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转自知乎龚格晟。此前论坛上已经有零零碎碎的关于当今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文字，此篇较为系统的解答了一系列常见问题，故转载。删除了一处关于攻击者的注释，以强调本文主要观点。
本文作者按：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在接到贡萨罗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前完成的。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贡萨罗永垂不朽！
近日，国内个别网络左派在知乎等互联网平台上发表了大量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1]。他们把国际上承认“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的同志称为“贡萨罗派”（简称“贡派”），并给“贡派”列举了大量罪名，包括“历史唯心主义”、“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提法与经典作家的提法相对立”、“以维护马列毛主义的名义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此外，他们还攻击“贡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宗派主义路线，指责“贡派”错误地批评了菲律宾共产党、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土耳其的分裂宗派等。
在目前，已经有几位总体支持毛主义路线的同志回应了这些攻击[2]。这些同志的观点意见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同志，也错误地把国际上承认“主要是毛主义”观点的革命组织称为“贡派”，对一些错误观点的批判不是十分彻底。
基于以上这些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写一篇文章，系统回应当前攻击者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所谓“贡萨罗派”）的攻击和责难。欢迎读者对本文进行批评和探讨。
一、毛主义的发展过程
攻击者声称“大部分MLM都承认了贡萨罗的贡献，但这与’主要是Maoism’（换句话说，’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是不同的。”
“主要是毛主义”是否等同于“主要是贡萨罗思想”？这里我们要先看一下所谓“贡派”对毛主义发展历程的看法：
“毛主席将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中，在公正、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指导下，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建设革命的工具：共产党、革命军队和统一战线；在新政权建设和团结人民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斗争中，第一个工具是领导，第二个工具是主要的，第三个工具不可缺少。作为中共的领袖，毛主席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发展了人民战争理论，用人民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首先赋予了世界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军事学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知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共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群众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被动员起来消除饥荒、贫穷、文盲和旧社会的所有苦难。
……
他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中得出结论，发起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性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深刻的思想斗争去推翻中共内部的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目的是改变灵魂，扫除私念。私念是一切反动派的来源和修正主义的营养。这个壮举惊动了世界，马克思主义达到了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毛主义；因此，在今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意味着成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引自《二〇二一年国际五一劳动节联合声明》）
从以上几段引文可以看出，各国的毛主义者都承认，毛主义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
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于1927年开始发展，在1935年达到一个重要的高度。1945年的中共七大承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969年的中共九大重新定义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1973年的中共十大通过的党章把这一定义删去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第三阶段的提法，毛主义直到1976年仍然是没有被准确定义和总结的。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泽东思想遭到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出现了思想混乱的情况。正如印共（毛）的同志所说“在毛泽东死后的几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邓小平修正主义者通过华国锋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毛主义的鼓吹者。特别地，他们错误地兜售修正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毛泽东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总路线。许多革命团体接受了这些立场，直到1981年中国共产党非常公开的修正主义历史决议和1982年第十二次大会之后，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公开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引自《马列毛主义基本教程》）
但是，当时贡萨罗领导的秘鲁共产党却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在1976年以后，秘鲁共产党谴责了中国的修正主义政变，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1982年，秘鲁共产党首先提出了马列毛主义的概念，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毛主义指导的政党。1988年秘鲁共产党在其《总政治路线》中全面总结了毛主义，并把毛主义定义为“毛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在秘鲁共产党的影响下，各国的革命者普遍接受了毛主义的概念。
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们的在内容上是一致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思想”一词仅仅表明毛泽东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主义”一词才能表明毛泽东的理论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到“主义”的变化是一个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是通过贡萨罗对毛主义的总结实现的。
把“主要是毛主义”等同于“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显然是错误的。
第一，秘鲁共产党指出“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在我们这里，这种现象一开始表现为指导思想，之后表现为贡萨罗主席的指导思想，再之后则表现为贡萨罗思想；因为这一思想正是由贡萨罗主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到秘鲁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基础文件》）。贡萨罗思想是把毛主义应用于秘鲁而产生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是指导秘鲁的革命。
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贡萨罗也根据秘鲁的革命经验总结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如党的军事化理论、官僚资本主义理论等。但是，这并不表示“贡萨罗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了普遍适用性。秘鲁共产党使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一词，而其他国家的同志在目前则只使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的一词，一般不用“贡萨罗思想”。一些文章把“贡萨罗思想”本身也作为普遍适用理论，这种用法严格来说是不正确的。
第二，毛主义离不开贡萨罗的贡献。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共产党未能有效总结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秘鲁共产党首先总结了毛主义，并系统解释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贡萨罗重申了毛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的而在过去被人忽视的理论，包括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三个工具、三个世界、官僚资本主义等，并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理论的歪曲。贡萨罗对毛主义的作用，类似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作用。否认贡萨罗对毛主义的贡献的人，往往不承认毛主义中的一些基本内容，这不是偶然的。
当今，各国的先进的革命者（包括秘鲁、土耳其、巴西以及其他美洲、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已经普遍承认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只有少数国家的革命者对此还有所犹豫。菲律宾共产党十分排斥贡萨罗对毛主义的贡献，这主要是由于菲律宾的同志在理论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并在实践中存在宗派主义（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补充：
自笔者写完以上几段话以后，攻击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据”：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生前已经被总结，列宁主义在1903年就已作为“布尔什维主义”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没有被恩格斯、斯大林总结，因此说贡萨罗总结了毛主义是错误的。
攻击者这个“论据”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一，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反杜林论》的主要作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手稿的整理，还在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者。（马克思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总结工作，但主要的工作是恩格斯完成的。）
第二，列宁主义起源于1903年，这同毛主义起源于1927年一样是正确的。然而，1903年的列宁主义当然不是完善的列宁主义，在斯大林创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后列宁主义才被正确总结。正是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准确地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修正主义者完全否认这个定义。
第三，正如前文所说，毛泽东生前并未完成对毛主义的总结，这一总结工作是贡萨罗指导秘鲁共产党完成的。
二、和平积累还是持久人民战争？
攻击者声称十月革命不是人民战争，并表示这是秘鲁共产党的观点：
“（秘鲁共产党）其实也没有直接指出十月Rev就是PW，只说了它是Rev War，‘而今天的Rev War就是people’s war’，没有说以前的Rev War是否是PW。”
“在同年的《国际路线》中，PCP也指出十月Rev是‘通过起义实现’的。”
攻击者引用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代的提法，“无产阶级派对在夺取power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试图以此证明和平积累论是正确的。
攻击者还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的论述，“我在1938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1938年毛泽东的论述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
1.应当指出，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认识是有变化的，不能只通过他一时的认识来证明他对人民战争的整体看法。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认为红色割据只是中国的特殊现象。“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建国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增加了一条注释：“……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人民战争的适用性扩展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65年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作者林彪，但经过中共中央审核）指出“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人民战争的适用性扩展到亚、非、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1971年《人民日报》上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这篇文章把俄国革命也视为人民战争，并提到了“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这一特点。人民战争的适用性扩展到了世界所有国家。
2.攻击者想要“证明”俄国革命不符合人民战争道路，而符合“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研究一下这是否符合事实。
1903年，俄国社会工党成立，并分裂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列宁）第一次确立了先锋队式的共产党作为职业革命者组织的必要性，它具有思想-政治-组织的钢铁般的统一，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战斗组织，在本质上是极秘密的。”（引自《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
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强调了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1906年的著作《游击战争》指出“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由于当时还没有独立的革命政党，没有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1905年革命最终失败了，但这场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
在革命低潮期，列宁提出改变党的斗争策略，把严格的地下秘密工作和合法的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列宁还提出利用议会讲坛吸引群众。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经常被一些人作为和平积累论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一时期的很多重要斗争并非和平合法的。
老布尔什维克尼基福罗夫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讲述了他在1908年以后斗争的情况，笔者引用几段：
“我整天都忙着工作，晚上才能做党的事情。在工厂里有一个小小的党组织。在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罢工时，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大部分老党员都被捕了。留下的都不是积极的。他们一起七个人。我和他们开始了政治工作……在最初时期，我的任务是使职工会工作活跃起来，尽可能吸收大批工人加入职工会，把我们的党纲介绍给他们认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保持秘密工作，我们的工作还是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固然没有找到党的集团，但是曾审问两个职工会的积极分子。”（《脱逃》）
“在兵士那儿发生一种出版秘密的兵士报纸的想头。为了这事就需要有印刷所。孟什维克占有一个不大的印刷所。他们却不同意把它给我们。‘报纸没有发行，而印刷所却要断送了，’他们说。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扩大，愈来愈感到报纸的需要。于是我们就决定夺取公家的钱来购买一个印刷所。这事由格鲁吉亚军官负责策划进行。照他的计划，以两个士兵为首和我一起去袭击一个正好存有大批钱钞的邮政分局。”
“但是我们都遭到了失败。我们迟去了几分钟；钱已经给运走，因此我们只得到一些武器和几本公民证册。”（《又到西伯利亚》）
1912年，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成为独立的革命政党，这是俄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制定了让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路线。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工人和士兵群众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法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给沙皇军队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1917年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的垮台和两个政权并立，布尔什维克党不仅争取苏维埃的领导权，还在同一时期建立了赤卫队作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而最终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然而，十月革命只是1917-1921年内战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迅速意识到建立大规模红军的必要性，并通过政治委员实现了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布尔什维克还在苏维埃中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确保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最终，布尔什维克成功战胜了帝国主义干涉和白卫军叛乱，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905-1907年的革命是人民战争的预演，在此时还没有成熟的开展人民战争的条件。1908-1916年是人民战争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的斗争不只是“合法的”、“不流血的”斗争，相反，大批革命者在这一时期牺牲或被流放。1917-1921年是通过人民战争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中将党军事化，把党作为人民军队和新政权的轴心，从而取得了胜利。
攻击者暗示1917年俄国存在一种不属于人民战争的“革命战争”，但俄国的革命战争符合人民战争的一般特征，而且中国共产党早在1970年代就把十月革命视为人民战争。
攻击者又说秘鲁共产党把十月革命称为“起义”，而起义不是人民战争。其实，起义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俄国、中国的人民战争中都把起义作为人民战争的环节之一，而贡萨罗也曾设想在秘鲁发动城市起义以配合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只是这一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毛主义者反对“和平积累直到革命形势来临时发动起义”的战略，而不反对起义这一战术。
3.各国的毛主义者已经系统分析了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符合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道路，而攻击者并未对各国毛主义者的核心论据做出任何严肃的批判。
限于篇幅，笔者只在这里引用挪威同志在《抛弃人民战争就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的十五个论据：
“一、积累力量-合法主义战略在（至少）八十年里没有产出任何革命，连在这段时间里接近颠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没有过。
二、人民战争策略产出了许多革命，成为了数个大洲的许多反动国家的主要威胁。
三、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的战略在实践上和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实践是一样的。它不能锻炼革命领袖、干部、活动家或者群众来准备用革命暴力掌握政权。
四、这个战略给NGO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作方法，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官僚工作方法，和部长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工作方法铺平了道路。
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应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正如我们可以在爱尔兰和巴斯克的解放战争中部分（不是全部！）观察到的那样。
六、在毛泽东解释的人民战争的照耀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二战时期欧洲的反法西斯抵抗的经验——比如说，在法国和挪威等国，在纳粹占领和伪政府时期存在着持久的武装斗争。这表明了革命战争在存在高度控制和监视水平的工业化国家是可能的。
七、共产主义特遣队、红军派、红色旅等武装团体的存在证明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开展武装斗争，甚至是存在几十年，而不被在军事上击败是可能的。
八、长期合法工作，积累力量的经验没有导向任何革命。它把无数的党和组织倒向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或是直接解散。他们的干部和同情者越来越紧密地被整合进了旧社会和甚至是反动国家机关。
九、我们向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军事化，反动派更军事化了。
十、帝国主义政府向着法西斯主义发展，通过统合主义，削弱议会民主制，生长种族主义，更多的警察监视和国家暴力。
十一、选举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看作是闹剧。大多数人对选举没有任何信心。
十二、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失去了极大量成员，群众不相信工会领导。
十三、我们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未来的五十到一百年内扫除帝国主义，正如毛所说。
十四、大而复杂的是从小而简单的里发展起来的，通过战争才能学习战争。因此，革命战争必须从小到大，革命战士必须在持久的过程中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十五、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说的：“战争的动机越强大（……）战争就越接近其的抽象形式，越多地指向消灭敌人，军事和政治目的更加重合，战争会似乎更加是纯粹军事而更少是政治。”有什么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强大的战争动机吗？这产生的是更多战争，更多持久的战争，而不是快速和有限的战争。”
三、党的军事化是必要的吗？
攻击者尝试用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来否定党的军事化：
这里 （指美国网站“批斗会”的《论城市游击队》一文——本文作者注）给出的对“派对军事化”的解释是“军队…比派对自身更大…派对是少数人…军队比派对人数多的多”很显然，这与中俄revolution的现实完全相反，在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发生“军队比派对大的多”。那也就是说，中俄派对不是“军事化”的。这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rev movement（例如今天印菲的PW）的现实截然相反。以the Philippines为例，截止2017年，派对有近7W党员，而NPA，根据西松最近的发言，有近1W战士。换言之，“派对比军队大的多”。那，“没有派对的军事化就没有PW”的说法有何根据？“军事化”又在何时被证明了具有“普遍适用性”？
关于俄国、中国革命时期党、军队数量，已经有同志给出了数据：
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派对员为35—60万人（1917年10月35万人，1921年初60万人），红军野战军（各方面军、集团军）规模50—100万人，红军（野战军+地方军）和赤卫队总兵力500万左右。
土地GM战争时期的1935年，我派对派对员30万人，红军兵力20—30万人，赤卫队可能有上百万人（仅中央苏区就有20—30万人，不过其中可以用来作战的可能仅5—10万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派对员13万人、红军约10万人、赤卫队20—30万人（其中基干的5—10万人）。
抗日战争末期的1945年七大时，我派对有派对员120万人，正规军8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战胜利时则发展为正规军130万人、民兵270万人），自卫队员“上千万人”。
解放战争末期，我派对有派对员约450万人，正规军400—500万人，民兵550万人、自卫队“几千万人”。
正如以上数据所显示的，俄国、中国革命时期，军队、民兵的数量之和远大于党员的数量。
贡萨罗在谈论秘鲁人民战争的情况时指出“我们有一个由三种部队组成的结构：主力、地方武装和基本武装。我们没有独立的民兵组织，因为他存在于军队的序列之中。我们遵循的是上述的这些原则，但我们也认为，鉴于我们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建立人民游击军。”（见《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也就是说，秘鲁的人民游击军相当于俄国、中国的军队和民兵，显然不应该仅仅把俄国、中国的军队数量直接与党员数量进行对比，而应该把军队和民兵的总数与党员数量进行对比。
当然，仅仅比较绝对数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更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中国的人民战争是否符合《论城市游击队》一文所说的党的军事化的原则之一，即“围绕在党的周围同心建设党的军队——比党自身更大。党是最高政治指挥中心，少数人聚集在那里，能够通过军队进行群众工作。这个军队是围绕党进行建设的，人数多得多”？[3]
在中国军队中，党员只占士兵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注释）而民兵的群众性更强，民兵中的党员数量更少。
民兵是在党和军队干部的领导下组织的：
“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之后，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地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和敌人后方，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派出大批党和军队的干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工、农、青、妇、儿童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随后又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晋察冀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协助下，在‘不抗日活不成’，‘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和‘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口号下，18岁至55岁的男子，普遍地组织到自卫队和民兵之中。”（引自《党的领导 中流砥柱——抗日战争中我区党的领导与民兵建设》，来源《华北民兵》2005年）
以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中国革命时期，正式的人民军队是围绕党建立起来的，党员仅占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
2）民兵是围绕党和军队建立起来的。民兵的数量大于党和军队的数量。
显然，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民战争是在不符合军事化的情形下实现的。
攻击者还列举了菲律宾的情形。然而，必须看到菲律宾革命的几个特点：
1）目前菲律宾人民战争仍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距离夺取全国政权还有较长距离。
2）菲律宾反动政权的正规军数量达到十几万人，而全国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军队、警察等）的人数更大于此。如果菲律宾的革命者希望战胜旧国家，那就不能仅依靠1万新人民军。
3）菲律宾共产党当前在城市开展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斗争，领导城市斗争的党员占了很大一部分。
因此，通过菲律宾当前的情况去反对军事化的普遍原则是不正确的。
补充：
攻击者又提出一个新的“论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李立三曾在1930年提出“党的军事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被批判。攻击者暗示贡萨罗提出的军事化与李立三的“军事化”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攻击者犯了严重的望文生义的错误。
什么是李立三的“军事化”呢？
“为了贯彻这个冒险计划（指全国武装暴动的计划——本文作者注），李立三决定将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变相地取消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领导作用。”（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上册》复旦1975年版）
这种“军事化”与贡萨罗提出的军事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秘鲁共产党总政治路线——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
“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阐述了秘鲁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这一论题，随后，在1980年头几月内党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他提出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他根据伟大的列宁关于减少非军事工作，以军事为中心的论述，提出要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和平时代即将结束，我们即将进入战争时代，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军事化。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活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但我们必须主要以这些形式进行，以便激励和发展阶级斗争，以身作则地教育，把这些类型的行动作为人民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
……
组织结构。组织遵循政治路线，只考虑路线是不够的；必须从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和党的工作三个方面来建设组织工具。党的组织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主要是集中制。建立了包含一个辖区的区域网络和结构被部署调动的机动网络这两个武装网络。组织制度在开展革命的地方依据主要点和次要点的重要性进行力量分配。党的工作是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主体；民主集中制、秘密性、纪律性、警惕性和保密性是五项必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民主集中制。 ”
请问攻击者，贡萨罗什么时候说要按照李立三的那套方式进行“军事化”呢？贡萨罗何时曾把党组织全部改组为“行动委员会”来发展突然的全国武装暴动呢？
此外，毛泽东也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使用过军事化这个词：“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是李立三分子吗？
四、肯定贡萨罗主席是伟大领袖是否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1.攻击者声称，“贡派”对贡萨罗主席进行了不切实际的颂扬——把贡萨罗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等。攻击者指责这些颂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导致了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
攻击者对“贡派”的指责表明了他自己才是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
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中国的革命者一向承认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杰出人物，才能全面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或发展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并与人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够领导和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革命和建设。”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署名梁校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指出“‘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毛泽东的遗嘱——本文作者注）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秘鲁共产党指出“在所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特别是扩大了无产阶级不可放弃的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斗争，产生了一批领导人和具有公认的权威与影响力的主要的代表与领袖。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已经产生了党与革命的领袖贡萨罗主席。”（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基础文件》）
贡萨罗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诞生，正是历史必然运动的结果。诚然如攻击者所说，如果贡萨罗并未出生或因为一些偶然因素而没有成为秘鲁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主义一样能够实现，但目前的历史发展已经让贡萨罗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人物，成为了马列毛主义的总结者，成为了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革命的领袖。因此，颂扬贡萨罗的贡献是不过分的。
即使是目前还不承认贡萨罗的普遍适用性贡献的印共（毛）的同志，一样把贡萨罗称为“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4]。难道攻击者认为这是印共（毛）服从了“贡萨罗派”的“强加于人”的结果吗？
2.攻击者引用印共（毛）同志的一个观点，声称“依靠一个人或几个人，而不是发展集体领导并让全党和群众参与决策，是导致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巨大逆转的原因之一”。
全世界的毛主义者都承认印共（毛）是对印度和世界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并不表示应当把印度党的每一个观点都作为“圣经”去引用。
毛泽东把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观因素归为两点。第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引自《在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所加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引自《毛主席重要指示》）第二点，是斯大林没有培养好革命的接班人，“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本文作者注）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认为应当培养新的领袖，而非加强所谓“集体领导”。
实际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从未实行过系统的防修反修的举措。1937-1938年的斗争把主要矛头对准从事地下反苏活动的人，而没有充分研究党内的路线问题。1940年代末清洗了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沃兹涅先斯基集团，但没有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动纲领。1952年苏共十九大的报告[5]提出了苏共党内的腐化问题，但仍然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的错误观点。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团加快了篡夺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党内高层左派（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已经被边缘化，甚至无法阻止秘密报告的通过。1957年，左派被彻底打败了。其实，莫洛托夫等人从未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复辟。尽管莫洛托夫正确地把赫鲁晓夫等人视为“布哈林派”，但他直到晚年仍然认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国际马列主义者的正确主张。
因此，把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归咎于“个人权威过大”是错误的。
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在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指出过“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强调不能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给群众泼冷水：“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广大群众相应毛泽东的号召，自下而上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资产阶级的破坏、群众组织的不成熟和部分左派领导的缺陷，许多地区的权力最终又被资产阶级夺了回去。1970-1971年，林彪集团尝试串联各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发动反革命政变。林彪倒台后，文化大革命前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又卷土重来，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力量。1976年的十月政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总体小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结果，这是由之前一系列斗争决定的。
国际联合声明《用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缺点是“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武装群众的海洋’运用不足”，换而言之，没有充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巩固群众武装。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同样不能归结于“个人权威过大”，相反，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五、各国革命需要本国的指导思想吗？
攻击者提出“Guiding Thought”一词的翻译方法问题。按照攻击者的观点，由于这个词经常与“guiding ideology”混淆，所以不能把“Guiding Thought”翻译为“指导思想”。
攻击者又说“俄国没有出现什么‘列宁的Guiding Thought’、‘列宁思想’之类的东西，照样成就了第一场成功的Soc Rev。印度和菲律宾的Maoists直接拒绝了这个理论，但还是拥有当前世界上最大的Rev，并且Rev也仍在发展。如果愿意诚实地观察事实的话，只能得出一个结论：‘Guiding Thought’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确，在过去的文本中，发生过把“guiding ideology”和“Guiding Thought”混淆的问题。但是，没有理由因为可能发生的混淆就放弃一个词的翻译，在目前，把“Guiding Thought”翻译为指导思想仍然是合理的。
那么，“指导思想”这一理论适用于全世界吗？首先应该明确贡萨罗提出的指导思想的概念，即**“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而且为了继续革命，始终朝着唯一的伟大目标共产主义前进，必须有一种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在革命过程中达到对革命进程的质的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时，将把自己和在理论与实践上引领革命进程的人的名字联系起来。**”（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基础文件》）毛泽东思想、贡萨罗思想都是典型的指导思想。
据说，俄国革命没有经过指导思想就发展出了普遍适用的列宁主义。其实，俄国革命者只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思想”命名为指导思想。
列宁在1899年指出在本国创造性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引自《我们的纲领》）
列宁式政党最初是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列宁在《怎么办？》中论述了俄国与德国革命条件的不同，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1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产阶级破坏了自己的民主制原则，禁止反战的革命派公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不断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这样的组织无论对机会主义或对考茨基主义都一定会采取明确的立场。”（引自《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秘密组织成为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应当遵循的原则。
“无产阶级应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等理论是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革命实际的过程中得出的。后来，这些理论才被发展为全世界革命者共同遵循的原则。
因此，列宁主义事实上也经历了从指导思想到普遍真理的发展过程，不能拿俄国的例子来反驳“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印度、菲律宾的革命者把马列毛主义应用于本国革命实际，并产生用于指导本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在目前，两国的革命者还没有接受指导思想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考虑，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在日后不会正式提出属于本国的指导思想。
六、所谓“抹红塔利班”
攻击者指责“共产国际”网站上的一篇文章《阿富汗人民的胜利》[6]“抹红塔利班，赞扬塔利班领导的战争为‘民族解放运动’，甚至类似于越南解放战争”，对阿富汗问题的分析“和列宁对立”。
已经有同志对攻击者做出了回应[7]，但笔者愿意再做一些补充。
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塔利班组织迫使美帝国主义撤军，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在阿富汗建立的傀儡政权，使阿富汗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中国过去的历史书是如何分析类似的事件呢？
《简明世界史 现代部分》（1974年版）分析了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侵略者的战争：“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正义战争，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九四一年四月，埃塞俄比亚游击队终于扫清了解放亚的斯亚贝巴的道路。到年底，埃塞俄比亚人民赶跑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埃塞俄比亚无论在被意大利侵略前还是驱逐意大利侵略者后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埃塞俄比亚反抗斗争的领导者是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塞拉西皇帝，然而，我国的历史书仍然将埃塞俄比亚人民驱逐侵略者视为人民的胜利。这是因为，外国侵略者被驱逐、本国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对本国人民确实是有利的。
因此，“人民的胜利”的提法是正确的。
塔利班领导抵抗运动能否被称为“反动派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呢？
印共（毛）的阿吉特同志在2008年的文章《伊斯兰抵抗运动、主要矛盾和“反恐战争”》科学地分析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性质。阿吉特指出：
“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严格意义上不能与越南相提并论。当时在越南发生的是，一支革命势力领导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这里的民族战争主要是由伊斯兰势力组织和领导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或被压迫国家的一般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核心阶级成分是什么？它很可能是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和城市的、甚至是‘现代’教育后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分析以道德上的反感为指导，那么整批人只会被视为一堆过时的反动阶层，而不允许有相反的假设。这可能会又快又容易地在那些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和做法所指使的人中获得听众。但这无助于毛主义者理解和解决这一现象，或在此基础上动员革命群众，无论是在被压迫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把伊拉克等国的抵抗视为两个反动阶层的冲突，无异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做法，正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民族抵抗方面被否定了……”
“揭露原教旨主义的反动内容无疑是必要的。被宗教传统束缚的妇女、贱民和类似受压迫群众的意识增强，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强大的能量来源。但是，除非原教旨主义占据的精神空间以全面解放、充满活力的民族和世俗文化以及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启发性方式重新夺回，除非现在被原教旨主义抵抗运动占据的物理空间在革命的旗帜下重新获得一场人民战争，否则毛主义者不会成功……”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在反抗帝国主义占领的特定背景下，原教旨主义势力与毛派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是单纯的对抗，也不能是合作的，它应该是两者兼具的。被压迫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反动社会纲领不会自动将其排除在民族抵抗之外。它对民族压迫者的行动是正义的……即使阶级核心是统治阶级（买办的或封建的），它对占领军的反抗，客观上也是民族抵抗的一部分。尽管就像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抵抗之外一样，这并没有消除引导其抵抗的反动利益。在政策方面，仅仅因为某些势力在抵抗帝国主义占领，并不意味着毛主义者应该认可它做为一支民族解放势力或与它联合，即使他们应当承认它的抵抗和它所扮演的客观角色。相反，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势力所进行的抵抗，不能通过引用它可能坚持的反动社会纲领来否认其客观作用。”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对阿富汗战争的观点。阿共（毛）在2019年认为塔利班必然向美国和傀儡政权投降（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塔利班向美帝国主义占领者及其傀儡政权投降》），没有估计到塔利班能够战胜美军及其傀儡。今年阿共（毛）又把塔利班与美国傀儡政权之间的战争称为“反动内战”（见《美帝军队撤退，反动内战愈演愈烈》[8]），而非塔利班与美帝国主义的“外战”。笔者认为，阿共（毛）对阿富汗形势的分析不是正确的。然而，攻击者一边指责贡萨罗派“强加于人”，另一边竭尽所能给阿共（毛）辩护，把所有批评阿共（毛）的声音都视为对阿共（毛）的诋毁、污蔑，这体现了一种双重标准。
当然，各国的马列毛主义者从未否定阿共（毛）是当前阿富汗最革命的力量，我们坚信阿富汗的同志一定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推翻塔利班的反动统治，完成阿富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七、关于菲律宾共产党
攻击者不满一些网友对菲律宾共产党的批判，声称*“一些人把菲共同古巴，朝鲜来往，并且说一些错误的话批判一番，我同意。但是这些人还在鼓吹三世界理论，鼓吹‘美帝主要敌人’‘联合对美’，就非常爆笑了。既然七十年代可以根据三世界理论和蒙博托来往，那菲共为啥和朝鲜古巴来往就有问题？难道说朝鲜古巴比蒙博托还反动？”“对于菲共右倾的批评和指出是应该的，表达不同看法也是一种正当权利。但是随意除籍，甚至贬低抹黑菲共斗争，在我看来就是极左宗派过头了。”*
第一，国家之间的往来与政党之间的往来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与苏联从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中国共产党停止了与苏共的党际往来。菲律宾共产党多次给古巴的修正主义政党发送贺信[9]，表明菲律宾共产党始终与古巴的修正主义政党维持党际关系。
此外，菲律宾共产党同秘鲁的右倾分裂集团共同签署过声明[10]。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未把扎伊尔等国视为社会主义国家，而菲律宾共产党却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近日的对西松的一个采访[11]中，采访者把朝鲜、古巴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称为“社会主义政府执政的过渡国家”，而西松完全没有反驳这个错误的观点。
第三，毛主义者承认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与各国的毛主义者把本国的反动派（可能是其他帝国主义，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并不冲突。这一点在各马列毛主义组织的理论文件和国际联合声明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解释。
但是，菲律宾共产党却把希望寄托于美帝国主义以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采访中，西松声称“即使是现在，菲律宾人民的革命运动也观察和赞赏中国支持和帮助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和军事封锁和各种制裁目标的国家和人民。”显然，正是菲律宾共产党鼓吹所谓“联合对美”，而攻击者却视而不见。
第四，各国的革命者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对菲律宾革命的团结，但菲律宾共产党却反对这种团结。
挪威同志在批判西松错误观点的文章《捍卫和应用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中指出：
“菲律宾的人民战争是今天世界上仅有的四场人民战争之一，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重视和珍惜的。我们希望它能走得更远，成功地消灭旧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渡和文化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只要人民战争的烈火还在燃烧，就算火焰有时会变得微弱，我们也要向它致敬和庆祝它的存在。”
“不管何塞·玛利亚·西松鼓吹什么样才是‘聪明’或是‘灵活’，这样的希望和支持都是坚定不移的。但这种支持不会也不能阻止两线斗争。无原则的统一是黑线，资产阶级路线，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不怕打破情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死斗争。”
另一篇文章《抛弃人民战争就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揭露了菲律宾同志一贯的宗派主义路线：
“一、2011年，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十二名领导成员透露了人斗联里西松领导的不民主和霸权倾向，导致了他们被从人斗联开除，还受到了西松的恼怒攻击。十二个人里最著名的大概是印度的赛巴巴教授。要强调这一点，记住著名的赛巴巴教授被西松和人斗联开除了！其他被开除的同志们代表着美国、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伊朗的群众组织。
二、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人斗联里得到了一个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组织的代表。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是秘鲁人民战争的叛徒，但是他们得到了人斗联的包括和保卫。
三、西松不宣传组织共产主义者或是团结在毛主义之下的需要，但是宣传欧美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党和组织。西松支持和宣传的包括了德国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抵抗’和改良主义的德国马列主义党。”
菲律宾共产党还在过去还宣传贡萨罗投降的谣言。在访谈中，采访者对西松说“您之前曾指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犯了错误，既早先是极左宗派，又在被捕后向右摇摆。”而西松没有否认。
那么，菲律宾共产党的支持者有什么理由宣称批评菲律宾共产党的同志是“宗派主义者”呢？
请读者注意，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系统讨论菲律宾共产党的全部错误。在这里，推荐德国同志的一篇重要文章《对菲律宾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初次批评》（First critical remarks about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12]。
八、辩论手法和思想倾向
作为一个总结，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下攻击者们的辩论手法和思想倾向。
第一，攻击者十分擅长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手段，欺骗对真相察觉不够的人。
正如前文所揭露的，攻击者看到李立三在1930年使用了“军事化”的提法，就如获至宝。只要对党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李立三所谓的“军事化”同人民战争的军事化没有半点共同之处。
攻击者还硬说《阿富汗人民的胜利》把塔利班的胜利与越南的胜利等同。然而正如之前已经有同志指出的，原文仅仅是把美帝国主义的两次溃败进行类比。
第二，攻击者特别擅长仅仅引用权威观点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在阿富汗问题上，攻击者抓住列宁几句对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而忽视列宁关于“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的论述。
在人民战争问题上，攻击者仅仅只是引用毛泽东在过去的几段话，对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视而不见。
攻击者抓住印度同志反对“个人崇拜”、“指导思想”的几段论述，忽视印度同志对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正确论述。
马列毛主义者反对没有意义的“语录仗”。毛泽东反对某些人对他的语录的歪曲引用，指出“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对于任何观点，我们都要求进行科学的分析。
第三，攻击者对“贡萨罗派”的和网络上论敌的“错误”无限上纲，对其他机会主义却无原则辩护。
攻击者对菲律宾同志的错误的辩护，前文已经有所讨论，这里谈一下土耳其革命中的问题。
土共/马列曾参与过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性，退出了库工党组织的“人民联合革命运动” （HBDH）。在退出时，党发生分裂，一部分反对退出的人组织了自己的宗派集团，也打土共/马列的旗号。攻击者声称，他同意土共/马列退出“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时提出的观点，但不敢断言退出的行为是否正确。攻击者还说土共/马列和分裂集团都不能被称作“伪党”。
按照这个观点，是否可以认为陈独秀、罗章龙组织的党的反对派也不能被称作“伪党”？
攻击者说“革命组织发展中没有什么一贯正确”。不错，任何革命组织都有可能犯错，但这绝不代表在一个革命组织内部实行分裂主义路线是可以容忍的。毛泽东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泽东本人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党内受到错误打压，但他从来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对犯了路线错误的人进行批评，而从未要求分裂党。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攻击者为了批判“贡派”，连这一点都忘记了。
最后，笔者给所有愿意进步的同志提出一个建议：马列毛主义是科学，只有科学的意识形态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对待科学，绝不能用草率的方法，而只能脚踏实地进行研究，并在实践中检验科学的真理性。
毛泽东在1971年警告全党的同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在今天，某些人继承了老机会主义者的手法，欺骗对马列毛主义认识不深的同志。如果同志们不加强自己的认识水平，就必然上某些人的当，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1]略
[2]可见于 https://www.zhihu.com/people/zhu-233-84 以及 https://www.zhihu.com/people/hu-luan-chuang
[3]原翻译有误，这里进行了修改。
[4]https://newepochnews.wixsite.com/newepochnews/post/india-cpi-maoist-release-chairman-gonzalo
[5]全文可见于1952年10月10日-12日的《人民日报》。
[6]https://ci-ic.org/blog/2021/08/26/the-victory-of-the-afghan-people/
[7]https://zhuanlan.zhihu.com/p/407982596
[8]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0047913/answer/2067798573
[9]https://cpp.ph/statements/solidarity-with-8th-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