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br>
18531875年<br>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8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911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21恩格斯波斯和中国……16-22马克思鸦片贸易史……23-29…<br>
23<br>
………………26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30-35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36-40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1-56<br>
……<br>
41<br>
45<br>
49<br>
四……3马克思对华贸易576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62—68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6975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76-77<br>
目<br>
录<br>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br>
4月14日在伦敦发表……78-8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br>
8-85<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br>
……………86-114<br>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86<br>
1.生产…………………-86<br>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炎的一般关系……91<br>
a)[生产和消费93(b)[生产和分配…97(c)最后,交换和流通…101<br>
3.政治经济学的方…102<br>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形式同生产关系利交往关系的关系。<br>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11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15-125<br>
…115<br>
………119<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126-135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36139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40-148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49-204<br>
几点说明149<br>
1.生产和工资…150<br>
2.生产、工资、利润……152<br>
3.工资和货币…161<br>
4.供给和需求……………165<br>
目<br>
录<br>
5.工资和价格………167<br>
6.价值和劳动…………………170<br>
7.劳动力……………179<br>
8.剩余价值的生产……………………181<br>
9.劳动的价值…184<br>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185<br>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186<br>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19<br>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192<br>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198<br>
马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20520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210-218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219268<br>
1.原始积累的秘密<br>
19<br>
2.对农村居民地的-22<br>
3.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br>
法…239<br>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br>
47<br>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250<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54<br>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265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br>
269277<br>
一………………269<br>
273<br>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摘录)278-281<br>
录<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br>
………28228<br>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284-286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287302<br>
第二版序言<br>
287<br>
第二版序言的补充296马克思机密通知…<br>
303-16<br>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317-319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320-32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324439<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32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337国际汇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343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353<br>
……353<br>
二363<br>
三371<br>
四……………87附录…401<br>
…401<br>
二……402《法兰西内战》稿()……405<br>
………………405<br>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405公社的性质…408农民…417<br>
目<br>
录<br>
共和联盟(共同)…420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421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422公社(社会施)424“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2《法兰西内战》稿(摘录<br>
…33<br>
(6)公社……433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br>
440441<br>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在<br>
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2443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4--450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br>
451--454<br>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br>
的相互关系……………………455-458恩格斯论住宅问题……459-55第二版序………………459论住宅问题470<br>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40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491<br>
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525<br>
恩格斯论权威<br>
…………551-554<br>
……<br>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555-560恩格斯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br>
西班牙起义的机记…….561579<br>
……61<br>
 VI<br>
目<br>
录<br>
564<br>
570<br>
四<br>
…576<br>
格斯流亡者文献…<br>
一波兰宣言……………580<br>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587………595<br>
四605<br>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br>
616<br>
恩格斯支持波兰…630-633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br>
摘要(摘)….634-640<br>
注释…61-730人名索引……731767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769771<br>
1<br>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br>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①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 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br>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②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br>
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br>
①黑格尔者注<br>
②指太平天国革命者注<br>
2<br>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br>
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2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一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br>
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可是从1833年起,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br>
中国过去输入的英国棉织品数量很小,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自1833年起,当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3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4,这项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起这项输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br>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br>
3<br>
的通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br>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例如,1853年1月5日皇帝①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br>
……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②<br>
记得在1848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br>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br>
我们时常提起读者注意不列颠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br>
①咸丰。编者注<br>
②《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一,第十一页。编者注<br>
4<br>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命<br>
展的情况。当时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末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象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是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326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便超过了300万英镑。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1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已超过6000万磅。<br>
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增加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加到了1852年的出口量上;另方面,在中国,们一听到不列颠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现存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市场。可是讲到以后的茶叶收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br>
“上海恐慌达到了极点。黄金价格上涨25%而且人们还加紧收进,贮起来。白银奇缺,甚至不列颠轮船向中国缴纳关税用的白银都根本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说一俊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保证的有价证券,便缴纳这笔关税。从商业急需的角度米看,金银的缺<br>
中国革命利欧洲革命<br>
5<br>
乏是最不利的条件之一,因为金银恐慌恰恰是发生在急需它们的时候。茶丝收购商没有金银便不能到中国内地去采购因为要采购就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使生产者能够完成自己的生产……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家不讲别的问题只是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因而一切事务都陷于停顿要是不采取措施在四五月间把茶叶收集起来,那末,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象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毁掉。”<br>
当然,停泊在中国领水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哪一支都不能保证收集茶叶所需的资金,但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轻易地引起乱子,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事务联系。由此看来,要完成目前这一季的茶叶收集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生意已经开始了,而要完成下一季的茶叶收集,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一定会产生巨额赤字。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现有的全部货物卖给外国人,可是,正象东方各国的居民在担心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丝和茶贮存起来,非现洋不卖。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最主要市场之一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5这个一向以乐观面目出现,用咒语驱走一切足以使重商社会人心不定的东西的杂志,也不得不说出以下的话:<br>
“我们不应当自欺,以为我们可以在中国为自已的出口货找到以前那样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每,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要量要减少。”<br>
不应当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歡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br>
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求量就要相应地减<br>
6<br>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br>
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不好。《经济学家》杂志说:<br>
“在英国南部,不仅有许多田地的庄稼种不上去,以致最后想种什么都来不及,而且有许多已经播种的田地看来也将是满地杂草,或者是根本不适于庄稼生长。发田的土壤阴湿贫瘠,显然预示着收现在播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错过了,种上的很少;翻耕土地种植饲用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来栽植这个主要的作物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播的燕麦种的不够,晚播的燕麦又很难有好收成…许多地方种大量死亡。”<br>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整整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作物也着涨价。<br>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列颠的工商业又已经经历了通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火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这些往外输出“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br>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br>
7<br>
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行商进行交易;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br>
,。<br>
从事对外贸易,用这种方法阻止其余的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商业的停滞时期。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愿戒吸鸦片大概同德国人不愿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了。<br>
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以致剑拔弩张,非诉诸武力不可。在欧洲各国首都,现在每天传来的消息全是关于大战爆发的传闻,过一天又换一套,说和平可以保障一星期之久,或大约一星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界上空的乌云怎样浓重,无论某个国家的某个狂热家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一旦空气中散发出经济<br>
8<br>
乌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br>
繁荣的气息,国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br>
现在,英国工厂的数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党都正在完全腐烂下去,法国的全部国家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进行投机活动的交易所康采恩,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积聚得到处皆是的不公平现象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将会怎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br>
写于1853年5月20日<br>
原文是英文<br>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br>
第9卷第109116页<br>
9<br>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br>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一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美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br>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们①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他们之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做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于天朝的朝廷。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象在欧洲一样,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br>
既然俄国人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他们从来就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没有利害关系,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卷入这种纠纷里去;因此,中国人的反感也就没有扩展到俄国人身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大概经常出没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冒险家相提并论。不过,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br>
①指美国人。—注<br>
10<br>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br>
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这种由1768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①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离城约一百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管,其中六个是俄国人,六个是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由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几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至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5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br>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br>
①即蒙古。—编者注<br>
②指太平军起义。一编者注<br>
俄国的对华贸易<br>
11<br>
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九百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br>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了,欧洲就只能从这条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海上贸易将重新开放,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琅施塔得和里巴瓦两港同位于俄国中部的古城——下新城(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地)之间的交通。欧洲将经由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这要比利用我们所设计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有远为更大的可能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由于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br>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①期间曾经一度中断,但是,无疑地,它将来会大力恢复这种努力的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个舰队,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这与扩大已经为它垄断的陆路贸易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br>
于1857年3月18日左右<br>
原文是英文<br>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7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br>
第12卷第166168页<br>
①克里木战争一编者注<br>
12<br>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br>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罚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3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只好对于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或者承认是“故作不知”,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道:“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政府使走上了应受议会和全国斥贵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鼓掌)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面有责任保护我国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内的利益的人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暴力行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同采取那些当我们自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末,我们就会辜负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鼓掌)”<br>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迷惑,勋爵大人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br>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br>
13<br>
信以为真,那就表示他故作不知,这同“明知故纵”儿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一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一一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我们的港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说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当时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的公职的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于是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硬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举行示威的良机来到了。<br>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br>
14<br>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br>
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逮捕他们的代价。但是这一切没有使领事巴夏礼先生感到满意,他要求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应对一切后果负责。接着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套公函往米: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海军上将西马各厘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这样做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面,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上将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英国在东方的这位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br>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一一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些人企图回避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硬要大家相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侮辱行为本身已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br>
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br>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br>
15<br>
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7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的原则而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眼光不超出常去购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就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br>
同时,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必能扑灭这股烈火。8<br>
写于1857年3月22日左右<br>
原文是英文<br>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0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4号<br>
第12卷第175178页<br>
16<br>
恩格斯<br>
波斯和中国<br>
1857年5月22日于伦敦<br>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10,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了。11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br>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上战争12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些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核心或预备队。当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骗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波<br>
波斯和中国<br>
17<br>
斯同英国的战争。<br>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召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六十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13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六百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三百名步兵和五十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不可能的)<br>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儒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1806—1812年14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一露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15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那附近的峡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br>
18<br>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br>
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16<br>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1和欧洲军官,那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br>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br>
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愈严重,给予波斯人的益处也愈大。<br>
波斯和国<br>
19<br>
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阅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就象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br>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br>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br>
20<br>
格斯:波斯和中国<br>
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br>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18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儒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问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br>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贵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味和迁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br>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br>
。,<br>
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①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br>
①指太平军起义。一编者注<br>
波斯和中国<br>
2<br>
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一百英里远的城市呢?另<br>
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br>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已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br>
22<br>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br>
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br>
写于1857年5月20日左右<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日论坛报》第5032号<br>
第12卷第228234页<br>
23<br>
马克思<br>
鸦片贸易史<br>
关于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19的消息,大概引起了大大扩充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商人们在1845年所浮现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日增多了,就一定会扩大对华贸易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58年的战争会比1841<br>
一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可置辩的:1843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这样,它引起人们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br>
“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br>
24<br>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br>
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环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性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性品。”20<br>
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一一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了。1847年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的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br>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股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面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支付其他商品。”<br>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21在概括这些事实时,十分肯定地指出:<br>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关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3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br>
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大商人给汉特所小版的1850年1月份的《商人杂志》22写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如下:“究竟哪一种贸易应该取消—鸦片贸易还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贸易?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叙述道:“我曾问过上海道台:在他看,什么才是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br>
鸦片贸易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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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贸易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研究鸦片贸易对于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要谈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br>
1773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东印度公司开始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上,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但是这笔投机买卖没有成功。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而在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一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和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建立了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轮船被伪善地禁止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轮船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br>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br>
26<br>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br>
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①为了制止自已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儿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br>
二<br>
正因为英国政府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垄断权据为已有,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br>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经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鸦片贸易的规模日益增大,在1816年,鸦片贸易总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16年在印度允许自由贸易(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现在仍然嘉庆编者注<br>
鸦片贸易史一…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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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走私商人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而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也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谋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内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正象1794年一样,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岛,在那里,具有全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堆栈。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窑口①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这些更有利于鸦片贸易的新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十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br>
1834年,也象1800年、1816年和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被取消了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于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纯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br>
①私卖鸦片烟的店第。一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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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鸦片贸易史<br>
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威丰皇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做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信守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br>
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起因,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英国以签订条约结束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虽然鸦片贸易为条约所禁止,可是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再作任何解释。<br>
在结束我们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br>
鸦片贸易史—二<br>
29<br>
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23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栽种罂粟,把罂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到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br>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br>
写于1858年8月31日和9月3日<br>
原文是英文<br>
作为社论载1858年9月20和25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br>
第12卷第58591页<br>
30<br>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br>
1858年9月28日于伦敦<br>
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的关于英中条约的正式摘要,对于早已由其他方面传开的消息,大体上很少补充。其实,对于英国有意义的只有条约中的第一款和最后一款。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这个善后补充条约曾规定:在香港以及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五个中国口岸,英国领事在遇到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英国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时,必须给中国当局以协助。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一名天朝海关职员的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禁令而告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易的假惺惺的反对行动,不会导致与原来的希望完全相反的结果,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助取缔鸦片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不能依靠本身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善后补充条约是企图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摆脱鸦片输入而作的最后的也是<br>
①本篇内有关条约的引文,均见中英天津条约的中文本。-编者注<br>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br>
3<br>
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现在已公开谈论这次失败一既然英国现在已在法律上认可鸦片贸易,那末毫无疑,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都将试行一种办法,即准许在中国栽种罂粟并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的意向如何,中国政府因天津条约而陷入的情况本身就向它提出了这个办法。<br>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以及印度的国库一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约翰牛用假骰子来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约翰牛的算盘完全落空,大概将是第<br>
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br>
慷慨的英国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在订立和约时,不曾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不断声明它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同时却强迫中国必须偿付这次战争的费用,这些费用,按照英国自己现任大臣们的意见,是由它自已的海盗行为引起的。不管怎么样,天朝的百姓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的消息一传来,甚至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都起了镇定作用。《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写作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白银对于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金银储备状况将发生多么良好的影响。但是真可惜!帕麦斯顿派的报纸煞费苦心制造出来的那些初步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关于事情真相的消息所带来的打击:专条规定:“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中国应偿付“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br>
这两笔款项总共才1334000英镑,而在1842年,中国皇帝却应该偿付420万英镑,其中120万英镑抵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br>
①道光。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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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br>
300万英傍抵偿军费。由420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1334000英镑,这毕竟不象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坏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向广东省索取你们尊贵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那笔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罗本齐将军不妨占领广州作为物质上的保证,并且照旧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为1334000英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发作为大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br>
“不仅没有可能将我们的53艘军舰从中国调回,看到它们满裁着几百万银锭凯旋归来,我们反而必须派遣5000名士兵去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副领事所宜布的地方性战年。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移到其他中国口岸以外,会不会引起其他结果呢?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绝大部分的茶叶贸易落到国手里呢?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依靠俄国和美国来供给茶叶呢?”<br>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克格哥尔的《商业税则》24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12万箱茶叶。在同中国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要减少了75%,总共只有3万箱。无论如何,占领广东将使英国人继续耗费钱财,这笔钱一定会大量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第二次对华战争未必能弥补损失,爱默逊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空前未有的大错。<br>
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明了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br>
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br>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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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书夷字”。约翰牛并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该是多么谦恭啊!<br>
条约中涉及贸易的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没有享有的任何利益,而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值钱。第十款规定:<br>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br>
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br>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正如《晨星报》25所公正地指出的,被禁止进入“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很乖,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逐出目前被他们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或许可以在大江上航行,但也只限于某几个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如果最初说的是开放“一切”口岸,那末,现在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外,已缩减到开放五个口岸2了,按照伦敦一家报纸的说法,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欺人之谈,现在已该抛弃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其中有多少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呢?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在广州经商。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关于1856一1857年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27援引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往厦门和福州的商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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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br>
由英国进口的贸易额(美元)对英国出口的贸易额(美元)<br>
年代广州上海广州<br>
上海<br>
18441550000025000001790000023000001845100000510000027000006000018469900003800000:1530000064000001847900000430000015700000670000018486500000250000086000050000018497900000440000011400006000018506800003900000990000080000001851100000450000013200000115000001852990000046000006500000110000018534000003900000650000013000001854330000011001006000001100000185536000003400000290000019900000185691000006100000820000025800000<br>
“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28所做的结论同时,这家报纸还嘲笑“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即“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但是,无论约翰牛怎样用这个玩笑来寻开心,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br>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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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自然,这种回顾对于约翰牛来说是不愉快的。伦敦《泰晤士报》29为此深深感到痛心,所以当它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消息时,竟将电报中有关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那一部分故意删去了。<br>
写于1858年9月28日<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br>
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br>
第12卷第621626页<br>
36<br>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br>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实现了。虽然格拉克列亚半岛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块不大的领土,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毕竟还是得到不少好处“病夫”31的状况更是大大恶化了;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希腊人或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比任何时候都更认为俄国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最近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就已表现出来的并且为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极端衰竭和软弱,已足以说明苏丹的全体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普遍地激动不安。因此,俄国以暂时牺牲一小块领土为代价(因为很明显,俄国一有机会就要收回这块领),在实现它对土耳其的计划方面推进了很远。加紧分裂上耳其和确立自己对于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刚开始时竭力追求的目的;而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这样,俄国甚至由于这场对它不利的战争也得到了好处。可是,俄国还是要实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没有人能与它匹敌的领域——外交领域。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战<br>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br>
37<br>
争时,俄国则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国这时的处境确是少有的顺利。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所谈的是其中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并且在英国国内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本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线的勘查工作并预定了未来的城市和港口的地点。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一尽管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一一竞能挺身出来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br>
各参战国得到的利益(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而且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这些利益大部分都是虚妄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的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棉花以外),还是应该象过去一样,主要只限于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出口,并且这种出口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给予多少方便,<br>
①见本卷第3035页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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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br>
不如说是取决于外国的需求。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国已经设法弄到茶叶和丝,而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在长江上开放贸易,为了谨慎起见,在中国皇帝还不能完全恢复自己在长江沿岸起义地区内的权力以前,必须延期,也就是说遇遥无期。但是关于这个新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说,英中条约第二十八款所规定的子口税纯属虚构。过去曾有人认为这种税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意见所持的根据,只是说中国人不很需要英国商品,因此这种商品根本就不销往内地,然而有些能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却甚至销到沿海各地。人们没有想到,如果这种子口税是存在的,那末它们也会象适用于英国商品一样适用于俄国商品。可是,曾被专门派往中国内地的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未能发现这种假想的“子口税”,他在答复人们公开向他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痛心地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不了解实在是极其明显的无知”32。另一方面,英国贸易大臣约·沃·汉利通过报纸回答“是否有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感兴趣的、有无关于中国内地税的材料问题,我无法奉告。”这样,约翰牛除了颇不愉快地意识到额尔金财爵在要求赔款时未规定付款期限,并且将战事由广州转到京都只是为了订立一个将使英国军队重新由京都回到广州去作战的条约以外,脑子里还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疑虑,以为英国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偿付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为第二十八款很可能诱使中国当局对英国制造品规定7.5%的子口税,这种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为2.5%的进口税。伦敦《泰晤士报》29为了不让<br>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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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认为必须假装迁怒于美国公使,气势汹汹地责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败毫不相干。<br>
因此,就英国的贸易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是中国人无法遵守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领土如果它不给予法国同样的权利,就不能提出领土要求,可是让法国借助英国进行的战争来在中国沿海得到领土,对于英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至于俄国,它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所以现在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其次,在条约中有关于调整恰克图和北京之间的邮政的条款。从前那种不定期的、只为中国当局所容忍的通信路线,现在要变成定期组织的和法定的通信路线。在这两个地点之间预定每月有一次邮政交通,而且相距约一千英里的路程只需走十五天;此外,在这条路上,每隔三个月将派出一支商队。无疑地,中国人或者不愿执行或者不能执行这个职务;既然邮政交通现在已作为权利赋予俄国,其结果是这种交通将逐渐转入俄国人手里。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①;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6642页一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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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br>
过戈壁沙漠,那时候关于不列颠统治中国的梦想将完全破灭,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br>
不难想象,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请回想<br>
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外交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一一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是威风凛凛的,有谁能怀疑这一点呢?<br>
十分显然,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战略阵地之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之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土尔克斯坦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亚洲的举足轻重的国家。<br>
写于1858年10月25日左右<br>
原文是英文<br>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8日<br>
选自《马克恩格斯全集》<br>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br>
第12卷第661-665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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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br>
新的对华战争<br>
1859年9月13日于伦敦<br>
当英国由于从天朝居民那里逼出了天津条约而到处受人祝贺的时候,我曾设法指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而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①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历史,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和平的景象已经烟消云散了。<br>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一些事实。可敬的普鲁斯先生已偕同法国的全权代表布尔布隆先生启程,英国远征舰队已得到命令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京。该远征舰队是由海军司令贺布统率的,包括有七艘轮船、十艘炮艇、两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英国工兵队。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经由这条道路进京。因此,海军司令贺布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停留了九天(自6月<br>
①见本卷第30-35和36一40页。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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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17日至25日)以后,就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两国公使于6月20日赶上该舰队)。海军司令贺布进到白河时,才知道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所拆毁的大沽炮台,已经修复了,—我们应该顺便指出,这个事实他早应知道,因为“京报”33上曾正式报道过。<br>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中损失三艘英国战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英军方面死伤四百六十四人,而参加作战的六十个法国人当中,则死伤十四人。英国军官死五人,伤二十三人甚至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伤。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位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而英国舰队则不得不停泊在宁波附近的镇海对面。<br>
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29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下流报纸却简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疯狂的罗兰的角色。<br>
例奶,伦敦《每日电讯》28写道:<br>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用九尾抽打每一个敢于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乎,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神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br>
①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br>
新的对华战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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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主人…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应该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够象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们为俄在帝国满洲边境所取得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br>
然而我们姑且搁下帕麦斯顿派下流作家的这些胡言乱语而来看看各种事实,以便根据现有的一点材料来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br>
这里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立即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破坏了这个用海盗式的战争通迫中国政府接受的条约呢?据欧洲大陆的邮电传来的消息,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当局曾经请普鲁斯先生由陆路入京,无须用军舰护送。天朝居民因为对不久以前炮轰广州的事件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支舰队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应该明白地承认:英国人如此解释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是极其奇怪的,这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侵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帝国的<br>
一个城市,并不是与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帝国一个省份发生地方性质的冲突。据英国人自己的记载,他们为回答中国人所提出的关于赔偿损失的要求,“曾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进抵北京”,就是说统率威武十足的舰队沿白河上驶。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br>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天津条约赋英国以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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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新对华战争<br>
立使馆的抽象权利,但是额尔金勋爵难道没有至少在目前时期拒绝实际应用这种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刊行的额尔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34,每个公正无私的人都能深信:第一,允许英国公使前往北京原不应在现时实行,而应在较晚的时候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条约英文本中关于允许公使前往北京的一款,即有绝对意义的第三款,曾根据中国使节的要求,在条约中文本中加以修改了。额尔金勋爵本人也承认条约两个文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br>
“根据自己所得的训令,曾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文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br>
中国人的行动不是根据条约英文本而是根据条约中文本,同时据额尔金爵承认,条约英文本与“协定的精确意思”本来稍有出入一试问能否根据这一点就来斥责中国人呢?<br>
最后,我要援引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契泽姆·安斯提先生的正式声明,他在致伦敦《晨星报》25编辑的信中写道:“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至少已没有权利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和特权。”<br>
印度的纠纷使英国感到不安,同时英国又得武装自己以防万<br>
一发生欧洲战争,因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这大概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一—也许会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险。最近将来的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垮台,因为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员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无论如何,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35应该采取下列行动:或者是退出现在的自由派联盟,或者是(这很<br>
新的对华战争—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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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可能)与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道皮尔分子38联合,迫使政府的首脑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br>
1859年9月16日于伦敦<br>
内阁会议决定于明日举行,以求决定采取对付中国事变的方针.法国《通报》37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达成协议。他们想要发动另一次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基卜生先生首先将争论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其次他将反对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又发出向帕麦斯顿内阁进行新攻击和自由派联盟瓦解的信号(这个联盟过去曾引起得比内阁的倒台)。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基卜生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惶不安,因为基卜生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基卜生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这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获得关于内阁会议结果如何的消息。此刻判断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最好不要根据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材料,而要根据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在起初发表最近的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消息时故意瞒过的那些事实。<br>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批准,中国皇帝①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批准书的消息。隐<br>
①咸丰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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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的报纸所瞒过,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末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谁都不会相信,可敬的普鲁斯先生破坏上一次对华战争所抱的表面月的,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的,他只不过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得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长外交部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士因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迫离开西班牙38而当上院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了布尔韦尔并非遵循阿伯丁的官方训令,而是奉行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又在玩弄着一种手腕,这至少使那些熟悉近三十年英国外交秘史的人们可以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案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设在大沽炮台上使英国舰队遭受极大损失的大炮,是来自俄国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br>
“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是如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br>
新的对华战争二<br>
4<br>
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见到大批哥萨克军队远在贝加尔湖以东、在旧大陆阴暗边陲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马我们发现无数商队的来往;我们侦察到一位俄专使(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正带着秘密阴谋,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那末,我国奥论<br>
一定会愤激不已的。”<br>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曾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曾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既然现在俄国想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帕麦斯顿便要匆匆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了。帕麦斯顿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反而向那个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和英国疏远,并且用这种绕圈子的方法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的整个过去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行的阿富汗文件39。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阴险政策以及近三十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结果英军遭到覆没40他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说多斯特-穆罕默德与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对英国的秘密同盟。为了证实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27,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亚·白恩士爵士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41。白恩士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杀,但是由于他生前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他的某些官方信的<br>
48<br>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副本寄给他住在伦敦的哥哥白恩士博士。1839年帕麦斯顿编辑的《阿富汗文件》发表时,白恩士博士曾谴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白恩士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起见,刊印了若干文件的原稿。但这些隐情,直到今年夏天才暴露出来在得比内阁任内,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将一切有关的《阿富汗文件》全部发表。这个命令以这样一种形式付诸执行,即令最愚钝的人也会明了: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确是实情。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br>
“注:这些信在以前的文件汇编中仅部分刊载,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省略之处以括号()标出。”<br>
保证这个文件汇编确属真实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密可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学家”。<br>
帕发斯顿曾诡称他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为了反对俄国,要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暂且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够了俄国代办维特凯维奇于1837年到喀布尔,他携有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封信。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白恩士在他本人的发文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内,曾一再提到这件事。但这份沙皇书信的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出的文件中整个被删去了,而且在凡是提及这件事的每一份文件内,都作了必要的修改,以求隐瞒“俄国皇帝”与出使喀布尔这件事情之间的联系。这种伪造文书的目的,在于隐满沙皇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以便在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可以正式声明不同意他的言行。举例来说,在蓝皮书第82页上,可以找到一封致多斯特-穆默德书倍的译文,译文如下,括弧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一位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到达德黑兰,他泰命<br>
新的对华战争三<br>
49<br>
在坎大哈拜访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阿富汗国王他携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国驻德黑兰大使的书信。俄国大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等等。”<br>
帕麦斯顿为顾全沙皇的名誉而作的诸如此类的伪造还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露的唯一的奇迹。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曾主张以此作为破坏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白恩士爵士所做的原来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而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而且,还用篡改和伪造的办法使得发表的信札与原意完全相反。<br>
正是这个人现在打算用制止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来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br>
三<br>
1859年9月20日于伦敦<br>
英国要对天朝人民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这件事,看来英国报纸现在一般都加以肯定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过去叫嚷要流血叫得最凶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显然由于爱国狂热而不能自已,对这种双重的背约行为大发雷霆,这就是:的蒙古人2用精心伪装阵容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英国海军司令这样的老实人;北京朝廷以更狡猾的奸诈俩让这些蒙古吃人妖魔去千这种不可饶恕的恶作剧。奇怪的是,《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翻腾,然而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地把其中对于天数已尽的中国人有利的<br>
50<br>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各节,都小心谨慎地删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热情狂发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无论怎样,在9月16日,也就是说仅仅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做了急剧的转变,悄悄地把它那象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去掉了一个。<br>
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责备那些抵抗我们向白河炮台攻击的蒙古人背约”<br>
但为了弥补这个无可奈何的让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条约”。<br>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br>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请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是有可能使这个条约获得批准的。”<br>
既然如此,还能说北京朝廷背约吗?连丝毫背约的形迹也没有,但是《泰晤士报》对此还有两点疑虑。<br>
该报说:“企图用这样的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施来说,是否明,也许值得怀疑。而动用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究竟是否合适,就更值得怀疑了。”<br>
这家“主要的机关报”在一味发怒之余,竟做出了这样一个有破绽的结论,不过,根据该报自己的逻辑,管它说不出作战的理由,但并不放弃战争本身。自从詹·威尔逊先生就任印度财务大臣以来,另一家半官方刊物,即曾以热烈辩护炮轰广州事件而著称的《经济学家》5,现在似乎更多地采用经济的观点而较少空谈了。《经济学家》就这个题日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43前一篇文章用下面的话做结尾:<br>
“就上述一切而论,显然,规定我们的公使有权去北京观光或在北京居住<br>
新的对华战争三<br>
51<br>
的文,确实是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如果认为遵守条文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强制执行这一条文的时候,仍有不少表示谅解和忍耐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对于象中这样的政府,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儒弱的表示因而会是我们所能执行的最有害的政策。难道根据这样的理由,我们在处理同这些东方政府的关系时就有权利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所应坚决辈行的原则吗?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末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用对我们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彻底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人在当时克制了他们的畏惧心理,而显出相当的实力,坚持要我们历他们协商关于使条约生效的方式那末,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资备他们背约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准备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且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且应该索取赔偿。但也可能是这样守卫自河口,以防止再发生类似额尔金勋爵去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的事并米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在任何时刻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护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末,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作义的企图。在没有得到这种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之前我们认为有理由保留我们的判断,而仔细想一想,我们对待野蛮人所采用的原则,是否能和野蛮人对付我们所用的没有什么差别。”<br>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性。在185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28760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平均每年在900万英以上,因此中英直接贸易的总额约计1200万英镑但是除了这种直接交易外,另有其他三种重要的贸易,在国际结算的范围内英国或多或少地与它们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br>
《经济学家》写道:“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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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千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br>
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贸易差额外,又由于澳大利亚黄金和美国棉花的进口,要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销了。顺便指出,中国输入印度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输入中国的总额折算起来竟达1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道: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象的灾难要大得多”1这种窘况所引起的困难,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感觉到,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经济学家》自然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如一般人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现时争论中的两个新特征”,这两个新特征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征是:月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br>
性质,以及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卡<br>
《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调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br>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料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确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为了暂时防止内阁和自由派联盟的任何分裂,声明说,保护英国贸<br>
新的对华战争四<br>
53<br>
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中于中国海面,但是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将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这个紧急问题就被搁下了。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黄色报纸《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在最近某一期上写道:<br>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会引起不利于政府的表决,那必将诉诸全体选民了……宜称蒙古人完全有理的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们应当归入以迪斯累思先生为首的一贯不怀好意的分子之列下院有于此,将要用对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考验自己的活动的结果。”<br>
至于托利党人由于听任自受骗去对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的弟弟)所执行的事件负责而陷入尴尬境地,我也许会找到别的机会来加以评论。<br>
四<br>
1859年9月30日于伦敦<br>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肯定地说过,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迫使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采纳当时的反对党首领,尊贵的子爵的计划。现在首先,认为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于英国现任首相所拟定的“训令”而发生的看法,已经毫不新颖了,因为在讨论划艇事件所引起的战争的时候,象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位熟悉真相的人物已经向下院暗示过这种看法了,而且奇怪的是,帕麦斯顿勋爵这样一位权威人士本人也已经确认了。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br>
54<br>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尘的事件,不是所引的那种借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从因内收到的各种训令的结果。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违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来控制这样一种制度,种制度如果保持下去依我看来足以危害我国的利益。”<br>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br>
“这位可敬的绅士说,事变进程似乎是英国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事实确是如此。”<br>
现在,我们约略看一下标题为《1857年至1859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这份蓝皮书,就会知道,6月25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是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打定主意要实行的。在该书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份急电<br>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四马糜各厘爵士<br>
1859年3月2日于“猛烈号”战舰<br>
“爵士阁下:关于我在2月17日致阁下的急电请允许我说明:我希望我在昨灭的谈话中已经告知下的、女王陛下政府关于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通过的决定,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的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相当的接待。同时,毫无疑义,这种希望也可能并不会实现。无论如何,我相信当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女王陛下敢府将愿意他有强大的兵力护送。在这种情况下,谨请阁下考虑,既然普斯先生抵华日期不会推迟太久,可否尽速在最短期间,将足够的炮舰集中在上海以作此用。<br>
额尔金并金喀尔田二都伯爵”<br>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br>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br>
“勋爵阁下:阁下今年3月7日来文已收到。现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件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饮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br>
新的对华战争一四<br>
55<br>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将炮艇舰队集中在上海,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一事,亦表赞同。<br>
姆兹伯里”<br>
这样,额尔金勋爵预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强大的炮舰”来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作好准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急电中,赞同了额尔金伯爵对舰队司令提出的建议。全部信件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而马姆兹伯里勋爵则是仆从。额尔金勋爵经常来取主动,根据原先从帕麦斯顿方面得到的各种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45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满足于一味服从他那傲慢的属僚预期他会感觉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英国人无权进入中国内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英国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的条款时,对中国人应持更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他本人过去的声明,而主张有权用“强大的炮艇舰队”强行驶入白河,他也毫不犹豫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需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可谓一模一样46<br>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马姆兹伯里伯爵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呕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他还没有忘掉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竞敢公然反对尊贵的子爵对印度的政策,为了报答他的这种爱国勇气,他在得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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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br>
品。47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纷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使托利党人必须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方针这一点上进行难堪的抉择现在他们或者是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帕麦斯顿继续当政;或者抛开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拼命加以恭维的马姆兹伯里。<br>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难解决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希望强迫开放中国市场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被从他们手里抢去,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规模对华战争的更多纠葛,欧洲和印度的事情看来已经够危急了。他们并朱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曾减少了2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的其他商埠。既然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br>
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br>
第13卷第568—585页<br>
5754、5761和5768号<br>
57<br>
马克思<br>
对华贸易<br>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①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我们现在可以援引题为《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34的蓝皮书<br>
每当亚洲各国的任何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要与假定需要一这种假定需要,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以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为根据而推算的一不相符时,商人们由于切望扩大交换范围,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的对<br>
见本卷第3035页编者注<br>
58<br>
马克思:对华贸易<br>
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认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属正当的主要借口。额尔金勋爵的蓝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没有成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谬见。<br>
蓝皮书中附有1852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契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引录如下的段<br>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①的商约充分生效今<1852年已将近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一千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艾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爵士在1843年签订附约48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身在1850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些ㄑ!>,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而我们本因制造的工业品正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br>
米契尔先生承认,自从1842年条约4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与鸦片相交换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地发展了。但甚至对于这种贸易,他还补充说:<br>
“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率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假想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彩明昭著的事实,即在1850年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1844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75万英镑。”<br>
1842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这可以从下表看出:<br>
①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br>
对华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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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价值(金)<br>
18491850185118521853185185518561857<br>
棉织品01283102915159829190532140843640820883985154235173190毛织品308784047973399436162037515695913407026862852其他品161948148433189040163662372890293725989403246431221共计153710915741452161268250359917495706127216232499<br>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契尔说1843年达175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十七分之十。米契尔先生首先用一些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什么东西的理由来解释这惊人的事实。他说:<br>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位、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象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熏量的三倍。”<br>
缺乏需要以及对于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乃是文明贸易在一切新市场上都会遇到的障碍。至于说到斜纹布的厚密和结实这一点,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主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但是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1844年,米契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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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华贸易<br>
织成的更便宜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契尔先生的话吧:“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面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谷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br>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br>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于当他溯航扬子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契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br>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br>
对华贸易<br>
61<br>
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br>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br>
一点。<br>
写于1859年1月中<br>
原文是英文<br>
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br>
第13卷第601-605页<br>
 62<br>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5<br>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br>
据维也纳电讯报道,那里对于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的和平解决都很有信心。<br>
咋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资备查理·伍德爵士和德·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有点假乐观主义。内阁和董事会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法案收回去。辩论最后决定改期举行。<br>
印度斯坦一—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四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br>
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象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但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br>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br>
63<br>
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51;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br>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也不必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而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象查理·伍德爵士所做的那样①。但是大家可以拿奥朗则布时期做例子;或者拿莫卧儿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拿穆斯林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52的时期做例子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那就可以拿婆罗门自己的神话纪年看一看,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远的时候。<br>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53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这种结合并不是英国殖民制度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制度的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确切,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只要把英的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谈到旧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br>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br>
见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0页。-编者注<br>
64<br>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br>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一—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br>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黑接收了财政部门<br>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br>
65<br>
和军事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54—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但是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史上都算是<br>
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末无论对农业的损害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不列颠侵略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印度社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贵金属去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则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最低阶级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坠,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臂镯和脚镯,而金银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内,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br>
6<br>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br>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br>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象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通常设有以下一些官员和职员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的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一—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比较限于本村社,主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水库水道管理员负责分配农业用水量。有专门的婆罗门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3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br>
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国的扇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税吏:”55<br>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br>
67<br>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br>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周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58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br>
68<br>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br>
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撤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蹋人了。<br>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br>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躘?”57<br>
写于1853年6月10日<br>
原文是英文<br>
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br>
选自《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br>
第9卷第143150页<br>
69<br>
马克思<br>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br>
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58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58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一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即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br>
70<br>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br>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质基础。<br>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br>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5制度和莱特瓦尔23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br>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71<br>
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br>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缺乏交换的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英国下院的委员会曾经证明:<br>
“在坎迪什,每夸特小麦售价是六至八先令而在普纳高达六十四至七<br>
十先令,那里的居民正饿死在大街上,无法从坎迪什运粮食来,因为泥路根本不能通行。”<br>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需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的山区,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面积相同而不灌溉的土地多纳两倍的税,多用九至十<br>
一倍的人,多得十一至十四倍的利益。<br>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人员和开支。威廉堡80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特别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br>
72<br>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如果不是象现在这样,要用好些天甚至儿个星期才能从国内遥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同送到目的地,那末,这种重要情况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驻军也可以驻我在彼此的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合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因病而死的损失。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象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br>
大家都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的组织和它们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现在,既然不列颠人已经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性打破,铁路就会使互相交际和交换的新要求得到满足。此外,<br>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国家的各种改进办法利实际设备的知识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使这些地方能够仿效,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村社的手工业者既能够充分显小自己的才能,又能够弥补自己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61)<br>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br>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73<br>
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所承认的,印度人民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看管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哈尔德伐尔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劳动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了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br>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毅力,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确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62。<br>
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br>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老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br>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级里的人民“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63这个国家里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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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人民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抵销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象天生疲,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br>
要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①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65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一亿五千万英亩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br>
①印度公的称号一编者注<br>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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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br>
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br>
于1853年7月22日<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br>
选自《马克恩格斯全集》<br>
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br>
第9卷第246252页<br>
76<br>
马克思<br>
给工人议会的信<br>
1854年3月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br>
非常遗憾,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离开伦敦,因此不可能亲自来表达我在接到要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工人议会6的邀请时所感到的骄傲和感激的心情。召开这个议会的事实本身,证明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唤起欧美各地工人的希望。<br>
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br>
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br>
给工人议会的信<br>
77<br>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br>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br>
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br>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br>
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一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一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br>
忠实于你们的卡尔·马克思<br>
写于1854年3月9日<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54年3月18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梨》<br>
《人民报》第98号<br>
第10卷第133—134页<br>
78<br>
马克思<br>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br>
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发表7<br>
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br>
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br>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br>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br>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br>
在《人民报》创纪念会上的说<br>
.79<br>
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br>
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br>
80<br>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br>
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br>
载于1856年4月19日<br>
原文是英文<br>
《人民报》第207号<br>
逸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5页<br>
8<br>
马克思<br>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br>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在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br>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9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br>
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br>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70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br>
82<br>
乌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br>
因71。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72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br>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育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73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br>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br>
83<br>
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br>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74(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br>
84<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br>
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75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一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76一书,汇集了我在布每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77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br>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78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2,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79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br>
①见本选集第1卷第250286和195209页。—编者注<br>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br>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br>
85<br>
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br>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平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br>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儒都无济于事。80<br>
卡尔·马克思1859年1月于伦教<br>
栽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br>
原文是德文<br>
《政治经济学批判书<br>
选自《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br>
86<br>
马克思<br>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81<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生产<br>
(a)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br>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滨逊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2,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溢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利<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87<br>
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十八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83,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一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需多说。十<br>
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br>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br>
8<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导言<br>
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br>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一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它们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89<br>
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br>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br>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一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84),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好象应当包括:<br>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br>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象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一一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有的范围,但就属于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是要谈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br>
90<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导<br>
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月的。反之,在分配上,好象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该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象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br>
(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复一下:<br>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据为已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br>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91<br>
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br>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素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br>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br>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br>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br>
92<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br>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br>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br>
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br>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一一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一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基础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做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好象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象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93<br>
(a)[生产和消费]<br>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做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85。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br>
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br>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br>
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br>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br>
94<br>
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br>
,。<br>
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br>
(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br>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br>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br>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br>
生产、消、分配、交换(流通)<br>
95<br>
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br>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一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br>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br>
(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br>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br>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br>
96<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br>
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在经济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br>
(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完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后是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86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br>
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87,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此外,把社会当做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如果我们<br>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97<br>
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br>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br>
那末,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br>
b生产和分配<br>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当做生产要素;(2)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就它们作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br>
98<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br>
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一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象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br>
因此,象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br>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一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br>
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br>
99<br>
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br>
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做]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象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br>
(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br>
100<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它们在生产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br>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br>
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br>
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br>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掠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方式。例如;劫掠一从事证券投机的民<br>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01<br>
族就不能同劫掠一个游牧民族一样。<br>
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br>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于社会生产的时候,如象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土地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br>
(c)最后,交换和流通<br>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br>
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br>
102<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育<br>
(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br>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br>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br>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br>
1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03<br>
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br>
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br>
104<br>
马充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一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的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br>
1.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05<br>
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br>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个别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一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br>
106<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br>
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br>
可见,比较筒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br>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一作为劳动一般一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存在于货币中的物。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br>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br>
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这会造成<br>
一种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一一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br>
1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07<br>
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br>
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一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一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如说,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适应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并且,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br>
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的状态,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br>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br>
108<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br>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br>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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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br>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一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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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象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象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一一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一—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br>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br>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平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一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br>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br>
工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11<br>
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特权的、有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br>
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br>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br>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br>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br>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br>
(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佣劳动、机器<br>
112<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br>
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br>
(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编法同现实的历史编法的关系。特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编纂法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br>
(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br>
(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br>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br>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象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br>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3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br>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br>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br>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br>
113<br>
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br>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88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8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br>
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br>
114<b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br>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0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br>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br>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br>
写于1857年8月底一9月中<br>
原文是德文<br>
第一次发表于1902-1903年<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新时代》第1卷第23--25期<br>
第12卷第733762页<br>
15<br>
恩格斯<br>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第一分册91<br>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92,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83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94,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迟缓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接二连三地开拓着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br>
116<br>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随着关税同盟5的建立,德国人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了。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真正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制造。于是,从那些要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6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同这一派相对立,在四十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宫僚中,有象劳先生那样千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象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象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97,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br>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拼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br>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117<br>
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这篇序言的主要部<br>
◆<br>
分已经在《人民报》98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br>
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br>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br>
①见本卷第81—85页。编者注<br>
②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br>
118<br>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br>
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br>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象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br>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愈来愈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br>
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br>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119<br>
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象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br>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br>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br>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在实证知识方面较强面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br>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在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99<br>
120<br>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的统治下空谈成风,在此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表示效忠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br>
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100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br>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br>
121<br>
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br>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象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101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br>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br>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br>
122<br>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br>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br>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br>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br>
123<br>
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br>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br>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末,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br>
124<br>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br>
比旧时俗崂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象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br>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2021页①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br>
一种特殊的商品一—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br>
二分册叙述。<br>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br>
①见马克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33页。—者注<br>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br>
125<br>
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略。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内容。<br>
写于1859年8月315日<br>
原文是德文<br>
于1859年8月6和20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人民报》第14和16号<br>
第13卷第524535页<br>
126<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02<br>
工人们!<br>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955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3年时代的贸易周转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103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在南部正逐渐被羊群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象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上层贵族分子在突然发作的恐怖情绪下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104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br>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br>
127<br>
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15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郎卡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喱碳素和1330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限界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非薄养料相等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子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②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其中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乏之后才发生<br>
①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暮主要是含有碳素,而白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和氮<br>
②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编者注<br>
128<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br>
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问非常长久的。”<br>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的农业工人,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br>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br>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br>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br>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br>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br>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107如果你们想知道,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br>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言<br>
129<br>
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广情况的描绘吧!108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br>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109<br>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110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说:当郎卡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br>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又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末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象在罗马帝<br>
130<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br>
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br>
六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br>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①。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运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③,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br>
①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br>
②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编者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br>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br>
131<br>
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br>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br>
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没有过行动上的一致,那末现在至少是有失败上的一致了。<br>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方面。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br>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br>
132<br>
马克思:际工人协会成立言<br>
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111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象吸血鬼一样,只有靠晚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一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①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br>
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br>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②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br>
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者注<br>
②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一编者注<br>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br>
133<br>
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①,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②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溢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br>
①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一编者注<br>
②在德文版中加有:“就象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一缩者注<br>
134<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br>
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112<br>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br>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br>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br>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①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113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资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br>
①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编者注<br>
际工人协会成立言<br>
135<br>
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br>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br>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br>
写于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br>
第.16卷第5—14页<br>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宜言和临时章程》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64年12月21和30日杜会民主党人报第2和3号<br>
136<br>
马克思<br>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br>
鉴于:<br>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br>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br>
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br>
因面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br>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br>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br>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直布:<br>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br>
137<br>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15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br>
第一条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br>
第二条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br>
第三条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br>
第四条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br>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br>
第五条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br>
第六条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br>
①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br>
I38<br>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br>
.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第七条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br>
第七条(a)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br>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一消灭阶级。<br>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br>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116<br>
第八条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br>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br>
139<br>
第九条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br>
第十条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寸,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br>
第十一条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br>
第十二条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br>
第十三条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br>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和法<br>
原文是英文<br>
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小册子<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78页<br>
140<br>
马克思<br>
论蒲鲁东<br>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17<br>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br>
阁下<br>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此外,我手头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愿望,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①<br>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118,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br>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119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br>
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废除”了。蒲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br>
①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注)<br>
论东<br>
141<br>
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br>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组织占优势,一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一《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120为例。初出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窃。然而这本毁人类的诽谤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br>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对<br>
二律背反的处理,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理性所不清楚的事情。<br>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br>
142<br>
马克思:论蒲舟东<br>
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br>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是什么财产?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财产” ila proprit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121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br>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模糊糊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br>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br>
① Sophistication有“播假”和“诡辩”两种意思。一·编者注<br>
论鲁东<br>
143<br>
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br>
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br>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122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br>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鼎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br>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顺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71一198页。编者注<br>
②“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育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123<br>
144<br>
马克思:论蒲鲁东<br>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br>
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br>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四)。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br>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br>
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br>
括号中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编者注<br>
论蒲鲁东<br>
145<br>
来摆去。”<br>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极端的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如果说他(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自己所误解)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br>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表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夸张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这类东西真是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莱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抽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一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124,而对于例如象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125来宣传被爱<br>
①见我的著作第119、120页。(本选集第1卷第122页者注)<br>
146<br>
马克思:论蒲鲁东<br>
尔维修描绘为 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br>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128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127(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庞然巨物了。<br>
发明“无息催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abanque du peuple)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第5964页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象它在十八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十九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十<br>
七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br>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076页一一编者<br>
论蒲鲁东<br>
147<br>
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128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甚至让巴师夏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展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br>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129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br>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象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130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br>
他那本关于《政变》131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132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br>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象尼·兰,不过兰盖的《民法论》18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br>
148<br>
马克思论蒲鲁东<br>
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象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播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科学上的招摇撞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象一切爱虚荣的人<br>
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br>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末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br>
尊敬您的卡尔·马克思<br>
写手1865年1月24日<br>
原文是德文<br>
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br>
第16卷第28-36页<br>
149<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34<br>
几点说明<br>
公民们<br>
在没有谈到本题之前,请允许我先作几点说明。<br>
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这个问题将要在我们的大会上提出讨论①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这样做会着使你们很不耐烦的危险。<br>
我要先说明的第二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他不仅向你们说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极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这些观点进行辩护,并且认为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有利。他所表现的这种道义上的勇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深表尊敬的。虽然我这篇报告措词激烈,但我希望,在这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会发觉到,我同意据我看来是构成他的论纲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认为他的论纲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br>
现在我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br>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2583页。一编者注<br>
150<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1生产和工资<br>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br>
(1)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象数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br>
(2)实际工资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br>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说或对各个相互比较的年度来说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br>
一天平均来说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撒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资水平的普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说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br>
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br>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斯顿所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假定为8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br>
1生产科工资<br>
151<br>
工资为2,那末工资也可以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br>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论断,那这个论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资本家能够强使工资降低,并且资本家确实是经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象在前一种场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资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做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顿自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br>
如果公民韦斯顿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这个结论所据以产生的那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应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提高,但在资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降低。如果资本家不愿意用肉而用马铃,不愿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们,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们就应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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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以美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经济现象的工作异常简化,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现象的工作都极其简化了。<br>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超出望的范围。牧师可以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而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说明为什么有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论的论证。<br>
诚然,资本家是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赢,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br>
2.生产、工资、利润<br>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颗核桃壳。他的全部推论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给他的是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末,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给工人的就会是价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值5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资本家卖价值4先令的商品时索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是由价值4先令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3先令或2先令,或其他数<br>
r<br>
2生产、工资、利润<br>
153<br>
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资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来决定,那末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一规律,并证明这一规律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于必要的工资额而始终没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或其贪欲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们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意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意志而改变。<br>
公民韦斯顿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说,如果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给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俗①。这个例子颇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起来反对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肚子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没有能够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则忘记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资本家是用什么诡计来把价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br>
。,,<br>
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实现这个意志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谜了。<br>
①双关语:“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汉”的意思“俗”的原文是 fspoony,是4 4spoon的形容词,也有“周”的意思—编者注<br>
154<br>
马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在劳动生产力中,无论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亦无论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末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br>
工人阶级,就其全体来说,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说来,他们所支付的工资提高了;他们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资本家的人数很少。你们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br>
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而有一个下院议员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br>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资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面引起的利润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们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们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钱去买同样数量的涨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收入减少,他们还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间对于他们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由于需求额的这样缩减,他们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门<br>
2生产、工资、利润<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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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利润的下障,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br>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中去,而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继续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中的供量缩减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经过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转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门,而会成为一种普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一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br>
如果有人说,我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说,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如果工资增加数是花费在从前不属于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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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人消费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们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资增加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销。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br>
这样,我们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br>
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终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br>
。<br>
公民韦斯顿为了推动你们的想象力,就建议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时所要引起的种种困难。他高喊道,你们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涨的情景吧。但是,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资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br>
2生产、工资、利润<br>
157<br>
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要回避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了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问题。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工资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工资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转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br>
总之,我把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嫩开不谈,而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br>
你们都知道,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或者说得更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极大的经济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案,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这是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说一而且我应该指出,他们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们的朋友韦斯顿这一法案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这里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工资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185与这个法案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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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样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说,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所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138,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137。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话,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说,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138,并且他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br>
在十小时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大不列顛农业工人的工资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提高。<br>
为了使你们不致发生误会,我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虽然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没有什么必要。<br>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末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资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说是很大的,但工资的实际数额每星期4先令一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br>
生产、工资利润<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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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资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br>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10个工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那末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末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工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工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四分之一工人的状况改善得很少,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真正得到了改善。然而,如果以平均数字来说,那末这20个工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20%,同时既然问题涉及到座这些工人的全部资本以及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里的情形与工资的平均提高同等地涉及到所有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谈的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郡中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也很不平衡。<br>
末了,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中,有许多因素,如对俄战争所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1等等,曾起过相反的作用。<br>
在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现在我再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大约提高了40%这一事实。为了证明这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和详细的材料,但是,就面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看已故的约翰·查·尔顿先生1859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14宣读的那篇题为《用在农业中的力量》的批判性的诚实报告141,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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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所引用的材料,是他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内大约100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来的。<br>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特别是如果注意到工厂工人工资同时提高的情形,农产品的价格在1849一1859年间应该有惊人的提高。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而且18541856年间有好几次收,但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格在1838—1848年间是每一夸特约为3英镑,而在18491859年间则降到每一夸特约为2英10先令了。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却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时期中,如果把它的末期同它的初期比较一下,即把1859年同1849年比较一下,则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94419人减到860470人,即减少了73949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并且这种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又没有了但无论如何总是减少了。<br>
人们可以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142,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间从国外输入的谷物比1838—1848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结果怎样呢?如果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出发,那末国外市场上突然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大大提高,因为不论这种增长的需求是发生在国外或国内,其影响都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中,法国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外,经常有人抱怨谷物价格惨跌,美国人不得不屡次将他们多余的农产品焚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因为美国人的竞争曾破坏了俄国农产品向欧洲市场的输出。<br>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那就是这样: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br>
3工资和货币<br>
161<br>
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这个一般的现象,也象那些在特别情况下,即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一样,是难于解释的。所以,他的论证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丝毫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这种论证只是表明,公民韦斯顿弄不清那些使需求的提高会引起供给的增加,而并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提高的规律。<br>
3.工资和货币<br>
在讨论的第二天,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已经纷自己的旧论断套上了新的形式。他说:在货币工资普提高的情况下,要支付这些工资就需要有更多的现金。如果货币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那又怎能用这种数量不变的货币去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困难是:虽然工人的货币工资增加了,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没有变;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商品数量没有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公民韦斯顿原先的教条,由此而产生的困难也就消灭了。<br>
可是我要向大家指出,这个关于货币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br>
162<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在你们的国家里,支付机构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和集中的银行系统,为了周转同样数目的价值或进行同样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所需要的货币就少得多了。例如工资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钱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给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环不已。由于有这样的机构,一个工人每年的工资假定为52英,只要用一个每星期照样周转一次的索维林①便足够支付了。但是,这种机构甚至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而且它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完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和纯工业区域比较起来,为了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却需要多得多的现金。你们如果渡过海峡,就可以看到,大陆上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为了支付这些工资却需要大得多的货币额。在那里,每一个索维林都不能那样快地为银行家取得,也不能那样快地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如果在英国只需要一个索维林就可以在一年的流通中代替52英的话,那末,在大陆上,为了在一年内支付25英镑的货币工资,也许就需要3个索维林。因此,如把大陆各国和英国加以比较,你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更多的现金,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同我们所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br>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每年的收入可以估计为25000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300万英傍来流通的。假定工资增加50%,支付这笔工资所需要的货币就不是300<br>
①索维林是英国的种金币,同英价值相等编者<br>
3.工资和货币<br>
163<br>
万英镑,而是450万英镑。由于工人每日开支有银大一部分是用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所以货币工资提高50%,至多只需要100万索维林的补充货币加入流通。于是,以金条或铸币形式储藏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钱库里的100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因铸造这100万补充铸币或因其在流通中的损耗所引起的少量费用甚至也可以节省下来,而这些费用在增加流通手段会引起某些困难时也确实是节省下来的。你们都知道英国的流通货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在商人彼此进行交易以及在消费者与商人彼此进行比较大宗的支付时都采用这种银行券。另一类为金属货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流通货币虽然种类不同,但它们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比较大宗的支付中,使用金币来支付5英镑以下的零数是极为广泛的。如果明天发行4英镑、3英镑、或2英镑的银行券,那末充满这些流通渠道的金币立刻就要被排挤,并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50%所需要的100万补充额,无须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得到了。增大期票的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在郎卡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br>
如果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就象公民韦斯顿对于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增加100%,一会引起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大涨,并且依照公民韦斯顿的观点,需要有一笔无法得到的补充货币额,那末,工资的普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一引起同样的后果。好极了!你们都知道,1858一1860年是棉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1860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在这时期也得到了极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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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的发展。1860年棉织工业工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其他部门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但是美国危机一发生后,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都忽然降低到大约为过去工资的14如果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那就该是增加300%。如果工资从5提高到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20降到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75%。但是在一种场合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种场合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于棉织工业的工人,那末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2但小麦的价格降低了没有呢?没有,它已由18581860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47先令8便士提高到18611863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55先令10便士。至于说到货币,那末1861年造币厂所铸的币额数为8673232英镑,而1860年所铸的只有3378102英镑。换句话说,1861年所铸的铸币比1860年所铸的多5295130英镑。诚然,1861年流通的银行券比1860年少了1319000英销。但我们减去这个数目,1861年所用的流通货币和1860年这个繁荣的年度相比较,仍然要多出3976130英销,即约多400万英镑;而英格兰银行所储存的金子在这个时期却有缩减,虽然不是在同样大的比例上,但却是在近似的比例上缩减了。<br>
现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较一下。1862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除了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以外,单是用于定期支付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用于定期支付铁路用费的资本就达32000万英,这个数目如在1842年是会令人难以置信的。虽然如此,1862年和1842年流通中的货币总额还是几乎相等的。并且你们一般还可以看出,当不仅商品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价值<br>
4.供给和需求<br>
165<br>
都在大量增加的时候,流通的货币却有逐步缩减的趋势。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br>
如果他对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他就会发现:即使把工资完全撇开不谈,并假定工资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一般货币交易的数额,都是每天变化的所发行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作媒介而专借期票、支票、转账信贷和票据交换实现的支付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铸币的数量与储存的或藏在银行仓库中的铸币和金条的数量间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子的数量和被送到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子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时他就会了解到:他的关于货币总额仿佛是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种和日常生活矛盾的荒谬绝伦的错误。公民韦斯顿不应该把自己对于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而应该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条件的那些规律。<br>
4供给和需求<br>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又一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硬说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紧缩,定将使资本减少等等。既然我们已经讲过他的关于货币的奇谈,所以我认为再来详细地研究那些在他看来应从他所臆造的货币流通难关中产生的虚构后果,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我最好还是直接来试图把他的那个教条仍然是原来的那个教条,不过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它反复陈述出来罢了一—化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br>
166<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他论述自己的命题时所采取的那种非批判的态度,只要指出<br>
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是反对因工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呢?例如,为什么每星期5先令就是低工资,而每星期20先令就是高工资呢?如果说5与20相比算是低工资,那末20与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大谈什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而且甚至不觉得有寻找它们的必要。尽管非常明显: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大小的标准相比较时,才能够谈高或低,但他却满足于关于高低的一种流行的庸俗的说法,好象这种说法具有什么固定的意义。<br>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回答我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那我就立刻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的那种回答就立刻会使他受窘。劳动的供求关系经常在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要上涨如果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要下降,虽然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例如用罢工或别的方法去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末声言表示反对提高工资便是一种幼稚和无谓的举动,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那个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果你们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我就要重新提出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一定量的<br>
5.工资和价格<br>
167<br>
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呢?<br>
但是,让我们从更广的方面来研究一下问题: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你们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销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这点无论对于工资来说,或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br>
5.工资和价格<br>
我们的朋友所持的一切论据,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只能归结成下面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br>
我可以举出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却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同时,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要贵。我可以用比较同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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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的办法来证明,除掉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情形,平均说来,价格高的劳动生产价格低的商品,而价格低的劳动生产价格高的商品。这当然绝对不是证明,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高和另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低,每次都是造成这绝对相反结果的原因,但这无论如何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来决定。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br>
但是,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一次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定义。甚至相反,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加上给资本家的百分之几,给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的报酬为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100%,那末资本家就要加上103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100%,那末就要再加上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20,那末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60,其余类推。因此,提出价格由工资来调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旧政治经济学作家们,都企图用利润和地租只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数的说法来证明这一点。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增加的百分数的限度归结为某种经济规律。相反,他们大概认为利润是由传统、风俗和资本家的意志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臆造的和不可解释的方式决定的。他们断言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但这种说法丝毫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诚然,这种竞争无疑会拉平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即把<br>
5.工资和价格<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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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它绝对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br>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那我们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而我讲到价值时,总是指交换价值而言,一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br>
但是,这样一来,“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我们在这里陷入了窘境。自然,如果我们想依照逻辑从事推论,那我们就一定要陷入窘境。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不大关心逻辑的。例如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商品的价格由工资来决定,所以当工资增加的时候,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向我们证明,相反,工资的增加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起来,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开始时声明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末尾却又声明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这样一来,我们真是在膳兜圈子,始终得不出任何结论。总的说来,如果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某种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那我们显然只是在躲避困难,因为我们是用一种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br>
“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一教条,如果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说“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同义反复只是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末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推论都变成了空洞的呓语。所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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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那种认为“价格由工资来决定”的流行已久的陈旧不堪的虚伪学说完全粉碎了。143亚当·斯密和他的那些法国老前辈在自己著作中真正科学的部分驳斥过这种虚伪学说,但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却又把这种虚伪学说再现了出来。<br>
6.价值和劳动<br>
公民们,现在我必须来实际地阐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了。我不能保证我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做到这点,因为要做到这点,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能涉及一些基本问题。<br>
我们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由什么决定的?<br>
初看起来,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之间的关系那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的确,讲到价值时,讲到某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数量上的比例。但是这时又会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是无限地不同的。如果我们拿某种商品,例如拿小麦来说,那我们就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差不多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因为小麦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依然是一样的,不管它是表现在丝绸上也好,表现在金子或其他某种商品上也好;所以这个价值就应当是一种不同<br>
6.价值和劳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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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与其他商品交换的那些不同比例的东西,是与这些比例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东西。一定有可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量关系。<br>
其次,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相交换,或者说<br>
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我也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既不是小麦不是铁的某个第<br>
三种东西,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小麦和铁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同一的数量。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br>
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br>
我要用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要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是比较三角形面积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面积时,我们是怎样着手的呢?这时,我们就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全然不同于它的外形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我们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它的底乘高的一半,于是我们就能把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相互加以比较,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br>
在计算商品价值时,也应当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有可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br>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而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无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就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必须在这个商品上耗费或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并且我不是简单说劳动,而是说社会劳动。如果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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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接需要,是为了供自己消费,那他所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他作为一个为自己工作的生产者,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个人为要生产一个商品,他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并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构成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服从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其他部分的劳动,这种劳动就不能存在,而这种劳动之所以必需,又是为了补充其他部分的劳动。<br>
当我们把商品看做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做体现了的、凝圈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乎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但是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测量的。为了能够用这种尺度来测量劳动,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br>
于是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相同,则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br>
我料想你们中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这两种论断之间是否真正有很大的区别或确实有什么区别呢?但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假定说,例如一夸<br>
.价值和劳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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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言兰克林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曾引用过它,这部著作于1729年出版,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他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中的一个。总之,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是同等的价值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中的若干工作日或若干工作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来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依据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关于究竟怎样支付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的问题,以及甚至关于是否采用雇佣劳动的问题,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而遗留下来。如果采用了雇佣劳动,那末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可能是完全不相等的。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如果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那末,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背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小麦或一盎斯金子的316或其他某种份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高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多于这个价值,但它却可能少于这个价值,并且是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丝毫不受工资的限制。而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以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去决定商品价值,与那种以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去决定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br>
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加以阐明<br>
我们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预先用在这个商品原料中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实现这种劳动所必需的装备、工具、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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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生产的最后阶段所费的劳动量上去。例如,<br>
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在纺织过程中加在棉花上的劳动量,预先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及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可以在辗转重复的生产过程中服务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象原料一样是一下子就消耗完了,那末它们的全部价值也会一下子就转移到那些用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上去。但是,因为例如纱锭只能逐渐消耗完,所以就要作出一种平均计算,而以纱锭的平均生存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譬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作为这种计算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纱锭价值中哪一部分是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可以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哪一部分是预先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有的目的而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作更加详细的说明了。<br>
也许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愈懒或愈笨,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愈多。然而,如果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一种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而“社会”这个用语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我们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开始和手织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一码呢子,只需要原先劳动时间的一半。诚然,可怜的手织机织工现在已不是象从前那样每<br>
6.价值和劳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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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而是每天要劳动17至18小时了但是,在他劳动20小时的产品中现在只包含有10小时的社会劳动,或10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所必须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现在劳动20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并不比他从前劳动10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多。<br>
总之,如果说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该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生产某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而凡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br>
如果说为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那末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则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多;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则在同一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少。举例说,如果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肥沃程度较低的土地,为要获得与先前同量的产品,就必须耗费较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能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末,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所加于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br>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撤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br>
(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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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劳动生产力愈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小劳动生产力愈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高。因此,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一点确定为一般的规律:<br>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雨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br>
上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价值的问题现在我要就价格的问题,即价值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问题补充几句。<br>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罢了。例如,一切商品的价值在英国是用金的价格来表现,而在欧洲大陆则主要是用银的价格来表现。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你们会用你们国内的一定量产品,即用你们国内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交换有它们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人们正是这样,即实际上是通过商品交换商品来逐渐学会用金和银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生产各该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这种价值的货币表现,亦即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里谈的是一个过程,而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经由这个过程获得独立的和一致的形式,换句话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经由这个过程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量。既然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而法国的重农学派则称之<br>
6.价值和劳动<br>
177<br>
为“必要价格”。<br>
那末,价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你们都知道,无论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如何不同,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却总是一样。市场价格只是表现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给市场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该种商品的总额来计算的。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和它的价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的这种变动,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转移。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经常都可以看见,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br>
“自然价格好象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的情况可能有时把商品的价格保持在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水平上,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水平但是不管有怎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145<br>
我现在不能来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或者相反。如果你们不是只考察每天的变动,而是分析较长时期里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象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里面做过的那样,那末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变动,市场价格的背离价值,市场价格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如果把垄断组织的影响及其他某些变更开不说,一一关于这些,我现在不能详细谈到,那末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即它们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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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br>
由此可见,既然一般说来一切种类的商品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那末,假设利润一不是指个别场合,而是指各个工业部门中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是来源于额外提高商品价格或者是由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就未免太荒谬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假设综合起来,那它的荒谬性质就非常清楚了。凡是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他总是不免要作为买者丧失。即使指出有些人是买者而不同时又是卖者,是消费者而不同时又是生产者,那也无济于事。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是他们起先应该从生产者那里无代价地获得的。如果一个人起先拿了你的钱,然后又在购买你的商品时将钱还给你,那你就是按过高的价格把你的商品卖给他,你也永远不会发财致富。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产生利润。<br>
所以,你们如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即商品平均说来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科润是从商品按其价出卖得来的,也就是从商品按其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说明利润,那你们就根本不能说明利润。这好象是不近情理,好象是与日常经验相抵触。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好象是不近情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br>
7.劳动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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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劳动力<br>
当我们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任何商品的价值的本质以后,我们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在你们看来好象是不近情理的论断来使你们惊讶了。你们都相信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是有价格的,并且,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br>
一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存在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其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说过,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来应用这个价值的概念,又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十小时劳动。如果我们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等于十小时的劳动,或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显然,当我们发现“劳动的价值”一语所包含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能够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和似乎是不可能的用法了,也好象我们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行情形以后,就能够说明我们所看到的体运行情形一样。<br>
工人所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本家支配的他的劳动力。情况确实是这样,连法律也规定了一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至少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一允许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大期限。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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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英国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独特的哲学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雄坦》中,已本能地发觉了他所有的那些继承者都没有觉察到的这件事实。他说:<br>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象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或所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他的能力被人使用时应获得的报酬。”146<br>
如果我们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象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来确定劳动的价值。<br>
但是在这样作以前,我们应当问:怎样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市场上一方面有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即占有那些除掉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的尽是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一种人是卖者,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前者经常买进是为了吸取利润和发财致富,后者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得研究被经济学家称作先期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始剥夺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可是,这样来研究,就会超出前这个题的范围。劳动者脱离劳动资料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它就会继续保持下去,并且要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产生出来,直到有一种新的和根本的生产方式方面的革命把这种现象消灭,并在新的历史形态中把原先存在过的统一恢复为止。<br>
那末,劳动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br>
也如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才存在。<br>
一个人要成长和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但是,<br>
一个人也和一部机器一样是不免要损坏的,所以必须用另一个人<br>
8.剩余价值的生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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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代替他。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需要考察一下中等劳动,这种劳动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是很小的。但是,我必须顺便指出,既然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生产部门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的那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象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醒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br>
由此可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br>
8.剩余价值的生产<br>
现在我们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同时我们又假定,这6小时的平均劳动也体现在等于3先令的金的数量上。那末3先令就是这个<br>
182<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工人劳动力一天价值的价格或其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br>
.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使他获得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量,即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br>
但是这个人是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自己的劳动力每天卖3先令或每周卖18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末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价值就是3先令。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这个价值就是他的工资的确切的等价,也就是他每天所得到的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的等价。可是,在这种场合,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了。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真正的困难了。<br>
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支付了这劳动力的价值,就象所有其他买主一样,获得了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这个商品的权利。迫使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象开动一架机器以消费或使用这架机器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br>
一周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的权利。工作日或工作周自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可是这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br>
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br>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对这劳动力的使用则只受工人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同劳动力的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司,犹如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限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并不构成工人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的界限。我们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来说吧。我们已经知道,为要保证自己劳动力每天的再生产,他必须每天再<br>
8.剩余价值的生产<br>
183<br>
生产3先令的价值,而这是他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在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的一天或一周的劳动力价值之后,就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的权利。这样,资本家就迫使这个纺纱工人,例如说,一天工作12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6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6小时,这6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并且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就在棉花上加3先令的价值,即加构成他所得工资的确切等价的价值,那末,他在12小时内就要在棉花上加6先令的价值,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数量的棉纱。既然他已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了资本家,于是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他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属于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于是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现出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是6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12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3先令和每天取得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同时这种交换必然经常使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使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串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专为资本家服务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依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或补偿其工资所费的劳动时间为转移的。<br>
184<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9.劳动的价值<br>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头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了。<br>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工人领得工资是在自己的劳动完毕以后,并且因为工人知道他实际上让给资本家的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必然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就是自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体现6小时劳动的3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12小时,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3先令看成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6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象是有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象是无偿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无报酬的。<br>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br>
185<br>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昨天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则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报酬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地认为强迫人白于活的思想是荒谬的。<br>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自已主人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是一天里在工厂或作坊中替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场合,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br>
如果我将使用“劳动价值”这一用语,那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br>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br>
假定1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等于6便士的价值,或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3先令或6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次,如果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去的原料和所损耗的机器等等体现了24小时的平均劳动,那末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就等于12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12小时自己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去,这12小时就创造出6先令的附<br>
18<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加价值。所以产品的价值总额共为36小时的物化劳动,即等于18先令。但是,既然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等于3先令,那末,资本家对于由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6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这样,当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为18先令时,就把他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的3先令的价值一并实现了。这3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3先令的利润,并不是由于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他按照商品的实在价值出卖这个商品。<br>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在该商品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一定要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所雇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在商品上费去的,和商品实在费去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总之,我重复说一遍,正常的和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而是按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br>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br>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部都归企业资本家占有。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用<br>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br>
187<br>
于建筑,用于铁路还是用于其他某种生产目的,就有可能以地租名义取得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资本家拥有劳动资料,就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亦即占有一定量的无偿劳动;所以,凡是全部或部分地把劳动资料贷给企业资本家的劳动资料所有者,简言之,就是放债的资本家,也有可能以收取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留归企业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有称为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br>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从以上所述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br>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资本本身产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竞企业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已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说,一个企业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br>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资本家,不论最终他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真相,把企业资本家和工人间的这种根本关系看做一个次要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企<br>
188<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是正确的。<br>
从以上所述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br>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绝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罢了。但是,即使把这个问题开不谈,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所构成,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先把工资除开不说,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名称的<br>
三个部分。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价值相加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一小时的劳动体现为6便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一个工作日为12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末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3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这3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3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能够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企业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然后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从而这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形成的。这样,你们可以看出,下面这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同这一定量的价值由三种独立价值相加形成这二者混淆起来,因而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的定量,该是如何荒谬了。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100英镑,我们把利<br>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br>
189<br>
润的这个数量看做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100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显然,这个利润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br>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100英镑。如果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也是100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并且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100,而所实现的价值则为200<br>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看到全部预付的资本,即假定为500英镑,其中有400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那末我们就看到,利润串只等于20%,因为这100英傍的利润只为全部预付资本的115<br>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的实在对比关系,即对劳动进行 exploitation剥削(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字)的实在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习惯用的,并且它确实也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br>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语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在不同人群间如何分配;而我在使用利润串一语时,则总是用利润对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的比率来测量利润。<br>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br>
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br>
190<br>
马克恩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产资料的价值,即除去代表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那末,这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工人在最后一次生产过程中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而12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6先令的金量,那末这加的6先令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工作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分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br>
一价值。显然,这两方面虽然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200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br>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亦即由工人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分得的愈多,他方面分得的就愈少,反之亦然。假如有一个一定的数,则这个数中一部分所增加的,总是另一部分所减少的。假如工资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假如工资下降,利润就要上涨;假如工资上涨,利润就要下降。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设,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2先令,或者说他在一个工作日中只有1s的时间是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的是4先令,资本家只得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可见,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br>
虽然各商品的市场价格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各商品的价值又唯一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来决定,而与<br>
12.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br>
191<br>
各该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毫无关系,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这劳动的时间上的伸延或长度。例如,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在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能生产12磅棉纱,而在一种较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在价值上为6先令,那末,在前一场合是12磅棉纱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是2磅棉纱也值6先令。这样一来,在前一场合一磅棉纱只值6便士,在后一场合一磅棉纱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有差异的结果当生产力较高时,1磅棉纱体现1小时劳动;当生产力较低时,1磅棉纱则体现6小时劳动。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6便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则等于3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1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在这磅棉纱里面的全部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实,即支付得高的劳动可能生产出低廉的商品,而支付得低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仿佛不再是不近情理的了。这一事实只是反映一个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由消耗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这个劳动量完全依所用劳动的生产力为转移,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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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br>
现在让我们来十分认真地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br>
(1)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一用较为流行的说法来表示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假如在一国里,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6小时的劳动并表现为3先令那末这个工人为生产出他一天的生活费用的等价,就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12小时,那末资本家付给他3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有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等于100%。但是现在假定,由于生产率的降低,例如为了生产同量的农产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于是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生活资料量的价格就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3,或增加33/g%。为要依照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出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便需要用8小时的劳动;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6小时减到4小时,利润率就由100%降到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把他的劳动的增长了的价值付给他,就好象其他所有的商品出卖人在其商品成本费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已经提高的价值得到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资料已经增长的价值,那末劳动的价格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br>
但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br>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br>
193<br>
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6小时,而只是需要4小时了。现在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在这种场合,利润就会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润率也会从100%提高到20%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例如,英国的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卑鄙地背弃了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在起初一个时期遭受了失败,但是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的影响,这些情况我此刻不能详细说明,原来失去的10%又重新被夺回来了。<br>
(2)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可能仍旧不变,但是由于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br>
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矿山以及类似的原因,生产例如2盎斯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斯金所费的劳动多。在这种场合,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象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现在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现在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那末,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现在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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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大大降低。在工资虽有提高但却不完全相当于金价值下降程度的场合,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无论是供给和需求,也无论是商品的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以外,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当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当他得到的报酬不是实物而是名称时,他也应当心满意足。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每当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利用这种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经济学家断定说,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的结果,贵重金属的价值又重新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br>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资本的经常趋向是要极力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同样增长起来。资本愈把工作日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愈多。在十七世纪,甚至在十八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都是10小时。在反雅各宾战争147时期,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一资本常常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决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在1815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毁。148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前几年即1765年左右,英国出了一本题为《论手工业》14的小册子。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硬说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之外,要建立一种习艺所150,这种习艺所按他的话说,应该是“恐<br>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br>
195<br>
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小时,这恰好是1832年资本家、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所宣布的、对于<br>
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是已经在实行,而且也是必要的工作时间。151<br>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而在现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一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但是要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劳动力,这里我们且把它的自然损耗撇开不说,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劳动力。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现在举一架价值1000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将加100英镑。如果这架机器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将加200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所损耗的价值和它所能使用的期限成反比。但这正好是一个工人和一架机器不同的地方。机器的损耗并不完全同它的使用期限相适应。而人的情况却相反,他的衰老程度要比单凭延长其工作的数字材料所能设想的程度大得多。<br>
当工人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当他们不能达到由法律规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时间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加些限制罢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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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同时,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br>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的工资,但同时仍会降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损耗程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资本家也能用别种方法达到这点。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会告诉你们,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现在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51下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而他们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br>
甚至在工作日有一定界限的情况下,即在现今一切服从工厂立法的工业部门中存在这种界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把劳动价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迫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服从工厂立法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动作速度的加强和每个人管理的工作机数量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那末这种缩短还能让工人得到好处。如果这个限度被破坏了,工人在一种形式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而10小时的劳动就可能造成象从前12小时那样大的破坏影响。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己的种族退化罢了。<br>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br>
197<br>
(4)你们都知道,由于某些原因,一一对于这些原因,现在没有说明的必要,一一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偿的,而在整个周期范围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被从生产中完全抛出去,他的工资也一定会被降低。为了不致受骗起见,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也应当在工资究竞该降低多少的问题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别高的利润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因此,如果要求工人在顺利的阶段拒绝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那就未免太愚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趋于平衡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趋于平衡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劳动也必然要经历同样的变动,而且只是由于这些变动的结果,才能够获得与其价值相适应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却把劳动放在那些调节商品价格的规律之外,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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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br>
(5)在我所考察过的一切场合它们是一百个中的九十九个一我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给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涨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简言之,这一斗争就是劳动对资本先前行动所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如果开这些情况来考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制约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你们就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前提去得出错误的结论了。<br>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br>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以及他们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同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受下面这一事实所制约,即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因而也就受那些支配着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的支配。其次我又已经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却不会影响到商品的平均价格,也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现在终于发生了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呢?<br>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坐活资料的价值<br>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br>
199<br>
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br>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象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br>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口过剩论》152一书里看出,该书作者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br>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上的限界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br>
200<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者兼尸位素餐者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战争是为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神的法国人的侵犯面发动的)仁慈的英国农场主(我们在先前某次会议上曾好意地谈过他们),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以下;而对于为保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153用救济金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br>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内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br>
这种比较也可以表明:不仅市场利润串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br>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口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br>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br>
201<br>
方向上进行抵抗。<br>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br>
(2)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各因,这种限制从来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br>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父母为怀的不列颠政府不久前就开始奉行一种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对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借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br>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例如拿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提高的情形来说吧。由于这种提高而产生的后果怎样呢?农场主没有能够—正如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会劝告他们的那样一提高小麦的价值3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相反,他们不得不听任这种市场价格下降。但在这十一年中,他们采用了各种机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场,增大了农场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并且由采取了这些以及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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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的古老国家内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资的方法,一般都是如此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经常跟劳动相竞争,并且往往只有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的条件下才可能被采用154;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罢了。同一发展过程,一方面使简单劳动成为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又使熟练劳动简单化因而也就使其价值降低。<br>
这同一规律还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是愈来愈快。由此可以作出结论,一正如亚·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近代工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所作过的那样,一一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由于能保证对工人劳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必然会使情况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对于最近二十年来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迅速得多,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大量提高一事,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化。资本中由不变资本即由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等所构成的这<br>
一部分,比耗费在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上的那一部分日益增多起来。这一规律已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及其他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过了。<br>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构成部分原来的比例是一比一,那末它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是用在工具和原料等上面,其余300是用在工资上面,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就需要使总资本增加一倍。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有500是用在机器和原料等上面,只有100是用在工资上,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br>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br>
203<br>
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不错,这<br>
一需求是增加的,但它是在和总资本的增加比较起来日益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br>
上面这些不多的解释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已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br>
204<br>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br>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br>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br>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br>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br>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遵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br>
写于1865年5月底6月27日<br>
原文是英文<br>
1898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br>
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伦敦发表<br>
第16卷第111169页<br>
205<br>
马克思<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5<br>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br>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156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br>
①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157,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一一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br>
206<br>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br>
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br>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58<br>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br>
撤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br>
207<br>
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br>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一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br>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br>
208<br>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br>
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br>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159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27《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br>
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br>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br>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br>
209<br>
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60<br>
卡尔·马克思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br>
载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的<br>
原文是德文<br>
资本论》第1卷<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br>
210<br>
马克思<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br>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br>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br>
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br>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br>
211<br>
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净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11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br>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97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①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一抄袭来的。<br>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在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br>
212<br>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br>
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br>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br>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一—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162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马克思恩格斯企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br>
《资本论》第卷第二版跋<br>
213<br>
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br>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163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br>
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br>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br>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br>
214<br>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br>
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br>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br>
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br>
°,,<br>
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br>
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br>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14)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①<br>
①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165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18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帮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不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br>
资本论第第二版<br>
215<br>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一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br>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br>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167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一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br>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168<br>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5)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br>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br>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169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br>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br>
216<br>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br>
为唯心主义者。”<br>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育(1859年柏林版第47页①,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br>
一段话后说<br>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月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成过去,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br>
见本卷第8185页。编者注<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br>
217<br>
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br>
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br>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br>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br>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br>
.218<br>
乌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br>
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170,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乎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br>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br>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br>
卡尔:马克思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br>
第一次载于1872年在汉堡出版的<br>
原文是德文<br>
资本论第2版第1卷<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巢》第23卷<br>
219<br>
马克思<br>
所谓原始积累<br>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br>
1.原始积累的秘密<br>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br>
220<br>
马克思:所原始积累<br>
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br>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br>
1.原始积的秘密<br>
221<br>
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br>
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br>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br>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br>
222<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br>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189)<br>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br>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190)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br>
(189)①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171破坏了意大利北的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br>
190)“用自已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至少有16万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br>
①本篇中的作者脚注保留了原着中的注码编号。一编注<br>
么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br>
223<br>
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性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191)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192)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这些情况,加上代表十五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br>
的小块 Freehold自由地<reehold是完全自由支能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居在内要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60-70。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马考莱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第333—334页)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五分之四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上,第413页)。—我所以引用马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砍掉”这类事实的<br>
(191)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亚的农民是农奴。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诺伊马尔克,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是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2卷第125、126页<br>
(192)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牺性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br>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加的者注<br>
224<br>
马克思:所原始积果<br>
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br>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莫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172)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br>
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br>
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br>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br>
225<br>
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br>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br>
“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变成了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国王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他们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br>
1489年利七世颁布的第十九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二十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br>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br>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24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过2000只。(193)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一百五十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29节中写道:<br>
(193)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乌托邦》,罗宾逊译,阿尔伯编,1869年伦敦版第41页)<br>
226<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193a)<br>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四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年,在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吉尔·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四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四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四哩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四英亩土地的房屋。在十<br>
八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一至二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br>
(193a)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分土地华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茅舍贫农、扁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园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步兵但是,要建立<br>
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小康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是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农,却是茅舍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一支坚忍卓绝的步兵法国意火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享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1870年伦敦版第308页<br>
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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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194)<br>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br>
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195)伊丽莎白女玉一次巡视英国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173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196)<br>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四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实上只是在1834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式。(197)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br>
(194)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br>
·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195)“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法令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2卷第804、805页(196)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br>
(197)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于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文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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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案<br>
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198<br>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br>
。<br>
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199),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不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以便获得租地或船来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生的保护下死亡,那就舞在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耽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能使贫民不致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婴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耳通的弗列特切尔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悦》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一-在法兰西,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令和1656年的救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br>
(198)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他所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的序育中强调宗教改革人民群众贫困化(199)《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维奇版第4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牧版第139页)的作者约·阿伯诺特也说:“我巌感捕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培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隶农好多少。”<br>
2.对农村居民地的剥夺<br>
229<br>
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br>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靼人波利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一样174“光荣革命”175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200)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201)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播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族领地的基础。(202)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200)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因王的宠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第4224号原,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里法克斯、牛津、秘书维农人给施鲁兹贝里公爵的原倍中所描绘的国王廉、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br>
(201)“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变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一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所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细材料见恩·赫·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1879年伦敦版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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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参看艾·伯克的关于培德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176“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br>
230<br>
巧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1604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公有地一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一百五十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203)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204)<br>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br>
(203)“租地农场主禁止茅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茅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一切权利。”(《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br>
(204)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XVIIXX页]。<br>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br>
231<br>
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作资本租地农场(205)或商人租地农场(206)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br>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乎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br>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207)“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那,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经耕种过1500英亩过的住宅、谷仓、马等等变成的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在大多数不过<br>
十五年或二十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四五个富有的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208)<br>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br>
(205)Capital farms《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教版第19、20页<br>
(206)4 Merchant-farms-(《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11页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萨尔·福斯特。<br>
(207)·托马斯·莱特《论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79年版第23页。(208)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3743页<br>
232<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br>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209)<br>
普莱斯博士说:<br>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210<br>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br>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211)<br>
209)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5、156页。请读一福斯特,阿丁模、肯特、普莱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同麦克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中穷极无的献蛹的饶舌比较一下吧。<br>
(210理·普莱斯博士《评承支付》第2卷第147、148页。<br>
(211)同上,第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越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的上地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出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到处都<br>
二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br>
233<br>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br>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br>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212<br>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178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br>
是奴。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困、赋税和兵役的折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也还要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求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第7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177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连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变成依附农和农奴的主要乎段。<br>
(212)[约·阿伯思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1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br>
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XV页)。<br>
234<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br>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br>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br>
 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br>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①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br>
①即氏族编注<br>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br>
235<br>
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变成私有财产权,由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br>
“英国国王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213)<br>
在苏格兰,这种革命是在王位觊觎者的拥护者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动179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21和詹姆斯·安德森(215)的著作中看到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十<br>
八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尔人81移居外国,以便用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216)至于十九世纪盛行的方法(217),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br>
(213)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br>
(214)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哮用于塔克斯线180向克兰首领交纳的贡税>与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平其微的;但是如果你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你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活的人数,是最烧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十倍”(姆斯·斯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第104页<br>
(215)詹姆斯·安德森《论微厨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216)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何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br>
(217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1814年写道:“在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日益被暴力破坏…地主不顾世袭租者这一范明在这里也用了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第4卷第144页“苏格兰的贵族象拔除野草那样夺农民的家庭,象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曾经商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泊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教版第216216页<br>
236<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br>
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那——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为牧羊场。从181年到1820年,这15000个居民,大约3000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br>
794.000英亩土地据为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000英亩土地以前<br>
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5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218)<br>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br>
(218)当现在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达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人的心都是同情奴求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特伦德的奴隶的状况182。(凯里在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202、203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报和萨特伦德的献媚者之间的<br>
一场激烈的论战<br>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br>
237<br>
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219)<br>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变成了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象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1848年萨默斯写道:<br>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菲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拉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贝丁附近到欧班峭壁,现在都是<br>
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尔恰格、格连加果、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鹿林(219a)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狩猎场的数日和规模象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增长那末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时,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胖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变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因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压迫甚一清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br>
(219)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一一纳骚·威·四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着中把“萨特伦德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82页])<br>
(219a)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br>
238<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素地进行着。”(220)<br>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br>
220)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语士报2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清扫领地”或者象德国所说的Bauernlegent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衣民起义。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上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农舍、仓库等等,给农户牲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库需要纳税人。但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方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交纳间按税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传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慢慢地但必然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交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存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述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象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九点睡觉,两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千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交纳税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要到半夜或一点才睡觉,而早展五点或六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九点睡觉,两点起床除了尾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妥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士君主制度》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各页)<br>
第2版补注:1866年3月,在罗怕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十八年以后,莱昂·里维教授在艺术协会140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变成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br>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夺者的血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239<br>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br>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刷。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变为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入的最方便的手段…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兽赶走了羊群,就象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入赶走一样从福尔法尔郡的达尔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狐狸、野猫、黄鼠狼、白、伶科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作特别富烧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狩猎之用。”<br>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特伦德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200,然而现在已变成了鹿林就象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特的野草是佩特郡最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心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十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三十分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所有这些猜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成一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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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br>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br>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br>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br>
逃亡达十四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br>
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三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br>
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br>
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br>
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br>
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二十四岁为止,女的当到二十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br>
8.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腔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241<br>
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221)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于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br>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十四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十八,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十三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22a)<br>
(221)《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奖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伞中看出来”(第5页)<br>
(221a)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41、42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括几千英亩土地,用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一这些贫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几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费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死以外,除了行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72000名大小盗贼被处死(林舍德英国概述》第1卷第186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斯特莱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这位斯特普还说,在索美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40人被处死,35人被打上印,37人速鞭打和183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五分之一。”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索美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br>
242<br>
巧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183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六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两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br>
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br>
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二十三号法令时才被废除。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十<br>
六岁至六十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7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一号告示,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br>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br>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br>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243<br>
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br>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222,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8章第5节)已经讲过了。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br>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223)<br>
(222)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184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185<br>
(223)[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辩》,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版第206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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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原始积累<br>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br>
十一天。1360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186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br>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三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224)乔治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br>
(224)从倍姆斯一世二年颁布的第六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分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末,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br>
一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百年中,各君主的命令中不断地强烈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br>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夺者的血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245<br>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7/2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六十八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71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br>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br>
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禁止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一百年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莱塔格)<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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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187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br>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br>
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225)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br>
(225)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br>
四条说:“同一职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面彼此协商或协议,那末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面,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因事罪。《巴黎革命》1791年巴教版第3卷第523页<br>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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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188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的绝对的、儿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一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226<br>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br>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可: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br>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br>
(226)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10卷第193-195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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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22)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br>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九十九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228)<br>
(227)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傍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钟50、100饿,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存六七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br>
(228)关于十六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同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1581年伦敦版)由十这一著作来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步士比亚写的,到1751年还用他的名字<br>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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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229)<br>
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泰福。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可以你们出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货由自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br>
(229)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单是伯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28日的地租,交给勃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阿列克西斯·蒙泰《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第234、23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吸去了营业的精华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十四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 fermes或 terriers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10万个。它们以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十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作为地租。 terriers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fiefs, arriere--fief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 terriers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裁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蒙泰说,当时法国有16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4000个就足够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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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br>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br>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189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230),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231),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br>
一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br>
(230)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231)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190<br>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251<br>
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他们(232)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 manufactures reunies,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钻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工场使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正当的生活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br>
(232)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版第70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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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工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233)<br>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br>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234)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br>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br>
(233)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109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更经济生产力更高,并把后者只是看作由政府人为地培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br>
(234)“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歌,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把二十磅羊毛变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末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要比羊毛的价值大二十倍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人剥削”(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20页)<br>
5.农业革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253<br>
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235)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236)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br>
(235)克伦威尔时代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译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br>
(236)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或家庭工业的消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39—144页)“犁和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贫民院、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业国民”(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资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变成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他断言,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粑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贸易》第125页)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仆)想利用保护关税制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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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市场。(237)<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工业(238)资本家不是象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商人资本。<br>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br>
(237)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特之浇)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br>
一样,向英国的土地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那些独文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br>
(238)这里所用的“工业”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的意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255<br>
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总而产生的……拼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br>
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239)<br>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br>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240)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br>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br>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239)《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星吉斯金。<br>
(240)甚至在1794年,里子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一个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br>
256<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br>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br>
“所调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好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味和残暴无耻的人都无法比拟的。”(241)<br>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242)。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br>
“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镶铸,被迫和家人分离”<br>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21875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br>
(241)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关于对奴的待遇在沙尔·孔德的立法论》(1837年布倍塞尔第3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已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br>
(242)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弗德·荣佛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2卷第CxxC<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257<br>
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br>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3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br>
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6万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243)<br>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br>
(243)1866年仅奥里萨一一个邦就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br>
258<br>
马克思:所原始积累<br>
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一个十二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销,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宜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br>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br>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191<br>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br>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宜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br>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259<br>
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243a)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br>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br>
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一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百分之八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243a)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树都被称为“皇家的”,但货是“国的<br>
260<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射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243b)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br>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br>
(243b)“如果粗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纶法的精神》1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261<br>
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12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br>
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br>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br>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br>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000万国就够了1(244<br>
(244)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君主制度》第6卷第101页<br>
282<br>
马克思:所原始积素<br>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广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br>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245)<br>
菲尔登写道:<br>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七岁到十四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245)伊登《贫民的状况》第2卷第1章第421页<br>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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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得自杀!得比郡诺定昂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饰地方1…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246)<br>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话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183,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br>
(246)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曼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思《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社会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机使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用强力从贫民习艺所紫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皇家法院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教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郎卡那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二十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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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调原始积累<br>
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br>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247)<br>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248)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247)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比1,在法印度是14比1,在荷属西印度是23比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br>
(248)“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窗。“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约·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僧的政治伪君子”艾·伯克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僧的政治伪善”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教版第31、32页)。他忠于上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浴克尔牧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艾德·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描述。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br>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br>
265<br>
这种苦难14。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249),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0<br>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br>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br>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br>
(249)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250)《评论家刊》说:“资本逃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1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诞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胃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卖奴求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版第35、36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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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原始积<br>
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br>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185。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一一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251)<br>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br>
(251)“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br>
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br>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br>
267<br>
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br>
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br>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剃削的程度不断加深,面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br>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br>
268<br>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br>
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252)<br>
载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的<br>
原文是德文<br>
资本论》第1<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br>
(252)“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的在当前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火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宜》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见本选集第1卷第263261页。编者注<br>
269<br>
恩格斯<br>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96<br>
马克思《资本论》①<br>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并且将来也是有价值的,可是要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象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这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br>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br>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br>
 Erster Banc. Der Produktionsproze des Kapitals. Hamburg,.<br>
 Meissner,1867.<br>
270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br>
们,有一种特别的积蓄的劳动存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因为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蓄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br>
,。<br>
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末,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br>
*<br>
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样可能呢?工人又怎能领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个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他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000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塔勒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抽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把它卖出去,是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30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br>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一<br>
271<br>
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销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骗而产生,因为互相欺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所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br>
一些。这是怎样一回事呢?<br>
在现代社会关系下,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br>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计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br>
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一定时间后,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末,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br>
272感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br>
价值、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殖的泉源。<br>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3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3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用3天、2天或者4天的时间去为补偿工资而工作,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变化的。在这里,主要之点,是资本家在有酬劳动以外,还榨取了无酬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所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等,那时,他一定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如果是这样,他的利润便落空了。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无酬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更准确些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因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时,仍然要由无酬劳动构成。商人把棉花卖给一个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会在上述100塔材之外,从他的产品中为自抽取出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搜取的无酬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社会上一切不劳动的分子,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税和地方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无酬劳动之上的。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酬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之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支配形态,奴隶被迫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br>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二273<br>
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态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要“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他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br>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资本家所雇用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做两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工作,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做剩余劳动。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做3天的工来偿还他的工资,再做3天的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做6小时的工,生产他的工资,6小时的工,生产剩余价值。在一星期中,人们只能工作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工作7天。可是在每一天中,可以工作6小时,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甚至更多的劳动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家了然而什么是个工作日昵?是8小时呢?还是18小时呢?<br>
①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者注<br>
274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一一为《民求周报》作<br>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人一样地从事别种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意,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同他们一样长。<br>
为规定工作日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遵守的并不多。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正常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法律规定一切妇女和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儿童每日只许劳动10小时(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时半,星期六只做工7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子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br>
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整个工业,至少推广到<br>
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中来了。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本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也将讨论工厂管理法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法的问题。我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br>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二275<br>
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对于劳动者说来,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为有利,因为普选权会强追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争论问题所在的话。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他们。<br>
我们将放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极其精细的研究,而来谈一谈讨论资本积累的那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一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因此,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方面经常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经常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育出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殖起来,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象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br>
一极是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所以,资本的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br>
①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1节。编注<br>
276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br>
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br>
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其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631页<br>
这些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御用的经济学家甚至避而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但是,难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么?不,决不。正象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br>
①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一编者注<br>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一为《民主周报》作二27<br>
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br>
写于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br>
原文是德文<br>
于1868年3月21和28日主<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周报》第12和13号<br>
第16卷第263271页<br>
278<br>
恩格斯<br>
《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摘录)<br>
那末,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br>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br>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br>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br>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br>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①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②<br>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br>
资本论第二卷序宫<br>
279<br>
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象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br>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br>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br>
①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一编者注<br>
②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1877年不伦克版第1卷第13页和第<br>
18页<br>
280<br>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br>
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br>
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次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br>
资本论》第二卷序言<br>
281<br>
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br>
写于1885年5月5日<br>
原文是德文<br>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资本论》第2卷<br>
第24卷<br>
282<br>
马克思<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br>
1869年3月9月于伦敦<br>
公民们<br>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接受<br>
“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br>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因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br>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br>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不是总委员会的职责。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br>
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纲领的第二条写道:<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攻社会主义民主网盟中央屑<br>
283<br>
“它<同盟①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98各阶级的平等,照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姿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br>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br>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br>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br>
写于1869年3月9日<br>
原文是法文<br>
第一次载1872年在日内瓦出版<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的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br>
第16卷第393—394页<br>
①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br>
284<br>
马克思<br>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br>
1.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例如,土地使所有者在生前有权以地租形式毫无抵偿地搜取他人劳动的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获得同样的果实。国家有价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地专靠他人的劳动果实过活等等。<br>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利一—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题。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br>
2.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搜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br>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br>
285<br>
段来达到这一点。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避免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国债,那末,要想废除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br>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br>
3.大约四十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作法律后果,而把它看作现今社会组织的经济原因。200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世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象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br>
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目前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是荒谬的。<br>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br>
4.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然要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末它就不会被人转让,同时也不会在人死后从死者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那时,一方面,社会目前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强迫采取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推施从这方面来考虑继承法的修改,只是所有导致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br>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br>
(a)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这样得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br>
286<br>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br>
(b)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的继承权或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恣意的和迷信的夸张。<br>
写于869年8月23日<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子<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br>
第16卷第414416页<br>
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br>
287<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第二版序言201<br>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202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曼那里借用的。203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204的最优秀代表之一<br>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 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br>
①在《德国农民战争》第兰版(1875年)中,下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一编者注<br>
288<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br>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205<br>
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请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br>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br>
第二版序言<br>
289<br>
背后的是无产阶级。”①<br>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br>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br>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债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府允许它献款约九百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br>
我并不想来资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206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br>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br>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2页注<br>
290<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207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br>
.在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点:<br>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br>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赋王权208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赋王权了。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督鲁士政府了。<br>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一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br>
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br>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209双方热烈讨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br>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br>
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一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210。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br>
第二版序<br>
291<br>
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br>
比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速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祐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弱呢?<br>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思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br>
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br>
292<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吉<br>
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br>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十分激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撤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一一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上容克地主,最后,这就是神父。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魯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211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一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br>
第二版序言<br>
293<br>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br>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br>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没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寻找。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br>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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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小农一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br>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br>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儿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br>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象细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从高利贷者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br>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象<br>
第二版序<br>
295<br>
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212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br>
写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br>
原文是德文<br>
载于1870年10月在莱比锡<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br>
第16卷第446-455页:<br>
296<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吉<br>
第二版序言的补充21<br>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214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215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br>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成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一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至于普鲁士的天赋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赋王权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一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五百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四百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六百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216间接兼并归附进来。217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八百万西南部德意志人218,结果在“新帝国”中,同一千四百五十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二百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br>
第二版序言的补充<br>
297<br>
士容克封建制度的二千五百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各页)已经做了研讨。但是在那里没有必要去谈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大一步,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219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地主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br>
①见本卷第519522页。一编者注<br>
298<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br>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纪末,以愜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一切将很顺利,世界将安静地等待着,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末也许我们活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br>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它所做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恩惠,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消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象乌龟爬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和其他的自由,准许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资本的无限支配,保护贸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br>
第二版序的补充<br>
299<br>
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象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br>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22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一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严峻的考验。<br>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221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会议等接<br>
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br>
300<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会议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会议召开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格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已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现象222,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br>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br>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br>
第二版序的补充<br>
301<br>
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丝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br>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社会党人在1月份所争得的选民就<br>
302<br>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br>
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还远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息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br>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br>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br>
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br>
原文是德文<br>
德国农民战争》一书<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1-567页<br>
303<br>
马克思<br>
机密通知23<br>
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1843年就知道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搬开不谈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临时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①,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查无音信一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盟224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1867年在日内瓦开)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加以监视。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225(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大叫大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br>
①见《马克思恐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页和本卷第126135页编者注<br>
304<br>
马克思:机密通知<br>
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象“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的出版工作226)和在伦敦的朋友象宣布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br>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粘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一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一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莫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br>
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推到前台。在意大利和西斑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br>
机密通知<br>
305<br>
伦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约菲贝克尔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此做出了<br>
一个详细论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这些“论据”中充满了讽刺。这个决定归纳起来就是:<br>
1.总委员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br>
2.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布废除和无效。<br>
决定中论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国际的工具。①<br>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巴枯宁当时已经把《平等报》227在瑞士的操法语的国际会员的中央机关报变为自己的机关报,此外,他还在洛克尔创办了自己的小报《进步报》228,该报至<br>
还起着这种作用,它的主编是巴枯宁的狂热信徒,一个叫吉约姆的人。<br>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终于把复信寄给总委员会,复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日内瓦人佩龙。为了表示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同盟准备栖牲自己独立的组织,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员会必须宣布它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则。<br>
总委员会回答说,它的职责不是从理论上去评判各个支部的纲领。它的责任仅仅是注意在其中不要有某种直接与国际的章程及其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坚持从同的纲领中删去关于“阶级平等”的荒谬词句,而代之以“消灭阶级”(这点已经做到)在其余方面,只要他们解散自己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并且把他们<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编者注<br>
306<br>
马克思机密通知<br>
所有支部的名单交给总委员会(请注意:这点还没有做到)他们就可以加入国际。①<br>
这个事件就到此结束。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同时巴枯宁还在国际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发号施令。<br>
除他们旧有的刊物以外,又在巴塞罗纳创办了《联盟》周报229,而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又在那不勒斯创办了《平等》周报230<br>
当时巴枯宁企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把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他通过我们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212的议程。总委员会同意这一点,为的是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巴枯宁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采纳巴枯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则”(?)那末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不是巴枯宁转向了国际,而是国际转向了巴枯宁。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伦敦的总委员会(它曾反对重新抖楼圣西门派的旧废物,这一点巴枯宁是知道的)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br>
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例如代表勒洛克尔的吉约姆先生等人的代表资格证。巴枯宁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里昂发给他代表资格证。对总委员会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诬蔑。他们对一些人说,在总委员会中得势的是资产阶级分子,对另一些人说,这是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巢穴,等等。<br>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尽人皆知。巴枯宁的建议没有被采<br>
:①见本卷第282283页。者注<br>
桃密通知<br>
307<br>
纳,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br>
这次失败所引起的懊丧巴枯宁在心灵深处大概以为他自己的各种阴谋诡计的成功是会导致胜利的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那些充满恼怒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报纸愈来愈带上了官方预言家的性质。时而是国际的这个瑞士支部,时而是国际的那个瑞士支部,由于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参加了政治运动等而被开除。最后,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总委员会的愤恨公开地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笑、攻击总委员会,说它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例如没有执行三个月出版一期通报的任务说总委员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英国中央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说总委员会关于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231所做的决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地方上的政治问题不是它的事情。此外,《进步报》和《平等报》站在施韦泽方面,坚决要求总委员会正式地和“公开地”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表示意见。施韦泽的法国朋友们在《劳动报》232(巴黎出版)上私自贩运对他有利的文章,为此《劳动报》受到《进步报》和《平等报》的赞扬;《平等报》号召共同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br>
事情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必须进行干预。现在把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信逐字逐句地抄录如下。这个文件太长,因此不便于把它译成德文。“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br>
1.在1869年12月11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总委员会注意它的职资,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br>
308<br>
克思:机密通知<br>
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现在…<br>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贵,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夺它的职责。<br>
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br>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一:或者保特绒默而使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进步报》一起动员《劳动报》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多么象个公共福利同盟281<br>
2.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br>
3.关于通报的问题。<br>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 (<As often as its means permit,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a report etc.)<br>
机密通知<br>
309<br>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br>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234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议。<br>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br>
4.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br>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儿乎全体一致的反对。<br>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一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房佣工人(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br>
310<br>
马克思:机密通知<br>
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的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1<br>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一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235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费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围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br>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象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236),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象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br>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237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细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br>
机密通知<br>
311<br>
《平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br>
5.关于总类员会就爱尔兰大所作的决议问题。<br>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br>
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br>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条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288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象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br>
312<br>
马克思:机密通知<br>
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br>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br>
°,,<br>
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br>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象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钱。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br>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一些决议的引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一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br>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br>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br>
机密通知<br>
313<br>
 is.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D.<br>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 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掉了。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br>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br>
一段称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a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x<br>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宜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br>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 That the economi- 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etc.><br>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life“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br>
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法译文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br>
6.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br>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136页)者注<br>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br>
③“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br>
136页、编者注<br>
314<br>
马克思:机密通知<br>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派239(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br>
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17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可能加入国际。他自已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相矛盾的。<br>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法’。既然公民约·菲·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辑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竞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240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241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总委员会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过去也这样做过);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br>
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于预这场争吵将利多弊少。<br>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br>
法国各委员会(尽管巴枯宁在里昂和马赛大力进行阴谋活动,并且把几个急性的青年人拉到了他那一边象比利时总委员会(布鲁塞尔)一样,宣布它们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这封指示信。<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者注<br>
机知<br>
35<br>
为日内瓦编制副本的工作拖延了一些时候(因为瑞士书记荣克太忙)。因此,副本同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培列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在途中错过了。<br>
还在收到我们的信以前,日内瓦就爆发了危机。《平等报》的某些编辑起来反对巴枯宁所强加的方针了。巴枯宁和他的信徒(包括六个《平等报》的编辑)想迫使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不服从命令者的职务。但是,日内瓦委员会早已因巴枯宁的专横面感到苦恼,并且对自己因他而卷入同其他瑞士德语区委员会,同总委员会等等的磨擦而感到不满。因此,日内瓦委员会反而批准了对巴枯宁所厌恶的那些《平等报》编辑的任命。于是六个巴枯宁的追随者退出了编辑部,他们想这样来迫使报纸停刊。<br>
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声明,《平等报》攻击总委员会是违反它的意志的,它从来没有赞同该报所鼓吹的政策,现在该报的编辑工作是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等等。<br>
此后,巴枯宁从日内瓦返回德森。现在他只能一指在瑞士——对《进步报》(勒-洛克尔)这一家报纸发生作用。<br>
不久赫尔岑去世了。巴枯宁自从打算宣布自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时候起,就背弃了他的老朋友和导师赫尔岑,而在赫尔岑去世以后,却立即对他大肆赞扬起来。为什么?尽管赫尔岑自己是一个很富的人,他每年还从同情他的俄国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派那里得到二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242巴枯宁由于自己的赞歌而获得了这笔钱财,于是尽管他憎恶继承制度一却毫无限制地开始占有了“赫尔岑的遗产”,既占有金钱的遗产,也占有精神的遗产。<br>
同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俄国青年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们真正忠于自己的信仰,并且用下面这一点证明了自己的忠<br>
316<br>
巧克思:机密通知<br>
诚:他们把同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已纲领的主要点。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243杂志。大约在两星期以前他们找向伦敦,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纲领,并请求批准他们所成立的国际俄国支部。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br>
在另外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他们请求马克思临时作为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意①同时他们宣布似乎是向马克思表示歉意一不久他们就要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这个人采取两面派政策:在俄国采取一套,在欧洲采取完全另外一套。<br>
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br>
写于1870年3月28日左右<br>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br>
第一次发表于1902年《新时代<br>
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杂志第2卷第15期<br>
第16卷第465-479<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3—464页。注<br>
317<br>
马克思和恩格斯<br>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br>
…掌权的武人妊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店的小政客都说,这①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这场战争变成欧洲的经常性事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无一失的办法。<br>
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们,应该哪怕从普鲁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仑为提尔西特和约245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而法国,即使在失去亚尔萨斯和洛林之后,都不是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普鲁士可与相比的<br>
如果说,只要旧的国家体系继续存在,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能在下列事实即首都巴黎,从而整个法国自1815年以来几次战败后已处于无法防守的地位这一事实中,找到一定的物质根据,那末,一旦把国境线东边移到佛日山脉,北面移到麦茨城,这种沙文主义将<br>
指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编者注<br>
318<br>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br>
得到什么样的新鲜养料。<br>
说洛林人和亚尔萨斯人期待着德国政府的仁政,就连最狂妄的①条顿人也不敢这样断言。这次宣扬的是一个泛日耳曼主义和“安全”边界的原则,据说这个原则会在东方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光辉的结果。<br>
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器震聋耳朵或者不热衷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净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br>
一样。<br>
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br>
如果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现的话,那末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就应该认为是一种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这场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动。<br>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末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末,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溶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展),因而这对俄国人民也是非常有利的。<br>
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众口一辞地说出他们的主张,那些恶棍和傻瓜就会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疯狂的<br>
①传单上被删去的“最狂妄的”这几个字,是在一份留有恩格斯笔的传单上由他添上的一编注<br>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br>
319<br>
赌博…<br>
目前的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因为在战争中德国证明了;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而独立行动。德国首先要在普兽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惩罚。但是虽然是用这种方法,结果毕竟是获得了。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如德国北部的民族自由党20和德国南部的人民党209之间的冲突,将不能再徒劳无益地挡住前进道路了。局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将会简单化起来。如果德国工人阶级那时不能负起他们应负的历史使命,那是他们的过错。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心从法国移到德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br>
◆<br>
写于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br>
原文是德文<br>
1870年9月5日以传单形式刊印的<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社会民土党委员会的宜中曾引<br>
第17卷第282—284页<br>
用这封信,该言又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br>
320<br>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br>
联合会委员会46<br>
1871年2月13日于伦敦<br>
公民们:<br>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日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委托他代表我们给你们写回信。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你们所以没有收到还在他手头的你们7月30日的那封信的信,那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一弗·恩·暂时负责同西班牙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br>
我们按期收到了下面几种西班牙文的工人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周报229、马德里的《团结报》(到1870年12月为止)、帕耳马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耳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247这些报纸使我们经常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愈来愈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信念。<br>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的豪育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br>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br>
321<br>
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反对,而且现在也还不得不反对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即反对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自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宫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br>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会费请通过伦敦的任何<br>
一家银行用汇票汇给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汇票请用挂号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256号(总委<br>
322<br>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br>
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他的住址)<br>
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联合会的统计材料。<br>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塞罗纳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br>
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至少在开始时是比较好的。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248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工作帮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br>
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英国,北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Trades' Councils)不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五十多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的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波尔多、上鲁斯都发挥了前所未见的毅力,这应当完全归功<br>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br>
323<br>
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在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接到了消息,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组织劳工同盟(Labor League)249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br>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br>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br>
弗·恩<br>
于1871年2月13日<br>
原文是法文<br>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1935年俄文第1版第26卷<br>
第17卷第303—306页<br>
324<br>
马克思<br>
法兰西内战250<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251<br>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宜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br>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br>
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br>
第一篇宜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22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br>
见本选集第1卷第598—703页。编者注<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br>
325<br>
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253,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也就是“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br>
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跪拜时所做的一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一千五百万或两千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br>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br>
326<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br>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br>
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br>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者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br>
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br>
327<br>
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走背诺言、公开曦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254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雨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入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br>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国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1814年<br>
328<br>
马克思:法兰西内<br>
去的第一帝国的边毅,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周限在1815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上。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张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25<br>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象纸房子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自的编入了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于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受敌军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最后,备受饥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br>
329<br>
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一百三十一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br>
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br>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br>
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25B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br>
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一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象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宜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br>
330<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257.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四千八百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258,这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决议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绍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剥削者们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绍所都交由巴黎二十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br>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br>
331<br>
于怯儒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思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埃德将军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裘读神圣的人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①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气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5月3日占据了木兰-萨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平,14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伸延到城墙跟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进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br>
①达尔布瓦。编者注<br>
332<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愈接近首都的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愈激烈愈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真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br>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br>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魯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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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br>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浦鲁东说,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见《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259)。<br>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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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象在“马克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br>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宜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br>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米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已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br>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br>
335<br>
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航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br>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br>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br>
336<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br>
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br>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br>
弗·恩格斯<br>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br>
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br>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br>
原文是德文<br>
第2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br>
第22卷第216229页<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br>
337<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200<br>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br>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①<br>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261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br>
见本卷第134135页编者注<br>
338<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br>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262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们的好战育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①。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23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在我们从中摘引如下几段:<br>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头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米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赎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武号召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菜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全世界的工人们1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br>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24上,其中说:茹尔夫尔编者注<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宜言<br>
339<br>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际对战争的抗议。”<br>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①265,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br>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211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br>
①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用印第安人的战舞煽起战争狂热”。-编者注<br>
340<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br>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br>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已命运的主人。”<br>
在开姆尼斯,代表五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br>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仲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28<br>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说:<br>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我们庄严地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法战争的第一篇宣<br>
31<br>
人团结的共同事业。”唯愿如此<br>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解匐跪倒在沙皇脚下。<br>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愦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br>
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br>
*<br>
*<br>
总委员会:<br>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br>
乔治·米尔纳<br>
马丁··布惠<br>
托马斯·莫特斯赫<br>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查理·默里考威尔·斯特普尼<br>
乔治·奥哲尔<br>
342<br>
马克:法兰西内战<br>
约翰·黑尔斯<br>
詹姆斯·帕涅尔<br>
威廉·黑尔斯<br>
普芬德<br>
乔治·哈里斯<br>
呂耳<br>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br>
约瑟夫·谢泼德<br>
勒格廖利耶<br>
斯托耳<br>
乌·林特恩<br>
施穆茨<br>
捷维·果斯<br>
·唐森<br>
通讯书记:<br>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br>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海尔曼·荣克瑞士卓万尼·波…意大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br>
执行主席本杰明·鲁克拉夫特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br>
总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br>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耳博恩街256号<br>
写于1870年7月1923日<br>
原文是英文<br>
1870年7月用英文印成传单,<br>
选自《马克恩格斯全巢》<br>
1870年8—9月又用德文、法文和<br>
第17卷第39页<br>
文印成传单,并在期刊上发表<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br>
343<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27<br>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br>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br>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①<br>
这样,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我们已把波拿巴主义的肥皂泡看做是过去的事情了。<br>
我们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没有看错。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也没有错。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的腐朽透顶的情况暴露无遗的时候,普鲁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已经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诚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发布了告法<br>
①见本第339页编者注<br>
②见本卷第340页。编者注<br>
344<br>
马克:法兰西内战<br>
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①:<br>
“由于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以前愿意现在仍然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才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战争事变的进程使我不免要越过法国的国界。<br>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br>
因此,这个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纯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主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连同它那帮教授和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们一个暗示。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的假面具,装出一副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自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他们不敢武断说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br>
①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引文以后一直到“他们立刻给了……一个暗示”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背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br>
345<br>
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268<br>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br>
毫无疑义,亚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尔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溢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兹、盖尔曼尔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有丝毫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吗?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289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br>
346<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只要象在这一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鲁伊和兰道之间,并且沿美因兹到麦茨的道路一线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亚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只要德国的大都军队驻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围和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br>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br>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果说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提尔西特和约245,并用这个和约来对付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象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br>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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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br>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明智的监视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击十八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br>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筑垒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受波拿巴侵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闻。<br>
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270正如路易·波拿巴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命运的最高主宰一样,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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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起话来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①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②,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br>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磨。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br>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的前面加有:“独立”编注<br>
②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符合霍亨伦王朝的传统”编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就是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br>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而爱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而工资是由反爱巴主义的、际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他们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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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象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271而他们所要求的第<br>
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br>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肖,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说:<br>
“我们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272<br>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适当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象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br>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①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精的奥尔良<br>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依德国的刺刀”编者注<br>
350<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党人278,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br>
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们现在用共和国的名义允诺了许多不可能兑现的事情,其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嚣吗?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该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br>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套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①,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274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抵销反雅各宾战争,以及它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那种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吧。275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br>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的后面加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着”一编者注<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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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①。正是这部分报到曾在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象当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共和国万岁!<br>
总委员会:<br>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br>
马丁··布<br>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凯希耳约翰·黑尔斯<br>
威廉·黑尔斯<br>
乔治·哈里斯<br>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br>
洛帕廷<br>
本·克拉夫特<br>
乔治·米尔纳<br>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br>
查理·默里<br>
乔治·奥哲尔<br>
府姆斯·帕温尔<br>
普芬德<br>
吕耳<br>
约瑟夫·谢泼<br>
考威尔·斯特尼<br>
斯托耳<br>
施穆茨<br>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爽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图”。编者注<br>
352<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通讯书记:<br>
仁·杜邦…法国卡尔·马思…德国和俄国<br>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海尔·荣克…瑞士卓万尼·波拉……意大利捷维·莫里斯…匈牙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恩……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执行主席威廉·唐森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br>
总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br>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br>
写于1870年9月6一9日<br>
原文是英文<br>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印成传单,<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净<br>
1870年912月用德文印成传单,<br>
第17卷第285294页<br>
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期刊上发表<br>
法兰西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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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br>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br>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宜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然而当时巴黎处于措手不及状态,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它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br>
见本卷第349350页。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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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br>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套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举,但终究不过是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言。”<br>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br>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套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br>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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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地讥嘲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参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半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276)到1871年1月28日277,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浮虏组成的法国政府,一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这批投降派278在三月十<br>
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br>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279。<br>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br>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祖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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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280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犯!<br>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①。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br>
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动产信用公司88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281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br>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搜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br>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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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婕时得到假释证;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助产婆的角色。282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出的。283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284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敢于在某个时候击巴黎……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br>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br>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285,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br>
①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 ticket--leave-of- men(假释犯(恩格斯在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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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被连续轰击了四十八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得到了<br>
四十八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育辞ㄑ真的是用辞来斥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br>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286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四<br>
十八小时而已。<br>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br>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象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287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288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br>
法兰四内战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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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象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 Empire est 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一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289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驱去攻打巴黎。290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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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象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①,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三百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1830年的众议院同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br>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贼:这些人都是罪犯!”<br>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好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一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br>
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一编注<br>
法兰西内战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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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说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291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话来说,<br>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持”。<br>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1816<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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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年的“无双议院”①292去。在1848—181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br>
当这个“地主议会”208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簪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br>
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五十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五十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284。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br>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295按普野一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br>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编老<br>
法兰西内战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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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宜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十二月分子维努亚296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br>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借了二十亿债款。我们要问:<br>
(1)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br>
(2)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287,此话是虚是实?<br>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br>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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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宜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撤说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br>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br>
法兰西内战—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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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去旅行。298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俄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覆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br>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霍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宜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宜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三十万国民自卫军中,只<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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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有三百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br>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象“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br>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br>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2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erant responsable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br>
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31月1日才又抛头露面。在<br>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监禁”。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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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300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唆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一一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301去踩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谅。克列芒·托马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暴徒的 la fine fleur(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象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br>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302,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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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置一解除武装或速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白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一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样的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303,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象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304<br>
贝热瑞者注<br>
②马尔纳尔一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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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秋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br>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费,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被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官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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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起全部杀死。从已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投勋,因为他忘恩负义,象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305,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306(见附录第35页①)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07。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月25日,有四名<br>
①见本卷第401402页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一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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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2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说1 Assemblee sie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br>
三<br>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br>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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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法兰西内战<br>
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308<br>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br>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一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锁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①。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br>
①在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迪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一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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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太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br>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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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个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br>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br>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br>
,。<br>
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br>
法兰西内战一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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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宜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象他们的前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br>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br>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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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mandat im pe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资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br>
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象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投职制309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br>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310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br>
法兰西内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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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象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土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311杂志(柏林的《笨拙》312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br>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①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br>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军队”、-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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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出现的一些现象。<br>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①,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br>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br>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br>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一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一一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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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br>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诚,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②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br>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br>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在德文各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编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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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313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br>
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了。314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315,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覆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316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日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br>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317,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br>
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十亿赔偿金318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319,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五十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br>
法兰西内战一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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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宜育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一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象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 prole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br>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320,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关心呢?<br>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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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米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br>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公社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br>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②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br>
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一旺多姆圆柱321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br>
①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br>
②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一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一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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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一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①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八千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br>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象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br>
①欧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国时代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br>
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街道等的工作(列宁校订的1905年俄译本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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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22,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堡卷香烟而滥发给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①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伸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象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br>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br>
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br>
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象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br>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br>
①布朗舍编考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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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323、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集的场所。在陈场内<br>
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br>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br>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典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儿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者,满腔热忧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1<br>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br>
 Jeu de Paume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里发出的。<br>
梯也尔对塞纳一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br>
①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华德文版上加的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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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之谈:<br>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后来他又向外省称:<br>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射击它。”<br>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犯”。<br>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 francs-fileurs-832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br>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象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325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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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r>
奴求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狗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328,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Vive le<br>
Roil(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327、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侦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千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br>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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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可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br>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br>
3月27日,他又声明说:<br>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br>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328,而他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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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管他的话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一总是归结于一点:必须向<br>
“那一小摄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象梯也尔本人在1830年曾经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1871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1839年路易-菲力浦治下和在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也是如此329。当他不担任部长职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行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30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他把他觉得过分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331,并且制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刑。地主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工作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议和滑稽剧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议员们”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自己的滑稽剧继续演下去,那些“地主议员们”由于头脑愚钝,既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虚伪、造作和延宕的必要性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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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br>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罪犯另当别论。”<br>
他对那些打断他讲话的“地主议员们”的狂喊声回答道:“诸位先生,我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吗忍心杀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br>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象海妖的歌声<br>
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三万五千个市镇所选出的七十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八千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已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br>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332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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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尔还在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制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他的卖国勾当吗?<br>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了。<br>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br>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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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br>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骁勇和能力相称了。<br>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br>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br>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议会声明说,我是不会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br>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br>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日。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都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细。巴黎全体人民一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象兵痞们的残暴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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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报复者的文明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太出色啦!<br>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83。同样是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br>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br>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br>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拉雪兹神甫基地的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6000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打弹子玩骨牌的人,妇们在林荫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声从大饭店的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br>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34上写道:<br>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轻桃了,恐怕还要每下愈况。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们不愿得到堕落时代的巴黎人的称号,就必须制止这种情形”<br>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的一段话<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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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泥坑里去了。alibi proelia et va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堂和筵席)。”335<br>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记了一点:他所说的“巴黎居民”只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大批跑回的那些 francs-fileurs32-324的巴黎的居民;这真是“堕落时代”的巴黎。<br>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声。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柑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br>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性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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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br>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336,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象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br>
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攻时使用榴弹一样,这种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遥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337。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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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象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338,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br>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六十四个人质啊!1848年6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伴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33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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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贵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br>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br>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9月4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1849年无双议院340的议员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宜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象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br>
398<br>
马克思:法兰内战<br>
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日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br>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br>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341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一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面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br>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br>
法兰西内战四<br>
399<br>
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①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br>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际工人协会的<br>
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有见<br>
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br>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br>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br>
大概是指罗比耐编者注<br>
400<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总委员会:<br>
马·詹·布<br>
弗·布列尼克<br>
G.H.巴特里<br>
希耳<br>
德拉埃<br>
威廉·尔斯<br>
阿·埃尔曼<br>
科尔布<br>
弗·列斯纳<br>
罗赫纳<br>
·帕·麦克唐奈乔治·米尔纳托马斯·莫特斯赫查米尔斯查理·默里<br>
普芬德<br>
罗奇<br>
罗沙<br>
吕耳<br>
萨勒<br>
奥·赛拉叶<br>
考威尔·斯特普尼<br>
阿尔弗勒德·泰勒威廉·唐森<br>
通讯书记:<br>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弗·思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海尔曼荣克瑞<br>
P卓瓦基尼…意大利<br>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恩………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执行主席海尔曼·荣克<br>
法兰西内战附录<br>
401<br>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财务书记乔治·哈里斯总书记约翰·尔斯<br>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搏恩街256号<br>
附录<br>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脸向着马路排成四五行侯爵加利费将军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侧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查阅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br>
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问情由就被赶到街中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较小的队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军官骑在马上向加利费将军指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仿佛他们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恶。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米,伸出双手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语来申诉她没有犯什么罪。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cen 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edie…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别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象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因犯又继续前进,而把他们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继续了一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闻342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br>
这个加利费,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br>
402<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曾以法国的“毕斯托军曹”知名的那个人。<br>
“《时报》(它是一家立论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消息,记述一些未被当场击毙尚存一息的人们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人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许多人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邻近的居民常被隐约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耳同他的爱人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旗帜晚报》343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br>
6月1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4<br>
致《泰晤士报》编辑<br>
阁下:<br>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br>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一编者注<br>
法兰西内战附录<br>
403<br>
以前。<br>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br>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br>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一宣布为无效的文件345。<br>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br>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br>
①见本卷第337342、343362页。一编者注<br>
404<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br>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br>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br>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耳博恩街256号<br>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235(6月24日)充当了虔诚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谣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说过:所有耶稣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br>
写于1871年45月<br>
原文是英文<br>
1871年6月中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br>
第17卷第331-389页<br>
和美国出版<br>
法兰西内战》稿<br>
405<br>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br>
公社<br>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br>
色当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土鲁斯等地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348<br>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当时的运动领袖们轻信了这些说话算话的人,这些人当时曾立下信普: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所有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刚一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命,后者就开来了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向他们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全民投票的笑剧。347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仅有的一个人①不愿食言而提出辞职的机会,用任命克列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办法来加强特<br>
①.塔米济埃。编者注<br>
406<br>
马克思:法兰西战<br>
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一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起的作用正象科西嘉匪徒替路易·波拿巴起的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当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利用中等阶级对于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胆小恐惧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以便制造一个盲目反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企图保持他们算夺的政权的一贯手法因为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所以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反动恐怖时期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br>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正如目前巴黎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象电流似地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的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次内战。<br>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得以恢复;它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这种抵抗是在它的敌人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了这个共和;而且,这一革命还在向工人阶级的心灵逐步深入。共和不再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阴险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向世人遮蔽起来,但是却一次<br>
《法兰西内战》初箱<br>
407<br>
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断时续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一一公社<br>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断断续续的运动中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国防政府和“投降计划”的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使用手法使它流产;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地宣告成立,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限制为只是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立奋斗。<br>
国防政府只是在最初意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下策作为战争中的必要措施才被容忍的。而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说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br>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力量(除了波拿巴主义的支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争得了它反对串谋的首次胜利,但是这一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一一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的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来本来属于他们的、因而在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br>
408<br>
马克思:法兰内战<br>
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对普士的投降一举控制巴黎。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这一点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一就是要四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这四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br>
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十九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一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br>
公社的性质<br>
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军事、官僚、僧侣和司法机构象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409<br>
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交由那些担任经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br>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魔。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br>
410<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而且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用来对外攻击,用来为法国在大陆上建立大体与法国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强力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人民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最后,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成为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br>
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无需乎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了。它看起来不再象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了。这种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付薪体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了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生产者的“秩序”的必要条件;它用背日的破旧面具来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的闹宴,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下流勾当的万恶渊薮。乍看起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411<br>
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象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象是以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耻辱,也给受它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耻辱。<br>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曾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杜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一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纷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br>
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固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br>
12<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加以热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象往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br>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它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可能形式。它虽然剥夺了统治阶级以前的政治地位,但却是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败德辱行可以放肆发展的闹宴。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创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价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经济基础;那个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的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露骨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中产生的。摧毁它的也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政府(集中化)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413<br>
内腐败透顶,对外昏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龊。<br>
但是,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br>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了。它的最后的和最发达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议会制的帝国,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的议会制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家已照这种式样加以复制,一但它也只是一种笑剧,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而已。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寿终正寝了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会去复活它。<br>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象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br>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348<br>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br>
414<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捐税和国债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一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维持耗费资财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税和那要求无止境地增加一切国税和国债的根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一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br>
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十二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同和省政府分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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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它象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一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紊乱情况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管公社的个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纽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巴黎英勇地一跃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br>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3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br>
这就是公社一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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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br>
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br>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br>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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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br>
农民<br>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缴付。349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缴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末,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在经办这笔生意上牟利。由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税就会转嫁到他们的肩头。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重复着“地主议员”的叫喊说:他们一大地主们“代表农民”,这种农民当然出于心地质朴,非常急切地想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十亿赔偿金——革命赔偿金的好“地主们”再缴纳几十亿战争赔款。正是这一批人对农民增收了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用这种办法蓄意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增加这笔税的。现在,他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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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的!<br>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香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打算盘的人!如果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威逼勒索,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本能的“自发行动”,他一定会认为这样非常合理!<br>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按其实质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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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末,政变之后,法国若干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恰恰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将错觉人为地培育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偏见的基础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br>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寨堡领主、榨取十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日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统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象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br>
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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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内战<br>
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阶段。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br>
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 prole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了。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已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缠附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们压低到印度农民的地位;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和被贬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因此,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象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唯一即使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末,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br>
共和联盟(共和同)<br>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楼罗、国家寄生虫、侦探、“荡妇”,以及那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的补充的下等流氓(一般刑事犯)跟随下,已离开了<br>
《法兰西内战初<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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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从巴黎出走)。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br>
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并且带着他们的真正特色挺身而出。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br>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杜革命<br>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是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是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地主议员最焦虑的是怕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作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br>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立刻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合同”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暴露它同时也是债主的胜利,是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他们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350。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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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88之类诈骗公司的掠夺,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抢劫。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末,它在精神上则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闹宴所激怒。战争中的种种丑行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br>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br>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br>
正象第二帝国曾经破除了对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无组织的“普选”的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任何别种共和国只能是以跨进某种形式的帝国为其最后目标的所有保皇党派一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的无名恐怖,只能是干完了自己的肮脏事以后总要以帝国<br>
《法兰西内战》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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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终的阶级统治的无名恐怖!<br>
地主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18481851年的试验、镇压巴黎的内战熟视无,而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共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阴谋组织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由于六月起义被镇压,他们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扫清了建立无名统治的道路时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挤到后台,去给梯也尔的统治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 Salle des Paume(网球厅)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5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更不用谈象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了。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样的人和“地主议员”对他们的侮辱,沉醉于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唉声叹气,使自己备蒙羞辱<br>
工人和孔德<br>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绝352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栽)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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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内战<br>
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br>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br>
公社(社会措施)<br>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进行的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已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尊贵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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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种种辱骂和诽谤!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状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消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自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总是要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353。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一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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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的的现实手段,一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br>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br>
“首都的无产者,目踏执政(统治)阶级的失职和版卖行为,已经了解到(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br>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br>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玻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en '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308<br>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首先是为拯救法国,使它免<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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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它的毁灭和腐化所必的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br>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br>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在色当之后的自卫战争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瘫痪作用,于是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表现在法国的投降上,表现在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伸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上也表现在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上354,表现在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上。他们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被对外国人的蓄意迫害所迷惑,而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这种蓄意挑起的运动是怎样在革命的巴黎的呼声前消散(消失)的呀!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一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作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br>
列奥·弗兰克尔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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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员会,它下令毁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一旺多姆圆柱!<br>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断命令下行动起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打击了他们本国的阶级统治者,从而痛击了外敌;他们争得了作为所有国家工人的先锋的地位,从而消除了派系集团<br>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象在法国一样被戳穿。<br>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br>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了!<br>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的全部生计被剥夺(将他们置于死地)它取缔了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的机构。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外省的全部权势既然这样交给了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的和资本家的巴黎的镇压,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操在农民的敌人手中的外省权力的镇压。<br>
凡尔赛的《通报》355(3月29日)宣称<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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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br>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首先是因为巴黎宣布了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其次才是因为巴黎用这种行动发出了使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公社《公报》,4月1日:<br>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一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上大权独搅的地位,一一这种大权独揽事实上是巴黎滥用权力,一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已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356<br>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以此准备着法的思想、道德、行政、经济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357<br>
梯也尔先生在巡游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也与波拿巴派同流合污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就是这批人赋予了凡尔赛议会以它的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的明显性质,它的“地主议会”的性质。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他们当然相信,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他们的时机终<br>
430<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于又象1814年和1815年那样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利用的工具。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象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无名的”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所发表的带有自己党派特点的狂语不过为上述那种结伴合伙增添滑稽性质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首领,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一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的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的头一项举动恰恰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并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主寨堡在本省和本地的领主权势。他们所要的是一种反动的法兰西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变成为只是人为机体的统一,它依靠着宪兵和红黑军队,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象梦魔一样骑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br>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那些“地主议员”,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单一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br>
《法兰西内战》初稿<br>
431<br>
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br>
孔德派的观点<br>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的财产的阶级形式一一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象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作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作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br>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样,俾斯麦曾宜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组织。<br>
一<br>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br>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曾被唤<br>
432<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以“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的呼声宣布这次革命。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贪污有更广阔的场所!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现身,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巨大任务满怀热情!陈场上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巴黎的英勇妇女代替了荡妇!刚毅的、坚定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雄伟豁达的巴黎!鉴于敌人的野蛮暴行,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这批曾经掌握这座巨大城市并且把它据为私有的、无用的、多疑的、自私的败类。任何第二帝国的头面人物将无权再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4月23日《真理报》358):<br>
“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br>
“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br>
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br>
写于1871年45月<br>
原文是英文<br>
第一次用英文和饿文载于《马克思<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恩格斯文库》1934年版第3(8)卷<br>
第17卷第580611页<br>
《法兰西内战》二稿<br>
433<br>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br>
(6)公社<br>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鸣般的“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br>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br>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一里执掌政权的形式。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言中说:<br>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绕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贵和绝对权利。”308<br>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象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br>
434<br>
马克恩:法兰西内战<br>
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br>
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象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br>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br>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以议会仅仅作为点缀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就什么也没有了。<br>
象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br>
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br>
《法兰西内战》二稿<br>
435<br>
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一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作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br>
436<br>
马克思:法兰四内战<br>
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也就是否定这一内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br>
二帝国前面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br>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作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2,美国有了惊<br>
法兰西内战》二稿<br>
437<br>
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龊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br>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恢复它。<br>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公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br>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一—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br>
438<br>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br>
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夺行为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象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br>
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象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象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骨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一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出公社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拨给各项公共需要(用在各项<br>
《法兰西内战》二稿<br>
439<br>
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br>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br>
写于1871年5月<br>
原文是英文<br>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载于《马克思<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恩格斯文库》1934年版第3(8)卷<br>
第17卷第641—647页<br>
440<br>
恩格斯<br>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9月21日伦敦<br>
代表会议上的发吉记录<br>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一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一一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br>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于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br>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br>
441<br>
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br>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br>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34年<br>
原文是法文<br>
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450页<br>
442<br>
马克思<br>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60<br>
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br>
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br>
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就要灭亡。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br>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br>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br>
443<br>
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361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br>
接着,他指出,二月革命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对执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些诺言,它以统治阶级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br>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一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br>
,,<br>
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br>
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br>
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br>
原文是英文<br>
选自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7468页<br>
444<br>
恩格斯<br>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362<br>
几乎没有必要来谈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处境如何。一方面,重大的巴黎事件使它得到了这样大的威力,这样广的传播,这些都是它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维克多艾曼努尔和教皇、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br>
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结一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并且自己承认是在日益减少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间制造纠纷。这群自称为汝拉联合会的国际会员,主要是这样一帮人:他们已经有两年多在巴枮宁的领导下不断地破坏瑞士法语区的团结,并且热心地同各国某些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大人物私下通讯,来和国际的统<br>
一活动相对抗。当这些阴谋诡计还只局限于瑞士,或者还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时候,我们不想比较广泛地来谈论它们,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通告使我们不得不发表意见。<br>
桑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br>
445<br>
汝拉联合会借口总委员会今年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代表会议,于11月12日在自己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拟定了一个给国际所有各支部的通告,他们把这个通告印制了许多份,然后散发到世界各国,他们在通告中建议各个支部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必须以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这至少对于我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去参加代表大会,那末在他们返回之后免不了会立即被捕入狱;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代表会处于同样的情况。而召开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没有公开的辩论,而只是举行事务性的会议)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不会把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名字公布出来。代表会议的缺陷在于:它不能解决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不能修改章程和通过任何立法性质的措施,它应当只限于通过事务性的决议,以保证更好地贯彻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组织原则。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所要求的也只是这一点:要讨论目前迫切需要的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召开代表会议也就足够了。<br>
其实,对于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攻击只是一种借口。就连该通告也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相反地,通告起草人更加深刻得多地看到了弊病的根源。他们断言,根据代表大会的章程和最初的决议,国际似乎只是“一些自治的独立的①支部的自由联盟”,其目的是通过工人自身去解放工人,<br>
“而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按照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所以,总委员会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但是据说这个最初的原则很快就被歪曲了一首先是由于授权给总委员会自行增加新的成员,而后来则由于巴寨尔代表大会212的决议而<br>
①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一一编者注<br>
446<br>
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br>
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歪曲,根据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的支部,有权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预先解决一些争论的问题383。据说这样一来就把危险的权力授予了总委员会,而那些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合,则变成了“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因此<br>
“各支部完全掌握在总委员会的手中,它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暂时让它们停止活动”。<br>
我们的德国读者很懂得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将显得非常奇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在这里丑态毕露的巴枯宁学说,目前还没有渗入德国。原来,在自己旗帜上首先是写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的工人组织,竟不应当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应当受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领导!但是,对于巴宁及其喽罗们来说,为工人阶级的解放面斗争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br>
我们德国人因为神秘主义而遭到诽谤,但是我们离这种神秘主义还远呢。国际是未来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里再也不会有凡尔赛的屠杀,不会有军事法庭,不会有常备军,不会有暗中检查往来书信,不会有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341现在,正当我们必须以全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追使它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不着边际的想象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德国的组织如果这样组织起来,会成什么样子。我们<br>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br>
447<br>
会不去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去为我们章程的每一个条文、代表大会的每一个决议是否是未来社会的确切反映而绞尽脑汁。我们会不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而要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让这个统计通讯局尽力而为地去和独立的支部打交道吧,这些支部独立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哪怕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要知道,它们要是承认,就会破坏它们的首要使命——成为未来社会的确切的原型!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如果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违反自由原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如果施梯伯和他的喽罗们,如果所有的暗检室385,如果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们都奉上级命令要加入社会民主组织,以便毁灭它,那末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统计通讯局,无论如何也不敢加以阻止要知道,这会意味着实行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而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早期基督徒这群奴隶曾经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并且的确通过摇尾乞怜在三百年后使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而这种革命方法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不会仿效的!你们看,正象早期基督徒把自己幻想的天堂作为自己组织的榜样一样,我们也应当把巴枯宁先生的未来社会的乐园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放弃斗争,而从事祈祷和期待。而这些向我们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br>
谈到国际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说:目前国际的情况并不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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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br>
在应届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以前,总委员会有责任实现巴塞尔决议,而它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正象它毫不客气地把托伦和杜朗之流驱逐出去366那样,它也会关心把施梯伯之流关在国际的门外,尽管巴枯宁认为这是一种独裁作风。<br>
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它们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谁也没有象巴枯宁和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施维茨格贝尔和吉约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们!的确,当时情况不同。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现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贬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致受到损害了。<br>
而这些人,这些职业的宗派信徒(尽管他们拥有各种神秘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国际中只占极少数),竟恬不知耻地责备总委员会说它的委员们想<br>
“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把自己个人的观点冒充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br>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凡是有可能注意观察过国际的内部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人,几乎三年来主要地就是在想办法强迫协会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作为共同纲领当这点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玩弄欺骗手段,把巴枯宁分子的空话冒充为国际的共同纲领。虽然如此,总委员会只是对这种伪造勾当提出了抗议,而至今还没有否认他们有权属于国际,或者是有权在他们自己的招牌下任意宣传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谎言。至于总委员会如何对待这个新的通告,现在来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br>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br>
449<br>
这些人自己出色地证明了,他们利用自己的新组织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凡是在没有受到反动政府暴力阻挠的地方国际从巴黎公社的时候起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在瑞士的汝拉一最近<br>
一年半来完全由这些先生们总揽一切的地方,情况怎样呢?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吧(见11月23日出版的日内瓦周刊《社会革命报》367):<br>
“这些可怕的事件对我们各支部一定产生了一部分是使人诅丧的,一部分是良好的影响…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巨大战斗的开始,人们也开始考虑起来……有些人为了掩益自己的儒而躲开(B'en vont),另一些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表示自己忠诚于国际的新生原则。这就是整个国际,其中也包括我们联合会的现代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实。”<br>
说这一切发生在整个国际中是一种新奇的论断,实际上那里发生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但是说汝拉联合会的情况是这样,却是完全对的。只要听一听这些先生们自己说些什么吧穆蒂埃的支部受害最少,但它也一无所成:<br>
“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支部,那末,仍然应该存在希望云云但是这个支部“由于居民良好的情绪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格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核心。”<br>
俾尔的两个支部,象纽沙特尔的支部和洛克尔的支部一样,对委员会的信一次也没有答复;俾尔的第三个支部<br>
“现在是僵死的”,尽管“国际在俾尔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希望”圣布勒兹的支部是僵死的;律谷的支部不知怎么样消失了;洛克尔的中央支部在长期挣扎后瓦解了,但现在又勉勉强强地恢复起来,显然是为了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拉绍德封的支部处于危急的状态;库尔特拉里的钟表匠支部现正在变成一个接受瑞士钟表<br>
450<br>
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br>
匠联合会章程的工会,这样,它就在接受一个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的章程。这个州的中央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它的成员在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建立了什么单独的支部(这并不妨碍这一中央支部派两个代表与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这两个支部的代表同时去参加大会);卡特巴的支部在经历了一段具有光辉成就的时期之后,由于当地资产阶级的阴谋而瓦解了,科尔热蒙的支部也是如此;最后在日内瓦现在还有一个支部。<br>
以统计通讯局为首的独立支部自由联盟的人们,在一年半内把一个原先确是不很庞大和人数不很多的,但毕竟是蓬勃发展着的联盟,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而这还是在一个他们有充分活动自由的国家里发生的,是当国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发生的!可是正当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遭到失败的悲惨情景的时候,正当他们发出这种无力的和绝望的哀号的时候,他们竟要求我们强迫国际离开它所遵循的使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道路;竟要求我们使国际走上那条使汝拉联合会从比较兴盛落到完全瓦解的道路1<br>
写于1872年1月3日左右<br>
原文是德文<br>
载于1872年1月10日人民<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国家报第3号<br>
第17卷第516522页<br>
451<br>
马克思<br>
论土地国有化<br>
土地所有权一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br>
我不想在这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讨论土地私有制的拥护者们一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我仅仅指出,第一,他们都花了不少精力用“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权利,那末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br>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②。于是出现了一些哲学家,他们宣称,这些法律是得到人类公认的。如果土地私有制确实是以这种公认为基础的,那末,当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再保存这种私有制的时候,显然它就应当被取消。<br>
然而,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一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br>
草稿中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一点”—编考注<br>
②草稿中不是“稳定性”,而是“承认一编者注<br>
③草稿中不是“人类”,而是“社会”编者注<br>
452<br>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br>
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柜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br>
我们所需要的,是每日不断增长的生产,而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br>
既然从经济观点来看①,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那末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难道不会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吗?<br>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都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br>
一旦土地的耕种是在国家的监督下②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br>
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的所有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他们所持的观点极不相同。③<br>
人们常常援引法国的例子,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英国的<br>
草稿中删去了:“从经济观点来看”。一编者注<br>
②草稿中加有“由国家出资一编者注<br>
③草稿中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是加的、编者注<br>
论地园有化<br>
453<br>
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①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使土地分成许多小块,由资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自己家属劳动的人来耕种。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他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他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在土地上,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他对于自己小天地之外的社会运动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br>
既然农民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目前情况下的法国,无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1868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225上,我们的一位朋友说过:<br>
“科学注定小土地私有制要灭亡,正义则注定大土地所有制要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必须或者成为农业协作社的财产,或者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解决这个问题。”369<br>
与此相反,我认为②,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br>
①草稿中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五点”。—编注<br>
②草稿中下一句话原为:“未来将决定,土地只能为国家所有一编者注<br>
454<br>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br>
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br>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①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②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br>
写于1872年34月<br>
原文是英文<br>
载于1872年6月15日<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国际先驱报》第11号<br>
第18卷第6467页<br>
①草稿中不是“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是“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而杜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一编者注<br>
②草稿中不是“全国性”,而是“自然”。编者注草稿中去了:“人道”。——编者注<br>
455<br>
恩格斯<br>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作者在总委员会1872年5月14日会议上的发言稿<br>
公民恩格斯说: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各爱尔兰支部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这是各爱尔兰支部绝对不会同意的、而总委员会也既无权利又无权力强加于它们的事情根据章程和条例,总委员会无权强迫任何一个支部或分部承认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权。毫无疑问,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管辖下的任何一个新支部以前,必须听取该委员会的意见。恩格斯断,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并不比在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或意大利人支部①更应该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爱尔兰人在各方面都组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民族,他们讲英语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丧失在国际内部具有独立的民族组织这一大家共同享有的权利。<br>
公民黑尔斯把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说成象克里木战争期间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存在过的关系那样最富有田园诗的性质,当<br>
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加有t“波兰人支部”编者注<br>
456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br>
时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无体止地互相吹捧,一切都充满了最高度的和谐。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英国征服和压迫爱尔兰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只要这种压迫还存在,对爱尔兰工人说来,要求他们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就会是一种侮辱。爱尔兰同英国的关系,就象波兰同俄国的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如果总委员会号召各波兰人支部承认在彼得堡的俄国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号召普属波兰、北什列斯维希或亚尔萨斯的各支部承认在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会怎么说呢?要知道,对各爱尔兰支部提出的要求实质上和这一样。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这只会加深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很广的一种观念,他们比爱尔兰人高一等,对爱尔兰人说来他们是贵族,正如茜奴州的最堕落的白人认为自己对黑人说来是贵族一样。在象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爱尔兰人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和统治民族的代表享有平等权利并反对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协会。所以,各爱尔兰支部的存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甚至必须在自己章程的导言中宣布,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种对抗使人想起了菲格斯·奥康瑙尔和英国宪章派被爱尔兰人逐出曼彻斯特科学厅这件往事371现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第一次有可能协同一致来争取自己的共同解放一—这种结果至今<br>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br>
457<br>
英国的任何一次运动都还没有达到。但是,在这个目的尚未达到之前,就有人要求我们向爱尔兰人发号施令并对他们说,他们不应发展自己的运动,而应服从英国委员会的领导要知道,这等于在国际内部实行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压迫。<br>
如果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是那样充满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那就请他们把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迁移到都柏林去,并服从一个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管猪,以便证明这一点吧<br>
至于各爱尔兰支部同各英国支部之间的所谓冲突,其产生的原因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企图于涉各爱尔兰支部的事务,强迫它们抛弃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承认不列颠委员会的领导。<br>
此外,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不能同在爱尔兰的各爱尔兰支部分割开来;不能允许有一些爱尔兰人受伦敦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而另一些爱尔兰人则受都柏林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是我们对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工人进行工作的据点。只要使各爱尔兰支部处在更有利的条件下,那它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爱尔兰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进行。难道我们应当故意地破坏自己的这些据点,毁灭国际在整个爱尔兰扩大自己影响的唯一手段吗?不应该忘记,各爱尔兰支部绝不会同意放弃自己独立的民族组织而受不列颠委员会的管辖,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此,问题在于:给爱尔兰人以行动自由呢,还是把他们推出协会?如果提出的建议被总委员会接受,那就等于说,总委员会要向爱尔兰工人声明:在英国贵族统治爱尔兰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爱尔兰之后,现在他们应该准备<br>
458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朗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br>
接受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统治。<br>
写于1872年5月14日左右<br>
原文是英文<br>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1961年俄文第2版第18卷<br>
第18卷第8688页<br>
459<br>
恩格斯<br>
论住宅问题2<br>
第二版序言<br>
本书是我1872年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221上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法国的几十亿法郎涌入了德国33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游闲的资本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并且还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破产,这次破产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活动的工业国家。<br>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br>
460<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里子、布莱得弗德、巴门一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象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br>
正是这种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急性病似的住宅缺乏现象,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维尔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利用这个问题让德国工人领悟一下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374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做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见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另一组文章,这里我以艾米尔·扎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375为例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主义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37,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组文章的产生经过。既然现在需要出新版,那末我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象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所以我在这里谨向它深致谢意。<br>
为了出新版,我把正文校阅了一遍,稍微做了一些增补和注释,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377,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很可惜没有发觉它。<br>
在作这次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二十年以来,除了<br>
第二版序<br>
461<br>
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①,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做的更加片面的说明,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 maitre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龙工人中间独占统治,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决的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对他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了蒲鲁东主义而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象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而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已经由一个小小的核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党378,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前辈即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得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入《共产党宜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br>
:见本第491页。者注<br>
462<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要求<br>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已经被罗曼语各国工人彻底抛弃;既然它现在已经按照自己的真正使命,只是表达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末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翻印出来,再对一个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br>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即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br>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br>
最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的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379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愿望仍然起着很<br>
第二版序<br>
46<br>
大的作用因而我这部著作用来反对他们也仍然是适时的。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气占优势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380,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辉煌地表现出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但是,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点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注解。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菜园或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在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的条件下使用带菜园或土地的房屋。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宅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跟机器织机作斗<br>
464<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争的地方,例如下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看见,而且只要在有某个家庭工业部门作为一种农村副业扎住了根的地方,例如在绍林吉亚山和勒恩一带,也到处可以看见。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造业也已经具有了农村家庭工业的性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严重的贫困,例如几年前在艾费耳881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叫嚷要培植适宜的家庭工业,作为唯一的救济办法。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推广起来。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例外才能找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业地区;在没有小农存在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维持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象在德国一样可以看见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的成衣业中的家庭工业。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所以,在德国的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到处盛行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的国家里,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精神上和政治上极其低下的基础。手工劳动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十八世纪中叶在英国和在法国的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工业中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br>
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处在最不利条件下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经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义务的重压,以至兼做织工的农<br>
第二版序言<br>
465<br>
民的生活并没有超过其他农民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虽然如此,当时家庭工业工人终究是过着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的生活。随着机器的采用,这种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生产的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所得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一—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菜园和小块土地。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经营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织机同机器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那种情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器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共同劳动以及应用机器和科学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菜园、小块土地和他们的织布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菜园已经远不及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流动那样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会同一个在缓慢地饿死然而肯定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交换地位了。<br>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四十年代,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高涨,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了起来。然而,这时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日用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只好循着德国生<br>
466<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产已经走惯了的道路,首先是带着对英国说来太琐碎对法国说来太低劣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优良货样后交劣等商品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不能施展了;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体面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一行里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建立了大工业,并且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起一定作用了。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只有制铁业是例外它的生产水平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要),所以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br>
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的工资都不象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被资本家用竞争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同意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又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所有制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br>
正是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甚地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地保持在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劳动价格,象<br>
第二版序<br>
467<br>
铅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而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占据了旧日的手工业的地位,并且在这里也压低了一般的工资水平。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一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一一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广泛散布于德国,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广地散布开来。小农自从他的为满足自己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成衣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的性畜以及厩肥生产因为马尔克制度、公共马尔克和强制的轮作制受破坏被消灭的时候起,就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象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高利贷者的抵押利息也不能由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由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横阔方面散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这样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这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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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平静的、稳定的和不可止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多少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象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象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然而,这种由于散布广阔而成为德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又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的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始初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资本论》第3版第1卷第484495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是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和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的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br>
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末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br>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一给每个工人一幢<br>
①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e。编者注<br>
第二版序言<br>
469<br>
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br>
一切小的农村房主变成为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漩涡”的小农旧日的闭塞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强迫走上起义的道路。<br>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在执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时,还在继续颠倒地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有利于社会革命,我们是乐于让他们去自我欣赏这个理想的。<br>
弗里德里希·格斯<br>
1887年1月10日伦敦<br>
栽于1887年1月15和22日<br>
原文是德文<br>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并载于1887年在廷根一苏架<br>
第21卷第372—382页<br>
世出版的《论住老问题》一书<br>
470<br>
恩斯:论住宅问题<br>
论住宅问题<br>
第一篇<br>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各号中,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一除了某些早已被人忘记了的四十年代的半美文学式的文字之外把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正好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立刻加以反驳。<br>
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br>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图》1847年布鲁寨尔和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br>
第一篇色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71<br>
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br>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遣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力图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石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代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偿付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这个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在全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及其所豢养的奴仆(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br>
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①)。<br>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去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极值得玩味的争吵和互相欺诈的情况下进行的:既然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方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成为卖主维持生活的真正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时,并不是把工人当做有工人的特点的人来欺骗。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的欺骗程度已经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它过些时候就一定会在工资的<br>
①参看《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br>
472<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相应提高中得到补偿。工人对小店主说来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或信用的所有者,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身分出现的。尽管欺骗行为伤害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比伤害社会的富有阶级厉害,但是欺骗行为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遭受到的祸害。<br>
住宅缺乏现象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①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br>
所以,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沉重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也根本不是一种单只压迫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由于它损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续一定时间以后,也就必然会同样得到一定<br>
①“在巴黎”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一编者注<br>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73<br>
的经济上的补偿。<br>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尘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同样,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反过来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偶然的。<br>
“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这完全不对。<br>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宅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信用,尽管他还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额外房租形式向这个房主买到这种信用。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一即使是一个工人一总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来活动的;他或者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以便能用卖得的钱作为住宅使用权的买主来活动,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资本家迫使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然后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于是,在这里就产生出一些过剩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就增加了。租赁交易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去多少,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偿付他的劳动时偿付得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反正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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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付出超过住宅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是估计到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估计到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皮价值;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的供求关系。这种单纯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那位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br>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br>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忽略了一点,即房租不仅应该补偿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滥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宅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由于房屋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所以房租应该每年抵销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的相当部分①第二,这里还忽略了一点,即房租还应该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额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立刻解释说,这种价值的增长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土地所有权。关于这点,我们现在不去多谈,因为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谈到的不是向房屋<br>
①这句话的后半句从“最后”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一者注<br>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75<br>
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使用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为什么原先建筑房屋的费用在一定情况下竟会在五十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十倍的偿还。对于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他不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并确切查明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以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律领域的办法来挽救自己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每年获取一定的款项。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法权理由,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却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法权理由,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赋予一所房屋以这样大的权力,使它能在五十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原来建筑费用的十倍;这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法权理由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说到这里,他不免又要从头讲起了。<br>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一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一一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br>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象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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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页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br>
“租赁合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就象血液循环在动物身体中一样,是必要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当然,使这一切交易都渗透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象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法权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br>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精确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用德文把这种谬论刊印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支配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辱了作者的法权感,而作者却度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改变,灾祸能够消除。是啊,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权观念”,即自己有剥削工人的特权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向我们声明这不是他的法权观念,难道我们就会前进一步吗?<br>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在这里听任其“法权观念”自由驰骋,并向我们发出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br>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说,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集中点,<br>
①见资本论第卷第2章缤者注<br>
第一蒲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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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己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br>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锁①而被置于法外的②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br>
二十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正好对<br>
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于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道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br>
①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历来的锁”,而是“来的文化”者注双关语:“被置于法外”的原文是vogelfreis,也有“象鸟一样的自由”的意思。一编者注<br>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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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论住宅题<br>
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br>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382,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脊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棚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br>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br>
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荫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br>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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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一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br>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是渴望着“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br>
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计算现代工业产品中的这种价值,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他生产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生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br>
①这一句的后半句从“即互相换取…”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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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 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br>
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灭亡<br>
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br>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只要这句话一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①<br>
米<br>
着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伟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他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原来建筑房屋的费用在房租形式下得到二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法权理由为依据的,而这个法权理由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br>
①最后这句,从“但是……”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者注<br>
第一篇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81<br>
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法权理由,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抵销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付款。如果接受了这种本身就包含有最终结论的前提,那末当然只要有任何一个魔术师所具备的那种巧妙手法,就可以从口袋中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摧毁的。<br>
这里也正是这样。把废除住宅租赁制宣告为一种必要性,其方式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怎样做到这<br>
一点呢?简单得很:<br>
“赎买出租住宅…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付清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布赎买出租住宅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补偿转他所有的住宅价值的每年付款社会…就这样变成由各个不依赖别人的、自由的住宅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br>
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于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br>
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这部分资本现在成了所购的地皮,所以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工人受剥削现象所环绕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构成劳动力的有酬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资本家及其奴仆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于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出来宜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资本家一且是并不直接购买劳动力,因而也不迫使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一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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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br>
:“这样,废除住宅租赁制是在革命思想内部发生的最有成效和景高尚的意向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br>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的集市叫卖声一模一样,他那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总是同他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例。<br>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不得不用按年付款的方法先成为自己住宅的局部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宅的全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因为那里工业的规模很大,而工人的屋子很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住着单独的一所小屋子,一这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很小却附有很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十家、二十家、三十家人。假定说在宣称赎买一切出租住宅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假定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五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5的所有者。后来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华美的三层楼上一个相似的住宅里,在这里住了五个月,恰好获得了所有权的1,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十一个月,成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地下室180的所有者。以后又经过多次迁移,现代工人时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又硬使他得到了圣加连<br>
一处同样体面的住宅的80,另外一处在里子的住宅的2/180,以及第三处在塞兰的住宅的322其所以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致违反“永恒公平”。我们的彼得怎样来处置各个住宅的这<br>
一切零碎部分呢?谁会给他这些部分的真正价值呢?他到哪里去<br>
第一篇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83<br>
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宅其余部分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既然一座有多层楼房的大楼中,比方说,共有二十套住宅,而这座大楼在赎买期满和住宅租赁制废除后也许就要分属散居世界各处的三百个部分所有者,那末对于任何一座这样的大楼中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个人的任何劳动生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收入,因而也会对住宅的每一部分支付<br>
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于,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一些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br>
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383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br>
: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宅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指出过的那个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这个原则以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一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假如工人重新被抛回到这种因循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被顺利地排除了那末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荒谬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从而把现代工人又弄成象他们的曾祖父那样眼界狭和阿谀成性、俯首帖耳的奴隶。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和可以实际实现的东西,现在都在实行起来了,但这并不是在“革命思<br>
484<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想内部”产生的,而是…在大资产者中间产生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384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br>
“还有另一种由管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宅价值的款项,而承租人经过<br>
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宅的所有者。这种在蒲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迫使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耳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个制度,不仅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br>
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一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因素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常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方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耳富斯先生及其同僚按逐年付款的条件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而且甚至反转来直接反对他们了。”<br>
①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产生出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房屋”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做法,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了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木房算是有三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泥旷野中离城要走一个钟头路的一所倒链的小房,总共要费去4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资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所,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人的奴隶;他们被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所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br>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85<br>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预备凭空设想一套未来的社会结构,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br>
*<br>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尘凡提到崇高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br>
部分”<br>
“我们假定,资本生产率真正已被握住双角加以服了,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度的过渡性法律,并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br>
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br>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br>
“资本生产率”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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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的胡说。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他们也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投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以后不仅能收回他所投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硬说资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产率。说明蒲鲁东还多么深地陷在资产阶级思想方式中的最好证据,莫过于他所学会的这种谈论资本生产率的姿态了。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生产率”,无非是说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为己有的性能(指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下而言,因为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完全不成其为资本了)然而,捕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生产率”,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也正是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以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魯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生产资本了。<br>
货币借贷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整利率的经济规律对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独立的程度,就象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各种规律之间一般可能有的互相独立程度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末很明显,对于自已企业中有其他资本家大量投资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利润率的提高应当与利率的下降成正比。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把所谓“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而只会确定用另一种办法在各资本家之间分配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不是保证工人比工业资本家获得优惠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优惠利益。<br>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87<br>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br>
一般体现着这些条件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现象。从这个同任何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有联系的概念格格不入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就必然完全是任意的命令,随时能够顺利地用一些直接相反的命令来代替。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一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了。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得到信用的人还会象以前那样依照情况按二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金钱借给那些不会弄出讼案来的人。况且,这种使资本失去“生产率”的伟大计划来源极其久远,它同目的正是要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高利贷法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被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只要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居然就可以“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愈是深入地考察蒲东主义,就愈能看出它的反动性。<br>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即使能凭一纸法令真正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在食利者阶级看来,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就会没有什么意思,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营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只是它的分配办法会有变动,而且变动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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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就是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平均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当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①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一开市场的波动不谈整个说来,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对,不对,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要点是在另一个地方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吧)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其中究竟,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br>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也就废除了。因为“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这正好象那位老少校把自己部下的一位志愿入伍者叫来吩咐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那末请你常到我家走走;一个人家里有了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看病。”那位志愿入伍者说:“对不起,少校大人,我是哲学博士!”少校:“这我倒无所谓,反正博士就是博士。”<br>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无所谓,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br>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的构成部分是:<br>
(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绪费和保险费;(4)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br>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br>
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和第5章。编者注<br>
第一篇蒲东怎样决住宅问题<br>
489<br>
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啰。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并且因为后者包含有一部分真正的资本息金。博士就是博士。对通常的资本息金说来,高利贷法仅仅是因为有人规避就失了效,而对房租来说这些法律则从来也没有丝毫受到损害。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不顾一切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息金,而且还能不顾一切地调整和逐渐废除复加的租金。385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自己不再贴些钱谋求摆脱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仍旧是一个秘密。<br>
在高级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城中建树了这番伟大功勋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权更加展翅高飞了。<br>
“现在只要再做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刚明我们探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br>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很难引出这些结论,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很难引出住房贬值一样如果勾掉我们的作者加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藻,那末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完成赎买出租住宅这件事,最好要有:(1)精确的房屋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负责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词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谁做出了这样的功绩,谁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诚德国工人说:“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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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希望他们象这里研究住宅何题那样楚地来研究其他如信用家务、私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等等。<br>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论文,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象他论述这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答案我们是能预料到的,一一到头来是同前面说过的一样: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靠无法辩驳的逻辑得出同一妙不可言的结论:一旦废除了资本利息,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问题也实在漂亮。信用!除了在前后两次领工资中间的时期或者从当铺里借到手的信用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借给工人的是无息或有息信用,或甚至是由当铺索取高利的信用,一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即使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生产费用也变得便宜些了,难道势动力的价格就不会下降了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小资产者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那他当然要感到特别方便了。国家债务】工人阶级知道,它没有借过这种债款,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借过这种债款的人去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贷项吧。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益关系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益关系则很小:工人当做税款缴付的一切,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费用里面,因而一定要由资本家来补偿。所有这里当做对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断言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91<br>
益的使命。<br>
至于真正有关工人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甚至他最后的几篇著作在这方面实质上也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ere)122一步,而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1847年就被马克思极其光辉地揭穿。非常可悲的是,二十五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假如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五十年,所以仅仅只要以住宅问题作为例子说明一下,就可以不必再在这方面继续操心了。<br>
第二篇<br>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在论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总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区被污染的空气和含有毒索的水中去;这些疾病在那几乎从未绝迹<br>
492<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统治的资本家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到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象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br>
当这一点由科学确定之后,在仁爱的资产者心里就激发起了争先恐后关怀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贵精神。于是就建立协会、著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工人居住条件已经开始受到调查,作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尝试。在大城市最多因而最可能使大资产者遭到危险的英国,对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也特别卖力;委任了调查工人阶级生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因而成了多少带些激进精神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它们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经常地必然再产生出这种必须治疗的毒疮,以致这种治疗工作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br>
德国是照例需要更长久得多的时间,才能够使得这里也经常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非常剧烈的程度,而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不过,也许真是走得愈慢,就走得愈远吧,最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可怜的摘录,只是靠一些响亮华丽的词藻,才骗人地赋予了它一种见解高明的外貌。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艾米尔·扎克斯博士《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br>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处理方<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493<br>
法,只是因为它企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这位作者当“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太好了从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主要的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整本书都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见过;可是他却援引了一系列庸俗资产阶级的、善意市侩的、虚伪慈善家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耳、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社会胡说)大会的报告,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公报,波拿巴当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公报,《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切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谅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了。388<br>
扎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任何误解,就在第22页上声称:<br>
“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就是关于国民经济的学说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是这门科学提供给我们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的是要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园内把所无产老阶级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br>
我们且不去深究这种认为“关于国民经济的学说”或政治经济学一般除了“社会”问题以外仿佛还研讨其他什么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研究主要点。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虽然如此,而“所谓无产者阶级”的状况却应该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要存在并不是所谓的而是真正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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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于是,扎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同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无产的雇佣工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内部,在这个社会制度范围内,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殷勤地给我们指出,怎样能把法国军队中所有从拿破仑第一时代起就各自在自己行囊里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吧。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使德意志帝国的四千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吧!<br>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党宜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我们已经看到,扎克斯先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住宅问题就会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他所持的意见是:<br>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宅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贫困,用这种办法即仅仅用广泛改善住宅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几乎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纯洁的高峰。(第14页)<br>
顺便说说,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而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扎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道:<br>
①见本选第1卷第280页。者注<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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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劳动阶级应该理解为除了工人本身以外还包括一切“贫穷的社会阶级”,“一般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金者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扎克斯先生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技术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时而把大批失业工人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会知道这点的。它不敢用现存条件来说明住宅缺乏现象。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说教的词句来把住宅缺乏现象归之于人们德行败坏,也就是原罪。<br>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面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br>
一罪过……一部分在那些对住宅提出需求的工人本身身上,一部分并且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在那些负责满足这种需求的人身上或者在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资任的人们身上,即在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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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题<br>
极身上。后者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不法保证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正象蒲鲁东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律领域去一样,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中去。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这种说教正象老母鸡在池边向它孵出的在池里活泼游泳的小鸭说教一样。虽然水上没有木头,小鸭总是在水上活动;虽然利润没有心灵,资本家总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387,这一点他比扎克斯先生了解得透彻些。<br>
“良好的住宅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避建造住房供各劳动阶级享用…因而这些阶级在满足自己对住房的需要时,就大部分落入投机事业的罗网。”<br>
可恶的投机事业!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1但是,阻碍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邪恶的意旨,而只是他们的无知<br>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宅需要这种事该有…多么巨大和重要的作用;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不负责地照例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宅,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有什么害处。”(第27页)<br>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一定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使住宅缺乏现象产生出来。扎克斯先生承认说,“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弄得完全没有栖身之所,总得ㄑ!>随便找一个地方来过夜,因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保障,无能为力的”,然后就向我们说道;<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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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是很巧妙地使得自己的机体失去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的条件,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卫生,特别是不懂得住宅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br>
但是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罪过”已经消散在无知之中,而工人的无知却只是被用来作为确认他们有罪的理由。请听一听吧<br>
“所以,结果就是正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湿、狭小的住宅,简言之,搬进对一切卫生要求都是一种嘲的住宅…而且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套住房,甚至只是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少花<br>
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地浪费在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br>
工人“浪费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象一个铅秤锤那样<br>
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等级拖到泥污中去的酒馆生活及其一切悲惨后果”,一这就确实象一个铅秤锤那样梗塞在扎克斯先生喉咙里。至于在现在环境下,工人酗酒,也正象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是他们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其必然性已经到了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数来的程度,这一点又是扎克斯先生不会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老师就常说“平民进酒馆,老爷跑戏院”这句话,因为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br>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调和的滥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并且一般说来也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如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醉心于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面会俯首贴耳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及其无<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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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数前辈所宣传的那一点上。劳资调和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传了五<br>
十年,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试图设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种调和也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五十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br>
我们的作者现在就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企图一并且现在还在企图一实际上实现这个计划扎克斯先生也称,住宅问题只有使住宅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58页和第59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感慨万端,写出了如下激动人心的篇章<br>
“在人所特有的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怀恋心情中,在这种连现代剧烈活动的营利生活也不能削弱的意向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不自觉地感到土地所有权这种经济权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一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就获得了巩固的地位,仿佛是在地里牢固地生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都在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土地所有权的赐福的力量还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权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他的自我意识就增长起来,而他的道德力量也增长起来了。因此所有权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刻意义的这样一来,现在无可亲何地由市面情况的变动摆布的、总是依靠自己座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不稳定的境况;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产者阶级上升为有产者阶级。”(第63页)扎克斯先生大概假定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有怀恋土地所有权的心情,有这种到现在谁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的心情。对于我们城市工人说<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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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们只能成为一条锁链。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出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①,一切被这种事变牵连的工人的房屋全都会交到市场上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即使他们都找到了买主,那末扎克斯先生全部伟大的住宅改良计划就会毫无结果,于是只得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的;扎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象土地所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避难所”已经在“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等等。但是,让扎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的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他们的“地产”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的确是可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了,但这是对…高利贷者而言的!而为了使工人能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这样独立自主地来支配,善意的扎克斯先生就殷勤地向他们指出他们能够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不必加重慈善救贫事业的负担。<br>
无论如何,扎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br>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br>
田“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是思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一…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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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搜取这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但是,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br>
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扎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是资本家。<br>
但是,我们这个工人的资本家面貌还有其另一方面。假定在某一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件事已经成了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宅住宅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律”,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约出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象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交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交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会成为某一种资本,但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资本,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的资本。<br>
可见,扎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br>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一切归根结底是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所谓社会改良办法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良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一直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末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种改良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采用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价格降<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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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20%;那末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大约降低20%,即降低得适合于那些食品费用在工人收支总额中所占的比率。譬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3/,那末工资终于会降低×20=15%。简之,只要这种使工人节约开支的改良办法一旦普遍推行起来,工人由于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52塔勒的独立收入,那末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1塔勒。总之,他愈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愈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东西能用来“最有力地激发他的…节精神,即首要的持家之道”呢?(第64页)不过,扎克斯先生也接着就向我们说,工人应当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br>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使自己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ㄑ!>土地我很想哪怕是看一眼处于这种状况的扎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产者阶级,那末能使得在我们脚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增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象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第65页)<br>
换句话说,扎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自己无产者地位的改变,即因获得房屋而引起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再次象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奴仆。这应该引起蒲鲁东主义者的深思。<br>
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br>
“更加公平地分配播利,一这个有许多人徒然企图猜出的斯芬克斯之<br>
在《人民国家报》上,引文较长,在“假如…”前面,还有“土地所有权…能减少为反对有产阶级统治面斗争的人数。”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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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现在对我们说来不是已经可以感触到的事实吗?它不是因此就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这一点如果实现了,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最极端派的社会主义者也当做自己理论高峰的最高目的之一吗?”(第66页<br>
我们已经攀登到这个地方,真是幸运。这一声欢呼正是扎克斯先生这本书的“最高峰”,此后作者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领域”走向平凡的现实;而当我们走到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丝毫没有改变,的确是丝毫没有改变。<br>
我们的向导让我们往山下走第一步的时候,教导我们说,工人住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一幢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花园,象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工人,象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采用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正确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而营房制则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说来都有很大的缺点,一一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宅缺乏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四至<br>
六套住宅的房屋,或者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满足了(第71—92页)<br>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路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留在高高在上的那个“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只是在各处乡村里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把工人营房安排得尽可能象样些。<br>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由于碰到了城乡对立而晁然遭到了失败。这里我们也达到了问题的中心。住宅问题,只<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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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不过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模范结构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里的情形恰好与扎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的大城市保留下来,<br>
。,<br>
那是很荒谬的。但是,现代的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问题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br>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同最难容忍的祸害作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br>
扎克斯先生进一步又从大城市的存在出发,大谈特谈应当建立在大城市附近的工人移民区,他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例如公共“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晾晒场、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1入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设备齐全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能把动力传送到整个房子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发动机,然而这丝毫也不会使情形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都一笔<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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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销而完全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正是因此它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丝毫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而且除了在法国的吉兹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有这样的移民区了;况且就连这个移民区也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实验而建立起来的①同样,扎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四十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那个“协和38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哩。<br>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都只是可怜地企图再度飞上“理想领域”,但是立刻又要掉下来的。我们现在又大踏步地走下山来了。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br>
“要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合适的住房,者是由自出钱建住房,或者是鼓励和帮助工人自己进行建筑,供给地皮,贷给建筑资金等等。”(第106页<br>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落到了根本谈不到这类事情的大城市以外,又被移到乡村里去了。扎克斯先生马上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宅是合乎自己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资方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必然<br>
“由此产生的工人生活的提高…一定会使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加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加是无形组合的结果,是雇主大半隐蔽在人道意向的外衣下的对工人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福利关怀的结果,这种关怀自然会因为产生应有的结果,即因为吸引和保持许多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在金钱方面获得报酬”(第108页)<br>
①并且这个移民区也终于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见1886年巴黎会主义者报》388(周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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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贝尔企图用“无形组合”380一说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语加上一些“崇高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这种说法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宅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镇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br>
一部分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了。可是工人并不感谢仁爱为怀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于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一句话不说立刻就把他们赶出去,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224页和第228页。但是,扎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未必值得一驳”(第111页)。然而,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吗?自然是想的。但是,既然连“雇主也应该随时有可能支配住宅,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就能有一个地方让接替的人安身”,那末…他当然就应该“预先规定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所有权,以便适应这种情况”(第113页)②<br>
这次我们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跑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应该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br>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847、473—474页。者注<br>
②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扎克斯先生一切宿。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尔珀思,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必须就2000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判决。结果发现:根据这些人在那里工作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当做他们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粗人,而只是一些被悬准住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预告就可以随时被抛到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判决说,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被列入名册(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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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对我们声明,这种所有权在乡下也应该“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了!由于扎克斯先生为工人发明的这种所有权,由于工人转化为“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的资本家,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尘世,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研究资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了。<br>
如果听信我们这位扎克斯博士的话,那末资本家老爷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减轻住宅缺乏现象,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br>
首先,扎克斯先生就把我们带到了…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者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则是为了给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天堂一般的状况。而扎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制度贪污成性的奴仆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这个委员会工作的结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所说,对法国是充分完备的”1这些结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了报告的89个大工业企业中间(包括股份公司在内),有31个完全没有修建工人住宅;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宅中据扎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各个住宅几乎都是一户两间房子<br>
不言而喻,随便哪一个资本家,只要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苗等等的位置一束缚在一定的乡村地方,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宅,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但是,要把这一点看做是“无形组合”存在的证明,看做是“对问题及其崇高意义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做是“大有前途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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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第115页),那就须要具备极其惯于自欺的本领。但是,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具有稳定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扎克斯先生在第117页上向我们说:<br>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强活动特别是在乡下遥远的村镇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主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的原因。同时,对这种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良同其他一切无形组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愈来愈多;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海德的埃士顿、塔尔顿的爱释华特、柏立的格兰特、博林顿的格菜格、里子的马尔、贝耳珀的斯特腊特、索尔特尔的索耳特、科普利的艾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br>
神圣的单纯,更加神圣的无知!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宅!亲爱的扎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家不仅就钱袋讲来,而且就脑袋讲来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进行工厂生产的情况下,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资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采矿尸主实际上就已经确信,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于罢工的工人该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莱格、埃士顿、艾释华特这些人的“繁荣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四十年以前它们就已经被资产阶级当做模范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二十八年前也描写过它们(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8—230页脚注)马歇尔和艾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腊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8474页。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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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还在上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宅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年,那末扎克斯先生就是用手指也可以算出“繁荣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倾圮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位置现在大多数都不在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处在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城市中间,但这并不妨碍以扎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在现在还恭敬地重唱那些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的1840年的英国老赞美歌了。<br>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艾克罗伊德①。这位勇士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郡的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的亲生儿女!可是,扎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子愈来愈少了”(第118页)。完全正确,没有结婚生出来的私生子减少了,因为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并且是与工厂同时建造工人住宅,这在近六十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村镇有许多已经变成了以后形成的整个工厂城市所环绕的核心,并且有着工厂城市所带来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第一次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即在法国,尤其是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些巨型冶金工厂(如克列索的施奈德尔工广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决定修建一些工人住宅。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工业家都让自己的工<br>
①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老艾克罗伊德”,而是老艾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来,因为他早已死去并已经安葬了”。—编着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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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冒着炎暑或雨雪在清晨步行几德里到工厂,晚上再步行回家。这种情形,在多山的地区,例如法国和亚尔萨斯的佛日山脉,在鸟培河、济克河、阿格尔河、累内河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是特别常见的。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是同样可鄙地吝啬。<br>
扎克斯先生分明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或是繁荣的移民区也好,都没有丝毫意义。因此他现在就企图向资本家证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获取多么巨大的收入。换句话说,他企图向他们指出一个欺骗工人的新方法。<br>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部分具有慈善性质、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许多伦敦建筑公司做例子,这些公司已获得了4%到6%以及更多的纯利。至于投在工人住宅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扎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投在建造工人住宅方面的资本不比现在所投的资本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昂贵的住宅给所有者带来更大的利润。因此,扎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说教罢了。<br>
至于这些被扎克斯先生大肆鼓吹说具有辉煌成绩的伦敦建筑公司,那末这些建筑公司据他自己的估计(而他却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总共也只是让2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000人有房子住!象这样一些儿戏,在德国居然有人敢于煞有介事地把它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敦东头,就有100万工人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过活t所有这些慈善的努力,实际上都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专谈工人状况的英国议会报告书连一次也没有提到它们。<br>
在这整篇内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只指出一点。扎克斯先生以为索荷区内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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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汉住宿的客栈之所以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扎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都是一个很豪华的城市,殊不知最华丽的街道背后就是极污秽的工人街例如索荷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找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二十三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荷区模范客找,起初是客人很多,但它后来已经业,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呢。<br>
那末,亚尔萨斯的牟尔豪森工人镇呢一一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吗?<br>
伞尔豪森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埃士顿、艾释华特、格莱格等人的一度“繁荣的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做自夸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镇不是“无形”组合的产物,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亚尔萨斯资本家的完全公开组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这个实验垫付了3的资本。在十四年内(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对这件事有较好理解的英国一定行不通的恶劣制度修建了800所小屋子;工人们在十三至十五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然后才可以获得这些房子的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建筑合作社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亚尔萨斯的波拿巴主义者来发明。为赎买房屋而付出的额外房租一—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十五年内渐次付出4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十五年前值3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6213%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公司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的。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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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宅,只因为它是位于城外半农村地方这一点,就已经比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宅好些了。<br>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扎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页上承认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就用不着去讲它了。<br>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宅<br>
一事,即使不践踏一切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这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全部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宅缺乏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宅呢?于是扎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来了。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缺乏现象,这点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扎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谈述自助办法的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办法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地方,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也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扎克斯先生就喟然长道:<br>
“依靠这个ㄑ即自助>方法,改良只能间接实行,因而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制原则有力量影响住宅质量的限度内实行。”<br>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制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文体的“质量”没有起过丝毫改良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办法在英国却产生了非凡的奇迹,以致“由于实行了自助办法,在其他各方面为解决住宅问题所做的一切,都被远选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建筑公司”而扎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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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br>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一般流行有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意见。英国的建筑公司根本不是……什么住宅建筑公司或住宅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做‘购置房屋协会’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由会员定期缴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因此,建筑公司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银行,对于另一部分会员说来是信贷银行。可见,建筑公司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同他们一起存款的同伴去购买或修建房压。可以料想到,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保证,并且规定短期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利息并不支付给存款人,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想要把存款连同积累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170—172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2000个以上…其中收集的资本约有500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10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家屋;这简直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174页)<br>
可惜,这里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但是”跟着蹒跚地走来:“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并且对于卫生条件也很少予以注意。”(第176页<br>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却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实行自助办法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虽然可能出现真正的住宅建筑协作社,但它们又遇到“各种很显著和严重的困难”(第179页)。这些协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式的自助办法”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一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起主要作用”。这种住宅建筑协作社还只处在“始初的、尚未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181页)<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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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不能够。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一篇就此结束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式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建筑公司摆出来给我国工人做模范,所以就绝对必须对英国的建筑公司稍加说明。<br>
这些建筑公司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也根本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种建筑公司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并且不论小规模的建筑公司—即其始初的状态一还是它们的大规模的模仿者都是这样。在某一个酒馆中,通常是由酒馆主人发起,然后就每星期在他这里聚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店主、店员、推销员、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其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凑成一个住宅建筑协作社。最近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按自己的职业说,都不是非要固定在什么地方不可的人;甚至有许多小店主和手工业者在城内只有铺子,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情愿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建筑用的地皮,就在这里修建起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来。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缴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足够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想购置自有住宅的会员,凭抽签分得现成的小宅子,再用额外房租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就出租或出卖。住宅建筑公司本身,在生意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在会员们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常常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住宅建筑公司十有九个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公司,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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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资产阶级的储蓄能有较好的投放处所,使其有抵押作保证,又能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br>
至于这些住宅建筑公司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个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公司的说明书中看出。伦敦“伯克贝克建筑公司,法院巷南安普顿大厦29号和30号”自成立以来收入已达1050万英(合7000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投入国家证券的款项在416000英以上,现有会员和存款人21441人,这个协会的自我介绍如下:<br>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年复一年地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但是,在钢琴方面采用的办法,在房屋方面也可以采用…然而由于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经理们使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房主成立协定,使经理们可让伯克贝克建筑公司会员及其他人在城市各处有大量房屋可供挑选。经理们决定遵循的制度是这样的房屋出租期限为十二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缴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凡属收入有限的人们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员等一加入伯克贝克建筑公司,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这一切都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们,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员等等;并且还假定主顾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而是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总是在逐渐上升的人,例如店员以皮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br>
第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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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家庭人口增加和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的收入数量太少,而且又太不可靠,不能预先承担十二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①<br>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牟尔豪森工人镇的波拿巴主义者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住宅建筑公司的可怜模仿者罢了。不同的只是波拿巴主义者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些建筑公司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是比英国平均的条件更为苛刻的;在英国,每次缴纳的钱都计算出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牟尔豪森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把原来用5法郎硬币缴纳的基本数额退回。没有人会比扎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因为他在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懂得它们的意思。<br>
可见,工人自助办法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剩下的只是国<br>
“关于伦教各住宅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书斯明斯特公爵、培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99年,期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已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按照所谓附带修租赁条件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39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条件把房理得适于居住,并且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签订了这种合同以后,地所有者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的视员(surveyor)去检查房图并确定必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能包括重建全部前城、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做抵押交给建筑协会,以借敢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130至150英镑的可以借到1000英诗以至1000英以上,一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子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整套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办法是要保证大土地贵族能够毫不费力地利用公众的资金,把他们在伦敦的房屋经常修整和保持在适于居住的状态中。而这竞被当做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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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家帮助了。扎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能拿出三件东西<br>
“第一,国家必须关怀到,凡国家立法和行政方面能加重劳动者阶级住宅缺乏现象的一切,都应予以废止或相应地改。”(第187页)<br>
总之:修改有关建筑的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有关建筑的立法范围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象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宅缺乏现象却依然存在。况且,现在英国的建筑已经便宜到极点,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驶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所以每天都有一些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曼彻斯特城内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br>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已私利而扩大或重新引起这种灾难。”<br>
总之:对工人住房实行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警察监督,使当局有权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宅象英国从1857年起就已经实行的那样。但那里是怎样实行的呢?1855年颁布的第<br>
一个法令(消灭传染病法),扎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页)。然而,扎克斯先生认为,只推行于住有一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页);但是,这个说法又只是扎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近代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扎克斯先生竟认为,一个议会法案<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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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刻见诸实现,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案(只有工场法除外)都是这样,而地方自治法更是这样这个法律委托给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和 jobbery①行为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由于种种家庭关系谋得职位的官;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大半是以严格忠于职守著称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设备不良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所有者,在市政局中直接或间接总有势力强大的代表。按小选区进行市政局委员选举,总是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最小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局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一切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最出丑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政大臣进行的请愿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则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象英国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即当它操在受工人支配或在工人的压力下终于决心加以实行的政府手中,它才会成为强有力的武器来把现代社会制度打破一个缺口。<br>
① Jobbery一词的意思是官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如说,某一国<br>
家中的国家电报局长暗自作了某个造纸厂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末这就是虽然很小,毕竟是颇为象样的job,完全足以表明 jobbery原则是什么东西便说说,这在俾斯发统治下是天经塘义和十分自然的。(人民国家报上删去了“顺便说…—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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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第三”,据扎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应用它所拥有的<br>
一切积极措施来缓和当前的住宅缺乏现象”。<br>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些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一些营房,“真正的模范建筑物”,并且“贷款给…各个市政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宅”(第203页),英国按照公共工程贷款法正在这样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车尔豪森也这样做过。但是,公共工程贷款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发给委员们支配的至多不过5万英镑,即顶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的资金,因而四十年就建造16000所小宅子,即至多只能供8万人用的住宅。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假定委员会的资金在二十年后已由于收还贷款增加了一倍,因而在后二十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4万人用的住房,但这也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维持四十年所以在四十年后每年就得花5万或10万英镑现金来整修势将倾圮的最旧的小宅子。扎克斯先生在第203页上正是把这一点称之为实际正确地和“在无限大的规模上”实行了原则!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那里国家也可说是“在无限大的规模上”毫无作为以后,扎克斯先生就结束自己的书,而这不过是对一切有关人士所作的一通道德说教罢了<br>
①最近在保证伦敦建筑主管机关当局有权征用地皮以供修筑新街道用的英国议会法令中,开始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注意。这里插入了一项决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居住因此为了从宇面上行法律,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五层或六层的出租营房或住房。这种为工人所完全不习惯并且对于古老的伦敦的情况又显得完全陌生的新设施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纳的工人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整顿市街而失去住所的人数的四分之一(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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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和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的资本家即使对住宅缺乏的现象感到遗憾,也不大愿意哪怕稍微在表面上掩饰一下由此产生的极坏的后果,那末总和的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以同等程度进行已经成为常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br>
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和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能够做出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做出的种种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应该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br>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一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一同一个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象在法国一样取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象在英国一样或多或少地取得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条件一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近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日专制君主国中或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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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在近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较少的部分由上层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就使得国家好象独立于社会之外。在普鲁士(并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国制度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条件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就是伪装的宪政制度;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日专制君主国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伪装的宪政制度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掩蔽了专制君主国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条件中的变革,以及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日共睹下并且是以大大增长的规模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投机倒把活动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漩涡中。1870年从法国大量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散布着。施特鲁斯堡和贝列尔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犹太经纪人作投机竞赛,而国家也承认他们的平等身分,把交易所犹太经纪人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分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忘了尊贵的昔日,现在都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般实的或不大实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僚愈来愈轻视把盗用公款作为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公职置之脑后,一味追逐收入更多的管理工业企业的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加入”铁路或诸如此类的企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并不反对搞些投机事业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日国家的<br>
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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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国;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要被揭穿,而且整个旧日的普鲁士国家都要崩赉<br>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应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即令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切经济问题上,普鲁士国家愈来愈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了。如果说1866年以来经济方面的立法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适应没有超过它实际表现出来的程度,那末这是谁的过错呢?主要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过错第一,因为它过于胆怯,不能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要求3第<br>
二,因为它对于任何可以同时把新武器授予威胁着它的无产阶级的让步都加以抵抗。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组织一个自已御用的无产阶级,借以箝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末这岂不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任何义务,只是对他们说一些善意的空话,顶多也只是象路易·波拿巴那样给予建筑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国家帮助罢了。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一些什么,最好的证明是看那笔曾便普鲁士国家机构再度皙时在社会面前保持其独立性的法国几十亿赔款的用途。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是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根本没有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赔款就很快地照旧挥霍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391,尽管同奥地利举行了几次施梯伯会议392,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br>
①现在,即1886年,普青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依靠保护关税来巩团的联盟之所以还能支持下去并联合起来,不过是因为害怕从1872年以来按人数和阶级意识说都已大大增长的无产阶级罢了(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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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他在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br>
三<br>
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即每解决一次就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次。这就叫做“欧斯曼的办法。<br>
我这里所说的“欧斯”,不但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种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br>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敷设了新街道,修建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拆除和改良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虽然从那时以来卫生察的监督已经加强,却还有许多街区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然而,由于城市的巨大扩展,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所以那些<br>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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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已经同从前最声名狼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各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br>
一个污点①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3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地基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水灾因为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们的大城市中筑有堤堰的河流总是一年比一年招来更大的水灾。那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象以前一样繁荣。下面就是曼彻斯特激进资产者的报纸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在1872年7月20日关于这点所写的报道:<br>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个良好的后果:把公众注意转移到对一切卫生法的显然弄上,那里的人们当着城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面忍受这种嘲乔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篇犀利的文章,还没有充分揭露出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几处地下室的可耻状态。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其中所引用的一切消息,并声明说: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些说,它们本来就不应当作为人们的住宅。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br>
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在这些房屋上面,布鲁克街最低处的铁道高架桥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决不会料想到在他脚下深深的穴中还住着称为人的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能接近它的只是那些迫于贫穷不得不在其墓冢似的幽闭环境中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被堤岸所挡住的通常停滞不动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它的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污水管中令人哒吐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这就是每次河水泛滥所留下的<br>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1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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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纪念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还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会不再住人,或者会有卫生委员会的人在把那发臭气的墙壁加以洗刷和消毒。可是相反,我们竟看见一个理发师的地下室中有一个人正在…用铁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他叫我们到更下边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作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这样我们最后就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是爱尔兰的女子,她正在洗一大堆衣物。她和她的丈夫所私宅的更夫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六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木片据这个人讲,他每两月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才能使这个房子没有不可忍受的臭气…在我们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个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其中两个还有人住。那里奥气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在几分钟之后也一定会呕吐起来……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女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弄得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这个象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个简直无可奈何的印象。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的一个复制本一一也许是稍微大的复制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是不能辞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是允许住人,那末,卫生委员会所负责任的严重性,以及威胁邻近地区的传染病的危险性,就简直不用说了。”<br>
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上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br>
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br>
第三篇再论东和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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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br>
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br>
在《人民国家报》第86号上,阿·米尔柏格宣称他就是我在该报第51号和以下各号中①批判过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对我大加责难,同时把所谈到的一切观点大肆歪曲,以致我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予以答复。虽然很遗憾,我的反驳大部分只是涉及米尔柏格给我划定的个人论争的范围,但是我将竭力使自己的反驳具有一般的意义,即把主要的论点再次加以发挥,而且尽可能要比上次更消楚些,尽管米尔柏格又会责难我说这一切“其实不论对他或对《人民国家报》其他读者说来都不包含任何新的东西”。米尔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内容。说到形式,只要这样反驳就够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出自谁的手笔。因此,根本谈不到对于作者有什么个人“成见”;不过对于这些论文中所阐述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早已从蒲鲁东那里知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对这个办法的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了。<br>
①见本卷第470491页—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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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关于我的批判的“语调”,我不想同朋友米尔柏格争论。象我这样参加运动很久的人,皮肤已经厚得不怕什么攻击了,所以很容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感到满意,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表皮(即最上面一层皮肤的敏感程度。<br>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鲁东主义者这点特别感到冤屈,他断言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才好;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这讲的也只是这些论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br>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就连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和完全不公平的<br>
“一个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理论,在我们德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来了。”<br>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的工人在二十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那里“蒲鲁东所规定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第二,说所谓蒲鲁东“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米尔柏格硬给加上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组织经济力量、社会清算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体现者”,都是不正确的。暂且不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消除百病的万应灵丹仅仅作为被巴枯宁弄得更糟糕的变种才有了一点儿影响,每一个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法<br>
第三篇再论蒲东和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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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则根本不愿理会蒲鲁东提出的那些以社会消算和组织经济力量闻名的社会改良方案。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经有过表现。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他们企图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具有一定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别一如那些流亡到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和革命》393那篇宜言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就不是宣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党宜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鲁东这<br>
一点做出结论说,德国人对于罗曼语地区的“直到巴黎公社”的运动缺乏理解,那末就请他为证明这个结论而举出一种哪怕同德国人马克思所写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正确理解和描写了公社的著作相近似的罗曼语的著作吧。<br>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100<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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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如果我认为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二十年内只是从蒲鲁东那里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末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蒲鲁东的改良药方在那里占有完全神秘的统治,而是在于他们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败坏了。至于问到究竟是谁“更久地停留在革命中”,是“蒲鲁东主义化的罗曼语地区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要比罗曼人理解自己的浦鲁东好得不知多少的德国工人,那末我们只有知道了“停留在革命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听说过某些人“停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宠中”等等。但是岂能“停留”在革命中,即在最富于暴力的运动中!难道“革命”是必须信仰的教条般的宗教吗?其次,米尔柏格贵难我,说尽管他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硬说他宣称住宅问题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br>
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一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这种忽略是不可宽恕的,因为这是表明他的论文的全部倾向的最具特征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这样说:<br>
“由于人们常常对我们提出可笑的责难,说我们实行阶级政策,力求实现阶级统治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说:住宅问题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阶级的问题,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全部官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住宅问题正是社会改良办法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巾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绝对的内在月一性。在租赁住宅的压迫的桎楷下,各中等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现在社会中各中等阶级本身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具有充分力量…与年力壮、精力充沛的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幸福的果将首先为他们所享受。”<br>
第三篇再论鲁东和住宅问题<br>
529<br>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指出了如下几点<br>
(1)“我们”不实行“阶级政策”,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br>
(2)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问题,而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真正的中等阶级”由于住宅缺乏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谁要是宜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末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了。因此米尔柏格实在没有理由抱怨我说的如下一段话:<br>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①<br>
(3)在“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结<br>
见本卷第473页一一编者注<br>
530<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果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等阶级所“享受”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所“享受”。<br>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其次,在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末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正当合理了。而这种主张两种观点权利平等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br>
所以,米尔柏格的做法前后是完全一贯的,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25页上34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因为小生产按其本质来说就结合着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有,并且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而没有对个人发展能力作任何的限制”;而且他责难现代工业,特别是责难它破坏这个培养正常人的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自觉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眼光投向哪里去的人”。可见,小资产者在米尔柏格看来是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在米尔柏格看来则是模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诬了他吗?<br>
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证明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了。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详谈小资产阶级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所谓的同一性。必须讲的一切,都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了(1872年菜比锡版第12和21页)<br>
①见本选集第1卷第260263、275一276页。一-编者注<br>
第三篇再论鲁东和住宅问题<br>
531<br>
总之,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在“关于小资产者蒲东的神话”旁边,出现了关于小资产者米尔柏格的真事。<br>
现在我们就来谈主要点。我曾指责米尔柏格的文章按蒲鲁东的方式歪曲了经济关系,把它翻译成了法律术语。我举出了米尔柏格下列论点作为例子:<br>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br>
米尔柏格对这点发出了如下的怨言:<br>
“这样简单冷静陈述的事实,竟成为恩格斯规诚我的借口,说我本来应该说明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法权理由的一可是这完全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以内…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随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br>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所一旦建造起来的房屋吧。这所房屋出租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给建造人带来地租、修缮费以及建筑时所投资本的利息,其中包括建筑资本的利润。按照情况的不同,陆续交付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费用的二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亲爱的米尔柏格,这就是“简单冷静地陈述”具有经济性质的“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个事实存在着,我们就必须在经济方面进行研究。我们且把这个事实更仔细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个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误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所有者交<br>
532<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互相差异的地方,就中还在于消费它们所需要的时间的不同。一个大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比方说要<br>
一百年才住得坏。因此,对消耗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把使用价值零星出卖,每次有一定的期限,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润立刻收回,就要借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和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一百年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们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1)地租以及地租在这个期间的若干提高数额,(2)日常修缮费用,那末我们就会发现,余数平均起来是由下列各项组成:(1)原先的房屋建筑资本,<br>
(2)建筑资本的利润,以及(3)逐渐收回的资本和利润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间终了之后,承租人并没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没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属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经不是房屋了。如果房屋在这个期间“原先的费用得到了五倍或十倍的补偿”,那末我们将看到,这全是由于地租的上涨;在象伦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两个人。租金的这种巨大增加,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①,而绝不是发生在乡下某个地方,因为在那里建筑地皮上的地租几乎是始终不变的。大家知道,扣除了地租的上涨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资本(包括利润在内)的7%,并且还得从中开销修缮费等等。<br>
一句话,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论上,它并不比<br>
在《人民国家报》上是:“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中”编者注<br>
第三篇再论鲁东和住宅问题<br>
533<br>
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劳动力的买卖才是一个例外;在实践上,这个租赁合同是作为资产阶级千百种欺诈形式之一出现于工人面前,关于这些欺诈形式我在单行本第4页上已经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这个形式也受一定的经济规律的调节。<br>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赁合同无非是纯粹的“任意行为”(见他的著作第19页),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说: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br>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经济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把废除租赁住宅变为“在革命思想内部产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意向之一”。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冷静的政治经济学领中转移到在意识形态方面高级得多的法学领域中去。“房屋是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3“结果就是”,房屋的价值能以房租的形式得到二倍、三倍、五倍和十倍的补偿。要明白怎么“结果就是”这样的,“法权理由”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说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法权理由之后,才能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样。只有当我们象我那样研究了房租的经济本质,而不是对统治阶级用来批准房租的法律术语表示愤慨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这点。谁要提议采取经济措施来废除房租,谁就应当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说它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对于这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br>
这样一来,完全不是永恒的房屋就变成了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了。不管它“结果就是”怎样,我们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法权理<br>
①见卷第471--473页编者<br>
534<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由,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译成法律术语,我们便顺利地远远离开了经济学领域,所以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房租的总额逐渐能偿付一所房屋价值的好几倍。既然我们用法学来思想和谈话,那末对这个现象我们也只要用法权标准即公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是与“革命的法权观念”不论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一不相符合的,因而法权理由也就是完全要不得的。其次,我们又发现,这点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几种所有权从其他各种所有权里划分出来,并且加以特别的考察。这种特别的考察就要求;(1)剥夺所有者废除合同的权利,即剥夺他索回自已财产的权利,(2)把租借给承租人、债务人或租人但并不属于他的财物的使用权无偿地让渡给他,(3)用长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偿清财产而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尽了蒲鲁东在这方面的“原则”。这就是蒲鲁东的“社会清算”附带说说:十分显然,这整个改良计划是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者和小农,因为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因此,据米尔柏格看来,神话式的“小资产者蒲鲁东”这个形象在这里就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触知的历史现实性了。米尔柏格继续写道:<br>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应当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黑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已也是会承认的。”<br>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方面得到满足。米尔柏格要求社会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并且把这叫做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法院执行吏来命令我偿还一笔债务,那末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做的无非是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债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br>
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br>
535<br>
则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主要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们描述一一而真实描述某一事物,与米尔柏格的说法相反,同时也就是说明这一事物,我们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法权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说教和诉“革命的法权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测。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奇怪的错误,把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要举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总观念》259第39一40页做例子就够了。但是,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鲁东那里去寻求对“革命的法权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暗①中。<br>
米尔柏格接着说:<br>
“但是,不论蒲鲁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永恒公平’来说明现存的不公平的状况,更不是象恩格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样,期望诉诸这个公<br>
①意即极度的黑暗,语出圣经《出埃及记》第10章。编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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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平来改善这些状况。”<br>
米尔柏格大概以为“蒲鲁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知道”吧。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①,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122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 justice etern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395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表现着这整整<br>
三卷说教的内容(第1卷第42页):<br>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曾是虚无。它将来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一切。<br>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米恒公平,那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基本的、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的公平,这个虽然如此而至今都是虚无但将来应是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标准,不是在任何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那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正是断言蒲鲁东在判断一切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从而掩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愚味无知和束手无策吗?既然米尔柏格要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更……都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公平要求来实行”,那末他与蒲鲁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br>
①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丽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条件和理论的、哲学的宗教的原理”。一…编者注<br>
第三篇再论蒲东和住宅问题<br>
537<br>
阅读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米尔柏格接着说:<br>
“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这一点鲁东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他也知道,心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权观念只是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反映和产物总之,法权在蒲鲁东看来是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产物。”<br>
如果蒲鲁东对这一切“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我且不管米尔柏格的含糊说法,就算他的善良愿望是事实),那末我们还争论什么呢?但是问题正在于,蒲鲁东的知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回事。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在刚才引证过的蒲鲁东的主要著作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统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其一切著作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继续说:<br>
“…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经济法权观念,同拉萨尔在其《既得权利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br>
《战争与和平》396可以说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部著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这部书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精神,以至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达不出它对于战争的见解<br>
“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选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页<br>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这从它相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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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点就可看出<br>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饶而宁静的时代”(同上,第102页<br>
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粗糙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页)<br>
那末,这本书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一口咬定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还是“贫困”(例如,第143页)。布雷济希大叔曾经也是同样巧妙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1848年的演说中郑重地发表过“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乏”的宏论。<br>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37一书不仅陷于法学家的全部幻想中,而且还陷于老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幻想中。拉萨尔在序言第<br>
VII页上明确地宣称:“在经济方面,既得权利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继<br>
续向前发展的出发点”;他想证明:“法权是一个从自身以内这就是说不是从经济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页);在拉萨尔看来,任务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br>
“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第X页)。然而这<br>
部书在这里有什么相干呢?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br>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象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br>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br>
第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br>
539<br>
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一一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象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已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面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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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有一个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象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如果人们象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原则,或者象米尔柏格那样断定说燃素论①是与氧气论一样正确,则这种混乱就会更加厉害了。<br>
三<br>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议论叫做反动的哀歌:<br>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br>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象他自己硬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现时代的惨状”,那末我当然就不会说出一句坏话来评论“他和他的朴素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惨状”描述为工人“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的结果。不论是抱怨“现时代的惨状”是由于工人对于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被废<br>
①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能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定存在<br>
着一种特别的燃烧体,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燃烧的简单物体在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结合并且已取得了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一这种假说打破了。<br>
第三篇再论蒲售东和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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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结果,或者是如容克们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被废除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都只能是反动的哀歌,只能是因感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正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于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被历史消灭了的事情;就在于他所设想的工人解放只能是使每个工人再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不是别的。往下他又写道:“我极其坚决地认定:斗争纯粹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出发,才能期望住宅状况的改善恩格斯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把社会问题的完全解决当做是手赎买出租住宅的前提。”<br>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姓名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做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直到现在还看见(在他的著作第15和1页上米尔柏格拿来作为废除出租住宅的前提的,不过是……出租住宅本身只有在第17页上他才“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服”关于这点我们回头还要讨论到。他甚至在他的答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当时问题倒是在于表明怎样从现有情况出发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完全改造。”<br>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意思应该是:废除>出发”一—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br>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耳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己房屋的慈善主义努力,看做唯一可能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计划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那末他自然就不会信仰这个计划了。而且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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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府提议仿效多耳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赞美呢?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br>
“至于就中说到城乡的对立,那米想把它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问题不是在于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br>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其他矛盾上面,看一看这会使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至于就中说到”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那末想把它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问题不是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这样一来,我们又到了舒尔采-德里奇那里了。<br>
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的第一个要求总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弄臭伦敦全城,一那末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秘气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另一方<br>
第三篇再论蒲东和住宅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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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象蒲鲁东那样想改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持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取蒲鲁东解决住宅问题的公式时,就是在这样做。<br>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认为他对“蒲东关于资本和利息的古怪见解”要负一定的责任,因而宣称:<br>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早已规定了的,而调整利息率的过渡法律却不是处理生产关系,面是处理社会周转即流通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变更,或者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当然不是如恩格斯硬说是我讲的那样由于取消利息的过渡法律的结果而实现,而是由于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的结果而实现的。至于劳动人民在这里将崇拜ㄑ赎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没收办法,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br>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说过,他的赎买出租住宅是以“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它根本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际占有”这些话。不过在第17页上却说过:<br>
“我们假定,资本生产率真正已被住双角加以了,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的过渡性法律,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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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切生产品一样,都应服从这种法律支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方面来说赎买出租住宅是根本消灭资本生产串的必然后果。”<br>
可见,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转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糊地说,对于资本生产率一他这个含糊的说法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确实是可以通过废除利息的法律真的“被握住双角加以骈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赎买出租住宅是根本消灭资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现在米尔柏格却说绝对不是这样。这个过渡法律“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流通关系”碰到这种象歌德所说的“无论对于智者或者都同样神秘的398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设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刊印出来的东西“硬说”是他写的。<br>
至于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请教他们在实际占有时将“崇拜赎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没收办法”,那是千真万确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愿什么也不“崇拜”。但是,要知道,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问题根本没有谈到,而谈的只是米尔柏格断言(第17页)“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买这个名词中”。既然他现在承认这种赎买是极成问题的,那末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两人和读者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br>
不过,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br>
第三篇再论鲁东和住宅问题<br>
545<br>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一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一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br>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简单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渐地赎买这些财产。企图预先回答和针对一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别人去做。<br>
四<br>
我不得不花费这样多的笔墨纸张,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附带条件和遁词,终于达到米尔柏格在自己的答复中竭力避兔步及的问题的要点。<br>
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肯定见解呢?<br>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的原来费用同它的现今价值间的差额”,照理应该属于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差额就是地租。蒲鲁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点我们在他的《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版第219页中可以读到。<br>
第二,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每个承租人都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br>
第三,这种解决办法应借一种规定把支付房租变为支付住宅买价的法律来实行。第二第三两点都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199页及以下各页中看出这点,而且那本书第203页中甚至还有完全编好了的有关的法律草案。<br>
第四,借一种过渡法律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br>
546<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根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以后还要继续降低。这同样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在《总观念》第182186页中可以详细地读到这点。<br>
关于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抄本所依据的蒲鲁东原书的段落。现在我要问:我是否有权把一篇贯穿着蒲鲁东主义的文章的作者,一篇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br>
一“碰见蒲鲁东所特有的某些说法”就称他为鲁东主义者恰恰相反。一切“说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内容则是鲁东的。而当我随后用蒲鲁东的话来补充蒲鲁东主义的论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说我把蒲鲁东的“古怪观点”悄悄加到他头上了!<br>
那末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土地所有权。第二,赎买出租住宅并把住宅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br>
第三,在现代的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后退一步。<br>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高利贷法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而又不能实现的办法。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现在已经表示同意了。对于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驳。而这恰好是正在争论的几点。但是,米尔柏格的答复并不是反驳;他极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个答复不过是个人的怨言罢了。例如,他埋怨我预料到了他对其他问题如国家债务、私人债务、信用<br>
第三篇再论蒲东和住宅问题<br>
547<br>
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且说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到处都会是象在住宅问题方面一样,即废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转变为情偿资本,宣布实行无息信用。虽然如此,我现在仍愿意打赌说,如果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公布于世,它们的内容本质上将与蒲东的《总观念》(信用第182页,国家债务第186页私人务第196页)相符合,正如他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与我从同<br>
一书中所引证的各段相符合一样。<br>
米尔柏格就此教导我说:这些问题,即捐税、国家债务、私人债务和信用问题,加上公社自治问题一对于农民和乡村宣传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表示同意,但是,(1)我们直到现在并没有谈到过农民,(2)蒲鲁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如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米尔柏格暗示说我不认为必须吸引农民加入运动,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是,企图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鲁东式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田庄。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为细小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猎施。相反,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走在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390<br>
至于责备我似乎把现代工人住宅的惨状看做“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我也同样无须为自己辩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文把这种惨状按其在英国那样典型发展了的形式描写出来的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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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而这并不是象米尔柏格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它们“损伤了我的法权感”,一谁要是想把一切损伤自己法权感的事情都写成文章,那他就不胜劳碌了,一而是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①中所指出的那样,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来给当时刚产生的徒托空言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不想从事解决那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指出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而且有足够的房屋使现在就有可能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一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独解决象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过了,他首先用了二十八页的篇幅来详细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名词中”,后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开始迷乱地唠叨: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动人民究竟将崇拜赎买办法”或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这其实还是很成问题的。<br>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实际关系”时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一280页。——编者注<br>
第三篇再论蒲东和住宅问题<br>
549<br>
那他也许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要知道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关系,考察它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联系。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见的又是什么呢?看见了整整两个论点,即<br>
(1)“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br>
我在前面,在单行本第6页①中,已经证明这意见是完全不对的,而米尔柏格则对此根本无言可…<br>
(2)“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握化双角加以洲服的那头牡牛,就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派所谓的资本生产串,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它却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一切压迫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br>
因此,必须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握。全部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却能神妙地在地面上建造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绝不是“假想的”(第12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说乱扯的人竟敢以向德国工人指示新的更好的途径为已任,并且自命为“至少大体明白将来社会结构的建筑师”<br>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他用了二十五年功夫来从各方面研究这些关系,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到处都包含有种种在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认为这还不够。这一切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br>
①见本卷第473474页。编者注<br>
550<br>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br>
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著作丝毫没有告诉他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可是却给予了他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很确定的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现成的拯救社会计划,把这个蒲鲁东体系奉送给德函工人,借口说他想“抛弃体系”,而说我则“选定了相反的途径”!要理解这点,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聋子,我们彼此根本讲不通。够了。这场论战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益处,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对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应该反对哪些社会机构,以及应该怎样进行自己的主要打击,无论何时都是不会发生困难的。<br>
马于1872年5月一1873年1月<br>
原文是德文<br>
于1872年6月26和29日,7月3<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日,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br>
第18卷第233321页<br>
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年1月4和8日,2月8、12、19和22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和16号;并于18721873年以三个分册在比锡出版<br>
551<br>
恩格斯<br>
论权威0<br>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宜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一一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br>
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br>
552<br>
恩格斯:论权威<br>
够组织起来吗?<br>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br>
就拿纺纱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一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401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br>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br>
论杖威<br>
553<br>
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一—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br>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br>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br>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br>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br>
554<br>
恩格斯:论权威<br>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面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已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br>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br>
写于1872年10月一1873年3月<br>
原文是意大利文<br>
于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年鉴》文集<br>
第18卷第341344页<br>
555<br>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02<br>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在佣劳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br>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个别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拒绝象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经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去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对他们进行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的剥削以代替十四小时或者十六小时的剥削。他们也不应该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从立法上禁止十岁以下的女孩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十岁以下的男孩的剥削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破坏永恒原则的纯洁性的新妥协<br>
“工人更不应该争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象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宫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则,即使无知和每天十六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br>
556<br>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br>
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受奴役的真正基础。<br>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这种活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后果。他们应该象真正的教徒那样,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保持洁白无瑕!他们应该象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br>
一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也不知道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同样的幻境。“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象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br>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除高谈阔论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br>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末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原。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br>
政治冷淡主义<br>
557<br>
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被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以致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了。他们太胆怯了,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br>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援引老传统、正直、诚挚和永恒原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开脱。<br>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桃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br>
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一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Labour''s<br>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403的书。<br>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屑部改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了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了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br>
558<br>
克思:政治冷淡主义<br>
进一步尖锐化。<br>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矛盾的任何经济运动(如组织同盟、罢工等),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122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耶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联合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又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才问世的。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29赞赏地译载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br>
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宜布了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醒,给那里派去了士兵。<br>
蒲鲁东大声疾呼道:“枪杀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的政权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是,它是象罗马人布鲁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土斯不得不在父爱和自己执政官的职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便拯救共和国。布鲁土斯没有动摇,而且他的后代也不敢谴责他。”②<br>
没有一个工人想得起,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的工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这些资产者算是什么布鲁土斯<br>
①见哲学的贫困。答准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1847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买工和工人同盟》。(本选集第1卷第15416页编注<br>
②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404第327页。<br>
政治冷淡主义<br>
559<br>
“因此,一—没有联合的权利,就象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血亲相奸和私通的权利一样。”①<br>
但是,必须承认,大概会有愚的权利。<br>
为了永恒原则,这位老师发出毫无意义的诅咒,这些永恒原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第一条永恒原则:“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br>
即使谁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405书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传统的错误,他也会知道英国工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能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业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第二条永恒原则:<br>
“准许联合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秩序相矛盾的。”<br>
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矛盾的”。<br>
如果这位老师不是一个严重的沙文主义者,他会自问,在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极其矛盾的法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极其矛盾的法律,甚至连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本身也被迫把它当做是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如果这样,他也许会发现,这种众所周知的权利(大写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在这些教科书中也可以找到下面这些珠般的经济学词句:财产<br>
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3页<br>
560<br>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br>
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第三条永恒原则:<br>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个市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宁肯要阶级斗争不要国家警察。”①<br>
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师谴责使工人阶级组织成同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敌对的阶级的联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察而不要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②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也曾宜扬政治冷淡主义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从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那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使他们必须放弃世间的欢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受<br>
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是由工厂工人承担的1<br>
1873年1月于伦敦<br>
载于1873年12月《1874年<br>
原文是意大利文<br>
共和国年鉴》文集<br>
选自马克思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页<br>
①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7<br>
338页<br>
②同上,第334页<br>
561<br>
恩格斯<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408<br>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①(见载于《人民国家报》第87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407一文)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谈家在西班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道以外,我们还掌握有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br>
① Alliance de la Democratie Socialistet《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73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4 Ein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s个反对国际的阴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格斯在1894年版上加的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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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br>
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一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千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象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继续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经日益变得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们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他们怎样摆脱了这种困境,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br>
“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408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精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一一相反地,他们厌恶这种思想,一而是卖劲帮助一个由冒险家、心家、钻之徒组成的并自称为不协派(unversohuliche)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都极<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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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已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快,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捧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br>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br>
但是,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40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派410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411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战,不愿参加竞选。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例放弃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分裂为两派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由于国际的名称当时在西班牙工人中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br>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一编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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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br>
由于当时在西班牙至少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国际支部的良好的组织,因此毫无疑问,在卡塔卢尼亚工厂区,瓦伦西亚,在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等地,由国际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选人都会取得光辉的胜利,并且必定能够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在每次表决时左右两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局的少数派。工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感觉到,发挥他们的当时还有雄厚力量的组织的作用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巴枯宁学派的首领先生们长期以来<br>
一直宣传无条件放弃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变方针;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条可怜的出路: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不参加选举,但是国际会员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投票。这个政治破产的声明的后果是:工人象在这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投票选举了伪装为最激进的人不妥协派,从而对自己选出来的人以后所采取的步骤担负了一定的责任,并被卷入他们的行动。<br>
同盟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的狡黠的选举政策使他们所处的可笑地位上坚持下去,否则他们至今所保持的对西班牙国际的统治就会完结。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即使仅仅为了装装样子。总工便是他们的出路。<br>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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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9页412),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413,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br>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领们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们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br>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高谈阔论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们想象的运动所吓倒;他们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协议的皮伊-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马上付实行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纲领,这些措施不仅会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结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给社会革命以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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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br>
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的谈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渐渐表现不耐烦,们中间最急躁的人物在安达鲁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领们如果不愿做不妥协派资产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总罢工。<br>
当时在巴塞罗纳张贴了这样一张布告<br>
.“工人们!政府利用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视反卡洛斯派的战争,我们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们的无比愤怒”云云。<br>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都多,可是,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期,巴塞罗纳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这类驯顺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经到来,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们的著名的选举纲领,继而竭力宣传保持安静,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视他们。最软弱的不妥协派终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现了更大的毅力。同盟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们宣布实行总罢工,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们干脆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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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斯(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同盟的报告)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上声称:<br>
“革命运动象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br>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br>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亚尔科已被提上了日程。亚尔科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城市,现在约有三万居民。仅仅一年以前,国际才以巴枯宁主义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并且非常迅速地扩展开来。这个城市的工人在此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因此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一概加以欢迎,正象在德国的落后地方一再发生的情形一样,在那些地方,全德工人联合会突然间就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因此,亚尔科被选为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br>
7.月7日,一个工人会议决定宜布总罢工。第二天就派出了<br>
一个代表团去见市长,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召集工厂主并把工人的要求交给他们。市长阿耳博尔斯是个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他扣留工人,从阿利康特调来军队,并建议工厂主不要让步,叫他们深居简出。他本人将忠于职守。在同工主商谈之后,一这里我们根据同盟分子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7月14日的正式报<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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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粘宁主义者<br>
告415,这位最初向工人答应保持中立的人,这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侮辱和诬蔑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从而取消了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他们进行斗争”。一个市长的虔诚祝愿怎么能够取消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论如何是没有交代清楚的。不管怎么样,受同盟领导的工人当时通过一个委员会向市政当局宣布,如果它不打算遵守在罢工期间保持中立的诺言,那为了避免冲突起见,它最好卸职。委员会的代表们未被接见,而当他们离开市政厅时,警察便向和平地站在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如同盟的报告所说,斗争就此开始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了据说是长达“二十小时”的战斗。一边是工人,据《革命团结报》说有五千人,另一边是市政厅里的三十二个宪兵和市场上四<br>
五幢房屋中的几个武装人员;这几幢房屋按照普鲁士的先例———被人民烧毁了。最后,宪兵弹尽,被迫投降。<br>
同盟分子委员会的报告上说:“市长阿耳博尔斯伪装投降,然后又胆怯地命令杀死那些轻信他的诺言而进入市政厅的人们,如果他不是这样欺骗人民,我们也不会为这样多的死难者而哀悼;如果这位市长自己不用手枪抵近射击逮捕他的人,他是不会被义愤的居民打死的。”<br>
这次斗争中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呢?<br>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计算出伤亡的人数人民方面>,但我们可以说,伤亡不下十人。攻击者的伤亡则不下十五人。”<br>
这是同盟经受的第一次战。五千人对三十二个宪兵和几个武装的资产者进行了二十小时的战斗,在敌人弹尽之后才打败了他们,自己总共损失了十个人。看来同盟是硬要自己的信徒相信福斯泰夫的箴:“慎惠是勇敢的最大要素”416<br>
不用说,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关于漫无目标地烧毁工厂、关于火批枪杀宪兵、关于把人们浇上汽油烧死的种<br>
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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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报道纯粹是捏造。胜利的工人,甚至当领导他们的是以“彻底消灭!”为座右铭的同盟分子的时候,他们对待战败了的敌人也经常是过分宽大的,而敌人因此就把自己在胜利时从来不忘记制造的可耻罪行强加在工人身上。总之,取得了胜利。<br>
《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亚尔科,我们的朋友五千人成了局势的支配者。”<br>
这些“支配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局势”的呢?<br>
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同盟的报告还是同盟的报刊都没有告诉我们片言只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般报纸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在亚尔科马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固然,同盟分子也曾于1872年9月15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象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在亚尔科开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还竭力想使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赞成这项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根据某些消息还有该委员会的书记弗朗西斯科·托马斯,都是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亚尔科物质福利委员会的成员!<br>
这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为了实现“工人的立即完全解放”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委员会禁止所有男子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却允许妇女离开,只要她们…持有身分证!反对权威的人竟然又采用了身分证!至于其他方面,则是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br>
与此同时,韦拉德将军带领军队从阿利康特逼近。政府一心想毫不声张地扑灭各省的地方性起义。而亚尔科的“局势的支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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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br>
者”则一心想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局势。因此,议员塞尔维腊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担任的调停人的任务。物质福利委员会交卸了自己的职权,7月12日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了城,为此而向物质福利委员会许下的唯一诺言是大赦。同盟的“局势的支配者”又一次平安无事地摆脱了窘境。亚尔科的冒险也就这样结束了。<br>
同盟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加迪斯附近的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br>
“市长封闭了国际的会所,并且由于他威胁和不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被选出的委员会要求部长遵守法律和开放擅自封闭的国际会所。皮先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却拒绝执行。工人们明白政府存心要有计划地使他们的协会成为非法他们免去了地方当局的所有代表的职务,并委派新的人员来代替他们,新任代表重新开放了协会的会所”<br>
“在桑卢卡尔…人民是局势的支配者!”—《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这里,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可是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他们把时间浪费在空洞辩论和纸面决议上;而帕维亚将军在攻下了塞维尔和加迪斯之后,于8月5日派遣了索里阿旅的几个连队前往桑卢卡尔,遇到的是一毫无抵抗。<br>
这就是同盟在没有任何竞争者与其对抗的地方所建树的英雄功绩。<br>
三<br>
紧接着亚尔科巷战之后,不妥协派又在安达鲁西亚实行起义。<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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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伊-马尔加耳当时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一直同这一派的首领们进行谈判,期望由他们来组阁;既然谈判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这种仓卒行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有<br>
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妥协派先生们力求首先尽快地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便掌握政权和占据各个自治州将要重新设立的许多政府职位。马德里议会把分裂西班牙一事拖延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到处宜布成立自治州。国际巴宁派的)从选举以来就和不妥协派混在一起,它以前的行动使人相信可以得到它的协助:它不是刚刚用暴力占领了亚尔科,因而同政府进行了公开战斗吗?况且,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真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而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至少是在各个城市里,可以自下而上地来实现著名的自治原则了!其结果只能是: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工人落入了圈套,为不妥协派去火中取架,为此而从自己的同盟者那里得到的奖赏照例是脚踢和枪弹。<br>
巴枯宁派的“国际”的会员在这整个运动中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他们促使运动具有联邦主义的分散性质,他们尽可能地实现了自己的无政府的理想。同一些巴枯宁主义者,几个月以前在哥多瓦还宜布,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背叛和欺骗,现在他们却参加了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的革命政府,但是到处都占少数,所以不妥协派能够为所欲为。不妥协派掌握着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而用华丽的辞句和极其荒唐、毫无意义的所谓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敷衍工人。当巴枯宁主义者的首领们要求真正的让步时便遭到轻蔑的拒绝。领导这个运动的不妥协派在回答英国报纸记者的问题时首先声明,他们同这些所谓的“国际会员”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对这些人不负任何责任,并且声称他们把国际会员的首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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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br>
们以及巴黎公社的全部流亡者置于最严密的警察监视之下。最后,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塞维尔,不妥协派在对政府军队作战时,还向他们的巴枯宁同盟者开枪①<br>
结果,几天之内整个安达鲁西亚都落入了武装的不妥协派手中。塞维尔、马拉加、格拉纳达、加迪斯等地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他们占领。每个城市都宣布自己是自治州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委员会(洪达)。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也跟着这样做了萨拉芒卡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性质比较平和。这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大城市都被起义者掌握;只有首都马德里这个差不多从来不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奢华城市和巴塞罗纳是例外。如果巴塞罗纳行动起来,最后胜利几乎是有保证的,同时也会保证给运动中的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妥协派在巴塞罗纳力量很弱,而当时在那里还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派的“国际”会员却以总罢工为借口来回避起义。因此巴塞罗纳这一次没有站在自己的岗位上。<br>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哪怕就象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br>
①人民国家报》(1873年11月2日第106号)把下面三段文字误排在第三节末尾。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题论文集》时,将这三段移到本段后面。一编者注<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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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guardias civiles),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做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br>
但是没有这样做。不妥协派以及他们的巴枯宁派的仆从们的联邦主义恰恰就在于,让每一个城市独自行动,并官布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其他城市共同行动,而是和它们分开,从而排除了发动总攻势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一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417在这里被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巴枯宁可以心满意足了。早在1870年9月(在《给一个法国人的信》18中)他就声明通过革命战争把普鲁士人赶出法国的唯一手段在于,消灭一切集中的领导,让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独自去进行战争。只要用解放了的革命热情去对抗有统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胜利就有了保证。最后,在法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毛奇的个人智慧当然就会消失。法国人当时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西班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的,巴枯宁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这次没有任何口实而仓卒发动的起义使得皮-伊-马尔加耳不能同不妥协派继续谈判。他被迫辞职;卡斯特拉尔之流的纯粹共和党人就代之而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是毫不掩饰的资产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扑灭他们以前利用过而现在只成为他们的障碍的工人运动。他们拼凑了两个师,一师由帕维亚将军率领去进攻安达鲁西亚,另一师由康波斯率领去进攻瓦伦西亚和卡塔<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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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br>
黑纳。这些军队的核心是由西班牙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宪兵组成的,他们都是纪律尚未涣散的老兵。正象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br>
一样,在这里宪兵也应当压住士气沮丧的基干部队的阵脚,并到处带领进攻的纵队冲锋;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尽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除了宪兵以外,还把一些混合基团拨给了这两个师,因此这两个师大约各有三千人。这就是政府能够用来反对起义者的全部兵力。<br>
帕维亚将军在7月20日前后进军。24日,里波耳指挥的宪兵和基干部队占领了哥多瓦。29日,帕维亚进攻严密设防的塞维尔,30日或31日(根据电文难以确定日期)便攻占了该城。他留了一支游动队在这里平定郊区,自己则向加迪斯进发加迪斯的保卫者只是在通往该城的接近路上设防据守而且防御也很薄弱,后来在8月4日,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在以后几天内,帕维亚又解除了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圣罗克、塔里法、阿耳黑西腊斯及其他许多早就宣布自己为自治州的小城镇的武装,同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帕维亚派军队去进攻马拉加和格拉纳达。马拉加在8月3日,格拉纳达在8日均不战而降。因此到了8月10日,即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安达鲁西亚便几乎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br>
7月26日,马丁涅斯·康波斯开始对瓦伦西亚发动攻势。这里的起义是由工人发动的。当国际的西班牙组织发生分裂时,真正的国际的会员在瓦伦西亚占优势,于是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这个城市。共和国宜布成立后不久,当革命战斗行将来临时,瓦伦西亚的巴枯宁派工人不相信巴塞罗纳的首领们在极端革命词句掩盖下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他们向真正的国际的会员们建议在所有地方性的运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当自治州运动兴起时,<br>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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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国际会员便利用了不妥协派,立即发动起义,赶走了政府军。瓦伦两亚洪达的成员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英国报纸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在洪达中和在瓦伦西亚义勇大队中一样,工人占绝对优势。这些记者怀着敬意来谈论瓦伦西亚的起义者,这种态度是他们对不妥协派占优势的其他起义者从未表示过的。他们赞扬瓦伦西亚人纪律严明,赞扬城内秩序井然,预言将有长期的抵抗和顽强的斗争。他们没有说错。不设防的瓦伦西亚城对康波斯师的进攻从7月26日一直抵抗到8月8日就是说比整个安达鲁西亚还要抵抗得长久一些。<br>
在木尔西亚省,省城木尔西亚未作抵抗就被占领;在攻陷瓦伦西亚后,康波斯便向卡塔黑纳进军。卡塔黑纳是西班牙最强大的要塞之一,在陆地这一边,在瞰制城市的制高点上,有连绵不断的围墙和突出的堡垒做壁障。三千政府军没有任何攻城炮,只凭自己的轻型野炮当然无力对付堡垒的重炮,于是只好限于从陆地上包围城市;但是当卡塔黑纳人利用从港内夺得的海军舰队控制海面时,这种包围是意义不大的。当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在进行斗争时,卡塔黑纳的起义者正自顾不暇。直到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在他们自己的金钱和食物也快要耗尽时,他们才开始想起外面世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做了一次向马德里推进的尝试,而马德里距他们至少有六十德里,比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离他们的距离要远一倍以上!这次出征在离卡塔黑纳不远的地方就遭到悲惨的结局。包围使得从陆路出击成为完全不可能;所以他们就依靠舰队来出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出击啊!依靠卡塔黑纳的军舰在刚刚被征服的沿海城市中重新发动起义是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卡塔黑纳自治州的舰队只限于用炮击来吓从瓦伦西亚到马拉加一带的其他的(按照卡塔黑纳人的理论来说也是独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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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海城市,扬言如果这些城市不把粮食和硬币军款送上船,就对它们进行炮击,实际上也的确进行了炮击。当这些城市作为自治州向政府作战时,卡塔黑纳所持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当它们失败以后,则宣布了另一个原则:“大家都来保卫卡塔黑纳卡塔黑纳的不妥协派及其巴枯宁主义同谋者就是这样理解各自治州的联邦主义的。<br>
为了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队伍,卡塔黑纳政府释放了约一千八百名被囚在该城监狱中的罪犯西班牙穷凶极恶的强盗和杀人犯。从关于同盟的报告中所做的揭露可以看出,这项革命措施毫无疑问是巴枯宁主义者给卡塔黑纳政府出的主意。报告说明,巴枯宁怎样幻想“放纵一切恶欲”,他把俄国的强盗奉为一切真正革命者的楷模。对俄国人是合理的,对西班牙人也是公平的。卡塔黑纳政府放纵了一千八百名被严加看守的匪徒的“恶欲”,从而使自己军队的纪律败坏到了极点,它当然完全是按照巴枯宁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政府不去彻底摧毁自己的要塞工事,而等待卡塔黑纳城由于它的保卫者内部瓦解而陷落,它是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政策。<br>
四<br>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马德里联合会78的报告关于这整个运动是怎样说的。<br>
“预定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瓦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其他问题外,将要决定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对2月11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西班牙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应当采取的立场。但是,差不多所有起义省份里的<br>
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四<br>
577<br>
国际会员都热烈参加了这次遭到如此悲惨失败的糊里糊涂的<《d03cabeI1ada《原意是:散乱的>自治州起义,这不仅分散了大多数国际会员而使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瘫痪,而且也几乎完全瓦解了各地方联合会而更坏的是它使这些联合会的成员受到种种仇恨和迫害,而这些优恨和迫害是任何一次非常精糕地开始而又遭到失败的人民起义常有的后果<br>
当自治州起义爆发,当洪达即各自治州的政府组成时,那些曾经激烈反对政治权力,指责我们有权威主义的人巴枯宁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些自治州的政府。在塞维尔、加迪斯、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格拉纳达及瓦伦西亚等大城市,许多自称为反权威主义者的国际会员却参加了各自治州的洪达,他们除了主张省或自治州的自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纲领。这一点已经为这些洪达公布的宣言及其他文件正式证实了在这些文件上都有这个国际的知名会员的大名。<br>
理论与实践之间、传与行动之间的这种人的矛,如果能对我们的协会稍有益,能使我们在组织力量方面稍有进步,能使我们向主要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稍微接近一点,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结果情况恰恰相反,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缺少主要的条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有效合作,其实只要用国际的名义来行动,这种合作是很容易争取到的。各地方联合会之间缺少协调一致;运动听由个人或地方自行支配没有任何领导(不算秘密同盟能强使运动受的那种领导我们感到爱耻的是,这个月居然还统治着国际的西班牙组织),除了我们的添然敌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纲领以外,没有任何纲领。就这样,自治州起义儿乎毫无抵抗就被极其可耻地镇压下去了,可是,它在覆灭的时候也连带葬送了国际在西班牙的威信和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罪行或暴行,共和党人现在都把它推在国际会员身上;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下述情况的可靠材料:在塞维尔,当战斗进行时候,不妥协派向自己的同盟者国际《巴粘宁派的>会员开枪射击。反动派狡猜地利用了我们的愚,唆使共和党人来迫害我们,并在持冷淡态度的广大群众面前评蔑我们反动派在萨加斯塔时期没有做到的事现在显然可以做到了:在西班牙广大工人群众中损害国际的名誉。在巴塞罗纳,许多工人支部脱离了国际,对《联盟》周报229ㄑ巴枯宁派的主要机关报的先生们及其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坚决抗议。在赫雷斯圣玛亚港及其他地方,各联合会决定解散。在洛(格拉纳达省),居民赶走了<br>
578<br>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粘宁主义者<br>
一些住在当地的国际会员。在人们还享有最大自由的马德里,旧的ㄑ巴宁派的>联合会毫无生气,而我们的联合会为了避免代人受过又被迫无所行动和保持沉默。在北部的城市中,由于卡洛斯派的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毫无活动的可能。最后,在瓦伦西亚,经过十五天斗争之后,政府获得了胜利,不及逃走的国际会员被迫隐起来,而联合会委员会则完全瓦解了。”<br>
这就是马德里的报告所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它和前面的历史概述毫无出入。<br>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br>
1巴枮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一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br>
2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儒、最虚伪的形式和味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br>
行劝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四<br>
579<br>
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br>
3.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br>
4.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覆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象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br>
5.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br>
写于1873年910月<br>
原文是文<br>
载1873年10月31日,11月2和<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5日人民国家第105106和107<br>
第18卷第521540页<br>
号;1874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莱比锡出版;转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br>
在《人民家报》上不是“所的”,而是“大吹大的”者注<br>
580<br>
恩格斯<br>
流亡者文献<br>
波兰宣言20<br>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左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五英镑,督察员每人两英镑(合一百马克和四十马克)的小费。<br>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421,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办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422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1<br>
波兰宜言<br>
581<br>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昕沙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接着呼吁书中说:<br>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米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br>
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勃发展工商业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妇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br>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br>
582<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br>
“我们将用一个特别的直言来宜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面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联合起来。现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①,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象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423<br>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br>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一般说来我将活着的话,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br>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br>
①本篇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恩格斯加的注<br>
一波兰宜言<br>
583<br>
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争得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争得的东西。<br>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br>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做了阐述424。<br>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直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面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185年宜言,不仅宜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理。一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宜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置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这个问题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宜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宜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查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架。<br>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br>
584<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暴力的征服。”<br>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了,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以便谈几点关于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的重要性的意见。<br>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如何地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如何地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象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千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425。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亭索伦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已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是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象巴黎六月战斗之于<br>
①“并得到了”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一编者注<br>
一波兰宜<br>
585<br>
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其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们辩护,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一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目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家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象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①,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锁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br>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br>
①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1870年9月9日见本卷第343352页。一一编注)中已经谈到<br>
586<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br>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br>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主要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带有贵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br>
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象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①进行文化斗争428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己来说尤其是必要的。<br>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br>
°。,<br>
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古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br>
①在1894年版中不是“波效南”,而是“波兰”编者注<br>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br>
587<br>
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br>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br>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每一个集团都责难其余的集团把事情搞糟了,骂它们有背叛行为和犯了各种各样不可饶恕的罪过。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报纸,发誓要在二十四小时后重新“千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而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所以互相间的责难愈积愈多,最后总是闹到普遍的内江。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br>
588<br>
格斯:流亡者文献<br>
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br>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br>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在伦敦的(因为伦敦设有被全体法国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流亡者的诽谤运动,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还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而且连一篇宜言之类的象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428<br>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br>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br>
589<br>
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br>
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br>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br>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起来”。<br>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有去做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br>
590<br>
思格斯,流亡者文款<br>
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可是,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 e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它们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诸君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情况<br>
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可怜的模仿。429为了回答他们的道义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480<br>
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正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同这样的对手吵闹!<br>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br>
一个长久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br>
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见解。<br>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br>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个大危机,这时似乎由于火难深重而陷入绝境并注定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br>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br>
591<br>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于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它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所说的那种革命起义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成为“实于家”的人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信仰的象征。<br>
这是老一套。既然已经于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来到了”。<br>
同时,这三十三个人亲自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br>
(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br>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宁主义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稀奇。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①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于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br>
“绝大多数”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br>
592<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象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br>
“让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这个过去灾难的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灾难的原因不存在的神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神甫的位置;一切宗教宜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br>
而这个要求遵照穆夫提的吩咐①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宜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br>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叫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431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br>
①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者注<br>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领<br>
593<br>
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br>
“资产阶级撕下了以前遮益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乐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br>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br>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br>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的高度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br>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br>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解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一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br>
①见本选巢第1卷第253254页。—编注<br>
“并始终不地追求”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br>
594<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1最后,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br>
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给人民的敌人所处的死刑负自己的一份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那些为了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放的火负自己的一份责任。”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套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br>
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宜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是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是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br>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一本正经地做了各种荒唐的事,尽管所有这些让卡尔(或爱德华?)①这个孩子装出吓人的样子的企图<br>
①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测去了:“(或爱德华?)”。这里指爱德华·瓦扬一编者注<br>
兰<br>
595<br>
简直滑稽可笑,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情况看做良好的预兆。<br>
三432<br>
在伦敦有一种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ed)433。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并宣布对任何东西表示尊敬都是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br>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br>
596<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象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为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而发急是愚盘的。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出丑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末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br>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丧尽天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408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证明开除是正当的。《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牺牲品供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不伦瑞<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一编者注<br>
兰<br>
597<br>
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了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br>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以反对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484<br>
.为了向股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43,这篇小品文<br>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明,工人内部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br>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以便和所谓的集中主义者相对立,似乎作者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下面将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象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的话。<br>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br>
598<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象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做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脊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一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一一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夫,当描述这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述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br>
三<br>
599<br>
如果《前进》仍然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胡言,那末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是他有意撒谎。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一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一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br>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棵地向西方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br>
。,<br>
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敢企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服从自己的私人目的的俄国人,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把自己的功绩局限于俄国范围,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需要专门来围攻他们。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这件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只有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br>
不过,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象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好吹牛皮、象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br>
600<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的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br>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象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br>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br>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高兴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br>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436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者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br>
601<br>
平等的同编辑平等权利和义务”。<br>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诚然还没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象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一一自然这是徒劳无益。深受委曲的特卡乔夫象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他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揭露朋友彼得,认为他的罪行就是准备人民进行革命,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拥护者,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承认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恰也夫这位“当代青年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准备好进行革命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在我们西欧,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br>
602<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那你们千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在迷堂中打转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象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六十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437。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象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一般辞句的九霄云外进行的。<br>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揭露自己的敌人当然就不能回答敌人的揭露。这种“悲惨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两害相权取其轻。<br>
我很清楚地知道,全部俄因流亡者文献包括的都是互相指的小册子,关于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的论战,一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间的争吵的文献,使读者也感到厌烦了,它对革命斗争事业没有任何意义,最多不过是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烦恼,敌人称快之所以应当,因为<br>
三<br>
603<br>
两害相权取其轻。”<br>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末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了解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br>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酷的了。他还没有做完(他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罪过)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带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给《新自由报》写下一篇小品文提供新材料。<br>
“或者”,一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猫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两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骗,他们的信任被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br>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两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br>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性质…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一切手段对斗争都适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是这种适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象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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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贪和不劳而享乐的旧欲望…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一心要把他们变成自已计划的工具来使用;他们在口头上准备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但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使他们的信徒养成最服的、目听从的习惯好象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事实上经常否定他们口头上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br>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简直象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作是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贵的那个人,理由是<br>
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一模一样<br>
它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br>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br>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象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br>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是百思不解的东西,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最肮脏的方面,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关于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一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懂得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br>
四<br>
605<br>
经不是那样稀有的现象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俄国人应当听从不可避免的国际命运的支配,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将要当着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象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为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最后,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br>
四48<br>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周旋,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按作者不朽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和这类对手打交道。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1874年由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39。这封信把我从来没<br>
606<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有说过的(特卡乔夫先生应当知道这一点)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br>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从最坏的角度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一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br>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作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要安自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象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一即使把时代的一切区别和周围环境中的重犬差别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三十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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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来发,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好吹牛皮、象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宜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①。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象以前一样与此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脚,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但是主意劳驾请提出证据。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象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十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br>
据说,我曾断育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一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一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囊”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的引文。<br>
此外,还据说,我“讥讽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没有趣味的人,而且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就是这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象巴枯宁主义者那样没有趣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br>
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br>
②俏皮话:“脚”的原文是Schlages“主意的原文是Ratschlger编者注<br>
608<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同警察、检察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性质;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自己的力量来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br>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在另一个地方也以同样的精神说道象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他们可以偷偷地干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的眼中来损害作者自以为自己在代表着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br>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末这个情况本身也绝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由于并没有把特卡乔<br>
四<br>
609<br>
夫先生当作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下列方法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br>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br>
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br>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列举证明他的性格不成熟的更多的证据了。下面这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将能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末《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正确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br>
“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学习吧!求得知识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话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改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教育上?”(第4页)“知识一这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440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的学习号召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布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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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找不到一点点任何知识的痕迹,那末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已给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能达到了这种最高的程度,绝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过多的荣誉。<br>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在迷堂中打转的(这也是正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驾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而这个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象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单单是学习二字就已引起他的狂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这两行诗<br>
“他自己获得了<br>
自己的全部愚昧无知”441,<br>
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驾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构成了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一的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末当<br>
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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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br>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br>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你们会指出,如果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那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而只是喋喋不地谈论它呢?一在你们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我和我的志同道合的人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1>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我们深信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的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道合的人愈多,我们就愈会感到自己有力,我们就愈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442<br>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倍服。这听起来完全好象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去它的吧,起义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末,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br>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杂志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杂志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对一般文字宣传的评价就是这样商。然而,特别是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论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声明道:“您的哲学战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440<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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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你们看,我们愈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愈加陷入绝境,愈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br>
“难道你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待历史事件的潮流本身向他指示时刻,他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认为人民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革命(第10页)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岩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一一都是革命者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等待(第34页)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永无止境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于革命。怎么?谁能怎么干就怎么于,谁会怎么干就怎么于。”(第39页)40<br>
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是这样摆着的: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末,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归根到底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一解放了这个灾<br>
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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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br>
他连想都没有想这一点。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写道,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要知道,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进行文字宣传,而这个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恬不知耻地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br>
等待!搞文字宣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把我们和革命分开来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现在需要搞革命—不是现在就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人就叫作彼得·特卡乔夫<br>
我说这些关于立即起义的、现在他羞于承认的大话是“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些大话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宜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做了如下的描绘:<br>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快活日子来,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数也数不。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有出名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整天整夜地在那里吃喝。他一个劲儿地吃呀喝呀—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少是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于任何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43<br>
一个编得出这类宜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作年轻的、极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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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特卡乔夹先生接着说:<br>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你们同样也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从而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444<br>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西方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道路是不可能完全被切断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br>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末在他还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夸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哄和欺骗自己同志为基础的可耻的密谋,不去搞象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当代青年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不去搞象被顺利揭穿从而被消灭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br>
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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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一一完全象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大声合唱: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些关于在各地广泛进行的阴谋的骗人鬼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它除了掩益对于各国政府采取无所革命作为的举动以及在革命党内为了追求虚荣而搞的阴谋诡计之外,什么也掩盖不了。<br>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①,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却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在上述著作中他还被描绘得太清白了。我们仅仅携录了《革命问答》45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醒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叙述,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这样做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这副面孔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相称的)对我进行的一切斥,都是以这样一些论断为根据的,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虚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私人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br>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者注<br>
616<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五<br>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br>
特卡乔夫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br>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只需要问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447<br>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br>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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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br>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br>
“只有从远处看才象是一种力量……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br>
我们既不去谈论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经济利益为了自身的体现丽需要有它们本身创造的国家,也不去谈论那个大胆的断语,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内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赖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谈论那个矛盾的断语,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创造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br>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保证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缴纳19500方卢布的土地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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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亡者文献<br>
而贵族则只缴纳1300万1贵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赎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给贵族的,不仅有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竞没有丝毫利害关系!<br>
农民一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不能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先由国家替他们垫出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偿。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扭,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缴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缴纳土地税,缴付赎金和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缴纳全部捐税。<br>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惫为高利贷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br>
④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政府想摧毁敌视它的贵族阶级,并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去。(这是《人民国家报》发表正文时的附注在1875年和1894年版中都掉了者注<br>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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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但是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贫瘠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们看到的便是毫厘不爽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象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br>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那里近十年来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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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br>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一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br>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硬说它具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象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萨阿米族、涅涅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①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br>
论使国的社会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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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象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②<br>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starost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br>
(1)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br>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br>
(3)是为了经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象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作为雇佣工人完全受企业主雇用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业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钱给他们糊口,而且又极卑鄙地发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尔汉<br>
①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4 Sbornik materialow ob Arteljach Rossijis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年圣彼得版第1分册。<br>
②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接着去了:“交易所—也是那样的劳动组合者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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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两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Flerovsky.Polozenie rabocago klassa<br>
 Rossijis)1869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雇用该团体以外的人做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br>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成立了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挖土工人(是德国,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这一次要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br>
“至于不久前在俄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ㄑ1>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br>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br>
五论俄的社会同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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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br>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作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448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br>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港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和皮鞭。由此看来,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较有教养的。”<br>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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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449。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br>
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br>
 Becb,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的!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象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家长之间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br>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br>
625<br>
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员间在财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说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br>
“一个高利贷<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煮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这正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br>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转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桔。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做短工谋生。④<br>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br>
①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W. Zacholusti Stolices《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br>
626<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①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br>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象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税…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结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br>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br>
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3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br>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br>
627<br>
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br>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名沙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 Bog vysok,<br>
 Car daliok,即上帝高,沙皇远一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br>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革命是可以象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请问:一个早已满了十二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br>
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修败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了三千个兵士,在十四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br>
628<br>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br>
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①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br>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1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全部农业生产一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br>
①见本卷第561579页。编者注<br>
五论国的社会问题<br>
629<br>
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br>
写于1874年5月1875年4月<br>
原文是德文<br>
载于1874年6月17和26日10月6<br>
选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br>
第18卷第569—623页<br>
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五部分于1875年以单行本:弗·恩格斯《论饿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出版;第一二和五部分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br>
63<br>
恩格斯<br>
支持波兰<br>
今年在伦敦隆重庆祝了1863年1月22日波兰起义纪念日。参加纪念会的有我们德国党的许多同志;其中有些人,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br>
恩格斯说:“在这里大家已经谈到了使各国革命者同情和捍卫波兰事业的那些原因了。只有一点忘记提到,这就是波兰所处的政治形势已经彻底革命化了,波兰不是革命就是灭亡,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择。这一点早在第一次瓜分以后就显出来了。第一次瓜分是由于波兰贵族力图保存已经失去存在权利的宪法和特权而引起的;那部宪法和那些特权不仅没有维持安宁和保证进步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公共秩序,给国家带来了危害。在第一次瓜分以后,有一部分波兰贵族承认了这个错误,并且确信波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恢复;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了,波兰人是怎样在美国为自由而斗争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立刻在波兰引起了回响。宣布人权和公民权的1791年宪法成了维斯拉河两岸的一面革命旗帜,使波兰成了革命法国的前卫,并且这恰好是在一度掠夺过波兰的<br>
三个大国联合起来,以便扑向巴黎,扼杀革命的时候发生的。难道这三个大国会允许革命在这个同盟的中心扎根生长吗?——绝对不会。它们再次向波兰扑去,打算在这一次彻底消灭波兰民族。波兰打起了革命旗帜,是它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由于革<br>
支持波兰<br>
631<br>
命而被宰割得支离破碎并被从各民族的名单上勾销了的国家,除了革命,已经找不到任何挽救危亡的办法了。因此,在一切革命战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些人。1863年波兰人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我们今天所纪念的那次起义中宜布了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根据波兰存在一个贵族党,就认为波兰的革命者是希望恢复1772年的贵族波兰的贵族分子,是可笑的。1772年的波兰已经永远灭亡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从棺材里拉起来。由于革命而站立起来的新波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将和1772年的波兰根本不同,就象我们尽力追求的新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一样。<br>
再说几句话。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曾经消灭了波兰的三个大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请看一下我自己的祖国一普鲁士德国吧。在民族统一的子下,我们把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并入我国,现在我们有三个威尼斯45我们到处都有敌人,为了供养那些同时也被用来镇压德国工人的无数士兵,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赋税。奥地利,甚至奥地利的官方都知道得很清楚,它为自己占领的那一小块波兰要付出多少代价。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奥地利曾经以占领和解放俄属波兰作为反对俄国的条件。但是,这并不在路易拿破仑的计划之内,更不在帕麦斯顿的计划之内。至于俄国,我们可以看到:1861年在那里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当时解放农奴的结果使人民到处都处在群情极其激愤的状态中。俄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看见了这种危险性,可是它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它在波兰引起了1863年起义;因为已经得到证实,这次起义是由它一手造成的。一当问题牵涉到维持俄国在波兰的统治时,学生运动、人民中的深刻的激愤情绪便立刻平息了,并让位给了俄国<br>
32<br>
恩格斯:支持波兰<br>
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淹没了波兰。由于对波兰进行极其有害的斗争,俄国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波兰的恢复是真正符合于革命的俄国的利益的,今天晚上我很高兴知道,这个意见同俄国革命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在这次纪念大会上说出了这种看法2)<br>
马克思的讲话大致如下: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日的之一①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政党这样特别同情波兰的命运呢?<br>
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追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爱尔兰、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br>
。<br>
工人政党同情波兰恢复的另一个原因是波兰的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br>
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结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br>
见本卷第134页。编者注<br>
支持波兰<br>
633<br>
障碍。<br>
但是,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波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过自己的鲜血;它的几个军团曾经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旗帜下战斗过;1830年它用自己的革命防止了参加瓜分波兰的国家当时已经决定了的对法国的入侵;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1848年波兰的子弟杰出地参加了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战斗3最后,在1871年,它给巴黎公社提供了优秀的将军和最英勇的兵士。<br>
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地呼吸的那些短暂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波兰的犯—梅洛斯拉夫斯基及其难友并宣布恢复波兰;1848年5月布朗基在巴黎领导工人反对反动的国民议会,迫使它出兵干预以保卫波兰最后在1871年,当巴黎工人组成政府的时候,他们表示了对波兰的尊敬,委派波兰的子弟担任军事指挥,统率他们的武装力量。<br>
就在现在,德国工人政党也绝不会由于波兰议员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发表反动演说而分不清是非;国工人政党知道,这些先生的行动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德国工人政党知道,波兰的农民、工人,一句话,一个没有被本阶层的利益弄瞎眼睛的波兰人,一定了解: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453波兰岁!<br>
载1875年3月24日<br>
原文是德文<br>
人民国家报》第34号<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8631页<br>
634<br>
马克思<br>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br>
一书摘要(摘录)<br>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saponnoe rocynapcrso),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3aqT),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治,新的国家(rocy mapeTBo)。<br>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br>
“例如,大家都知道, xpecTbHckax gepb,即贱农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br>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象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象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br>
巴枯宁《国家制度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br>
635<br>
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象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细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象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象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br>
636<br>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br>
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br>
“如果有国家(rocy),就必然有统治rococTBo)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br>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br>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br>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br>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面上”的结构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区域”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br>
“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br>
巴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br>
637<br>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br>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第279页)<br>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br>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①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br>
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由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br>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象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br>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与合作社的真正意志。<br>
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br>
①本引文中尖括号ㄑ内的话或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加的编注<br>
638<br>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婴<br>
在哪里说的?<br>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br>
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br>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页<br>
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br>
(第279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倍仰的,而且还是博学杜会主义者。”<br>
“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这些名词”“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薄鲁东的那本书一<br>
“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作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第279—280页)<br>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ㄑ1>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br>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br>
639<br>
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知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br>
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br>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商人民ㄑ咖啡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280页)<br>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党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只有<br>
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一一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党宣言》河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逆序法>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方言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br>
①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hysteron当作最初的前面的proteron),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编者注<br>
640<br>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br>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种树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br>
写于18741875年初<br>
原文是德文<br>
第一次发表1926年<br>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br>
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br>
第18卷第694702页<br>
第2期<br>
61<br>
注释<br>
1本文和下面的《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八篇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79)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这些评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责了英美法俄等帝国主义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颂扬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鸦片贸易史》四篇文章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发表的,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者加的,其中《片贸易史》的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1页。<br>
2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br>
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第2、84、436页。3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长期中,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都属于这个公司。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宜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一一第2、1225、257页。4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这一法案,白1834年4月22日起实行—第2页。<br>
642<br>
注释<br>
5《经济学家(《<1hc0t03Ssa188《)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531、50、215、239页。8南京条约以前,中国方面垄断对外贸易的是“公行”它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共同组织起来。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第7页。<br>
7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曾在中国东南沿海拐骗一批又一批的劳动人民,强迫他们接受定期的卖身契约然运往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等地,从事牛马般的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在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参加了这个罪恶滔天的拐卖华工勾当。在1845—1875年间,被卖往海外的契约华工”,总数不下五十万人。第15页。<br>
8《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第15页。<br>
9在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中国的一波斯的(战争)》第16页。<br>
10指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第16页11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6页。<br>
121828—1829年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br>
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那等地附近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1829年6月11日俄国军队击败了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第16页。13指路·爱·诺兰《骑兵的历史与战术(Le. Nolan.Cavalry;it<br>
 History and Tactics)该书在1851年出第一版。第17页。1418061812年俄土战争是拿破仑第一利用俄土矛盾而挑起的。在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战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结果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一二第17页。<br>
注释<br>
643<br>
15阿尔纳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17页16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的几次会战<br>
1853年11月4日,土耳其军队在沃耳特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战胜了俄军。<br>
1854年1月6日在切塔特村一战中,俄军把土军赶至卡拉法特,同时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损失。<br>
在长久围困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时期(1855年611月俄军于9月29日对要塞进行了突袭,结果没有成功。<br>
1855年11月6口,土耳其军队在印古耳河一战中打败了俄军;俄军遭受了巨大损失,撤出了明格列里亚。第18页。17指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第18页。<br>
18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br>
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向广州城开炮轰击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琼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第20页。<br>
19指1858年6月签订的天津条约。第23页。<br>
20马丁,罗·蒙哥马利《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Martin,《Martin,otgomery<ChnaPoJitia《CoerciaIand.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br>
 Socials.vol.2 London,1847)第24页<br>
21中华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是18421859年在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br>
 Chinas的简称。第24页<br>
22《商人杂志》(22《(<herchqgczz《'smagazine)是弗·汉特创办的《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br>
 Review》)的简称。1839年至1850年用该名称在纽约出版。一第24页23莱特即印度农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br>
644<br>
注释<br>
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的地区(最初在盖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以稍有改变的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菜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农。在十九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尔”制,莱特同时被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在法律上白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由于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第29、70页。<br>
24指约·麦克格菜哥尔的著作《欧美若于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1—1850年伦敦版(j.mac- Gregor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18411850)第32页25《展星报》(The Morning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33、44页。<br>
26指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的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br>
五个海港。第33页。<br>
27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33、47、208页。<br>
28《每日电试》(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3442页。<br>
29晤士报》( 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538、42.238、371、558页。<br>
30格拉克列亚半岛即所谓克里木半岛上西自克尔芒到巴拉克拉瓦的那一部分。第36页。<br>
注释<br>
645<br>
311853年1月9日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会晤时这<br>
样称呼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但是英国不愿加强俄国并想保持弱小的奥斯曼帝国,因而拒绝了这个建议第36页。<br>
32约·温·库克《中国:1857—1858年泰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br>
年伦敦版第273页(.w. Cooke.China beingThe Times<br>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7.<br>
 London1858p.273)第38页<br>
33中国古代政府机关用来传知朝政的官方文书抄本,原称“邸抄”清代称“京报”。——第42页。<br>
34指1859年伦敦出版的1857年至185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br>
命有关文件汇缩》(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Earl of<br>
 Ei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1859)。第44、57页<br>
35斯特学派是反映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派别。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自由贸易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44页<br>
36皮尔分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罗皮尔周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br>
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从而皮尔分子集团便独立出来了。1850年皮尔逝世以后,皮尔分子成了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他们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第45页。<br>
37《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 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br>
646<br>
注<br>
政府的官方报纸。1870年巴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机关报第45页。<br>
38指英国驻马德里公使布尔韦尔粗暴地千涉西班牙的内政,结果使西班牙和英国于1848年7月断绝外交关系。第46页。<br>
39《东印度(喀布尔和网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br>
 (eEast India (Cabul and Affghanista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br>
 Commons, to be printed,8June1859)第47页。<br>
40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但是,由于1841年11月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渍。第47页<br>
41《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信件》183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 ting to Persia and Affghanistans, London,1839)第47页。42指蒙古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部队。1859年他们驻守在天津的两个主要海口大和北塘,但在1860年被入侵的英法侵略军所击败。—第49页。<br>
43指1859年9月17日在《经济学家》杂志第838期上刊载的《中国的贫困》和《中国的贸易》两文。第50页。<br>
44托利党是英国大土地族和大金融贵族的政党托利党于十七世纪成立后,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捧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因内的民主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第53、246页。45唐宁街是伦敦中心区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的所在地。第55页46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四幕第二场、第五幕第一场。第55页。47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爵和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之间的<br>
注释<br>
647<br>
冲突。主张对印度的封建上层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埃伦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于是他不得不于1858年5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得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持政权第56页。<br>
48指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虎门条约。第58页。49指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第58页。<br>
50马克思在撰写本文时用了恩格斯18536月6日写给他的信中所叙述的一些见解。第62页。<br>
51林加崇拜即对湿婆神的崇拜,盛行于南印度的林加崇奉者教派中(林<br>
加”是湿婆的象征)。这一印度教深不承认种姓的划分,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br>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吡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63、196页。52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的上半世纪实际上已完全瓦解。<br>
七国争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在中世纪初期的政治体制的术语,当时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撤克逊王国六至八世纪马克思在这里借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第63页<br>
648<br>
注释<br>
53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以一百零九座佛教石窟而闻名。第63页。<br>
54“听之任之”(slaissez faire laissex allers)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第65页。<br>
55马克思所引用的是1812年发表的下院委员会的报告。引文摘自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52年伦敦版第84-85页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br>
 Governments London,1852,p.84—85)第66页<br>
56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都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第6769页。<br>
57引自歌德《东西诗集》中《给祖莱卡》一诗。第68页。<br>
58马拉托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纪<br>
中升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几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所削弱,但是在十<br>
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内部纠纷面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一马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69页。<br>
59荣明达尔在大莫卧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凝的印度教徒中<br>
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br>
注<br>
649<br>
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区实行起来。一第70页。60威堡是加尔各的一个英因城堡,建于1696年,为纪念当时英国国<br>
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而命名。英国人在1757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设在这个城堡里,城堡的名字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就指“印度英政府”第71页。<br>
61约·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管区的铁道交通》1851年伦敦版第91页( Chapman.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Creat Britain; 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br>
 Bombay presidency, London1851,p91)第72页<br>
B2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第5960<br>
页。第73页。<br>
63引自阿·德·萨尔梯柯夫的著作《关于印度的通信集》1848年巴黎版第61页(Lettres sur''Inde> Paris1848,p61)第73页。64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十七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br>
婆罗门是印度四个古代种姓之一,最初基本上是享有特权的僧侣等级,后来,象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连沦为贫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在内第74页<br>
65奥里萨(东印度)的礼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大神之毗湿奴札格纳特(见注51)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护,从群众的朝山以及从举行豪华的祭祀中取得很大的收入。在群众朝山时,他们鼓励靠庙生活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宗教狂热者自我折磨和我残害第74页。<br>
650<br>
注释<br>
661854年3月6日至18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是鉴于1853年<br>
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由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宪章派分可发起建立的。这一批人早在1853年底就提出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工联的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议会名誉代表。<br>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不支持,同时都对政治斗争抱有成见。185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会议第76页。<br>
7马克思被邀请作为伦敦的外国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1856年4月14日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他利用请他第一个讲话的机会,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参加《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会这件事明显地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莫基人同英国宪章保持着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想在思想上影响英国无产阶级并且帮助宪章运动的领袖,以使英国工人运动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起来。<br>
《人民报》(<Pople's' Paper》)是光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最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78页<br>
68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8月一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br>
注释<br>
651<br>
一书所写的序育。《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十五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原理。<br>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精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列宁指出,在这篇序育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说明(参看本选集第1卷第10页)<br>
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育是个例外,它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但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第81页。<br>
69指马克思为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见本卷第86114页)第81页<br>
70《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ur Polilik,<br>
 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烘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莱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81页。<br>
71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181、210—243页)第82页<br>
72《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提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茵报》上(见<br>
652<br>
注秤<br>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第82页。<br>
73《德法年鉴》(Deutsch- Franzosische Jahrbi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本选集第1卷第115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82页<br>
74指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第83页。<br>
75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第84页。<br>
76指马克思的著作《佣劳动与资本》(见本选集第1卷第340380页)第84页。<br>
77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84页。<br>
78《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s)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思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享·毕尔格尔斯。<br>
注释<br>
653<br>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来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br>
尽管逍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捧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的解放!”,第84页。<br>
79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br>
654<br>
注释<br>
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br>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第84页80引自但丁的《神曲》第85页。<br>
81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所写的导言》是他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这篇《导言》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总导言》是为他计划中的一部经济学巨而作的。这一巨著计划的要点,马克思在《导言》里已经提出来了。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净和《资本论》上述的1857—1858年手稿就象是这两部作的草稿。《导言》是1902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的。1903年在柏林由《新时代》杂志用德文发表。第86页。<br>
82指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见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J.J 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s. Amsterdam,1762)第86页。83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1。第87页。<br>
84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8年伦敦版第1卷第1分册生产》<br>
 (J. S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ondon,<br>
注释<br>
655<br>
1848. Book,Production)第89页。<br>
85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制即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一第93页。<br>
88这里特别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br>
识形态》巾批判了他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0614页)。第96页。<br>
87京·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24年巴黎版第144-159页(H<br>
 Storch. <Conside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1824,p.144159)第96页。<br>
88动产信用公司(Societe generale du Cre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br>
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设企业(多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加了法国、奥地利、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113,356、422页。<br>
89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第113页。<br>
0《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荷马所<br>
656<br>
注释<br>
写。一一第114页。<br>
91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是不全的,只发表了开头的两<br>
部分。恩格斯打算分析该书经济内容的第三部分没有在报上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第115页。<br>
92指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5241525年的<br>
德国农民战争。第115页<br>
93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德是这次斗争的主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第115页。<br>
94荷兰在1477年至1555年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在帝国被分割后,处于班牙的管辖下。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末期,荷兰摆脱了西斑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br>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贸易航路,并且依赖于荷兰人的中介贸易,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啊。第115页。<br>
95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国各邦的关税同盟是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国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116页。<br>
9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锁,是拿破仑第一1806年布的。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和英国进行贸易。第116页。<br>
97宫房学是由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许多欧洲<br>
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讲授这门课程;官房学实质上是“各种知识的杂拌”(马克思)。第116211页。<br>
98《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br>
657<br>
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在《人民报》上曾刊载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给马克思这<br>
一著作所写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许多文章。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期,1859年8月20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117页。99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他们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大学中开设<br>
很多讲座,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较激进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的学说。<br>
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他的帝国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第119页。100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册《黑格尔全集》1834<br>
年柏林版第4卷第15、75、145页(Gw.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 1, Abt. 2; Werke, Bd. IV. Berlin, 1834, S. 15,75,145)。第120、527页。<br>
101指乔·威·弗·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br>
堡版(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s Bamberg und Wurzburg1807)美学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5年、18371838年柏林版第10卷( uber die Aesthetiks Bd.in<br>
 Werke,Bd., Berlin,1835,1837-1838)《哲学史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3、1836年柏林版第315卷(Vorlesungen i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I-I; Werke, Bd.x, Berlin,1833,1836)第121页<br>
102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br>
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多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又被选入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命的协会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br>
658<br>
注<br>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勒·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鲁·沃尔弗译成英文的、由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8、597598页)马克思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提出批评;文件被退回起草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订。起草委员会于10月20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于10月27日赞同了马克思写成的两份全新的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宝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宜和章程经已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载入史册的机关,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称为中央委员会。<br>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随后又于同月和程一起印成小册子《186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b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raber 28, 1864, at a<br>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r).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上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译文。1866年,宣译成法文。宣言的最译文于1871年在日内瓦问世。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的。<br>
刊载在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br>
《房报》(The Bee- Hive Newspapers》)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br>
TheBee-heBee-e《eeeveewsp3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22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br>
注释<br>
659<br>
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br>
一切关系,并在报上发表了有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0、701页)。第126页。<br>
103马克思引自报上报道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4年4月7日在下院<br>
的讲话。第126页。<br>
104勒杀犯是一种行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六十年代初这种<br>
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第126页。105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br>
年伦敦版第1卷(<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 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x. Vol. I, London, 1863).<br>
关于蓝皮书,见注27第127页。<br>
106指《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3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年伦敦版<br>
 (<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1863 London,1864)第127页。<br>
107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所说的话,由于德国<br>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于七十年代掀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汉萨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议会辩论专辑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因为汉萨德版本的文字是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给了布伦坦诺一个借口,他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作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97101、118127页)。<br>
马克思死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资。爱琳娜·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版第四版的序言中、于1891年在《布伦坦诺 contra马克思》这部著作中都彻<br>
660<br>
注<br>
底地揭穿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胡说。第128页。<br>
108《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3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年伦敦版第25-27<br>
页。第129页。<br>
108《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24<br>
 (c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1863,p.24)第129页。110指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br>
报告1862年伦敦版(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 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br>
 London,1862)—第129页<br>
111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斗争是从十<br>
八世纪末开始的,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了这一斗争<br>
1847年6月8日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32页112指首相帕麦斯顿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br>
尔兰租者权利问题时的讲话。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箱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的破坏”。——第134页。<br>
113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别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和逮捕坐上“特伦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器,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没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br>
注释<br>
661<br>
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第134页。<br>
114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用英文写<br>
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抵准为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某些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8—485页)一起由大会批准。1866年秋,章程和组织条例由马克思和拉法格译成法文,于11月底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的主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99—603页)。但是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1867年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1864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布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很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土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39页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所有别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过总委员会的批准。<br>
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标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General Rui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z)在伦敦以单行本<br>
662<br>
注<br>
形式出版,1871年11月上半月出版了英文本12月出版了法文本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没有出版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第136页<br>
1151864年的临时章程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句<br>
话的前面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这段话和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话都带有宜言性质。由于1864年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版的时候把“他们认为,<br>
一个人有责任……这句话去了,并在章程的附录里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集》第17卷第488页)第137页。<br>
116.第七条(a)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br>
集》第18卷第165页)补入本章程的,它是对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br>
九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4456页的简要概括。第138页。<br>
117《论音东》一文是由于蒲鲁东之死,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br>
编辑施泽的请求于1865年1月24月写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参看马克思165年1月25日恩格斯的信)。《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65年2月1日、3日和5日的第1618号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马克思的部分手稿的草稿还保存着。<br>
《社会民主党人报(Sacial- 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至1867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br>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泽来的该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为《社会民主党入报》撰稿;威·李卜<br>
注释<br>
63<br>
克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br>
这家报纸除了刊登马克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之外,还刊登过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宜言和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见本卷第2613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7-39页)。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网《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关系的历史,见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稿的原因的声明,该文写于1865年3月15日,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5-98页)<br>
《论蒲东》一文曾转载于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版和第二版,这两版经过恩格斯校订,于188年和1892年出版。该文的法译文是恩格斯在1884年翻译的,并经过保·拉法格校阅:1896年《哲学的贫困》法文版上所发表的译文就是以恩格斯的译文为基础。第140、314页。<br>
118指蒲鲁东的著作《论通用文法》(Essai de grammaire generale载<br>
于贝尔纪埃《语的基本原理》1837年伯桑松版(Bergier. tLes ele ments primitifs des langues. Beaancon, 1837).140.119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br>
巴黎版(.j. Proudhon.u'est-ce que la propriet6 ou Recher- 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y. Paris, 1840).第140页<br>
120托·罗·马尔斯《论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评葛德<br>
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T.r. Malthus. <An ci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 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第141页。<br>
121指瓦尔维耳的雅·比·布里索的著作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br>
的所有权和盗窃(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ete et sur le vol, consideres dans la nature et dans la socie-<br>
664<br>
注<br>
te)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版、巴黎版、里昂版第6卷(<Bibliotheque philosophique du legiblateur du politique, du jurisconsultes. T. VI, Berlin, Paris, Lyon,1782)第142页。<br>
122比·约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br>
 1-2(P. J. Proudhon, *Systeme des contradictio e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x. T. I-1I, Paris, 1846).143.491536、558页。<br>
123见本选集第1卷第118页。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引证了《哲学的<br>
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在经恩格斯校阅的、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去了法文的引证。一第143页。<br>
124指埃蒂耶纳·卡贝——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一在十九世纪<br>
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和《1841年人民报》上除了宣传自己的空想的计划外,还批评了七月王朝的制度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他的这些活动却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第145页。<br>
125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br>
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Ch. Dunoyer.De la liberte du travail, ou Simple expose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les forcos humaines s'exercent avec le plus de puissancex. T. I-III, Paris,1845)。—第145页<br>
126指蒲鲁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说的<br>
全文刊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页 (<Compte rendu des seances de I'Assemblee Nationale. Vol. II,<br>
 Paris,1849,p.770-782)。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气味的建议(如废除贷款利息等等),同时说1848<br>
释<br>
665<br>
年6月23—26日在巴黎对无产阶级起义参加者的镇压是暴力和专横的表现。对这篇演说的详细评价,见《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5359页)。第146页。127指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br>
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演说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第146页。<br>
128《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r>
 (<Gratuite du cre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br>
 Proudhons Paris1850)—第147页。<br>
129指比·约·蒲鲁东的著作《税收理论,窝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br>
赛提出的问题》(Theorie de' 'impot, question mise au concours par Ie conseil d'Etat' du canton de vaud en1860),1861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第147页。<br>
130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br>
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十八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言。第147页。<br>
131比约·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J<br>
 Proudhon. La Revolution sociale demontree par le coup d'etat du 2 Decembre. Paris, 1852).<br>
第147页。<br>
132比·约·蒲鲁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br>
书1863年巴黎版(p. Proudhon.Si les traites de1815ont cesse d'exister'? Actes du futur congres Paris81863)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面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辩护。一第147页。<br>
133.《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Theorie des lois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ete. Fomes, Londres,1767)。该书匿名出版。——第147页。<br>
666<br>
注释<br>
194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br>
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总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保存下来的报告是马克思的手稿。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e, price and profit)为题于1898年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德华·艾威林写的序。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是没有标题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在本卷中,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ド来了第149页。<br>
135指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br>
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第157页。181861年9月,不列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br>
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威·纽马奇(马克思把他的姓写错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第230页(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br>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br>
 Science; held at Manchester in September 1861>. London, 1862,<br>
P230)第158页。<br>
137指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br>
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 History of Prices and<br>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br>
 London,1838)、《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伦敦版(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in1838and1839 London,1840)和《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br>
 State of Cire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br>
注释<br>
667<br>
1848),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57年伦敦版第5-6卷(. Tooke and.<br>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br>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Vol. V-VI,<br>
 London,1857)第158页<br>
138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R.Owe<br>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br>
 London,1817,p-76)该书第一版于1815年出版第158页139十九世纪中叶,在资主义工业狂热发展和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br>
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关于这事,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5节e)第159页<br>
140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br>
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地宜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帮助“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它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第159238页。<br>
141文中提到的报告是1864年逝世的约翰·摩尔顿的儿子约翰·查默斯<br>
摩尔顿做的。—第159页。<br>
142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br>
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于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br>
668<br>
注释<br>
展。——第160页。<br>
43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年伦敦版第26页(D. Ricar<br>
 do. t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br>
 London,1821,.26)。该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170页。<br>
44B. Franklin.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br>
 Paper CurrencyIn: The Works.volI, Boston,1836.这一著作于1729年首次出版。第173页。<br>
5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br>
 3(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br>
 Wealth of Nationsz. Vol. I, Edinburgh, 1814, p. 93).177页。<br>
146托·霍布斯《利维: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br>
于他的《英文著作选》1839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Th. Hobbes.kle 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br>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The English Works. Vol. III,<br>
 London,1839p.76)第180页。<br>
147指1793年至1815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br>
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经镇压了许多起人民的风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结的法律。第194页。<br>
148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小册子《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br>
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br>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z.<br>
 London,1815)。第194页。<br>
48指177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论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An<br>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br>
Taxe8》)。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小肯宁安的作品。第194页<br>
注<br>
669<br>
150习艺所是英国于十八世纪开办的;根据1834年通过的新的“济贫法”,<br>
习艺所就变成了济贫的唯一形式;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华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194页。151指1832年2一3月英国议会对1831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br>
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讨论—第195页。152威·托·桑顿《人口过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Th<br>
 Thornton. <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s. London, 1846).-第199页。<br>
153济法最初产生于十六世纪的英国,以后不断修改。表面上由教区征<br>
收济贫税“救济”贫民,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第200页。<br>
154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年伦敦版第479页。一第<br>
202页<br>
155《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作,伟大的政治经济<br>
学文献。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谁。“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底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br>
1848—1849年急风暴雨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br>
一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br>
670<br>
注释<br>
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农业化学的问题<br>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7年11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br>
(1)资本(包括一些导育性章节)3(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br>
(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着作分为<br>
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作的对象。<br>
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br>
(2)货币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y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来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为了“第一分册”,马克思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br>
《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问世。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br>
注释<br>
671<br>
须在报刊上揭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br>
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br>
这一手稿的绝大部分(第V1-XV本和第XI本是述经济学说史<br>
的。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XIXXXI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br>
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br>
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XX本<br>
和第XX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br>
用了极其半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br>
详细的经济分析。第XX1- XX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br>
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XVI本和第XVI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br>
因此,1861—1863年手稿多少都触及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3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br>
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18611863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br>
672<br>
注释<br>
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br>
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br>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的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极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br>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br>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本(于1887年出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年)和第四版1890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1889和<br>
.1891年),三个组约版英文本(1887、1889和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1886年),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886年),菜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br>
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1890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br>
注释<br>
673<br>
四版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205页。<br>
158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br>
为了出第二版,马克思修改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作了很大的改变。他把以前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兰章构成该书第一篇。—第205页。<br>
157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br>
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o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ed Arbeits. Berlin, 1864)<br>
一书的第三章。第205页。<br>
158只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 te<br>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206页。<br>
159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br>
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一一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展神父中间,这一派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第208页160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lascia dir le8<br>
geni)—套用了但丁《神曲》中《炼狱篇》第五首歌第209页。161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1871年维也<br>
纳版(S. Mayer.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br>
Arbeitgebera Wien,1871)——第211页<br>
162神圣同里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br>
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212页<br>
183反谷物法同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br>
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br>
674<br>
注<br>
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第213页。<br>
164指约·狄慈根的文《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br>
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br>
 Karl Marx. Hamhurg1867),载于1868年《民周报见注196)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214页<br>
15《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br>
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br>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214页。<br>
166《圣彼符堡消息报.emep6yp ickis2 Brdowocmu)自1728年起<br>
在彼得堡出版,它是1703年出版的俄国第一个报纸《新闻报》的续刊。自1728年至1874年,《圣彼得堡消息报》由科学院出版,自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该报一直版到1917年底。第214页167指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德罗别尔提在《实证哲学评论》<br>
1868年11、12月合刊的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br>
《实证哲学。评论》(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x)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一第215页。<br>
168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br>
辅版第170页(H.36ep. bmocth Kankra. Pxkapao<br>
 C Q3A moHCHinmK paabacucriaxks. Kiesb,1871,cp.170)第215页<br>
19指伊·伊·考夫曼写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oka noHTKO-KoOxgecko- xpetaxx Kapna Mapkca一文,<br>
注释<br>
675<br>
发表在《欧洲通报》1872年第3卷上。<br>
欧洲通报》(Bc6ponb)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由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创办,1866年至1908年由他在彼得堡编辑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9年至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第215页170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18<br>
页。<br>
17所谓世界市场的革命指的是十五世纪末热那亚、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br>
其他城市在过境贸易上的作用的急剧降低这是由当时的地理上的大发现造成的,那时发现了古巴、海地、巴哈马群岛北美大陆绕过非洲南部通往印度的海路和南美大陆。—第222页。<br>
172·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br>
 (J.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ies of Political Oecono- my Vol.i, Dublin,770p.52)第224页。<br>
173“穷人到处受苦难”( Pauper ubiquse jac出自奥维狄乌斯的<br>
著作《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第227页。<br>
174显然是指1597年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br>
是波利斯·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查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追究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第229页。<br>
175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由于这次<br>
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229页。<br>
178指1796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艾德蒙·伯克就培德福<br>
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资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Letter fromthe<br>
 Right Hong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br>
676<br>
注释<br>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r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s of Parliament第229页<br>
177李奇尼岛斯法一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对于<br>
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增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宜李奇尼鸟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第233页。<br>
178斯多高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br>
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主张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233页。<br>
179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位现者”查理<br>
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1745—1746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遵受地主剥削以及大规模失去土地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的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第235页。180塔克斯缅,正如马克思自己在《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br>
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9576页一文中所解释的,是指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展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族长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族长照管。对勒尔德要交纳很少的贡税,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质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第235页。18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br>
商第235页<br>
注<br>
677<br>
182马克思指的是他自己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br>
爵夫人和奴隶制》载于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9—576页)一一第236页。<br>
183即决法庭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br>
案件。第242页。<br>
18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br>
237页。——第243页。<br>
185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br>
第243页。<br>
188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br>
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在下一年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即使在此之后当局仍然大大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多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第244页。<br>
187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br>
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第246页。<br>
188指1793年6月至1794年6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第247<br>
页。<br>
189亚·安德森《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a. Anderson.An Historical''and<br>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a of Commerce, from the<br>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第一版于1764年在伦敦出版。第250页。<br>
190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册<br>
第16章。第250页<br>
191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br>
1830年耶拿版第1卷第371页(G. Giilich.Geschichtliche Dar<br>
678<br>
注释<br>
 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 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y. Bd. I, Jena,<br>
1830.S.371)第258页。<br>
192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大概是英文版的被认为是杨·德·维特的著作<br>
《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主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sAanwy sing der beilsame politike Gronden en Maximen van de Republike van Holland en West-Friesland-),该书于1662年第一次在来顿发表。现在已经查明,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德·霍列(即彼得·德·利亚·库尔),其中只有两章是杨·德·维特写的。第261页。<br>
193按照阿西恩托条约规定,西班牙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授给外国和私人以<br>
特权,把非洲黑奴贩卖到它的美洲属地。第263页。<br>
194需要经受这种苦(《194(ddemolsSer4t)=《引自味吉尔《亚尼雅士之<br>
歌》第1册第33行。第265页。<br>
195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br>
讨》1842年巴黎版第435页(C Pecqueur.Theorie nouvelle d' economie social et politiquc, ou Etudes sur P'organieatioa des societes Paris,1842,p435)第266页。<br>
19恩格斯的这篇评论发表在1868年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报》第12<br>
号和第13号,没有署名。这篇评论载于181年4月5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28号和第29号。<br>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i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菜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br>
注释<br>
679<br>
第269页<br>
17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在接到1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关于拒<br>
绝接受该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加入国际的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后,于869年2月27日再次写倍给总委员会,声明只要总委员会同意它的钢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就准备解散国际同盟<br>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同盟第二次来信的答复,由马克思起草马克思写好后征求过恩格斯的意见。这封信在1869年3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通过。信的内容曾由各国通讯书记秘密通知协会支部。文件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4—15页)。该信有几份彼此稍有出入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有两份是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写的草稿,一份是马克思用法文写的完整的手稿,<br>
一份是不知道谁用法文抄写、而由马克思修改过的副本)此外;马克思在1869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个文件的基本内容。本卷所根据的是马克思那篇完整的手稿,根据1872年发表的文稿校对过。第282页。<br>
198同盟纲领第二条早在1868年9月巴枯宁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和自由<br>
同盟代表大会上读的纲领中就已经有了由于这封倍,这一条于1869年4月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第283页。199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总委员会在1869年夏<br>
季筹备国际巴尔代表大会时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讨论总结。由于1869年6月米·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的以“杜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为名的支部的坚持,这个问题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支部有巴枯宁的许多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它实际上领导继续秘密存在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网盟,尽管同盟已经正式宜布解散巴枯宁硬要国际的代表大会辩论继承权问题,目的在于进行捣乱,使代表大会不能去解决欧洲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有关纲领和策这样的迫切问题。在1869年7月20日总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作了<br>
680<br>
注释<br>
内容丰富的发言,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0—653页)。1869年月3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的报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埃卡留斯宣读了马克思的报告,报告全文被转载于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1869年9月6日至11日在瑞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伦敦版第 26-27(<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 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br>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1,<br>
P.26—27)《国际工人协会。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br>
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122—124页(Association<br>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es<br>
 International, tenu a Ba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br>
P.122—124);《在巴赛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br>
第1—7号,1869年9月714日,巴塞尔版第77-80页(Verhand lungen des IV. Congresses des internationaler Arbeiter bundes in<br>
 Baselz, 1-7, Basel, 7--14 September 1869, S. 77-80>;及1869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第150152页。第284页。200指圣西门的一批信徒(安凡丹、巴札尔、罗德里格、毕舍等人在十九世<br>
纪二十年代末传布和发展他的学说。1830年根据巴札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圣西门学说的阐述》一书,其中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见《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阐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 (Doctrine de Saint-Simon. Premiere annee. Exposition. 1829.<br>
 Paris,1830pp.143169)第285页。<br>
201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br>
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德文第二版而写的。<br>
序言最初刊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第28号,以后于同一年载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单行本。后来作者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经过补写的序于1875年载入该书第三<br>
注释<br>
681<br>
版。一第287页。<br>
202《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xe Rheinische Zeitung.po<br>
 tischokonomische Revv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一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着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咯。杂志由于德国答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287页。<br>
203威·戚美尔曼《伟大衣民战争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13部<br>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fen Bauern- kriegesTh.1-3. Stuttgart,1841-1843)。第287页。204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的<br>
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第287页。<br>
205指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它包括1850<br>
年1月至11月1日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见本选集第1卷第393499页)第288页。<br>
20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br>
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br>
682<br>
注释<br>
国自由资产阶级对斯麦的投降。第289、319页。207三个邦指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第290页。<br>
208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一加塞尔选帝侯国<br>
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一第290页。<br>
209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br>
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忐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290、319页<br>
210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在普鲁士实行的一种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br>
度。曾经为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度,不得到这种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营业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90页。<br>
211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同普鲁士的军<br>
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结果普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凯尼格列(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第292.339页。<br>
212国际工人协会巴赛尔代表大会于169年9月611日举行马克思没<br>
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某些问题一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时的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br>
注释<br>
683<br>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第295、306、445页。<br>
213恩格斯在他于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准备付印时,<br>
对他在1870年2月给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F. Engels.der deutschen Bauernkriegy Leipzig,1875第三版上,恩格斯注明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第296页<br>
2141870年9月2日的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br>
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拿破仑第兰当了俘虏。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覆灭,结果法国宣布为共和国。从这时起,这次战争便完全失去了它原来对德国所具有的防御性质,非常明显地暴落了普鲁士军阀、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琼夺野心第296页<br>
215恩格斯说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时,是套用了中世纪的德意志<br>
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土地的普鲁士化。第296页。216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建立<br>
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十九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一达姆斯塔德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近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296页<br>
684<br>
注<br>
释<br>
217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胜利后,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br>
森一加塞尔选帝侯国、拿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一达姆斯塔德的部分领土。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它和德意志北部的十七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过了不久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第296页。<br>
218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br>
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德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稍后,在1871年1月8日意志帝国才正式告成立。第296页。<br>
218指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士、勃兰登堡、波美<br>
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在鲁士实行的行政改革第297页<br>
220施皮歌恩会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发<br>
生于1870年8月6日。在这次会战中,普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br>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维维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br>
关于色当会战,见注214。第299页。<br>
221《人民国家报》(221《4DerVo4stdd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br>
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br>
注释<br>
685<br>
编辑常被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br>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299、459页。<br>
222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九<br>
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三十五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当选的人中有监禁期刚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第300页223《机密通知》是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br>
会而写的。这个文件包括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的通告信的全文,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把它寄给路·库格曼请求他转交给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和其他委员。<br>
这里刊印的《机密通知》是按马克思1870年3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附的手稿刊印的。通知最初用德文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02年7月12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上。第303页。224和平和自由同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br>
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303页。<br>
225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于186年9月613日举行马克思<br>
直接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br>
686<br>
注释<br>
工人代表近一百名。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交公共所有这一决议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大多数已转到集体主义的立场,它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著作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第303、453页。<br>
226指格·威卢博夫。他是《实证哲学。评论(见注167杂志的创办人和<br>
编辑之一。第304页。<br>
227《平等报》('Egalite)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br>
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改变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第305页。<br>
228《进步报》(Le Progres)是巴桔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br>
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吉约姆第305页<br>
229《联盟》<229《<Zede74c0))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br>
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306、320.577页<br>
230平等》周报( guaglianzd)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那不勒斯<br>
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306页。<br>
231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br>
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面斗争。<br>
注释<br>
687<br>
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资族出身的知识分。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总委员会挺身捍卫被捕者,公开抗议对他们的野兽般的待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文章和发言中系统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6247、664669页)。一第307页。<br>
232《劳动报》(Le Travails)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谷支部的机关<br>
报,1869年10月3日至12月12日在巴黎出版;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装订工人欧仁·瓦尔兰。第307页。<br>
233公共福利同盟是1464年年底在法围出现的封建贵族联盟,它反对国王<br>
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同盟的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旗帜。第308页<br>
234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举行出席大会<br>
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千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宜读。掌握大会<br>
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个《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第309页<br>
688<br>
注释<br>
235《派尔-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865年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在六十至七十年代行保守的方针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18701871年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还刊载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宜言和第二篇宜的摘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派尔-麦尔新闻》有一段时期曾经是“伦敦唯<br>
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但是在1871年6月底,该报参加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巴黎革命而发起的反对第一国际的全面的诽谤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断绝了一切联系。<br>
关于星期六评论》见注165<br>
旁观者》(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br>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泰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310、404页。<br>
236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br>
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7-663页),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br>
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作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到1870年秋天,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同盟逐渐地同国际失去了联系。第310页。<br>
237指工联伦敦理事会,它首次于1860年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br>
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br>
注释<br>
.689<br>
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他们当中只有阿林没有参加国际总委员会。<br>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跟工联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和行会局限性作斗争,他力图把广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协会的队伍里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并使工联伦敦理事会作为不列颠支部加入协会。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曾经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在工联伦敦理事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加以讨论1867年1月14日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断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委员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第310页。<br>
238指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英<br>
爱合并。于1801年1月1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固。实行合并的后果之一是取消了十八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的工业便完全了。第311页。<br>
239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br>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后来就以“爱森纳赫派”这一名称闻名。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第314页。<br>
240李卜克内西1869年2月.18日的声明刊登在1869年2月20日《民主<br>
周报》第8号上。第314页。<br>
241关于施书泽拒绝的消息发表在1869年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br>
24号上。第314页。<br>
242指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br>
(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马克思从1870年3月13日约·非、贝<br>
690<br>
注<br>
克尔的信中得知这件事的消息。第315页。<br>
243《人民事业》(243《(cup0a0e0>)1868)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br>
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1870年4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年4月起,它是国际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316页。<br>
244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为了答复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br>
对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马克思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应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也由于《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李卜克内西等虽然总的说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但是战争之初对战争做了片面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统一的任务,认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必妥。<br>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的信中草拟了德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强调指出必须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参加争取统一德国的运<br>
动,分清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始终把德法两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马克思十分重视给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的答复,因为这是“对德国工人行动的指导”见马克思1870年8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见面的时候,才和恩格斯一起最后拟定了这个答复。这封信出马克思署名寄往德国。<br>
1870年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关于战争的宜言,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宣育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并建议德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集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兼并计划。直言指出,它所引用的信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写的”。—第317页。<br>
245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br>
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br>
691<br>
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br>
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的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317、346页。<br>
246这封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西班牙临时通<br>
讯书记为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2月14日的来倍而写的。恩格斯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就帮助它们和巴宁主义作斗争,因为从1871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宁主义活动的场所。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企图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在1872年4月4—11日举行的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一直在该联合会委员会中占多数。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标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这一点的表现是在西班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第320页。247《团结报247《sSo7idzdd>)是西班牙报纸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br>
关报,从1870年1月起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工人报》( Obrero)是西班牙日报,1870年至1871年在帕耳马(马利奥尔卡岛)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后以《社会革命报》(La Revolucion sociab)的名称继续出版。《社会革命报》出版三期后即被查封,因为该报编者被控“侮辱国王”而受到法庭追究。第320页<br>
248恩格斯指的是18711872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br>
印刷工人协会年鉴》一第322页。<br>
249指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工同。美<br>
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br>
692<br>
注释<br>
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块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323页。<br>
250《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br>
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br>
.巴黎公社一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4月18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和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页),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br>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br>
十五页的小册予发表,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两千份,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篇文件。宜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宜言,并且退出了总委员会),同时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8月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删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br>
注释<br>
693<br>
18711872年,《法兰两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并出了单行本。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1871年6一7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日,7月1、5、8、12、16、1、22、26和29日的第5261号);1871年8~10月在《先驱》杂志部分地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br>
一些订正。<br>
1891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导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宜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这两篇宜言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印。<br>
《法兰西内战》的法文译文最初于1871年—9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曾由马克思加以校订。他在寄给他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译过。第324页。<br>
251这篇导育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br>
年时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而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这篇导言。<br>
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在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语被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br>
694<br>
注释<br>
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卷恢复了原稿的文字。——第324页。252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br>
324页。<br>
253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br>
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因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学生会会员中得到了推广1819年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蛊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325页。<br>
254指正统派(见注291),奥尔良派(见注273)和波拿巴派,即波拿巴王朝<br>
拥护者。第327页。<br>
255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br>
战,结果是法军完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八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于威廉堡(在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结果是1870年9月4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328页。25指以梯世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br>
日在凡尔赛签订的法德初步和约。按照这个条约的条件,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因的部分领土。最后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一第329页。<br>
257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br>
和国公报》1871年3月31日第90号上。<br>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epublique<br>
 Francaises)简称《公报》(Journal Officiel》),出版于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沿用了1870年9月5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3月30日的报纸是用《巴黎公社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Commune de Paris<br>
注释<br>
695<br>
的名称出版的。第330页。<br>
258恩格斯说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命令<br>
的内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5月12日第132号上。第330页。<br>
259指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Idee gene rale de la Revolution au XIXe sieclex Paris,1851)。马克思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对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5—34页)。第333、535页。<br>
260《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是马克思在1870<br>
年7月19—23日写成的。1870年7月19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7月23日为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接着在1870年7月2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br>
一致批准。宣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1870年7月28日《派尔尔新闻》第1702号上,几天以后以传单的形式印行了一千份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宣言曾送交《泰士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br>
鉴于言的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所印的册数远远不能满足箭要,总委员会在1870年8月2日决定再增印一千份1870年9月,第<br>
一篇宜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一起用英文再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几个印刷错误。8月9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布。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赛拉叶和埃卡留斯宣言用德文首次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1870年8月7日第63号上,译者是威·李卜克内。克思得到言的这个德文本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言的这个新的德译本发表在1870年8月的《先驱》杂志第8期上,同时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出版。1891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中发表了总委<br>
696<br>
注<br>
员会的第一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第一篇宣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br>
言用法文发表于1870年8月《平等报》1870年8月7日《国际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米拉波报》第55号。宣也用总委员会所设委员会译成的法文以传单形式出版第一篇宣于1870年8—9月首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一7期上。第337页<br>
261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播欲坠的第帝国政<br>
权,于1870年5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公民投票仍然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一百五十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有一百九十万人。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歪曲它们的目的,用“赤色恐怖”来吓唬小间阶层。<br>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职工会联合会在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官,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并号召工人们拒绝参加投票。在公民投票的前夕,政府以察捏造的谋刺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会员;政府还利用这一罪名在法国各城市里对国际会员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在1870年6月2日至7月5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会员的审判中,完全揭露了这一罪名的虚伪性;但是波拿巴的法庭仅以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为罪名对在法的许多国际会员判处了徒刑。<br>
在法国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抗议。—第337页。<br>
262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br>
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第338页<br>
263《觉醒报》(<Le Reveils)是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固刊,从<br>
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1870年10月起反对国防政府,一<br>
注释<br>
697<br>
第338页。<br>
264《马赛曲报》(《 Marseillaise》)是法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br>
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338页。<br>
.265指十二月十日会(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br>
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会在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且积极地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本选集第1卷第651655页)<br>
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子于1870年7月15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第339页<br>
268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和7月1日在开姆尼斯举行的工人大<br>
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而开的。<br>
这两次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引自1870年7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58号第340页<br>
267《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是马克思在1870<br>
年9月69日写成的。<br>
1870年9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崩溃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对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赛拉叶。<br>
马克思在写这篇宜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而并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开的专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并且将它分送给伦敦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都采取了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闻》在1870<br>
698<br>
注释<br>
年9月16日刊登了宜言的摘要。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出版,印数为一千份。9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在这一版中改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br>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补充了几句专对德国工人说的话,并且省略了个别的地方。第二篇宣言的这个本发表于1870年9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6号和1870年1011月《先驱》杂志第1011期,并且以传单形式在日内瓦出版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版中发表了第二篇言为这一版翻详第二篇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国际报》(1870年10月23日第93号),部分地(全文未登完)载于《平等报》(170年10月4日第35号第343页。<br>
268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br>
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一第345页。<br>
269指1795年4月5日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尔和约,这<br>
个和约导致了欧洲各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第345页。<br>
2701865年10月,俾斯发在比阿里茨和拿破仑第三会晤时,取到了法国<br>
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同盟以及士对奥地利的战争的实际承认;拿破仑第三作出这种承认,是打算在普鲁士遭到失败时再插手这次战争,谋利益。<br>
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饿国在战争中将采取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第347页。<br>
271马克思指德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覆灭后所取得的胜利。<br>
注<br>
699<br>
德国广大人民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这一解放战争的成果,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依靠反动贵族阶级的统治者们所夺去。以奥地利、普得士和沙皇俄国为核心的反革命的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的命运的主宰。随着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据的局面,在德意志各邦中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强了对农氏的半农奴制的剥削。第349页。<br>
272《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以传单形式在1870年<br>
9月5日发表,并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第349页。<br>
273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br>
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第350页<br>
274马克思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1870年9月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br>
和国并在外交上给予它以支持的运动。从9月5日起,在伦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都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br>
国际总委员会直接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作。一第350页<br>
275马克思暗指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积极参与了使那些在1792年开始<br>
对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封建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的事务(英国本身在1793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以及英国的执政寡头在欧洲最先承认了法国由于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建立的波拿巴政体第350页。<br>
278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给苏桑的信发表于1871年4月25日《公报(见注257)第115号。—第355页。<br>
277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同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br>
700<br>
注<br>
黎投降协定》一第355页。<br>
278投降派(《(CopTzda1870-1871《)是对18701871年巴黎被时期主张巴黎投<br>
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泛指投降主义者。第355页。<br>
279言发表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第355页<br>
280《旗快 L'报》《 Etendard》)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1866年至1868<br>
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作财政来源而停刊。第356页。<br>
281《自由选民》(《281《ZLeteur3ibre》)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br>
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年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356页。<br>
282指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br>
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统派在贝里公爵追掉会上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会上的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1832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监视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破坏她的政治声誉。第357页。<br>
283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压1834年4月1314日反对<br>
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阀干下了许多暴行,例如他们曾在特朗斯诺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镇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压的主要指使者。<br>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言论的<br>
注释<br>
701<br>
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357页<br>
2841841年1月,梯也尔在众议院提出在巴黎四周修建城防工事(要寨围<br>
墙利独立堡垒)的计划。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务而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构筑特别坚固的大批堡垒。第357页。<br>
285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br>
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第357页。<br>
286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br>
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358页287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br>
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358页。<br>
288秩序党是1848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br>
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358页。<br>
289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br>
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公约,结果产生了法国同欧洲各国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力浦国王来敢发动战争,并且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一第359页。<br>
290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br>
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br>
702<br>
注释<br>
人数不得超过四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八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十万人。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第359页。<br>
291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br>
的拥护者。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第361页。<br>
292“无议院”是1815—1816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br>
法国众议院。—第362页。<br>
293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绅会议”、“地主议会”。这是对1871年的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食利者和商人。630名议员中约有430名是保党人。第362页。<br>
294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见注256)<br>
第362页。<br>
295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偿借约的法令》根据<br>
这项法令,凡是在1870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期间立的借约,规定在立约后的七个月内偿滑。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则不得延期。法令实际上没有允许大部分债务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民中的贫苦阶层,并使许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362页。296十二月分子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这种政变行<br>
动的拥护者。维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363页。<br>
297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br>
注<br>
703<br>
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三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世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1871年6月20日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遂被通过。第363页。<br>
298凯恩是法属走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一<br>
第365页。<br>
299国民报(2《<ZeWVdtzozJ8301851《)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br>
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帕热斯。第366页。<br>
3001870年10月31日,当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br>
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关公安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助于尚拥护它的几国民自卫军,背弃了它的辞职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第367页。<br>
801“布列塔尼邮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br>
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br>
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第367页<br>
3021871年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br>
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速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镇压了革命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367页。<br>
303 Sommations是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br>
据1831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br>
704<br>
注释<br>
有权使用武力。<br>
骚拢取今于1715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br>
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368页。<br>
304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br>
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368页。30510月31日事件发生时,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中,有一个起<br>
义者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370页。308见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第22章。——第370页。<br>
307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6日《公报》第96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1871年<br>
4月5日公告。<br>
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1871年4月5日通过的,发表于4月6日的《公报》(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结的人,在他们的罪行被证实后<br>
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社社员的枪杀。第370页。<br>
308马克思引自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第<br>
372、426、433页<br>
309授职制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制度。这种制<br>
度的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摆布。一一第376页。<br>
310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br>
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青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护政府的革命群众<br>
注<br>
705<br>
第376页<br>
311《喧声《 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调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br>
起在柏林出版。第377页。<br>
312《笨抽》《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周刊《笨拙,或伦敦<br>
喧声》(《K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77页。<br>
313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br>
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第380页。<br>
314马克思是指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沦于破产的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第380页。<br>
315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br>
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第380页。<br>
31蜂省共和联盟是一个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组成的政治组<br>
织。它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第380页。<br>
317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Aux travailleurs des cam<br>
 pagnes》),这份文件曾于1871年4至5月初在公社的各报上公布,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一第380页。<br>
318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在18254月27日所颁布的一项法<br>
令,其中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十亿法郎,以三厘无期公债支付,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第380页。<br>
706<br>
注释<br>
319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br>
郎附加四十五生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第380页<br>
320指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的指令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br>
泛权力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领导方面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令曾有所闲述(见本选集第1卷第474475页)。第381页。<br>
321旺多姆圆柱是竖立在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上的钢柱,顶上有拿破仑<br>
第一的立像。这是拿破仑第一为了炫耀他侵略战争的胜利,用缴获的<br>
一千二百门大炮铸成的,所以又被称为凯旋柱”它是侵略和沙文主义的象征。<br>
巴黎公社成立后,于1871年4月12日通过法令,决定拆毁多姆圆柱,指出它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军国主义的赞扬”。5月16<br>
H旺多姆圆柱被拆除。1875年义为资产阶级政府所恢复。一第382<br>
页。<br>
3221871年5月5日《口令报》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的材料。在<br>
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 Les Crimes des congregations religieuses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384页。<br>
323在外地 absent主(来自“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385页。<br>
324 Francs-fieurs-直译是:“自由逃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br>
注释<br>
70<br>
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诚性的绰号 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 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第386、394页。<br>
325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br>
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一第386页。<br>
326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员把在布列塔尼召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br>
尔赛部队叫做“宋安兵”,这是把他们比做十八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法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387页。<br>
327宋阿夫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阿尔及利亚的一个<br>
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组成的殖民地部队,后来由法国人组成但是保持原先的东方服饰。教皇的阿夫兵指教皇警卫团。它是仿效朱阿夫兵组织和训练的,并且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并且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制内<br>
.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战争结束后,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第387页。<br>
328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已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br>
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在里昂便宜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系,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4月30日进行的新的发动,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br>
马赛的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马赛的革命发动于4月4日被炮击该城的政府军队所镶压。第388页。<br>
708<br>
注释<br>
329指杜弗尔在1839年5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br>
进行的活动,以及杜弗尔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br>
1839年5月12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没有依靠群众,而且带有密谋性质;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br>
1849年6月,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口益增长的情况下,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第389页。<br>
330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br>
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封闭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的职位;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续的特别法;以及没收财产以刑事罪论处的规定。—第389页。<br>
331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缩短了<br>
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大有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第389页。<br>
332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br>
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以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390页。<br>
333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br>
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br>
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br>
709<br>
统治下,第一次宣在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而诛之。<br>
前后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前4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执政是庞培、凯撤和革拉苏,后三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前后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第393页。<br>
334《巴黎报》( Journal de Paris》)是从1867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br>
拥护保皇党奥尔良派。第393页。<br>
335这两段引文是马克思从法国政论家爱尔威发于1871年5月31日<br>
《巴黎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该文引用的塔西佗的《历史》中的那段话,见该书第3篇第83章。第394页。<br>
3961814年8月,英美战争时英军在占领华盛顿以后,纵火焚毁了会大<br>
、白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br>
1860年10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一—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第395页。<br>
3371812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放弃并焚毁莫斯科,陷<br>
破仑军于饥寒困苦、后路被扰乱、军队被包围的绝境,使其不得不引军后退。俄军乘机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去。一一第395页。338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曾<br>
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第396页。<br>
339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br>
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加内,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396页<br>
0<br>
注释<br>
340马克思把普士1849年1一2月根据普鲁国王在1848年12月5<br>
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双议院”很相象。根据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宫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选入第二议院的伸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第397页。<br>
341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口,约在春末夏初这里指的是5月28日,<br>
即公社的最后一日。第398页。<br>
342《每日新闭》(《82《(Di1Nets,《》)是英国的自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br>
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401、505页。<br>
343《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是1827年在伦敦创刊的英国<br>
保守派的日报《旗帜报》(《The Stand and》)的晚报版,1857年至1905年在伦敦发行。第402页。<br>
344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1871年6月6日茹尔法<br>
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许多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92394页)。第402页。<br>
345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同盟》见《马克<br>
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第403页<br>
84由于传出色当战败、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溃这些<br>
消息,法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如里昂、马赛、土鲁斯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的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的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第405页<br>
注<br>
711<br>
347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的地位不稳,国防政府为<br>
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巴黎很大一部分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防政府对居民施加压力,不断进行惑性宜传,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等等,它还是获得了多数票。—第405页。<br>
348马克思引白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br>
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第413页。<br>
349马克思用这句话表达一篇反映国民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缴付赔款问题<br>
上的立场的文章内容;这篇文章载于1871年3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3号。—第417页。<br>
350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421页。<br>
3511789年6月20日,针对路易十六政府企图破坏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br>
的兰级会议开会的做法,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厅,宣哲<br>
。<br>
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厅的宜誓是成为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奏的事件之一。—第423页。<br>
352指巴黎无产者-实证论者协会。协会的钢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br>
哲学的倾向。1870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协会的工人成分,接受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对协会的纲领做了尖锐的批判。—第423页。353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br>
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伊加利亚——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第425页。354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报》发表了诬蔑性的报道,说国际的巴黎支<br>
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2313页)。第427页<br>
355马克思指的是《市镇报》《 Moniteur des communes》这是公社<br>
时期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版附刊<br>
712<br>
注释<br>
形式出版。第428页。<br>
356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br>
第429页。<br>
357引自1871年4月19月巴黎公社宣言《法国人民书》宣言发裘在<br>
1871年4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10号第429页。358《真理报》(《 Verite》)是1870年1月至1871年9月3日在巴黎<br>
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施。——第432页。<br>
359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是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之<br>
一。1871年9月20日瓦扬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中指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在政治上团结工人力量的必要。巴枯宁分子巴斯特利卡、罗班以及西班牙支部代表罗伦佐妄想阻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先后发,并拟定了新的决议草案,其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地指出组织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实现其最终目的一一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br>
1871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决议案所作的报告。—第440页。<br>
360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是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为<br>
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举行的特别集会上做的。在这次集会上,马克思被推选为主席。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世界报》报道了9月25日集会的情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本卷发表的只是报道中转述马克思讲话内容的部分。<br>
《世界报》(《The World》)是美国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1860年至1931年在纽约出版。第442页。<br>
31.宪幸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br>
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br>
注释<br>
713<br>
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现就是工联锁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第443页。<br>
362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瑞士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br>
表大会(1871年11月)所通过的给国际全体支部的一份旨在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通告。文章由恩格斯随同1872年1月3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一并寄出,他在信中强调,必须立即发表这篇文章。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恩格斯请李卜克内西给他寄几份载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转寄到意大利去,因为巴枯宁派利用桑维耳耶通告在那里发起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谤运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都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1871年12月24日的《平等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在西班牙,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发表了拉法格的一篇揭露通告的诬蔑的文章。<br>
国际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批驳了桑维耳耶通告;西班牙许多受巴枯宁派影响的支部,还拿不定主意公开表示同意桑维耳耶通告。为了彻底揭穿巴枯宁派的宗派主义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着手写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55页第444页。<br>
363见《关于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br>
告。1869年9月6日至11日[1869年]伦敦版第21页(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 Working Men's<br>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1 1th1 September,1869. London,[18691,p21)—第446页。<br>
364.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是指不伦瑞克的地方法庭,1871年10月曾在该法<br>
市判普鲁士当局逮捕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第446页<br>
714<br>
注释<br>
385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br>
构,从事晴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447页。<br>
3681871年2月托伦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br>
宜布成立后,他仍然留在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拒绝执行公社关于工人议员应当同这个反动议会决裂的要求托伦的叛变表明右翼蒲东主义者公开转向反革命。1871年4月25日总委员会批准了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开除叛徒托伦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21页)<br>
杜朗以1871年法国人支部书记的身分混进国际,为法国警察机关充当密探,特别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监视。1871年10月7日总委员会决议开除杜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9页)<br>
一第448页。<br>
367《社会苹命报》(La Revolution Sociale是1871年10月至1872<br>
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449页。<br>
388马克思的手稿《论土地国有化》是在1872年3一4月间写的,起因是由于<br>
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杜邦在3月3日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这个支部的成员在土地问题上有混乱的观点并且讲述了自己未来的发言中的五个要点。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便他能在支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广泛地论证了他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观点。172年5月8日,杜邦在支部会上宜读了一个报告(和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手完全相符);这个报告以《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宜读的一个报告》为题于1872年6月15日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没有指明作者和报告人。<br>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周报,从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伦敦出版。在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这段期间实际上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和不列颠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国际工人协<br>
注释<br>
715<br>
会的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72年底和1873年初,该报在反对脱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由于该报的发行人和编辑威·赖利脱离了工人运动,从1873年6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替该报撰稿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文件也停止在该报上发表。一一第451页。<br>
369这段话引自塞扎尔·德巴普于1868年9月1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br>
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第453页。3705月1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成立的各<br>
爱尔兰支部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自己的发言中拇露了黑尔斯以及总委员会和不列颠委员会的某些委员的沙文主义观点,他们反对在国际内建立独立的爱尔兰组织,以及这个组织为爱尔兰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会议上展开的讨论中,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都支持恩格斯。<br>
恩格斯的发言以他本人写的供报纸发表的发言形式保存下来,同时也载入总委员会记录簿中(不全)。由于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决定不把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讨论情况进要在报上发表的报道中,所以这篇发言没有发表。这是因为考虑到,发包括黑尔斯的发言在内的某些发言,会使国际遭受损失。<br>
本文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者加的。—第455页。<br>
371指1842年3月8日宪章派和爱尔兰人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冲突。这场<br>
冲突是由对英国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宪章派运动持敌视态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全爱尔兰合并取消派(主张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人)协会的领导人挑起的。奥康瑙尔和一些宪章派被合并取消派逐出了科学厅;奥康瑙尔本来要在那里做报告的。第456页。<br>
372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对资<br>
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尖锐论战过程中产生的。<br>
第一篇是对《人民国家报》(1872年2月、710、1421日和3月<br>
716<br>
注释<br>
6日第10、11、12、13、15和19号)上转载的几篇标题为住宅问题》的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箱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上。以后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医学博士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荒的臆想。”这一著作的标题为《蒲备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第一篇到1872年5月22日就写成了,并且发表在1872年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和53号上。<br>
1872年10月,恩格斯写完了他的著作的第二篇,标题是《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其中批判了解决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艾·扎克斯的小册子《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述。这一篇登载在187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103、104号和1873年1月4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2、3号上。<br>
恩格斯著作的第三篇的出现是作为对米尔柏格的再次答复,因为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使他有机会在该报上发表了反驳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从事这一部分的写作,这一篇以《再论东和住宅问题》为题发表在1873年2月8、12、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12、13、15和16号上。<br>
恩格斯的这三篇著作全部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以后,就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在莱比锡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前两篇《论住宅问题》(Zur Wohnungsfrage)和《论住宅问题。第二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Zur Wohpungefrage Zweites Heft: Wie die Bour 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ost于1872年出版;最后一篇:《论住宅问题。第三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Zur Wohnungg frage. Drittes Heft: Nachtrag uber Proudhon und die Woh- nungsfrage)于1873年出版。恩格斯著作的第二篇也曾转载在《人民意志报》1873年1月份的几号(第3—9号)上<br>
1887恩格斯的著作再版了,标题是:《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br>
一苏黎世校订第二版( Wohnungefrage. Zweite durchgesehene<br>
注释<br>
17<br>
 Auflage. Hottingen-Zirich.,1887)。这部著作再版时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写了一篇序言。第459页。<br>
373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br>
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因缴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459页<br>
374米尔柏格所写的以《住宅问题》(Die Wohnungsfrage)为题的六篇<br>
文章,曾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没有署名。—第460页。<br>
375艾·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E<br>
 Sax. Die Wobrungszustande der arbeitenden Claesen und ihre<br>
 Reform Wien,1869)第460页<br>
376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br>
报》,标题是《住宅问题(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ur<br>
 Wohnungafrage (Antwort an Friedrich Engels von A. Mulber-ger))第460页<br>
377见本卷第488—489页和注385第460页<br>
378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的那些因该报揭露秘密的社会<br>
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织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第461、576页。<br>
379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br>
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br>
718<br>
注释<br>
文为 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我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的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462页。<br>
380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br>
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上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啊。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第463页。<br>
381拥有山地和大片沼地和荒地的艾费耳高原区(普鲁士莱茵省)土壤气<br>
候条件不很适于农业,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由力量单薄的小农户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的;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敷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在恩格斯这篇文章中指的是1882年发生的事件,在前儿年的连续歉收和农产品跌价以后,在艾费耳高原地区闹过饥荒。第464页。<br>
382据圣经传说,被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br>
路途艰难和挨饿,开始惜他们做奴求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谱。第478页。<br>
注释<br>
719<br>
983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br>
样的交换市场是罗伯特·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的,它一直存在到1834年年中。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是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的。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的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第483页。<br>
384《解放报》(884《(d1C3qc3oY>是国际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br>
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直言还发友了《哲学的贫困》的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些文意中有一部分是专为该报写的。——第484页<br>
385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的<br>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说的租金的构成部分是:(1)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3)修缮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现在就是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好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靠自己的房屋收得…文租钱了,这只是因为钱也可以叫做租金博士就是博十”<br>
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有在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br>
“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份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雨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br>
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两<br>
720<br>
注释<br>
段,并做了若干订正。<br>
本卷中这两段话的文字是以1887年版为准的。一第489页。<br>
38伦敦新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是每周出版的一种<br>
英国画报,从1842年起出版。<br>
《海陆漫游》(Ueber Land und Meer》)是每周出版的一种德国画报,1858年至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br>
《京亭》(《(sGdzterldbe>)《)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的简称,1853年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年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关于《喧声》见注311<br>
射手奥古特·库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特赫耳夫·夫曼的笔名。第493页。<br>
387引自汉泽曼在第一届联合议会1847年6月8日会议上的演说。《第一<br>
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PreuBeng Erster<br>
 Reichstag>th.7 Berlin,1847.55)第496页。<br>
388《社会主义者报》(88《Sc24lJsL8>1885《)是法国的一家周报,于1885年由<br>
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br>
九十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稿。关于吉兹移民区的文章,载于1886年7月3日和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和第48号上。第504页。<br>
389协和是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领地<br>
金伍德(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第504页<br>
390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组合》1866年诺特豪森版(V<br>
 A. Huber, <Sociale Fragen. IV. Die Latente Association. Nord- hausen1866)第505页<br>
391恩格斯指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他的许多著作<br>
注<br>
721<br>
和演说中说的话,瓦格纳声称,在普法战争以后,尤其是由于获得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德国市场情况欣欣向荣,这大大地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状况。第521页。<br>
392指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皇帝和首相187年8月在加施坦和1871年9<br>
月在萨尔茨堡进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也讨论了同国际斗争的问题。恩格斯用普鲁士政治警察首脑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些会议叫做施梯伯会议,以强调会议的警察的反动的性质。第521页。<br>
393《国际和英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大会而<br>
作》1872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e et revolution propos du congris de la Haye par des refugies de la Commune, ex-membres du Conseil General de I'Internationalex' Londres1872)。——第527页。<br>
3941872年2月和3月初《人民国家报》上登载的米尔柏格的六篇文章,后<br>
来印成了单行本。阿·米尔柏格《住宅问题。社会概论》1872年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版第25页(A. Mulberger.Die Wohnungsfrage<br>
 Eine sociale Skizzex.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13.<br>
 Leipzig,1872,S.25)第530页<br>
 995 P. J. Proudhon. <De la justice dans la revolution et dans l'eglisex.<br>
T.13, Paris,1858第536页<br>
 396 P. J. Proudhon, <La guerre et la paixz. T. 1-2, Paris, 1869,.<br>
第537页。<br>
397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成文法和法哲学的调和》1861年莱比锡版<br>
第一部(f Lassalleda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eine<br>
 Versohnung des positiven Rechts und der Rechtsphilosophiez. Th.<br>
 Leipzig、1861)第538页。<br>
388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里的靡菲斯特斐<br>
勒司的话。第544页。<br>
399在与丹社会主义者路易·皮奥的通信中,执行丹麦通讯书记职务的<br>
722<br>
注<br>
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传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872年4月底给路易·皮奥的信里,恩格斯对一篇论述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文章发表在哥本哈根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几乎国际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关于把小农和无地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运动中来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自己国内的条件和自己的巨大政治才能,现在站在所有国家的前面。”—第547页。<br>
400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ㄍ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和<br>
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1872年11月3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1873年3月恩格斯符给比尼亚米《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1873年12月予以发。<br>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问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和马克思为那本集而写的论文《政治冷淡主义》,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阿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br>
《人民报》 La Plebe)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的报纸,1872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尘义者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利恩格斯的文章。第551页。<br>
401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br>
同第552页。<br>
402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恩·比尼亚米的请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br>
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发表于1873年12月第555页。<br>
 403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s. Leeds,<br>
注释<br>
723<br>
1839.第557页。<br>
 404 P. J. Proudhon. <De la capacite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eresx.<br>
 Paris,1868.—第558页。<br>
405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D. Ricardo.n<b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1817第559页。<br>
406行动中的巴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br>
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西班牙1873年夏爆发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这些事件是1868年至1874年西牙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是来自当时的报刊以及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文件,首先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向1873年9月813日在口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br>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报上发表后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莱比锡版(Die Ba 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ti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于1894年被收进《前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taat(1871-75)),当时恩格斯为这个著作写了简短的《前言》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第561页。<br>
071873年9月1921、24和26日人民国家报》第87、88、89和90号上<br>
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了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是用德文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简述。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引用的话不是从上述德文简述中,而是从1874年出版的完整的德译本中摘录下来的。第561页。<br>
408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月27日举行和过历<br>
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br>
724<br>
注<br>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太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资,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562、596页。<br>
409指的是立宪保皇党人,他们支持欧洲列强安置在西班牙位上的儡<br>
亚马多国王。—第563页。<br>
410阿尔丰斯派是与西班牙天地主、侣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动集团<br>
有联系的一个派别,它支持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位望者,这个正位僭望者于1874年被宣布为国王,称阿尔半斯十二世。第563页。<br>
411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在十九纪上半叶支持函王斐迪<br>
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僭望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年至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1855年唐·卡洛斯死后,卡洛斯派支持他的孙子小唐·卡洛斯为继承人。1872年在政治危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卡洛斯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并酿成了直到1876年才结束的新的国内战争。第563页。<br>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9页。<br>
在1894年出版这个著作时,恩格斯把这里引用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改为1892年出版的德文第二版第565页413指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会<br>
第565页<br>
414《莱团结报》( Solidarite revolutionnairer)是无政府主义的周报,<br>
1873年6一9月在巴塞罗纳用法文出版。该报是法国南部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委员会是阿勒里尼和布鲁斯为了在法国和公流亡者中间宜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建立的。—第567页。<br>
注释<br>
725<br>
415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领导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报<br>
告发表在1873年8月24日《国际报》上。第568页。416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第568页。<br>
417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br>
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127—235页)第573页418恩格斯指的是1870年在纽沙特尔匿名出版的巴宁的小册子《就当前<br>
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Lettres un Frangais sur la crise actuellez》)第573页<br>
419《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分析了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新趋<br>
势,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在1874-1875年断断续续地写成的,每写成一部分,就随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它们本来也就是专为该报面写的。<br>
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第580页420《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是恩格斯在1874年5至6月初<br>
写的,发表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第580页。<br>
 421 4Addres8 of 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s.<br>
 London,May3.1874.下面引证的是这一文件的第2-5页。——第580页。<br>
42《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是英国的一家<br>
工人周报,是接近先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580页。<br>
423米·彼·波果丁《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1867<br>
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Ⅱ orouB bonpocb<br>
 Cobpamie paccyxgeni, 33cok aangania. 1831-1867*<br>
Moca,1867cp.5455)第582页。<br>
726<br>
注释<br>
4241836年12月4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宜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br>
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交归农民所有。<br>
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发表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给农民<br>
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它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第583页。425帖欣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br>
的。作为这个和约的发起的俄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第584页<br>
426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br>
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br>
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兹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行的文化斗争。第586页。<br>
427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74年6月26<br>
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ㄍ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第587页。<br>
428指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br>
公社社员》(Aux Communeux》)的小册子。第588页。<br>
429《度申老头》(Le pere Duchesnes)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年至<br>
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br>
《度中老头》(Le Pere Duchen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br>
注释<br>
727<br>
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发行人是韦梅希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报刊。第590页。430海涅《宗教辩论》第590页<br>
431指的是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主义者(阿尔<br>
诺、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第592页。<br>
432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即《流亡者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是他在<br>
1874年7月底至9月间写的,发表于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前进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彼·拉用罗夫谈论国际的义章。第595页。<br>
433《前进不定期评论》(< Henepioduvecx o6osp6Htie》)是<br>
彼·拉·拉甫罗夫于1873年至1877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它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该杂志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1875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同一方针的报纸,名称叫《前进!双周评论》( Byxea-oc6o3pie)第595页。<br>
434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874年苏黎<br>
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第597页。435新自由报》(45《<Vc3P763ePesSe,1864《)是奥地利自由派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卡塔勒的那篇小品文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285号第597页。<br>
43B彼·特卡乔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br>
的》(3 peboxmuionno nponarab Pocci. pezaxtopy yphaaBrepe于874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第600页。<br>
437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的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br>
社会革命青年。关下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 (< couianbho-peboxnouionnon wonoex. Iio noBoy 6po-: 3anayu pebon ouioHno ponaraHA Poccins. JOHAOHb,<br>
728<br>
注释<br>
1874)往下恩格斯引用的是该书第3、17、4—45页。—第602页438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发于1875年3月28<br>
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和37号。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写的。马克思读过特卡乔夫的小册子(注439)之后,把它转交给恩格斯,并在书皮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透了,甚至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象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第605页。<br>
439彼·特卡乔夫《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br>
者文献>一文的作弗里德生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P.《B.katschoff<OfenerBiefanHerrn《.offenerbriefanherrn<br>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 <Flicbtlings-Literatur in Nr. 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 Jahrgang 1874. Zirich,<br>
 Typographie der Tagwacht. 1874).<br>
《哨兵报》(Die Tagwacht)是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1869年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1869年至1873年是际瑞各德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一第605页。<br>
440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一第609、611、612页。<br>
441.引自海湿的诗《科贝斯第一》第610页。<br>
442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br>
页。—第611页。<br>
443引文摘自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br>
伦敦版第47页。—第613页。<br>
444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第<br>
614页。<br>
445指巴枯宁在1869年夏写的《革命者问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br>
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该问答的全文,并对它作了<br>
注释<br>
29<br>
批判(见马克想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1—477页第615页448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于1875年4月<br>
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Soziales aus RuBland)为题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5年5月恩格斯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1-644页)。第616页<br>
447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的是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br>
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616页。<br>
448恩格斯指的是哈克斯特豪森的作《对俄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br>
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Studien iiber die innern Zustande,das<br>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andlichen Einrichtungen- lands》),1847年至1852年在汉诺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一第623页。<br>
449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achich-<br>
 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x Erlangen, 1856);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 (<Geschichte der Fronhofe, der Bauernhofe und der Hofverfas- sung in Deutschlands Bd.1-4, ErJange1862—1863)德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 der Dorf 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 1865-1866).-第624页。<br>
450这篇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5年月23日在伦敦举行的1863一<br>
1864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纪念会由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主持,波兰、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们出席了纪念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加者列·弗兰克尔、利沙加勒等人。关于纪念会的报道1875年1月0日发表在于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杂志《征召义勇军》上,接着又发表在于里沃夫出版的波兰自由主义报纸《波兰报》上。2月15日俄文报纸《前进!》也发表了一<br>
730<br>
注<br>
篇报道。《前进!》在报道中说,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用英语发表了演说。一第630页。<br>
4511799年至1805年和1814年至1866年期间先后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br>
的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是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经常策源地。第631页。<br>
452从《前进》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前进》编辑部的秘书弗斯米尔诺夫曾<br>
经在1月23日的纪念会上讲过话,他强调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和波兰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并代表俄国革命者宣布,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已准备好,“当革命的钟声一敲响,就投入波兰人的队伍,去为波兰人民争得社会白由”。俄国流亡者索洛维约夫也讲了话,他指出要提防波兰地主自由派和沙皇政府可能勾结起来。第632页。<br>
453弗·斯米尔诺夫1875年2月给马克思的信保存下来了斯米尔诺夫<br>
在信中说,他在给《前进1》写一篇有关波兰纪念会的报道斯米尔诺夫出席这次纪念会时,曾听到马克思讲过“下面这句话:“因此,必须在波兰人民中间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由于波兰报刊的报道中没有这句话,斯米尔诺夫便请马克思证实他是否讲过马克思的答复没有见到,但是,《前进!》的报道中转述了这句话。—第633页。<br>
454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书摘要,是同马克思和<br>
恩格斯的拥护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巴枯宁主义者以后,这一斗争仍在继续进行。<br>
马克思做的这一摘要是一部独特的批判性和论战性著作,这一著作在揭露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观点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并且发展了与之相对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原理即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原理。马克思在摘要的手稿上所加的一系列语中阐述了这些原理。<br>
本箱中凡是逐字转述或大意转述巴枯宁一书内容的地方,都用小<br>
五号字马克思本人的批语则用老五号字排印。—第634页。<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