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载于《paper3月上》。
2.1956 年——1962 年：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高层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和路线斗争[1]，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大野心家、走资派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到 1956 年 2 月的苏共二十大前，赫鲁晓夫已扫除了苏共内部的绝大多数阻力。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开始自上而下全面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国家（在 60 年代以后又逐渐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苏共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东欧、蒙古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苏联的外部压力和本国修正主义分子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沦为了苏联的半殖民地或附庸国[2]。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丑化斯大林[3]的秘密报告，并抛出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这一举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纷纷投靠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批动摇分子退出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趁机掀起反共逆流。1956 年，社会主义匈牙利发生了反共暴乱，反革命的纳吉政府上台后企图加入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共的坚决推动下，苏联才出兵镇压了这一次暴乱。[4]（当时的中共并不认同苏联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曾劝阻苏联用武力压制波兰的群众抗议）
中国的革命者对修正主义逆流进行了初步反击。在 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就批判赫鲁晓夫 “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人民日报在 4 月和 12 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1957 年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
1956 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只剩下极少数个体经济和非法的地下经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大变动，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没有停止。被推翻的地主、富农、买办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图利用国际上的复杂形势推翻无产阶级政权。被“收买”的资产阶级中的相当多数还希望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富裕中农也有一定资本主义倾向。城乡小资产阶级还保留有大量的旧习惯、旧思想[5]，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还保留了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队伍十分复杂，既包括从旧社会就不断斗争、反抗剥削压迫制度的老工人，也包括大量从小资产阶级转变而来，还保留一定旧习惯的新工人。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在获得权力以后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动，必然反映到党内。
由于苏联的制度暴露出许多缺陷，我国开始逐步抛弃对苏联经验盲目迷信的态度。1955 年末，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1956 年 4 月，毛泽东作了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5月，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尽管这次大会总的而言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是也受到刘少奇等人的严重干扰，“八大”党章草案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八大”决议宣称我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6]
1956 到 1957 年，社会上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的现象。1957 年 2 月，毛泽东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社会主义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思想 层面的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规律以及区分和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7]。3 月，毛泽东又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有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多数知识分子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因而拥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才能获得世界观的改造。《讲话》还宣布了全党全国开展整风的方针。这次整风除了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外，还号召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以解决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
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满意社会主义改造，在公私合营时，他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整风运动开展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知识分子高估自己的力量，认为共产党即将到台，就发起了猖狂进攻。右派借苏联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号召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建立“政治设计院”，实行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轮流执政”；要求设立“平凡委员会”，给反革命翻案；否定资本家收的定息是剥削收入等。有人甚至叫嚣“要杀几千万人”。工农群众对右派的猖狂活动十分不满，纷纷要求共产党做出反应。6 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7 月，毛主席又为《人民日报》写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全国掀起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右派的群众运动。在斗争中，也存在不少缺点。由于这场政治运动没有突破过去的完全由党委自上而下领导的模式，给不少党内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了趁机打击报复的机会。[8]
反右运动总的来说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全国共划出右派分子五十多万人[9]，党外资产阶级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主要敌人就由党外资产阶级转变为党内资产阶级，这是阶级关系的又一重大变动。[10]
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强调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尖锐性“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已不占重要地位。
那么，为什么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马克思曾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反映的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而“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恩格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而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在 1974年所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变了。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要靠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或者调节。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工人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会有这种情况。过去列宁说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滋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的人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林彪[11]上台，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无产阶级还要执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伟大任务。[12]社会主义社会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也就在于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具体来说，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表现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和个体经济的残余，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表现为等价交换、命令关系等等，在分配领域表现为实际上不完全平等的按劳分配。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热衷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具体表现在扩大商品货币关系、使利润规律成为生产的调节者；实行“专家治厂”、物质刺激，把工人阶级变为雇佣奴隶[13]；扩大收入差别，少数人获得高薪和物质特权[14]。毛泽东后来曾对此做出许多重要论述：“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15] 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1964 年）“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969 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尽管在工厂建立了党委领导制以部分取代苏联的“一长制”，但上级干部独断专行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计件工资、奖金制度也十分广泛。在农村，部分干部建立起了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成为了“土皇帝”。
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上层建筑[16]领域的根源。张春桥在 1975 年写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内，还部分存在着旧官僚的剥削阶级作风，需要不断改革。人们在旧社会形成的思想体系，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彻底改变。这些因素都会促进资产阶级的不断产生。
由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处于领导地位，而党外资产阶级又在 1957 年被击溃了，这就使得资产阶级把复辟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内。毛泽东后来在 1975 年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17]
但是，在 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找到打击新生资产阶级的最好方式。
195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由于计划不周全而出现了一些问题[18]。周恩来、陈云等人就此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口号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57年10月，毛泽东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提出了新的不断革命论——“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正式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19]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和其他各项事业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总结了全国人民群众积极性高涨的原因“中国六亿人囗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除了生产扩张和技术革新以外，大跃进还带来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在生产大跃进的情况下，高级社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但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方面，与生产力的矛盾有所凸显。[20]资金少、土地小成为发展农业机械化和建设水利设施的局限。1958 年，中国农村诞生了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规模更大，公有制程度更高。人民公社不仅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还能推动农村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建设。
在工业领域，对原先照搬苏联的工厂制度进行了冲击。毛泽东在 1960 年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由此，以实行党委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开展技术革命为特征的“鞍钢宪法”成为了全国工业企业的标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被批判。
学术领域，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对旧的教育模式也进行了批判。1957 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 年，毛泽东提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广大学校师生都投入了生产实践中。学校的党委领导有所加强，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得到改革，群众性办学运动广泛开展起来。
在社会科学理论界，探讨了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张春桥在 1958 年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21]
大跃进运动中也存在许多缺点。过多的劳动力被用于发展工业，使农业领域缺乏劳动力。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鼓吹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农村刮起了“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共产风，事实上掠夺农民。许多地方干部或是为了争功升官，或是出于上级压力，虚报本地区的工农业产品产量。[22]一些地区，群众被迫劳动很长时间以增加产量，但劳动产品质量却不高。还有一些干部通过控制人民公社的分配，大搞特权。毛泽东在 1960 年把这些问题总结为“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党内的坏作风，也影响了党中央的一些判断，导致了一些过于乐观的估计。
毛泽东积极纠正这些错误。1958 年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共产风，强调了商品、价值、货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规定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随后，全国开展了整社运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倾向。
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形势。
国际上，中国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激化了。赫鲁晓夫在国际上实行“三和”的修正主义路线，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并加强对原社会主义阵营[23] 各国的控制。当时的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成为“半修正主义”[24]。1958 年，苏方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立中苏联合军队，意图侵犯我国主权。1959 年，赫鲁晓夫公开宣称在中印冲突中不支持中国；攻击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拒绝供应中国 ，总结了大跃进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规定了继续跃进的方针。但是，彭德怀却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递上了《意见书》，攻击群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会议中，彭德怀还认为大跃进“有失有得”（暗示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甚至说“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张闻天等人积极配合了彭德怀的活动。
此外，彭德怀等人在私下结成了反党小宗派，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毛泽东[25]，并认为中国处于匈牙利事件的前夜——“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彭德怀等人的进攻，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轻视群众运动的思想，捍卫了三面红旗。“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就算是前进中的错误，也可以对全党全民起到教育作用，而不是完全消极的东西——“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还有强迫命令，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彭德怀集团的本质，“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从 1928 年起，31 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26]”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共产党中是大量存在的。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揭露了彭德怀等人，做出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接替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
毛泽东总结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这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粉碎彭德怀集团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后来被证明是严重地扩大化了。[27]刘少奇等“左”倾分子乘着反右倾斗争的机会，再一次刮起“共产风”，干扰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到 1960 年春，在农村中的不少地方，形“左”实右的错误又重新抬头。[28]“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再次蔓延，对生产造成了很大破坏作用。这些错误加上当时农村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撤出对华援助，导致了经济的严重困难。
毛泽东从 1960 年开始着手纠正当时的错误[29]，并在全国发起整社运动，清除了许多混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坏分子。9 月，毛泽东又指示降低全国干部的工资水平。[30] 1961 年被毛泽东称作“实事求是年”，在经过许多调查研究后领导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60 条），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八届九中全会又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 年，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纠正了过去过分偏重重工业，制定经济计划时不考虑农业基础的错误。1962-1963 年，国民经济总体上好转了。但是，1962-1963 年两千多万城市工人阶级不得不回到农村生活，这导致了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
（第二部分完）
注释：
[1] 极右分子贝利亚最先被清洗，中派马林科夫随后逐渐失去权力。莫洛托夫等总体上忠于斯大林路线（但也有若干错误）的中左派在1957年被打成反党集团。
[2] 参见1970年《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3]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真相，可参考《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等著作。
[4] 1953年，匈牙利的拉克西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下台，纳吉上台掌权，大肆推行反革命路线，造成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严重混乱，社会主义改造发生逆转。1956年，左派在匈牙利重新掌握政权，但未能完全控制形势。毛泽东曾如此总结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匈牙利事件后，中派卡达尔集团掌握了匈牙利政权，跟随苏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5] 张春桥曾说“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6] 这一错误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得到改正。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7] 苏联的修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苏联三十到五十年代的一些错误哲学观点。修正主义者鼓吹矛盾对立双方的一致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否定斗争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相互适应，没有相互矛盾。赫鲁晓夫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不承认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8] 重庆的老造反派领袖黄廉曾如此回忆反右运动：“在反右期间，我先是木材公司党组织选的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和右派作斗争。其间许多人头天还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在社会上说了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么他们就划成“右派”了当敌人处理那呢？有个同事名叫姜云萍，是行政秘书，我们关系尚好，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名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而他说了同样的话就脱不到手，就要查他的历史，还说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
[9] 多数人在未来几年“摘帽”，成为“摘帽右派。
[10] 见《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第41页
[11] 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
[12]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是“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宜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基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13] 1956-1966年，我国曾实行过临时工制度，临时工不仅地位比正式工低下，还要面临被开除的危险。这一制度在1971年被取消了，只有季节工中仍有临时工存在，并享有与固定工相同地位。参见《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1971年）
[14] 一般而言，拿定息的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最高，干部次之，工人再次，农民最低。
[15]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义词
[16]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引自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17] 全文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8] 1956年，各单位的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但工资数额过高。第二年进行了调整。
[19] 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作“三面红旗”
[20] 参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版20页
[21]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场论战，参见《二十五年来我们党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
[22] 后来被立为典型的大寨大队在积极参与大跃进生产的同时抵制了来自上级的浮夸风
[23] 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变修以后不复存在了。
[24] “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25] “1959年7月12日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晩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洽阶级的权术。”“1959年7月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晩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一卷
[26] 毛泽东列举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以及在抗战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27] “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士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引自毛泽东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60年代初对错划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平反。
[28] 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复旦版543页
[29] “一九六O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党认真思考广东省委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一）人民公社中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二）发展公社一级经济的问题：（三）分配原则的问题；（四）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五）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复旦版544页
[30] 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