临,大地将成为天堂,天堂将成为大地(神学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天堂)那时候欢乐和幸福将要千秋万古地奏出天界和谐的乐声(第140页)当这一切都要发生的末日申判突然来临的时候一燃烧着的城市的红光将是这天的朝,当‘界和谐的乐’必然有炮声伴奏着发出《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拉》的旋律,断头台将打出拍子的时候;当卑贱的群众高着aira, ca ira并把‘自我意识吊在路灯柱上28的时候,我们这位圣师将会大吃一惊。圣布鲁诺最没有根据来为自己描绘一幅‘千秋万古地欢乐和幸福的慰的图画。我们没有乐趣来事先推测圣布诺在末日审判那天的行为至于应当把实行革命的无产了解为想要推翻批判的实体’或群众’,还是了解为还没有足够的浓度来消化鲍威尔思想的一种精神流出,这个问题也是于解决的。”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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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
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做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给他们提供资料是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说来是无机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十八世纪对于个人说来就是某种偶然的东,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一切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在一切对于后来时代说来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说来则相反)中,也就是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也有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象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带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尽管目前形态下的羊或狗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在上述矛盾产生以前,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他们说来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
C.共产主义。一一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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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①。这样,在上述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的。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的观点也强加给过去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楷,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对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因此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区、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关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继续存在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个人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而且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应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
①马克思在页边上对着:“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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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带有较大的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相反地,在那些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里,例如北美,这种发展是异常迅速的。在这些国家里,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迁移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①。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过程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
一种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新的地方就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毫无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的长期统治(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
①个别国家的个人的精力,一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通过种杂交产生的力,一一因此德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已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民移居一块全新的上地上,而在,居民从来没有移动过。
C.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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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民族此时是否已经象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还只是以它的联合和现存的共同体形式为基础。其次,占领的性质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当地银行家的体现于票据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业资本说来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什么地方,占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需要转向生产。从这种很快到来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让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这种形式到底受到生产力的多大程度的制约,这从查理大帝等企图建立以古罗马遗迹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中已经得到证明。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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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
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根据狭溢的观点,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做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更其容易的是,这些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个人本身,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而对自己的活动作出了种种幻想。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①。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已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看出,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
①恩格斯在边上写着:“(费尔巴吟:存在和本质)-编者注
C.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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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在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各个个人对立的,这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不可免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只是一种(决不象《社会契约》28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协定(参见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在这些条件下,个人然后有可能利用偶然性为自己服务。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而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也就是说,可以设想出某种奚落历史科学的东西①。在这以后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一些亚种,理解为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
①在圣克斯那里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通过国家才完全成为一个人,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和资产者只是资产者的类的一个标本这种说法相同的这里所持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在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在哲学家们看来阶级是先存在的”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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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已,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
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一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的,而对他们本身说来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土地贵族的时候,它们的生存条件,即在其与封建体系制断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表现为
一种与封建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不久以后也具有了一种封建形式。无论如何,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在这方面他们所做的象每一个挣脱了锁的阶级所做的一样,而且他们不是作为一个
C.共产主义交形式本身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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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单独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构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环境中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它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从而使它进一步发展①
相反地,对于无产者说来,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存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无产者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由此可见,逃广农奴仅仅是力求自由地发展和巩固他们现有的生存条件,因而归根结底只是力求达到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
写于18451846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载于《马克思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恩格斯文库》1924年版第1卷
第3卷第19—87页
①注意: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存在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它要求把小块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从他的领主那里逃跑出来,并使他有可能去当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农奴已经是半资产者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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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30
在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载勒尔、魏特林、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出席参加的会议上,关于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
海尔曼·克利盖主的《人民论坛报》31
大家(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并附论据。
决议
(1)《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益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
(2)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益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
(3)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4)本决议连同论据将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5)本决议送交《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一份,要求该报在最近
第一部分把共产主义变成关爱的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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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号上将此决议连同论据一并发表。
恩格斯菲日果路易·海尔堡卡·马克思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沃尔弗
1846年5月11日于布鲁塞尔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人民论坛报》第13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告妇女书》的文章。
(1)“妇女是爱的祭司”。
(2)“送我们到这里来的是爱”
(3)“爱的使徒”。
(a)美文学的插曲:“闪闪发光的仁慈的眼神”;“真理的声音”。
(b)虚伪粗鄙的向妇女讨好的企图:“你们即使穿着女王的服装也仍旧是妇女…你们也没学会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哄人。你们的心肠太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不幸的孩子饿死在母亲手里。”
(4)“可爱的小宝宝的未来”
(5)“亲爱的姊妹们”。
(6)“啊,请听一听我们的话,假使你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背叛爱”。
(7)“爱的”。
(8)“用爱”
(9)“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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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10)“我们向你们乞求泣诉的最神圣的爱的事业”。(c)美文学和圣经上的庸俗论调:“妇女命定生产人类的儿女”这等于指出:男人不能生孩子。
(11)“充满爱的心灵必然发展成共性的圣灵”
(d)插曲式的“福哉,马利亚”②“女人们,你们有福了,你们
三倍地有福了,因为你们命定要给早已预言过的幸福王国以第一次圣化。”
(12)“亲爱的姊妹们”。
(13)“不是爱而是恨”(资产阶级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
(14)“啊,亲爱的!”
(5)“把爱送上宝座”。
(16)“由互爱而结合起来的积极的人们”。(17)“爱的真正祭司”。
(e)美学的插句:“假如你们胆怯的心灵还没有忘记作出几次美妙的飞翔”(这是能否实现尚待证明的魔术)。(18)“爱的世界”。
(19)“恨的国和爱的正国”。
(f)欺骗妇女的企图:“因此你们在政治上古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影响,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就会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
(g)旨在压倒理智声音的哲学喇叭声:“让全人类永远安然自得,这就是你们活动的最终的。”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活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者
②天教祷告的头一句…编者注
第一部分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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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你们的爱”。这是向妇女要求“最热烈的”爱的借口,以便她们“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这一要求是既下流的,又非分的。
(h)遁逃曲:“成千上万被遗弃的孤儿正在消灭他们所处的可怕的环境”。这里“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孤儿”消灭“环境”,还是“环境”消灭“孤儿”?
(i)新共产主义政策的表白:“我们不想侵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让高利贷者保留已经拥有的财产吧;我们只想防止继续盗窃国民财产的行为,防止资本以后剥夺劳动的合法财产”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应该是:“每一个穷人,一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机会,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根据这种说法,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资产者,包括克利盖十分恨的红约资产者在内。)“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十四亿英亩国有土地>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那末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亲手来给自己建设不可侵犯的家园了。”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工商业各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可是,为了迎接上述幸福时刻的到来,克利盖已在准备做如下一种乡下牧师式的宣教:“那时我们就能教导人们和睦相处,彼此减轻一切生活上的负担和困难,并且
(21)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每村都恰好占地一百六十英亩)。
克利盖在结束对已婚妇女的号召时说:“首先你们要向(22)自己亲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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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的通
展求他们放弃旧的政策…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孩,恳求他们为了他们的蠢人的孩子们醒悟过来”。其次,他又向“少女们”说:“但愿对于
(23)你们的爱人来说
土地解放是他们人格的试金石,请不要轻信(24)他们的爱,
当他们没有发誓忠实于全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少女们举止稳重,那末他就会向她们保证,她们的孩子(25)“也会和她们<指“天国的鸟”>一样成为富于爱情的人”,他在结束他那单调的歌曲时又重复谈到
(26)“爱的真正祭司”、“伟大的共性王国”和“圣化”等。《人民论坛报》第13号《答索尔塔》
(27)“它<共性的伟大精神>象爱之火,在教友的眼中燃烧”。(28)“女人如果没有她能爱、能为之献出自己的颤抖的心灵的男人,那她还成什么样子呢?”(29)“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30)“母爱”。(31)“对人的爱”。
(32)“爱的所有最初的声音”(33)“爱的光芒”。
(j)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服从于它〈敏感的心的跳动”。
(34)“在金钱声中,爱的声音沉寂了”。(35)“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
这样,单是在这一号报纸中,约略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到三十
五种表现的爱。按照这种谈爱的废话,克利盖在《答索尔塔》一文
第二部分《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91
中和在别的地方都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已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已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他向高利贷者谄媚,答应不动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他发誓说并不想“破坏对家庭生活、祖国和民族的依恋”,只想“实现这种依恋”。说共产主义不是“破坏”,而是要使现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者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实现”的这种怯儒而虚伪的说法,从头到尾贯串在每一号的《人民论坛报》中。克利盖和政治家们争论时所持的立场跟这种虚伪和懦是相吻合的。他认为(第10号上)写文章反对类似拉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就是背共产主义。因此,象蒲鲁东、卡贝、德萨米这样的人,一句话,所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只是“有名无实的共产主义者”。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已经远远抛开了白尔尼,正象法国共产主义者远远抛开了拉梅耐一样,这一点是克利盖在德、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
这种爱的语将会如何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经衰弱,将会如何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贫血,一一关于这一点,克利盖自己也该想一想。
第二部分
《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
对“青年美国”32的态度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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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竟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水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那些地方以外,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词句来装饰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论坛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
“他们ㄑ即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米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十四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
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一百六十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
“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一百六十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一百六十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
于是,为了把土地留做“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一百六十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之间以及和其他人将进行交换,不是交换上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
第二部分《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93
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一百六
十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较高,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座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
十四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一百六十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人,不多不少,恰好八百七十五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五口人计算,一共有四千三百
七十五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二十五年增加
一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四十年。这十四亿英亩在四十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四千四百万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十个人中有一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岛就有七百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五万二千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做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的意向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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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和恩格斯:反利盖的告
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全人类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
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
“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士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
这就是我的小屋,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这就是我的家,它使你们的心充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师傅和农民吧!用这十四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我们再引一段话来看看克利盖究竟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经济关系的:
“每一个人必须在每一种行业里至少学会这样种技巧,使他(万…有什么不幸使他离开人类社会)必要时可以不靠旁人的帮助而能生活一个时候。”不消说,“大谈”其“爱”和“克已”,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
第三部分形而上学的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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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形而上学的夸大
《人民论坛报》第13号刊载了《答索尔塔》一文。
(1)克利盖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不习惯在抽象的不毛之地上玩弄逻辑的戏法”。但每一号《人民论坛报》都证明克利盖正是用哲学的和情感的词句玩弄“戏法”,虽然不是“逻辑的”戏法。
(2)克利盖为了表达“每一个人单独尘活”简直是废话)的论点,玩弄了下面非逻辑的“戏法”:“现在整个人类只是体现在个体中。”
(3)“事物现状的终止”必然取决于“人类创造精神的意旨”(这种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4)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这样的:“他身上带有人类的烙印现在对谁不能这样说呢?>,按照人类的目标来确定自己的月标似乎人类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目标的个人并且只是为了有可能将目前和未来的他全部献给人类,才力图完全成为他自”(在一种虚幻的怪影面前的完全自我牺牲和自卑自贱)
(5)对个人跟人类的关系问题也是用下面的夸张的蠢话来表达的:“我们大家就如同我们个人的活动一样,只是人类内部深处所发生的伟大运动的征兆。”“人类内部深处”这究竟是哪里呢?这样说来,具体的人只是虚幻世界“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征兆”或标记。
(6)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他使这种“伟大精神”“在圣餐杯中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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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色彩奇异的光辉”并象“圣灵”一样“在教友眼中发光”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被这样变成“探求”圣灵和圣餐,当然,克利盖也可以说,“只需要认识”这种精神,就能“用爱把所有人团结起来”
(7)在这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未做出以前,是把共产主义和圣餐①混为一谈:“征服世界的精神,支配风暴和雷雨的精神<1,治好盲人和麻风病患者的精神,让世人同喝一种酒我们要喝各种各样的酒>和同吃一块面包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更高的的精神,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精神就是共性精神。”如果这种精神确实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那就完全不能理解按照克利盖的说法怎么来解释私有制的长期存在的确,这种精神还没有被“认识”,所以它仅仅在克利盖个人的想象中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
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利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对“共性的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实现时最不需要的东西。
第四部分
向宗教谄媚
不言而喻,克利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正是浸透了宗教思想的那种心情的大言不惭的表白。我们很快就会
文字游戏:“共产主义”的原文是4,“圣餐”的原文是4kon
munion注
第四部分向宗教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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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如何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其结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堕落
在第10号上登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和《海尔曼克利盖致哈罗·哈林》等文章中说,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
(1)“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克利盖却没有发现这些基督教的幻想只是现存世界的虚幻的反映,因此它们的“实性”已经表现在这一现存世界的丑恶的关系中。
(2)“为了这个爱的宗教,我们要求:饿的人有饭吃,渴的人有水喝,裸体的人有衣穿”。一千八百年来这种要求已经重复得令人厌烦然而毫无成就。
(3)“我们教会人们表现爱”,为了
(4)“领悟爱”。
(5)“在他们的爱的王国不可能有任何鬼怪”
(6)“他的人的>最神圣的要求就是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的社会中,对这些人他决不保留其他任何东西,除了
(7)他那无限的爱”。可以设想,在这种无限性中,爱的理论达到了最高点,似乎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高的东西了;然而事实上却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东西。
(8)“这种爱的热情的流露,舍已为人的决心,对共性的神圣的渴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最隐秘的宗教,这种宗教只是缺乏相应的外部世界借以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了”。但是,现在的“外部世界”显然是使克利盖完全有可能把他的“最隐秘的宗教”、他的“神圣的渴望”、他的舍已为人的决心”他的“热情的流露”,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9)“难道我们就无权严肃地对待长期受抑制的宗教心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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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格斯:反克利盖的告
,为彻底实现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兄弟友爱的乐园而开始斗争吗?”于是克利盖就开始为严地对待心的激动而斗争,但这个心不是常的、卑鄙的,而是宗教的;个心不是因现实的贫困而变得残酷的,而是充满幸福的幻想的心他象牧师一样在这里替别人说话,就是说替“穷人”说话,来证明他的“宗教心”。因此他
一开始斗争时,就向人表明,他本人并不需要共产主义,他之所以参加斗争只是由于他对“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宽宏大量的、自我牺牲的、含糊不清的忘我精神,因为这些人需要他去帮助。在孤寂和忧郁的时刻,这种崇高的情感就充满这位善良人的心成为他消除万恶世界一切不幸的灵丹。
(10)克利盖在结束他那激动人心的冗长的演说时说:“对于不支持这种政党的人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人类的敌人。”这种十分过激的词句似乎和“舍己为人的决心”以及对一切人的“爱的宗教”相矛盾。但它确是这种新宗教的完全必然的结论,因为新宗教和别的宗教一样,也极端仇视并迫害自己的敌人。政敌在这里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异教徒,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党所反对的敌人已变成了对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类”有罪的应受惩治的罪人。(11)在给哈罗·哈林的信中说道:“所有穷人都在玛门的压迫下痛苦呻吟,我们号召他们起义来反对玛门,当我们把可怕的暴君从他的古老的王座上推倒时,我们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使早就预言的乐园终于来临。”为了对现在的金钱权力充满义愤,克利盖首先就得把金钱权力变成玛门偶像。这个偶像一定会被打倒,至于怎样打倒,那暂时还不知道。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缩小为单独的起义,打倒这个偶像以后,就会有先知(“我们”)出现,为的是“教会”无产阶级以后该怎样做。这些先知将“教会”当时很不了解本身利益的徒众,怎样
第四分向宗教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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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而且并不是真正为了什么“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主要是为了实现圣书的预言,使一千
八百年前一些空想家的预言不致落空。这种采取预言的作法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第8号上《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安得列阿斯·迪奇》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例子:(a)“无产者,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
(b)“千万颗心愉快地跳动着去迎接实现哲的伟大时代”,即“伟大的爱的王国…期待已久的爱的王国”的来临。(c)在第12号《答神甫的敌人科赫》中说:
“永恒救世的福音被人急速地口口相传”甚至“手手相递”。“急速传播福音”这种奇迹以及关于“永恒救世的这种胡说,完全符合另一种奇迹,即古代福音书作者的早已遭到摈弃的预言却出乎意料地开始由克利盖实现了。
(12)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第8号《什么是无产阶级?》一文中。下面是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无产阶级,

这就是人类。”简直是故意说谎,这样说来共产主义者倒似乎想消灭人类。“人类”这一答复不正象西哀士对“什么是第三等级?”的答复33吗?这一点正说明了,克利盖是用模糊不清的外壳来掩盖历史事实。克利盖马上又对美国抗租运动做了一番虚假的描述作为新的论据。“最后,如果这个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他必须在
一定的面具下出现;刚才还宣称无产阶级就是人类,而现在人类却变成无产阶级的一种身分了>声明要求永远握有全部土地作为自已不可分割的财产又怎样呢?”我们看到,极简单的实际运动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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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了象“人类”、“不可分割的财产”、“永远”等空洞的字眼,因此也就不会超出“要求”的范围。除了一般的形容词象“被压迫的”等等,还加上宗教的形容词“可诅咒的”。克利益只是用一些神话和圣经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
“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结尾时他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难道人类应该永远象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大地上徬吗?”可是这个“人类”中的一部分安居在大地上这件事却正是他的眼中钉
(13)克利盖宗教的本质极明显地反映在下面的话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应限于仅仅关心我们自己下贱的个人,我们是属于人类的。”对于脱离了“个人”并且与个人对立的“人类”(人类于是变成形而上学的臆想,而照克利盖的说法甚至变成宗教的臆想)的这种可耻的令人讨厌的奉承,这种真正极端“下贱的”奴求般的自卑,就是克利盖的宗教以及其他任何教的最后结论。这种宣传卑谄求宠和轻视自己的学说,完全适用于勇敢的…僧侣,但永远不会适用于坚强的人们,特别是在斗争的时候。所差的只是使这些勇敢的僧侣阉割掉自己“下贱的个人”,以便使他们深信“人类”是能再生产自己的!如果说克利盖只能可怜地表现一下多情善感,想不出更好的东西,那末他在每号《人民论坛报》上反复搬弄他的“拉梅耐神甫”,看来就是最机灵的做法了。
几乎每一号《人民论坛报》上都有那种乞求工作的话,这说明克利盖的无限怜悯和无限自我牺牲的宗教所引起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例如第8号上写道:
“工作工作!工作!”
第五部分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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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贤达的先尘中,难道每一个人都认为供养诚的家庭并把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从穷困绝望中拯救出来,是徒劳无益的吗?例如,梅克伦堡人约翰·施泰恩到现在述没有工作,他愿意为资本家卖命,只要能够糊口就行了。难道这个要求在义明社会里是过分的吗?而巴登人卡尔·盖沙特物呢?这是
一位工作能力很强,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看来十分忠诚善良,我保证他是忠诚的化身此外,一位老年人和许多别的青年人也都在为谋生而恳求工作。凡是能帮助他们的人,请赶快帮助他们,否则有朝一日,当你们特别需要睡觉的时候,良心的谴责会使你们失眠的。诚然,你们可以说成千上万的人都求工作,我们终不能帮助他们所有的人。噢,你们本来能够做到这
一点,但是你们是利己主义的奴隶,你们毫无心肝,不愿意这样做。假如你们不愿意帮助所有的人,至少也得证明你们还有一点人类情感的残余。尽你们的所能帮助那些孤苦的人吧。
噢,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能够超出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的!这就是实践方面,这就是新的宗教所宣扬的自卑自贱和自甘堕落的实际表现。
第五部分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克利盖在他的报刊上所发表的言论带有什么性质,从上面所引证的那些地方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谈几点。克利盖作为一个先知,因而也就必然作为埃萨伊34秘密同盟“正义同盟”的代表发言。因此,如果他不是代表“被压迫者”发言,他就是为了“正义”发言,不过这种正义不是一般的正义,而是“正义同盟”的正义。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他歪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发展,其实他对于这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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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
展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说般的阴谋。关于这一点每一号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答哈罗·哈林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同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克利盖作为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他首先向妇女们呼吁,他并不认为她们卑劣到竟能抗拒充满爱的心,后,他作为“儿子”,作为“兄弟”,作为“亲爱的兄弟”“用温顺的字眼象儿子似地”向新出现的鼓动者们呼吁,最后他作为人又向财主呼吁。他刚一到纽约,就写信给所有德国富商,用他那爱的纸炮吓唬他们,却不愿意过于露骨地承认他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有时用“人”,有时用“人们的朋友”,有时用“傻瓜”来署名。“我的朋友们,你们相信吗?”对于他的丑角式的妄言没有人理睬。除了克利盖本人外,谁也不感到奇怪。他往往用“万岁!共性万岁!平等万岁!爱万岁!”一类的感叹词句来装饰我们所熟悉的引证过的关于爱的词句(见第12号《答科赫》)。他把令人困惑的实际疑问和疑虑(见第14号《答孔策》)解释为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固执。作为真正的先知和爱的宣传者,他以仿佛受骗的纯洁心灵对嘲笑者,不信神的人和旧世界的人表现了极端疯狂的愤怒,就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了奇妙地变成“有福的天国居民”而求助于他的甜蜜的热爱。在第11号题为《春天》一文中,他怀着这种灰心而伤感的情绪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嘲笑我们,但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信宗教的人,要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写于1846年5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1846年5月以石印单行本形式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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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哲学的贫困》5第章
第一节方法
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使我们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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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上学
蒲鲁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一形而上学方法解说》37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顾序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费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已的逻辑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浦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
第一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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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水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已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相结合一—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词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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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泊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已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
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88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
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第一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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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销。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艾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
一个与自已矛盾的群作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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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照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一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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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皙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39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秤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售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鲁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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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做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①。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
①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各奴州生产谷物和肉类。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而美测棉花的垄断又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人奴求制一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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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浦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哮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涛,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定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剂这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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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的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智慧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2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的话从来没有说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费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那末,浦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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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
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
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
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想家所走的这条迁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回曲折的道路跟蒲东先生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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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煞。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若、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第2卷第102页
在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实力竞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续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时边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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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日繁多的理性都是浦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象中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①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来就象它们作为后果会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方面随着观念的演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任务时为。”(第1卷第133页)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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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以前发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全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任务”。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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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当做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看待,否认世世代代借以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是把目的和人换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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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历史40,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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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电要的是不使文明的采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①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
①在马克思送给娜·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此处是:“劳动阶级”。一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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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得以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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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布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线、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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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上学
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
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体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
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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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一系列的经济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
分工的好的方面
的平等的方法。”(第1卷第93页)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第1卷第94页)
另一种说法
分工的坏的方面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1卷第94页)
找寻“一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
应当解决的任务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1卷第97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周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41、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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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
Tords)十四、十五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十七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新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2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一切并未妨碍蒲鲁东先生在另
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说,似乎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特吧;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果纳了我在论分的道德影响这一作中提出的原,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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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毫无凝问是由于我那本书43的标题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窃。《勒柴特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评价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末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且在亚当·斯密以前
十七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
°。
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部人构成的机器…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1783年巴黎版44)
在结束这一场文献的涉猎的同时,让我们指出一点:我们明确地否认所谓“所有的经济学家常常更多地强调分工的有益方面”。只须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蒲鲁东先生怎样从被当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来看待的分工中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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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丽上学
“在这分工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鲁东贫闲的哲学》第1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浦鲁乐先生继续写道:“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米,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出于报酬微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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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肯定地说,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辩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身分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唇他的身分,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他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一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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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分上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多种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柑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对立的合题…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3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者…它把权力原理带入劳动领…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分,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州劳动是在分工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一点。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东先生以为这种现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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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属于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题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未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叮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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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治经济学的形雨上学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工场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十五、十六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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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浦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
.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儿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杂费开支等等。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十六世纪或是十七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部门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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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结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45)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一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
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
①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一者注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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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现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还用得着说吗?
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十八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十八世纪中,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
尤尔博士说道:“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罗拉……主要的困难并不在自动装置的发明闲难主要在培养必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可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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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前上学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代工厂里我们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须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渐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减轻,而其余如针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上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工厂的作中儿平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须由小孩看就行了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就愈是有主见,愈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安动会给机械体系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两种能力,如果人们在年时期就把它们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顺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
第二节分工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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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全述可以任意把他从这
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钝…但在平均化原则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调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石管另
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内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余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重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的熟练工人的超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同水平面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得鲁·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1卷第1章46
现代社会内部分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
勒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米,人是缩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迪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蒲鲁东先生连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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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捕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售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竞争和垄断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有同等重要的
竞争的好的方面意义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竞争的坏的方面“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
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般的想法“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
逻辑上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应当解决的任务“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
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全部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察。”
第三节竞争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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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①。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身相适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对象,月柱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润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
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十四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组织和特权即将废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末他
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
博立叶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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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治经济学的形上学
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鲁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革命既为了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基本上承认二千五万人的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末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
十八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 in partibus
第三节竞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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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delium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
十七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
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象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日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
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覆。”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
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已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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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末来的社会呢?
往后,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浦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坏的是,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
第三节竞争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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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维的理论的结果。“垄断是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断。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袭断是竞争的灭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个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组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少和“屏障”同样好听。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坐断。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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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火概对资产阶级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47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袭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袭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武踏走到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
第三节净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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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说:“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平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收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和平民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纳税。”48
至于捐税、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已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税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
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税,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利人口等问题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推论,这些短短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评论,甚至是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专讲这些问题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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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上学
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第2卷第269页)
这样,蒲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利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聚地束缚于自然,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2卷第265页)
有四十个埃巨的人49大概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
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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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许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上,土地所有权始终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鲁东先生的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上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地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上地广漠无垠,而工业仅仪萌芽,在这个时候,地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和农业进步,土地逐渐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地租。在付出等冠势动的情况下收成愈多的土地,价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经营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摆为已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劳动之后,以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当所有者执行神秘的义务,以社会集体的代表者的身分对待耕者的时候,土地经营者却命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地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在不能秘密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必须具备所有权的全部魔力,才能从耕者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已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一创造者。地租,或者更恰当地说,地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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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额,就是地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deus ex machina①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以便从耕者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千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地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重复应予说明的范畴,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来决定地租,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必要性,产生了地租;蒲鲁东关于地租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
一切同类产品的共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
①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意是:突热出现以挽救危周的人。·一编者注
②“所有者”的原文是proprie taircs,“所有权”的原文是apropriete前者比后者多一个音节;“收租者”的原文是rentiers,地租的原文是rentes前者比后者世多一个音节。一编者注
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47
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象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①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木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②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3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可能发生象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
①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话的开头为;“要仪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在马克思送给·亭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十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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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已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七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
一部分收入①。在封建租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
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耕者子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地租。可是,一出现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经营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经营者的耕者。劳动者沦为普通工、短工、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象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地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
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
①在1885年德文版中,没有最后的两句,在前面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佣工人来经营七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占者。”—一编者注
第四七地所有权或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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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上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地,正象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活里,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一把耕者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二十个法郎,那末,原值十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
二十个法郎。
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争产生而绝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经营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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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十个法郎的地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十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二十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末,平均市场价格就是十五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二十个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十五个法郎,那末地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为地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十个法郎生产的一公石谷物能卖二
十个法郎时,地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掌握并以它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七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但是,首先一公石谷物要按二十个法郎支付,然后再把取自消费者的多余的那十个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走到第一个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地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
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均占有七地份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
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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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地清册是不精确的。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
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目的。
浦东先生继续说:“地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 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地租的实质。”(第2卷第265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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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地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士地资本的利比其他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而是以资本家的身分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七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间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水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末:这绝不是由于上地的本
第四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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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多少是永恒的缘故。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上地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贵的,但自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炎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地租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经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生产更加完善”的后果)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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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十七世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见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50
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步说工资就是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当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10和111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
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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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部门迟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
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资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某些利润超过一般水平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贫困的加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利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巾一个最重大的发明一一自动骤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如果说用来反对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的加强是同盟和罢工的唯一结果,那末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莱昂·福适先生在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尘兴趣(是一种进步,我们当然只有向他们表示视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波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调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们无法操纵的…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英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贫困但它不要跨过海峡。”(蒲舞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
自动纺机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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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261和262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波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波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没有工人打先锋,他们就对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组织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门之外,说这是凭票入场的集会,意思是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大登特登有关会上发言的报道。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波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育。他们说,厂主并没有权力操纵工资,因为产品价格不决定于厂主,其所以不决定于厂主,则是因为厂主没有权力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工人们了解到,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老板增加工资。蒲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贫困的普遄加剧。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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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蒲鲁东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贫困加剧呢?不是。他对波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1卷第334和335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迫使议会批准了这种法律。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愈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先议会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52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①在给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破坏工业的正常工作,妨碍厂主满足订户的要求,扰乱商业和加速采用机器,机器就会使你们的一部分劳动毫无用处,从而将迫使你
①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用是傅立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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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面上学
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你们一定会徒劳无益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劳动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千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绝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照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面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53,拥有会员八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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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54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
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木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
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
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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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扰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日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①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①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一一弗·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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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55
写于1847年上半年
原文是法文
1847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第4卷第138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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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①
.在宗教改革5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单是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一粗俗文学目前我们正处在类似十六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前夜。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对历史发展发生的兴趣,不难克服这类作品在那些甚至鉴赏力不高的人们中间所引起的、并且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已引起的美学上的反感。
十六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伏拉松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时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用刀平着拍一下;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只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相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相对立;轻率自满,大发无边无际的空论;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
①我回答海因岑先生并不是为了击退他对恩格斯的进攻。海因先生的文章56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为海因岑言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卡·马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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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在字里行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十六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欲念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科尔夫,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式的愤怒,愤怒式的卤芬;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象大气一样飄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一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情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
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发表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4号上的攻击共产主义者的宣言,为我们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们根据海因岑宣来描述以这篇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据十六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十六世纪的作家如“笨蛋传教士”①一样:
朗藏好你的头,阿基里斯;赫克脱全身甲胄来了。王跟这个人一比,赫克脱不过是一个特洛伊人。鲍益可是这是赫克脱吗?
杜曼我想赫克脱不会长得这么漂亮。朗这个人决不是赫克脱。
①托马斯·尔纳的绰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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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杜曼他不是一个天神,就是一个画师,因为他会制造千变万化的脸相①
但是,毫无疑问,海因岑先生就是真正的赫克脱。
他坦白地说:“很久以来,我就感到难受,我预感到我要被一个共产主义的阿基里斯一手打倒。而现在当我受到瑟总替斯的攻击时,脱险的念头又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气…
赫克脱只是预感到他要被阿基里斯一手打倒。
也许,海因岑先生这种关于阿基里斯和瑟息替斯的概念并不来自荷马而来自施勒格尔所的莎士比亚?于是他就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哀杰克斯。让我们来看看莎士比亚的哀杰克斯吧。
杰克斯你再说,你这发的酵母,再说;要打掉你这丑陋的皮囊。瑟息替斯我要开你那糊涂的心窍;可是我想等到你能够不瞧着本念熟一段祷告的时候,你的马也会背诵一篇演说了你会打人吗?你这害血瘟症的
哀杰克斯坏东西,把布告念给我听。瑟息替斯我想,它说你是个傻瓜。哀杰克斯你这婊子生的贱狗!瑟息替斯你打,你打。
哀杰克斯你这替妖精垫屁股的凳子!
送息替斯好,你打,你打;你这下贱的驴子!他们叫你到这儿来打几个特洛伊人,你却给那些聪明人买来买去,好象一个蛮族的奴隶一般……你这没有肚肠的东西。
送惠替斯怪事,怪事阿基里斯什么怪事?
士比亚爱的徒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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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替斯哀杰克斯在战场上走走去,到处寻访他自己。阿基里斯是怎么一回事?
瑟患替斯他明天必须单人匹马去和赫脱交战;他因为预想到这一场英勇的杀,骄傲得了不得,所以满口乱乱叫,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阿基里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瑟息替斯他跨着大步,象一只孔雀似的走来走去,踱了一步又定了
一会儿;他那满腹心事的样子,就象一个着筋打算盘的女店那儿计算她的账目;他咬着嘴唇,装出一副深谋远虑的神气好象说:我这儿有一脑袋的神机妙算,你们等着瞧吧……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①
不管海因岑先生所戴的假面具是赫克脱还是哀杰克斯,他只要一出台,就用雷鸣般的声音向观众宣布他的敌手并未使他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带着纯朴的心情,以荷叙述古代英雄的史诗般的冗长篇幅来讲述他得救的原因,他说:“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有一个天赋的缺陷。”“天性没有使”我适应”敌手的水平。海因岑先生比他的敌手高出两个头,因此他那“小刽子手远远地照准打了”两下都没有触及他那“文艺脖子”。并且特别着重地再三强调恩格斯先生“矮小”,说他是“小刽子手”,说他是“小人物”。接着就是一些古代英雄故事或者关于大汉歌利亚和矮大卫的古代民间喜剧中才能见到的用语:“假如您吊得这样高吊在灯杆的顶端,一—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您了。”这就是巨人的荒诞无稽而且耸人听闻的幽默。
海因岑先生不仅以如此“文艺的”手法显示了自己的“脖子”,而且显示了自己的全部“天赋”,显示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把他那“矮小的”敌手摆在自己身边,以便通过对比来鲜明地突出自己
①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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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体态的完美。“矮小的”丑儿在小手里拿着刽子手的屠刀—也许是1794年时送给小孩玩的一架袖珍断头台。而他本人却是一名威严的勇上,带着凶恶而轻蔑的冷笑,手中拿的武器不过是一条“鞭子”,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他早就用这条鞭子来“惩罚”共产主义者这些可恶“儿童”的“轻举妄动”。巨人以师长的姿态和蔼地对待他那“昆虫似的敌手”,没有践踏这有再无谋的小家伙。他以小孩的朋友的身分和蔼地同他交谈,给他讲解道德,对他的重大毛病,如“撒谎”、“荒谬而幼稚地撒谎”、“蛮横”、“暴躁”、无礼等等年轻人的毛病进行严肃认真的规劝。如果这时满腔师长热情的巨人的鞭子不时在学生头上尖声呼啸,如果粗鲁的语句间或中断了滔滔不绝的劝善良,以至在某些地方完全抹杀这些格言的作用,那末,
一刻也不要忘记,巨人并不能象昆图斯·菲克斯莱恩一类的学校专任教师那样从事道德教育,不要忘记天性即使从门口被赶出去,又会从窗口跑回来。此外还应当注意,同样的话出自矮子恩格斯之口就是令人生厌的淫秽之言,而出自巨人海因岑之口就美妙得象自然界的音响那样入耳动听令人心醉。况且,以庸俗言论的狭隘尺度来衡量英雄的语言,这恰当吗?当然不恰当,正象荷马说他最喜爱的主人公之一哀杰克斯“顽固如驴”,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荷马下降到了粗俗文学的水平一样。
巨人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77号上向共产主义者显示自己的鞭子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好意的157而“矮小的”丑儿由于巨人根本不给以发言的机会,却对他并不那么领情(他对矮子这种捉摸不透的傲慢无礼,曾多次地表示他那勇士的惊讶)。他埋怨说:“这绝不是进行忠告。”“恩格斯先生渴望我死;他想杀害我,这个恶棍。”
而他本人呢?无论在对待普士政府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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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是“热情奔放地展开斗争,在好战的外衣下面提出和平的建议,捧着一颗追求人道地调和当代矛盾的心灵”。①可是,唉!“这种热情饱含着诡计多端的刺激性水分”
伊格林残凶狠。他爪了一伸,张牙咧嘴,蓦地冲了上去。
莱涅克机智地迅速闪开,连忙分泌出强烈的刺激性水分,浸湿了毛年的尾巴,然后在沙里滚了一身薄泥
伊瑟格林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把狐狸抓住。谁知淘气鬼突然用潮湿的尾巴
往他眼睛上一打一狼的视力顿时模糊不清。这是狐狸常玩的惯技,有不少野兽,不少无辜的人受到过他那尿液的浸②
“恩格斯先生,我开从事政治活动时就是共和主义者,我的信念没有发生过变更和动摇,不象某些共产主义者的脑袋那样,时而朝东,时而朝西。”③
“不错,现在我才变成了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策略就是这样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改正的,所以,当敌手在改正自己的时候他们就非难手。”③
海因岑先生根本不是变成共和主义者的;他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就是共和主义者。因此,他是前后一贯、坚毅不拔、始终如
一的。而他的敌手则是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经常转变。海因岑先生并非一向就是革命者;他是变成革命者的。不错,这一次是海因岑先生在转变;因此,情况就变了样:这些转变不再具有不道的性质并且今后就叫做“自我改正”。而共产主义者的前后一贯却反
①卡尔·海因岑《令》
②欲德《狐狸莱涅克》
海因岑言《德意志一布鲁寨尔报第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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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而不再具有兼高道德的性质。那末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不可改正”。
固定或者转变两者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从道德高尚的庸人方面来说是道德的,从他的敌手方面来说是不道德的。批判化的庸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何时应当说“白”,何时应当说“黑”,善于在需要的时候说需要的话。
一般认为,无知总是一种缺陷。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看做负数。我们倒要看看庸人的批判的魔杖怎样把精神上的负号变成道德上的正号。
海因岑先生附带告诉我们,在哲学上,他现在同1844年时
一样一直是门外汉。黑格尔的“语言”对他来说“始终不容易消化”。
事实就是这样的。接着就是在道德上的加工。
由于黑格尔的语言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一开始就“不容易消化”,所以他不象“恩格斯等人”似的迷住了心窍,一见好机会就不顾道德,高傲地吹嘘自己通晓这种黑格尔的语言,而是象人所共知的威斯特伐亚农民一样,从来就没有“吹啸自己通晓”梵文的妄想。但是要知道,真正的道德行为就是要避免为不道德行为造成任何口实;为了防止“吹嘘自己晓”某种语言这一不道德倾向,便干脆不去了解这种语言,这倒确实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海因岑先生自己认为,他没有进过“学校”他带着一种老实人的谦逊的自豪感高声说道“正因为这样,我才得以免
德文的 Schule一字兼有“学派”的意思。编者注
道微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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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背弃自己的学派的危险。”
要防止在道德上背弃学派的危险,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加学派!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已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背弃!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无发展能力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十八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斯纳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些批判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判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
让道德高尚的庸人毫无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我们就跟他到他在自己的想象中转入“本题”的地方去。我们到处都会碰到这种方法。
“如果恩格斯先生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于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这一点都视而不见的话,我就无可奈何了凡是对资产者获得金钱表示仇恨丽对国王获得权力却无动于衷的人,我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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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他们叫做糊涂虫和胆小鬼。”①
“权力也统治着财产。”
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
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国家的权力还没有变成它自己的权力。在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海因岑先生的断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
这样,海因岑先生以为自己道出了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是独创的理,其实他只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夺得政权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和恩格斯所说的是相同的话,但是,他却无意识地满以为他说的是相反的话。其实,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政权的暂时关系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从而表明了怎样把“运动”变成“坚硬的核心”而已。
海因岑先生继续说,“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或者海因岑先生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上述的压迫,即德国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最神圣的”利益方面所受到的君
海因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4号
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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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专制的压迫,那末他就只是重复了上述的话,或者他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工人的经济状况,那末他的启示就具有如下的含义: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海因岑先生又一次不自觉地说出和恩格斯所说的相同的话,并且又一次天真地自以为所说的是相反的话。他所说的不是他所想的,而他所想的却又没有说出来。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儒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菲“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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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有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
例如,海因岑先生谈到金钱和权力、财产和统治、获得金钱和获得权力不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在字面上即已犯了同义反复的毛病,并且还觉得单纯规定字面上的差别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功绩,他自恃眼力过人,拿这种功绩来同那些竟“盲月”到连这种初级的、纯粹儿童的理解都不愿一顾的共产主义者相对比。
“获得金钱”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财产”怎样变成“政治统治”,也就是说,为何不是象海因岑先生所奉为教条的那种硬性规定的差别,而是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联合起来;海因岑先生要想了解这一切是不难的。问题只是他必须知道,农奴怎样为自己买得自由,公社58怎样买得自己的市政权市民一方面怎样利用工商业从封建主的口袋里取金钱并通过期票使他们的地产化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君主专制战胜因此而被削弱的大封建主并为自己买得他们的种种特权;然后他们怎样利用君主专制本身的财政危机等等;后来甚至君主专制本身又怎样由于国债制度现代工商业的产物—依附于股票大王;在国际关系方面工业垄断又怎样直接变成政治统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神圣同盟5的各国君主就是英国豢养的雇佣兵,等等。但是,当“人的理智”的傲慢的粗俗性把获得金钱和获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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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那些差别奉为“毫无疑问”应当“如此这般”去对待的永恒真理,把那些差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的时候,它就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合意的阵地,可以从那里针对这类信仰符号的反对者的“盲目”“愚蠢”或“卑劣”倾泻自己的道德愤怒。这种吵吵嗖的粗暴发泄
一方面引起了他的自我满足,同时不过是用漂亮词句做成的仅仅夹杂着两三个贫瘠真理的羹汤。
海因岑先生可要活到甚至普鲁士的财产权力将同政治权力强迫成婚的时候。让我们听下去吧:
“你们想把社会问题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可是你们没有看到,没有任何社会问题比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问题更为要。
刚才海因岑先生看到的只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别;而现在他看到的却只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统一。其实,他看到的当然还有敌手们的“可笑的育目”和“可鄙的胆怯”。
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粗汉天真地以为说出只有在八岁儿童用的教义问答中才能碰到的类似观点,就意味着不仅说出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在现代冲突的天平上加了一些重量。
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探讨”的“社会问题”随着我们步出君主专制的领域而日益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被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
①海因岑宜言,《德意志一布鲁尔报》第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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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60、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61书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
财产问题,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决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照海因岑的说法)重新阐明:“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个别人一般可以拥有某些东西是否公平”,也不能归结为类似的简单的良心问题和关于公平的词句。
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国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
例如,对加里西亚的农民来说,财产问题被归结为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1789年前夜的法国农民来说,意义是一样的相反,英国的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这种经营资本家从自己这方面说,由于付给上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发生关系。因此,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消灭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他们对谷物法进行斗争,正具有这种意义。对英国农业工人来说则相反,他们和英国工厂工人一样,对他们来说消火资本乃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
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时期中变成了工业发展的桎梏。
最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财产问题的意义在于消灭因大工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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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世界市场的发展和自由竞争而造成的冲突。
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九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全世界历史性问题的这个财产问题,只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意义。这种社会愈发达,即
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愈具备资产阶级性质,那末杜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例如,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同样,社会的不平等在北美东部各州也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突出,因为在这里社会的不平等不象在别的地方那样为政治的不平等所掩盖。至于说这里的赤贫现象还没有发展到象英国的那种程度,自有其经济上的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此一一阐述。不过,这里的赤贫现象也是很可观的。
“这里没有特权等级,社会上的一切阶级都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困难正在于阶级的存在>①,面且我们的人口还远没有达到妨碍生活资料发展的地步,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竟看到赤贫现象这样猛烈地增长,实在令人吃惊。(梅勒迪斯先生向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议会作的报告62)
“已经证明:在二十五年的时期中马萨请塞州的赤贫现象增长了60%。摘自美国人奈尔斯的《纪事》63)
北美的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激进主义者托马斯·库伯建议: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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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州化的道
(1)禁止无产者结婚
(2)取消普选权,他大叫说,因为
“社会是为保卫财产面建立的。由于永恒的经济规律而永远得不到财产的人还要求享有颁布关于他人财产的法律的权利,这怎么合理呢?这两个阶级的人怎么能有共同的动机和利益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情绪是不革命的,那末,他就捍卫他赖以生存的业主的利益。例如,在新英格兰最近的选举中,厂主们力图保证自的选票,把他们的候选人名字印在白布块上,而他们的每个工人都在自己裤子的前上戴上这样一块白布。
或者是工人阶级由于共同的集体生活等等而成为革命的,那来,国内的政权迟早要转到它的手里,而在这种制度下任何财产都是没有保障的
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54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32为名分别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其与本身适应的立宪或共和的代议制国家形式。既然正是在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财产问题”成了最重要的“社会问题”,那末,只有德国小市民的狭溢要求才使得他终于叫喊出什么君主制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样,李斯特博士在《国民政治经济学》64的序言中对于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赤贫现象而不是保护关税这一点也表示天真的烦恼。
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差别同时又是战斗双方的个人差别。“小家伙”以小扒手姿态出现,只同拥有“金钱”的敌人周旋;神话般的壮士与他不同,他是向这个世界上的“权贵”作斗争。他身穿铠甲:头戴钢盔②
托马斯·库伯《政治经济学讲义伦比亚版第361365页。
②阿里欧斯托《狂的罗兰》
道化的批判和判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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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喃喃说道:
“不过,在这里阁下比我处境更好。”①
但是,处境最好的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权贵”,当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学生发起如下的进攻时他们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现在您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丧失了鉴别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能力。”①
刚才我们听到伟大人物以惊人的简洁在大体上揭示了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道德说教。当即又以君主制为例直观地教给自己的学生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方法。
他说,君主,即君主制是“一切灾难和贫困的祸首”。在君主制已经废除的地方用这种方法解释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曾使古代共和国走向灭亡、又将在北美合众国南部各州导致可怕冲突的奴隶制②就会用约翰·福斯泰夫的话高声地说:“啊,要是理由能贱得象乌莓子一样有多好啊!”65
但是,首先要明白:君主和君主制是某一个人产生的呢,还是某一个东西产生的?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经必须以最优秀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首领。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们的愚蠢和堕落,这种滥用现象得以维持数百年之久。
即使把欧洲所有的天生健谈之土召集在一起会谈,他们也不能做出另外的回答。如果你们看完海因岑先生的全部文章,你们从里面也找不到别的答案。
①海因宜《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4号
②关于这一问题,看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人之一两屈美国总统的杰弗逊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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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坚实的“人的理智”以为宣布自己是君主制的反对者,就是对它做了解释。但是对这个正常理智来说,最困难的似乎应当是说明: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的反对者来自何处,他又怎样把自己那种惊人顽强的寿命延长了好几百年。这是再简单没有了!没有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这几百年也过来了换句话说,数百年的理性和道德同君主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以往数百年的这种理性和这种道德。它不了解它们,可是却看不起它们。它从历史的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所以,它在这里也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愤怒的重炮全部放射出来。
正如政治的“人的理智”在这里说君主制的起源和长期存在是由于考虑不周一样,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异教和不信教是由魔鬼一手造成的。同样,非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宗教是由神甫这样一种魔鬼一手造成的。
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用道德方面的老生常谈论证了君主制的起源,那末,得出关于“君主制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结论是十分自然的。请听
“一个人把整个国家抓在自手里,使全体人民或多或少地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为他个人和他的亲信牺牲,在人民中造成高低不同的层次阶梯,象区分肥肉瘦肉一样把人民分成等级,并目实质上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同一国家的每一成员变成另一成员的公开敌人。”
海因岑先生看到君主处于德国社会大厦的最上层。他毫不怀疑:最上层的社会基础就是他们创造的并且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创造这种基础。君主制是社会状况的公开政治表现,要解释两间
①海言,《德意一布塞尔报》第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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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除了把君主说成是这种联系的创造者以外,还能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1代表机关同它们所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联系呢?它们创造了社会!例如政治偶像及其机构和层次阶梯创造了罪恶世界,而政治偶像是罪恶世界的至圣物例如宗教偶像创造了世俗状况,而这些世俗状况反映在宗教偶像中也是一些虚幻的、崇如神的东西。
以高度热情宣扬类似的简陋智慧的粗汉们自然一定要以惊异而义愤的目光来看待敌手,因为后者挺身出来向他们证明:苹果并不创造苹果树。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相反,这些因素却构成它的社会前提,这种前提的历史渊源人们已经很清楚了,没有重提的必要。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关于这个发展之谜可以在工商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德国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骑士等级消灭,农民遭到失败,这
一切决定了领主王公最高权力的确立;现代世界市场和大型手工工场出现时,以纯粹中世纪关系为基础的德国工商业衰落了;三十年战争留下了人烟绝迹和荒芜的景象;振兴的民族工业部门(如小型亚麻生产)具有与宗法关系和情况相适应的性质;由于输出的多半是农产品,因而在物质生活来源上有所增加的几乎全是贵族地主,他们对市民来说,势力也就相对增大;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国民收入以外国人对王公们的接济为主要来源;因此市民就依附于王室等等;所有这些形成德国社会面貌和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组织的情况,在粗俗的人的理智看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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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些英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国君主”创造了“德国社会”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发源地,而不把德国社会看成是君主制的发源地的那种错觉是不难解释的。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为初看就非常透彻),发现德国君主们在维持和坚持他们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国旧社会秩序,并且对破坏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见破坏性因素也在同君主的权力作斗争。于是健全的五官全都来证明君主制是旧社会及其等级结构、偏见和矛盾的基础。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种现象只推翻了它无意中为其充当论据的那一幼稚观点。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的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①。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
①文游戏:“创造”的原文是inachen,“消灭”的原文是 abnachen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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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同时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但是,海因岑先生把“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仅仅理解为德国君主制同德国的灾难和贫困之间的联系。
从物质方面说,君主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形式一样,直接用捐税形式来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官吏和僧侣、士兵和女舞蹈家、教师和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特式的尖塔、王室费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一捐税之中了。
哪一个饶舌的庸人不会向饥饿的老百姓指出,税,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
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贫困!换句话说,就是君主们得以骄奢淫逸、人民以自己的血汗为代价付出的捐税!
对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类救世主,材料是多么丰富啊!君主制要求庞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北美的国家预算来同我们的三十八个小国为了受统治和被控制所必须缴纳的数目来比较一下吧!这些妄想蛊惑人心的粗暴攻击,甚至无须共产主义者讲话,只要如李嘉图西尼耳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用三言两语就可以驳倒了。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必须确定捐税和工资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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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到使工人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阶级肩负的全部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如果说北美的工资高于欧洲的工资,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北美的捐税较轻,而是由于北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工商业的状况。在那里劳动力求过于供的情况远远超过欧洲。这一真理是每个中学生早已从业当·斯密那里就知道的。
对资产阶级来说则相反,捐税的分配、征收和使用的方法之所以成为切身问题,不仅是由于它对工商业起着影响,而且还因为捐税是可以用来扼杀君主专制的一条金锁链。
海因岑先生对“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和“阶级关系”同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如此深刻的说明之后,得意扬扬地大声叫道:
“的确,我在自己的革命宣传中没有犯‘共产主义者的限性’的毛病一不面向人们,只面向‘阶级’,咬使不同行业的人们瓦相反对。这是因为我承认‘人性’不总是以‘阶级或“钱包的大小为转移的可能性”“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尽可以晙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
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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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岑先生把完全从他本身的“生活深处”和他本身的“人的理智”中取来的他本身的“局限性”可笑地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局限性
我们暂且假定,海因岑先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而假定他说的不是钱包的“各种大小”,不是“各行业之间的争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
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一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作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人性”这个属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于极不明确地对待德国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别,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号召扩大到君主身上。而另
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在德国血统的人们中间确立一种差别,因为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面,而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材料进行卡酱勤教士的政治说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国血统的人们划分为国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这种对立面并且对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是具有个人胆量、政治头脑、激动的人的感情、严肃态度、远见和值得佩的勇气的明证。如果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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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特权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级是降低人格的阶梯,却反而认为它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锁链的臣民(对这些锁链的重压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这
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无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却出一些“有局限性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看出了国君和臣民之间的政治差别,而且看出了阶级间的社会差别。
一分钟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出了差别并给以表述,现在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看不出差别、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盖。表述对立面的言语由革命的语言一变而成为反动的、恶毒地“晙使”被人性团结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对的语言。
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后不久,胜利的资产阶级在九月法令B中
规定(大概也是为了“人性”):“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为最大的政治罪行,违者因禁,课以罚金等等。其次,大家知道,英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放弃其他一切告密形式而宁愿难宪章派的领袖和政论家唆使一些阶级的居民去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居民。甚至大家也知道,德国的作家们就是因为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而被活活埋葬在城堡中的。
这一次海因岑先生是不是在用法国九月法令、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和普鲁士刑法典上的语言讲话呢?
不是。善良的海因岑先生担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企图用革命的排毒法67使君主免除危险”。
比利时的自由派硬说激进派同天主教徒串通;法国的自由派硬说民主派同正统派8串通;英国的有由贸易派阳硬说宪章派同托利党人70串通;同样,海因岑先生也硬说共产主义者同君主串通。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4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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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特殊病症①。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71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72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发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有所反应)做不出别的解释,只是说,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问,这是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无产阶级敬以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
①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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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23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51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正如对工人不大了解一样,海因岑先生也不大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他在无意地为他们服务。他认为有必要违背他们的意愿再三重复反对“德国的和善、温顺”的老调。这位道德高尚的大丈夫对某一个康普豪森或汉泽曼所贩卖的奴才言论以为真。资产者先生们会嘲笑这种幼稚的。他们哪里有毛病,他们自己更清楚。他们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国。
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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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正如某些拉利-托朗达尔、穆尼哀、马鲁埃和米拉波的甜言蜜语未能说服路易十六坚决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封建主和君专制的残余一样,所有这些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海妖之歌73也不能使弗里德思希-威廉四世信服。
但是海因岑先生既不同德国资产阶级打交道又不同德国无产阶级打交道。他的政党就是“人们的党”,所谓人们就是指那些以“人类”目的为幌子、为“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但同时又没有意识到理想主义词句与其现实主义实质之间的联系的诚实正面胸襟开阔的幻想家。
国家缔造者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政党即人们的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向安居在德国的人类的党推荐“最好的共和国”他亲自策划的最好的共和国,即“具有社会制度的联邦共和国”。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马布利也曾为科西嘉岛上的居民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伟大的日内瓦公民找到了一个更伟大的继承者。
“我只能<多么谦卑!>用共和制的因素构成共和国,正如只能用花瓣构成花朵一样①
一个会用花构成花朵,即使是构成一朵雏菊的人,大概他也能构成“最好的共和国”吧,不管堕落的人世就这一点说了些什么。英勇的国家缔造者对一切恶意攻击置之不理而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自己的标本。凡是他认为不体面的,都用他那粗汉之
①海因岑宣言,4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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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删去。结果他就得到了 in usum delphini皇太子用的74、也就是为“德国人”谋福利的修订本。于是,当他对“共和国、而且正是已确定的共和国的情景”加以描述之后就“揪住这“矮小的”无礼学生的“共产主义耳朵”一把提将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道这个人是否也能“造出”一个世界、并且是“最好的世界”?他“揪住小家伙的共产主义耳朵”一个劲“往上”提,直到后者的“鼻子碰到”新”世界最好的共和国的大图时为止。他把他所设计的这幅世界大图小心翼翼地亲自挂上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涂抹并不是绘画一拒不悔改的“小”蛇发出咝咝的叫声。共和主义的哀杰克斯在盛怒之下把共产主义的瑟息替斯拌倒在地,并从他那毛茸茸的宽阔胸膛里冲出了可怕的字眼:
“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的确,恩格斯先生!难道您不认为“美国联邦制度”是“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吗”?您摇头!什么?您根本否认“美国联邦制度”是“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吗?什么,“社会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只抽象地存在?真是奇怪!
同时,您竞“厚颜无耻,味着良心”硬要我们认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蠢商人,自以为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的令人眼红的财富!
您似乎还用您小手里的“刽子手的屠刀”,即1794年时送给您玩的袖珍断头台来威胁我们吧?您自自语地说,巴巴鲁和其余的彪形大汉在玩弄断头台的时期被砍去脑袋,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叫出了“美国联邦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75所有其他那些当欧洲、特别是当完全处于封建割裂状态的德国发生某一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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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去争取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及其归于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企图去培植“美国联邦制度”的歌利亚们也要得到同样的下场。
我的上帝!公安委员会7的委员们和支持他们的雅各宾吸血鬼原来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暴徒,而海因岑式的“最好的共和国”却是“历来的治国艺术”为了“人”、为了好人、为了人道的人而“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的确!“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此外,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绝不是依样画胡芦地抄袭北美的“联邦共和国”。他用“社会制度”将它装饰起来他许以“在合理的基础上调整财产关系”,而他用来消除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缺点”的
七大“措施”绝不是从现代不中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饭馆里讨来的淡而无味的残剩饭。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开的“使社会人道化”的药方,应当归功于“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77,同样,上述他那意味深长的词句不应归功于哲学家波美拉尼亚人卢格,而应归功于英明到头发都发白的“秘鲁人可是恩格斯先生把这
一切称为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不错,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优秀的人们日益消失”而“最优秀的”总是完全不为人所了解。
譬如,举一个善良的市民为例,让他凭良心说:现代“财产关系”的毛病是什么?这个善良的汉子一定会把食指按在额角上,意味深长地叹两口气,然后“毫不肯定地”说,多人“一”无所有,甚至没有起码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些人不但搜刮衣不蔽体的无产者而且搜刮可敬的市民,他们象贵族一样手中积累起千千万万的不义之财,这是耻辱。 Aurea mediocritas中庸中等阶级的勇士叫了起来!就是要避免极端!哪有可以同这些极端、这些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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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可鄙弃的极端相容的合理的国家制度!
现在来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会制度”以及“使社会人道化”的七大措施的“联邦共和国”。这里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限度”财产(他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作了保证同时也对他的“最高限度”财产(他至多不能超过这个水平)作了规定。
当海因岑先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诚愿望一人人拥有的东西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吗?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不消说,“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极端的爱国志士所竭诚拥护的。
在一个不象别人那样“夸耀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而是相反地,谦逊地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一直保持一副纯真的样子好象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刚刚打算开步走的人面前,提出经济学的见解来同他争论,是多么失当啊!正因为这个人受的教育虽然不多,却能煞有介事地提出1842年以来早已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透入德国生活深处的一切78,如替“获得的”财产、“个人自由和个性”扭心等等来反对共产主义敌人,所以才是很了不起的。真的,共产主义著作家的精神严重堕落的标志,就是他们只在对经济学和哲学有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俗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常识教给粗俗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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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例如,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指出运动的特征,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依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可怕的敌手、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讲到作为“运动”之理论表现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位巨人在道德高尚的愤怒之下叫道:“我是想把实际后果个明白,我是想使共产主义的代表们承认这些后果”,也就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仅有虚幻概念的人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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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同私有制的废除相联系的那些荒谬的后果。他是想迫使恩格斯“为一切荒谬的话辩护”,照海因岑先生的英勇策划看来,这些荒谬的话恩格斯“是会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的”但是莱涅克恩格斯使这位道德高尚的伊瑟格林大失所望,他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吞噬”的“核心”,并惊异地自问“这种现象须怎样加以烹制才能食用?”
善良的大丈夫用花巧语来自慰的企图没有得,例如,他提出历史运动岂不是“人的感情的运动”等等反问,甚至恳求伟大的“卢格”的灵魂为他破这个自然之谜!
失望的汉子叫道:“事情发生以后,西伯利亚的严寒封住了我的心事情发生以后,我总是感到有人叛变,梦到有人暗算。”①
实际上,他最后对问题做出的解释是恩格斯“背弃自己的学派”,“胆小而可笑地退却”,“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而殃及全人类”,“在决定性的关头背弃自己的政党或是将其一脚踢开”以及如此类的道德化的疯狂非难。同样,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批判的共产主义之间所制造的差别无非是“叛变”和“暗算”。是的,纯粹是耶稣会教徒式的“事后补作的”差别,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把这些差别告诉海因岑先生,看来,就连生活深处的风暴也丝毫没有把它们吹进他的耳朵!
从表现这些矛盾的文字看来,海因岑先生对它们所作的说明是多么微妙呵!
“魏特林比您要高明一点,确实还可以算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或者是:
卡尔海因岑《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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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格律恩先生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把恩格斯先生赶走,又怎样呢?”
在这以后,不言而喻,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由于完全不能自拔,不能认为诚实和正直(无论它们多么陈旧)是被赋以理性的实体之间完全无用的东西”,于是便开始拿无稽的谎言来款待我们,例如,说什么恩格斯也打算写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文章,但是卡·格律恩似乎比他“抢先一步”,因此,恩格斯就“未能为他这…索然无味的重复之作找到出版商”。海因岑先生还奉送了不少诸如此类的发现,作为他根据“一定原则”得出的“结论”道德化的批判所得到的可怜结果是由这一批判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咎于哀杰克斯铁拉孟的个人缺点尽管这位神圣的粗汉非常愚蠢和卑鄙,但是他在道德上却有他自我安慰的地方,这就是他在自己的信念上是愚套、卑鄙的,因而他是
一个本质严整的人。
但是不管“事实”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伟大的卡尔·海因岑本人却安之若素,听其“自然”他在自己正直的胸脯上拍了三下叫道:“我,我坦然地随身携带着我的原则,如果有人向我问起这个原则,我是不会把它扔掉的。”
亨利希七十二世·冯·罗伊斯-施莱茨-艾贝斯道弗有二十年左右也是骑在他的“原则”的背上的。
注意:我们向《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读者推荐一篇斯蒂凡①写的批评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来说,海因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选择任何一个德国的空谈著作家来使
①斯蒂凡·波尔恩。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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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辩、漫骂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功的。海因岑先生没有更好的办法答复斯蒂凡,只好庄严地宜称斯蒂凡的文章是一篇坏作品,就算是从本质上做了批判。由于斯蒂凡其人他并不认识,所以他干脆骂他是流浪汉和商品推销员来为自己开脱。但是他不认为这对于他的对手已经够侮辱了,于是又把他变成警察局的密探。其实,法国警察局大概是经过同海因岑先生治商,没收了一百本斯蒂凡写的小册子,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贵难究竟有几分公允。
海因岑先生用上述方法向工人斯蒂凡上了一堂实际的道德课以后又用下面那种庸人的口吻向他说:“从自己方面讲,我(无论我怎样乐于同工人进行辩论)不能把无礼当做代替资格的手段。”德国工人真要受宠若惊了,原来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是会同他们进行辩论的,只要他们对待他这位伟大人物谦逊有礼。海因岑先生在同斯蒂凡先生进行论争时竭力用他那无耻的攻击来掩蔽自己的不内行。
卡·马
写于1847年10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7年10月28和31日,11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1、18和25日德意志一布鲁寨尔报
第4卷第322-356页
第86、87、9092和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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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79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51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凡是厂主们谈到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 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8不惜耗费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说来,人们要求自由贸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而。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已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了。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54之间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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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代表交纳的工资税;你们贫困的原因是在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便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这就是当时你们向我们所说的千真万确的话,同时你们还制订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土底狱80厂主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规定工资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发生的竞争。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也许你们还想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末,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工人们的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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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们荒废了本国的农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向我们的工厂定货。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那末,就让我们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宜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23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说,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们遭致任何损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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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粮价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为了理解格莱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他断定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或者把自己的上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和他们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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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轻粮食跌价给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十二小时减到
十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81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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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另一方面又胃着最大的牺性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末,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话,那末,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82
先生们,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较贱时仅仅收入4法郎还是象过去一样收入5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谓的。
难道说,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损失。
当粮价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资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约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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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83上,包令博七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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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工人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苏了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
①法国旧铜币名,等于120法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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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
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而且规模还更大得多。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工人之间的竞争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技术设备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了业。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业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以5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用以安慰他们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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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速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现在手工织工已经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儿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80万贴。1830年印度所输出的棉布还不到4000匹而在1800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100万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2万匹。
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人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见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象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词,和自由贸易的信徒们的其他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所说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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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动部门看做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看做完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门都总有一天要经受手工织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英文叫 throstle-mills-)中,纺纱的尽是些十六岁及十六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骤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84,是对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令先生谈到一些个别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别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贫苦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暂时的苦难”,而且并不讳言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产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子承认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所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安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工人),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米,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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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这就是说,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
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末它所得的总额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尽管工人阶级忍受了
一切苦难和贫困,尽管工人阶级在工业战场上抛下了许多尸体,但是工人阶级依旧作为一个阶级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更廉价的生活资料。于是,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维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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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前提)的逐渐实现和成为生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的假定做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同意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全部灾难。
让我们来做个总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木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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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日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的诡辩上,这些诡辩完全值得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先生去论证。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
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末即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两三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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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问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形式
原文是法文
在布鲁塞尔出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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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
十九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象上述那种生活条件的穷人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是一向完全自由和不受限制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
共产主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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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纺织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印花布、印书、陶器和金属品的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却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制造得更快,因而也就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的操作,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一切生产部门都象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地受到了蒸汽、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所有的工业部门完全都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工厂制度的统治不仅逐渐地扩展到道地的手工工场,面且也日益侵占了手工业,因为这里大资本家也在不断挤掉小师傅,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厂生产几乎已在一切劳动部门中建立起来,手工业和手工工场几乎到处都被大工业排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层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者,日益破产,劳动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器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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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一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阶级的?
答:劳动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象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是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起来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也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于死光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额。但因为买卖总是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象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钱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得到的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的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也体现得愈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产业革命前,劳动阶级是怎样的?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它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正象现代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者是主人的奴。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这种农奴在牙利、波兰和俄国都还残存着。此外,在中世纪甚至在产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者帮工,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就渐渐地出现了受大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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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的手工工场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
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还是有保障的面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已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做工,他们就是为这个别人生产,从而换得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无产者则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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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工场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十六至十八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手工工场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手工工场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乡下,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手工工场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才变成无产者。第十一个问题:产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
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
①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空白没有第九个问题的答案。…一编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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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
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会师傅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
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第三、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愈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愈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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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第十二个问题:产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一一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俄。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要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现今的原则经营,就只有依靠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维持生存,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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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威胁,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是承认,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火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
因此,以下各点便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明:
(1)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出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2)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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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一私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
十七世纪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十九世纪则是大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私有制也还没有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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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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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消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象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为此可能还需要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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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必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3)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
(4)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5)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7)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铁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地的土质。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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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12)把全部运输业集在人民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
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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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个问题: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余额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它会实现这种进步,同时也不会因此(象过去那样)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摆脱了私有制束缚的大工业将来的发展规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象手工工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它的全体成员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很难运用现有的改良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就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这么一来,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当十八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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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
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
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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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民族?保留原案86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宗教?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和日益消灭着。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代社会的苦难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苦难。这类人的一切主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占难和为此而出热泪。因为这些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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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
(1)追求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希望恢复贵族、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缺点,但至少会有同样多的其他灾难,而且它也不会开辟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途;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在这种场合下,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现代社会必然产生的苦难,使他们不得不替这一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代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为此,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有的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石,从而保存现代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得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个问题①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和实行由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
①手此处空白,指的是第十八个问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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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答: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将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哲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都坚持的那些社会主义措施中愈接近共产主义者,即他们愈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愈加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也就愈大。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54就要比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所谓激进派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主张全国土地改革的政党32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是共产主义者只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其中瓦得和日内瓦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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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写于1847年10月一11月
原文是德文
1914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
出版
第4卷第35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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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72年德文版序言8
共产主义者同盟89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宜言》,《宜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
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0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91上登载;现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
1872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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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3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共产党宜。附有作者序言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新版》一书
第18卷第104-105页
①见本选集第2卷第372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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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82年俄文版序言92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94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一1849年革命期间,不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
1882年俄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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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钢在加特契纳95,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置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载下1882年日内瓦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俄文版共产党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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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9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对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宜言》本身之前
①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t“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儿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1883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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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根一苏黎世
原文是德文
出版的《共产党宜》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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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
1888年英文版序言7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本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象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8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告中有七个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1888年英文版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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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100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宜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1850年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01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曲解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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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
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声》印刷所刊印由英勇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102,则于1882年同样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103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104。有人根据这后一版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出版105。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十二个。阿尔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出版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出版。关于后来用其他文字出版的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看到。因此,《宜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
1888年英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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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06,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竞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宜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上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8.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Florcnce K. Wischnewetzky, New
York, Lovell-Lordon. W. Reeves,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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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言
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宜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从1848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1871年特鲁洛夫版第15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文校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
1888年英文版序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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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
弗恩格斯1888年1月30口于伦敦
载于1888年花伦敦出版的
原文是英文
共产党言》一书
自《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1卷第403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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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90年德文版序言107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108以来,已经又有必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宜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109,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宜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
1890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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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一起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Mani- fest Komunistyczny[《共产主义宣言》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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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言
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较为细心一点,他是能够把它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宜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在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阿尔明尼亚文的《宣言》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封面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赞同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定并加上注释,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把它们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拾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面去,而在1852年11月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刑之后,它更被“依法”宣布为非法了。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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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宜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是连巴粘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一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一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1887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由此可见,《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
①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宜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凡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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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言
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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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标准工作日110。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
弗·恩格斯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文版《共产党言》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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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11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愈增长。这样,根据《宜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仪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刊行,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十年前刊印上一版以来确实已有这种进步,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112,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从事竞争的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因为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抵制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都感受到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育》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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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竞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象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载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
原文是德
第35期和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
选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波兰文版《共产党宜言》书
第22卷第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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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和恩格斯:共产党言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11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米兰和柏林发生了革命,即发生了两个民族一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中心一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割据和内订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曾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114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也就不能不使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一一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获得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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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四十五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一—正如《宣言》所说一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存在的政治条件下,能有什么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的国际行动!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良好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
原文是法文
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29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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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言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
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余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①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爽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工人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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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
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②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余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出起始的社会基,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巾甜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③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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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肖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①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
①“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一编者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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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①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②,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的雇佣劳动者。
①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泊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
③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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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宦言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宇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①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火。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
①“过去”在1890年德版中是:“其他”。…编者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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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
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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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一一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一一编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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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①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一一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
①在1872、1883和1890年落文版中删去了“资产阶级文明和”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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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共产党宜
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115,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仅如此,机器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王、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②。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一房东、店主、当
①在1890年德文版中去了:“最终”、-编者注
2“受到女工的排挤”在1848年第一个德文版(2月出版的二十三页本)中是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一者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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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①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
①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
生产工具本身”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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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①;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81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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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
①“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巾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②“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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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光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①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①在188年英文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者注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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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①;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克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①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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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言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①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
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
①“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一编者注
②“最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
的”。者注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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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①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已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①“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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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海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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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买卖自由。
但是,买买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象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①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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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言
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也许你们是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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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千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了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
270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
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①“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者注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271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①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一有人会说,一“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
一部分人的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②,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①“在信仰的领域里”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在知识的领域里”。者注
在1890年德文版中去了:“这些形式”。·编者注
2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者注
兰、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273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①逐步消灭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绕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
①“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②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因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一…编者注
27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
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118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88和“青年英国”117,都表演过这出戏。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275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身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②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③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
①“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注
②这里七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地主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模的甜菜糖厂和上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祥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③在1848年德文版中是:“神圣的和今天的”,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基督教的”编注
27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的悲。①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骟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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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Ent auBerung)”,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
①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去了;关真正的社会”编注
②在1888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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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和恩斯:共产党宜言
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把自己的哲学词句硬塞进法国理论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现在,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那种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场,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
三、杜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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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容克地主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末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认识到自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堂堂代表
它宣布德意忐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贯彻到底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龊的、令人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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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言
文献。①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羙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
①848年的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卡尔·格律恩先生。(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的注)
兰、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281
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述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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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宜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月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283
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③,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地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珍版的新耶路撒冷,一而为了建造
①“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相适应的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边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②“它们关于米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在1888英文版中是:“它们所提出的实际措施”。编注
③“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者注
④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因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示拖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具有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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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薛
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54,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118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对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态度,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对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32的态度。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①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①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总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当时在法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洛兰,在著作界的代炎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随社会民主党是有天之别的。(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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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土,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19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月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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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写1847年12月1818年1月
原文是德文
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形式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念集》
在伦敦出版
第4卷第461~504页
287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20
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21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的演说
各民族团结友爱,这是目前一切党派,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租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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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
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
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其所以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你们,宪章主义者54,不应该仅限于表示有解放各民族的善良的愿望。粉碎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有权感到自豪,是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恩格斯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今天作为一次例外,以一个德国人的身分来讲几句话。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对波兰的解放是特别关心的。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取得利益,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里西亚和波兹南。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波兰和
恩格斯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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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所以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面共同努力,原因就在于此。我也认为,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进行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促使民主主义获得胜利,欧洲各国求得解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这个斗争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
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因为对方阵营里的一切压迫阶级也由此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独揽大权的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受资产阶级庇护的。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日益临近了。消灭过去分隔工人各个阶层的那种利益分歧,使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均衡,这一切你们均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的现状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状况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使这一状况均等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目前都关心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均衡,各民族工人党派利益的一致,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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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
产阶级兄弟联盟。
于1847年12月9日《德意一
原文是德文
布鲁塞尔报》第98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09412页
29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20
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19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的演说
先生们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122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123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科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科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一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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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题
命的目的是恢复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以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124又何尝不可以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科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科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科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对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术,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千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125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二十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科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宗得崩德126一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
马克恩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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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12这~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什一税,不服劳役,也就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四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116开始到废除谷物法51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出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科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科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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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
改变一下国籍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哲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面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128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恩格斯的演说
先生们
今天我们纪念的这次起义并没有获得成功。在几天的英勇抵抗以后,克拉科夫陷落,波兰的血淋淋的幽灵一度在它的凶手的眼前出现,现在又进入了坟墓。
克拉科夫革命结果是失败了,这次失败是非常惨痛的。让我们对牺牲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对因这次失败而遭受更大奴役的两千万波兰人民,表示我们深切的
恩格斯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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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
但是,先生们,难道我们应该做的就只有这些吗?在不幸的国家的墓地上痛哭一场,并发誓永远痛恨奴役波兰的人,同时却毫无作为,难道这就算完事了吗?
不,先生们!克拉科夫起义的纪念日不仅是悲痛的日子;对我们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因为失败本身中就包含着胜利,而且这一胜利的果实我们已经巩固地取得,失败只是暂时的。
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年轻的民主的波兰对老朽的贵族的波兰的胜利。
是的,在波兰为反对外国奴役者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前,波兰内部就已进行着隐蔽的、秘密的,但又坚决的斗争,这是被压迫的波兰人反对压迫的波兰人的斗争,波兰的民主政治反对波兰的贵族政治的斗争。
比较一下1830年和1846年,比较一下华沙和克拉科夫吧。1830年波兰的统治阶级在立法议会上表现得那样自私狭溢和怯儒,但在战场上却又表现得那样富有自我牺的精神,满怀着坚毅和勇气。
1830年的波兰贵族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卫已得的权利不受帝王方面的侵犯。贵族把起义局限于维也纳会议乐于称为波兰王国的一块不大的地区;不让波兰其他地方也爆发起义;农民的农奴身分原封未动,依旧过着非人的半马生活;犹太人依旧处于屈辱的地位。如果在起义过程中,贵族不得不向人民让步,那也只是在最后,当起义已经注定要失败了的时候。
直截了当地说,1830年的起义既不是民族革命(波兰的四分之三没有卷入起义),也不是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这次起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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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
也没有改变人民的内部状况;这是一次保守的革命。
可是在这次保守的革命的内部,就在国家的政府中,有人尖锐地批了统治阶级目光短浅。他提出一些确实是革命的措施,这些大胆的措施使议会里的贵族感到惶恐。他号召整个旧波兰拿起武器,把波兰独立战争变成欧洲战争,赋予犹太人和农民以公民权利,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改造波兰,他在探寻变民族斗争为争取自由斗争的道路;他力图使一切民族的利益和波兰人民的利益等同起来。这个人的天才订出了如此广泛而又简单的计划,要不要提一下他的名字呢?这人就是列列韦尔。1830年,多数派贵族利令智昏,总是拒绝这些建议。但这些思想在十五年之久的奴隶生活考验下成熟起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看到克拉科夫起义的旗帜上就写着这些原则。在克拉科夫,显然已经没有可能遭到巨大损失的人了;那里已经完全没有贵族了。每一个既定步骤都具有民主勇气这种勇气,我可以说,很象无产阶级的勇敢。无产阶级除了贫困以外,什么也不会去,而得到的则是整个祖国,整个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犹豫和怀疑:立刻向三个强国发起了进攻,宣布了农民的自由、土地改革、犹太人的公民平等,而且绝不因为这会触犯一些贵族利益而踌躇不前。
克拉科夫革命既不想恢复旧波兰,也不想保持外国政府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古代波兰制度;这次革命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保守的。
不,克拉科夫革命敌视波兰本身,敌视这个以奴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陈旧的、野蛮的、封建的、贵族的波兰,更甚于敌视波兰的外国压迫者。克拉科夫革命绝不是要恢复这陈旧的波兰,而是要彻底消灭它,并且在它的废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阶级,依靠广大人
恩格斯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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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立新的、现代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为十九世纪的波兰,要波兰真正成为捍卫文明的先逃战士
1830年和1846年之间存在着差别;遍地血腥,任人宰割的极端不幸的波兰有了巨大的进展;投入祖国压迫者怀抱的波兰贵族完全和波兰人民分离;波兰人民坚定不移地转到民主方面;在波兰,正如在我们这里一样,出现了阶级斗争这一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克拉科夫革命的民主胜利就在于此,起义的结局就在于此,而当起义者为失败而雪耻时,结局会带来更多的果实。是的,先生们,由于克拉科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问题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已由过去的同情对象变成与一切民主主义者有切身关系的问题。1846年以前,我们应该对罪行报仇;而现在,我们应该拥护同盟者,而且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我们德国首先应该为波兰进发出的民主热情而高兴。我们自己在最近时期也将完成一次民主革命;我们将要同奥地利及俄罗斯的野蛮匪帮进行斗争。在1846年以前,我们还可以怀疑,如果德国发生民尘革命,波兰将站在哪一边。现在,克拉科夫革命把一切疑虑都打消了。从今以后,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便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压迫者,因为俄罗斯政府也象压迫波兰人一样地压迫着我们。无论是解放德国,无论是解放波兰,其首要条件是根本改变德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把俄罗斯赶过德涅斯特尔河和德维纳河。
因而,我们两个民族的同盟既不是什么美梦,也不是什么幻想;不,先生们,这个同盟是我们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所绝对必要的,而且由于克拉科夫革命,它已成了一种必然的东西了。迄今为止,德国人民对自己事业的热心几乎只表现在口头上。为了我们波兰兄弟的利益,现在应该见诸行动了;并且象我们在座的德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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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
主义者向波兰民主主义者伸出手来一样所有德国人民将庆祝在第一次战斗的战场上同波兰人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共同的力量将战胜我们共同的压迫者。
载于188年3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的
原文是法文
布鲁塞尔庆祝1846年2月22日波
选自《马克思格斯全集
兰革命两周年纪念文集》
第4卷第534-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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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六月革命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派129的或《改革报》派118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130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焰火变成了卡
300
马克思:六月革命
芬雅克的炮火。
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因内战争一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他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允许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全部旧的、不过没有戴王冠的首领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131,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
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B8,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
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个阶级的王冠的统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资本。但是人民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们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丑恶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
六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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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这个怪物的脑袋。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贼。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在临时政府时期,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宽宏大量的工人相信,使成千上万的官方传单上所说的那些“甘愿贫困三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说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象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国民议会极力想结束令人烦恼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词句,可是它连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没有实现。它不是强迫十七岁到二十五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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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恩:六月革命
织起来的工厂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无论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无论是5月15日以后的残忍的法律132,都没有达到目的。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坏蛋,你进行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谁,为自己还是为我们?资产阶级既然这样提出问题,就必须用六月革命一—弹和街垒来回答。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6月25日所说,整个国民议会都惊慌失措了。当问题和回答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血泊中时,议员们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
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单独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俄国的金钱,英国的钱,波拿巴的废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他们就在这些东中间寻找他们无法理解的这
一事件的解释。但是,议会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们和人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人敢替人民讲话。
他们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复 fraternite(博爱)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横在我们面前的深渊是否能把我们民主主义者引入迷途,使我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
六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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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苦役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写于1848年6月2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29日
选《马克思恐格斯全集
新莱报》第29号
第5卷第153~157页
304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
科伦7月2日。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用不着追溯得太远,以近七年来看,德国曾经为了英国的黄金而派它的雇佣兵去帮助英国人镇压争取独立的北美洲人。第一次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又受别人嗾使,象一群疯狗似的去咬法国人;他们在不伦瑞克公爵凶恶的声明中威胁说要把巴黎彻底毁灭133;他们和逃亡国外的贵族串通起来反对法国的新秩序,为此获得了英国的奖赏。当荷兰人在近两个世纪中好容易第一次有了理智的想法(结束奥伦治王朝的昏庸统治把国家变为共和国134)的时候,德国人又充当了戕害自由的刽子手。瑞士也可以说出不少关于它的邻居德国人的罪状,匈牙利要想很快地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朝廷给它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很困难的。德国雇佣兵甚至还被派到希腊去扶助那里的可爱的奥托的小小位135,德国的警察甚至被派到葡萄牙去。还有在1815年以后召开的各种会议,奥地利向那不勒斯、都灵、洛曼尼雅的进军,监禁伊普西朗蒂,法国在德国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的奴役性战争136,德国支持唐·米格尔137、唐·卡洛斯138,汉诺威军队充当英国反动派的工具;在德国的影响下比利时被分裂和热月化
德国的对外政策
305
甚至在俄国内地,德国人也是专制君主和小暴君们的支柱整个欧洲都充满了科堡家族的人!
波兰在德国军阀的干涉下被掠夺和分割;克拉科夫也是被他们妊险地窒息了118。在德国的金钱和鲜血的帮助下,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奴役,并且被弄得民穷财尽;意大利各地的任何一次解放运动都是在德国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用刺刀、绞架、监狱和大桡船苦役镇压下去的。它的罪行数不胜数,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这些卑鄙行为都是在德国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中干出来的,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光明终于真正开始出现。旧政府机关报所大肆散布的关于波兰和意大利的谣言和歪曲,人为地激起仇恨的种种企图,什么事关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等言过其词的滥调,一一所有这一切魔术手法都已失去了效力。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里面包含着物质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图谋私利的大资产阶级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市场。反动的政党懂得并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了解或者至少感觉到,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们本身自由的保障。难道奥地利反对意大利独立的战争,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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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
反对恢复波兰的战争受人欢迎吗?难道对于这些“爱国主义的”十字军讨伐的最后幻想不是在消失吗?但是,仅仅有这种了解,仅仅有这种感觉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德国人不再违反德国本身的利益,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流血牺牲和浪费金钱我们就应当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彻底摧毁旧的建筑。只有到那时,重新恢复起来的旧制度的血腥又怯儒的政策才会被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所代替。当国内民主备受压制的时候,怎么能对外实行民主政策呢?但是,阿尔卑斯山的这面和那面都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措施来准备实现民主制度。意大利人一再表示对德国友好。请大家回忆
一下米兰临时政府对德国人民的宣言139和意大利报刊上用同样精神写成的许多文章。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这种态度的新的证据,这就是佛罗伦萨出版的《黎明报》140的编辑给《新莱茵报》1的编辑的一封私人信。信上标明的日期是6月20日,其中特别讲到“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们可怜的意大利的关怀。请你们相信↓我们全意大利人都知道究竟谁在侵犯他们的自由,谁在压制他们的自由;他们懂得:他们的死敌并不是强大浑厚的德国人民而是德国人民的专横的非正义的、残的政府。请你们相信:每一个真诚的意大利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能够自由地向德国兄弟伸出手的日子的到来。因为他们知道德国兄弟一旦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会保护它,尊重它,同时也会尊重自己所有兄弟的同样的权利。我们对于你们一贯遵行的那些原则深信不疑。
你们的忠实的朋友和兄弟L.阿利纳里(签名)”
《黎明报》是意大利为数不多的坚决拥护民主原则的报纸之一。
写于1848年7月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3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新莱茵报》第33号
第5卷第177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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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
第三篇论文)
科伦9月13日。柏林的危机更加深了一步,和国王的冲突,在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142。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就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他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邀请贝凯拉特组阁,贝凯拉特是法兰克福极右翼的人物,全世界早就知道,他绝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特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特先生这样就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却,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的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这一切责任让奥尔斯瓦特先生都承担起来吧
大臣们高贼: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伦日报》143也隐隐约约地随声附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的孟德斯鸠一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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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
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覆灭的危险吗?1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知道:在这种暂时的制度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
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的冲突、骚扰混乱、反动派的图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美的君主立宪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那种冲突吗?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一个临时机构里有两个平等的权力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机构里的这种分权局面,必然要导致冲突。贵族、军阀和宫僚的反革命奸党藏身于国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方面。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举而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力;它也太笨拙,它的财政措施每一次总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个尚未组织就绪的国家机构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 salut public,社会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在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时候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
危机和反革命
309
茨坦“所能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地采取各种社会安全措施(mesures du 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尔先生业已承认普鲁士法律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犯,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这又是什么呢?
可是内阁在为了社会安全而对付反革命的时候却缩手缩脚!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社会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推崇的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干预。它已这样做了例如,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不过它还是非常缓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要知道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于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棋监督,它要把协商议会144变成国民公会145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掀起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到处会笼罩着恐怖断头台、累进税、没收财产和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怎样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照旧这样做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二十个万第146的内战和来自俄国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147的讽刺画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些原则的呢?
310
马克思危机和反革角
8月9日他们使议会相信各部大臣会执行议会的决议,于是议会就安心地散会了。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情况通知议会,也根本不准备提出辞职。
各部大臣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威逼下,他们才简单明了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
当议会针对这种声明命令各部大臣仍然要执行决议时,他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还在谈立宪原则呢!总起来说:
在一个临时机构里的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社会安全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忠职守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的权利,是在它辞职的时候损害国王的声誉。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种冲突也许还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利。
写于1848年9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9月14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新茵报》第102号
第5卷第474477页
311
马克思
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科伦11月2日。还在六月起义以前,我们就不止一次地揭露过固守1793年传统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即改革报》148(“巴黎的”)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在六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运动的影响下,这些空想的共和党人才渐渐睁开了眼睛。
《改革报》10月29日的社论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党派内部旧幻想和新事实之间斗争的情形。《改革报》写道:
“我们这里为掌握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的战争。第一共和国产生时资产阶级和人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武装的人民在外的自我牺牲,帝国时代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长系波旁王朝时期封建制度复辟的企图,最后,1830年资产阶级的胜利和统治,一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改革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补充说:
“当然,我们以惋惜的心情来谈论阶级,谈论违背神的意志的可恨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存在着,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这就是说:《改革报》的那种共和主义的乐观主义至今所看到的只是“市民”。但是历史已有力地把《改革报》逼得走投无路,使它不能再用幻想来消灭“市民”分裂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现象。
《改革报》继续写道:
312
马克思:巴黎《改报》论法国状况
“2月间,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被毁了。人民要求什么东西呢?对人
一律公正,平等。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口号,他们的第一个愿望。遭到雷击而恍然大悟的资产阶级最初除了人民的愿望以外再没有别的愿望。”
《改革报》仍然用二月革命的漂亮词句来判断二月革命的性质。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根本没有被摧毁,而是获得了充分完善的表现。王冠,即掩盖着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最后
一道封建的灵光圈,已被摘掉。赤裸裸的资本统治暴露出来了。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然要开始决战。可是,有人会问我们既然二月革命已建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什么又会发生资产阶级退向保皇主义这种新的转变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资产阶级留恋那个时期,当时它占居统治地位而不用对自己的统治负责;当时介于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虚构的权力既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又替资产阶级掩护当时资产阶级有个戴着玉冠的替罪羊,每当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本身射击的时候,炮弹总是落在替罪羊的身上,而一旦这个替罪羊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以及资产阶级想把自己的政权确立为专为自身服务的政权,资产阶级就自动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资产阶级把国王作为防备人民的避雷针,而把人民作为防备国王的避雷针。
《改革报》把路易菲力浦失败后第二天得到广泛传播的部分伪善部分挚的幻想看做现实,把二月事件以后发生的运动看做
一系列的错误和悲痛的偶发事件,如果有一个适应时势需要的大丈夫出现的话,这种错误和悲痛的偶发事件就可以避免。好象带有虚幻的光辉的拉马丁并不是适应时势的真正大丈夫似的。《改革报》抱怨说:可是,真正的丈夫,大丈夫至今还不想出现,
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313
而时势却在每况愈下。
“一方面,工商业的危机在加深。另一方面,仇恨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力求达到相反的目的。那些在2月24日以前受压迫的人们,在关于崭新的社会的观念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那些在君主制度下点统治地位的人们,只关心怎样恢复自己的权力和加倍残酷地来利用它。”
怎么,难道《改革报》竟站在这两个互相极端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立场上吗?它是否已经提高到哪怕只是模糊地了解,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只能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呢?
不是的!《改革报》刚刚承认了阶级对立的存在。但是,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认为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虚幻高空,即奔向富有诗意的二月时期,因为六月事变用暴力把它从这个时期中揪了出来。请听吧:
“在这些内中,最令人悲痛的事情就是爱国的、民族的情感的消和丧失”,即两个阶级用来给自己的一定利益、给自己的生活条件添增爱国和民族色彩的那些幻想的消和丧失。当这些阶级在1789年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真正对立还不显著因此,现在提适合于当时状况的东西,仅仅意味着逃避承认目前状况。当时还是活着的东西,现在已变成了干。
《改革报》最后写道:“然,法国在遭受一种根深蒂固的祸害的折磨,但是,这种祸害并不是不可救药的。它的根源是思想和道德的混乱,是忘记了社会关系中的公正和平等,是受了利教育的有害影响。应当在这方面寻找改造的手段。然而人们不这样做,却诉诸物质手段。”
《改革报》把问题转移到“良心”方面去,而关于道德的空谈现
314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在就成为根除一切祸害的手段了。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己的真正对立,并用1793年那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话做鸦片来麻醉自己,对它们会有好处的。多么软弱无力呵!
写于1848年11月2日
原文是文
于1848年11月3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新茵报》第133号
第5卷第531—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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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科伦11月6日。“克罗地亚的自由和秩序”胜利了,并以难以形容的丑恶罪行一纵火、镇压、抢劫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如今维也纳落到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奥尔施佩格的手里了。在老卖国贼拉图尔被打死后,大屠杀紧接着把人类的牺牲者抛进了他的坟墓。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的全部悲观的预言14已经应验了,现在他自己可能已成为大屠杀的牺牲者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希望匈牙利人来帮助解放维也纳,可是直到如今匈牙利军队的调动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
各种背叛行为造成了维也纳的陷落。帝国国会和市议会在10月6日以后的全部历史不外是不断背叛的历史帝国国会和市议会究竟代表什么人呢?资产阶级。
维也纳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在十月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公开地站到权奸那边去了。而在十月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外
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反对无产阶级和大学生军团,暗中和皇匪军勾结。这些国民自卫军归谁所有呢?资产阶级,
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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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在法国,资产阶级以暴君的面貌出现,并实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则以奴婢的身分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在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是为了制服人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
谁从维也纳成群结队地逃跑,把丢弃的财产交给宽大的人民来保管,可是在逃跑期间反而辱骂人民执行了看守的任务,而在回来时又观看他们怎样惨遭屠杀?资产阶级。
当维也纳人民的生活稍有起色时寒暑表就下降,而当人民发出临死的呻吟时寒唇表就上升,这种寒暑表泄露了谁的最大的秘密呢?谁用股票行市上的秘密语言说话呢?资产阶级
“德国国民议会”和它的“中央政权”出卖了维也纳。它们代表谁呢?
首先代表资产阶级。
“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在维也纳的胜利是以“正直的”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为先决条件的。谁在六月的日子里取得了胜利呢?
资产阶级。
欧洲的反革命势力由于自己在巴黎取得了胜利以后便开始大摆人肉筵席。
在二月和三月的日子里武装力量到处都被击溃。为什么呢?
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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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除了代表政府本身而外不代表任何人六月的日子以后武装力量到处都得胜奏捷,因为资产阶级处处都和它暗中妥协,另一方面它又把革命运动的正式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采取了种种不彻底的措施,其结果就自然使得革命运动流产。
捷克人的民族狂热是维也纳权奸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同盟者中间已经开始了纷争。我们的读者会在本号报纸上看到布拉格代表团对于在奥里缪茨遇到的侮辱性的无耻行为的抗议书这是将在以耶拉契奇为首的斯拉夫派和以文迪施格雷茨为首的粗鄙的、凌驾于一切民族之上的权奸之间发生战争的第一个征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农民还没有被平定。在奥地利各民族的喧声中,他们的声音特别响亮。而第三方面,爱民的沙皇的声音传到了佩斯;他的刽子手们在多瑙河各公国里等候敕令。最后,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最近决定把德意志的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如果德国中央政权和德国国民议会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仅仅是登台让欧洲公众嘲骂,这个决定本身就会导致巨大的冲突。不管它们多么温顺,奥地利将展开史无前例的规模巨大的斗争。
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结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别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是拉察罗尼150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们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但是,发展的进程将不会等待欧洲各国转嫁给欧洲社会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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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恩: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
务的偿还日期。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
战败者罪该万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一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写于1848年11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11月7日
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莱茵报》第136号
第5卷第540—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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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第二篇论文)
科伦12月11日。当三月革命的洪水缩小规模的洪水泛滥过去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旧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最发达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提出了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爱北斐特的托利党人,才与莱茵省保持了一点联系。汉泽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
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但并不是象它所希望的那样,是由于同王权成立和平协定的结果,而是由于发生了革命的结果。它应该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它用来掩盖自身的尘世利益的一种神明屏障。它自身的利益和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就朝夕盼望君主立宪政体。所以,
320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虽然二月革命及其在德国的回声是对普鲁士资产阶级有利的,因为这个革命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柄,但同时这个革命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意并且也不能履行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
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权力,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掌握的权力,而是
一个受胜利了的人民委托来保护人民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
康普衰森还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种种不便,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好象还带有几分羞愧的色彩。汉泽曼的特权却就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变横了色调上的差别就是这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唯一差别。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统治的教会。
在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统治的教会。
1789年的革命只有1648年的革命来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欧洲来说),而1648年的革命则只有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来做它的原型。这两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进了
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321
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君主立宪政体,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在事实上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当时的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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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范围的、德意忠范围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加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总之任何省区发生的起义,都是同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因其完成了创造工作而充满了无限的自豪感;1848年的柏林革命却以它落后于时代而自夸。这次革命的光芒好象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逝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不过是缩小了规模的表现——一般说来,它在一切方面的表现都是缩小了规模的。它的光芒是一个早已腐朽了的社会所发出的光芒。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像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不满情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323
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的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嚷,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已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
写于1848年12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12月15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多
新菜茵报》第169
第6卷第123—127页
324
马克思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科伦1.月25日。我们虽然不是经常看到,但是偶尔也能满意地看到,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股洪流冲击以后留下来的积层下面胃出一个旧的三月革命以前美好时期的路标山岳已移,沟壑已平,丛林已倾,而路标屹立如故,焕发着昔日的光彩,上面依然写着原来的字样:“通往席尔达151”
柏林《国民报》152第21号就象这种路标一样,向我们伸出一只木手,上面写道:“致初选人。通往席尔达!”《国民报》在它的忠告中首先向初选人宜称:
“普鲁士人民第二次实现自己辛苦争得的普选权似乎这种在每一村庄都有不同解释的饮定的所谓普选权同4月8日争得的选举法153是一样的!>①的日子已经到米,从这个普选权中一定会产生一些人,他们将第二次表达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精神<意见和意志<>”
我们不来评论这段话的屈聱牙、生拼硬凑、夸张而又拙劣的文笔。这家报纸说,普选权应该向我们揭示出,所谓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的者注
柏林民报》致初选人一
325
妙极了!但“全民”是由谁组成的呢?由“个别等级和阶级”组成。“全民意志”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由个别的、互相矛盾的“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构成,就是说,正好是由那种被《国民报》描写为“全民意志”的直接对立面的意志构成的。
看!《国民报》的逻辑性多么强!
《国民报》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多数人的意志。而多数人的意志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
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
“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全民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当然是这样。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326
马克思:柏林《民报》致初选人
而心地善良的《国民报》却象1847年那样,还在喍喋不你地谈论象中的“全民意志”。
再往下看。《国民报》讲完了这个高明的开场白以后,又提出了一个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意味深长的意见:
“1849年1月的情况,同1848年5月那种充满希望和到处是高昂情绪为什么不添上一个祈铸情绪呢?>的日子比起来是不同了。”
那时的一切都装饰鲜花,太阳的光也在发笑,鸟儿唱着热恋的歌,人们都在希,在思考。他们想154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应当立即全部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3如果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在1807—1814年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在普鲁士实现了。”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国民报》的天真真是既伟大又可赞!那时近卫军怀着切齿的仇恨撤出柏林,那时普鲁士亲王不得不换上邮差服装从柏林狼狈逃走,那时人民在王宫前面迫使国王向三月革命牺牲者的尸体脱帽致敬,而等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不得不按住因国王受到这种屈辱而引起的愤怒,“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
的确,抱这样的幻想已经是有些过分了!但是现在,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受骗之后,竟然还向全世界宜扬这种已经受过骗的轻信。说实在的,这就太愚蠢了!在哪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呢?
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继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实现了。”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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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不对,应该说似乎是一一致的。这就是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三月革命的伟大成果!而这些“改革”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把1807—1814年的基础”加以发展。
就是说,一方面本着18071814年的精神,同时又本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
很简单,所谓“当时的精神”,就是指当时法国人对当时普士容克君主国所施加的全然是物质的压力,也就是指当时同样也不如意的普鲁士王国的财政赤字。只是为了使资产者和农民能够纳税,只是为了至少在表面上给普鲁士王国的臣民实行一些法国人在他们所占领的德国地区大量实行的那种改革,总雨言之,只是为了把破烂不堪的、腐朽了的霍亨索伦君主国重新缝补一下,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实行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所谓城市条例、赎买条例、军事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只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比法国1789年的革命,甚至比英国1640年的革命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难道这一点应该成为曾被革命席卷了全国的普鲁士的基础吗?旧普鲁士一向安自尊大,总是把自己当做世界历史的中心,事实上,历史总是把这个“理性的国家”在污泥里拖来拖去。旧普鲁士的这种妄自尊大自然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普鲁士在没有挨到法国人的闷棍之前,总是安然地坐在1807—1814年尚未发展的基础上,连动也不想动一下。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光荣的、官僚容克的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在去年2月受到法国人
一个新的有力的刺激,而不得不堂而皇之地从“1807一1814年的基础”上滚下去的时候,这些基础早就被遗忘了。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说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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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
基础,而仅仅在于防止法国的刺激造成更大的后果。所有这切,妄自尊大的普鲁士都不去理睬,而当它突然受到一个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喊叫起来,把腐朽了的18071814年基础召来,就象孩子呼唤保姆一样!
好象1848年的普图士,在领土、工业、商业、交通、文化和阶级关系方面,不是和“18071814年基础”上的普鲁士完全不同的另
一个国家!
好象从那时起不是已经有两个全新的阶级一—工业无产阶级和自由农民进入了普鲁士的历史;好象1848年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基础”时代的怯儒的温和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小资产阶级有所不同
这一切都无所谓。英武的普鲁士人除了他们的“18071814年基础”以外,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这就是一个能在上面进步加以建设的基础,一而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一个最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最渺小的玩弄所谓改革的骗周的终结,一一在旧普鲁士,人们对革命的看法就是如此!
在对祖国的历史作一些自以为是的、愚无知的幻想这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诚然,谢天谢地,只是柏林一个城市是这样!
让我们再往下看。
“那些不得不放弃特权和优越地位的……在将来必须同全体同胞平等处的等级和阶级,看准备这样做了,他们深信,旧制度已经不可能存在,并深信这是合乎他们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请看这个甜言蜜语、心地善良的资产者是怎样再一次歪曲革命的!贵族、僧侣、官僚、军官“看来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但这并
柏林民报》致初选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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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慑于武装的人民,也不是因为对欧洲革命一感到畏惧就在自队伍中不可抑制地发生的愈来愈严重的精神瓦解和组织瓦解使得他们无力反抗,一不是的!和平、善良互利的2月24日和3月18日155的“协定”(用康普豪森先生的话来说),使“他们深信”这是“合乎他们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三月革命,甚至2月24日的革命,都是合乎容克地主、教会法庭顾问、厅长和近卫军中尉先生们的真正利益的,这真是一个大发现
可惜的是,“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并成为旧制度维护者的那些人,不但没有象他们的职责ㄑ!所要求的那祥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废墟,建造新房舍,反而想去加固那些基础已经完全动摇了的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装饰”
“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换句话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5月所没有的那种情况了,或者说,现在的情况正好就是5月的情况。
柏林《国民报》就是用这样的文字来写文章的,并且还以此自豪。
总而言之,1848年的5月同1849年的1月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以前反革命分子似乎是意识到了他们的职责,而现在他们是真正没有意识到,并公开承认这一点,一这使和平的资产者感到悲痛。要知道,反革命分子的职责就是为了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职责就是切断自己的血管,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正确理解的利益的维护者抱怨说。
到底为什么你们的敌人现在不去做那些你们认为终究是他们的职责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你们在春天没有尽到你们的“职责”,因为当你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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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大的时候,你们的行动却象个胆小鬼,你们在那个会使你们壮大并把政权交给你们的革命面前发抖了;因为你们自己丝毫不去触动旧废墟,而沾沾自喜地对着镜子欣赏自己不彻底的成就上面的光环!现在,当反革命突然强大起来并且蹂躏你们的时候,当你们脚下的基础可怕地动摇了的时候,你们却要求反革命做你们的仆人,要他们清扫那些由于你们无力和胆小而没有清扫的废墟,—他们是强者,难道他们应该为你们这些弱者牺牲自己吗?
真是天真幼稚的蠢货:你们等着吧,不久人民就要起来了,他们会一下子把你们连同你们现在软弱无力地对之狺狺吠叫的反革命一齐打倒!
科伦1月27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考虑到一个似乎总可以为《国民报》稍加辩白的情况:《国民报》不能自由讲话,它处在戒严的压迫下。既然是戒严,它自然不得不唱出这样的调子
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因为秘密已如义务临降我本要向你倾诉肠,只是命运不允许这样1156
然而,就是在戒严时期,办报也不是为了发表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何况戒严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篇文章的前一半毫无关系。《国民报》的文笔既夸张又晦涩,这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在3月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真幻想,这也怨不得戒严。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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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报》把1848年革命变成1807—1814年改良的尾巴,这也根本不是戒严强迫它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戒严决没有迫使《国民报》对1848年革命和反革命发展的进程产生荒谬的想法,关于这些想法,我们在两天以前已经向它指出过。戒严针对的只是现在,而不是过去。
所以,在我们批评这篇文章的前一半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戒严这回事。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就把戒严考虑进去。
《国民报》在讲完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场白以后,就对初选人说道:
“问题在于巩固已经开创的进步,保持已有的成就。”
什么“进步”?什么“成就”?所谓“进步”,是说“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吗?所谓“成就”是说“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没有象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废墟”吗或者是指那些“加固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装饰”的钦定“成就”吗?
《国民报》的尊贵的先生们,戒严决不能成为替荒谬和糊涂的言论辩解的理由。
现在非常顺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只是一种回到旧制度的退步,我们正沿着这条进步的道路愈走愈远
我们现在仅有的“成就”(这完全不是普鲁士所特有的成就,也不是“三月的”成就,而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就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残忍、最凶暴的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
一个阶段,因此,它的必然后果一定是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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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也许《国民报》对这一点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只是由于戒严而不敢这样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力利专横的敌人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尊贵的先生们,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们沉默,却不会迫使你们说话。所以,对上面引证的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看的:如果这话是你们说的,那就对了;如果这话是戒严当局说的,那你们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你们或者是革命者,或者不是。如果你们不是革命者,那我们就是死敌;如果你们是革命者,那就应该沉默。
但是,你们的话说得那么肯定,你们过去的行为又是那么规矩,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戒严同这个声明毫无关系。“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反革命。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暴力反革命或者根本不能战胜,或者只有用革命来战胜。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革命在1849年1月21日以前,即在上述文章写好以前所达到的目的,正好就是反革命。
“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
这就是说,也是一切革命后直到新制度巩固以前都必然产生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敌人,是2月24日和3月18日“暴力行动”的敌人,是无情地摧毁腐朽的制度及其衰弱的法制基础的那种“专横”的敌人!
“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真的,为了拜倒在“法制、安宁和秩序”面前,为了抗议革命并为反对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的疯狂叫嚣帮腔,真是选择了一个良好时机!这个时机选得很恰当,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刺刀
柏林《民报》致初选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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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炮的保护下,革命被正式诬蔑为刑车犯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根据国王签署的诏书不掩饰地在实行“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宫廷权奸强加于我们的“法律”总是被用来对付我们,而不是保护我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宁和秩序”就在于使反革命得到“安宁”,以便恢复它自己的旧普鲁士的“秩序”。
不对,先生们,通过你们的口说话的并不是戒严当局,而是讲柏林话的,目光短浅、软弱无力而又怀有许多善良愿望的名副其实的奥迪·巴罗。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可一不发。
也许《国民报》的先生们在实行一种狡猾的政策?也许他们表现得如此温和,是为了在选举前夕再把一部分所谓温和派吸引到反对派方面来?
早在反革命开始向我们猛扑的第一天,我们就说过,从现在起仅仅存在着两个党:“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仅仅存在着两个口号:“民主共和国”或“专制君主国”①。一切处在中间的已经不是党,而仅仅是派。反革命的一切行动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话。选举就是我们这些话的最光辉的证明。
当这两个党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的时候,当斗争进行得非常残酷的时候,当这种斗争仅仅由于有组织的丘八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而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时候,任何中介的政策都将终止。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奥迪隆·巴罗本人才能扮演奥迪隆·巴罗的角色。
纯巧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4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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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但是我们这些柏林的巴罗们却有自己的保留、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解释。他们是抱怨派157,但绝对不是单纯的抱怨派;他们是带有保留的抱怨派,是静悄悄的反对派中的抱怨派:
“但是,我们想要人民觉醒了的自由精神和平等原则所要求的那种新法律;我们想要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ㄑ即真正的无之谈我们想要的不是仅仅靠刺刀和戒严来维持的安宁,而是另一种安宁,这种安宁是在政治和精神上ㄑ!>都有充分根据的思想的安静,是由于根据事实和措施确信人民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一种安宁,等等,等等。”
我们不必劳神去抄完这些为适应戒严状态而编造的句子了。要说明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一小束革命成果,例如,一点儿民主,甚至一点儿宪政,几项新法律,取消一些封建设施,实行资产阶级平等,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国报》的先生们和以《国民报》为机关报的前柏林左派集团的先生们想要从反革命手中得到的东西,正是构成反革命驱散他们的原因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
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东西,全是那些除了进行新的革命以外他们用别的方法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而新的革命他们又不想要。因为新的革命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和上述微小的资产阶级要求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先生们不喜欢革命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幸而历史的发展很少关心巴罗先生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巴黎的真巴罗在2月24日“想要”到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不过是为自己取得一个部长职位而已。在他刚刚等到这些的时候,巨浪就把他卷走了。于是,他和他的全体善良的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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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信徒,就在革命的浪潮中消失不见了。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他终于重新取得了部长职位,他又“想要”各种东西了。然而,他所要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实现自古以来,一切巴罗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林的巴罗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论戒严也好,不戒严也好,他们仍将用他们善良的愿望来烦扰大家。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在纸上实现自己的某些愿望。然后他们不是被国王撤职,就是被人民撤职。总之,他们的差事是丢定了。
写于1849年1月25—27日
原文是德文
载1849年1月26.和28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新茵报》第205号和第207
第6卷第234—246页
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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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第二篇论文
科伦4月1日。根据来自意大利的最新消息,皮蒙特军队在诺瓦拉附近的失败,并不具有象拍往巴黎的急电中所说的那种决定性的意义。
皮蒙特军队遭到了失败,他们被截断了同都灵的联系,并败退到山中。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皮蒙特是个共和国,如果都灵的政府是个革命的政府并有勇气采取革命的措施,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但是,意大利的独立的丧失,将不是由于奥军的无敌,而是由于皮蒙特王室的怯懦。奥军的胜利是靠什么取得的呢?是靠下述情况:由于拉莫里诺的变,皮蒙特军队中的两个师被切断了与其他三个师的联系,而陷于立的这三个师则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奥军击溃了。这三个师现在正向瓦里斯阿尔卑斯山麓败退
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
①意大利称作:平宁阿尔卑斯山。编者注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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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纽织良好的军队的唯
一方法。
西班牙人在1807一1812年证明了这一点158,匈牙利人现在也在证明着这一点。
赫山诺夫斯基被击溃在诺瓦拉城下,并被切断了到都灵的去路;拉德茨基进驻到距都灵九德里的地方在皮蒙特这样一个君主制(虽然也是立宪制)的国家中,战争的结局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向拉德茨基求和。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共和国中,这是决定不了什么的,如果不是君主国的不可避免的怯儒,从没有勇气采取极端革命的手段,如果不是这种怯懦,赫山诺夫斯基的失败可能成为意大利的幸福。
如果皮蒙特是个无须理会君主制传统的共和国,它就有可能完全按另一种方式结束战争。
赫山诺夫斯基败退到比耶拉和博尔哥马涅罗。在那里,他本来很容易把军队聚集起来,用大胆的进攻把拉德茨基的胜利化为乌有,因为在那里,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阻挡他继续退却,几乎不可能把军队沿着两三条狭窄的河谷摆开。
如果皮蒙特军队的统帅具有革命的勇气,如果他们知道在都灵有一个准备采取最坚决行动的革命政府,他们就会明白应该怎样行动。
在诺瓦拉会战以后,马乔列湖附近驻扎了三四万皮蒙特军队的士兵。如果在大约两天之内把这支军队集中起来,就可以把它迅速调到驻有不到一万二千名奥军的伦巴第。这支军队就能够占领米兰、布里西亚和克雷莫纳,组织普遍起义,各个击破从威尼斯省开来的各奥地利军,从而完全摧毁拉德茨基的整个作战基地。这样,拉德茨基就不会前往都灵,而必定会立刻掉过头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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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回伦巴第,途中必然会遭到皮蒙特民兵的追击因为皮蒙特民兵一定会支持伦巴第的起义。
这种真正的民族战争,就象伦巴第人在1848年3月所进行的结果把拉德茨基赶到奥利奥河和明乔河对岸的战争一样,会把整个意大利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并使罗马人和托斯卡纳人充满新的毅力。
当拉德茨基还停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之间而进退未决的时候,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军队就可以开到威尼斯去解围,同拉·马尔摩拉和罗马军队联合起来,用游击队进行无数次的袭击,以便不断地惊扰奥军元帅,从而削弱并分割他的部队,最后把他打败。伦巴第只是等待皮蒙特人的进军;它甚至还没有等他们到来就已经起义了。只有奥军的要塞还在箝制着伦巴第的城市。一万皮蒙特军队已经到了伦巴第;再赶来两三万人,拉德茨基的退路就被截断了。
但是,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这是唯有共和国才会采取的手段,1793年就证明了这一点。采用这种手段必须以革命的恐怖为前提,而究竟有哪个君主敢于这样做呢?
可见,断送意大利人的决不是诺瓦拉和维吉瓦诺会战的失败,而是君主制迫使他们采取的怯和谨小慎微的行为。诺瓦拉会战的失败只是造成了战略上的损失:意大利人被切断了去都灵的道路,而奥军却打开了去都灵的道路。假如在会战失败之后立即开始真正的革命战争,假如意大利残存的一部分军队立刻宣布自己是全民起义的核心,假如把军队的普通战争变为1793年法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人民的战争,那末这种损失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君主国当然决不敢进行革命的战争、决不敢发动全民起义和实行革命恐怖。它宁可跟自己的最凶恶的但出身相同的敌人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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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和,而不愿同人民联合。
查理-阿尔伯特是不是个卖国贼,这无关紧要,只是他的一顶王冠,只是一个君主制就足以把意大利引向灭亡。
但是,查理阿尔伯特的确是个卖国贼。所有的法国报纸都披露了欧洲列强的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披露了反革命企图彻底镇压欧洲各国人民的进军计划。俄国和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法国和撒丁,都签字参加了这个新的神圣词盟。
查理-阿尔伯特奉命同奥地利作战,让人把自己打败,从而使奥地利人有可能在皮蒙特、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安宁”并给各地饮定军法宪法。为此,查理-阿尔伯特应当得到巴马和皮阿琴察,俄国人应当平定匈牙利,法国应当成为帝国;这样,才能确保欧洲的安宁。照法国报纸上的消息看来,反革命的庞大计划就是如此;而这个计划也向我们说明了拉莫里诺叛变和意大利人失败的缘由。
但是拉德茨基的胜利使君主制遭到一个新的打击。诺瓦拉会战和皮蒙特军队在会战后的毫无作为证明,在人民必须竭尽全力来自救的紧要关头,束缚人民最厉害的莫过于君主制了。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灭亡,首先就必须使意大利的君主制灭亡。
写于1849年4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1849年4月1日新莱茵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1增刊
第6卷第461—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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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5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16
这部著作最初问世是在1849年,从4月4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141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61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载完;虽然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个诺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顿、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162,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
《雇佣劳动与资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一苏黎世由“瑞士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了,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求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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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
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恩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象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象在1891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再版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实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结论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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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佣劳动与资本
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显的谬误和混乱。
政治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们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叮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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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①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月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41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1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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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佣劳动与资本
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3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3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一譬如说12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钳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20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
一个工人计算,值1马克。一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3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24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27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费用多3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3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27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27马克当中,有21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20马克包含在原料中,1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6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12小时的劳动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6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
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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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6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3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3马克,假使我向他要6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末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12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6小时内创造的是3马克,即工人劳动12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12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一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做“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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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佣劳动与资本
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先讲定的工资一计日或计件的一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个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目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3马克,至于他是计日还是计件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12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增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6马克中,他付给工人3马克,剩下的3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时里生产6马克的
见《资本论》第1卷第17章。编注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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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那末在6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3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时。6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6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12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12小时内制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2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2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25分尼。12件就是3马克;要得到这3马克,工人必须工作12小时资本家从12件商品上得到30马克。扣除原料机器损耗共24马克外,还剩下6马克,从这6马克中,他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3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6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6小时(在12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6小时。
那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
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问题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一—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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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与资本
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
一天工资而工作的那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四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
恩格斯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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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一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一一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休成员支配。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163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5月13前进报》
原文是德文
第109号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
选自《马克恩格斯余集》
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
第22卷第23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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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佣劳动与资本
雇佣劳动与资本
科伦4月4日①。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讲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须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人阶级遭到失败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维也纳的陷落,柏林十一月②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
①《鹿佣劳动与资本》的些版本中(包括181年版本在内)翻掉了每篇文章开头的日期:编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拍林十一月”前面如有:“1848年”。一编注
雇劳动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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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阶级斗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较量一下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
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大历史画中的两幅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对一些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的了解都极端无知和十分混乱,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末一个工人回答说:
①在1891年版本中,农民等级”改为“所的市民等级”。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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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我做一天工从资产者那里得到一法郎①”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法郎”,等等。由于他们工作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②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
可见③,资产者是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资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的那个货币量,譬如说两法郎,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法郎,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12小时劳动⑥的两法郎,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⑦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率进行的。一定量的货交换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织布工人的12小时劳动交换两法郎。但是,
①1法郎于8普鲁士银格罗。(在891年版本中,“法郎”完金改为“马克”。一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去了:“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编者注图在1891年版本中,“可见”后面加有“看起来仿佛”一编者注
⊕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后面加有:但这只是表面情形。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货币向资本家出卖自的劳动力的。资本家以日、一周一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而当他把劳动力买到手以后,他就使用它迫使工人在约定的期内劳动”。一编者注
⑤在1891年版本中“资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改为“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编者注
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一--编者注
⑦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者注
雇劳动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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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两法郎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法郎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①,并且是按一定的比率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法郎,就是为交换他的劳动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法郎是表现劳动跟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②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劳动价格③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产者④供给他一架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产者把布拿去,卖了一比方说20法郎。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20法郎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
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织布工人从资产者那里领来使用的织布机和纱不是他的产品,同样,他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②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海品改为“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一一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一者注
③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价格”改为“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编老注
④在1891年版本中,“资产者”改为“资本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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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资本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①,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①)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象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①的那一部分。总之,劳动①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②,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两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
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
①在1.891年版本中,“分动”改为“动力”。…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可是”后面加有:“劳动力在动作中的表现”。…者注
雇佣劳幼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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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假如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劳动①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①出卖给奴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①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离品,但劳动①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①。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私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2小时、15小时却属于它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获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于整个资产阶级②;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资产阶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不是属于菜一个资产老,而是威于整个资产阶级”改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一编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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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级①中间寻找一个买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起作用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劳动的价格。所以,工资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那末,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科伦4月5日。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主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主,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主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卖主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
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主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主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主和卖主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贵些。买主和卖主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
①在1891年版本中,“资产阶级”改为“本阶级”编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一编注
佣劳动与资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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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对比关系怎样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主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主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战胜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
假定说,市场上有100包棉花,而买主们却需要1000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应大10倍,因而买主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烈;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儿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买下来,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主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主,出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主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100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自已商品的价格。于是卖主阵营里忽然奠定了和平。他们冷静地着双手,象一个人似地对抗买主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主出价又没有一定的限度,那卖主的贪图也就会没有止境了。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应低于需求,那末这种商品的卖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中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买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应大大超过需求,卖主中间拼命竞争,买主少,商品贱价拍卖。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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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佣劳动与资本
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那末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象新即位的亚历山大大帝
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100法郎,而我把它卖了110法郎(自然是在一年期满后)那末这是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120或130法郎,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法郎,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
由此可见,供求关系的改变,引起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引起高价或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应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末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率。举例说,假如
一尺绸缎的价格从5法郎上涨到6法郎,那末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这时若要交换得原来那么多的绸缎,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
雇佣劳动与资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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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跃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末资本就要从该种商品生产部门中流出去了。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应,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应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现时价格总是离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
由此可见,资本是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问题时能够证明:不仅供应,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免离题太远了。我们刚才说过,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销的,因此,在
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了解成象经济学家们所了解的那种意思。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销,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销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动看做偶然现象。那末,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经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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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佣劳动与资本
的波动看做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做偶然现象。可是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象地震一样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转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销另一个极端。由此可见,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这样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销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
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调节一般商品价格的那些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供求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②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②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那末,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工具”改为“劳动工具损耗部分”一编者注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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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愈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如说,假如一架机器值1000法郎,使用期限为10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100法郎,以便在10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环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②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即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②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
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纹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①在1891年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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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科伦4月6日。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
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①。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②,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
①在1891年版本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影响”。—编者注
在1891年版本中,“对自然界的关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编者注
佣劳动与资本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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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这些体现资本的棉花米和轮船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末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肉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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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与资本
性质有丝毫改变
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面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1000法郎的一座房子
100
是1000法郎的交换价值。值一生丁①的一印米纸是100生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率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这种比率是用货币来表示的,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这种性能。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不是以两为单位,而是以公担为单位,难道铁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能会因此而改变吗?铁作为一种商品,只是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①在1891年版本中,“生丁”改为“分尼”一一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劝”改为“劳力”-编注
佣劳动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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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雇佣劳动①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②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一段时间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末我一把这些生活资料消费完,它们对于我就算是完全白耗费了。但是,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对于工人本身来说,这种力量是白耗费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5银格罗中。这个短工为得到这5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10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5银格罗申。他拿这5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5银格罗申变成10银格罗的劳动和力量。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让给了农场主)换到5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5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法;对资本家来说,是有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5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使他得到了10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5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在1891年版本中,“资本和雇佣劳动”改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一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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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佣劳动为前提,而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①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②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①,资本就得购买劳动①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快,也就是说,产业愈繁荣,资产阶级愈发财,生意愈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愈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愈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一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在1891年版本中,“雇佣劳动”改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者注
佣劳动与资本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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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①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底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当庭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所谓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科伦4月7。资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米,比起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的利益”改为“工人的利益”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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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与资本
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工资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工资包含着各种对比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十六世纪,由于美洲的发现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①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竞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成十六世纪资本增殖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千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电,“美洲的发现”收为“在美洲发现了更半富更易开采的金矿”编法
雇佣劳动与资本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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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①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资却可
①在1891年版本中,恩格斯把白“反之,相对工资以下的一段话改为:“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中所获得的那个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这种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的份额
上面,在第14页(见本卷第354页——编者注)上,我们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资本家要从实出由工人创造的产品所得的进款中再补偿这笔工资。资本家在补偿这笔工资时,照例要在除生产费用后,还有若干剩余,即还有利润。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偿他所垫支的原料价格和他所垫支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的损耗3第二,补偿资本家所垫支的工资第三,这些费用以外的余额,即资本家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已存在的价;很清楚,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构成资本家利润的余额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并附加到原料价值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把工资和利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生产的产品中的份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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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3法郎降低到2法郎。这时,虽然工人拿这2法郎可以买到比从前拿3法郎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1法郎,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①。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交换价值②即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换价③即按日工资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④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①在1891年版本中,“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改为“资本所得的份额
比劳动所得的份额提高了”编者注
②在1891年版本中,“资本的交换价”改为“资本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③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的交换价值”改为“劳动的所得份额”编者注⊕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崩佣劳动与资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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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劳动,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别种商品相交换的比率,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销。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绝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50磅,现在为100磅,那末我用这100磅纱交换②所得的商品,并不比以前用50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低了一半,或者说,因为现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增殖资本的比率,即按利润比工资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单只在资本和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观察问题,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①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别人的劳动。编者注
②在189年版本中,“交换”前面加有:“在一定时间内”。编者注
③在1891年版本中,“活劳动”改为“直接劳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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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劳动与资本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换价值①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末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赏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
①在1891年版本小,“劳动的交换价值”改为“劳动价格”。——编者注
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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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能在愈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资产阶级增殖财富、重新为资本加强权力而工作一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科伦4月10日。然而,是不是象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们不应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好。资产阶级太开明了,太会打算了,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奴仆的衣着华丽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①日益增加。资本的增殖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抛入产业战场。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贱卖而又
①在1891年版本中,“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改为“资本家的数目和他们的资本的数额一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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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不破产,他就必须廉价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广泛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说,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尺麻布,他却能织出一尺麻布,那末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尺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力更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尺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尺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尺麻布。不然他就占不到任何便宜,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动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比别人的资本更多地增加了自己的价值。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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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现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这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在淡季出卖的。
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能得到的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尺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因为同他竞争的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象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曾经能够用以前的价格供给加倍的产品,那末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以前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钩心斗角的斗争又重新开始。又有人实行更细的分工,又有人增加机器数量,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日益扩大。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这个规律正就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
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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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种生产资料的采用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当这种生产资料的采用一旦成为普遍的现象时,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取得有的价格,他就必须供给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利润①,并且也是为了抵补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因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愈大而愈残酷无情地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强大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更廉价的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廉价生产即按原先价格供给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制造出来对付竞争者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着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进行廉价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现在我们若是想象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增殖、积累和集聚的结果,如何导
①1891年版本中,“待到利润”改为“得到更多的利润”。--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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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不断地、日新月异地、更大规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殖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1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1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其次,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愈简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象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愈是不能给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愈激烈,工资也就愈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愈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愈多,他给自己的工友们造成的竞争就愈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象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同样很简单: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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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头上去,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考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似乎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工业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譬如说,在
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于是他们就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种安慰,与其说是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对资本家本身的安慰。要知道,假若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末资本的最可怕的时刻就会到来,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已指望受雇于该产业部门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简单的和低级的工作来代替较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既是这样,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若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
雇佣劳动与资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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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的生产也必然增加,而在这个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也必然随之增加;况且这个产业部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而且还是受过教育的工人。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生产部门也完全和棉纱生产部门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机器生产部门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1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佣3个童工和1个女工!难道先前1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3个孩子和1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不是应该足够维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吗?资产阶级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1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了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象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不言面喻,小产业家是支持不住这种战争①的:这种战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必须要做大产业家而绝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①在1891年版本中,“战争”改为“斗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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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康佣劳动与资本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说明的:资本愈增殖,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即补充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者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①也来得愈来愈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一也就是说,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
一次危机都把一些新市场或以前只被微微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光靠剥削劳动来生活。象显贵的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他的奴隶们陪葬,即在危机时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待续)
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所做的讲写成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9年4月5-8和
第6卷第473—506页
11日新莱茵报》第264一267和269
①在1891年版本中,“地袋”改为“产业方面的地震”编者注在1891年版本中,市场”改为“新市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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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5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宣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同盟也经受了考验。正在这个时候,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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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利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起来。中央委员会由于了解到这种必要性,所以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进行同盟改组工作。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使得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一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牟尔克战役中阵亡了。他的牺牲使同盟丧失了一位最老的、最积极的和最可靠的成员,他曾参加过各次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非常成功地执行过好几次奉命出差的任务。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伦敦重新聚集起来,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同盟组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现在就动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了这个政权去追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与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甚至最后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尽管如此,它终究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条件,一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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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现在能够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就可能由于政府发生财政困难而使统治权终于转到它手里去,而使它自己的利益有所保障。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令人民憎恨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是不会经过这条和平道路的。相反的,革命已经迫近了,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59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德国自由资产者于1848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来扮演,而民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地位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于工人讲来比从前的自由派更为危险的民主派,是由下列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抱定的目的是要立刻完全推翻封建尘义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他们在上次运动中所抱定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65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的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各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受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完全就象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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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在凡是他们认为还有可能用立宪的法来维护自己目的的地方,如在维尔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们总是利用机会来保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来实际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很明显,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就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把主要税收负担转嫁到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肩上。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关,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有可能不从资本家方面取得贷款,而从国家方面根据优惠条件取得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用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手段来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要实现这一切,他们就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一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一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公有财产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执行的许多职权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地方自治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遗产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归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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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增长。至于工人呢,那末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想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希望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内所有一切派别都坚持这里列举的一切要求,只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才想使这些要求全部实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中的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则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做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满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线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2.在最近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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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3.在这个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
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者有利。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
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跟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是持着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勒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得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16上,非常狂暴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双方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将来——也如迄今有过的情形一样—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定时机的需要的联盟。显然,在当前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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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疑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号召工人镇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剥夺无产阶级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工人无法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采取这种行动,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于又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就被镇压下去。相反,他们应该尽可能支持这种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时和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并列。当民主主义的资产者刚一准备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以各种保证。在有必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统治者作出各种让步和诺言,一一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地抑制那种由新的情况所引起的狂喜心理,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产生的陶醉心情,而应该对事变有镇定冷静的了解,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住。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市议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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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第二、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的调动,而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有可能大力反对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俱乐部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只要有可能,中央委员会就要赶快移到德国去,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关于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设在主要运动中心区里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人民俱乐部统一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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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最主要的措施。推翻各邦现存政府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定数量的工人摈除于选举之外。
二、到处都要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相并列,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向大家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为民主派的词句,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之类的词句所欺骗。所有这些词句,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要蒙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得到的成就,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议会所能造成的害处,是重要得多。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地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末,反动派在选举中的作用预先就被消除了。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就是说,他们将力求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象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
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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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派或是直接力求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或是当他们不能逃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时候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个乡镇和各个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借以使中央政府陷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面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他们不应甘受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象德国这样一个还需要铲除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很多地方性的和省区性的偏狭习俗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一村庄、每一城市和每一省都弄出一些新的障碍来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复活起来,因为现今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为了同一个前进步骤都不免要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区里进行单独的斗争。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地方自治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比现代私有制更为落后,并且到处都会陷于解体而必然要转变为现代私有制,一因而也就不能容许永远保存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足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以及那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反对工人的诡办法。也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①
①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与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大革命开始建立的,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主义反动派、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第月十八日政变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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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在即将来临的运动中,民主派将会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里发生
一个问题:工人应该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呢?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追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2.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覆灭的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己
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月十八日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宫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朵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与政治的和民族的中央权制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与狭的县区的或乡镇的利己主义联在一起,这种利记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南德意志的联邦共主义者在1849年却曾想在德国来施行。(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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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1850年印成传单
原文是德文
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
《揭露科伦共党人案件》一书
第7卷第288299页
(祺延根一苏黎世版)中作为附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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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7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
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点
1848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教父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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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四阶级斗争
pere①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工业资产阶级本身愈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188被血腥镇压后,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拥护者,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所有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一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
①双关语 tcomperes“教父”,也有“同谋者”的意思。注
1848年的六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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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支出,即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如果不改变税收制度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的。国家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年或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法国每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七亿五千万法,而每年国家非常开支却差不多达到四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额金钱,又为骗人的包工、贿赂、盗窃以及各种舞弊勾当造成了良好机会。盗窃国库在发行公债时是批发式地进行的,而在执行官方包工合同时则再零售式地进行。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正如统治阶级利用了整个国家支出和公债一样,它也利用了铁路的建筑。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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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四阶级斗争
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也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进行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反之,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反抗而遭到失败。例如,邮政改革就是如此。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敢于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一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 gouvernement bon marche廉价政府。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面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参加政权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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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高利贷者是现代的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多少尖刻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11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126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58方面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微小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摩人民的流血起义169则象电流一样激动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①最后,两个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率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不平的怨言发展成了起义。
7845年和1846年的马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激动。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象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
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歌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170,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手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①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进行的;巴勒摩的起义爆发于1848年1月12日;在1月底,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九日的炮击。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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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必定会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了一个后果: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能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只得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他们开设起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方式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非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冲突起来,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弄得束手无策,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171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131的是克莱米约、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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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臆想内容和辞句的总起义。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象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决心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争得共和制度。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二十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在两小时的期限未满以前,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赫然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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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这种假象引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余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宣布了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阳8摆脱了七月王朝追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无怪乎《法兰西报》172曾与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鼓动,无怪平拉罗什雅克兰曾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赞助革命。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给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并显露出来了。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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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过几天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象把无产阶级完全忽略了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涌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勉强设立了
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资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而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权力和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可是必须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表现。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一要知道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
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自已解放,也就希望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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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而不引起一场又会对统治世界市场的英国产生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已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多少变了样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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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但是在法国其他各地,由于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充分发展的现代形式的、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所以,无怪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时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
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173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174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伪善的词句里,一一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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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一一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
一句话,博爱一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3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握在背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已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并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国家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按照自己所处情势的特殊条件起来革命了。俄国和英国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一都感到措手不及。这样,共和国面前连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碰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活动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做自己的产儿,自然欢迎临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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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措施。它乐意协助科西迪耶尔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城内的私有财产,并且让路易·勃朗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最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着手解决这一任务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完全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这样,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商品流转已有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末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本身,使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的斯芬克斯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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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债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五分四分五
。,
和四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傲然自信的精神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尽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阶级、仆役和工人就不免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为政府给国家债权人的这种令人称心的意外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一百法郎以上的存折储蓄银行不再付款。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被没收,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公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领到的已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公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而二月革命正是反对这些高利贷大王们的。
银行是在七月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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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象洪水泛滥一样立刻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来资产阶级自身本来应该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乞求大家来为爱国主义担负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只得采取英勇手段一征收新税。然而向谁去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但这样做是不能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的同情的。这样做就会一方面破坏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事业,另一方面又使它受到很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到底是谁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做了牺牲呢?就是笨伯雅克175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176。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王朝恩的十亿巨款177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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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封建负担,而1848年的革命,却为了使资本不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详尽地描述,他如何义愤填地驳斥了交易所的高利贷者、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178.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受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旧账,反而陷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一—即令只是词句—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是不断反对恢复信用(以绝对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为基础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掉才行。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扔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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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而且,国民自卫军已不得不局部地、渐渐地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二十四别动队,每营一千人,由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奠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 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察罗尼150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性,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一法郎五十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把他们迷住了。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蛮干的二万四千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十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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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二十三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做枯燥、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80。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但因为它们打着相同的幌子,也就往往引起了犹如描写家臣欺诈勾当的西班牙喜剧中那样的误会17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厂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消耗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竞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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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这样嘟嚷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育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或者从意大利,或者从德国,或者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欢欣,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再回到革命轨道上来,使它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排出去,并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举行。180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喊着“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口号涌到市政厅去。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只得出而想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服从于自己,反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已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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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协同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许多工人集会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当前的选举。突然有一种风声飞快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武装工人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集合,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互相争立头功,一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十万人荷枪待发,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各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很惊奇地得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曾在布置极为严密的虚幻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整个这出拙劣的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的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181开会了。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
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跟着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走。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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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损害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的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后并且蒙上反对派的荣光。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182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园,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整个存在的时期都在不断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
整个法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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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急忙从自已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130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做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做些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32 faut en finir!这种情况必须结束1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要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决心。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骂工人的言论。但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伤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是多方阻难工人进入国家工厂,把计日工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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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生长的工人都赶到索隆,借口说是调去做土工。这种土工,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以掩饰工人被逐事实的一种好听词令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一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五灭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已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三千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几星期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当时简直是被那冲散了他们虚幻的共和国的火药浓烟熏得头昏眼花了。
请读者允许我们从《新莱茵报》中引出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焰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炮火。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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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述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学究们,他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允许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全部旧的、不过没有戴王冠的首领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一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其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词句上和育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丑恶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怪物的脑袋。秩序!一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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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①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进行这种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尝试;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共和国不得不考虑它的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不可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一一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
见本卷第29930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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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要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处境的认识,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君主制结成了联盟来反对人民,那末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就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没有让它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有让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各邻国保持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配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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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25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一种国家形式。
六月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领导的,胜利自然把政权交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无力抵抗的巴黎压倒在他们脚下了,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成严状态的精神气氛、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盛气凌人、骄傲自大以及农民放肆的私有狂。这样,就没有任何威胁从下层来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光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界是《改革报》148。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遗弃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堕落到了替三色旗共和党人129当保镖的地步,他们不能从
三色旗共和党人那里取得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共和党人统治亦即共和国仿佛受到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共和集团的威胁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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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自始就是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的。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甚至不敢出面,除非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暂时团结到卡芬雅克周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救主,而当反共和党在月事变后不久重新独立出现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状态容许这个党只能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集团以作家、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为代表,以沽名钓誉者、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立有自己的分馆。《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国家职位一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而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已成为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了。同时他在接见宾客时,却又象一个司礼官执行着代表“正直的”共和国款待宾客的职责。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由于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而抱着错误见解,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越降低,制宪议会就越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党人的票数;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末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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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掉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问,当它在舞台前头给可敬的观众表演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作罪犯来审判,而是当做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
六月事件和五月十五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党派和民主主义党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行为。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奥迪·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实行复仇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化身,这个目中无人的小人,这个艰涩的空谈家,他不只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和那些把他的内阁首相地位弄掉的革命家算账。这担保他一定要狠狠地干上一通!正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诉讼案,这个案件归结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害,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博学的刑事调查工作引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做了回答183:二月二十四日事件仿佛是一种罗马开国奠基的事件啊。国家的起源散失在神话中,而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巴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自身清洗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尚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了;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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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被废除了;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很大部分的文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何尝不可以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重新施行了报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急忙给旧有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有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
一种将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一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酒店老板、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铺奋然而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而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他拿着威胁的通知单迎接了他们。期票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要反对他们自己,才可以拯救这种财产,为着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着那些给他们的期票贴现的银行家,为着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着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着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恢复了元气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活生生和满怀复仇心情的凶神,这首先表现于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室儿女一起逐出了住屋,把他的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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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那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赫然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把工人击溃之后,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债权人的掌握中了。他们那从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样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6月以后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在巴黎,过期的期票总值在二千一百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一千一百万法郎以上。巴黎有七千多家商店老板,白2月以来就没有缴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犯罪,那末小资产阶级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纠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用威胁口吻申述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商人在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他的生意在2月24日以前曾是良好的时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而债权人则必须在偿付少量利息的条件下取消自己的诉讼。这个问题,曾以concordats I'amiable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室儿女数千人在圣丹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小资产阶级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就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就又变得毫不容情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concordats l''amiable友好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这样,在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代表早已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推开之后,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经济的意义:小资产阶级债务人被交给资产阶级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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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任意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许可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合同,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最紧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文森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银行家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的大批破产势必涉及比直接受害者多得多的人,因而重又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流转,同时因六月起义而造成的耗费更加扩大了国家赤字,国家财政收入又因生产停滞、消费和输入缩减而愈益下降。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只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是破产和拍卖,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是人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武士——的沙龙里对“年轻的社会救主们”纷纷表示的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非力浦统治时通过自己的《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扮作调停者协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只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十八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力浦统治时代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应被毁灭”这句话过日子的;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从于神圣同盟,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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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124的。历史的恶作剧竟使《国民报》的前任外交组编辑巴斯蒂德当了法国外交部长,使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曾一度相信,军事专政将把对外战争和“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兵士现在只需要当作宪兵用就行了。卡芬雅克在恪守古老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峻面具下,隐藏着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官位而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 argent n'a' pas de maitre!金钱无主人!卡芬克竟也和制宪议会一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所应该进行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拟定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成立的事实,实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就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其次,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和6月25日的惊吓后专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那种非常权力,也提高成为根本法了。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术语问题。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先前任《国民报》总编辑而现在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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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不无天才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象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爆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还在预备划分地界来更精确地确定地产的范围。制宪议会在理论上从事于制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的精确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它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状态来支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延长了戒严状态的期限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派别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这次的宪法却根本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 droit aus travaily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 droit l'assistance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一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 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做邪说来诅咒。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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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攻击的手段。
在友好合同问题上,三色旗共和党人实际上是为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既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所得税,就是把上面这件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革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既然如此,到底还有哪个阶级留作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来重新巩固旧经济关系,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曾打算利用巩固旧社会关系的机会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延做共和国的部长,尽管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做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和最狂热地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临时政府企图侵犯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本法了。于是,它所推翻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法制的终身制宗教裁判者身上成千倍地复活起来。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一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一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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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宪法要求前者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者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不大理会这些矛盾的。既然他们已经不是必要的人物,一他们只有作为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先锋队才是必要的人物,一一所以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降为一个派系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阴谋。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系的统治。总统应该仍由卡芬雅克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继续。他们打算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弄成一种虚构。他们甚至指望能很容易地利用虚构来经常恐吓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资产阶级不得不从六月事变时期的两条道路中选定一条;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已于10月23日结束了。在9月2日,制宪议会决定在未颁布补充宪法的所谓根本性的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早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生命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自己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二百万选票则总统选举权就由国民转归制宪议会行使。
真是然慎重!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
一天。在投票箱里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了
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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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雅克五倍184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是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奸诈的天真、矫揉造作的高超的象征,是深思熟虑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谬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一一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12月10日发生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把法国的一个政府取消而给它创造出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目光就经常注视着巴黎。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角色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使制宪议会倒台,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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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而只要这个集团想在宪法中把暂时性的东西固定下来,他们就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答答地示意,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185。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①意义。18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一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的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是为了把全部选票都集中于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使制宪议会没有可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党派的普通名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称前者是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称,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称。据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领袖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只是带有示威的性质;这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群众抗议;同时这又是群众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
“平庸的德文是 einfaltigs,本来含义是“单重的”,转意为“平的”“多方面的”德文是 vielfaltig,本来含义是“多重的”,转意为“多方面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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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党派而脱离了民主主义党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党派,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者山岳党,对赖德律-洛兰的候选是象它惯常庄严地愚弄自己那样十分认真的。不过,这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党派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一—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在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带着惑家姿态和借用1793年辞句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这样,迷信1793年的传统和迷信拿破仑的传统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十二月十日事件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慌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粗野的玩笑打破了对旧革命做经典式比拟的迷梦。
12月20日,卡芬雅克宣布退职,制宪议会就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把自己不经审讯而判处一万五千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日法令宣布取消,岂不就是根本否定六月杀本身妈?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一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12月10日,而是始于1804年的参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总理职务不是始于12月10口,而是始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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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减少政府的变动,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选择的这个办法是资产阶级各保皇派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旧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桥梁,现在由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桥梁,当然是更为合适的了。
奥迪隆·巴罗乃是唯一因为老是争不到内阁位置而未丢尽脸的那个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做一团讨厌的废物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十八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望,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态度和人的自负心理。在他前面镜子里容光焕发的是基佐的面孔,一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和经常把他当做小学生看待的基佐,简直就是基佐本人,不过长着奥迪隆的奥林帕斯的前额罢了。他只是没有发觉自身上的一件东西迈达斯的耳朵。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他原是一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而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教徒的法卢又作为信仰部部长跟他联成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马尔萨斯主义者菜昂·福适了。法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图里,这一切样样俱全,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了。所缺少的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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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扮演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一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的君主制走卒的手中去了。正统主义者尚加尔一身兼掌了寨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
,
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职上的更迭,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主义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一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演员部位、戏剧动力、冲突本质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不过那过了时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这个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在大地已创立成功之后,它的创造者除了逃到天上去,就别无他事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仿效他的榜样,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如果说它已被夺去了行政权的一切杠杆,那末它手中不是还留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主权岗位,并借着这个岗位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一推翻巴罗内阁而代之以《国民报》派的内阁,则保皇派的官吏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将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要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了国民议会一个方便得简直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攻击的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椅子上还只坐了六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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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和葡萄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也就很高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从而使五亿六千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六千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待内阁辞职。你看它对于它自己周围的新事物以及它自已已经改变的地位,该是多么不了解啊。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六百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从此就开始了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生存时间的长期决斗。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 journees(巨大事件)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一例如路易·勃朗一一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国民议会与总统在宪法上的矛盾的表现:方面是具有主权不许解散、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在纸上对国民议会负货而实则也同国民议会一样由普遍投票批准的总统;并且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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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集中了百倍分散的并分配于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的全部选票;况且总统掌握有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飘荡于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中、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形式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根本不是同一个宪制权力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波拿巴不是一个跟立法权对立的行政权。波拿巴乃是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这个共和国和自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具相对抗,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思想上的要求相对抗,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现在却因发觉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完全象一个复辟的君主国而感到惊异,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以及它那些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勉强延长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最终完成的和典型的姿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滚回到它中间去了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了还没有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了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一个名字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已经表露出来的时候,只有当这个当选事实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已于12月10日被宣告废止了。这样,在1月29日,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发生冲突,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发生冲突。一个阵营里是个不大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集团,一一唯有它才能宣布共和国成立,用巷战和恐怖手段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个阵营里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主义大众,一一唯有它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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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剥去宪法的那套思想上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真正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整一个月当中酝酿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任票来迫使它宜布辞职。但巴罗内阁为了回敬这一点却建议制宪议会自己对自己表示最终的不信任,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提交给制宪议会,提交给这早在8月间就已决议在它制定许多补充宪法的根本性的法律以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拥护内阁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解散制宪议会是“为恢复陷于动摇的信用”所必需的。的确,制宪议会一味拖长临时状态,硬要弹劾巴罗而使波拿巴跟着成为问题,弹幼波拿巴而使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成为问题,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奥林帕斯的巴罗立刻就变成了疯狂的罗些,因为他已感觉到了人家又要把他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夺去,连两个星期的总理老爷福也不会让他享足,这个位是共和党人曾经
一度迫使他等待了整整一个“德村尼姆”即十个月之久的啊。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来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了。他嘴里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它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了。巴罗又讽刺说:“它不能在共和国周围确立什么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随着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态度受到挫折,它的资产阶级毅力也受到了挫折,而随着它对保皇党人的敌视态度重新复活,它的共和主义热情也重新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不能理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借助拉托的建议,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大风;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书中都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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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自己的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请求议会继续存在下去。拿破仑与卡芬雅克之问的竞选斗争,就以请求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态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补充注释。这种鼓动在1月里继续了整整一个月。
制宪议会在它与总统发生的冲突中,不能借口说它是普选权的产儿,因为敌人正是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它的。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是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试过的那样用投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当时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各中心机关俱乐部。别动队,即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也好象在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厂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先前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一决定要结束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就粗暴地攻击了国家工厂一样,波拿巴的内阁一决定要结束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也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解职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被重新改组,由民主制的组织改成了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地位,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思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团结了二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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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力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变为表现自己阶级的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党派。已经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从革命运动中结晶出来的一切,又重新溶化了;斗争重又为着各个党派有其不同理解的含糊的二月共和国而开始了。转瞬之间,各个党派重叉采取了它们旧有的二月时期的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又来依靠《改革报》方面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党人(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团结),并在俱乐部里准备着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把《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看做复活的六月起义者,是正确的。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部长福适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刻不容缓的法案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所谓刻不容缓性的问题,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二百三十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当把内阁交付审判这一点不是意味着冒失地暴露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抗议软弱无力的时候却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每次危机关头打出的那张伟大的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巴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准备对同一个议会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制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罪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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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对制宪议会扮演着保皇党的布朗基角色,而制宪议会已开始在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阶级方面,从布朗基党方面找寻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来同制宪议会为难了。值得注意的是,怕失去内阁位置的恐惧心竟从我们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珍珠!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起义者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如果说制宪议会在与总统和内阁的斗争中不得不走上起义的道路,那末总统和内阁在与制宪议会的斗争中则不得不走上政变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能把制宪议会解散。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消灭自己的共和主义的法律基础。那时他就只有拿出皇帝的权利,而皇帝的权利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权利,但这两种权利同正统王朝的权利比起来是相形见细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那个与它正相反对的东西即正统王朝重新得势,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二月事件中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
十二月十日事件中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从君主国方面得来的权利。正统派知道情况对他们有利,就公开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能盼望尚加尔湿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有一次被顺利镇压下去的起义,就可使内阁免除一切困难了。“合法性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起义就使人可能借口挽救社会治安来解散制宪议会,借口拯救宪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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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发言,建议封闭俱乐部,公然撤销五十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党人,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凌辱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为人所不容的列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起义势力总是默不做声。它所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1月29日来到了,在这一天要讨论马蒂约·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各俱乐部一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秘密活动,既密谋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密谋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和谐广场检阅一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有声有色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一切希望、疑惧、期待、酝、紧张、阴谋交织在一起的中心制宪议会,猛如雄狮,在这个对它空前严重的世界历史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的举动好象是一个不只害怕动用自已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上。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自己已处于戒严状态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状态作为必要界限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而它的这种报复办法是和它相称的。山岳党暴露了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见识,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做这出阴谋大喜剧中的宣告人。《国民报》派最后
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一月危机是制宪议会的存亡问题,而三月二十一危机则是宪法的存亡题;前一场合关系到《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场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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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这一派的理想。不育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把他们超然世外的思想体系卖得比在地面上拥有的政府权力还要便宜。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8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要知道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纸织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难道这不是起义军的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先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体面运用了笼统的公式,那末难道没有政府和国民议会来解释并在具体场合运用这个公式吗?而且,既然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因戒严状态而被禁止了,难道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就不能依法加以禁止吗?三色旗的共和党人能用来反对这样平淡地解释宪法的,不过是宪法上的堂皇辞令罢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累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禁止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委员会的房子里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没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法定票数。这时克莱米约先生在委员会的房子里及时提醒,从这里出去的道路直接通到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就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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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回去了。山岳党经常为革命的念头所苦恼,但它同样经常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对宪法意义作唯一正确的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解决,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充满了异常激愤的气氛。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法兰西共和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谋害,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赖德律-洛兰在主席桌上放了一份一成不变的控告内阁这一次并且是对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了一队军舰到契维塔未克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载往法国。教皇得去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要连同教皇把神甫勾上,连同神甫把农民勾上,而连同农民又把总统位置勾上。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说来虽然是一个选举广告,同时却是对罗马革命的抗议和威胁。这里面包含了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坐在内阁里,这就意味着教皇坐在罗马,并且是坐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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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教皇权力来保持农民对自己的拥护。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他们一失去信仰,就会失去轻信态度而他们一失去教皇,就会失去信仰。至于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那末要知道在恢复国王之前,必须先恢复那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主义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如果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如果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如果没有宗教,那末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有获得天国财富的抵押权,就保证资产者有获得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权力。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两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做补充。内阁会议12月23口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内阁当即否认,于是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面的事项了。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就是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但是,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份内之事,那末假装相信这种拯救共和国体面的谎言已经是国民议会份内之事了。
这时,皮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宣告退位了,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提出了激烈的质问。但是内阁已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予全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适当地点,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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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必须或者让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蒙特一并陷落,或者法国向奥地利,即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
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7B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
民公会145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末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某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一万四千名士兵由乌边诺率领乘船前往契维塔未克基亚;4月16,国民议会通过决议给内阁拨发一百二十万法郎的军费,以便让地中海上准备用以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三个月之久。这样,国民议会就授给了内阁为干涉罗马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反对奥地利。它不去看内阁做什
,。
么,只是听内阁说什么。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落到了不敢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应该做什么事情的地位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远征意大利的进军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表示最崇高的谢意。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正是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穿这个蝙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耶-丹维尔的角色,但是在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露出来的不过是自己身上那张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罢了!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3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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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5月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还以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感到高兴呢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切齿痛恨,既已被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扔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那末它就只知道勉强复活自己的尸体,经常召唤六月胜利的幽灵,重温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并且这样来使自己确信自已还存在于人世。真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这种赤字更因六月事变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增大了;制宪议会是在临终时才取消了葡萄酒税的,它活象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乐于给自幸福的继承者硬加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债务。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互相敌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所谓“宪法之友”,一《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党人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特别的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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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前者在复辟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并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当然是把它当做自己朋党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党人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同样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末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了;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一定要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互相中和。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全部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不免要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边怒边骂地保存了共和国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统治自然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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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恢复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它出薪金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于全体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新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做是天然保护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做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市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支持这样一种传说,即仿佛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残废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往立法议会送进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已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表,即山岳党,曾经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联盟,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合同被否决,由于人家蛮横坚持资产阶级利益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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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庆祝了相互间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会上它们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绝望挣扎一度陷入了麻木状态,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10月19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颤抖。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热的审判案187,—在这次审判案当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党人、“正直的”共和党人、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俞家就显得好象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于社会表面的,或者是只能先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狄坦神选举鼓动;对布莱阿的刺杀者的处决188;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对于宴会运动所施行的暴力的警察干涉;保皇党人的卤挑;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制宪议会与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之间的不断斗争,这斗争每次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每次都使胜利者变为失败者,失败者变为胜利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民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门前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的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人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他们不仅对拿破仑感到失望,而且红党答应给他们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是空幻的免除租税,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十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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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军队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票拥护波拿巴,原是表示拥护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作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化身的一个小军士,而他还给军队的却是作为一个平凡的军士的依仗的许多大将军。无庸争辩,红党,即联合的民主党,即使得不到胜利,也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省份,都必定要投票拥护红党。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在五个省内当选了3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
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联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允许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到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谈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热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党内阁的压制,现在,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代被赶出舞台的山岳党也越来越抬起头来,并且获得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各派即保皇主义各派相对立的,除了沾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相反地,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他们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的机构。于是与卡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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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马拉斯特对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而因为革命毅力的表现只限于进行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笛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极端措施,所以对于这种重要立场的意识就使他们变得更为勇敢了。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与秩序党的斗争必定首先把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提到第一位来。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纯粹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选进了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个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之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5月8日的冲突重又恢复。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党提出了弹刻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固然并不是去进行巷战,而是去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不过是1848年6月的既可笑又可怜的滑稽模仿罢了。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伟人的尚加尔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月28日,补全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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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共和国,是由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生辰簿的;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由1849年6月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这个生辰簿。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在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毁灭。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牢狱之患的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全权在握了,一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
七月王朝的闹宴所留下的伤痕累累的立法权面孔。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的建立,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一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于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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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都集中于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
和国。宪法第V条189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兵力
侵犯任何一人民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自由。宪法第54条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190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最初的日标,可见它同样坚决禁止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派一定能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山岳党以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下一项议程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不顾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依旧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旧不懂得宪法条文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是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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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依旧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约束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实质上只是对
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这一项条文。但是,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
一个宪制权力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
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粹议会里的起义。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远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要以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消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当制宪议会那么顽强地要求免巴罗一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做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当前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达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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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军队并不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里。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烈渴望的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发动起义。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也象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而它在这方面原是对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被它自已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队伍又因霍乱瘟疫减少了人,因失业而有大批无产者被迫离开了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命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会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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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一旦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就已经成立好了,这个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11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掀起了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山岳党下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192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存下来的代表,虽然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然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确,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他们的原则,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热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
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193。这个宜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派“处在宪法之外”(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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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非是等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宜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举行的
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道行进的列队游行;三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道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出衷的,这些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中遇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内心的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他拼命挥动他那顶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象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一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游行行列在和平路和林荫道的拐角上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顷刻间就向
四面奔散,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工艺学校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开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小心的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挠人民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做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力的枪向前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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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只有在思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不由普遍运动决定;所以,六月
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确立,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拼命攻击过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的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社会拯救委员会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处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在宪法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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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课以罚金停发薪金、时逐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刀剑,而是一根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在甚至连对抗的影子都不再促使秩序党团结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非法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之后,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奖励。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赚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官重受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充满着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宜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捂住了报刊的嘴,取消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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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只是为使词句生动而造作的腔调和姿势。放肆无耻地表露保主义信念,对共和国表示贵族式的轻蔑侮辱,讨好卖俏地、轻浮地吐露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音调和色彩“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的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看到复辟已经在法国大门外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过失,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地主庄严地宜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
一个背弃和出实了七月王朝的儒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有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奇的,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倒是让人民取胜的保皇党人所表现的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
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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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国,不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而发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c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最微小的共和礼尚一例如以“公民”一语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状态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入罗马184,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六月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在8月中,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已为好几个月以来的保皇主义闹宴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公然恶作剧地留下了一个由二十五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派和奥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但是这种恶作剧比他们所意料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原来被历史判定去促使他们所心爱的君主国倾覆,却又被历史注定去维护他们所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解除,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立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的文坛代表《世纪报195,转向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机关报《新闻报》19,转向民主主义,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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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向社会主义。
随着公开的俱乐部渐渐变得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也就愈加推广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脑袋去掉,然而留下的群众却长出了他们自己的脑袋。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所干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行为,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恐怖还成问题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①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的正统派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17,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必须使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不能迫使国民议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伏尔泰的《利亚特》中修女们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令人厌烦的开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
①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圣西门主义者的著名公式: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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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在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①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了。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往爱姆斯去参拜而起了疑心,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188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僭望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多少露骨的要想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关于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付三十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七百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 pauvre honteux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两者择一要么做凯撒,要么进狱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付九百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更加剧了波拿巴同内阁和国民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
味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②这是套用并改写了尤利乌斯·凯撒的一句话:“要么做凯,婴么一事无
成”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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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出乎真意”199,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故意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最贱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被了解的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200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两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够了!够了!”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是真正相信总统的吗?“够了!够了1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前威斯特伐里亚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确切些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塞与大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立即迫使他收回了这个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读地混为一谈的办法,并使这两
①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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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通的私人身分回到法国来住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云雾遮住俗人的目光。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咨文中用颇为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一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经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得人心,那末秩序党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望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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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保卫着现状一一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方的篡夺欲望和谋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它们各自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观念性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
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言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宜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充实其余一切复辟,而且与它们一起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无个人利害关系的观念性的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被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一藏在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在前台出现了。它把君主国所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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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以排斥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或使它们受支配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是金融贵族旧的同盟者和共谋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一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闹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
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同国家债务、交易所投机生意、金融有利害关系。难道所有这些第二流的交易所投机家不会把那个在巨大的规模上、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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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宫吏,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必须愈益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于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或者是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家债权人银行家、兑换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一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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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不是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象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赋税制度!保留葡萄酒税!拒绝帕西提议施行的所得税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一菲力浦的一位老大臣。他是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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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的最知心的朋友。帕西也曾称赞旧税制度,他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国家赤字的帷幕。他宣称,只有依靠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才能避免国家破产。以前曾向赖德律洛兰推荐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向立法议会推荐了国家赤字。他答应过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六千万法郎,而债款却增加了两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
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金融族有资产阶级其余的互相竞争的集团在一旁,当然就不象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那样无耻贪婪。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伪装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铁路的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的话题的国家证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2月24日那样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故意废除了1850年度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
①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院里开始了对于帕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图自杀,三个人都被判处很重的金藏斯特除罚金外述判处了三年徒刑。(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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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葡萄酒税
极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做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郎贝尔。他的论据非常简单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当然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尊贵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永远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郎贝尔所谓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间又把它的形式稍加改变,重新采用起来了。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遵守他们对无权的下等阶层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切一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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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命令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十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总是白费气力地企图赶走这项赋税:当他们把它从门口摔出去的时候,又看见它从窗口飞进来了。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恨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恨的,分配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步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就使劳动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项税使人口在四千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这样的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额。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 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农民无法把洒卖出去。而法国酿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一千二百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葡萄酒税的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做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民具有一种世代柑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
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品尝政府的香味,试验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葡萄酒税,这表明路易·波拿巴是和别人一样的。但他又和别人不一样,他曾是农民发明出来的,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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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式偿付过的贡赋。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的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一不管这小块上地是由他自已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
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聚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周围积聚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零碎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贫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减少,按照农民财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上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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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押据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而离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缴付利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上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到处接壤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生产总额为5237178000法郎。从这个总数中必须除去355200万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农民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生产量是€1685178000€,法,其中扣去55000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000万法郎用于赋税,10700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纯生产量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即53800万法郎;每一口人所得的纯收入不到25法郎。201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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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3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至今还借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一社会主义者在小册子、论丛、日历以及各种各样的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经由于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夸大和无耻地歪曲了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178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情绪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当时在里昂周围五个省内宣布的戒严状态,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的前任议长表现于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202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
①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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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政府所颁布的措施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各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觉醒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先兵在对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对市长的关系上成为宗教裁判者,并且到处实行谋报制度,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思想家、辩护人、教育家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象追逐野兽一样把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市长法案,在市长们头顶上悬挂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农民公社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冷,把法国十七个军区改变成为四个帕沙辖区203,并使兵营和野营变为法国人的民族沙龙;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味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葡萄酒税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轻蔑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
十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完全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茅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在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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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204后,立刻又在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污秽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咨文205里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事业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他们不应该又从人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合同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升为省长的王朝残废人物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206,这家报纸公开说出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免要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
一切不信任投票,坚决不肯辞退自己的部长们;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荣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残存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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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批发式地丧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免的办法来零售式地笼络人心。梯也尔脱口而出,说些关于“政变”和“冒险举动”的威胁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办法是否决他为私人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借口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康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再则,使正统派也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派又一次夺走了儿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浮现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象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妻子受到自己的贵族丈夫视一样。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一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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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成“无政府党”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危害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1因为这样做就是危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都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127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对秩序党的一般垄断的攻击!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这在某些人那里是故意的欺骗,而在另一些人那里是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是《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比较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商业摆脱旧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参加秩序党的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符合而被他们拼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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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是以债权人的身分来迫害这个阶级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协作社;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一—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一一那末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成为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信徒,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
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坐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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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居领导一样,在“无政府党”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居领导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团聚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的时候,延搁已久的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的补充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受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这个不堪忍受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巴黎发生暴动就会使政府有了借口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一定要对政府让步。于是政府就来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207,来挑拨人民。徒劳无益!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之所,那末政府自己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拨吓退了。国民议会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回答了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208上取走不谢花花圈,也没有得到大的成功。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得到借口来对内阁投以多少隐蔽的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人入侵来进行吓,也是徒劳无益。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也是费心机;他挑拨左翼分子跑到街上去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得到的只是议长命令他遵守秩序,而秩序党就以沉默的幸灾乐祸的神情许可
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行嗍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所得到的只是人民在2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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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毫无表示。
无产阶级没有任人挑拨去进行暴动:它要干的是革命政府的种种挑拨行为只是加强了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并没有阻止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
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曾于6月被放逐,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发动。维达尔著有《论财富的分配》209书,以共产主义作家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内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教徒的教育法的活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代表,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是象在2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
一次是无产阶级站在革命联盟的领导地位。
不管敌人如何拼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大吃一惊。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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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
十世的大臣奥赛在1830年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月10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210。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
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义来拯救秩序;波拿巴又是他们的中立人物了。如果他们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罢了。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做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一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十二万七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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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211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年6月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陪臣一小所有制——已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老办法。“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
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一军队本身不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的铁环。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212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希腊人①那样潜入的,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看
①双关语: grecs是“希腊人”,也是“骗子(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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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看做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种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每次又从本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全部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使一切现存权力成为问题,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做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的第二号科布伦茨213号召外国入侵,也就激起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面革命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任何局部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它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抛弃立宪共和国,向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自己给自己做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老人,他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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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①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214杂志最后两期即第五第六两期合刊所载《述评中摘出来的。文中首先叙述了1847年在英国爆发的商业大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早在1848年即已开始而在1849年更其加强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的胜利成为可能。然后专门讲到法国时就做了如下的论述:)②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牟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使法国出现了许多投机企业,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企业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相
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者注
②这段引育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写的。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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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九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九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九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300万法郎(1492万英)。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是48200万法郎,或1928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英锈,而1850年9月2日是49600万法郎,或1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很好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搞垮,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免除了为银行
见本卷第46546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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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兑换硬币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一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215。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216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着临时政府在巴黎说话的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二千五百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面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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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使对方丧失威倍,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那么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迫使在4月28日举行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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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懈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是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消除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即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的意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大起来的秩序党,反对这个心地善良的候选人,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
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217,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不对这个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做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十
七个城官218。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严的宁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自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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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郎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
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十五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拖延,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庄严的宁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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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不祥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做补充,即新的出版法。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的连载小说附加特别的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达到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户期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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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非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125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21、《立宪主义者报》220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道德败坏到如此地步,竟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宜言,即两份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方面。221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三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保卫着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方的篡夺欲望和谋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它们各自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一一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①
见本卷第4644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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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的共和派这出喜剧,即反对现状的喜剧以及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的经常重新团结;每一个集团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3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刀剑相见,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接222,一一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象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做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吗?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依靠不就在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三百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严的姿态,提到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做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体固定增加三百万法郎的要求,而只决定拨给波拿巴二百
一十六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做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二百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许给波拿巴的,而是许给尚加尔涅的。
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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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在讨论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第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223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的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贵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的罚金五千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集团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自己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二十八人组成的在议会体会期间保护共和国美德的常设委员会224。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而且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王室的融合。报纸上登满了在圣莱昂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死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一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利五世无前便成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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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茶莱昂纳兹去见路易一非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他们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 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国外的]225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美德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宜言226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给予比较明确的规定成“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权限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掌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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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宪制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秋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宪制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现状成为问题,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一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也理解错了。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莱昂纳兹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马车大批装载着十二月十日会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演说,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演说,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象凯旋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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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猎肠万岁,小丑万岁!”,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为一方跟尚加尔为另一方的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竞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他成了以蛮横的于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分卖弄过风骚一一如在讨论总统的新时就是如此一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越来越高做。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具有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
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湿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自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
①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4 Wurs,“小丑的原文是 Hanswurst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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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一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年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对尚加尔进行报复,嗾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湿的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的社会救主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捏提出了抗议并进行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水杯中的风暴。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的原则维护者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的一切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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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穷于应付
,,
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完全用尽,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以致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写于1850年1月11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
第7卷第9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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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227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又组织起新的 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国外的225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战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
命前夕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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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碎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一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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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的革命和反革命
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①(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228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象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
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
革命前夕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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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21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象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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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15—1830年和18321840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
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当然,1818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229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
革命前夕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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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尖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象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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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象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71。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革你前夕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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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
。,
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利英国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做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
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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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龙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230,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21,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禁止性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十六个邦。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二士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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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124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一一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a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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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232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233或“现代派”。后来他们曾追海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234一书中宜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
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
二普士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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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一—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1815年神圣同盟5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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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死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3(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兰西亚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235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字。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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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宜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1820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已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菌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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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英命和反革命
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236,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做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1)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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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王在激愤之下所做的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237(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做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
一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的法令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谘议性的;它开会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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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巾述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
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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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238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正象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做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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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他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维也纳会议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象韦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
三德国其他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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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做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做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做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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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节命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239。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
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击教,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象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240,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
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思
三德国其他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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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241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一一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242。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做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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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阿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之
四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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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象上次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243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
①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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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按照真正的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
四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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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溢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做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生存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象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有不服从的,都象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一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象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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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1815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托较高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象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的封建机构到处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知识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
四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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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①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一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
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已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一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菜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的秘密;奥地利人更加好奇,出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大批的走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利人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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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做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五维也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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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十八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胜利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第
一次革命,那末至少他们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这许多次起义都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各个阶级对这些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一样同时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普遍地被人增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一小撮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开始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一向使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无知状态,以致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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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的革命和反革命
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热烈地联合起来翻大家一致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市法庭、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至少在1848年3月),资产阶级一心一意地赞助运动,而在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按替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它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一定会保证它的统治,如果这些让步能够实际执行并且在一定时期保持有效的话。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斗争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承担起斗争的全部重担;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
五维也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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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骚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追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钱雇用他们在公共事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维也纳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的不断的煽惑和骚动自然不能对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静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资产阶级的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残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244,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幻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追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平定了,甚至比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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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他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苹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象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动。但
。。
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他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
六柏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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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抓紧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静,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官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米、国王终于做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是军队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曾经尽力想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们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他们突然意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一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们下面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场面的危险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阶级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阶级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
。;
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做些必要的让步,但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责任内阁的宝贝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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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们,甚至把那些由于他们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阁员更换而外,普鲁士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门的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得到了暗示: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三月十八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丧的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的”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权很快就发现了这
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想让议会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议会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问接的一选民先选举若干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象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的政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
六柏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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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宜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是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
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儒终于把事情引到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做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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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象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
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叙述到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洋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我们又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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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3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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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的革命和反革
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儿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
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间。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宜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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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宜称自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手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一—只是在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做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做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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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象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
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它讨论一些它自已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儒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而不能做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im Luftreich des Traums)245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停战协定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24,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
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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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无比怯儒,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象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到
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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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象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利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安家立业了。最后,侵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填周密的掠夺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面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由于把宫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就日耳曼化了
八波兰人、捷克人利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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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已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①也会同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
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编者注
②波兰称作:格低斯克和埃尔布隆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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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反革命
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米。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米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247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一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话时还有错误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象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
九泛斯拉大主义。什列斯维希一-尔施坦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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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九泛斯拉夫主义。
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象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 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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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府邸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248,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千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象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吾,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
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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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戚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统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无耻地同驱散了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全体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会,也象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问,那也一定要引起争端。但是,幸而没有引起争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一一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前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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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他们也有这种权利。三月革命使它们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们。可是,虽然在波些,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许外国进行外交干涉,结果,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愿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们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湿所谓die patriotische Uberkraft249)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战胜外人的功绩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做反对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刚一稍稍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掉转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阁员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阁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就只存在于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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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阁员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经被社会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250。在法国,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4月16日和5月15日)也同样被击败了251。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252。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说是人民的力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们更加团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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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治楚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实: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阶级之间进行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米,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战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盟者资产阶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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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也使这些稳健的年轻人象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他们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扬,他们也很想取得法国士兵刚刚得到的大胜利,一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的遭受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面紧张,决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坐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和约,这个和约不但把什列斯维希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蹂躏,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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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在这次投票之后演出了一出内阁危机的滑稽剧,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和约。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已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伦)引起的类似的但是比较不重要的骚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象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表明自己的意志。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阁员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象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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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维也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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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德国的革命意义正象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政党方面去。这次事变就是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
三月十三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地位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互相交错在一起,以及后者如何阻碍前者。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作为梅特涅统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层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三月事变后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阶级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253。由怯无能的半自由派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竞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把全权授予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们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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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由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正规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但是皇帝①和他的宫廷早在5月16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斯布鲁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一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这里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在附近,他们同音斯布克的距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做自己的避难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它被击溃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组织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领袖们之间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说,反革命的宫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维也纳的无能的阁员们却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消耗着他们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调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在宫廷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在有了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以后,皇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人
①迪南世一编注
十一维也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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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于是就愈来愈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秩序和安静;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这个阶级充满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完全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发生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做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的归来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做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有人要皇帝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他们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来。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尖业者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阁员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象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团结和威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则看到,他们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妊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宜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阁员署),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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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半反革
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做该国的文武总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土尔威森堡①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这次是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②去了。
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音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一个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一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一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维亚、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一团一团的军队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维也纳卫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
①匈牙利称作:克希费黑伐尔。一一编者注捷克称作:奥洛摩者注
十一维也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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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刚刚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了。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资产阶级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横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众和领导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团。议会中残余的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他们的奥里缪茨的朋友做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是经常开会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时间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内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完全没有领导的能力。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还很少解脱旧制度加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他们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合于他们的政策。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他们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们的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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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苏命和反革命
指挥者。在城内却是一片充满阶级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一点政治训练,他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语都能影响他们;他们决心战斗,但是没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没有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乎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他们头上的屋顶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问,那末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做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
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
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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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素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既无好的炮架、又无好的炮的旧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矛盾的决议,它也象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儿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许要被当做一个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
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做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道上,在主要的交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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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他官方团体,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
一次战斗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做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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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种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他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的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做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白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要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首当其冲地做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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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断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牙利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创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祥呢?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254而当1848年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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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141,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间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①,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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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个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
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
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象一群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255,议员们在这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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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一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念物。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一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务。勃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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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进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一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说明维也纳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力量
关于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不久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较积极的成分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们承认了,或者毋宁说恢复了令人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琐碎的理论定义、
十三普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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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宪法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
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而且,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摇的“中间派”,这一派以它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倾覆了奥尔斯瓦特一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象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却装出一副样子,好象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所持的变通原则是“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阁员都撤了职,用以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贵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近四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们本来是想把这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256的光荣模仿的、柏林宜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政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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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国民自卫军,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军队所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把议会解散,它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死的议会了。是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一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象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象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一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
十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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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象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逍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委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里缪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委员,这些委员在看到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绩,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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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的坚决捍卫者便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再没有比这更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象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单只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这些人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拿来给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做法需要做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1848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①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
①拉克称作:克罗梅尔日伊希者注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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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在3月4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象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象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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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上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
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逍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
一个万第146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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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奥皇①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已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术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一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
①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
574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灭更加混乱。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①在维也纳被当做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前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罗伯特·勃鲁。一编者注
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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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做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战时还大壤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谴责他们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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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因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实际行动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如何践踏它,普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渺小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也就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
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开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任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 dii minorumr gentium①,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到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人物编注
十.普鲁士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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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他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与它的皇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以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阵地,那末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乌有,它永远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议会一
即被J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
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奥地利摈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以把旧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议会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面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议会中较进步的派别让步。很明显,从前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议会中奥地利代表的版为曖昧的立场(虽然这个议会把他们的国家摈除于德国之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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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他们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象开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碎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
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一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们成
十五普士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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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带了他们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们把这个作品抛弃,把它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一一既然他们一般都有能力写作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末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和二百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三月十八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257(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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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统治权和承认赋子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做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做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议。
这个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情既然
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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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做了,只得妥协一下,—这就是他们立即采取的并坚决执行了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较小各邦,资产阶级早已局限于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每一个邦都好象得到了一种新的、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确定的形式。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机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于是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要它尽快制订宪法;于是大小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赞助这个宪法(不管它是怎样一种东西),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运动一开始就是从一种反动的情感中产生的,并且是从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非常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精神的了。衡量它们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勾销这些它曾经通过的决议,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个帝国宪法,那它就等于在道德上自杀。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它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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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宜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愿意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一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面,象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得到这两派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维尔腾堡的议院都宜称赞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它们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魯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258(它是日联邦议会的复活)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并且建议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该邦的议院赞助法兰克福议会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普鲁士的榜样做了。
十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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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斗争的结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南德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伦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的会议。在普法尔茨、在贝尔格区、在富耳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儒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儒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得到了最广泛的表现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七
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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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息,现在他们自己突然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他们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的事业来了。他们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他的动摇的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
一点)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一—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和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须立即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8月22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一—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
十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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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
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
弗果德里希爽古斯二世编者注威一世编注
③列波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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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因的革命和反革命
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
十八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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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政府的残酷暴行做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末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后者对这
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
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1852年8月于伦敦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5月最初几天德国很大
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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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
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象他们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一一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象1848年资产阶级所做过的)巩固具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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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了),可以被认为是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德国的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来鼓励起义的;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搜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象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危险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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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监牢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在莱茵普鲁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性,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组织运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
乌克兰称作木卡切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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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儒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伦坦诺这样一些比较圆滑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至于军事方面,过去还从没有见到过比巴登总指挥济格尔(他过去是正规军的中尉)所指挥的更粗率、更笨的战斗行动。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们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泽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
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军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象在所有其他起义战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同时也有许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象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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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的革命和反革命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
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软和背叛性的怠情,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3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做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百至九百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
十九起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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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一切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连政府一再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此,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259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
波兰称作:斯特哥姆。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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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一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象闪电一样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问和宣言),他们就很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一当然是在纸上一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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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发給护照。它不断发表宣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以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①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征募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课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曾有过革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
①波兰称作:奥列斯尼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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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散的农村居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已的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丫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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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象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260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写于1851年8月一1852年9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
第8卷第3~115页
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7月27日,8月19日,月18,10月2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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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1
马克思写的第二版序言262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①,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一篇政变史。根据这个请求,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论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但他在1852年春季却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
①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军事长官职
马克思写的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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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变》263。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我这部著作的结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24顶上被推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1815年远征的著作285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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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日
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26。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卡尔·马克思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
第16卷第404--406页
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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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象天霹雳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
一个人理解它,一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267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
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
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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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米。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
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
于1885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路易·波拿巴的劈月十八
第21卷第290—291页
日》第3版
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日一-一
G0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一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
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宇、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一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象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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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
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和基佐当做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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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象早已腐朽的旧光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象贝德勒姆268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269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270,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
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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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宜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袭装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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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
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271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器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272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已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in partibus不存在的)225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入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象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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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23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274、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象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象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275
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好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日到1849年5月28日)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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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象政府一样,一概宜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131、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丽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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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
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132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因,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象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眼它缔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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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局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象无产阶级本身
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米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象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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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做“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做“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可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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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171,和《辩论日报》125一样地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一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非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第一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124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胜利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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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
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函民议会中点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130《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准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3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象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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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宜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276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
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Ⅱ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拿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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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续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
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一一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一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顶上罢了,或者不如说是在全部建筑物顶端的两个头脑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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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象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力量的赌博,依据1848年的宪法,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好、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部长,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
一百五十万人的命运,因为正好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五十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部队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一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净土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277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五月的第
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威严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
一进入克利希2781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七百
五十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它们就集在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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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单个议员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七百五十个议员,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国民议会的各个议员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比较起来,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经预吉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象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象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创建人即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欺骗命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五百个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们已经事先预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 s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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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阵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月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宜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队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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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资产者的钱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129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御用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279再
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
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280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281已经详细谈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光荣,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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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
地位,因而是正统派B8;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经在
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182。军队、大学、教会、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做波旁、也不叫做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候了。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祛儒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过去的影子,每当问题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单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起的,而且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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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即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象他在路易一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劲敌即耶稣会派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象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满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专制国家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世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未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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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些说法,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殷勤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手续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就象是在会战前夕一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让步,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让步,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是什么呢,岂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那样的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一月二十九日事变,迫使
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前受他检阅;他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的故事。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谓构成法一—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谓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打击防止了这一打击。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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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当制宪议会在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对它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他们不放过一个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顽固的拿破仑观念,竟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权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责内阁让乌迪诺将军占领契维塔克基亚,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原来的目标时282,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装出一副宽大为怀的袒护军队的姿态。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愚他。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而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湿交涉,但尚加尔湿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他们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所谓议会总务官法案283巾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捏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象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他的回答还博得了山岳党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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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1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期间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绕治以后是吉伦特派284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122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251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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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末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已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一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口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象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醉心于极小器的倾轧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285时期的情景;全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在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前面甘拜下风;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骗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一—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终于出现,那末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286,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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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就职时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主义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一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立法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议会中,路易-非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团。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了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为首的、由五十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一—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七百五十个席位中,它占有两百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派同等强大的。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象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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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十八
(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投票抬上了议员地位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中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一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象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僭望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望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象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象在普鲁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象在普管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象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位僭望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波旁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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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一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日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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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70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的英国宪法,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287,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议会政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正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他们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僭望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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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力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把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扭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头巾,以演说家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
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骗,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一一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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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日
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政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
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月的,正象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击破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击破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情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
路易·波巴的第月十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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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V条189,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
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机构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刻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所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刻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6月13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处在宪法之外”;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
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则象小学生
一样,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督。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六月十三日事变时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的里昂,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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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象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288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儒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象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没有一个政党象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象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的记忆还太新鲜,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流行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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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做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6月13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们”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做是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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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下!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走着瞧吧!”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末这里就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过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 in partibus在国外)组织一个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网的官方人物变得愈益矮小雨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的应届选举中,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轰轰烈烈的行动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魯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空谈!”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破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派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象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已在议会范围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议会中最学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力和人民的力量,因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力违犯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
1851年12月2H,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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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护宪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议会讲坛上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加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象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象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罗马的远征,但这次远征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祭可长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289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骚动的斗争中,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尔利茨290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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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营;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
。,
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受到国民自卫军的反对就必然失败。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作用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象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标志,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的性质了。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
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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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已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象一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象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象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到10月中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体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体会期间,正统派和爱姆斯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和克勒蒙特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一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具有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的保皇派构成部分来使公众感到难为情。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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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件东西一一使议会的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
一份咨文,说巴罗一法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遂一个仆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象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冒名顶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现在他把假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象是指教皇①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象他曾撇开制宪议庞护九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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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倍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望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巴罗一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一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奥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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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言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象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怯生生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象只是迫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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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观念”291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好象他说出算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做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象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统治地位。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资产阶级虽使法人在葡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虔诚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127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进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僭望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
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器,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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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宪兵制度,对愚味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应该说“是”和“否”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宜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一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
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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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尘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一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做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做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做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象达摩克利斯的剑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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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一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
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僭望者象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挞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
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男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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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绝对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儒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贝利耶、布洛利和摩莱),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城官们218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做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
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没有追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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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计空洞的宣和运动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议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17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领导和负责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22。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缘的边哨就只剩下《民报》和《新闻报》196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正如他们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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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把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大叫“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8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3月10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二百万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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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
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三百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七百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二百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
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就好象是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它已经用5月31日的选举法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是每年六十万法郎。他就任总统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奥迪隆·巴罗要制宪议会每年补发六十万法郎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有利的时机,透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欺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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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三百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报告给人民。国民议会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在政治上贬值的法国人换成一个足值的法郎,总额是三百万法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补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就来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不能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呢?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文官费,同时却通过了一次增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决定。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何时又以自己的烦恼明自己的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加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紧接着发生的令人丧气的尾声中,波拿巴对于寒权议会的口吻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次事件后却体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所必须考虑的只是这个敌手了。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间的大规模的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1849年间一样,这次议会体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其中每一派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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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
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174和小型的波拿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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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然成了军队23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做人民,正象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迁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做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曾挨了十
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不仅如此,负责国民议会保卫事宜的警卫专员伊雍,曾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将军和国民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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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预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乎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圣摩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总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犯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捏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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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吩咐至少是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军伍中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示威。爱丽舍方面的报纸294攻击尚加尔;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象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国民议会的开会看来是不免要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份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奥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讲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象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份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一个人身受普言约束,我将道守这个誓言所给我划定的狭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水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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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制宪议会就会调整行政权力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决定如何,我们总应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了解: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永远不会由热情、意外事战或暴力来主宰…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
资产阶级惯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尔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城官们一刻也没有弄错。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们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违背誓言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
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份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拒绝修改宪法时,这份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沉重赘物,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冲突的最尖锐的争端排除了。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力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搜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①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减;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
848年2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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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已经被双重的恐惧所麻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罪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资文中的“和平”了。一般人曾期待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必将火吵大闹,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国民议会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关于议会个别特权问题的小冲突。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范围就缩小了,变成专为两个权力间的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了。
有一位议员,名叫摩干,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可法部长鲁艾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宜称,应当不再拘什么仪式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摩干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破坏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消息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用强力把他从克利希监狱里放出来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现成的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宜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议员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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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湿两人的行为。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成立一个特别议会警察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卫专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诉讼,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检察官的发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常任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因民议会慑于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已所享有的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边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摩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议员,不过又保证自己能够把这个原则只运用于可恶的议员身上,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湿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使大家都能明白看出他是巴黎流氓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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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首领,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卫专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力的斗争变成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划清权限问题的争论等空嚷,把一些空洞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当行政权力真正名誉扫地,当国民议会的事业将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序党却不敢战斗,因为它如果这样做,就会对全国发出一种发动的信号,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力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说是议会的部的利害关系时,借一个很小的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就发泄出满怀的愤怒,那时它就拉开后台的布幕,揭开总统的假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用辱,因为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表示关心,正如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表示关心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战争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策略把它弄迷糊了。
12月20日,巴斯噶·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295。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她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她置于自己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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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七百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空论式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那些贝债累累的侍从。国民议会意给他的三百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七百万法郎中扣除奖金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大批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十张、十五张以至二十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呵!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刑法典一的地点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末,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提议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于提醒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的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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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经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当时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它的唠叨不满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
。,
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即军权和议会分立的事情:他把尚加尔涅免职了。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湿的命令),劝告军官们在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种命令从米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这个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在1849年1月29日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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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往往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认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去。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湿指挥的议会军队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把尚加尔涅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召去援救国民议会,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当时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搬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二百八十六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城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城官老爷们并没有这样做,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外交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认谁做主。波拿巴由于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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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这种企图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一事实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股票牌价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议会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
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做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湿退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的巴力门296,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已象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它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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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储备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嚷的所谓“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规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免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已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具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脊恋亲切的国家薪,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已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陈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利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
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无谓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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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事项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月29日和6月13月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要在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不让它对倒台的“社会中坚”正式表示同情。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居然把自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做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做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把自己管束在议会范围以内。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
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一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巴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做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又得到一次机会在全国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议会里已经没有一个党派占居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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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思: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日
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力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要有什么认真的发市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愈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愈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一百
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一百零二票的多数投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
二十七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不愿对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展开讨论。只要那个叫做伐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耳岛297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一只要伐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了这个提案,而这个提案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力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力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疲劳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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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他就一定要出现)参加的议会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提梅尼尔和贝诺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挑拨秩序党各派互相攻,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内阁的真诚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的打击,而资产阶级呢,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卢昂、牟尔豪森①、里昂、鲁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把鲁艾、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保留不动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兼内阁阁员的议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而且三个月中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做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的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的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
即伞罗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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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个反议会的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这个政变是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的。尚加尔把这个死刑的判决告诉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做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象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做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298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力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资产阶级统治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之间,在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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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正朝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引起争吵的原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结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45条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
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径投票支持修改光法,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它的表决
一定会被共和派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
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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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奥尔良派的议员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周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也按同样的周期表演了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
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国王归还给它。情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把国王逐出法国的人民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情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种形态的资产者都消溶为一般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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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消溶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把两个君主国都废除了的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石。仿佛正统派的君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君主国一样。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顶王冠下面和平共居一样,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一一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和地产和解一样。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喊得愈益响亮起来,把《国民议会报》219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直到现在(1852年2月)还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派的对抗和竞争。于是,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享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死去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象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会议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其他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隆重的表演,秩序党已经不象以前那样把它当做票友戏演出,而是把它当做公开上演的戏了。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299,再从威尼斯奔到克勒蒙特,又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他在这个宜言中“靠他全家人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利、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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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克勒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主张融合者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的形态中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少地互相排斥,也不会因此更多地互相谦让。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主张融合者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末奥尔良王室除了因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的自愿退让,为了正统派放弃自己的权利,忏悔地从一种国教后退到另一种国教,从新教后退到天主教。这种后退可能给予奥尔良王室的甚至不是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是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一个阶梯。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勒蒙特那里去及早筹划融合事业,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丧,表现了对资产阶级王权和资产者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玉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就是把他们当做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放弃自己的权利为前提,那末,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家族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人散布谣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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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间愈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象先前在两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想他们又回到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进行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进行争吵的时代。300奥尔良派又重新经历了基佐、摩莱、布洛利、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来、布洛利、蒙塔郎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可是,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入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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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拥护必须执行议会少数决议的原则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定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宜布议会本身的统治是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扬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一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伦远征事件而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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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调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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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了。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订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体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一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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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最好是从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01杂志中引一段话来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各方面都有人声明法国首先要求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场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危害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力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宜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的代表们的胜利当做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力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退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们(而且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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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象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碎无聊的攻评,而这些行为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僭望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它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手段世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无情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既然当时问题是关于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最后的解决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不去触动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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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使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的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在国民议会体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资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需要安宁而陷自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贵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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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象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输出比1850年减少了一些;3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象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力间的斗争,山于临时的治理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对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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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宫打来霹雳的时候。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在伦敦工业展览会302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如果说法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那末英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间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象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相继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罢了在法国,情况最的是输出,在英国是输入。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度,这种过度生产的结果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展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降低,
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比毛织品的价格高得非常不相称。这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而且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一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和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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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它对商业方面的任何停滞都特别敏感。这样一来,法国除了受普遍危机的影响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情况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巨大的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象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火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们预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竞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以为应归罪于输入与输出的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府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歇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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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器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时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末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以隐蔽的方式谈到过,而梯也尔在1850年冬天公地谈到过。1851年5月,培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湿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303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愈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愈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时髦的男女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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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影子象彩色的银板像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两个月份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向人民呼吁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这些报道总是不变地以“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不移的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经常放弃自己的观念。巴黎人十分习惯于象对待幽灵一样地对待这个政变的影子,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
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惊慌失措。这个政变是不管波拿巴怎样随便泄露秘密,以及在国民议会完全知悉内情的条件下成功的,因为这是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宜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扬已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力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虚构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象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要通过议会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议会背道而驰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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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长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部长们关于必须立即颁布这个法令的建议,而法律本身在11月13日以三百
五十五票对百四十八票被否决了。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
一个阶级的集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连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体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已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象布利丹的驴子304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尚加尔湿,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本身提出的市议会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议会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
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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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是计算错了。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已经没有任何联结的力量使其相互结合在一起了,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把戏一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象马赞尼洛那样有力地把那些女商贩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城官)在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这时,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展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所惹起的骚扰事件的损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看厅里到处响起雷鸭似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结果是没有进步只有斗。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切都只是为了要缚国民的意志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朵风雨般的叫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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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议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议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议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十八日跑到立法议会去向它宣读了(固然是以断断续续的声调)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扬将军,用十五个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象夜间的贼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摩西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拖下来押进监狱,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
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张贴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
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会议。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决议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从那里送进马萨、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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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1.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犠。普遍联欢的喜剧。
I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先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II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在企图重新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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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力公开决裂。议会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而覆灭。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室死于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在戏剧的下几幕中,它又常常象幽灵似地出现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播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让法国从害怕红色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灾祸中苏醒过来,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阴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未来灾祸给资产阶级兑现了。资产阶级曾把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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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为神,结果是受到马刀的统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结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结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结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结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结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军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民学校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上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象圣阿尔谢尼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说Fuge,tace, quiesce
一快跑,住嘴,安静!”,结果是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 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①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
①1851年政变后的法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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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立刻又会使资产阶级活跃起来,会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月2日的一个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官方的选举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旁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处张贴了广告,官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斗的指挥者。无产阶级成了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1848年六月事变、184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的记忆犹新,它丝毫也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所以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士兵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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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象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象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305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职能;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象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玉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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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一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口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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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145。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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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一根据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不许寻究父方”一—取名为拿破仑。经过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从路易十四那时起,法国还没有看到过农民“因蛊惑人心的活动”而遭到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306,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146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下,法国农民的意识中发生了新思想和传统的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上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结果总是资产阶级压服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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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这表现在地方长官和行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结果总是资产阶级撤换了地方长官。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果总是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可鄙的群氓愚钝,仿佛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十分糊涂,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波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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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上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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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
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做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拿破仑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至于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统治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末,情又怎能不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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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经被降低的官吏薪伟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债台高筑、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做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贝尔先生所想的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正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已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口会的头日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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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山来,
一出模仿帝国的滑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妮上建立起来。①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307,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308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①在1852年的版本中没有本段最后两句,为本段的结束的是:“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赘时的低级和粒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上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上地上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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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238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撤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像,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象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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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零买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债负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必须利用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土地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
一纸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洁兹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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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撄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
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勒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
C'est le premier vol de I'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毋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
一个意大利的卡尔特斯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去。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高官显宦那样可笑
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克勒维尔是十二月十H
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olesa,“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309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③。
①ol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窃”。
②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浮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光主义者报》社主人维博上为模特儿描出来的诺·日拉丹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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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并且他作为
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310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写于851年12月1852年3月
原文是德文
1852年作为《革命杂志第1期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纽约出版
第8卷第117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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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自去年12月2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侵入英国吗?”在所有议论欧洲事态的场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象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把首都的起义镇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骚乱,经过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罗马帝国的御用军军团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从《泰士报》311到《每周快讯》312,从12月份起就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火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残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然,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哪视的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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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313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这个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所商人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上地贵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工人阶级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经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阶级所垄断了。出版自由吗?一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报刊已经被淹没在起义者即伟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一次会议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3的压追下,它早已消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具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手里。
可见,到不久前的政变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而另一方面,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刊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议会都属于它们。正统派68和奥尔良派182、上地占有者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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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场地。对这个阶级来说,在几小时之内就被抢走所有这一切,而且政治地位立即被降得非常低,就象他们过去对付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拿破仑的卑鄙的违法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议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
总之,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一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只对关闭的窗户和没有武器的资产者放了几排枪,巴黎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企图就完全被制止了。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首先,它失去了1852年5月可能得到的一次火好机会:那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满,那时,将在1848年6月之后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广阔的斗争场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政治统治权,它就不能允许在没有它以最高仲裁人强使互相斗争的双方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来接受的仲裁人的资格来干预双方之间的纠纷的情况下用暴力改变政权此工人阶级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议会的竞争舞台,但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活动场所转到它的范围—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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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它就会立即出场。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党仍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为恢复那个已经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议会及其专政效劳?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它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那岂不会吓坏资产阶级一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地方上已经发生,以致于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仑利军队结成同盟?此外,还应当记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
现在,在英国人们都说,法国人变成了老太婆,否则他们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目前是应该得到这样漂亮的绰号的。但是,我们火家都知道,法国人在他们的见解和行为方面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更容易受胜利的影响的。一旦这个国家中的事变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方向,他们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极限为止。1848年6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可以预料,一旦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个人都看得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未来的行动所推翻的话,那末我们就能有把握地预料,愈向下滚,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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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愈会出人意料和令人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
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十四年;而这个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十四个月,那就算是帝国雄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乍看起来,好象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象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象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3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执政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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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或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交易所商人的政权;在他们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都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骚动时期的工人阶级,其次是赖德律-洛兰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其次是卡芬雅克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派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在它手中存在一时的政权。而后来当正统保皇派或土地族同奥尔良保皇派或金融资族之间重新发生分裂的时候,政权看来又要不可避免地从他们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了。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负债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象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旧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仑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骗子,而在自己周围又环绕着一群上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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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无产者相消板的真正原
会的大骗子的路易拿破仑,除了大部分农民之外,还得到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些为数众多的分子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就这样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被利用来专门旗呐喊的败类,依靠
一支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一一通过这一切,他就能够安详地等待时机,趁资产阶级议会内订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经过四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12月2日就是这样行动起来的。
所以,路易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他的统治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流血冲突暂时停止。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的确,能够希望无产者去为曾经是他们的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吗?但是,路易-拿破仑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阵地一共和国:而一当工人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为了打击整个社会的敌人一—工人阶级——而同刚刚把他们排挤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和在地方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而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就利用对帝国有好感的千百万农民的投票,依靠官方一手包办的选举,建立起一个好象是近乎符合整个法国的愿望的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拿破
去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三
仑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我们再说一遍: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至少暂时是如此),即通过竞争、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和平斗争的手段进行,在英国,一百年来各个阶级就是利用这些手段互相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出来公开为自己要求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断定。但是由于现今事变的迅速发展,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任何
一个阶级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这样,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在街头重新爆发的时间,就可能比根据双方相对的或绝对的力量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因为,如果法国的革命政党即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等待1848年2月时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那末它势必要在上十年的时间中俯首听命,安分守已,一当然它不会这样做。
712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的真正原因
同时,象路易拿破仑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必将到来,就象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1846年和1847年工的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十之八九,1853年全世界的工业和商业将经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震动,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久地处于混乱状态315有谁能够预料由路易-拿破仑驾驶的大船十分牢固,足以抵挡得住必将爆发的风暴呢?
但我们还是就拿这只低能的雄鹰在他胜利的日子里所处的状况来谈吧。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资产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在他成为政府的首脑以后,他不仅必须立即保持住那些帮他取得政权的集团,而且要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至少也要尽可能让这些人安于新的秩序。至于军队、僧侣、政府官吏以及很久以来他就已经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帮追名逐利的阴谋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贿赂、现金以及公开抢劫国家的财产。我们已经看到路易-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就拿莫尔尼来说吧:他在上任的时候还是个满身债务的穷光蛋,而过了四个星期之后他已经
十分得意了,他不仅还清了债,而且还大大捞了一把,其数目甚至连贝尔格莱夫广场316一带的人也都认为相当可观!但是对待农民,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对待银行家、工业家、船主、商人、小资产者,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工人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
去年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三
713
强迫所有的人沉默,但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故,尽管能够宣扬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议会和会议讲坛都已经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事,都必然触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路易-拿破仑做任何事,到处都会遇到“谁来付款?”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数,比所有其他问题民军问题、改革问题等等加起来还要多。尽管路易-拿破仑强制他的前任路易菲力浦支付了这笔款项的很大一部分317,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以后我们还要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弄清楚现政府是否有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做了什么尝试,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尝试,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仑的名字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
写于1852年2月一4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月10日《寄诺人民》第3、48和50期
第8卷第244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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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见注14)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其他文章,表明他已经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第
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并且表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统
一的原理。列宁指出:“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见本卷第2页)第1页
2马克思指的是他的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本书的未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余集》第1卷第245404页他本打算把导言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接着就把这部著作付印出版。这个意图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曾答应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题月给《德法年鉴》写一篇批判法学和国家学的文章。当整理付印的时候,觉得把单纯对思辨思维的批判和对不同事物本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是很不适当的,因为这样会在述上受到拘束,并且使人难于理解此外,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丰富多样,只有以格言式的文字才能用一篇文章把这些材料包括进去,而这种格言式的文学又会造成任意系统化的假象。”
马克思根据这些理由得出了一个结论:最好是写几个小册子,对法、伦理、政治等分别进行批判,以批判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综合性著作来完成这些批。但由于必须反对黑格尔左派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休系的其他代表,马克思不得不改变自己最初的计划,在密切结合制定新的革命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情下,对心主义思辨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的《神圣家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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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这个任务。第2页
8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该派以胡果、萨维尼等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106页)第3512页。
4马克指的是哲学家阿那卡雪斯,斯基台人。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证明,希腊人曾把他列为希腊七大哲人之一。——第6页。
5指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第9162页。
6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降市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11、184页。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用在国旗上的图案,标志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第15页
8关于费尔巴哈的提钢》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写的,写在他的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恩格斯在188年谈到这一《提》时写道:“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见本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中揭露了费尔巴哈和费尔巴哈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是它们消极直观的性质、不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强调指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抽象的人的观点,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88年,恩格斯把《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出来。
为了使读者对马克思的这个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文件更容易理解,恩格斯在1888年发表它的时候做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在本选集中,

717
它的形式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形式一样,只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增加了
一些在1888年版本中所遗漏的着重号和引号。—第16页。
9《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市·蛇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因社会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一部著作。
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决定共同写这部善作,而真正开始写作是在1845年9月。这部著作约有正十印张的手稿,共两卷第一卷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第二卷的内容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各式各样的代表。
收入本选集的是第一卷的第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章里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埋,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须首先夺取政权的重要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工作于1846年初夏就基本结束了。这时,第一卷的大部分,即批判鲍威尔、施蒂纳的观点的各章(《莱比锡宗教会议》),以及第卷的大部分都已脱稿只有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对费尔巴哈观点的批判)的写作工作,在1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而且也没有完成。
1846年5月,第一卷手稿的主要部分曾由约·魏德迈从布鲁尔带到威斯特伐里亚,准备请当地的企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出版。但是1846年7月,当第二卷手稿的大部分已经奇到威斯特伐里亚以后,这两个出版商拒绝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到1847年曾在德国多次为自己的作寻找出版商。但是,由于察署方面的阻挠,由于那些出版商一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派别的有关代表的拒绝,这些努力并末得到结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前,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第四章,这是在《威斯特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上发表的。
在手稿中并没有写明这部作的标题和第一卷、第二卷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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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它们是根据马克思的《驳卡尔格律恩》这篇论文后来安上去的。《费尔巴哈》这一章中的标题和材料的安排,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边上的批注,按照本章内容本身安排的。
在留给我们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已经受到了“老鼠的牙齿的批判”。这些根据句子的完整部分所恢复起来的地方,都用方括弧括起来了。从平中所发现的遗漏字句,也以脚注形式注明了。在方括弧里也包括一切必要的、少数的、编辑上:的增补。—第20页。
10秋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
为争夺他的帝面彼此进行残酷的杀在这场战斗的过程中(公元前四世纪木至三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君主国,即实行军事管理的这个摇摇欲坠的联盟,分裂为许多单独的国家。—第20页。
1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Verkchy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
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
Verkehrsform,Verkehrsweise,Verkehrsver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一第25页。
12Stamm这个术语在《德意意识形态中译做“部落”。这个术语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科学中的含义比今天还要广。它是指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的集合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族gen和“部落”(Stamm)的概念。在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这部著作中,第一次给这些概念下了准确的定义,并做了区别在这位美国著名的民族志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的这部主要作中,第一次说明了氏族就是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细胞,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恩格斯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的结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本选集第4卷第117页)这部著作中,全面地解释了“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26页。
13罗马的护民宫李奇尼岛斯和塞克斯带乌斯的土地法,是在公元前36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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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于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面过的。它禁止罗马市民占有500罗马亩(约125公顷)以上的国有地(ager publicus)第27页。14《德法年鉴(15《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ichers)和《德国年鉴》(eutsche
Jahrbii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名叫《德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ucher fi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 (17莱茵河颂歌是民族主义者经常引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尼贝克尔的诗《德国的茵》。这首诗在1840年写成后被多谱成歌曲第47页。
18指路·费尔巴哈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发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面论<基督教的本质》》这篇文章。
《干德李刊》(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是青年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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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尔派的哲学杂志,1844-1845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布·鲍威尔、麦·施蒂纳和路·费尔巴哈等人。——第47页。
19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L. Feuer bach, Grundsa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s. Zurich und
Winterthur,1843)第47页。
20指布·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见维千德季刊》1845年第3卷第86146页。第49页。
21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锁,是拿破仑第一于1806年宣布的。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第51.503页。
22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全集1837年柏林版(G. W. F. Hegel. Geschichtex; Werke,Bd,x, Berlin,1837)。第54
23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两
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1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问盟即不存在。第56、186、197页。
24航海法在1651年为克伦威尔所颁布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根据这一法律,从欧洲输出的主要商品,以及从国和土耳其输出的全部商品只许用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输。它的目的是排挤荷兰,巩固英国殖民统治。第64页
25约艾金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
版(J, Aikin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cs round Manchesters, London,1795)。—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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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引自《关于业竞争的通讯》(Lettre sur la Jalousie du Commerce),见伊·品托《关于流通利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 (234、283页第65页
2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A. Smith Nationss. London,1776)第66页
28马赛曲》《卡马尼奥拉》aira》都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苹命时期的革命歌曲。最后一首歌曲的收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贵族吊在路灯柱上!(Ah ca ira, ca ira,aira. Les aristocrates la lanterne)第77页。
29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762年阿姆斯特丹 (J. J. Rousseau, 30本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发出的通
告之一,正如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选集第4卷第186206页)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通告是“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时发出的。
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在通告中受到尖锐的批判,由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要求,他不得不于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23和24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该通告于184年也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7月号上发表然而该杂志主笔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之一托·宁别有用心地加以改动,他擅自增加了一些东西并修改了很多地方。
本文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者加的。第86页。
31《人民论坛报》(Der Volks)是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
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至12月1日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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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2“青年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纽织。该纽织是1845年创立的
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该协会的参加者又称作“民族改良派”或“北美土地改革派”。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
一块土地。四十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上地改策运动,是曾经一度参加过全国收革协会的克利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引诱德国侨民脱离争取民主的斗争第91、176、226,284页。
33指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出版的艾约西士写的小班子
《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etat中的一段:“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它在政治方面直到现在有何作为?无所作为它希望什么呢?希望有所作为。”—第99页。
34埃萨伊是古犹太的一个宗教教派(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三世纪)
第101页
35《哲学的贫困。答清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极重要
的理论著作之一,是马克思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比·约·蒲鲁东的主要作品。1846年12月底,马克思在读了出版不久的鲁东所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以后,就决定批判严重地阻碍在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蒲鲁东观点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文学家巴··安年夫的信(见本选集第4卷第319331页)中表明了许多极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为反驳蒲鲁东而写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从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847年1月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回答蒲鲁东。1847年4月初,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尽基本完成并已付印。1847年6月15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篇简的序言。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该书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该书德文第版于185年出版,译文曾经恩格斯校订,他专门为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恩格斯在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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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德文版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给娜塔利亚亭娜(第一国际俄因支部委员尼·伊·吴亭的妻子)的一本1847年法文本上的修改意见。该书的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写了
一个简短的按语,纠正原文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3页)。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第二版下1896年出版,该版也根据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书上的修改意见做了更正第103页。
36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经济著作:《经济表》1758年版(Tableau econo mique1758)和《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版(Analyse du Tableau economiques》1766)。第103页。
37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770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说
明》(Explication du Tableau cconomique)第104页。38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3卷;《黑格尔全集》1841年柏林第2版第5卷第320页(G.W..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s,bd.
Werke, -te Aufl,bd.v. Berlin,1841.s.320)。第106页。39马克思引自卢克莱修的诗篇《物性论》(第3卷第869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 vitam mors immortalis ademit第109页
40 A. de Villeneuve-Bargemont. *Histoire de I'economie politique.该书第一版于183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118页
41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
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古代和中世纪各国,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第123页。42马克思引用的是亚·斯密的《国民财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法文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33—34。第124页。
43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Raison, folie, Chacun son mot; 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a la portee des vieux enfantsx Paris,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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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巧克思引用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响》(《sInfi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蒙特在这一著作里摘引了上
一著作。第125页。
44 A. Ferguson. . T. ll.
Pari1783,p.108—110.第1.25页。
45查·拜比《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3年世黎版第230页(h.
Babbage. 46 A. Ure. Bruxelles,1836,t., premiere partie, chapitre.第135页。 47 P. Rogsi. 48 J. Steuart. Rc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I'economie politiques.
T., Paris,1789,p.190—191.该书英文第一版于1767年在伦敦出版。第143页。
49有四十个读巨的人是伏尔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温顺、勤劳的农民,每年收入四十个块巨。埃巨是法国十八世纪以前的币名。
一第144页。
50威·配第《政治算术》(W. Petly.Political arithmetick),载于1699年伦敦山版的《政治算术论文集》(Several essays in politieal arith- meticks London,1699)第154页。
51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第156、186、195、293页。

725
52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1791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通过的
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订的刑法典,禁比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销。第157页。
53全国职工联合会是工联的组织,184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
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联合会
一直存在到六十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一第158页。
54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
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先章按照列宁的定义:先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章运动的支持第159176、195、226、284、288页。
55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第161页。
56指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4号发的海因岑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EinReprasentant der
Kommunisten》
《德意志一鲁塞尔报》( Deutsche- Brisseler-Zeitung2)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因流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俏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儿个片,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利恩格斯的
726

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162页。
57指《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1847年9月26日第77号)上的卡海因岑的一篇论战性文章,该文攻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为此,恩格斯发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页)进行反驳。——第166页
58关于中世纪的公社,参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见本卷第253页)一第172页。
59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
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172、383、397、511页。
60马克思指“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卡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抛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174页。
61菲·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1828年布鲁塞尔版
第1—2卷(Ph, Buonarroti sConspiration pour I'egalite' dite de
Babeufs.T.i-i, Bruxelles1828)。这本书使贝夫主义传统在工人革命运动中复活了。第174页。
62马克思引用的是以梅勒迪斯为主席的济贫法实施调杏委员会于1825
年1月29日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众议院提出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1828年8月的《宾夕法尼亚纪事报》第175页
63《奈尔斯氏每周纪事》(Niles' Weekly Register是美国资产阶级的
一种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问题的周刊18111849年在巴尔的摩出版。—第175页。
64指弗·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1年斯图加特和杜宾 (F. List. Stuttgart und Thubingen,1841)第176页。
727
65莎士比亚《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177页。
66卡普教派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支卡普勤教士的说教充满一本正
经的道德教海。—第183页。
67排毒法是用人工刺激皮肤的表面面引起溃疡,中世纪的医术认为这是
排出“病毒”的办法。一第184页。
8正統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
的拥护者。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第184、274、300、400、413、512、621、705页69自由贸易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沙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
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派别。在曼彻斯特领导自由贸易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来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184、195、478、562页。
70托利党人是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政党的成员。托利党于十
七世纪成立后,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第184、630页。
71指1844年6月4一6日西里西亚纺织人的起义(这是德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这种捣毁工厂、破坏机器的工人运动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一第185、506页。
72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
728
注释
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忐各邦君主为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宪制改革斗争。第185页。
73海妖是希腊神话中一群人头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迷航海的人,
.使他们的船触礁沉没。一第187页。
74 in usum delphi直译是:皇太子用的,转意是:经过删改的。1668年,为法国的王位继承者(空太子)出版了一批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书中“可非难”之处均被删去,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来。第188页。
75指吉伦特派(见注284),他们于179年夏打保卫各省的自治权和联合权的旗帜,起了反对雅各宾政府的反革命暴乱暴乱平息以后吉伦特派有许多领袖(包括巴巴鲁在内)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188页。
76公安委员会是1793年4月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第189、444页。
77指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学家约·亨·康培所写的儿童读物,特别是他的《美洲的发现》一书,其中有一节是讲秘鲁的印加族和西班牙人占领秘鲁的故事。第189页。
78《总汇报》(8《sAlg60iez>1798《)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斯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第190页。79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1848年2月初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发
表的,同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第一版的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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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刊印,从此以后,就作为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1889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3431页)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杂志。一第195页。
80根据1834年通过的济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强迫贫民同意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从丽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数量。
巴士底狱是十四至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十六世纪起,主要用来禁政治犯。一一第196、410页。
81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99、260页82马克思引用的是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弗
索·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有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注,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78—179页(Des principes de I'economie' politique et de I'impots. Traduit de I'anglais par F.-S. Constanci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t J.-B. Say. T. I, Paris,1835.p178179)第200页。
83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见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寨尔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76—281和285296页)。第201页。
84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4 (A. Ure. 85恩格斯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关于以
问答方式拟定纲领的问题,早在正义者同盟进行改组和名为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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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义者同盟(1847年6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就进行过讨论。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词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低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定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们满意10月22日,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决。恩格斯受委托草新的草案这个很快就写成的草案就是《共产主义原理》
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仅仅看成是领的初稿,他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应当以《共产主义宣言》的形式来起草纲领的想法,面抛弃那陈旧的问答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大会委托他们以宜言的形式拟定纲领。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运用了《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原理。一一第210页。
88在手稿中,在国答第二十二个问题以及下面一个即第二十三个问题的
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等字样。显然,这是说答案应当仍维持原案,即仍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初步草案之一中业已拟定的答案。一第224页。
87《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说:“这部
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见本卷第3页)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共23页。1848年3月至7月,宣言》又在德朗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上连载。1848年在伦敦重印了《宜言》的德文本,共30页。这个版本是后来经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同的各种版本的基础。《宣官》在1848年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
731
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在1848年的各种版本中未提作者的名字。1850年英国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在登载《宜官》的第一个英译义时,该杂志的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第228页。
881872年言》出了新的德文版,这是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议出版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版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中做了某些修改。1872年的版本以及后米1883年和1890年的德文本,书名都改为《共产主义宜言》第228页。
89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国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因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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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宜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火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228页。
9《红色共和党人》(he Red Republicanz)是1850年611月由乔
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该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国共产党宣》为题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第228页。91《社会主义者报》(<1《Soc2q1jske>18711018735《》)是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因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宜言》第228页92这是《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恩格斯在为《论俄
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的中曾说这个译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1900年版上也指明这个详本是他译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新的译本写了序言。该序用俄文发表在1882年2月5日俄国民意党人的《民意》杂志上。188年4月13日德社会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上用德文发表了这篇序言。恩格斯在《宜言》1890年德文版中收进了这篇序言。第230页。93这个译本是在1869年出版的。第230页。
94《钟声》(00)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山亚·伊赫尔岑
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一第230页。
95马克思和恩格斯指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一第231页。
注释
733
961883年出版了《宜言》的第三个德文本这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校阅过的第一个版本。第232页。
71888年出版了由赛·穆尔翻译的《宣言的英文本恩格斯亲自校订了译文,写了序言,并加上了一些附注。第234页。
98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11月12日)是普鲁土政府策动的一次挑性的案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纲领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纽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一沙佩尔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行为和普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段进行了彻底的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第234页。
99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宜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一第235页。100这句话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1887年在该城举行的工
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育的报道刊载在1887年9月17日《公益》周刊上。第235页。
101《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s
是一家美国周刊,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出版。《共产党宣言》于1871年12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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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该周刊上发表(有删节)。第235页
102关于《宜言》的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问题见注92第236页。103这里提到的丹麦文译本k. Marx og. Engels.Det Komma nistiske Manifest Kabenhavn,1885有一些删节利不确切的地方。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第236页。
104劳拉·拉法格翻译的法文译本是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
《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以后又作为附录转载于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 La Frauce socialistex
Paris, 1886).
《社会主义者报》(《(eSociqlsfe,1885《》)是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
九十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第236页。
105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月至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并出版
过单行本。
社会主义者报》(《(106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的一系列
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参看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和本选集第2卷第136页)。一第237页。1071890年5月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言》的
第四个德文本,这是经作者校阅过的最后一个版本这一版中收入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恩格斯还给这个版本写了新的序言。1890年8月16日德国社会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
号,在题为K共产党言>的新版》的社论中摘要自载了恩格斯的这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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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又摘要刊载了这篇序言。第240页。
108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他为1883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第240页。109恩格斯所说的这篇遗失了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宜言》俄文版序
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从俄文译成德文时对这篇序言做了个别的修改。第240页。
110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会于1866年9月38日举行出席大会
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于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
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个《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目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以及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中的追随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1889年7月1日,即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
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相对抗他们也在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山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都是假造的
736
注释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工人立法的基本原则,接受了通过立法手续制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第245页。
111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办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出版了《宣言》
的新的波兰文译本。恩格斯为这个译本写了序。恩格斯在把序言寄给《黎明》出版社后,在1892年2月11日写给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的信中说,他希望将来能掌握波文,以便能深入地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到那时并可为下一版波兰文宣言》写一篇比较充实的序言。第246页。
112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
国的名称制给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246页1131893年恩格斯给意大利版的《宜言》写了一篇序言题为《致意大利
读者》。这篇序言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屠拉梯的请求写的意大利文《宜官》由贝蒂尼翻译,序由居拉梯翻译。该单行本于1893年在米兰由社会党的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出版第248页114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62—465页)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第248页。
115在比较后期的各种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
力的价格”等等比较确切的概念(这是由马克思开始采用的)分别代替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的价格”等等概念。第258页。
116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
年6月为土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
注释
737
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的主力军一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274、293页。
117“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
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米反对资产阶级。——第274页。
118指《改革报》(见注148)的支持者。《改革报》派联合了以赖德律-洛兰
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衬会改革。第284、299页
119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
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俄、普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在1846年11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85、291、305、397页
120本文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者加的。一第287、
291页
121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
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小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这次起义逍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问题》本卷294298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8-439页)。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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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2.雅各宾党人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第291、625页
123指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在这次瓜分中,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部分
地区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托伦以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第291页。
124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
和沙皇俄国,不顾各因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292、425.509、613页。
125辩论日报》( Journal des Debats)是法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
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ebats politiques et litte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第292、492、613页。
126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
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于涉瑞士,维护宗得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第292、397页。
127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
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十八世纪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言。一第293、478、643页。128指1847年1月由爱尔兰民族运动中不满奥康尔的妥协政策面脱
注科
739
合并取消派协会的激进派和民主派所创立的爱尔兰同盟。其中大多数人属于由爱尔兰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42年组成的“背年爱尔”。爱尔兰同盟的革命左翼支持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并竭力把爱尔兰独立斗争和民主改革的斗争结起来。爱尔兰爆发的起义被英当局镇压以后,爱尔兰同盟就在1848年夏天中止活动。第294页。
129《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
级政党。《民报》(见注171)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个党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对黎无产阶级的镇压。——第299、419、620页。
130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
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兰两共和国收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政确立时为止。一第299、414、614页。
131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
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第3、398.609。
132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发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
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发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涌入制宪议会会场的示威者,要求议会实现诺言,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企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人民发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发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俱乐部。第302、414、610页
133反对法国革命的奥普军队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于1792年7月25日发
表了一个声明,威胁法国人民,要把巴黎彻底毁灭。第304页134指1785年荷兰反对聚集在总督奥伦治的威廉周围的贵族天主教政党
740
注释
的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领导的,结果总督被驱逐出国;但是1787年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又恢复了他的权力。第304页。
1351832年,根据英法俄三国的协议,未成年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被立为
希国王。奥托在巴伐利亚军队的护送下到达希腊称号是奥托一世。第304页。
136指由奥地利、普士和俄国扮演要角色的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在
1820年10月在特劳波召开、1821年5月在莱巴赫闭的会议上公开宜布了参加神圣同盟的各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巴赫会议通过了奥地利派兵沙意大利的决议;维罗那会议(1822年)通过了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决议,其目的是镇压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304页。
137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支持了葡萄牙的以唐·米
格尔为首的封建教权派,这个教权派反对对专制制度的任何限制。第304页。
138在西班牙,唐·卡洛斯为了篡夺王位,以利于反动的封建教权派,1833
年在奥地利和普鲁上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第304页。
139指米兰临时政府在1848年4月6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宣言。见《临时
政府出版的法令、通知、宣言和通报等汇编米兰版第1卷第172—175 (cRaccolta dei decreti, avvisi, proclami bullettini ec. ec. emanati dal governo provvisorio T. I, Milano, p 172-175).-306页。
140《黎明报》(佛罗伦萨出版,主编是拉法里纳。第306页。
141《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ke Zeiting. Organ
der Demokratiex)1848年6月1日至18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里格拉特和字·毕尔格尔斯
注释
74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同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菜茵报》还是英勇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上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口《新莱茵报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的解放1”第306、340、563页。
142弗里德里希-威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
为酱士国民议会1848年9月7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0—461页)破坏了“君主立宪的原则”,他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种行动。—第307页。
143科伦日报》1《(ZOo13sceet4mg>180《)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
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307页。
14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民议会称为“协
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309页。
145国民公会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构。
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吉伦特派执政期间,
742

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在了一系列法令,灭封建所有制确立民共和国;在热月党统治期间,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第309444、693页。
146万第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万第
省曾经发生贵族和情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第309、572.694页。
147指1789年7月9日至1791年9月30的法国制宪议会一一第309

148《改革报》( La Re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11、419页。
149这里指的是《新莱茵报》驻维也纳记者捷列林格的报道,这篇报道载于
1848年10月27日该报第127号上。第315页。
150拉家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他们不止一
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一第317.409页。
151席尔达城市名称。该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纪末流传在德国民
间的同名故事里所描写的人物,他们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324页。
152《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民族自由党
的机关报,1848年至1915年在柏林出版。第324页。
1531848年4月8日的选举法规定了“普鲁士宪法协商议会”的选举程序。
选举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然而,普选权是有限制的,即受间接的(两级的)选举制的限制。1848年12月6继钦定宪法之后颁布的法令,仅仪给了所“独立的普鲁士人”以选举权。第324页。154引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一第326页
注释
743
155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在这一天翻了法国路易菲力浦王
朝。
1848年3月18日普鲁士革命在这一天开始。在柏林发生了街垒战。——第329页。
156引自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五卷第十六章《迷娘》的
诗。—第330页。
157抱怨派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
起的绰号。一一第334页。
158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人民游击队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第337页。
159《庄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于1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
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讲演而写的。约·魏德迈抄写的标题为《工资》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这部手稿跟《新菜茵报》上发表的本文儿平完全
一致。1848年初,马克思试图在布鲁塞尔发表这部作可是,由于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出版。
这部著作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标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于马克思时离开科伦,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张以及《新菜茵报》停刊,这些章的刊载遂告中断。
《雇劳动与资本》的首次发表,就已经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中的传播。例如,根据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曾被推荐给科伦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联合会讨论《新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功与资本》的单行本,可是他米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布勒斯劳首次出版,马思未能参与其事。1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作于1884年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写了导言。
744
注释
现在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仍然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于1847年12月写的手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35-660页)可以作为正文的部分补充。
凡恩格斯在1891年的单行本中所做的重要更改,均在脚注中注明。这部著作的章节是按ㄍ新莱茵报》发表时的样子划分的。—第340页。
160这篇导含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雇
佣劳动与资》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开头,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版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4页)全部复述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
导言在上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布,它以独立的论文形式登载出。在单行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1891年5月30日《自由报》第22号,1891年7月10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第10期,1891年7月22日《会主义者报》第44号,1892年法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的文集,以及其他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本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第340页。
181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督塞尔建立
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告停止第340。
162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和恢复奥地利哈布
斯堡王朝的统治面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以及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因宪法而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
注释
745
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第340页。163恩格斯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里,是在5
月1日以后头个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的,1891年,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是在5月3日。英国、奥地利、德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纪念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一第349页
164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写于1850年3月
底,秘密地散发于流亡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巾1851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舟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口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上,后又转载于《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Die Kommunisten-Versch- worungen des neanzebpten
Jabrhunderts)一书中,这本书是由两个警官维尔穆特利施梯伯编写的,恩格斯称这两人是“两个最无耻的棍”。885年,这篇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书德文版。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89。—第381页。
165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
动。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各邦多数的否决56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恩格斯在《德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500597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运动。第383页。
168《新奥得报》 Oder. 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以本名出版该报是1816年出版的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 Allgemeine Odr-Zeitung编辑部发生分裂之后于1849年3月创办的。《新奥得报》采取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针,在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报纸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梅、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后者从1855年9月起任该报主编)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386页
746
注释
17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篇连载文章,总题
目叫《从1848到1849年》,是专为《新菜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这本著作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做了唯物主义的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本著作最初计划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三篇:《1848年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和《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1849年六月事件对火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中都得到了阐述。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柏林出版,书中并载有思格斯写的导言。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国际述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到1850年3月10》。在本卷中前三章的标题均依照杂志的原样不变,第四章则1895年版的标题。第393页。
168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是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
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它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一

747
第394页。
169巴勒康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184年1月12日,该城人民举行起义。
经过两周激战,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该城巴勒摩建立了临时政府和议会。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巴勒摩起义也被镇压。第397页。
1701847年春在比桑歇(安德尔省)由居住在附近农村的饥饿的工人带头,
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桑事件进行了残酷的压:1847年4月16日把四个直接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判处死刑,其他的很多人被罚做苦役。——第397页。
171《国民报》171《ZeNVatzox,18301851是法国的一家口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
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帕热斯。—第398、613页。
172《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x)是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
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派的机关报第400页。
173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旗的问题。巴
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绦。第403页。
174《通报》( Mone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 Le Moniteur univer
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必定刊载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第403、652页。
175笨伯雅克是法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的绰号。一第407页。
748
注释
1761848年3月16,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
附加四十五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布了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6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第407页。
177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用来补偿族在
十八世纪末法因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的。第407页。178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在伊甸园中有一果树,人
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普上帝因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而禁止人们摘食。第408、474页。
179在十六世纪,特别是十七世纪,两班牙的喜剧中常常是主人假装成
人,仆人假装成主人,结果闹出了又混乱又可笑的纠纷第410页180指3月18日民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
团结在布朗基和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人坚持要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第411页。
181从本页到第445页,国民议会是指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的
制国民议会(制宪议会)一第412页。
182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
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第413、621、705页。
183指1848年8月28日《辩论日报》(见注125)的社论第421页。184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
千敌人,在打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承猴了犹太的王位。第429页。
185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波拿巴派的标志第430页。186马克思引用的是刊载在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上的
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沃尔弗的通讯代号。这里

749
的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申过。第430页。
187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热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见注132)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布朗基被处以十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有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448页。
188布莱阿将军曾指挥一部分军队镇压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于1848年6
月25日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起义的参加者有两人被处死刑。一第448页。
189第V条属于1848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法正文的条文是用阿拉
伯数字编号的。—第452、633页。
190从本页到本文结束,国民议会是指1849年5月28日至1851年12月
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第452页。
191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在1849年6月2日夜在立叶派的《和平民主
日报》编辑部举行的(该报于1843-1851在巴黎出版,由·孔西得朗主编)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第455页。
192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社民联合会在人民报》第206号上发
表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第455页。
193山岳党的宜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
及蒲鲁东的《人民报》第455页。
194马克思指的是由三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
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第460页。
195《世纪报》(Le Siecles)是法国的一家口报,1836年至1939华在巴黎
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
750
注释
报。一一第460页。
196《新闻报》(La Presse)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
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60、648页。
197指尚博尔伯爵(自封享利五业),他是法国波旁王朝长系中的王位僭望
者。尚博尔在德国西部的经常驻地除维斯巴登外就是爱姆斯。第461页
198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出法国的路易-菲力浦住在伦敦近郊的克勒蒙
特。第462页。
199“出乎真意”( propriom)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
教桌国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义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一第463页。
200引自德国诗人格·海尔维格《来自山上见格·海尔维格《活人的
诗》第463页。
201总数不符:应该是578178000法郎,而不是5380000法郎;显然数
字印错了。但是这对总的结论并无影响,不管按哪个数字平均每人的纯收入都不到25法郎。第473页。
202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死亡,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汪在三
万六千票中得了二万票,以多数票当选。第474页。
203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
国领土分成了五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四个区的包围之中,而这四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影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强调指出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柏沙的专横权力一模一样,所以称这几个区为沙辖区。第475页。
204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义,他在咨文
中通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第476页。
205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号召
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宗教、芬动、家庭、财产和善
注释
751
良”。这个信件发表在1849年11月11日《报》上。第476页206《拿破仑》(206《DeNapo4eo>)是波拿巴派的日报,路易·波拿巴的机关
报;1850年1月6日至5月19日在巴黎出版。第476页。207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息由
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当时并由国民公会做了明文规定。第480页。208七月纪念柱是1840年为纪念1789年月14日攻破巴士底狱而在巴
黎建立的;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柱上又装饰了不谢花花圈第480页。
209 F. Vidal. *De la repartition des richesses. Paris, 1846.
481页。
210马克思在这里暗示“武装起义”。当时黎的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来
构筑街。第482页。
211巴托罗缪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大规模地惨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3
发生于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第483页。212据希腊神话,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
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匹腹内藏有批勇七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第483页。
213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第484页。
214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
tischo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茵报》的续刊
752

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想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的著作有马克思的ㄍ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维护帝国先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单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85页。215蒲东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的一篇论
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报上,于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浦鲁东先生的辩论》(Gratuite du credit. Discu8 sion entrc.fr. Bastiat ct. Proudhon》)第487页。216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比
价,废除银行券换黄金的办法。到1819年才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制度。第487页。
217指巴黎商人亚历山大·勒克莱尔,他以国民自卫军的身分和他的
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第489页。
218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
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489、647页。219《国民议会报》(x'Assemblee nationales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
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集团一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融合的观点。-第492、671页。220《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资阶级的报
注释
753
1815年至1870年在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损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92页。221指两个文件:一个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第6号
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个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上的《告人民书》第492页。
222拉摩勒特 Baiser式的接吻( Lamourette),指十八世纪术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议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各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记了。一第493页。
223《权力报》( Pouvoir)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849年在巴黎出版,
主编是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第494页。
224法兰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体会期间要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二十五个委员和议会常务纸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三十九人组成:常务局十一人,庶务三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二十丘人。第494页。
225 partibus infidel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
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词来指完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第495、500、607页。
228指所的《维斯巴登宣》,这个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
巴特尔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维巴登草拟的。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这个声明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在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论战第495页
227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作中总结了1848-1849年德
754
注釋
国革命的经验;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革命发展的主要阶段,各阶级和政党的态度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思想。
1851年8月初,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理·德纳要求马克思为该报写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是他请恩格斯写一些关手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的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同时,这些文章在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口在《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没有重新出版过这本著作的英文单行本第一版是在1896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出版的;同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译本;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该书法文版出版。
这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沦坛报》上发表时没有标题;在1896年的英文版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它们加上了标题本卷中仍旧保留了这些标题。第500页
228《论坛报》(Tribune)是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简称,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在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
注释
755
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纽约每刀论坛报》编辑部对克思和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面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口益右倾。第502页。
229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土境内的国内税并且为建立关税
同盟创造了条件。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邦的关税同盟,是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504页。
230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
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机构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再存在了。一第508页。
756
注释
231在1834年5月成立了所谓“税务盟”这个同盟的成员是愿意同英国
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到1854年,这个单独的同器瓦解了,该同盟的参加者并入了关税同盟。
一第508页。
232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及继七月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德国
和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第510页
233“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
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热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510页。
234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W.F. Hegel
235《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
的刊物,1831年至1841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第512页。
236《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keinische Zeitung fur Polilik,
Handel! und Gewerbex)是1842年1月1口至1843年3月31口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514页。
237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
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
注释
757
和财政部门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515页。
238指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和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3640页、《反克利盖的通告》(见本卷第86—102页入《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集》第4卷第223275页)《共产党宜言》(见本卷第277280页)中批判了这种恩潮。一第
517.700页。
239“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
广火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灭主教”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竭力使灭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米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古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合并。第520页。
240一神论派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
一神论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因和美国,一神论派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一神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首位。——第520页。241拿破仑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
1806年8月奥弗兰获一世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
758
注释
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521页。
242“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
命前夕提出的(见本卷第189页)。这个口号在1848年3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见《马克思格斯全集》第5卷第3页)。第521页
2431846年2—3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炎。从解除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大规模毁坏了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制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523页。
244指18481849年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
战争是在人民起义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取得胜利后于1848年3月开始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也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意大利统治阶级害怕意大利通过革命手段来实行统一,它的叛变行为使同奥地利的斗争遭到了失败。第531页
245引白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第540页24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战争
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因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可耻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停战协定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一第540页。
注释
759
247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以伟大的捷克爱国者、捷克宗教改革的领
袖·胡斯(1369—1415)的名字命名的、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神父和德国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氏阶级分子同外的封建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道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
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544页。
248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
受哈布斯堡正朝压迫的斯拉大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于6月16日宜布代表大会会议无限期体会。第546页
249见海《夜巡逻来到巴黎》(《新诗集》第548页。
250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口在伦敦纽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
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费。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害宪章派。—第549页。
251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
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被专门为了对付这次示威而动员起来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所阻止。
关于1848年5月15日事件,见注132第549、625页。
2521848年5月15日,因1848年1月炮轰墨西拿而被称为炮弹国王的那不
勒斯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人民起义,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解散了议会,
760

取消了1848年2月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改革。一一第549页。
2531848年4月1口奥地利政府公布的出版哲行条例规定必须交纳大量
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检查制度和“出版方面犯罪”的人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的制度,政府官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
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了在帝国国会选举方面的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建立了两院一下院和上院并且保留了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把执行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否决两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工人、日工和仆役的选举权。一部分上院议员由皇帝任命,另部分上院议员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日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553页
2541849年8月13月牙利军队在背了革命事业的戈尔益率领下在维
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呈军队投降。第562页。
255朗卡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瑟夫·朗卡斯特(1778-1838)的名
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的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564页。
251636年约翰·汉普敦(后来他成了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
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缴纳一种未绘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举行的审判案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对专制制度的反抗情绪的高涨。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据税的斗争,是英属北美雅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年)的序幕1766年英议会在抗议下不得不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布抵制缴纳问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想通过暴力向美国输入的缴纳高额消费税的茶叶,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这一切冲突导致纠纷的尖锐化和加速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起义的爆发。第567页

76
257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
议下,在柏林举行了国王出巡的盛典,同时举行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上戴着黑红黄三色章德因统一的象征一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一一第579页。
2581849年5月17日在林开了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
和维尔腾堡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宪法。1849年5.月26日代表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的联合”),到1849年8月共有二十九个德意志邦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协定,帝国宪法被修改得符合于君主制的利益,规定帝国的摄政山普士因充任,并规定议会由两院组成。“联合”是一种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粉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且在1850年11月退出了“联合”。第582页。
259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法兰克福的圣保罗
教堂举行了全德国民议会的会议。第593页。
260《德国的革命利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
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企集》第8卷第449-456页)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纽文章。第597页
261马克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分析了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
马克思及时地将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在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关于法国事件的意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巴黎的个人通讯作为资料路易·波拿巴的月十
762

八日》本来是准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小的产主义刊物《单命》周刊上以文丛的形式发表的,但是这个杂志魏德迈只出了两期(185年1月),以后就由于经济困难而停刊了。克思的文章到的太晚,所以在这两期中没有来得及发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独德迈于1852年月把这一作以单行本出版,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魏德迈将书名改为《路易~拿破仑的月十八日》(有用路易·波拿巴)由于经济窘迫,这个第版的大部分魏德迈都没有能够从印刷厂主那里买回,运到欧洲去的册数不多。在德国或英国(用英文)再版的尝试也没有成功。书的第二版到1869年才出版。在这次出版时,马克思将著作的原文又重新阅了一遍。在1869年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将他对原文的校订作了如下的说明:“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1885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三版,全文与1869年版一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法文译本最先于1891年111月载于法国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同年该书又在利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894年在日内瓦第一次出版了本书的俄文版本卷所根据的是1869年德文版的原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八年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举行政变,建立军事独裁;1852年12月2日,进而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所以,马克思的这篇著作就借用雾月十八日这个日子,作为书名,来刺和揭露路易波拿巴。一第598英
262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日》第二版于1869年7月在汉堡
出版。资产阶级报刊对新版《路易·波拿巴的月十八竭力保持沉,而《人民国家报》只是在1870年3月1日才发表了该书第二版出版的消息,同时刊登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后来又收入恩格斯编的于1885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1891年1月,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了序育的法译文;同年,在利尔出版的该书单行本中也
注释
763
载有这篇序言。1894年,这篇序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口》一书俄文第一版上。
人民国家报》( 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囤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干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第598页。
263维·雨果《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第2版(v.ugoNapoleon le
Petits.2ed, Londres8,1852)和比·约·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j. Proudhon. Revolution so ciale demontree par le coup d Etat du 2 Decembres. Paris, 1852).第599页
264旺多姆圆柱是竖立在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上的铜柱顶上有拿破仑
第一的立像。这是拿破仑第一为了炫耀他侵略战争的胜利,用缴获的
一千二百门大炮铸成的,所以又被称为“凯旋柱”。它是侵略和沙文主义的象征。
巴黎公社成立后,于1871年4月12日通过法令决定拆毁旺多姆圆柱,指出它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对军国主义的赞扬”5月16日旺多姆圆柱被拆除。1875年又为资产阶级政府所恢复。第599页。
265让·巴·阿·沙尔腊斯《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
(J. B. A. Charras. 764
注释
Bruxelles,1857)第599页。
266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
第1卷第35页(.c.l. Simonde de SismondiEtudes aur I'eco nomie politique》t.i, Paris,1837,p.35)第600页27指1848年12月10日担任法兰两共和总统职务的路易·波拿巴于
1851年12月2口在法国举行的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排,在三十二省内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了新宪法,根据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宜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第601页。288贝德勒姆是伦敦的疯人院。———第605页。
269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
统。第605页。
270据圣经传说,被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法的人由于
路途艰难和挨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第605页。
271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l转意
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1)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Poos在希腊文中是岛名,也是“玫瑰花”),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第607页
272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根据法国1848年宪法,
每四年一次的新总统的选举应该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607页
273卡皮托里是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诺纳教堂
注释
765
等。据传说,公元前390年,当高卢人进犯罗马时,由于尤诺纳教堂里的鹅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里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第608页。
-274在法国,人们把那些对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军
官称作“非洲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非洲的英雄”,就是指这些人。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这些“非洲的英雄”是国民议会中共和派集团的首领。第608页。
275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608页。276法因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
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正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警察官僚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第615页。
277“凡弟,要准备牺牲!(Frere, il faut mourir是特拉普天主教修
会的成员在见面对的互相问候问。特拉普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第617页278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617页
279指1849年57月那不勒斯王国参加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事。
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长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的期间,进行了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在土地政策中表现出了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由于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中的盟者。由于法、奥地利那不勒斯的武装沙,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第620页
280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1832年路易
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七籍;1848年在英国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公民成的警察后备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1848年4月10日由先章派组织的工人示威。一一第620页。
766
注释
281指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1848年
12月10日选举的分析(见本卷第429431页)。——第620页。2821849年4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罗马共和国的伴
口下,从制宪议会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军的拨款。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624页
283指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兹和帕纳及立法议会的议会
总务官(议会负责经济、财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员)提出的法案,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在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险附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624页。284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
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和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
一第625页。
285指十七世纪中叶在法国发生的反对王权的运动。当时的族统治阶级
把它称为“弗伦特运动”。弗伦特是·种被禁用的投石器,也是捣乱或破坏秩序的代用语。第626页
28弗利基亚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戴的一种红色帽子。后来
被当做自由的象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戴这种式样的帽子。第626页。
287姆斯是德国的疗养地。1849年8月正统派曾在这里日开会议,法国
王位望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克勒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非力浦从法国逃出后住在这里。第630页
288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尔,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
用吹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城攻不破的城培塌陷(见圣经《约书亚记》第6草第2-5、12—20节)第634页。
注释
767
289暗指路易·波拿巴想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手中接受法国王位的阴谋
据圣经传说,古犹太王大卫是由先知撤母耳主持油仪式而登极的第637页。
290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奥斯特尔利茨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第637页。
291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Napoleon
Louis Bonaparte. . Paris, 1839)-第643页。
292按照1850年7月立法议金通过的出版法的规定,报纸出版者应当交付
的保证金数额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在征收范围之内。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缔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继续。第648页。
23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年
9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经过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一小摄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653页
294指波拿巴派的报纸;这个名称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
官邸爱丽舍而来。一一第655页。
295马克思在这里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中的一行而写的双关语。在这首
诗中诗人歌颂了欢乐——来自爱丽舍乌姆或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语)爱丽舍园也是巴黎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就在这里。—第659页。
296巴力门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
都有巴力门,作用最大的是巴黎的巴力门,办理王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疏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及国家法律的令提出反对意见的
768
注释
权力。但巴力门的反对立场并没有实际的力因为只要国正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被登记下来。第663页。
297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
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禁在这里。第666页298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美斯〔二至世纪)的著作《学
者们之宴会》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隐喻的方式笑带兵前来帮助他的斯巴达亚阿革西拉乌斯的矮小身材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的。”一第668页。
299威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正统派的法国王位望者尚博尔伯爵
的驻地。第671页。
300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背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维菜尔主
张比较小心地采取反动的施,面达尔图尔伯爵(1824年起为王查理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却完全忽视法国的势,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里的建筑之
一,在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宫邸。—第673页。
301《经济学家(30《(<1VeBc0f10m3sf>1843《)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一第676页。302伦敦工业展览会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业展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
出。第680页
303《国民议会通报》(L8 Messager de I' Assemblees)是法国反波拿巴派
的日报,于1851年2月16日至12月2日在巴黎出版。第682页。304十四世纪法围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论述意志自由问题时讲了一个驴
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第684页
305步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第691页
注释
769
306文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
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1715年还有起义爆发。第694页。
307西奈山阿拉伯西半岛上的山脉根据圣经传说,摩西在西奈山
上聆受了耶和华的“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第699页。
308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
为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的地位而召开的会上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翰·威克利夫和杨·胡斯的教理。会议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选出了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互相争夺教皇王位的人。第699页。
309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
处于童年。第702页。
310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教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
稣在受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
一第703页。
311《泰晤士报》(The Times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704页。
312《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报纸,1801年至
1928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704页。
313指1851—1852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的周刊《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s),它的主编是·琼斯。马充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一第705页。
314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通过的(184年8月911日,1849年7月27
日,1850年7月)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出版报刊
770
注释
要缴纳很高的保证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并吕规定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家族权利”,以及“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取消了法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
恩格斯把这些法律叫作“禁口律”以此来和181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六项反动法令作类比,这些法令取消了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出版、集会自由。第705页。
315在1853年底和1854年,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尖锐的
危机现象。市场商品销现象(首先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使英国纺织业和制铁业生产缩。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同样,美国的工业也遭受到严重的困难。第712页。
316贝尔格莱夫广场是伦敦西头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的一个邸园贵族和
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这一带。—第712页。
317指1852年1月22H路易·波拿巴颁布的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
令。第713页。
771
人名索引
A
纪初)一·古希腊演说术教师和语法学家·一第668页。
阿尔伯(Albert181.5-1895)(真名亚历阿伊,比埃尔·德(Ailly, Pierre d1350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1420或1425法国红衣主教,著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工朝时期名的神学家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重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要人物第699页
为临时政府成员。一第399、401、414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公元前525页。
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阿尔谢尼( Arsenius约354450)一罗剧作家第5页
马贵族;基督敏圣徒,隐居埃及沙漠。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etius,第689页
Claude-Adrien-17151771)杰出
阿革西拉鸟斯(Agesilaus约公元前442的法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358)--斯巴达王(约公元前399一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358)第668页。
思想家之第450页
阿克莱,理(Arkwright, Richard1732艾金,约翰(Aikin,john1747-1822)1792)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资产英国医师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阶级企业家,占有他人在英国的许多发家。一第65.页。明专利权。一-第133页。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Eisenmann,ott-
阿勒,路易·比埃尔·孔斯旦(Allaisfrie1795—1867)—德国政论家医
Louis-Pierre-Constant-约生于1821生,1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编辑年)——法国警探第653、658页。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阿里欧斯托,多维科(Ariosto,odo-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一vico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第509页
意大利最大的诗人,长诗《狂的罗兰》艾希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的作者。…一一第176页
果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阿利纳里(Alinari,L意大利民主 Friedrich17791856普士国主义者,《黎明报》编辑之一。一一第家活动家,曾任士宗教、教育和卫306页
生事务大臣(18401848)第520
阿泰纳奥斯(Athepaios二世纪末至三世页
772
人名索引
吊格勒斯,弗朗斯瓦·范内斯特(Angles, AIphonse-Henri-1789186法
Francois-Frnest-18071861)法国将军,正统主义,后为波拿巴主义国地主,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者立法议会议员(1849一1.851),陆军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676页。
部长(1849—1850)。·第464、475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非力浦
480、491、497、498、642、647、654656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梅克伦堡-施页
维林公主(Orleans, Helene,Prin奥赛,沙尔(Haussez, Charles1778 zessin von Mecklenburg-Sch- werin,154法国政治活动家,极端的反 duchesse d18141858-法国国革命分子1829年任海军大臣第王路易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妇,482页
法国王位望者巴黎伯爵的母亲奥托一世(Otto18151867)一巴第462.614、64页
利亚王子,希腊国王(18321862)
奥尔良王朝一·法国王朝(1830—1848)--第304页。第621、628、629、669、670、672、
B
692、701、702页。
奥尔施佩格,卡尔(Auerspergkarl巴巴,沙尔让Barbaroux, Charles17831859)-一伯爵,奥地利元帅jca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下奥地利指国资产阶级草命活动家,古伦特分子挥军队,1848年10月积极参与镇压线第188页。也纳起义。一一第315页。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1760
奥尔斯瓦特,道夫(Auerswald, Rudolf1797)(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ran17951866)一普鲁土国家活动家,oisol)---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末义贵族的代表,;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一9月),谋的组织者。第174281页不管大臣(1858—1862)。第307、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es Armand567页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
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一公元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玉朝时期秘密革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一公元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18.48年14)—第49页。
命的积极活动家,宪议会议员,因参
奥康奈尔,丹尼尔('Connell, Daniel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17751847)-爱尔兰律师资产阶徒刑,1854年通教;被数后流亡国外,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438,482派的领袖。第294页。
页。
奥伦治家族1572—1795年曾数度取巴尔扎克,奥诺·德(Balzac, Hionore得尼德兰总督职位,1815年起为尼德de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兰王的王朝。第304页。
主义作家-第702页。
奥普尔,阿尔丰·昂利(Hautpoul,巴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人名索引
773
(BaKyHNH, Muxam AnekcaHapoa3y版者,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是18141876)一俄国无政府尘义者,制宪议会议员。一第441页。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mann, Friedrich Daniel1811-1855上被开除出国际第230、235、一德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240、243、590页。
自由派,巴登议会议员,1848--1849年
巴拉蓝·狄利坎,阿希尔(Baraquay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会中的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
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
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派右翼第569页
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ederic1851年统率巴黎卫皮部1851年+1801-1850法国俗经济学家,
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吹驻君士坦丁堡使(18531854),1854者一第394页。
年指挥法国的波罗的海远征军1在1859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1800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1870年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可令第460.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662、674页。
的编之一(18361846)曾任外交部
巴黎伯一一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长(1848年5-12月)一第425页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m1791一巴伊,让·四尔万(Bailly,ean -Sylvain-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十八1848年2月以前是良出主义的朝反世纪末法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自由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他任巴浆市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长时(17891791)曾下令向马尔斯广所支持的内阁第333、334、398、场上的要求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421、431-434、436-440、444、453、枪射击(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459、462、464、622~624、627、640法庭判处死刑一第605页642、650、664、667、673、682页。
巴兹,让·狄德(Baze,jean -Didier-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180018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
Jules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第72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686页。
物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波拿尔尼,路德维希(Borne, Ludwig1786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后曾数度入阁。…一第482、647、658、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659、663、667页
物之一,写有向德国人民介绍法国革命
巴涅尔,洛朗·安都昂(Pagnerre,Laa-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rent- -Antoine18051854)法图出会主义的护者第91页
774
人名索
拉图(Platon约公元前427347)对反波巴主义的和派进行判的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纽织者之一第620页
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第贝凯拉特,海尔曼(Beckerath, Hurmana426页。
18011870)---德围银行家,莱茵省
拜比吉,理(Babbage, Charles1792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1871)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资会议员属于中间右1848年8一9产阶级经济学家第132页
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第307
邦纳罗带,菲力浦(Buonarroti Filippo页
17611837一一意大利革命家,十八贝利,比埃尔·安都品(Berryer,世纪来至十九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 Pierre-Antoine-17901868法卓越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战友。第174页。
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
包令,约翰(Bowring,john17921872)者—第464、631647、664、671.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文学673、675、679
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贝姆,约瑟夫(Bem, Joseph1795-1850官员;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54—1857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年主张对中积极进行侵略;1856年借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军领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者之一后在上耳其军队中供职…第195、199、201、203一205页。
第559页。
炮弹国王一见斐迪南二世。
贝诺瓦·达济,德尼(Benoit d''Azy,
施威尔,布诺(Bauer, Brung1809 Denis17961880)法国政治活动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家金融家和工业家;立法议会副议长的青年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849—1851),正统主义者。第派,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667、671页
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32、比约,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Billauit,2、45-47、49、51、77页。
Auguste-Adolphe- Marie 1805-
贝多,玛丽·阿尔丯斯(Bedeau, Marie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奥尔
Alphonse18041863)法国将军良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1849华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大臣(1854-1858、1859-1860)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第667页。
法议会副议长,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庇护九世(185《Pius1792-1878X-1878变后逃亡国外。—第627、663页。罗马教皇(1841878)第637、贝尔纳(Bernard)-法国上校,领导军640页
事委员会镇压巴黎1848年六月起义的斯,奥托(Bismarck,Otto1815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1898)·一公爵,普士和德国家活
人名索引
775
动家和外交家,鲁士容克(地主)的代 prince Napoleon182-1891)--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罗姆·波拿巴之子,拿仑第三的堂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士首相弟在其长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志联邦首柱(18671871)和德意志帝会议员,1854年在克里指挥一个师,国首(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实现了德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在普法战争初期进行关于法意反普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盟的谈判外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247页。
第463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erome(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
Robert17841849)—法国元帅,写斯特伐里亚王(1807-1813),1850有许多军事著作;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年起为元帅一一第463页。院议员,奥尔良党人;在比利牛斯半岛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1815和18521870-第692、694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黎共和页
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波王法因王朝(15891792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1814—1815和1815-1830)第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311621.628、669、670、672、692页。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立法议会议员。勃多,尼古拉( Baudeau, Nicolas1730
一…第433页。
1792)法国神甫,经济学家重农学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1824派的代表第104页
1898)(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Si-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bra mon Buttermilchdenburg)德国推字工, Friedrich Wilhelm1792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50伯爵鲁士将军和国家活1849年革命时期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动家,反革命内阁的首(1848年11月良主义的军期代表人物之一革命后脱一1850年11月一第319页离了工人运动-第193、194页。勃朗,路易(Blanc, Louis18111882)波林尼雅克,奥古斯特·茹尔·阿尔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芒·玛丽(Polignac, Auguste-Jules-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
Armand-Marie-1780-1847)一公委员会主席采取资产阶级妥协的立爵,法国复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首相(18291830)·第673页
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第284、399、401、405、410、412、414、
波拿巴,约瑟·沙尔保尔,拿破仑亲421.434、48、481、501、603页,王(Bimaparte, Juseph-Charles-paul,: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1807
776
人名索引
848)…德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的织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世纳保袖曾多次被判处徒刑;巴黎1870年10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
害。第5G5、566、574页。
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
博舍,比埃尔·奥古斯丹(Beaumar选为公社委员第412、438、439、 chais, Pierre-Augustin-17321799)479481482610页
一杰出的法刷作家。…·第439利丹,让(Buridan,jea1300左右一页。
1358以后)一十四世纪的法国经院哲
纳德,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鲁阿兹学家第684页
( Bonald, Louis-Gabriel-Ambroise--布鲁土斯(马可尤尼斯·布鲁土斯)1754184子爵,法国政治活动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家和政论家,保派,复辟时期的货族左右一42罗马政治活动家,是货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
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
第293.512页。
策划者之一。第604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布洛利,阿希尔沙尔莱昂维克多
Pierre16461714)--法国经济学Broglie, Achille-Charles-Jeonce--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 Victor17851870公爵,法国国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评家活动家,首相(1835一1836),立法议论》和其他许多经济学著作。…第会议员(18491851),尔良党人470页
--第647、673页。
布莱阿,让·巴带斯特·菲德尔(Brea,布伦诺,罗仑兹(Brentano Lorenzean -Baptiste-Fidele--17901848)18131891)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法国将军,反动分子,曾参与镇压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法兰克1848年的六月起义,为起义者枪决。福民议会议员,属于派;1849年第448页
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一法尔茨起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18111889)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国
一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591页。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创始人之一3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raunschweig,karl- -Wilhelmfer资产阶级激进派)左领袖历任自由dinand《dinandyEerzogon173518062-《-1806)党内阁的大臣-第195、467页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統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率奥普军队,进攻革命的法困一
Louig-Auguste-1805—1881)—法国304页。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
C
1848年本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1798
人名索引
777
1849)丁国王(1831-1849) Jacques1759-1794)十八世纪末
一第339、43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 742左右一814)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586、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603、604页。(800—814)--第81、541页
德·梅斯特尔,约瑟夫(De Maistre
查理二世(《Charles1630-1685《1685)
Josoph17531821)——法国作家,保
英国国王(1660一1685)。一一第154皇派,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页
之一,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查理十世(《CharIe157-1836293,5I2,《-1836)死敌。第293、512页
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德弗洛特,保尔(De Flottepaul1817
七月革命赶下王位。一第482页: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3acyny,老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
Bepa HBaHoBHa851-1919)俄1848年5月15日和六月起义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积极多加者,立法议会议员(1850活动家,“劳动解放社”创始人之一;后1851),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236、240大利的革命进军第481、482、646页。
页。
德穆兰,卡米尔(Desmoulins, Camille
D
17601794法国论家,十八世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纪末法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右翼雅man, Friedrici Christoph1785各宾党人第604页。
186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德洛姆,让·路易(Delolmejean- Lodis治活动家,自由派,1848一1849年是法174一1806一瑞士国家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子中间派右学家,英国君主立张制的辩护士翼,写有丹史和德国史方面的著作。第307页。第518页
德萨米,德奥多(Dezamy, Theodore
达尔文,在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
Robert18091882)伟大的英国产主义革俞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第9页人。一第232、237页。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一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Teste,jean32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
Baptiste17801852法国律师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王朝时期贸易大臣、法大臣和公共工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年)被驱逐出程大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雅典。第464页。469页。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upin,
丹东,若尔日克(Danton, Georges-adre- -Marie-jean-1783
778
人名索引
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杭西班牙和英国的奥尔良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一统治第433页。
1843)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多布尔夫,安东(Dobhoff, Anton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491、654、100187男爵,奥地利国家活658页
动家,温和的自由派,1848年任商业大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Dupont臣(5月)和内务大臣(710月)dc'ure, Jacques-Charles1767-第555页。18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3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
F
革命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是温和的资产法卢,网尔弗勒德(Falloux, Alfred1811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首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第398399页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徽国家工厂的发起和镇压巴黎六月(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部长(18481.849)第432、442、臣(18391840),内务部长(1848和453、464、627640、641、673、675页1849);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十伐伊斯,克劳德·马利乌斯(Vaisse
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内阁总 Claude Marius81799186法国理。第427、430,468469页。
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
杜克尔,欧仁(Duclerc, Eugene1812部长(1851年14月)一第666页
-188-法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斐迪南世(Ferdinand】1793-1875)《国民报》编辑(18401846),1848年5奥地利帝(1835-1848)-6月任财政部长。第441页。
第554556565页。
杜普拉,巴斯(Duprat, Pascal1815一斐迪南二世(Ferdinand1810-1859)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资产一那不衡斯博王(18301859),因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1848年炮击西拿得维号炮弹国王”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第549页。巴第659、660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
杜沙特尔,沙尔(Duchatel, Charles wig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1803—1867)…法国国家活动家,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9—1840、学的代人物之一第16-18、18401848年2月)第672页。2021、47-50,82页
杜山-路维杜尔弗朗斯瓦·多米尼克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1805(Toussaint-Louverture Francois--1871)德国进派政论家和政治
Dominigue1743-1803)海地活动家三十年代是巴聚流亡者联思领人革命运动的领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导人之一,1848149年法兰克福国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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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议会议员,展于左派11848~1849年国18481849年革命的加者,法兰革命后成为自山派。……第47页。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
弗格森,亚当(Ferguson,dam1723一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到欧洲后为1816)一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第565页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125页。福格特,卡尔(Vogt,kar1817-1895弗兰茨一世(Fran17681835)
一德国自然科学家,俗唯物主义
奥地利皇帝(1804—1835),所谓神圣罗者,小资产阶级民主尘义者;1848马帝国皇帝(1792一1806),称弗兰茨二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世第526、528页
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
弗兰茨-约袋夫一世(-ran《Joseph849,一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1916)。第573页。
级革命家进行诬蕊性攻击的积极参与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者之马克思在击性著作《福格特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先生》(1860)揭展了他第586nst17841877将军,普士贝
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年11福适,莱昂(Faucher,Leon1803-1854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食士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国民议会第567.568页。
家,奥尔良党人,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
弗里德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曾任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
August II 47797-1854)萨克森国5月,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4)一第585页。
第155、394、432、438、441、648、667、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673页
helm1770-1840)普士国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17971840)·第511-513页 Francois-Marie16941778)(真姓阿弗里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A-wil-鲁埃法国自然神论哲学heln·IV17951861)普鲁士国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王(1840—1861)。—第11、187、307、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花反对专制制512—516、520、529、533、534、567、569、度和天主教一第144、461页573、577、579、580页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1 1800
弗洛孔,斐迪南(locon,《locon,erdinand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1867年曾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一第员。第398页。
408、424、436、465、466、468、469、642、
弗昌贝尔,利与斯(Frobel, Jolius663、667、675页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吉耶丹维尔,安都品刚丹(Fouquier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 Timvilie, Antoine-uentin-1746
780
人名索引
1795)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元前15312古罗马的护民宫命的著名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的公诉人。一·第444页。
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利乌
富约瑟夫(Fouche, Joseph1759一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弟。1820)十八世纪末和拿破仑帝国时第604页。
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革命时格拉古(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期是雅各宾党人,拿仑第一的警务大斯·格拉古(Tihcrius Sempronius臣;以帝无原则称。第476页。 Gracchus公元前163133一古罗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1772一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1837)…一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地法的斗争者。一第281、283、284、517页。
第604页。
格莱格,威廉·莱斯本(Greg, William
G
Rathbone18091881英国工业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派。—第197、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1805-198、208页
1871)德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格朗尼姿·德·卡药尼亚克,阿道夫由派1844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1847年至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的编辑,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原则的政客,1848年英命前是奥尔良议员。一第519页。
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
益斯纳,萨洛蒙(GeBner, Salomon1730持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捷1788)瑞士诗人和艺术家,脱离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实际生活的园诗的代表人物。一491、702页。第169页
格朗丹,维克多(Grandin, Victor1797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1849)法国厂主,众议院议员
Johann Wolfgang1749-1832)(183—1848)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伟大的微国作家和思想家;也以自然科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394页学方面的著作名。第167、608格律恩,卡尔(Grin,Kar1817-1887)页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
戈尔,阿尔都尔(Gorgey, Arthur1818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一1916)匈牙利1848—1849年物之一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小命的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士国民议会(1849年46月)3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议员1850—1861年侨居布鲁尔,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因河畔法兰克行工第562页。
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
格拉古(凯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31870年古Cajus Sompronius Gracclus公到维也1874年出版了路费尔巴
人名索引
781
哈的书集和遗著。一第193、280学的创始人之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系页
统。…第141页。
古德肖,米歌尔(Goudchaux, Michel海尔堡,路易(Hcilberg, Louis生1797—1862)法国银行家,资产阶188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
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塞尔的政治流亡者,1.84G年为布得塞
政部长,五十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第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86页。421页。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17861853)---奥地利
H
元帅,曾残酷压1848一1849年意大
哈克斯特森,奥古斯特(Haxthausen,利和匈牙利的命运动,由于暴,得
August17921866)鲁士官员绰号“疯狂的鬣狗”第461、544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页。
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海亨利希(Heine, Heinrich1.797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主。一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251页。
第540、548页
哈林,哈罗(Harring, Harro1798海特,奥古斯特(Heydt, August1801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1874男爵,普国家活动家,派;从1828年起曾数度流亡外。
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848
第97、98、102页。
年12月1862年)1849年为第二议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crge院议员一第319页。
Jalian1817-1897)--名的英用海因岑,卡尔(Heinzen,Kar11809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一北极报》《红色共和党人》《人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巧克思和恩格民之友》《民主评论》以及其他章派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法尔茨起刊物的编辑;1862年至1888年曾数度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住在美国;第一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秋定居美国第162194页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第234汉普敦,约翰(Hampden,john1594页。
1.643)---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哈斯基森,威廉(Huskisson, William的著名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17701830)一英国国家活动家,托级化贵族的利益。一第567页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231827),汉泽曼,大卫(Hansemann, David1790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曾184)一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制定降低菜些商品进口税的税率。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第157页。
月任普上财政大臣,奉行同反动派妥
维,威廉(Harvey, Willian1578一协的叛卖政策一第186、187、3191667著名的英国医生,科学生理320533、536、544、567页。
782
人名索引
荷马(Homerus)-—半传说中的古希腊(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1918)和德意志朝(1871-1918)者:第164166页
一第327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Tepue,普,乔治(Hope, George1811-1876)
Aekcanp MBaHosnq18121870)英国农场主,夫张保护贸易自。伟大的俄国命民主主义者,唯物第197208页。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47年起
J
侨居外,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印
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声报。第236页。
zut, Francois-Pierre-Guillaume--1787
赫山讲夫斯基,沃伊采赫(Chrzanowski,18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Wojciech1788—1861)波兰将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量军;1849年3月实际上指挥与奥军作战俞期网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利外的皮蒙特军队。一第337页
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第250、292301、394、397、398、416、 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
424432、440、459、604、617、672、673、
1831)德图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690、702页
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纳尔,奥古斯特约瑟夫( Guinard,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August-Joseph-1799—1874)法家。——第1、8、20、22、23、32、45、46、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
54.103、104、106、108、109、111、112、是制宪议会议员,曾积极参加1849年168510、603、607页。
6月13日山岳党的发动第482
亨利世见尚博尔,昂利·沙尔
页。
亨利六世(Henty VI11421一171)吉兹公爵见洛林的昂利第二英国国王(1422-1461)。一第670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1824页。
1902)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利八世(enry VI1491-1547)一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英国国(1509—1547)。…第62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页
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后为副总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艾司令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2年迁居贝斯道弗( LXXII Reul-美国,站在北部方积极参加美内
Lobenstein-Ebersdorf-1797-1853)战;是阿尔伯特·济格尔之兄。一第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的领主王591页公(1822—1848)。第193页。
杰弗逊,托马斯Jefferson, Thomas
淮亚特(Wyatt John17001766)---17431826美政治活动家和作英国约纺纱机发明者一第133页。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北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
人名索引
783
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家,独立
西班牙王位的者,1833年至
宜(1776)的起草人,美国总统(18011840年在西班牙进行内战,目的是要1809)。第177页。
夺取王位,恢复封建僧侣集团的无限权
居比耶尔,阿梅德·路易(Cubieres,力第304页
Amecce-Louis-17861853)--法国卡,拉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将军和国家活动家,类尔良党人;1839 Nicolas17531823)法国数学家年和1840年任陆军大臣,1847年因营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私舞弊被降职。第469页。
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
K
各阿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
卡贝,埃耶纳(Cabet, Etienne1788179年参娜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爆共产第481页。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业旅行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Carnot,la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zare -Hi-8011888)法报》编辑一·第91、236、244、283、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头和412页。
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制
卡尔利块,比块尔(Carlier, Pierre1 1799宪议会议员秩序党的坚决反对者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第481、482页
1851),被拿巴主义者。—第476、卡普菲格,让·巴带斯特·奥诺莱·蒙642654、659,683页。
(Capefiguc, Jean-Baptiste-Honore-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ac,《CvaigacRaymond18021872《1872)一法国政论
Lcuis-Eugene-18021857)—法国家和历史学家;保派第492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贞。
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本命后是阿尔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及利亚总;1848年5月起为法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和作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184年选为监察官,相传他监察极为月)3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严格。…第424页。
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嵌仑第三的政凯撤(凯斯北利斯·凯撒)(Caius府。一第299301、415、416、420、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左右一44)424、425、427-431、435、437、441一
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著
443、449-450、455、550614619、620、作家著有《高卢战记一书第627、665、677、686,709页
462、604页
卡利古拉(Caligula12-41)—罗马皇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1724帝(37-41)第623页
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卡斯,唐(Carlos,Don17881855)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
784
人名索
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流亡英127、465页
国。…第405、421、448、603页
康培,约阿希姆·亨利希(Campe,Joa-克莱米约,道夫(Cremieux, Adolphe chin Ifeiorich1746一1818德17961880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国资产阶级作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自由党人有儿童和少年读物。一第189、1901848年革命时期为临时府成员,第二页。
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康普森森,卢进夫(Camphausen, Ludolf员第398、441页。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Creton,ni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 colas-Jose1798186法国律6月任普鲁士首,行同反动派妥协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的叛卖政策;普鲁士驻中央政权的使节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第469、(1848年7月1849年4月)。第670页。
186、187、308、320、329、533、536、544、克利盖,海尔曼(Kriege, Hermann 11820567页。
一1850)一德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
何尔培尔,让·巴带斯特(Colbert,jean社会上义”的代人物,四十年代下半
Baptiste1619—1683)一-法国国家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财政察长(16651683),实”集团第86、8990、92-102上他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旅行有页
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策。第139页。
15991658)--+七纪英国资产阶
科堡家族一一德国的一个公鹅家族,比利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时、葡游牙、英国等欧洲家的王朝或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第305页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64、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1804604、686页
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孔斯,本扎曼(Constant, Benjamir动家,自自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1767-1830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盟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许多和平代表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曾从事国家大会,如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法问题的研究。第604页。平代表大会议会议员。一第467库,马斯(, Thomas1759。
1840)·一美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资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ere,Marc产阶级启蒙运者美国资产阶级政治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经济学的名代表人物,自由贸易思想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的宣传者第175、176页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1792
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1867)法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袋
人名索引
785
主义者。第604页。
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魁奈,弗朗斯瓦(Quesnay, Francois贵族的代表。一第187页1694—1774)一-法的大经济学家,拉罗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La Rochejaguclein, Heuri-Auguste-第103、104、206页
Georges18051867)-侯爵,法国
L
政治活动家,贵族院议负,正统派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
拉·马尔拉,阿尔丰·费勒罗(La立法议会议员后为第二帝因的议
Marmora, Alfonso Ferrero1804一员第302、400673页。
1878)-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曾任皮蒙特斯军大臣(1848、1849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1855、18561859),1855年在克木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任撒了军军长,后为首相。一第338和党人:1848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页
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第299、312、
拉德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399、404、412、415、667页
176618)-…伯爵,奥地利元帅,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elicite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爽军指挥官,1782—1854法国神父,论家,基1848—1849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革命民族解放运动,1860—1857年2月91、100页
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拉摩勒特,阿德里安(Lamourette,ad-第337-339、548、549、554、5、557rin17421.794)法国主教,1792页
年是立法议会议员,1794年作为反革命
拉菲特,克Laffitte, Jacques1767分子被处死-第493页
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拉莫里诺,吉罗拉莫(Ramorino,gero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政lato7921849意大利将军,府首脑(1830—1831)。一第393、3941834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革命流亡页
者向萨瓦的进攻:意大利18481849
拉克罗斯,倍尔特兰·特奥巴特·约瑟夫年革命时期指挥皮蒙特军队,采取叛变(Lacrosse, Bertrand-Theobald---jo-的策略,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seph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胜利,一第336、339页
家,奥尔良党人,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路易·莱昂时期是公共工程部长;1850年起为波(1850《amoriciereChristophe-Louis,hristophe-louis巴主义者第455页
len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
拉利-托朗达尔,特罗姆热拉尔(Lal-洽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ly- -Tollendal, Trophime-Gerard-1751三十至四十年代神加侵古阿尔及利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亚,1848年积极参与镇六月起义,后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612
786
人名索引
月),第二共和国期是制宪议会和立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法议会议员;对路易·波拿巴政府采取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反对立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一直住到1870被驱逐出境,1860年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年初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一-第627、686页
导人之一187年国民议会议员,为抗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c, Ferdinand议与德国签订约辞职第1825-18—金德工人联合会创建284、398、408、411、412、419、421430、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士的权下431438、441-443、449、450.452、453“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工人运456、469、482、489、501、544、614、627、动中创立了机会义的派别。一一第633636、709页。235243页
朗卡斯特,约瑟夫(Lancaster Joseph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cois1778—1838)英国教育家。第1794—1878)著名的法国学者,自564页
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靠近苹老弗里茨见弗德里希二批。命无产阶级;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尔·沙尔(Le加者制宪议会议员31855年后转向fl, Adolphe-Fmmnanuel-Charles--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第3991041887)法国将军政治活动412、424、430、438页
家和外交家;秩序党代裘人物,第二共
拉图尔,泰奥多尔(, Theodor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7801848伯爵,奥地利国家活曾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动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1848年是陆长(1870187),1871年国民会议军大臣;1848年10月被维也纳起义者员驻彼得堡火使(18481849和1871所杀。第315、556页。
1879)一第624.686页。
拉托,让·比埃尔(, Jean-Pierre勒克莱尔,亚历山大(eclerc Alexandre18001887)法四律师,第二共和巴黎商人,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波加镇压1848年上人的六月起义。拿巴主义者。第436、440、622页。第489页。
拉伊特,让·厄内斯特(La Hitte.jean勒变,弗里德里希(Roemer, Friedrich
Ernest17891878)法国将军,17941864)维尔雅堡国家活动波拿巴法义者,立法议会议员(1850一家1848年前是第二议院的自由主义1851,曾任外交部长(1849—1851)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任
一一第481、482页。
维尔腾堡的司法大臣和首相,法兰克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国民议会议员第509页(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特,比埃尔爱德华(Iemontey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Pierre-E-oud1762-1826)·一法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一,《改革报》编:1848年是临时政十八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接
人名索引
787
近立法议会(1791-1792)的反革命右英国国王(14831485)第670翼-第124、125、135页。
页。
姆安,约翰(Lemoinne:John185列奥波特(Lcopold1790—1852)巴1892)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登大公(18301852)。—第585、591英国记者后为主编。第492页。页
雷扎伯爵,弗朗斯瓦·玛丽·沙尔列列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bim(Remusat, Francois-Marie--Charles,17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 comte de1797-1875)法国政治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华波兰起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民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外交长(1871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贝第2961873-第664页。

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奥古斯列米尼耶让·路易·欧仁(Lerminier特·米敬尔·埃蒂耶纳(Regnault Jean-Eugent-lous-1803-1857) de saint-Jean dangely', Auguste法国法学家和奥尔良派政论家,三十年
Michel-Etieane-1794-1870)伯代末为保守主义者,“法兰学院”比较,法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教授(18311839):由学生抗议面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离职第440页。
议会议员,曾任军部长(1851年1克善(约12018杰出月),近卫军指挥(1851869),1855的古希讽刺作家无神论者。第年为克里木法军后备军军长。一第5页662、663页:
卢格,阿尔诺德(Rge,Arnod1802一
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17721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是法兰克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福国民议会议员,于左派;五十年代第103、120、145149、181、191、200、是在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206、342、345页
领导人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
李奇尼乌斯(凯尤斯·李奇尼乌斯·斯托党人第189192页
格)(Caius Licinius Stolo)一公元卢克莱修梯特·卡鲁(前四纪上半叶的罗马国家活动家,护 Titus Carus约公元前99-55民;曾和塞克斯乌斯共同制订了保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
护平民利益的法律第27页
者,无神论者一第109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ist, Friedrich卢,让·雅克( Rousseau,joanJacques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俗经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挤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6、176页
自然神论哲学家。—第187页。
理查三世(1452-1485)一艾,欧仁(Rouber, Eugene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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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1884)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duc义者第二共和国付期是制宪议会和立 -leaps, comte de Paris1838法议会议员,曾任可法部长(1849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孙,1852年断续地),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法国王位望者。—第494页大臣(1855—1863),国务臣(1863一路易一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1869),议院议长(1869--1870),帝路易九世(称圣路易)( Louis IX,或小溃后逃离法国,七年代为法国波Saint Louis1215-1270)法国国巴派的领袖之第657、58、667(1226-1270)一第41页页
路易四( XiV 1638-1715)
鲁瓦埃科拉尔,比埃尔.保尔(Royer-法国(1643--1715)a第470、
Collard, Pierre-P-pau1763-1845)694页。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立路易十五(《ouis1710174=《--1774光制的拥护者。第604页。
法国国(17151774)一第103、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483--1546)485、702页。
—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易十六(Lonis XV1754-1793)(路德教)的创始人德网市民等级的思法国国(1774-1792),十八世纪末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187.512页。第9、603页
路易十八(《LouisXVII175-18zq《-1824)
路希尔德,安瑟伦(《RotscLiIdAn-841811815-《,An-—法国因(1814-1815和1815sclm17731855)美河畔法兰1.824)第604页
克福的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he515页
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路特希尔德,姆斯(Rothschild, James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活动家雅各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行长。第396页。
首脑<17931794)第603、604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金融世家,在欧洲许罗克,卡尔(Rotteck,ur1775多国家设有银行。——第397页。
184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路易·波拿巴一见拿仑第三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一一第509、518
路易菲力浦(ouis- Philippe1773页
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罗西,佩勒格里诺( Pellegrioo1848)第299、300、312、394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396、398、424、427、431、432、459、462、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庸俗政治465--469、492、494、495、529、608、610、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长期居住在法国613、614、620、622、627、638、65-652、
第142页。
671、672、674、675、692、713页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
路易-非力浦-阿尔铂,奥尔良公爵,巴一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
人名索引
789
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摇摆干货币府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先议会议长名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一一第(148—1849)一…第299、412、420、605页
424、425-426、427、441、450、501、605、
林的昂利第二,吉兹公爵(HenriⅡ,614.624页。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1614一马利,亚历山大(Marie, Alexandre17951664法国的弗伦特党活动家之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一第701页。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
律斯勒,古斯达夫·网道夫(Rosler,临政府公共工程饰部长,后来是卡芬
Gustay Adolf1818—1855)—德国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409、410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48一1849年是法页
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马鲁埃,比埃尔维克多(Malouet年起侨居美洲第595页。
Pierre-Victor-1740-1814)-法
M
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末法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 Gabriei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一17091785)著名的法国社会学第187页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尼扬,贝尔纳·比埃尔(Magnan,ber
一第187页
nard-《narde1ierre1791-18652《-1865)法国将
马约·德·拉·德罗姆,非力浦·安都军1851年12月起是元帅,波拿巴主义昂(Mathicu de la Drome, Philippe-曾参与镇压里昂(1831和1849)
Antoine18081865法国小资利尔和普贝1845)的工人起义和1848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年巴黎六月起义立法议会议员(1849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向山岳1851)3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党;1851年政变后流亡比利时。一第织者之第674、683、686页440页
马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
马尔维尔,莱昂(Maleville, Leon de马佐·安尼浴的绅号)渔民,16471803—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年那不勒斯反对牙统治的人民起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义的领袖。第685页
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内务部长(1848麦克法林,艾琳(Macfarlane, Helen年12月下半月第67页。
-命宪章派领袖乔·哈尼出版的
马尔歇(Marche)——法国工人,1848年《主评论》(18491850)和《红色共和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法.党人净(1850的积极撰稿人,她曾把共第400页
产党辽言》译成英文、一…第228、234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 Armand页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 fel Otto Theodor1805-1882之一,民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男爵普普士国家活动家,贵族的
790
人名索引
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和首梅特,克雷门斯(Metternich,Clemens相(18501858);1859年和1860年为1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士议会下院议员,1864年被选入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贵族院第567页
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250
Gcorg Ludwig17901872)---名
294、511、523、524、526529、531、533、
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553页
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蒙克,乔治(Monk, George1608-1670)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资产阶了重大的贡献第251页。
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
梅尔克尔(Maercker)鲁士的资产英国恢复君主制第439页阶级国家活动家,奥尔斯瓦特一汉泽曼塔郎贝尔,沙尔(Montalembert内阁的司法大臣(1848年6-9月) Charles18101870法政治活…第309页。
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封期是制光
梅勒迪斯,威廉·莫里斯(Meredith,,,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
William Morris1799—1873)关主教党的首领3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第175页
的反对者。一第470、490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孟德斯鸠,沙尔(Monte quieu, Charlesski, Ludwig18141878)波兰政16891755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人物,君主立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先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弦
第307页。
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岛起义者的斗米格尔,唐(Miguel,Dom1802-1866争1849年在巴登一法尔茨起义期间
牙亲王,1828—1834年为国
推挥革命军五小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王,葡牙专制权派的首领。第求;1856年出版了《欧洲均势中的304页
兰民族》一书波兰1863—1864年起义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尔(Miraheau,期间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起 Honore-Gabriel-17491791义失败后流亡法国一一第591页。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
梅森泽,凯撤·温采尔(Messenhauser,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族利
Caesar Wenzel18131848)--奥益的代表者。第187页。地利罕官和著作家,1848年十月起义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时朗是民自卫军司令和维也纳卫《cnry8L8J81《杰出的美国司令;城陷后为反革命军队杀害。学老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第559页
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人名索
791
251页。
国大使(1856—1857)。—第702、712
摩尔斯,阿(Morse, Arthur)--英页
国自由贸易派。一—第197、198、208莫,让·巴蒂斯特(Moliere,jean页
Baptiste1622—1673)(真姓波克兰
摩干弗朗斯瓦(Mauguin, Francois 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17851854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法第493页。
动家,1848年革命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帕,沙尔勒·艾米尔(Maupass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 CharlemagneEmile-1818-188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追随右翼议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员…第657、658页。
警察局长(1851),185年十二月二日
摩莱,路易·马蒂约(Mole, Louis-变的组织者之一警务大臣(1852
Mathieu1781—1855)伯爵,法1853)一第683页
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莫斯累,约翰·路德维希(Mosle,john(1836《18361837,18371839Ludwg17941877《-1877德国军官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联邦议会的奥登堡代表31848年被派1848—1851年为秩序党领袖之一。到维也纳充当帝国专员第565第459、460、647.673页
页。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1813—1849)穆尔赛米尔( Moore, Samuel1830左右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农匠;正义者同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考问盟中央林一起)和产党宜言成英文马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伦工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38、242人联合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页
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伦九月事件后腔尔纳,托马斯(Murner, Thomas1475流亡伦敦,不久改各回到德国,在各地1537德国作家和神学家,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他反对教改革,被路德教的拥护者称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城战役中牺为“笨蛋传教士”-第163页牲。一…第382页
穆勒,詹姆斯(Mill,Jame17731836)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李嘉图理论的磨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
Louig-Joseph-, comte de1811-1865)沁的追者。第150页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穆尼哀,让约瑟夫Mounier,jean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议会 Joseph1758-180法国政治活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动家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1851.年12月一1852年1月),立法团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187议长(18541856、18571.865),俄页。
792
人名索引
N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 (Neumayer, Maximilian-Georg-
仑第(拿仑波拿巴)(Napo-Joseph17891866)法国将军, leon, Napoleon Bonaparte1 1769序党的拥护者,巴黎部队的司令(18481821)-法国帝(1804-1814和-1850),一第498、655页。
1815)第5L、110294、391、395、
429.431、433、470、472、474、476、496、
497、503、514、521、591、599、603—606、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1771619637、652-654686、689、691、692、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694699、700、703,709、713页
者第17244、281、283、284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Louis bonaparto
P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柏尔曼蒂耶(Parmentier法国厂主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皇和金融家,1847年因贿赂官史受市。帝(18521870)。第247、424、第469页。
428、433、437、439、440、442444、447帕拉,弗兰蒂含克(Palacky,fran449、451-453、461-464、469-472、tisk17981876著名的捷克历476、477、480—482、492499、597一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599、601、603、605、606、608、612、613、义者184年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620—624627、628、630、631、633、637主席举行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643、646—648、650669、673—679、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之一682—690.692.694—713页。
第544页
奈,埃德加尔(Ney, Edgar18121882)帕西,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法国军官,波拿巴主义者,路易 Hippolyte-Philibert-1793-1880波拿巴总统的卫官,立法议会议员
一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
(18501851)第463、640页良党人,七月王时期曾多次参加政奈尔斯,海泽凯(Niles, Hezekiah1777府,第二共和国时期财政部长。1839)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第462、468、469页
者,《奈尔斯氏每周纪事》杂志的出版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cr-者。第175页。
s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
尼古拉一世(17961855)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俄国皇帝(1825—1855)一第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1849317页。
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162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和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文10—1863),驻伦敦大使(1855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1858、18591860)第668682第66页。

人名紫引
793
配第,威廉(Petty,Pcty,《1628--1687)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R
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日果,力浦(Gigot, Philipps1820创始人。一第154页
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利民主运动
记尔尔,摩里茨( Perezel, Moritz1811的加者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四十
-1899)—匈牙利将军,每牙利1848年代接近马思和恩格斯第86181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87页,
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一日拉丹,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第556、559、561页。
1806—1881)—法资产阶级政论家
似罗,本扎曼·比埃尔(Pcrrot, Benja-和政治活动家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续min -Pierre-179-1865)法国将地曾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军,1848年参加镇压六月起义,1849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年统率巴黎国民自卫军。第663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和党人,立页
法议会议员(18501851);后为波拿巴
品托,伊萨克(Pinto, Isaac17151787)主义者第491.660页
兰的大证券交易商,经济学家。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del第65页。
phine de1804-1855)法国女作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家,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妻子
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第702页
政论家,俗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小日罗,尔约瑟夫·巴特尔米(Giraud,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 Charles-Joseph--1802之一,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一第1881)法国法学家,保皇,曾任教91、103—106、108118、122-129、131育部长(1851)第683页。14、148—157、243、280、487、598、茹安维尔亲王·弗朗斯瓦·南·菲力
599.636页。
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
普卜利科拉(普利斯·瓦列利斯· ville, Francois-Ferdinand-Philippe--普卜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ub-Louis-Mar--,ducd' 'Orleans, priace licola死于公元前503年)罗马共de1818—1900)路易菲力之和国国家活动家。一第604页
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1861
Q
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国内战第672、673、682页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真名奥罗拉·杜班 Aurore Dupin)
S
著名的法因女作家,有长篇社会萨尔万迪,纳尔西斯·阿希尔(SaFyandy,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 Narcisse-Ac-1795-1856物第161页
伯爵,法国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岚
794
人名索引
党人,曾任教育大臣(1837—1839和1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care, William18451848第671页。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
萨兰德鲁兹,沙尔让(Sallandrouze,第164165、177、691页。
Charleg-jan1808—1867法简博尔,昂利·沙尔(Chambord, Heuri工业家,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 Charles1820—1883)一伯爵,波旁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王室氏系的最后代表,查理世之孙,波拿巴一第686页
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法国
萨伊,让·巴斯特(Say,jean Baptiste王位腾望者,称亨利五世第461、1767-1832)一法资产阶级经济学494.495、31652.671.672.675页。家,市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最尚用尔捏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要garoier, Nicolas-Theodule-anne-素”论…第124.604页。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
巴斯提昂尼,奥拉斯(Sebastiani,
政治活动家,保派;第二共和国时期
Horace.17721851)爵,法国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6元师,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月以后为巴黎卫戊部队和国民白卫军块及和利亚拿破仑第一的外交使令:曾参与驱散巴黎1849年6月13节;曾任外交火臣(1830—1832),驻伦日的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大使(18351840)一第301、416后被迷搏利流放,1859年回到法国普页。
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在
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麦茨被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vantes de Ssavedra, Miguel1547第43、439、440、450、456、460、493、
一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497、48、544、623、624、627633、637、家:第513、565页。
638、653-655、658、661-665、668、
赛居尔·达居索,雷蒙.保尔(Segur674、676、82、684、686页
d'Aguesseau, Raymond--pau1803-舍尔比利埃安都·埃利泽(Cherbuliez1889一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所 Antoine-Elisee1 1797-1869)一有的执政党都多加过;立法议会中的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序党代表一第482页。
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成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待·阿道夫(Cha-分结合在一起。第73、150页tas,jean -Baptiste-.Adolphe1810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勤1865)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卢阿·德(Saint Arnaud Armand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加链压 Jacques- Achille-Leroy- de1801181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和国时是制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帅波拿巴主义卷;18361851年曾参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加占阿尔及利亚,曾任军部长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第599、(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686页
变的组织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
人名索引
795
军总可令。-第624页。
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第164
圣阿尔谢尼一一见阿尔谢尼。

茶贝夫,比块尔·吊利(Sainte-Beuve-,施塔迪昂,弗兰茨(Stadion, Franz1806
Pierre-Henri-18191855)法国1853)-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厂主和地主,贸易自由的拥护者,秩序镇压里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党的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48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一第676页。1849)一第565页
圣利斯特,艾曼尔·路易·玛丽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B, (Saint-Priest. Emmanuel-Louis-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 Marie1789—1881)-子爵,法国将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军和外交家正统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员(1849—1851)第671页
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0.22页
圣让·丹热利,见笛尼·德·圣让·施梯维,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tive丹热利,奥古斯特·米敬尔·埃带耶Johann Katl Bertram1798-1872)纳
一·德政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
圣茹斯特,路易·安都昂(Saint-Just,汉诺威内务大臣(18481850)
Louis-Antoine-1767-1794)十八第509页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施瓦策,思斯特(Schwarzer Ernst1808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一…第604860奥地利宫员和政论家,曾页。
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一9月
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1760-第555页
一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 warzenberg者。第281、517页。
Felix1800—1852--公爵,奥地利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1806一反动的家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10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Caspar月维也纳起义被后任首相兼外交
Schmidt的笔名)德国哲学家,大臣第51页
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斯密,亚当(Smith,adam1723-1790)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22、-—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45、47、55、78、83页。
经济学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施拉姆,让·保尔·亚当(Schramm,第66、120、124、125、131,134、143、182、
Jean-pa-dan17891884)法191页。
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1712曾任陆军部长(18501851)
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655页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
施勒格尔,奥古斯特·威廉(Schlegel,量论的反对者第143页。
Augisst Witheim 1767-1845)--:苏,欧仁(Sue, ugene8041857德诗人,翻译家和文学史家,反动的法国作家,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
796
人名索引
会小说,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683页。第476、489、491、648页
W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左右一1867)黑人,海地共和瓦提梅尼尔,安都弗朗斯瓦昂利国总统,1849年自封为皇帝,称法斯廷Vatimesnil, Antoine-Francois-
一世;反波拿巴主义的报刊称拿破仑第eni1789—1860法国政治活动
三为苏路克。—第433、476、480、家,正统主义者,曾任教育大臣(1828一702页。
1830),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
T
一第667页。
威廉一世(Wilhelm17811864)
特雷拉,乌利斯(Trelat, Ulysse1795维尔腾堡国王(18161864)第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585页。
共和党人,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公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Westphalen共工程部部长(1848年5-6月) Edgar von1819约1890马克第301、414页。
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1797尔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年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代侨居美国第86、87页。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维块伊拉(Vieyra法上校,18511832、1834),首相(1836、1840);第二年任国民自卫军总部长官波拿巴主义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加者第637页
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维达尔,弗朗斯瓦(Vidal, Francois1814刽子手。一第459、463、465、477、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490、492、624、631、633、636、647、664、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672674.676.679、682、685、686页书记,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Tocqueville,第481、482、488、647页。
Alexis1805-1859)-法国资产阶尔纽夫-巴尔热,让·保尔阿尔班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Villeneuve-Bargemont-,jean-paul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Aban1781850子爵,法国反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外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封建社会交部长(1849年610月)。第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18页673页
维莱尔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
托尼,比块尔·弗朗斯瓦·伊丽莎白Villelejean -Baptiste-Seraphin--(Thorigny, Pierre-Fracois-isa-Joseph---17731854)伯爵,复辟时beth1798-1869)法国法学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1834年审讯里四月起义者案件;波伞任内阁首相(18221828)一第673巴主义者,曾任内务长(1851)。页
人名索引
797
维,路易·德吉烈(Veron, Louis--24页
Desire1798—1867)法国新闻工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德(Windisch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是奥 gratz尔 Alfred17871862)公爵,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奥地利元帅1848年锁压布拉格和维也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一纳的起义;1848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1852)第702页。
队,镇压牙利革命。-第315、317
维维延,亚历山大·弗朗斯瓦(Vivien,547554、559.5页。
Alexandre-Francois-1799-1854)沃邦,塞巴斯提安··普雷特尔(Vau…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ban Sebastien le Pretre1633人,1840年任司法大臣,1848年任卡107)法国元师,军事工程师,写有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一—第427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页
济学作《王国什一税》第470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页
Karl Theodor1790—1869)--德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1812国法学家,自由派政论家1848—18491895)(“红色沃尔弗der rote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wolf德国政论家,1846-1847派右翼…-第509、518、565页。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
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19)杰出的罗马诗人。一第年革俞后流亡国外,1850年共产主义者462页。
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了政
魏德迈,约瑟夫(CWeydemeyer, Joseph治活动第86页
18181866)德工人运动和美国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1809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46—1847年1864)(鲁普斯Lupus德无产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教员,西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1848者,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一1849年英命的参者,新德意志报》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贲任编辑之一(18491850);革命失败讯委员会委贝,1848年3月起为共产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加内战;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础;马克思和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克国民议会议员;1853年起在致彻第598页。
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
魏特林,威廉( CWeitling, Wilhelm1808战友。第587、593页
一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 Nicolas-Charles-Victor-1791-1863
一;职业是裁缝第86、192、236、
法将军,奥尔良党人,第二共
798
人名索引
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立法议会议员;】马其顿玉(公元前336323)第1849年指挥侵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61、358、497、654页。
曾企图组织力量抵1851年十二月二亚历山大世(AnekcaHap1845开的政变。第444、451、452页。184)俄国皇帝(1881-1894)亭娜,娜塔利亚·耶罗尼莫夫娜第231241页。
(, Harang VepoyamoBHa父亚奇斯(Agis约死于公元前399年姓科尔西尼 KopCHH)——尼·伊·斯巴达王(约公元前426399)的妻子,六十年代多加社会活动、第668页。
成为女作家,曾为长欧洲通报》和其他杂哪拉契奇,约西普Jellacie, Josip1801志稿第119147页
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达尔马戚亚和斯拉尼亚省总肾(18481859)积极爹加压匈牙利和
西哀土,艾曼纽尔·约瑟夫(Sieyes,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
Emmanuel-Joseph-17481836)-315317、554、556、559—561页。法国神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Ypsilanti,alex命活动家,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ander7921828《希腊民族第99页
放运动的活动家,莫尔达维亚1821年
西尼耳,纳骚·威廉(Senior, Nassau起义的织者,起义失败后选往奥地
William1790—1864)英国资产利在那里被捕一直监到1827华。阶级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第304页。
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181页。伊索(Aisopos公元前六世纪半传西斯蒙第,让·沙尔·列炎纳尔·西蒙·说中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607德(Sismondi,jean -Charles-Leonard-
Simonde de1773—1842)瑙士经伊(Yon)法国宫,1850年掌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管立法议会管卫队。第653、658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页第73、125、276、600页
尤尔,安得会(Ure, Andrew1778一
希尔迪奇,理查(Hilditch, Richard)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
十九世纪巾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派,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第150页。
的著作。一第133、135205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1802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第659页
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Y
1851年十二月二口政变后流亡泽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第463、492、598、599、641页
公元前356-323)古代苔名统帅,丨约丹,西尔斯特尔(Jordan, Sylvester
人名索引
799
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Jos活约瑟夫二世(1741-1790)动家,三十年代车尔塞立宪民主运动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议会议员第509页
(1780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约翰(《Johann17821859《1701790525,5271859)奥地利(175-1790)第525、527页大公,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
Z
如者,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之
一,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是微载勒尔,塞巴斯提安(Sciler, Sebastian意志帝因摄政。一第538、552、德国政论家,1846年为布鲁尔共584、587、593595页。
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
约瑟夫一世(《oseph16781711《1711)
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
所诩的神是罗马帝国皇帝(1705加者后侨居伦敦和美国第861711)第183页。

80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奥德赛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A
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攻特伊,特洛伊战争时希腊队领袖之一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565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页
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斯握奥菲士古希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住脚倒浸在河水中,因此除脚跟他的歌使猛兽谢首,顽石点头;他外,任何武器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后被
参加亚尔古船英雄们求金羊毛的远
箭射中了他的脚眼,即他身上那个难一航。第450页。致命的地方而死。一第163、164
B
618页
阿基里斯一莎士比亚《特洛埃勤斯与克巴克斯古罗马人的酒神和快乐之神蕾雪达》中的人物,以及荷马《伊利亚第654页
特中的主要人物。一第163一165页。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教使徒之哀杰克斯·铁拉盖荷马《伊利亚特》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第中的人物之一,特洛伊围攻的参加者1603页。
亚尔哥斯人的英雄之一铁拉的儿子,鲍益莎士比亚《爱的徒劳》中的人物,因身高大,又称大哀杰克斯。…—第法国公主的特臣第163页193页
波顿,聂克一莎士比亚的喜剧《钟夜
杰克斯莎士比亚《特格埃勒斯与克之梦中的人物,织工第653页蕾雪达》中的人物,以及荷马《伊利亚波提乏圣经中的人物详见《创世记》特》中的人物之一—第164-66、第39章第461页188页
安泰一--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
C
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孙一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力气和胆量第455页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把仙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一
D
第455页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801
君奥尼修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宠信。作战时所向无敌后被大卫击杀。“达摩克利斯”一词是经常的、迫近的第165、189页
和可怕的险的同义语;据传说,达摩戈尔迪古希猎传说中的弗利店亚四克利斯应迪奥尼修斯之约赴宴,席间边!玉,据传说,他用乱结把轭系在马车的尼修斯想使美慕他的达摩克利斯相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得信人的安乐是不长久的,就把达摩克利以统冷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斯安置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装剑新开此结“新断戈尔迪之结一语的把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第475、转意就是以大刀斧的方法解决复杂65页
的问题。—第497、576页。
大卫据圣经传说以色列王扫罗同非
H
科士人作战,大汉歌利亚,军中无人
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击杀歌利亚喻巴谷…圣经中的先知第605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第贞165428、637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迪奥尼斯一见达摩克利斯。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杜曼—莎士比亚《爱的徒劳》中的人物,的功绕著称。第189191页。国王侍臣。第163164页。
赫克脱一莎士比亚《特洛块勒斯与克蕾
F
雪达》中的人物,以及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率领特洛伊人与
菲克斯莱恩,昆图斯让保尔(约希人作,为阿基里斯所杀。第保弗·李希特尔的笔名)的小说《昆163—165页。图斯·菲克斯恩的一生》中的主人公,小学教师第166页。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基督(稣基督)传说中的基教创中的主人公。…一第436页。
始人。第199、607,644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
K
流娘儿们享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
牛的夫,谐者,酒徒。——第177克拉普林斯基海湿的《两个骑士》一页
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
伏拉松一一罗马剧作家减伦底乌斯的喜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 crapule剧《太监》中的人物,是一个好吹嘘的糊贪食、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涂军人。第162页。
思)形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
G
暗指路易·波拿巴。-第612页。克勒维尔一巴尔扎克的小说《贝》中
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非利上人的勇的人物,是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据说身材特别高大,头戴盔,身穿之徒的典型、一第702页。重甲,背负戟,手持铁枪,同以色列人
802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L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
菜䄇克一德的《狐狸莱涅克》中的主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角。第167.192页
脏,以示惩罚第5100页
M
S
马凯尔,罗伯尔一著名法国演员弗雷德母耳一圣经中的古犹太先知第里克·勒美尔所塑造的和奥诺莱·600、637页
多米耶丽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桑科·判扎一万提斯的小说《唐·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德》中的人物,唐·德的从时期金融族统治的讽刺。第…第163、565页。396页。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
马科尔夫(或莫罗尔夫十四世纪和王第428页
十五世纪德国滑剧(短篇讽刺战事)瑟西古希腊神话中伊伊亚岛的女巫中的人物通过马科尔夫的形象描写一她用魔法把奥德赛的同伴们变成猪,而个机智的农民。…第163页。
把他本人留在岛上近一年。
玛门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689页
经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瑟息斯莎士比亚特洛埃斯与克身。一—第98页。
蕾达》中的人物,以及荷马《伊利亚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王。据传说,太阳神阿波罗把迈达斯的参加者;一个乖而又尖酸刻薄的背耳朵变成一对驴耳第432页猴子第164、165、188页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施莱米尔,彼得夏米索的中篇小说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角,他役井给他们立下了约法。——第3、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468、676页
第626页
舒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席勒的悲剧
N
《强盗》中的人物;丧尽天良的打家劫
涅墨西斯一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舍、杀人放火的暴徒。一第653页共三人,又称伊理逆或厄默尼德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第451页
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
:
P
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第405页
裴朗莎士比亚长爱的徒劳》中的人物,斯皮格尔勃见舒夫特和斯皮格尔国王侍臣。一第163页。

皮蒂娅古希德尔斐城阿波罗神殿索洛蒙一四业纪和十五世纪德国
的女巫。—第612页。
稽剧(短篇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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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贤明而不切实际的君主。一一第163页。
Y
T
雅努斯古罗马的神,有前后两副面孔,我努斯的转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
唐·德一塞万提斯名小说中的第451页
主要人物。第163.513、565页伊瑟格林歌德的《狐狸莱克中的
角色,是一只狼第167、192页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随—中世
西蒂斯一海洋女神,阿基里斯的母亲。纪时代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随因第618页
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
夏洛克--莎士比的剧《威尼斯商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广泛采用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第100页。
借约要求不如期还债的安东尼奥制下约瑟圣经中的人物,详见《创世记
一肉。一第3页。
第39章第4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AKES] ENGESI XUANJ
第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大人民女版社出版六生发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850×1168毫米32开本26.75印张617000字1972年5月第1版1992年5月北京第7次印印1,400+001-1,406,100
ISBN7-01001083-8/A151定价1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