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我们一般爱称为肃反运动），其在很多资产阶级中的庸人里都成了一种十分可怕而又令人喘不过气的事情，他们一边在说着苏维埃政权对底层百姓的压迫的同时又在宣扬着自己最为喜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鼓吹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而很多人又会借着宣传看似好像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其不分资产阶级，不分无产阶级，不分小资产阶级，不分地主富农和贫农中农的阶级，所有的阶级都是一样的人，而所有人在资产阶级鼓吹的民主国家里能够获得自由，受到市场经济的自由买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只会受到压迫。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任何一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知道，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来没有什么一切人都是一模一样，没有阶级区别的世界存在。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阶级斗争的矛盾则变得更加巨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都只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府执行资产阶级的意志，在十月革命以来，还没有一个成功存在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一个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就此成功地建立在了俄罗斯的大地上，成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座灯塔。而在建立其政权的路上，都会存在着无产阶级代表向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的历史。不管是革命前 革命中还是革命后，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是这样，持续一个政权往往比建立它要更为困难。而苏维埃政权所进行的与敌特分子的对抗性斗争，也早在十月革命后苏俄内战时就已经存在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建立 就是其证明之一，而一直被资产阶级庸人或者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所津津乐道而又惶恐万分的事情，苏联在1934年的进行的大清洗）肃反运动），其真正的性质，为什么要实行，实行的目的在于什么，其背景又是什么呢。本篇所要论述的，也就是这些。
斯大林执行这项政策的根本原因和目的是在于消灭苏维埃政权稳固后还存在在政权内潜伏的随时准备进行破坏与叛变的富农与资产阶级分子和外国资本主义安插在苏联内的间谍和收买来的投机叛徒。
其实这种事情，早在革命之后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与各种各样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和其余叛徒的斗争是贯穿与革命始末的只不过其斗争的激烈程度不同罢了，其实早在实行大清洗（肃反运动）时就已经开始了与这些人的斗争，只不过其激烈程度没有像肃反运动时更高与坚决。
比如在十月革命前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与孟什维克等修正主义者的斗争
孟什维克疯狂地反对列宁提出的革命路线，普列汉诺夫咒骂列宁是讲“梦话”，他叫嚷:“现在,我国某些人…号召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而不知道,只有在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时，夺取政权才是有意义的。目前，这许多条件还不存…党内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之流也跟着他们来反对列宁的路线，他胡说:“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还沒有完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沒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 ”,“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并不适宜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 ”.[《列宁文集》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1页。]他们直到十月革命前夕都沒有收起上述滥调，而且还以无产阶级“不能开动 ”国家机器,“环境非常复杂 ",“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第301-302页。]等相威胁。这些谬论无非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唯生产力论”在俄国的翻版,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工业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才能进行，看不到帝国主义战爭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与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突破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之流的陈词滥调,给予了系统的駁斥。他说,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末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尽管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可以用组织至体居民参加苏维埃的方法来粉碎。至于无产阶级能否开动国家机器问题，列宁指出,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才有条件去学习管理国家的本领，他们也一定会通过实践学会管理国家。列宁在驳斥“环境非常复杂"的谬论时指出:“真正的 、 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的痛苦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诞生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第323-324页。]列宁与机会主义者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爭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即四月会议)上取得了胜利。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拥护列宁的观点，反对加米涅夫等人的机会主义谬论，从而在至党确立了列宁制订的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
比如在十月革命前夜，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对革命的背叛进行的斗争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公开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仍然鼓吹通过夺取立宪会议的多数来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修正主义谬论。托洛茨基虽然沒有在会上公开反对列宁的主张，但他提出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举行起义，这实际上是要拖延起义，错过时机。 ……………………在这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前夜）的紧要关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变本加厉地反对武装起义,竟然干出了骇入听闻的叛卖勾当。10月18日,他们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还诽谤说，“把一切放在日内一次进攻上作孤注,乃是冒险绝望的行动”。[《列宁文集》第5册，第366页。]两个叛徒的声明，实际上把党关于武装起义的秘密暴露给了敌人，使敌人有可能及时扑灭革命。列宁愤怒地斥责了他们的叛卖行径，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科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将科（1859-1924），大地主，沙皇时期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主席。二月革命后为临时议会主席，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 义 …的决定 。”“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 ”[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第26卷，第205-206页。],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在10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又公开鼓吹他已提出过的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要发动起义的谬论,胡说什么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于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82页。]这是向敌人泄露起义的日期,并企图使党错过武装起义的时机，让敌人赢得时间来扑灭革命。
比如十月革命后苏俄内战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应由哪个阶级掌握的问题
这时，妥协党所把持的全俄铁路总执委会也从政治上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他们要求苏维埃政权停止镇压克伦斯基等人的反革命叛乱,成立包括孟什维克与右振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清–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狂妄叫嚣撤销列宁的政府首脑职务。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党当时派他同至俄铁路总执委会谈判)、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与国内阶级敌人紧密配合,竟然也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让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让布尔什维克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主张同这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提议，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叫作破坏革命事业的工贼。11 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留亭四人反对党中央决议,声明退出党中央委员会。接着,李可夫等三人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党内机会主义者这种分裂活动得到敌人大声喝彩。国内外反革命都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然而列宁指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亳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371页。]他还指出:“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决不应当有别的政府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369页。]
比如苏俄内战时期关于苏维埃红军的军事路线斗争
其次，列宁十分重视红军的建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工农义务兵役制，迅速扩充红军，1919年1 月达到100万人。1919年10肥经有300万人。到1920年春已拥有近500万人了。在军队中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批判和纠正了托洛茨基在红军建设上的错误路线,同时也反对了“军事反对派”从“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当时,托洛茨基利用其窃取的掌管军事工作的职权，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他崇拜旧时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藐视和仇恨红军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企图枪毙前线许多负责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中央的千涉和红军中广大干部的反对,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许多人是先前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打者反对托洛茨基的旗号，从“左”的方面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任何一个革命军队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反对了这两种从右的方面和极“左”方面对红军建设的破坏，从而加强了红军的建设。同时,在革命战爭的一些关键时刻，党中央都委派斯大林亲赴前线(例如到东方战线、南方战线等)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军事指挥和错误作战计划，保证了革命战爭的胜利。
比如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进行的斗争
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到白卫分子,都疯狂地反对签订对德和约。…………托洛茨基和以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勾结在一起，疯狂反对列宁的革命策略。当时,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在“左”的词句掩盖下从事革命空谈，硬说德国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发动进攻，德国革命马上就会成功,鼓吹什么“没有军队也要进行战爭”,如果与德国媾和就是支持德国帝国主义而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等等。托洛茨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配合下,鼓吹“既不进行战爭、也不签订和约”的口号,主张结束战争,不签订和约,让土兵复员回家,并故意掩盖苏维埃国家面临的危险局势,散布什么我们并沒有死亡的威胁等等。他利用负责外交工作并率领代表团参加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与德国谈判的机会，推行危害苏维埃政权的叛卖路线,拒绝执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的指示。他在1918年2月10日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时声明说，苏维埃政府拒绝在德方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同时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谈判因此中断。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叛卖行为列宁愤怒地斥责说,这是以战争当儿戏，把革命断迭给德国人。托洛茨基所采取的这种反革命立场，为德国帝国主义进攻提供了借口。于是德军在2月18日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很快占领了俄国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着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中。 在苏维埃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和党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的战斗口号,动员群众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年轻的红军，英勇地阻止住了德国强盗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回击德帝国主义军队的那一天(2月23日),被定为红军节。另一方面，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责他们是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列宁说: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促进德国革命的发展，而“实际上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 ”。[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选集》第3卷，第447页。]同时列宁反复向党内同志说明，为了革命根本利益，暂时牺牲-些次要利盆的必要性。虽然签订和约会使俄国失去. -些领土，但却能以空间换取时间,羸得为巩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喘息时机。这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当时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列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终于理解幷接受了列宁的正确主张,站到革命路线上来，击败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1918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在党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签订和约的决议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更疯狂地反对列宁,反对党,他们更进一步进行分裂活动，企图抗拢一部分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对抗。当时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控制的莫斯科省委会竟然通过了分裂主义的决议,以分裂来威胁列宁所领导的党中央，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这些反党分子居然发展到采取反苏维埃的叛卖立场，他们在决议中声称:“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盆,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3卷，第439页。]列宁斥责这个决议是“奇谈与怪论 ”,说他们不懂得，“现在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 一 切的 ”。[列宁《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合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 为了最终解决签订和约问题幷粉碎托洛荬基、布哈林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于1918年3月6-8日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确认列宁在解决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1918 年3月14日又召开了至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
比如对于苏俄内战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对于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
由于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的严重破坏，苏俄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1920年大工业生产量几乎少于战前六倍，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处于同农民的利益相抵触的地位……工人群众也由于工厂停工，流离失所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情况表明，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地制定新的方针政策，领导工农群众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阶级敌人并没有昏睡……便开始改变自己的策略，提出了“赞成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的新口号，来代替破了产的“打倒苏维埃”的旧口号，……1921年2、 3月间爆发的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便是反革命分子采用新策略的典型表现。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立即反映到党内来。…………1921年11月， 托洛茨基首先挑起关于职工会的作用问题的争论。虽然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但是争论却远远超出了本身的范围，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关于党对待职工会，对待群众的方法和态度等政策问题。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工人阶级及其群众性组织——职工会在尽速恢复工业和克服经济破坏的工作中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采取发挥千百万工会会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办法。但是，托洛茨基却以“左”的面目出现，提出所谓“把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职工会振刷一下”的口号，提出了立刻把“职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们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托洛茨基抛出这一反列宁主义的纲领的阴险目的，在于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从而瓦解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党内持有各种机会主义观点的反对派，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缓冲集团”都聚集在托洛茨基的周围，联合起来反对列宁，反对党。列宁领导全党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列宁痛斥了布哈林“缓冲集团”的折衷主义错误及其危害。在争论中，托洛茨基恶意歪曲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缓冲集团”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正确者,主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统一起来。列宁尖锐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页。]“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 : 一 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布哈林“在这里所犯的误错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80页。]列宁还无情地戳穿了布哈林“缓冲”的“公正”外衣，指斥他说的都是反对列宁的话，而没有一个字反对托落茨基。这表明布哈林集团的真正作用，“不过是最恶劣、 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 帮 手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58页。] 在国内政治经济极度困难和党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1919年3月， 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作了关于职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以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列宁的政纲，粉碎了托落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党集团迫使党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企图。签于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大的危险，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论党内统一”的决议，……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阶级斗争的規律,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团结的重要性。……决议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今后严格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和报告通过了从余粮收 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过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内容除粮食税外，还容许私人贸易自由和私人工业家开设小企业，以及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由战时共产主义对城乡资本实行直接冲击的手段，转向包围资本主义的策略，转向由社会主义成分逐渐排挤资本主义，以便积蓄力再开始进攻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农业迅速恢复起来，建立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工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消灭资本主义。斯大林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捱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杜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都不懂得列宁的这一英明政策的实质。一些“左”的假革命诬蔑新经济政策是放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回到资本主义。托落茨基、布哈林等则从右的方面歪曲新经济政策，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的让步，把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命脉让给私人资本。党及时揭露并回击了这些假革命和投降主义者的反党行径。列宁表示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
以上材料均采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革命前，革命中还是革命后，亦或者是平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时无刻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复辟派的斗争。在此，斯大林就曾指出
我们党的同志忘记的或者简直看不见的事实是什么呢? 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政权只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而其余六分之五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地。他们忘记了，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这里有人常谈资本主义包围，但是不愿想一想资本主义包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资本主义包围，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很现实而又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自己境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继续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 我们的同志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 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例如拿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幼稚的人可能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在这些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只有幼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离睦邻关系远得很。事实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地证明，资产阶级国家互相派遺自己的问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有时甚至派遺杀人凶手到彼此的后方，给他们的任务是混进这些国家的机关和企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网，“必要时” 破坏这些国家的后方，以便削弱这些国家和破坏它们的实力。现在的情况是如此。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就以拿破仑第一时代的欧洲国家为例。法国当时布满了从俄国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英国人的阵营派来的问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英国、德意志各邦、奧地利和俄国在各自的后方，也有为数不少的来自法国阵营的问谍和破坏分子。英国问谍曾两次谋刺拿破仑，几次策动法国旺代省的农民反对拿破仑政府。而拿破仑政府是怎样一个政府呢?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扑灭了法国革命，而仅仅保存了那些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不用说，拿破仑政府对自己的邻邦是以牙还牙的，同样采用了派遗自己的破坏分子的办法。过去，在130年以前，情况是如此。现在，在拿破仑第一-之后过了130年，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问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德国也布满了英国和法国的问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问谍和破坏分子。 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试问，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应当比它们对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更温和，更友好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遗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少些呢?你们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些吗?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们党的同志把这一切都忘记了，由于忘记了，所以就遭到了突然的袭击。 正因为如此，日德警察暗探局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的问谍和破坏活动，对于我们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的办法
而在肃反运动开展之前的时候，这时的布尔什维克面对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像以前可以在应对布尔什维克时保持些许的”光明正大”和公开论战吗，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变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像以前一样不变的敌人吗
其次，我们党的同志在同托洛茨基代理人进行斗争时，看不见和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 7-8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8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话动的。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政纲和纲领，在工人阶级面前它不隐瞒，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在7-8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治派别。 能不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如说，1936 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瞒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一旦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赶走。正是因此，现在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如果回想一下，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么政纲。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到工人阶级的唾弃。在I937年的审判案中，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不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政纲。他们承认他们有一定的政纲，他们在自己的供词中供认了并陈述了这个政纲。可是他们陈述这个政纲，不是为了号召工人阶级，号召人民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纲，而是为了咒骂它是反人民和反无产阶级的政纲。使资本主义复辟，消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恢复剥削制度，为加速反苏战争爆发而同德日法西斯势力结成联盟，为发动战争和反对和平政策而斗争，分割苏联的领土，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而把滨海地区割让给日本人，准备使苏联在敌国侵犯时遭到军事失败，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而采用的手段即进行暗害、破坏活动，对苏维埃政权领导者分别实行恐怖手段，替日德法西斯势力进行间谍活动，–这就是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所陈述的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显然，托洛茨基分子不能不向人民、向工人阶级隐瞒这样的政纲。他们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甚至向总共只有30—40人组成的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这个政纲。当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许他们召集30—40人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小型代表会议来传达这个政纲的性质时，托洛茨基禁止他们这样做，说即使把这个政纲的真正性质只告诉极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引起分裂。这些“政治活动家”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而且向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纲，——这就是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 我们党的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这个深刻的区别。他们看不见，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不是有思想的人了，托洛茨基分子早已变成了拦路抢劫的强盗，只要能向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政权捣乱，他们可以采用任何卑鄙手段，干出一切下流勾当，直到搞间谍活动和直接背叛自己的祖国。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这一点， 因此就不善于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新的方法更加坚决地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近几年来的下流勾当，对我们党的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还有，最后，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在其中起着相当积极作用的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第一，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他们大部分是过去的企业主、过去替旧主人服务的经理、过去的老股份公司的股东，或者单单是在政治上公开同我们为敌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我们的人，谁也不怀疑这些老爷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就是沙赫特分子自己，也并不隐瞒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态度。对于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就不能这样说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么，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你们看，这就是重大的区别。第二，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多少掌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这样的知识，不得不向他们学习。这种情况给了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以极大的优越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为所欲为地，毫无阻碍地进行暗害活动，使他们有可能在技术上欺骗我们的人，现在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就不同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在技术上并不比我们的人有任何优越的地方。相反地，我们的人在技术上比现在的暗害分子，比托洛茨基分子受过较高的训练。从沙赫特事件到今天，我们这里成长了几万名真正受过技术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可以举出几千几万名在技术上成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来。同他们比起来，所有这些皮达可夫们和利夫希茨们、舍斯托夫们和博古斯拉夫斯基们、穆拉洛夫们和德罗布尼斯们，都是一群夸夸其谈的人，从技术素养来看不过是一些初学之辈。既然如此，现代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在于有党证。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给了他们政治上的信任，给他们打开了混进我们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广径。他们的优越条件就在于，他们有党证，伪装作苏维埃政权的朋友，在政治上欺骗我们的人，滥用信任，偷偷地进行暗害活动，把我们的国家的机密泄露给苏联的敌人。这种“优越条件”就其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来说是可疑的，但是总算是“优越条件”。这种“优越条件”的确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托洛茨基的暗害分子，由于是有党证的人，有混进我们机关和组织的一切岗位的门径，所以就成了外国谍报机关的至宝。我们党的一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不了解旧的暗害分子和新的暗害分子之间、沙赫特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全部区别，由于看不见这一点，也就不能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暗害分子做斗争。
由此可见，新时期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已经开始学会假仁假义永不翻案等卑劣手段来混入苏维埃政权进行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意料不到的破坏活动，已经是新时期新形势的斗争了，因此对这些反革命的分子的方法，也就要一改从前的方式，做出新的改变。也就是说，肃反运动。
而展开肃反运动（大清洗），直接以将各色叛徒清除出苏维埃政权与党这项运动的契机，就是基洛夫事件。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了悔过的演说，并虚伪地颂扬党所取得的成就，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发了言，一方面责骂自己，一方面颂扬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他们用尽各种形容词来颂扬党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暗杀联共（布）党列宁格勒党组织负责人基洛夫同志。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同志被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织的反革命秘密恐怖团体杀害了。从对就地捕获的凶手的预审中得知，1933年至1934年间，从前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所谓“列宁格勒总部”，专干暗杀联共（布）党的领导人的勾当。首先是企图暗杀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很快又查明还有另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等人都是这些暗杀团体的后台，布哈林与他们都有勾结。然而这些无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却公然在基洛夫死后写了颂扬死者的祭文，还要求把祭文公开发表。
一年以后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的直接指使者和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就是执行的托洛茨基的指令。这个集团已经卖身给德日法西斯，从法西斯的侦探机关领取金钱，从而堕落成为间谍、卖国贼、杀人犯匪帮。
托洛茨基曾同德国法西斯国社党代表格斯订立密约，根据这个密约托洛茨基匪帮必须在法西斯侵略者向苏联开战以前与开战时进行破坏苏联经济与军事力量的破坏活动。法西斯则允诺援助和支持托洛茨基取得政权，但必须以割让苏联领土乌克兰、并将各种企业交还资本家、解散集体农庄以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交换条件。托洛茨基又与日本订立了相同的“协定”，允许除苏联库页岛北部外，还将滨海省与黑龙江沿岸一带领土全部割让给日本。
为此，托匪在苏联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如在国防工业及铁路运输方面破坏生产计划，降低产品质量，烧毁或炸毁工厂，制造翻车事件与破坏车头车厢与轨道。为了配合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他们还准备烧毁军队仓库及军队食品站，制造兵车翻车事件，在红军兵车中、食品站及卫生处，散布传染病细菌以及收集情报等等。
联共（布)及时破获了托匪组织，对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进行了审判，并先后处以极刑。托洛茨基则早已被驱逐苏联国境（1940年被其党徒杀死于墨西哥）[后世发现应该为赫鲁晓夫集团刺杀 。] 。这伙杀人犯、卖国贼都受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
联共（布）总结了反托、布集团的教训，提出了加强政治警惕性的办法。党中央在其为基洛夫被刺事件告全党各级组织的信上指示说：
“必须铲除从一种错误想法出发的机会主义淡漠疏忽态度，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我们的力量愈增长，敌人也就会变成愈驯服，愈良善。这种想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种想法是右倾思想底残余，因为右倾分子硬说敌人将会无声无响地渐渐爬进社会主义社会，硬说敌人终究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应持淡漠疏忽态度，而应提起警觉精神，提起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觉精神。必须记着，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也就会愈加乐于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最后挣扎手段。应该记着这一点，并保持着警觉精神。”
“必须把党员中教授党史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研究我们党史中所有一切反党集团，研究他们反对党路线的斗争手段，研究他们的策略，同时要特别努力研究我们党同一切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策略和手段，研究那些保证我们党克服并彻底打破了这些反党集团的策略和手段。……应该时刻记着，通晓和了解我党历史是为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觉精神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出版局版，第401-402页)。]
联共（布)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意义。我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是尖锐复杂的。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党内就会出现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甚至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他们代表被打倒的阶级，隔几年就要跳出来一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这些反动分子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唯心论形而上学，他们之所以要信奉和鼓吹唯心论，是因为他们是极其腐朽的反动派，只有唯心论才能欺骗别人和他们自己，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人民的力量，因而必然灭亡；他们的共同手法是要两面派，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用歪曲历史来为自己树碑立传，用歌颂领袖来掩盖阴谋诡计，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反马列主义的本质，用拥护社会主义之名来行反社会主义之实。因此，我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性，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很好地研究他们的策略，才能战而胜之。
托派匪帮的消灭使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得更快。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时在苏联形成的波澜壮阔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就是这一伟大积极性创造性的体现。广大劳动群众在先进工作者斯达哈诺夫的发起下，迅速形成了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这种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的热潮，推动了苏联工农业的发展。1937年4月1日，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业总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120%，成为工业强国。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到1937年已有93%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多。实行了普及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增加到2，800万人，大学生有55万人。在科学、艺术、民族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使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使苏维埃国家拥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对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胜利具有极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榜样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比如，关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经验：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实行自力更生、厉行节约的方针的经验，关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国际团结，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经验等。
选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北大（第三册）（1972.10）》
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些各色叛徒的态度就不再是以前的劝说批评了。破坏分子已经展开了有组织的对党的恐怖活动，已经是对抗性的关系，他们臭恶的面目已经暴露了。
而在这时，有的可爱的人可能就会提出一些问题了
比如说，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员数量明显是比托洛茨基布哈林份子等人多啊，等他们慢慢消失就好了啊。
最后，还必須粉碎和抛弃一种腐朽的理论， 说什么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人数很多，而暗害分子人数很少，因为拥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有几千万人，而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不必注意这一-小撮暗害分子。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杜撰出这种极端荒谬的理论，是为了安<156<慰我们某些由于不善于同暗害活动作斗争而在工作中失败的领导同志，是为了麻痹他们的警惕性，让他们安心睡觉。 说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却有几千万，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暗害分子不能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害。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修建第聂伯河国家建筑工程，需要有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的司令部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几十个以至几百个。因此，不能以我们人数很多而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人数很少來安慰自己。——斯大林
比如说，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等人对党的破坏形迹已经让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打击和阻止，他们只不过是反革命的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力量，不需要再进行肃反了吧
(11)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五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似乎他们用尽自己最后的一批干部了。 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幼稚的人才能杜撰出这种理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自己的后备力量的。这些后备力量首先就是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这些后备力量就是国外许多与苏联为敌的集团和组织。 以托洛茨基反革命的第四国际为例，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这个间谍国际将给托洛茨基分子的间谍和暗害活动派遣干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或者，再以挪威骗子舍夫洛集团为例，这个集团曾给间谍头子托洛茨基以栖身之所并帮助他向苏联捣乱。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谁能否认这个反革命集团今后仍将为托洛茨基间谍和暗害分子效劳呢? 或者，再以和舍夫洛一样的法国骗子苏瓦林集团为例。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难道能否认这个骗子集团同样将帮助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其反苏的间谍暗害活动吗? 所有这些德国老爷们，这些向法西斯分子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的形形色色的路特·费舍之流、马斯洛夫之流、乌尔班斯之流，不是托洛茨基的间谍暗害活动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或者，再以著名的骗子伊斯门为首的一伙美国作家为例，所有这些要笔杆的匪徒都是靠污蔑苏联工人阶级为生的，他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总之，说托洛茨基分子似乎用尽了最后的一批干部，这种腐朽的理论是应该抛弃的。——斯大林
比如说，既然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等人反革命的经济基础是富农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上留下的残余，那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计划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还需要肃反呢
(9)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三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经常完成经济计划，似乎就能使暗害活动及其结果化为鸟有。 这类理论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工作人员的本位主义自尊心感到满足，使他们安心，并削弱他们对暗害活动的斗争。“经常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证明了我们的一切经济计划都定得太低，因为这些计划没有估计到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蕴藏的巨大的后备和潜力。 第二，各人民委员部总的来说完成了经济计划，并不等于某些很重要的部门也完成了计划。相反地，事实表明，许多人民委员部虽然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年度经济计划，可是并没有经常完成国民经济中某些很重要的部门的计划。 第三，毫无疑问，如果暗害分子没有被揭发出来和驱逐出去，那么经济计划的完成就会坏得多，这一点是眼光短浅的制造上述理论的人应该记住的。 第四，暗害分子通常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时期进行自己主要的暗害活动的。姑且假定我们被“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的理论弄得昏昏欲睡而不去触动暗害分子，制造这一腐朽理论的人是否设想过，如果我们让暗害分子以“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理论作护身符而留在我们国民经济内部，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么大的危害。“经常完成经济计划”的理论是有利于暗害分子的理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10)必须粉碎和抛弃第四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似乎是消灭暗害活动的基本手段。 杜撰出这种理论，是为了在侈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情况下，使暗害分子免受打击。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非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滥用我们一些在政治上麻痹大意的同志的信任，经常欺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捣他们的鬼，人为地制造一系列影响他们顺利工作的障碍，最终使他们的工作垮了台。例如，在顿巴斯，既然暗害分子在基本建设方面进行破坏，使速度落后的采煤准备工作同所有其他工作脱了节，那么单是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能干出什么来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需要我们给以实际帮助，去反对暗害分子各色各样的阴谋诡计，以便把事业推向前进，并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暗害活动作斗争，为消灭暗害活动而斗争，制止暗害活动，是使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广泛展开的必要条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想，这个问题也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斯大林
比如说，按照你这么所说，之前列宁等人在十月革命前后已经对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斗争和镇压，现在来说他们应该会越来越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不可摧毁而放弃斗争才对吧
(7)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次进展， 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斯大林
在看了上面所有的论述，在揭露了所有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在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当时的具体情况，在了解了肃反运动开展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以后，我们也就不难得出，肃反运动，也就是习惯说的大清洗，其实实质上不是什么庸人所谓的帝皇相将的清除异己的屠杀，独裁专政，也不像是某些其他看褒实贬的庸人所谓的抽象国家进行的抽象反内鬼行动，这场肃反就是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对于打算实行复辟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实行的专政镇压，这场肃反的对象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与敌人，而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说这些话的人，实质上根本就没有理解到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与以往统治阶级社会的区别。也没有去真正了解过苏联的各项事情。反而还要在世界到处散步谣言，甚至以此完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抹黑乃至全面否定社会主义）
那么关于大清洗（肃反运动）有出现误杀现象吗？当然有，怎么不可能有，因为肃反运动的负责部门的不仅仅有无产阶级派别的，也有潜伏进去的资产阶级判别，比如说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军阀派，托洛茨基分子等。这些人在肃反期间进行捣乱，借肃反名义到处乱杀无辜。（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他为了不被肃反运动处刑而跪下认错，态度非常诚恳的伪装自己忠心耿耿，并得以在其它当时还尚未被发现的破坏分子帮助下混入肃反部分参与了对肃反运动的恶意扩大化和破坏。）斯大林就曾指出过不要弄得太过火，反对以肃反名义来空谈搜查，也不要随意杀人。
斯大林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对开除党员党籍或恢复被开除党员党籍问题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冷漠的官僚主义态度。问题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者犯了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漠不关心的毛病。不但如此，他们不考察党员，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成长，他们根本不了解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不是分别对待党员、党的工作人员。正因为他们在评定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不是分别对待，所以他们通常是随便乱搞，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夸奖他们，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打击他们，成千成万地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样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力求考虑几万人，不关心“个人”、个别党员，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开除几千几万个党员出党，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自慰地说，我们党有200万党员，开除几万个一点也不会改变党的状况。然而，实际上，只有那些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由于对人，对党员、对党的工作人员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在一部分党员中间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些不满和怨恨，而托洛茨基两面派便灵巧地抓住了这些心怀怨恨的同志，巧妙地把他们拖入托洛茨基暗害活动的泥坑。 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有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把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人，加上所有弃权的人，假定他们也同情托洛茨基分子，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人的5%，而不是援例加上0.5%， 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么，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赴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述有一种情况， 在这12000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么你们就明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虽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我们党的周围仍然有些后备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一些同志在开除党籍和恢复党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我们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和个别工作人员的命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一些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人，这就给托洛茨基分子造成这样一些后备力量。 大多数党员被开除党籍都是由于所谓消极。什么是消极呢?原来有人认为，如果党员不精通党纲，那就是消极，就应当开除。可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咬文嚼字地解释我们的党章。要精通党纲，就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考验而且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党员中间是否有很多人已经精通了我们的党纲，已经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和经过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们就只有把知识分子和一般有学问的人留在党内。谁需要这样的党呢?我们有经过检验的和经过一切考验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凡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请注意，在列宁的公式中并没有说精通党纲，而是说承认党纲。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用不着证明，在这方面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我们党的那些安谈什么精通党纲的同志。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党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只有那些已经精通党纲、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可以作为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在党内设立几千个党员学习小组,几百个党校，让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精通我们的纲领。十分明显，我们党所以在党员中间成立这样的学校和学习小组，正因为我们党知道党员还没有精通党纲，还没有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要端正我们关于党员资格和开除党籍问题的政策，就必须取消现在关于消极问题的愚蠢的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另一种错误。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不承认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的东西。一个工人、 一个党员只要稍微犯了一点过错，开党的会议迟到了一两次，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缴纳党费，就立刻被驱逐出党。 人们不注意他的过错的程度，不到会的原因，没有缴纳党费的原因。这些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不难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冷漠的政策，许多杰出的骨干工人、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抛出了党外。在开除党员之前给以劝告，如果这无效，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如果这仍然无效，再给以改正错误的期限，或者万不得己时，再把他转为预备党员，而不要一下子就开除党籍，难道不能这样做吗?当然，是能这样做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求关心人，关心党员，关心党员的命运。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某些同志所缺少的。同志们，是消灭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的时候了，早就是时候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关于肃反部门混入进来的其他派别的问题
首先，亚戈达是站在布哈林派一边的。
关于这一点，布哈林显然很不给那些嚷嚷亚戈达是“斯大林的刽子手”的右棍面子，在1928年间与刚刚恢复党籍的原托季联盟头头加米涅夫进行的秘密谈判中明确给了他们一记响亮耳光：
“我们的潜力很大。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绝对支持我们。我试图让poliburo的其他委员脱离斯大林，但暂时还没有什么结果。奥尔忠尼启则不是骑士般的人物。他常来看我，痛骂斯大林，但到决定性时刻出卖了我们。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也在最后关头背叛了我们。我认为斯大林用一种特殊的锁链把他们锁住。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是我们的。国家正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人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是我们的人。安德烈耶夫也支持我们。”
注：
1.亚戈达由于其布哈林派的背景，一直不被斯大林真正信任。
2.内务部是右倾基地这一点应该也是可以肯定的。1932年底暴露的A.П.斯米尔诺夫的反党集团的参与者中就包括了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B.H.托尔马乔夫。亚戈达又早就被布哈林视为“我们的人”，叶若夫后来了暴露出反斯大林立场（当然不一定就是布哈林分子）。
3.后来的贝利亚勾结铁托，充当纳吉后台乃至主张在西部“新领土”不搞集体农庄之事现在也不是秘密了。说一句“敌在内务部”并不为过。
此外，也有证据表明亚戈达暗中一直坚持反斯大林立场。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叶若夫和他在党监察委员会的同事公开表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不信任。不如说相反，他完全赞同亚戈达的行动。1935年11月亚戈达获得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使他和五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平起平坐，此后他的地位似乎更巩固了。但亚戈达显然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地位的牢固，这就更加促使他与斯大林对抗。
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与我父亲一起在矿山学院学习。他对我父亲说，1935—1936年冬有一次他和剧作家基尔雄一起被邀请去依然与知名作家保持关系的亚戈达的别墅。在丰盛的宴会之后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法捷耶夫听到，所有谈话者，包括人民委员（注：这里指时任NKVD人民委员的亚戈达）都用最粗野的话痛斥斯大林，并表达出强烈的愿望要“从暴君手中解放多灾多难的国家”。法捷耶夫这个过去的远东游击队员性情急躁，他认为，他落入了“敌人的巢穴”，连大衣也不穿就跑出了别墅，在冬天的道路上迈步向莫斯科走去。当基尔雄和亚戈达的警卫坐的轿车赶上他时，他差点就冻死了。基尔雄向法捷耶夫“解释”，他是残酷玩笑的牺牲品，实际上所有在场的人都极为爱戴斯大林。他们把作家载回了别墅。直至亚戈达被捕，法捷耶夫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也许，其他许多参加亚戈达宴请的人也长久保持了沉默，其中也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与内务人民委员的意见相吻合的人。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注：这里的“我”指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里·叶梅里亚诺夫）
以上选自苏联吧编辑的《关于斯大林时期所谓 “ 大清洗 ” 的真相》
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被粉碎以后，联共（布）党内又出现了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1927年12月2日开幕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农业集体化方针。斯大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苏联由于工业化方针而工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农业却由于小农经济而生产率很低，粮食缺乏，富农趁机破坏，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制造危机。这种情况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斯大林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这是党提出的当时农村的基本任务。同时，十五大决定继续对富农展开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疯狂反抗。在农村中，大批大批的富农拒绝把他们囤积的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暗害集体农民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放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谷仓。在工业部门，1928年在顿涅茨矿区沙赫特区发现了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矿山的事件，他们秉承外国军事侦探机关的旨意，在矿山中采用错误的方法采煤，减少煤炭产量，损坏机器，设法使矿井塌陷，甚至爆炸和放火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在机关中，暗藏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实行怠工和破坏。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反映到党内来，联共（布）党内出现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布哈林早在1926年就提出过支持富农经济的“发财吧”的口号。但是，在党还未向富农实行进攻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公开援助托洛茨基分子，有时甚至还“反对”过托派，当展开对富农的进攻时，作为富农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布哈林和李可夫便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他们集中攻击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进攻富农，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企图使社会主义建设迁就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如果不粉碎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就不能实现党向富农进攻的路线，农业集体化就不能在农村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
为了打退富农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破坏粮食供应等进攻，1928年春，联共（布)党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打击富农。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并没收其全部剩余粮食，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五长期贷给贫农。此外，还对富农加征了赋税。这些措施促进了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
党对富农的进攻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疯狂反抗，他们叫嚷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吓跑中农使工农联盟破裂。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是停止对富农的进攻和发展富农经济，提高粮价，使市场“常态化”。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向什么人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只要向富农让步，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
斯大林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张，斯大林指出：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敌，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会使国内政治状况恶化，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苏维埃失去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工人阶级决裂。他说：“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 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6页。]
斯大林还批判了所谓市场“常态化”的自由贸易政策，指出这种主张要求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放弃价格政策，跟在投机商后面，“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43页。]这样，国家和投机商在提高价格上越是实行竟赛，粮食持有者就越要把粮食囤积起来，国家仍然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而富农、资本家的经济力量却不断增涨。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放弃价格政策就意味着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斯大林说：“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 ?”（耐普曼即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 — 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 “常态化 ’ 和按地区 ‘ 调整 ’ 粮价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 同上书，第42-43页。]
为了维护富农的利益，布哈林还制造了一套抹杀农村阶级对立的理论，为富农的剥削开脱。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我国的中农难道象中农吗?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因此，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
斯大林指出：“布哈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7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斯大林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 。”[ 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7页。]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需要，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正因为这样，1929年年底，联共（布)中央颁布了由限制富农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由于农村中农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斯大林说：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的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 ”。[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页。]
布哈林对待工农联盟问题的主张，实质和托洛茨基主义一样，其结果都是破坏工农联盟。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从极“左”方面出发只看到贫农和富农的对立，看不到农村中广大的中农群众，反对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布哈林则从右的方面出发，抹杀农村阶级对立，要求无产阶级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结盟。“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8页。]
从经济上剥夺富农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在农业发展中不能起重大作用，应当全力发展个体经济。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际，彻底批判了这些右倾谬论，充分论证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他指出，没有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使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富农的盘剥，摆脱贫困和落后。不实现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他针对那种认为小农能吃苦耐劳、小农经济优越于大经济的小农经济“稳固论”说：“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 。”[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7页。]事实上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它时刻受到破产的威胁、赞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 。”[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3页。]
斯大林指出，是否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使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的广大阵地，如果不把小农经济联合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就会没有立足之点，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陷于失败。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大生产基础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说：“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 。”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219页。]
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为了反对集体化，制造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可以沿着不同轨道和平的平行发展，小农经济会自流地随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而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阶级斗争也就愈来愈缓和，阶级敌人将会不经抵抗而让出一切阵地。富农经济也会通过合作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将很快完全熄灭。布哈林就曾在其《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这样宣扬道：“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对布哈林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列宁曾经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腐人所想象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是建立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这一点上，而布哈林的理论却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如果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末，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杜会主义，那末，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29页。]。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就是社会改良主义者所宣传的阶级利益调和论。
布哈林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便采用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歪曲革命导师的话。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说过：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布哈林公然把这些话说成是容许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揭穿了他的欺骗手法，斯大林指出，列宁这一段话一句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而只是说也容许“耐普曼”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所谓“在一定条件下”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基的。列宁的这段话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而布哈林的理论却是，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可见，布哈林的理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的。这个理论已成了“党内右倾的旗帜”，“机会主义的旗帜”，必须粉碎它。
从“阶级斗争熄灭论”出发，布哈林不是把城乡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归之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而是归之于“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因此，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说：“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按照他的逻辑，只要苏维埃机关改善了，阶级斗争就会熄灭。斯大林分析了当时存在于苏联城乡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本原因。他说：原因有二：“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
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页。]。因此，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而布哈林的理论却只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的斗志，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布哈林分子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十五大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己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 斯大林：《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页。]因此，他要求全党和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斗争到底。
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虽然在党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它的影响并未完全肃清，产生这种理论的阶级根源并末消灭。因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这就是“平衡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平衡论”把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资本主义成分），说成是好象两个木桶，沿着不同的轨道平行地和平地向前挪动，一旦他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平衡论”的鼓吹者，幻想在发展大农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外，走第三条道路。
斯大林批判这种谬论说，两种经济后面存在着两个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两种经济是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激烈较量的，决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 ”[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页。]。“平衡论”表面上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的阵地，把富农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化运动。
“自流论”同样是布哈林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既然自发地跟着城市走，那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农村也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要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和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私有制经济，因此，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的小私有经济和城市的社会主义企业乃是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农村决不会自发地跟着城市走，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页。]“自流论”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是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开路的理论。
斯大林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对粉碎机会主义的进攻、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都起了重大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能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苏修叛徒集团以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其反革命的理论基础，抹煞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在我国，长期以来刘少奇叛徒集团版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刘少奇一类骗子早在1959年就鼓吹“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彻底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乃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被击败。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胜利
联共（布)党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布哈林分子日益孤立，于是他们就更多地采用两面派手法进行活动。从1928年7月到11月，布哈林曾经两次声明他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没有分歧，但事实上就在这时，布哈林等人在背地里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阴谋同托派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成员，改变党的路线。7月以后，布哈林公然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攻击党的政策。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拿辞职来要挟中央；中央斥责了这种怠工主义的辞职政策。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发表演说，揭露了布哈林所谓不存在分歧的虚伪声明，指出了分歧的实质。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联共（布)中央11月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宣传右派机会主义者观点的行为与党员资格不能相容，并决定把右派投降主义者的首领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并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右倾反对派参加者提出了严重警告。
处于不利形势下的机会主义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实行暂时退却，并呈递承认错误的声明书。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仍在暗中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在1930年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被击败了。
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联共（布)加强了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党对农民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农村广泛地发展了各种合作社，包括把个体农民耕种的土地联合起来组成共同劳动的共耕社，通过已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使农民根据切身体验相信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对富农进行坚决斗争，割断了富农对劳动农民的影响，从财政上支持农庄，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为供给农庄机器准备了条件。由于作了这些准备工作，因此，1929年，在苏联出现了群众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广大农民已经不是个别的，而是整村、整乡、甚至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高潮中，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这个事实表明，实行全盘集体化和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0年1月，联共（布)党中央通过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政策。决议规定了由限制富农剥削转为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政策。（1929年以前对富农限制其土地使用权和对雇工的剥削，征收高额税，责令富农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1929年秋季，在农业集体化高潮中，广大劳动农民要求把全部土地交给集体农庄，并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苏维埃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迅速成长，也为剥夺富农阶级奠定了物质基础。于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消灭富农（即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消灭富农的剥削，政府允许农民没收富农所有的耕畜、土地、农具并转交集体农庄)。决议还规定了当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领导农业集体化运动，坚持自愿原则，反对从上面用发号施令的办法领导这个运动。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30年2月已有50%的农户参加集体农庄。
由于集体化运动迅猛发展，一些工作人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要中农加入农庄，在好几个区里，用剥夺农民财产、递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自愿原则；有的地方错误地提出“一切公共化”的口号，要求农民的生活资料如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也实行公有化。为了追求集体农庄发展的数字，在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要求马上完成集体化。
富农分子趁机利用了这种情况，挑拨性的提出组织公社来代替农业劳动组合，立刻把住房、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共化；同时，又煽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宰杀性畜，企图引起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不满。个别地方，由于富农及其走狗的煽动竟然出现了反苏维埃的活动。
联共（布)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一违反党的路线的“左”倾错误。1930年3月公布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指出了集体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集体化运动中贯彻自愿原则的重要性。斯大林指出：“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 。”[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9页。]同时，斯大林还强调，在当时，苏联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这种形式只是基本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它是当时广大农民易于了解并能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形式。此外还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帮助党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给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随着党的政策的贯彻，为集体化运动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剥夺了苏联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富农的生产资料，使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即劳动农民，脱离了个体经济，走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为苏联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前途。
到1932年底，苏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拥有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到1934年，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发展较快，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在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上还存在一些缺点：有的地方劳动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劳动收入分配得不合理。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在新形势下变换了手法，钻入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破坏。因此，如何使新生的集体农庄巩固起来是当时的迫切任务。
加强党对集体农庄的政治领导，是巩固集体农庄的根本保证。1933年1月党中央决定在农业机器站成立政治部，并派逢了17000名优秀党员担任政治部工作。政治部帮助集体农庄清除了暗藏的富农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整顿了劳动纪律，提高了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对农民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培养了许多新的农庄干部。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令，严厉地打击和制裁了富农分子及其它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33年至1934年间，斯大林同志对如何巩固集体农庄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他指出：富农阶级被打倒了，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在集体化以后，他们采取了新的隐蔽的斗争方式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 ‘ 集体农庄 ’ 。他们 ‘ 拥护 ’ 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 “[ 斯大林：《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5页。]。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要巩固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 ”。[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9页。]
以上选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北大（第三册）（1972.10）》
基洛夫案的黑幕
但是，假如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预防措施的话，心理不平衡的尼古拉耶夫也未必敢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许多事实，其中包括罗伊·梅德韦杰夫用来指责斯大林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负责基洛夫安全的人做了不少使尼古拉耶夫不受阻碍的事。还是在基洛夫被害之前，尼古拉耶夫就仔细地研究过他散步的线路。罗伊·梅德韦杰夫写道：“有一次散步时警卫拘捕了一个走近基洛夫的人，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在他的公文包上有一个切口，不用打开公文包上的锁扣，通过切口就可以掏出藏在里面的手枪。在公文包里还有基洛夫散步的线路图。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局长И．扎波罗热茨审问Л．尼古拉耶夫，他是不久前才来列宁格勒的Г．亚戈达信任的人……扎波罗热茨没有向自己的直接首长、接近基洛夫的Ф．Д．梅德韦季报告被拘捕者的事，而是打电话给莫斯科的Г．亚戈达……过了几小时亚戈达就指示释放尼古拉耶夫。”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尼古拉耶夫“过了些时候……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拘捕，并再次发现他带有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又一次释放了尼古拉耶夫”。
А．雷宾曾与斯大林一起在凶杀后第二天到列宁格勒。他也注意到了杀害基洛夫的这些情况：“警卫工作人员中有关这次凶杀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大家都诅咒尼古拉耶夫，但是也都在问：是谁给了他手枪？闻所未闻的是，在斯摩尔尼宫门口和莫斯科车站院子里两次拘捕了持枪的凶手，却立即被扎波罗热茨释放了！在劫运降临的那一天尼古拉耶夫也自由地潜入了斯摩尔尼宫，在禁止上去的楼层逛了整整一小时，坐在窗台上等候基洛夫。在走廊里却没有应该在基洛夫及其副手们的办公室旁值勤的任何警卫。而且不管基洛夫在不在斯摩尔尼宫都应该在走廊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见踪影。总之，作为一个组织正府警卫工作的专家，我完全明白：这里某级组织中有叛徒……结果是，基洛夫的私人警卫不怎么关心他的安全，不去注意使他、也使任何人免遭凶杀。”
基洛夫案件的侦查过程也引起不少怀疑：基洛夫的警卫长鲍里索夫在凶杀发生后立即被逮捕，却未被提交斯大林要亲自参加的审问，说是由于汽车事故在去审问他的路上死了。
杀害基洛夫以及在这一案件的侦讯中的这些和那些可疑之处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来控告他本人组织了这起罪行。但是很明显，首先引起怀疑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行为，确切些说是不作为。雷宾认为杀害基洛夫的罪犯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至于向基洛夫通报季派地下活动的事也很好解释，通报是年中的事情，亚戈达认为需要（借季派刺客之手）除掉基洛夫应该是年末了。
因此，有些人说斯大林谋害了基洛夫。由以上材料来看，这显然站不住脚。
关于三次大审判
苏联内部的阴谋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阴谋
自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份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秘密报告之后，苏联领导层的官方地位发生了改变，情况如下：在1936、1937和1938年的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的被告和那些在1937年5-6月所谓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被定罪成的军事指挥官们都是无辜的。这些无辜的人面对自己或家人遭受威胁被迫承认了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做的，因为斯大林是偏执狂—疯狂的——或者是非常邪恶的。这也是列昂·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上世纪30年代，他的很多作品都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而这也代表了今天所有托派分子的观点。同时，这也是“官方”的观点——是在苏联历史研究这一专业领域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然而，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实，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莫斯科审判中被告所犯的罪行，密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破坏和摧毁苏联的农业、交通运输和工业，并且与德国和日本合作。
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与其他反对派的阴谋有联系，还与列昂·托洛茨基的阴谋有联系，而其他反对派的阴谋是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主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承认与德国总参谋部密谋造反。他的同案被告也承认密谋，要么通过反斯大林的政变夺取政权，并将斯大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全部杀害；或者，为在前线来犯敌人，或是德国或是日本或者两者，打开一个缺口。
大部分关于军事阴谋的审讯，以及在1937年6月11日上军事法庭之前对他们的审判记录，在现今的俄罗斯仍然是最高机密，尽管俄罗斯有法律规定，所有相关文件必须在75年后解密并开放给研究人员。但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图哈切夫斯基的忏悔，和审判的总结，这个总结是西蒙·布琼尼元帅，军事法庭的成员之一，在审判和处决军队的被告两周后，送给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是国防部委员之一。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称作“斯大林的人”——揭露了这个阴谋，逮捕了许多图谋造反者，然后逮捕了许多其他人。毫无疑问，他们逮捕的，或被审判、定罪和处决的其他人中的一些，只是稍微牵涉其中。可能有些人完全是无辜的。我们知道，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被抓。至少两本反供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一本是由A. 斯维特拉宁撰写的于1950年在德国出版的《远东阴谋》，仅有俄文版。第二本是由苏联军事叛逃者——格里戈里·托卡耶夫撰写的《X同志》。两本书都是反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作品。但两人都声称掌握着军事阴谋的第一手资料。这两个人都涉及了那些作为同谋、却从未被捕的军事人员，但1938年6月13日，根里奇·留希科夫叛逃苏联并投向了日本人。阿尔文·库克斯发现，留希科夫告诉日本，苏联远东军正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许多苏联远东军的指挥官并不忠诚于斯大林，同时他们也参与了军队和文官合谋推翻斯大林的图谋。因此，军队供应不足，甚至缺少食品等基本的必需品，而且部队士气也十分低落。据留希科夫的消息，一些指挥官正计划与日本结盟。这些苏联指挥官很可能已经与日本达成协议，试图破坏苏联的防御，甚至可能加入日本的军队。
日本和苏联军队的首次战斗，英文被称为哈桑湖战役（中文称为张鼓峰事件）。在1938年7月29日到8月11日持续的战斗中，双方都无法击败对方。同时，休战也让苏联军队占领了高地。
1939年5月到9月15日，苏联在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哈拉哈河地区，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战斗。1939年的蒙古国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同时日军占据了与它相邻的中国领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蒙古和伪满的边境争端，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上借此来打探苏联的实际军力。日本政府当时考虑入侵并兼并西伯利亚海岸的大部。因为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石油储备，而一旦占有这片土地，日本就可以获得珍贵的矿石和石油资源，进而用于战争补给。
斯大林将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从远东陆军中撤职。被捕之后，布柳赫尔证实阿雷克赛·日科夫让他做苏联军队统帅——日科夫是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人之一。这就是说，布柳赫尔已经成为托派分子的阴谋的一员，至少他知道这个阴谋，并且没有向中央报告。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流传的谣言说，布柳赫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折磨致死，这是错误的。现在的主要证据表明，布柳赫尔被捕期间死于心脏病发作。
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
1990年，当苏联还存在，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长官克留奇科夫那里得到了阅读1937年6月11日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审判记录的许可。据我所知，这份记录还没有其他人读过和讨论过。
即使阿尔克斯尼斯申请阅读审判记录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当局承诺“公开性”之时，但阿尔克斯尼斯似乎仅仅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才得到这个许可的。他是红军的上校。他的祖父，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曾任苏联空军司令，二级集团军指挥员，1938年被处决。他是审判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的法庭成员之一，并在一年多之后自己也被镇压和处决。
阿尔克斯尼斯也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综合各种情况，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是任何被告的亲属，却有阅读记录的权力。和坎托尔不同，阿尔克斯尼斯上校通过阅读庭审记录确信被告有罪。阿尔克斯尼斯在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对审判的印象，这篇采访发表在2000年的《元素》杂志上。
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暗示，他的祖父也许是被迫认罪的。他也获准阅读该文件，但从中他没有发现证明祖父有罪的内容。他的祖父阿尔克斯尼斯在1937年11月28日被捕，那时正是叶若夫的权力的高峰期。很可能他是被人陷害的。
被告对于他们与德国的阴谋的陈述与我们现有的其他文件一致：那是布哈林1937年6月2日的第一个的供述及其在审判时的证词，以及发表于2006年年初的叶若夫在1939年4月26日所做的自供书。
从赫鲁晓夫时代直到现在，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想方设法地隐藏这些包含被告罪证的文件，这个行为是一种掩盖。而且，这本身就是这些被告以及托洛茨基与德国人相互勾结的强大证明。军人被告，右派和托派以及托洛茨基本人，都是有罪的——但强大的政治人物们希望公众和世界相信事实正好相反。
尤利娅·坎托尔，俄罗斯斯黑砖家，“撰写了篇幅长达两本书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坚称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是完全无辜的，是被斯大林“陷害”的。”不过格雷弗·弗认为“然而，她列举的证据完全无法支持这个论点。相反，它有助于证明这些人的有罪。”
一一以上出处是格雷弗·弗 2015年10月在北京的演讲《如何苏联拯救了世界[How the Soviet Union Save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Grover Furr] 》。
结论
关于布琼尼的信件的任何介绍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打开一扇大门，使得我们可以对所谓的苏联“经典”历史进行戏剧性的重写。50多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被告都被宣布为无罪。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本人都被官方认定为民族英雄。然而，所有现有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犯下了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勾结的罪行。
在《元素》杂志的采访中，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总结说，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记录就像“能向我们的时代开火的一门大炮一样……威胁当今的当权者。”在后来的访谈中，阿尔克斯尼斯又使用了“炸弹”这样类似的比喻，即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客观的研究，人们必将重新评估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人物，从而对当权者构成威胁。
——《苏联年代的乌克兰：欧美主流史学界是如何捏造和歪曲乌克兰历史的》
按照格雷弗·弗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的证词》一文中的说法：“1990 年，他（指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在获得准许后查阅了庭审 记录。此前阿尔克斯尼斯一直相信苏联将领是被陷害的，此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坚定地相信他们是有罪的。自他之后，没有人再获准查看过该记录。”
另外再谈一下图哈切夫斯基案。1936年夏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B.M.普里马科夫和驻大不列颠武官B.K.普特纳（均为军级干部），后者被指控为托派地下组织成员（后来的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公审中拉狄克也承认普特纳为托派地下组织成员，但否认图哈切夫斯基属于托派地下组织）。
再后来1937年6月判决图哈切夫斯基集团时，普特纳也是所有被告中唯一明确声称是基于对其托先知的忠诚才参与军事阴谋的（当然可以认为其是充当了托派地下组织和图哈切夫斯基集团之间的联络人的角色，拉狄克虽然否认图哈属于托派，但也承认1935年双方有过接触）。
材料补充：
图哈切夫斯基自己就不讳言亲德立场，1936年初他率代表团到英国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他在巴黎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上，公开攻击攻击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欧洲集体安全，即联英法以制德，当然这一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不是你在公开场合乱说的理由），并对罗马尼亚外长声称：
“部长先生，您把您的前途、您的国家的命运和大不列颠、法国这些衰老的、‘已经完蛋的’国家联在一起，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转向新的德国。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德国将执欧洲牛耳。我相信希特勒将帮助我们挽救我们大家。”
当然这不是拿下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的导火索，导火索是苏联当时获得的相应情报（来自国外的），再加上军事阴谋分子此前被注意到的异动也有，于是就拿下了。这些人在被捕后随即就承认了罪行，不存在刑讯逼供。
实际上希特勒确实曾希望苏联发生军事政变，但后来在海德里希劝说下改变了主意。原因么，就是1923—1933年间苏德往来甚密，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之间存在秘密军事合作（Nazi上台后才终止）。
假定苏联军官团能在德国支持下政变，那么将来德国军官团政变（想想后来的720事件吧）也将从军方掌权的苏联得到支持。所以苏德两国军官团的联盟对两国的当权者都是潜在威胁。为了防止国防军坐大，希特勒反复权衡后改变了主意，向苏联方面出卖情报。
坊间盛传的反间说是错误的，因为希特勒恰恰是相信情报为真：《1937年价值300万卢布的一份秘密情报》（出处是舒伦堡回忆录）：（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0/16/232929_70958000.shtml ）
之前苏联国内的调查应该也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再不动手继续等“证据”就是智商问题了。用一般刑事诉讼的标准去衡量这种案件本身就不合理，等于用长度单位去算重量。
以上选自苏联吧编辑的《关于斯大林时期所谓 “ 大清洗 ” 的真相》
以上为布哈林极其分子的主张和斯大林的应对以及对基洛夫事件的分析和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反革命党羽的情况。关于该文件还有一个问题：
军队派集团成员
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戚利季亚·诺德在巴黎出版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书。她当年常去图哈切夫斯基家，听他同他的志同道合者乌博列维奇、亚基尔、费尔德曼等人的谈话。她很欣赏他们谈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时说的俏皮话和讽刺话。她公开写道，他们打算“收拾”这些“正统派”。读者可以从利季亚·诺德的下面一段话中判断出这些谈话的调子和方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斯大林崇拜德国的态度。起先我以为他只是表面上对德国有好感，为的是表示“自己有学识”……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是希特勒的暗中的狂热崇拜者。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离爱恋只有一步之遥的仇恨……只要希特勒向斯大林走近一步，我们的领袖就会张开双手扑上去拥抱法西斯领袖。昨天，我们私下里谈过，斯大林认为希特勒镇压犹太人有道理，他说希独睾在清除妨碍他达到目的的一切，从希特勒的想法看他是对的。希特勒的成功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有许多东西是照搬德国元首的。我以为，对德国元首光环的妒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官阶”要高一些，他毕竟还当过上等兵，而我们这一位连士兵都不是。前者想爬上统帅的位子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那位过去的正教中学学生想表明他不次于毛奇，这就十分可笑，在目前情况下还十分可悲。更可悲的是，竟有人不去制止他，反而装出欣喜万状的样子，望着他的嘴巴，等着他说出天才的思想……’”
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民主派”无视这一切，像又聋又哑的人一样在报刊上写文章、出书，在电视屏幕上喋喋不休大谈对阴谋分子的暴力，为他们的无辜受迫害鸣冤叫屈。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斯大林大元帅》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图大帅与托先知有旧（1920年杜缅科案件中给托先知当了刀子，虽然并非托派死党），事实上持反斯大林立场（至于所谓““收拾”这些“正统派””的说法是停留在军部大佬之间私下吹牛的水平（但这也已经足以反映其立场）还是进行了实质性行动阶段就见仁见智了）。
顺便，图大帅及其亲信、原红军干部管理局局长费尔德曼之流至少在初期的军内清洗中起了积极作用，给 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在内的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档案里敲上“O.y.”（不可信任）标记。这一措施的流毒甚至在图氏集团垮台后仍然有影响——因为肃反人员是习惯于按照档案行事的。
《杜缅科案件》：这个案子很有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注： 当然，军队派集团和其他集团的联系不一定就牢固。较老的《反苏大阴谋》一书还提到了布哈林集团对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的担忧，担心“红色拿破仑”起事得手后会把他们一脚踢开（与托派相比，布哈林派在军中更缺乏渊源）。
斜杠部分中关于军阀派对于肃反运动中的作用方面，实际上这群资产阶级军阀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们关于o.y的标记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野心需求而标记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在所有军事干部档案中，被标有不可信任的标记，不仅有资产阶级军阀（资产阶级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的狗咬狗行为很正常），还有一些无辜的忠于资产阶级事业的军事下层干部，甚至更夸张的，斯大林自己的档案也被打上了这个标记。
总之关于肃反运动（大清洗）这项运动的本质目的是好的，但是因为资产阶级富农等在苏维埃政权内的潜伏，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这项运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许多细节上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其主要方面与其结果。
根据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表现显示，如果那时候不及时进行肃反运动。在苏联卫国战争之前，苏军的装备质量情况将会更糟，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因为zcjj军阀进行的破坏，苏军的损失将会更多。
附： 图哈切夫 斯基 的军事叛徒案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铁木辛哥接替伏罗希洛夫职务的交接书（摘要）
1940年12月7日
交接书
为执行苏联人民委员会1940年5月8日第690号决议，在日丹诺夫[日丹诺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1896~1948），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1935年起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1938年起任海军军事委员会成员，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任第7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随后任西北战线军事委会成员。卫国战争时期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成员。194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902~1988），1939年3月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卫国战争时期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195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任哈萨克斯坦一水电站站长 。]和沃兹涅先斯基[沃兹涅先斯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903~1950），1943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7年12月起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38年1月起任国家计委主席，1939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年起任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42~1945年为国防委员会成员，1943年起，任人民委员会下属新解放区国民经济恢复委员会成员。1950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处决。1956年获得平反 。]同志出席的国防人民委员部铁木辛哥同志接任伏罗希洛夫同志职务手续交接会上，听取了中央各部首长的报告并明确了以下情况：
中央机关的组织和结构
1.1934年政府批准的现行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条例已经过时，不符合现有结构，不能反映国防人民委员部所肩负的当代任务。重新成立的各部——红军总部，军事技术供给部，供给部，粮食、箱重和被服供给部，枪械和迫击炮部，高等军事院校部，燃料供给部和步兵指挥部——都是按照暂行条例而存在的。其他各部（总参谋部，炮兵部，通信部，营房建筑部和监察部）也进行了调整，而且关于这些调整的条例都尚未经过批准。
现有独立的部（局）34个，而副人民委员之间没有明确的职责区分，这种状况经常影响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各部（局)问题的解决。
2.部队现行条令、教令和守则近1080种。其中基本命令——野战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某些兵种战斗条令已经过时，需要根本修订。缺少大兵团（集团军）指挥教令、筑垒地域攻击和防御教令以及部队山地作战教令。
3.大部分部队都是临时编制，未经人民委员批准过。编制和装备管理混乱。近1400种部队生活和供给所依据的编制表和装备标准表未经任何人批准过，却作为现行守则印发执行。
4.军事立法和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系统化问题尚未理顺。许多命令需取消或修改，因为它们已经过时，给指挥部队带来困难。
5.对执行政府下达的命令和决定监督不力。对部队训令缺乏有效的领导。就地检查作为一项制度没能执行，被收取书面汇报所代替。
战役准备
1.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手续交接时，还没有战争战役计划，无论是总的还是局部的战役计划都没有制订。
总参没有边界守卫状况的资料。总参不清楚各军区、集团军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
2.对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战役训练的领导仅仅反映在训练计划中和发布训令上。从1938年以来，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对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没实施过作业训练。在各军区，几乎没有对战役训练的监督。国防人民委员部在研究当代战争中部队战役使用问题上已经落后。
3.战争的战场准备在各个方面都很薄弱。结果是：
1）军事交通在利用现有铁路运输部队方面缺乏应有的机动性。
没有明确规定交通人民委员部机关和军事交通机关的职能以及运输程序的战场铁路管理条例。
2）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且有很多机构插手（铁路建设总局、道路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这导致力量和资金分散，缺乏统一的道路建设计划。
3）邮电人民委员部系统的通信建设非常落后，而国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通信建设1940年也完全停止了，原因是总参和通信部很晚才提出建材申请，致使这些材料没有拨下来。密封青铜缆线的铺设和使用寥寥无几。
4）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敖德萨军区和高加索军区机场建设方面非常薄弱。
5）没有从战役计划出发的工程方面的明确的战场准备计划。基本地区和整个工程准备系统还未确定。
6）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手续交接时，给各军区的批准1940年筑垒地域建设计划的训令还未下发。
前地系统[最前防御地带]尚未最终制定，而且各军区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各式各样的。
重新构筑的筑垒地域，尤其是西部边界的新筑垒地域，需要尽快解决装备问题。
7)战场地形侦察方面工作做得远远不够，部队所需地图还无保障。
部队的补充和建设
1.到人民委员部交接时，红军准确人数没有。由于红军总部的原因，人员统计非常混乱。
2.部队人员由干部和征用人员组成；征用人员的复员计划正在制定中。
3.1931年颁发的列兵和初级指挥员执行勤务条令已经过时，于指挥无补，谁也不使用它。规定执行勤务的新条令尚未制定出来。
4.在部队建设方面——没有部队（团）和兵团（师、旅）管理条令。部队经济管理条例已陈旧，需要修订。没有制订部队野战指挥条令。
动员准备
1.由于战争[苏芬战争]和部队大规模调动，动员计划被打乱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现在还没有新动员计划。
动员措施还未制定成调动条例。
2.国防人民委员部还未克服1939年9月实施部分动员时所暴露出来的动员计划中所存在的以下缺陷：
1）对预备役军人的登记非常混乱，因为自1927年以来没有重新登记过。
2）对预备役军人没有统一的登记，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对铁路工和水运人员的特别登记。
3）兵役委员会工作薄弱，不协调。
4）部队动员缺乏顺序，造成动员初期重复运输。
5）动员时部队配置计划不现实。
6）动员时服装供给计划粗略。
7)预备役军人、马匹和机动车辆紧急动员不平衡。
8）没有战时劳力缓征的固定程序。
9）对马匹、大车、挽具和机动车辆的登记不真实，情况不能令人满意。
3.在预备役军人中有315.5万人还未受过训练。国防人民委员部还没有针对这些人的训练计划。训练不足的预备役人员也被登记在受过训练的人员行列中。对专业人才的动员需求而言许多专业得不到保障。国防人民委员部暂时还没有对专业人才和训练不足人员的复训计划。
4.部队和兵役局动员工作教令已公认过时，但尚未修改。
干部状况
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手续交接时，部队指挥人员，尤其是陆军中，缺额很大，占1940年5月1日编制数量的21%。已经查明，军事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数量不能为部队增长和预备人员训练建立必要的储备。
指挥人员训练素质低，尤其是连排级，68%的指挥员仅有半年的少尉课程训练时间。
由于大纲计划不周，课程没有组织性，学习时间负荷不足，尤其是野外实践训练薄弱，军校指挥人员训练不能令人满意。指挥骨干进修组织得不好。军校指挥员培训大纲的缺点是：课程主要在教室里进行，野外作业不足，大纲里无益于军人的公共科目太多。
在授予军衔问题上缺乏固定的制度，在许多时候是一阵风式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没有指挥员定期考核制度。现行考核不能反映指挥员的工作能力和指挥员在部队训练方面的工作业绩。之所以这样是由于指挥员在很大程度上没参与于部核工作和于部选拔工作，这些工作通常由政治机关实施。
指挥人员的登记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没能反映出来。没有预备人选。
在任命指挥员时，干部部没充分听取有关兵种和部门首长的意见。
战时指挥人员补充数额没有拟定。预备役指挥员的登记和培训搞得不能令人满意。
对于战时总动员来说，没有预备役指挥员的培训和补充计划。
部队的战斗训练
部队训练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缺点是：
1)连排环节中级指挥员素养低，初级指挥员素养尤其低。
2）各类战斗和侦察的战术素养低，尤其是小分队。
3）部队实际野战技能不能令人满意，不善于完成实战条件下的战斗要求。
4）各兵种野战条件下的相互协同动作技能极差；步兵不善于靠近和躲避弹幕；炮兵不善于支持坦克；航空兵不善于同地面部队协同动作。
5）部队没受滑雪训练。
6)伪装工作做得不够。
7）部队没有研究火力指挥。
8）部队没训练攻击筑垒地域、构筑和克服障碍以及强渡江河。
出现这些缺点的原因是：
1.不正确的部队训练和教育。部队战斗训练讲许多条件，不进行接近实战条件和适应战场要求的训练。
部队训练和教育不严格，讲条件，这在部队中造成了对战争严酷性不正确的认识。
部队很少在野外进行真正的战斗训练。部队的坚韧性和体力训练不足，缺乏克服千难万险、无条件地准确而迅速地执行命令的精神和毅力。
与此要求相反，经常允许虚假的民主和破坏指挥员的威信。
2.战斗训练纲领和计划制度的不正确，这导致各兵种孤立训练，同一分队训练时间和实弹射击时间不吻合而且物质保障不充分。
各兵种状况
1.步兵。步兵组织、装备和训练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步兵训练比任何兵种都差。
受过训练的步兵预备役人员储备不足。
步兵指挥员训练差且缺额很大。
步兵装备落后于现代战斗要求，没有迫击炮和冲锋枪装备保障。
2.空军。红军空军在近3年的发展中，其装备在发动机速度、航程和功率以及飞机武器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先进部队的航空兵。国防人民委员部（空军部）在采用较先进的飞机种类方面没有表现出充分的主动性和坚定性。空军部没确定战斗航空兵的发展方向。所以，空军没有俯冲轰炸机，在采用现代飞机种类上落后了。在装备上，大口径炮的采用也落后了。
新型飞机的研制、实验和提高进展非常缓慢。
飞机和马达的登记工作搞得糟糕，而质量登记根本就没组织实施。
航空机械器材仓库不足，不能满足空军部队的需求。
机场网不足，不能保障航空部队的正常工作，机场网的发展落后于空军的发展。
由于空军的大力增长，原组织机构落后了，应重新研究合并为大型航空兵团（师）。
航空基地现有组织不能保障前进作战机场的维修和使其常年处于工作状态。
飞行机务人员在投弹、复杂天气飞行和射击方面缺乏充分训练。
由于航校基础设施和训练手段落后，其毕业生素质差，年轻飞行员在部队需重新训练。
飞行机务人员没有服役章程，自1938年以来，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规则：服现役的红军战士经过初级专业学校一年学习便以中级指挥员资格毕业。
尽管领航员缺额很大，但还未组织培养领航员。
由于飞行人员训练差、不懂技术装备、纪律性差、飞行工作缺乏组织性、部队和旅指挥员对事故和空难不承担责任，因此空军事故和空难不断。
3.空降兵部队没得到应有的发展。空降兵部队（缩编旅)这一组织形式落后于现代要求，要考虑建立强大的兵团并发展跳伞事业。
现行双重领导体制——作战训练隶属于作训部，器材供给和飞机保障隶属于空军一—对空降兵部队的管理和战斗训练带来了不利影响。
4.汽车装甲坦克兵。由于现代化的厚装甲坦克给部队配备迟了，所以坦克部队的装备在发展上落后于现代化要求。
在坦克部队使用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没有组织与其他兵种的协同动作。
尽管有足够的维修基地，汽车装甲车辆的修理依然拖延。
现行的修理基数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规定的都不合理。修理基数中大部分行驶部件准备的数量不足，不能保障需求。
战车野战条件下小修和中修的组织问题解决得不正确。按照现行条例，战车修理要运往后方车间，这将耽误修理，不能保障战车及时投入战斗。
现有汽车和拖拉机车辆使用不尽合理，造成部队中有许多车辆需要修理。
现有拖拉机数量不足，不能保障炮兵紧急调动时火炮的牵引。
5.炮兵。由于对炮兵部队的组织和训练给予了充分注意，拥有中小口径的火炮装备，因而能保证炮兵部队展开，但在大口径火炮和高射炮方面落后。尤其是超大口径（203毫米及其以上）火炮保障不足。
在弹药供给问题上，平均计算，部队需求保障不足。专门炮弹（穿甲、燃烧以及高射炮弹）尤其不足。
指挥仪器和炮兵望远镜保障不足。
现有仓库不能保证现有储备的保存。仓库管理组织得不好。到交接时，由于仓库不足和仓库堆有不必要的物资，致使大批弹药和装备放在露天里。
6.射击武器。国防人民委员部对现代化射击武器(冲锋枪和自动步枪）的采用既迟且慢。
在步枪数量问题上，对展开部队的动员需求保障没考虑到步枪的损耗，也没考虑到战时新编部队的需求。
7.迫击炮。国防人民委员部没有重视迫击炮的作用。结果，红军没有迫击炮的保障，也没准备使用它们。
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交接时，红军完全没有迫击炮的保障。在部队中，迫击炮缺额很大，而大口径的迫击炮只有样炮。
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的使用问题根本未进行研究。没有组织这些地雷的生产，只有试验样品。
8.工程兵在组织和准备上落后于其他兵种的一般发展。
现有工程兵部队主要工程装备保障无力。最新工程设备——掩体挖掘机、深钻探设备、新道路机械，仅有样机，还没有装备工程部队。
渡河器材不足，尤其是大型摆渡器材。
工程部队有刺铁丝的保障程度特别低。
在部队训练和装备上没有获得发展，出现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克服筑垒地域、设置和排除障碍尤其是地雷障碍等问题。
9.通信兵现在装备有许多陈旧的电报电话机和无线电设备。
装备新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得缓慢且数量不足。部队几乎在所有通信器材上保障都有问题。
通信兵最大的不足是缺少高效而保密的仪器。
通信技术发展上的落后和通信组织上的混乱导致了在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进军时，以及同芬兰白匪军队作战时通信兵没有稳定和不间断的作战通信。
10.化学兵。国防人民委员部对化学武器关注不够。
现有消毒设备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对它们的要求。现有装备中的消毒车（APC-喷酒车和AXN-5——漂白粉消毒车）通行能力差，消毒器里只有漂白粉。
部队化学训练差，原因是一般指挥员对化学进攻手段的意义认识不足。
在化学武器发展上，科研工作薄弱。研制的新产品装备部队缓慢。
l1.骑兵。骑兵状况和装备令人满意。对山地骑兵部队的组织不力，工作不细。
侦察工作状况
组织侦察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对外国军队没进行有组织的侦察，没收到系统情报。
情报部的工作同总参的工作没有联系。国防人民委员部没有情报部这样的机关保证红军获得外国军队的组织、状况、装备和进行训练等有关情报。到交接时，国防人民委员部没有这样的情报，对战场和战场准备没有研究。
……
以上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管理下的苏联军备状况。总而言之，图哈切夫斯基搞的军备工作，无疑可以让人怀疑他是在搞故意破坏。不仅军队武器持久没有更新，新武器没有列装，武器发展方向错误。弹药安排情况非常有问题，具体可以表现为一辆坦克就只有几发炮弹。而火炮方面则是倾向于发展不适应于苏联战略情况的小型火炮。
军队中的预备役有300万人没有受到任何正规训练，编制等也持久没有更新甚至是连基础的编制都没有整编到位。
加上他还涉嫌通德帝和日帝，所以说枪毙此人是完全没问题且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