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总纲》选批 上海市财政局三分局理论小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这篇反党文章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进攻。邓小平曾对这篇洋洋万余言的奇文寄予颇大的期望，把它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但是，这个“拳头”还来不及“打出去”，就被捉住了，成了他翻案复辟的罪证。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对照邓小平的反动言行，对《论总纲》这篇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大毒草进行了逐句逐条的剖析，剥去它的伪装，还它的真相。下面是对其中一些主要段落的批判。
“与此同时，毛主席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执行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这段话是《论总纲》的核心，是整篇黑文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 它是《论总纲》在提出要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之后提出来的。在这里，邓小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不要，硬是用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 等同起来；把党的基本路线，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列起来，等同起来；并一下子变成“三项指示为纲” 变成全党全军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种“一纲即三线”的说法，真可谓是道地的修正主义的卑劣伎俩。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基本纲领，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是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而邓小平却妄想以“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我们要执行党的团结胜利的路线，搞好安定团结，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否则这种安定团结是没有基础的。我们要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发展国民经济，同样必须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开展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否则经济建设工作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一定要在各项工作中提起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
“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是否应用这种理论，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坚持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就是要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是检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好坏的唯一标志，此外，再无别的标志。而《论总纲》的炮制者却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另外一套所谓检验理论学习的“标志”。这个“标志”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段话的下文为炮制者作了注脚，这就是所谓“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和“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这就完全歪曲和否定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根本目的。他们虽然也提到了“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但这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邓小平根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提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作为检验理论学习的标志呢?事实上，《论总纲》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派的问题，在文章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是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又是什么呢?在他们的心目中，难道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位吗?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邓小平的所谓“唯一标志” ，就是企图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纳入“三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轨道，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因此，《论总纲》的所谓检验理论学习的“唯一标志”，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彻底背叛，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这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实现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所惯用的伎俩。邓小平也不例外。《论总纲》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论总纲》用心险恶地把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叛徒、卖国林彪联系起来，把林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行径，一股脑儿地统统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相反，对那些篡改、攻击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资产阶级，却百般保护，竭力美化。可见邓小平的爱憎是何等分明！
必须指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都是极右，是一个门档子里的货色。《论总纲》为什么只提“继承林彪的衣钵”，而避而不提“继承刘少奇的衣钵”呢?这主要是妄图用所谓“继承林彪的衣钵”来影射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影射和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还因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人民群众郁清楚地知道，追随刘少奇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同刘少奇一起，抛出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充当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如果提出“继承刘少奇的衣钵”，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所以，《论总纲》对此 绝对忌讳。岂止忌讳，而且千方百计地掩盖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但这是徒劳的。大量事实说明，正是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辨；正是他，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混淆纲目关系，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他，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诬蔑为“积重难返”；正是他，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邓小平的“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法，只不过是暴露了他自己，使人们看清了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挂帅人物，是如何阴谋分裂我们党，分裂群众， 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论总纲》这一段里所说的，“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这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自画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热衷于拉山头， 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的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对于这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论总纲》却污蔑为“长期” “打派仗”。邓小平不是说过，“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吗?这就充分暴露了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总头目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再一次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动立场。
最能暴露邓小平的罪恶用心的，就是他们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既污蔑为“打派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邓小平把这种斗争污蔑为所谓“打派仗”，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且还顽固地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为儒家翻案，堪称为现代的翻案狂!他们笔下的所谓“反派性”，实际上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血腥地镇压下去。他们不只是这样说，而且确实是这样干了。对于这种翻案复辟狂，我们必须长时期地保持警惕。
对于搞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历来是反对的。今天，正是邓小平自己，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党内走资派。人们清楚地看到，他重新工作后，就到处网罗“人材”，组织“还乡团”，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们更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在短短五十几天内，大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弄得“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满天飞吗?而一小撮叛徒、特务却弹冠相庆，逍遥法外，那些党内走资派则利用手中权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因此说，不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资产阶级派性这顶帽子还是给邓小平自己戴上正合造。采用嫁祸于人，倒打一耙的手法，是掩盖不了他的豺狼本性的。邓小平所指的“打派仗”，是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同走资派斗争最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极大污蔑。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邓小平是恨得两只眼睛都会出血的。因此，他污蔑文化大革命是“派性”斗争，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移斗争大方向，挑拨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并不奇怪，正是他的反动本性的火暴露。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例如，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例如，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再例如，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 ”
这是《论总纲》打着革命的口号，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又一典型。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则是我们党坚持开展两个阶级、两个路线斗争的锐利武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坚持反潮流的马列主义原则，运用“四大”武器，发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精神，从而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的。而《论总纲》却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对此作所谓“阶级分析”故意制造混乱，企图打击元产阶级革命派。其结果，却暴露了邓小平自己的马脚。试问：资产阶级敢让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吗?从来就不敢。他们为了维护极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害怕人民革命就象害怕自己的灭亡一样。他们打出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只不过“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对于人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从来实行的是残酷镇压。
苏修敢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吗?勃列日涅夫之流害怕点火自焚，唯恐苏联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推翻其反动统治，决不让人民群众亭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只要谁一开口就会被送进“疯人院”、关进监狱，遭到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还说得上什么贴大字报?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动员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只有坚持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掌握和运用。而《论总纲》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污蔑革命群众造走资派的反造错了，反潮流反错了，“四大”搞错了，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吗?不!这是以“阶级分析”为借口，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进行全盘否定，全面翻案，全面进攻。
“林彪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表面上同刘少奇相反，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同刘少奇殊途同归。 ”
《论总纲》打出“批林”、反‘左’”的旗号，其实质是攻击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掩盖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众所周知，林彪反党集团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炮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571工程”纪要》，建立了反革命的大小舰队，最后竟丧心病狂地企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事实很清楚，林彪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党的十大对此早有定论。《论总纲》的炮制者，却摆出了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势，宣称要重新“总结”“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别有用心地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什么“同刘少奇相反”，是“另外一个极端” ，实际上就是妄图把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极左”路线。然后，耸人听闻地提出必须“彻底肃清”所谓“左”的“流毒”。这是明目张胆地翻党的十大的案，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恶毒污蔑和攻击。
邓小平所谓“左”的流毒不是别的，他所指的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化文大革命带来的深刻的革命变化，正是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正是这场政治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一小撮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和教育，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开拓了广阔前景，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新鲜经验。这一切，在邓小平的极右立场上看来，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完全搞错了，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左”，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也是“极左”。一句话，在他眼里，凡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党内走资派斗的统统是“极左”，不是吗，邓小平在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 就恶狠狠地斥责为“极左”，拂袖而去。可见，邓小平的所谓“反‘左’”，就是为了反对和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斗争党内走资派的革命行动，并以此来掩盖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就是《论总纲》打着“批林” 、“反‘左’”的旗号，把林彪同刘少奇说成是“殊途同归”的罪恶用心。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袭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中，煞有介事地对革命对象开了一张“清单”，作了一番“彻底揭露”。但在这张无所不包的“清单”中，独独不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党内走资派。
是走资派不走了吗?当然不是。是邓小平害了 “健忘症”吗?更不是。原来，绝口不提走资派的人，自己就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这个邓小平，重新工作伊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特别起劲；正是这个邓小平，“念念不忘”他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结下了不解之仇”。但是，邓小平对走资派这个词就如同阿Q对自己头皮上的癞疮疤一样，不仅自己讳莫如深，而且还不准别人说，谁要是提起党内走派这块他心头上的“癞疮疤”，他就要骂你“听到风就是雨”，跟你“拼老命”。 所以，在这张“清单” 中不见走资派，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邓小平安图把文化大革命这一铁案翻过来的伏笔。
更为重要的是， 《论总纲》在革命对象中抹去了走资派，这就歪曲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才盾，取消了无产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而《论总钢》中提到的这种或那种分子，不过是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党内走资派的附庸。没有党内走资派，那些人就失去了核心和挂帅人物。而革命人民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看不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看不到党内定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那就失去了斗争目标，不能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这样看来，《论总纲》对于革命对象的所谓“彻底揭露”，实质上不过是“彻底掩护”的代名词而已。它的目的是混淆视听，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过关，以便他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就是邓小平及其《论总纲》的真实用意。
“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明‘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
《论总纲》在这里再一次玩弄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故伎。先是捏造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是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究竟是谁“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明明是邓小平自己搞修正主义，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却反把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搞好生产的正确路线污蔑为“形而上学”， 把自己则打扮成十分关心生产的样子。这是骗不了人的。我们与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不在于抓不抓生产，而在于用什么路线去抓生产。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抓革命，促生产”。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才能促进生产的飞速发展，这是为我国解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而邓小平口口声声讲的“生产”，只不过是早已批判过的唯生产力论的老调重弹。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他心目中的所谓“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如果我们按照他的那一套去做，不管“白猫、黑猫”，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不讲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滑到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泥坑，即使搞成了“现代化”，也只能是为资产阶级作嫁衣裳，其结果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段黑文还暴露了邓小平十分害怕人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很怕被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这正说明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谁说不合适?
《论总纲》还别有用心地提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用以影射和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用意十分刻毒。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三年就严肃批判了那种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论点，阐明了经济建设和政治革命的关系，明确指出：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政治统帅经济，革命促进生产，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邓小平的恶意诽谤，只能暴露他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阶级本质。
“列宁说过： ‘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 毛主席也说过：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论总纲》全文一共引用了革命导师语录五十四处，无一不是断章取义、篡改歪曲、为我所用。有证明吗?这，就是一例。《论总纲》在这里歪曲引用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语录，想以此使他们昄卖的修正主义货色“一下子就站住脚”。然而，可悲的是，不仅脚跟站不稳，反而在断章取义的拙劣表演中暴露了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嘴脸。请同志们注意列宁说这段话的特定环境。当时，苏联经济遭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严重破坏，主动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曾明确指出：“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显而易见，列宁这段话的本意在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论总纲》公然将这一句话歪曲为政治要落实到经济，其拙劣手法和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让我们再认真读一读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被《论总纲》拦腰斩去的那后半段话： “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这是十分明确的。只有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矛盾，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消灭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正是毛主席强调的革命真理。《论总纲》这样不择手段地歪曲、篡改列宁和毛主的语录，其目的就是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论断，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兜售反动的唯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社会革命，总是片面夸大生产力的作用，否定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邓小平也完全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承认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必要性，鼓吹生产好就是政治好。总之，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相暴露无遗!
“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也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矛盾。”
这里颠来倒去地讲了三大革命运动的所谓特点和规律，说什么“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等等，似乎《论总纲》的炮制者很懂得事物矛盾规律的精髓。但人们切不可上当。这段话的关键，恰恰就在“不等于”这三个字。我们只要看一看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和反对在科技界提无产阶专政的言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论总纲》提出的所谓“不等于”，其实质就是否定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领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在生产领域和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还用“纲举目张” 的形象比喻，阐明阶级斗争推动各项工作前进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和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事实上，在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十分激烈的。生产领域执行什么路线，依靠谁的问题；科技领域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都说明了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解决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的特殊矛盾，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这些领域的特殊矛盾，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论总纲》大讲其“不等于”，其实质就是否定“纲举目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 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决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规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压’”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
“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 ”
社会主义大生产当然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管、卡、压”。修正主义的那一套“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束缚工人手脚，阻碍生产力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工人群众的抵制和批判。
在阶级社会里，企业的规章制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阶级关系。这才是核心问题。《论总纲》竭力回避这个本质问题，侈谈什么责任制是规章制度的“核心”。他们不讲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的本质区别，抹杀规章制度的阶级内容，公然在规章制度问题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等同起来。这种谬论，是彻底代表资产阶级的理论。《论总纲》竭力鼓吹什么：“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 “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请问：这样“严密”下去，究竟要把工人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工人究竟是工厂企业的主人，还是奴隶?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是愈来愈不灵了?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资本主义愈发展，就愈要严密地压迫工人，甚至连电视、电子仪器等都被用来监督工人，连工人拉屎撒尿也都分秒必计，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论总纲》居然把这种垄断资产阶级“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4一595页)，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硬要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也要接受这套货色，难道还有比这更赤裸裸地主张复辟资本主义的吗?这不是要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邓小平图穷匕首见，在这里连个“相对依靠”的幌子也顾不得了，真是淋漓尽致，真是淋漓尽致地活现了他这个奴隶总管和资产阶级老爷的丑恶本相。
“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指出：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使各条战线出现了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深刻的总结。可是，《论总纲》却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算数了，文化大革命搞糟了、搞乱了，因此，必须按照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来进行“整顿”《论总纲》象老虎吃天一口气讲了九个“整顿”，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军队，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什么都要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整顿”，简直是天罗地网!怎么“整顿”呢?他们说“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甚至狂叫要把“领导权夺回来”。真是杀气腾腾，一副十足的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腔调。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谓的“整顿”，无非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用党内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各方面的工作，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如果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论总纲》假惺惺地说什么，“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对了，应改为“扼杀和取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才名副其实。可是，且慢!老虎是吃不了天的，邓小平的嘴张得再大，也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口吞没。倒是会把咽喉鲠住，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这些领导班子，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由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同志组成。这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领导，敢于斗争，敢于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向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作斗争，敢于向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大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必然要拉山头，搞宗派，推行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在这个问题上，《论总纲》又不得不添上几句自己很不想讲的话，同时又不得不删掉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用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在这里，他们虽然提上了一句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但笔锋一转，马上就抛出了所谓“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等三个标准，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条件，完全篡改和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条件。《论总纲》提出的所谓三个标准，是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的。经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人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所谓“党性”， 就是能够“高举骨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的疯狂性；所谓“作风好”，就是善于阳奉阴违，风头上认错、风过就翻案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作风；所谓“能团结人”，就是能够纠集那些“横下一条心”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用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篡改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条件，这并非是邓小平的什么新创造，而是道道地地的继承了刘少奇和林彪的衣钵。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里和黑“六论”中，就恶意篡改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林彪也曾用所谓“高举” “突出” “干劲”、 等等，来取代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论总纲》提出的三个标准，不讲马列，不讲路线，不讲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完全适用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标准。
在领导班子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突出一个‘敢’字”。在《论总纲》中，什么“要敢字当头” ，“敢于领导” ，“敢于斗争” …一口气讲了六个“敢”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呢?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已为他们的“敢”字作了最好的注脚。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要为夺回失去的天堂而拼死反抗呢!所以，对于他们所鼓吹的这种“敢”字，人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而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今后，党内资产阶级当然还要继续“敢于斗争”的，但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早已擦亮了眼睛，如果他们还要耍弄什么花招，必将给予更加沉重的打击。
(原载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稻不得不加上很多不想说的东西，不得不删去很多想说的东西。
1977-07-07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
向群
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加快了他们的反革命步伐，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八月，他们趁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之际，倾巢出动，掀起一个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在江青直接主使下，他们指令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选辑所谓“批判文章”，并把这三个稿子作为“附录”（实则只有《论总纲》附了初稿的全文，《汇报提纲》只附了第一稿的第三部分，《条例》只附了最初几个草稿中的一个稿子，而且不是原文，是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分别编成三个小册子，诡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印了数千万册，发到全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妄图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成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式的人物，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打成“三株大毒草”，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说过这三个稿子是毒草，更没有说过要批判。他们给这三个稿子戴上如此吓人的大帽子，完全是欺骗舆论，制造混乱，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四人帮”把《论总纲》说成是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授意炮制”的，说他“把这篇文章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这些说法，纯属捏造。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先后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反对和歪曲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是当时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论总纲》这篇文章，正是从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宣传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宣传一九七五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阐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等方面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上旬的初稿中，有些提法不妥当，特别是用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十月中旬的二稿中，就已删去了这个提法，因而题目也已改了。
“四人帮”为了反对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诬蔑《论总纲》是“大毒草”，给它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他们攻击《论总纲》是“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是“翻案复辟的自供状”、“翻案复辟的铁证”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论总纲》是搞“复辟”，而他们则是“反复辟”。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复辟？什么是反复辟？人民群众是最有鉴别能力的。《论总纲》虽然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全文揭露和痛斥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与“四人帮”的愿望正好相反，尽管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论总纲》实行反革命围剿，但是广大群众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什么毒草，而认为那些攻击《论总纲》的文章，才是真正的毒草。
现已查明，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姚文元在一份《论总纲》的稿子上，写了四十七条批语，并“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程越”、“梁效”等炮制批判《论总纲》的黑文，恶毒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反革命的批语和文章，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从反面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论总纲》，而是“四人 帮”自己。
（一）
《论总纲》在阐述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复杂性。文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如果对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就会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对于《论总纲》的这些论述，“四人帮”如芒在背，不能容忍。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一伙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反革命的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他们根本歪曲毛主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中提出的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别有用心地搞什么“全面专政”、“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妄图对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外的一切阶级、一切领域、一切人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为了推行这条极右路线，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虽然在自己脸上涂上了一层层“左派”、“革命派”的油彩，但是他们非常心虚，非常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姚文元一看到《论总纲》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按捺不住，在旁边批道：“什么‘复杂性’？”“来了！”在看到《论总纲》中说“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时候，又批道：“你们才是这样。自画像。”他们如此敏感，确是活灵活现地“自画”出了他们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
《论总纲》在批判林彪时说，毛主席正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在旁边批道：“‘左’？”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时，又无中生有地给《论总纲》加上了“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左’”的罪名。“四人帮”不仅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而且对人们戳穿林彪的伪装也很反感，这说明他们使用的反革命手法是袭用林彪的老谱，他们同林彪本来就是一伙。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用“左派”的假面具掩盖极右派的实质，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党内外阶级敌人如果以赤裸裸的极右面目出现，就根本站不住脚，所以他们往往戴上“革命”、“左派”的假面具，用这种诡计来欺骗人民。林彪所说的“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就一语道出了这种诡计。正如列宁所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斯大林在讲到同联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等人作斗争的经验时也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托洛茨基主义是“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4页）
由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具有这种特征，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时就强调指出，识别阴谋集团的重要性。毛主席说：“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0—151页）毛主席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通过现象而且要通过假象去认识本质。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假象同一般现象的区别，在于它从反面反映本质，比现象反映本质要更加曲折。所以，通过假象认识本质更不容易，我们必须花气力去学会这种本领。随着革命的发展，毛主席又总结国际国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反复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且着重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不仅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任务，而且为我们制定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著名的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派的基本原则。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论他们用怎样的革命词句来伪装自己，都是能够被识别的。他们既然事实上在搞反革命，就必然产生革命词句和反革命行为的矛盾，也就是革命的伪装和反革命的实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他们不可能克服的，因而他们不可能不露出破绽。人们抓住他们的破绽，就可以识破他们的伪装，认清他们的本质。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同“四人帮”的斗争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四人帮”就是一伙用“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黑帮。当他们摆出“超级革命”的架势，把革命的口号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反革命的活动干得最凶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人民，就已经一步一步地识破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论总纲》在讲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说：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识破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很清楚，《论总纲》这段话只是对当时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一种分析，并没有具体地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是谁。但是，“四人帮”对此异常敏感，极为恼火。姚文元在他的批语中质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指谁？”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又亲笔写了这样一段奇文：《论总纲》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十分熟悉，这两个称号一向是“四人帮”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的幌子，因而也就是说指的是他们自己。姚文元在这段奇文中，既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这种自供是合乎事实的。现在全国人民都已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是一伙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二）
《论总纲》在论述安定团结问题时，一开头就写道：“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姚文元对此批道：“革命呢？”这条批语说明，在“四人帮”看来，谁要说实现安定团结，谁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反对实现安定团结，妄图要无休止地乱下去，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大乱，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四人帮”的这些谬论，一笔抹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矛头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伟大战略思想。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把毛主席这个指示接过去，加以歪曲，千方百计地搞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种阶级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的乱。一种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去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打乱他们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统治，使他们土崩瓦解，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另一种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制造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搅乱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这是他们从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前一种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前，是我们的斗争所需要的；后一种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必须加以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和制止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混乱。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并且反复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革命人民的团结，警惕阶级敌人的分裂活动。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针对社会上流行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复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搅乱我们的阶级队伍，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实际上都是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尖锐批判。
当我们党取得了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以后，毛主席及时地在党的九大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粉碎了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这时，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促进安定团结，以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四人帮”不要安定团结，而要继续大乱，彻底大乱。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一笔抹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此作为还要继续乱下去的借口。他们把毛主席的批林批孔的指示接过去，利用评法批儒，掀起了一个攻击和陷害周总理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在全国不少地方继续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帮派体系，更加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他们要继续乱党、乱军、乱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对“四人帮”的当头一棒。但是，“四人帮”悍然不顾毛主席的严重警告，继续坚持他们的“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
《论总纲》遵循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针对“四人帮”反对和拒不宣传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的严重情况，论述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论述了安定团结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文中指出，促进安定团结，才能在全国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局面，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但是，实现安定团结，必须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关系，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从这个情况出发，《论总纲》强调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要彻底揭露阶级敌人在“造反”、“反潮流”的革命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那些被阶级敌人控制的地方和单位，要彻底揭露和坚决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定团结。这些论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四人帮”感到这些论述的锋芒是对着他们的，所以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不是讲的阶级斗争，都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革命。由此可见，“四人帮”所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就是保护和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等的力量，向无产阶级进攻。
阶级斗争和安定团结是纲和目的关系，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正确地处理阶级斗争和革命团结的辩证关系，坚持斗争和团结的统一。在同阶级敌人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总是强调团结对敌的重要性。毛主席指出，要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每当革命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以后，毛主席又总是进一步提出增强团结的任务，以便从政治上、思想上、物质上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这个一贯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及时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这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
（三）
《论总纲》为了阐述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一开头就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姚文元对此批道：“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并且诬蔑《论总纲》“篡改党的纲领，否定基本路线”。“程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在《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中写道：“《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是“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这里，姚文元的批语和“程越”的话，准确地表达了“四人帮”多年以来大肆宣扬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并不包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对立起来，甚至把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四人帮”的这个“理论”，只能说明他们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本身就包含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
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首先必须夺取政权，改变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仅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生产关系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巩固，并且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才能取得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物质力量。
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真正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大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了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充分巩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毛主席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页）
所谓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归根结蒂，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比资本主义丰富得多的社会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优越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去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作出艰苦的努力，这种优越性是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讲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6页）毛主席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包含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
“四人帮”一面高谈社会主义革命，高谈阶级斗争，一面却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中排除出去，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对立起来，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的所谓“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其实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社会革命不是凭空发生的，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革命才会到来。按照“四人帮”的“理论”，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革命。他们的所谓“革命”，就是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革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命。
《论总纲》一开头就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姚文元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把这句话偷换为“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他们这样做，本来是为了一箭双雕：既可以给《论总纲》加上“否定党的基本纲领”的罪名，又可以宣扬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的谬论。可是这样一来，恰好暴露了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早在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用这个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经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
《论总纲》在讲到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时，引用了列宁关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的教导，同时还引用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著名指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对此，姚文元批道：“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梁效”在《翻案复辟的自供状》一文中，根据姚文元的批语，攻击《论总纲》引用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是什么“公然歪曲”。他们的“理由”是，《论总纲》仅仅引用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而没有接着引用这个指示的后面一段话，即“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他们根据这个“理由”，攻击《论总纲》“采取掐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故意删去毛主席那一段话的后半部”，是“抽掉革命来谈生产”，是“攻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姚文元的批语和“梁效”的谬论，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这个著名指示，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后面的那段话，是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所作的说明。这段话明确指出，只有经过革命斗争的手段达到“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的目的，“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论总纲》引用这个指示，是为了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要用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引用这个指示时，没有引用后面那段话，根本不存在什么“歪曲”、“掐头去尾”的问题。姚文元直截了当地说《论总纲》引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就是“回到唯生产力论”，“梁效”稍加掩饰，说不接着引用后面那段话，就是“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四人帮”长期以来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原来矛头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不是别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程越”的文章，根据姚文元的“指示”，还诬蔑《论总纲》“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段话很值得人们注意。它准确地表达了“四人帮”多年以来大量宣扬的又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上层建筑可以脱离基础，不为基础服务，政治可以脱离经济，不为经济服务。“四人帮”的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背叛。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不能不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是不能不为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是由基础决定的，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一旦在一定的基础上产生以后，就对它的基础发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上层建筑基本适应它的基础，因而就会促进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一种是上层建筑不适应它的基础，阻碍和破坏基础的发展，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变革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会到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着不变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不能巩固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基本道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反复阐述过。列宁指出：任何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毛主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上层建筑必须为基础服务，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的政治是统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是纲等等，是不是有任何矛盾呢？完全没有，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以经常强调政治是统帅，政治占首位，阶级斗争是纲，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阶级敌人经常准备向我们进攻。如果我们不能随时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复辟的阴谋，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稳固，也就谈不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无产阶级如果不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统帅经济工作，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就不能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就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紧紧掌握自己的政治统治权，坚持阶级斗争为纲，采取正确的路线，去保证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发展。因此，很明显，政治对经济的统帅是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对经济的统帅。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正确有效地为经济服务，使经济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卓有成效地迅速前进。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给我们树立了解决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为经济服务问题的典范。《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直接讨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又都是政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又“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最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是与经济统一的，是为经济服务的。
列宁说：“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四人帮”鼓吹政治不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充分暴露出他们所说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这种政治当然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只能对社会主义经济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论者。他们故意把政治描绘成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经济看成下等的东西，鄙视政治为经济服务。他们同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一样，颠倒地看待政治和经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不是劳动者养活他们，而是他们养活劳动者。他们鄙视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进而鄙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根本否定“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他们否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他们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四人帮”眼里，他们是救世主，历史是由他们这伙搞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政治的人们创造的，而不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的这种“理论”旧得不能再旧了，它是几千年前极端腐朽的奴隶主、封建主的“理论”，是董仲舒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类鬼话的翻版。
“四人帮”宣扬这套“理论”，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毁灭社会主义经济，妄图篡党夺权，把我国重新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使社会生产力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以便维持他们的反革命统治。
姚文元对《论总纲》有一条骇人听闻的批语。《论总纲》在结尾讲到，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句话，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讲过的，是完全正确和无可怀疑的。可是，这个反革命文痞居然对此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什么叫复辟呢？在“四人帮”的心目中，“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复辟。可见，他们大喊大叫的所谓“反复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姚文元的这个批语，是写给他们的亲信们看的，是私房话，这里没有什么伪装，和盘托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这个批语，白纸黑字，无可争辩地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自己。他们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怎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反革命复辟的，是怎样伪造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照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认真学习最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武器，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供参考）
1975年6月，邓小平陪同菲律宾总统和夫人到上海访问。11 日，把菲律宾客人送走以后，邓小平把马天水找去，向他谈了这样一些问题。
邓小平告诉马天水: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有批示，批评了张春桥、姚文元。并问马天水:他们在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发展下去就要揪人喽!你想过没有。
邓小平告诉马天水:他们的(指"囚人帮")“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你听说了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
邓小平问马天水:现在有人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你有没有想一想?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搞生产究竟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当邓小平谈到上钢五厂的生产情况，严厉谴责有人企图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来达到破坏生产的目的时，马天水依仗有王洪文、江青等人的支持，顶撞道"这个厂的生产就是因为批‘唯生产力论’才上去的。"
尽管马天水的态度有点蛮横，邓小平并没有介意，只是微微一笑。邓小平还是想从党和事业的大局出发，对马天水进行挽救。邓小平问马天水:在北京你有没有熟人啊?先念、秋里同志熟悉吧?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
对于这么一次苦口婆心而又直截了当的谈话，马天水前脚走出邓小平的住地，后脚就跑去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秀珍。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网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越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２５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２５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２５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２５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２５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２５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２５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辨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与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２５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２５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摘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口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Ｑ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艺术、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象。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无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 、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
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 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 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期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思想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离 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竌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大批判组
1976 -8-13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
──批判邓小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鬼蜮伎俩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6.08.13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同样是如此。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他怀着疯狂的仇恨心理，采取卑劣的鬼蜮伎俩，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砍倒。但是，同一切修正主义者一样，他的阴谋可耻地破产了。我们应当充分利用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进一步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认识党内走资派的政治特征和活动规律，认识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一
邓小平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作为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要指示，极度恐惧和仇视。在他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的全部活动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妄图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锋芒，保护党内走资派。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利用窃取的党权，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中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还强调指出：“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深刻地分析了党内走资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同工人、贫下中农之间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依靠谁和打击谁这个根本方向、路线问题。毛主席批示的革命锋芒，直接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指向走资派制定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向走资派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歪曲社教运动性质的种种谬论，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惊慌。他们丧心病狂地扣压毛主席的批示，一直不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妄图用这种鬼蜮伎俩，保护党内资产阶级，保护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继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走资派的黑手毕竟遮不住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阳光。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又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不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反革命本性改了没有呢？没有。他重新工作以后，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利用他窃取的权力，采取了更加阴险、更加狡猾的手段，歪曲、篡改和伪造毛主席的指示。
邓小平用折中主义和诡辩的手法，抹杀毛主席指示的阶级内容，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磨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锋芒。
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用这种手法炮制出来。为了推行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授意炮制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以后又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等大毒草。这些大毒草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地歪曲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来论证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总纲》一文共引用马列和毛主席语录五十条。《提纲》修改稿的第二部分题为“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共十个问题，几乎全部引用毛主席语录。《条例》修改稿的第一部分题为“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办工业路线”，也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邓小平曾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把毛主席的思想割裂开来”，“片面地进行宣传”，似乎他“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决”，“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最“全面”。你看，引用了这么多语录，还不“坚决”、“全面”吗？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指示，关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指示，关于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你们为什么一句也不引用？砍掉了毛主席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就是在最主要之点否认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是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也就是抽掉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灵魂。这种釜底抽薪的反革命策略是何等卑鄙啊！由此可见，所谓割裂毛泽东思想，恰恰是邓小平这一类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真实写照。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在《条例》修改稿中，把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掐头去尾，孤零零地引了这样一句话：“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在批示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的科学分析和科学论断，毛主席在批示中对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深刻批判，统统被他们砍掉了。这同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刀砍掉有什么两样？这同林彪反党集团鼓吹的“讲马义（马克思主义）就要断章取义”的反革命手法有什么两样？
去年八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这一指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邓小平预感到一场无产阶级大反击的风暴就要到来，手忙脚乱，又一次施展了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无耻伎俩。他摆出权威的架势，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公然否认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抹杀毛主席指示的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还授意炮制了一篇所谓“与众不同”的评论《水浒》的文章，竭力否认现在党内有投降派，妄图把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这完全是《二月提纲》的故伎重演。科技界那个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急急忙忙跟着摇旗呐喊，说什么：“学大寨也好，评《水浒》也好，目的围绕把科研搞上去！”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他们就是用这种明显的诡辩来阉割毛主席指示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以保护党内走资派即投降派，特别是保护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歪曲还嫌不够，邓小平公开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来加紧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邓小平大搞“全面整顿”，其矛头直接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邓小平居然公开造谣说他的“全面整顿”是毛主席“同意”、“赞成”的，妄图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为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的这个卑鄙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和粉碎了。邓记谣言公司挖空心思炮制的种种反革命政治谣言，也都彻底地破产了。
二
邓小平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的卑劣手法完全是从老修正主义者那里继承来的。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机会主义者便极力篡改和歪曲他们的学说，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来推销自己的黑货。德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福尔马尔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公然造恩格斯的谣言，他在引用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胡说这个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直接赞同”。福尔马尔妄图借用恩格斯的威望来掩护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恩格斯知道后极为愤慨，立即给《前进报》编辑部写信，公开戳穿福尔马尔的谎言，并且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法德农民问题》的文章，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批驳了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谬论。福尔马尔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成了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林彪反党集团不是有一句黑话，叫做“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吗？邓小平盗用毛主席的名义大搞“全面整顿”，同当年福尔马尔所使用的手法不也是如出一辙吗？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封锁、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利用所控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的出版权，扣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和书信，长期不向群众公布。特别是革命导师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的书信，他们感到十分恐惧，卑鄙地把它隐藏起来，不敢发表。扣压的目的，就是保护机会主义，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十分清楚，这些书信一旦公布，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就将获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会更容易识破他们的叛徒嘴脸。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扣压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伙党内走资派吗？鲁迅说过：“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引自《鲁迅书简》（下）第７１０—７１１页）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如此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说明他们同伯恩施坦、考茨基一样，正是这种“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是一伙见不得阳光的丑类。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是却抽掉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考茨基就是这方面的能手。列宁指出：“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９页）请看，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提纲》、《条例》等大毒草，不就是完全袭用了考茨基的这种老谱吗？这些大毒草不也是大量地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而同时却把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指示统统抛弃和抹杀了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茨基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里，竟然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论断说成是在一次通信中偶然用过的一个“词儿”，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种手法，也被邓小平学到了。他把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说成“就是文艺评论”，同考茨基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说成就是一个“词儿”，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宁在痛斥考茨基的时候指出：“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列宁的这些话，今天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何等的恰当！
三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派歪曲利用革命导师的一些话，可能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按照革命导师的教导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那些右派大人物越嚣张，他们的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就越起劲。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一九五九年，在刘少奇指挥下，鼓德怀一伙赤膊上阵，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的总路线发起猖狂攻击，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这些右得无可再右的老爷们忽然“爱好”起马列来，他们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序言里找了一段话，当法宝祭起来，妄想把人民公社打掉。但是，他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到了机关枪、迫击炮，把这些右派老爷们打得落花流水。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一向反对学习马列，恶毒污蔑马列主义“离我们太远”，已经“过时”。但是，一九七○年他们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的时候，忽然又向马列求救，编了所谓“称天才”的语录，作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武器。那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啊！真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领导全党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林彪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划清了界限。林彪反党集团落得了比他的前辈更加可耻的下场！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直接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来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他打起“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还炮制了《论总纲》、《提纲》、《条例》等等，大肆歪曲和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曾得意地宣称：“有许多东西，把主席的话引来，一下子就站住脚了。”在炮制《提纲》的时候，他们用歪曲和伪造毛主席语录的手法搞了所谓“科技路线”的十个问题，并且叫嚣：“光凭这十条就可以把他们压倒！”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没有“站住脚”，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也没有被他们这些复辟派所“压倒”。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翻案不得人心。早在去年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最猖獗的时候，很多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就纷纷起来坚决抵制和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读一读《人民日报》发表的《顶风记》以及大量的同类报道吧！一是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二是发扬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了这两条，右派就要倒霉了。不管他们怎样变换花样，怎样阴险狠毒，最后总要被左派和广大群众所打倒。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斗一打响，邓小平不是很快就垮台了吗？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当年西欧资产阶级曾以赞许的口吻称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资产阶级的这种赞扬，恰恰表明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包括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都梦想把马克思主义打得粉碎。但是，历史的结局并不是他们“毁灭”马克思主义，而是一切妄图“毁灭”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必将受到革命人民给予的毁灭性打击。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越来越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取得一个比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胜利。正如毛主席断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 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搞社会主义革命，引用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东西真是够搞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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