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制度作为一项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如何对待？而实行供给制由此造成的劳动积极性下降，又因当如何看待？如果实行按劳与供给结合的制度，又应当是几分供给，几分按劳呢？又或者是以什么原则为基础呢？
这是我最近看史料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按邓力群的话说，公社最开始是五分供给，五分按劳，后来因为生产积极性的降低，1961年改为了三分供给，七分按劳，到最后就变成了全面按劳分配。而在工业中也看到了记时制和计件制的争论，但记时制和供给制如何保证生产积极性呢？对此我就很困惑。
所以要政治挂帅。
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它造成的危害想必你是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旧社会，不仅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还有待发展，他们的各方面的劳动能力还存在客观差别，因此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采用按劳分配。同时起到了鼓励劳动，消灭懒惰的作用。
可是这种按劳分配又必然造成基于劳动能力差别而形成的分配差别 反过来必然 扩大了 工人发展条件的差别。有的人体弱，有的人家庭人口多，这种不平等会不断扩大，并且蔓延到下一代。这将会造成其中一部分人凭借技术，知识…的优势以各种方式侵占弱势工人的劳动。资产阶级意识就要在其中生根发芽。
而计件工资制是其中最猛的毒药，它不仅扩大成员间差别，还会迫使工人为了收入增大劳动强度，迫使工人放弃互助互利，因为有经验的工人帮助新人会造成生产数量的下降，所以这只能增加个别人的产量，整个工人阶级的生产发展反而会受到抑制，最终反过来有害于所有工人。还会形成大生产下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剂猛毒！
因此，按劳分配必须要加以限制。
而所谓 生产积极性，正是可以通过政治挂帅，通过斗批改而不断培养的。
我注意到你提到1961年后分配制度的变化，事实上，大跃进前后对生产积极性影响最大的不是什么 几分按劳，几分供给，而是官僚主义。
你也不要陷入 几比几的技术因素思考中去，恕我直言，这是繁琐哲学，不触及问题的本质。
工人阶级在官僚，干部，精英主导的生产下，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受到极大压制，他们也没办法自我改造，自我解放，成了服从官僚的生产指标的劳动“机器”。因而，他们只能关注个人利益，这恰恰是资产阶级路线的标志，而不是纯粹“技术因素”范畴的 “为了增产而调整分配制度”。
这是路线斗争。
大跃进中，官僚主义造成的 浮夸风，共产风…使得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并且凭着“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他们反而指责大跃进中的群众路线。
60年代后，官僚主义资产阶级路线在全国到处夺权，他们必然要推行符合该路线的政策。
比如为了所谓“生产积极性”推行 “三自一包”，搞“厂长制”，搞“物质刺激”……
你必须要正确认识这一点。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挂帅，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通过“斗批改”提高生产积极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5 个赞
要尽量在生产力允许的条件下扩大按需分配的范围，使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有保障，让更多人自觉参与到义务劳动中。
如果不能用货币购买的或者不需要用货币购买的劳动产品变多了，这样物质刺激就会被削弱。
2 个赞
削弱厂长的权力，提高工人的参与重大事项决定的程度，让工人不仅事实上地成为工厂的主人，而且自觉地维护（通过政治批判，武装保卫）和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提高积极性的最好办法。
而不是计件工资。
工人要认识到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支援世界革命而生产。
2 个赞
感谢
我明白了，记时制和按需分配的实现依靠的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解放，几分供给几分按需并非是斗争的过程，而是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