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没有的（指没有现成的，需要录入的）张春桥同志的材料都放入这个帖子。
一些专题论述文章（如谈批林批孔，谈儒法斗争）等会单独开一个帖子。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二）》，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张春桥在总参党委扩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73.3.15
同志们，对总参的情况我了解很少，基本问题刚才叶副主席已经讲了。中央指定我和登奎同志协助叶副主席，帮助你们把这次会议开好。本来，话应该在后面讲，因为情况了解的少。让我讲一讲，我就说一点意见。
我同意叶副主席对总参情况的估计。从工作成绩来讲，当然成绩很大，在历史上的成绩已经讲到四十年代了，就是这几年，成绩也是很大的。人，绝大多数是好人，这是应该很清楚地看到的。既然这样子，现在为什么还要开这个会呢，而且“九·一三”后已经开了两次了，这是第三次。刚才，才千同志、仲华同志讲了。上一次还作了这么一个估计，说差不多了，基本上查清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开第三次，而且中央、中央军委这么郑重其事，还指定几个人参加你们的会议，管你们这个事情，可见这个事情还没有完。不是基本上解决了，而是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再花一些工夫。我虽然对总参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总参两次扩大会的简报看了，说看得那么细也不是，但总是看了。看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怎么样？觉得和我了解的情况有点不大相符，不太相称。
总参这样一个重要部门，林彪是直接管的。不但林彪直接管，而且“五个大将”都管，不但“大舰队”的“五个大将”管，而且“小舰队”的林立果也插手了，不只是总参的个别部门他插手，而且许多部门都插手了，这都是有材料的。所以，大大小小的“舰队”对总参都是下了功夫的。刚才讲到“基本力量”，“根据地”，主席是这样讲过的，如果讲“基本力量”，讲“根据地”，第一是北京，而不是上海或杭州。虽然在“九·一三”以前，他们准备对主席下毒手是先在上海、杭州，但他的主力军和统帅部是在北京。他的“五个大将”在北京，而且是在北京同时动手。包围钓鱼台是在北京嘛。所以，不能说他们只抓了空军，只抓了海军。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要行动，要坐飞机，因此空军暴露得最彻底，名单中央是从他们直升飞机上拿到了，是这样子。我们同志们有一个印象，认为就是空军、海军的问题，海军的同志也是这么一个说法，认为主要是空军的同题，我们海军没有什么事情，后来事实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我觉得总参的问题不比海军、空军轻，因为总长、副总长都直接在总参活动，而且几个重大行动都是从总参出来的。例如庐山会议调电台去了，第一个号令，等等，他们的一些机密材料也是从总参拿走的。电报他们也改过。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轻松一点，或者认为他控制的不那么严呀!不应该这样看。有些事情同志们也揭了一些，但是有些事情还没有揭到，有些事揭了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从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从根本上要改变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个基本问题上看，无非是说都是正常工作关系。当然，里面有许多是正常工作关系。李达同志刚才不是说了往来问题嘛，当然有往来，我们在座的同志有的可能和林彪还没有往来，只是到了副总长那里，但有的同志不是这样。往来也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一种是不正常的。最后见林彪的，在座的是登奎同志和我。见面是经常见的，我说的是最后。八月十六日，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总理带着登奎同志和我，还有黄永胜，我们四个人到北戴河向“副主席”汇报嘛，这是最后的“告别”。那时候还不晓得他已下了这个决心。这都是正常往来，他是党的副主席，应该向他报告工作。有一些就不是这样，象刚才说的一些事情，那就不是正常往来。有些事情表面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它是政变阴谋的一部分，我们就要重新认识，重新来看。比如调电台到九江，有些同志干了这个事，也不一定知道是阴谋，那么现在就要重新认识。这要区别对待，有些同志干了这个事情，但他不晓得是什么事情，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还以为是正常的行动，那就不行了。你可以说你当时不知道，你讲清楚。真正是讲清了，象卜占亚那样子，党还是信任你的。所以，我觉得对总参的情况不要估计得过分严重。但现在有些同志总觉得差不多了，或者没有什么了，都是正常关系，或就事论事，就一件事而不是和整个第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看待问题。如果不把问题提高起来看，那么我们的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不亮。
上一次听总参的汇报，一谈无非是这样，作战部、二部、三部都汇报说，事情都查了，查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反正都不是敌我矛盾，完了。我们听了这个，觉得奇怪，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这几年有一点经验，查一个案子可难了，你们就那么容易搞清楚，就那么容易做结论呀?相反的，把一大堆与第十次路线斗争无关的事情汇报了一大套，什么某某人一
年了没有见到家属，爱人在外地现在没法调来，生活上有困难等等。我说，这些问题应该关心，但批林整风首先搞这个是不行的。
我觉得在总参内部政治生活里面，党的生活里面有些歪风邪气，正气不能伸张，对邪气没有抵制，因此不是十分关心第十次路线斗争这样的大事，只关心了一些别的事情。明明有些事情如果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就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把他看成是小事，一般的事。我可以举那么一个例子，就是你们这里关于于会泳同志、浩亮同志到胶东一行的问题。这不是什么林彪的阴谋，面是从这个事看一看我们的政治空气。浩亮同志，大家知道是搞京戏的，演李玉和的，于会泳同志是作曲的，有几个戏的曲子是他作的，还有刘庆棠同志，是演《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的。他们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身体都搞垮了。中央决定，说你们休息一下，跟上医生到青岛去，同时在休息期间，还带些创作任务，看些当地的戏。不是有很多人讲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没有电影看，没有戏看吗?这不是在攻我们吗?这几位同志都已经累成这样子，所以决定他们休息，而且还带着任务。这几位同志到了青岛，×××、×××同志对他们很热情，就安排他们看了一些东西。好，忽然刮了一股风，说他们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当然，可以提意见，如果说那是军事机密，不应该看，因为他们不管这个工作嘛。但是事后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军事机密，就是一个导弹，老掉牙的，根本不是什么机密了。而且反革命分子董其采过去都看了，从来没有人向中央报告过，没有人说泄密，为什么这几个革命的同志要去看一看就不得了呢!首先是青岛，其次是济南军区，包括袁升平同志在内，就刮了这股风，说不得了，这些人怎么搞的!而且还骂了他们，用了非常恶毒的语言，我可以在这里说一说，他们说，一些“戏子”有什么了不起!看这些东西!同志们，你们懂什么叫“戏子”吗?那是过去地主资产阶级骂旧艺人的话，而我们这些同志是革命的共产党员啊!这个谣言一直刮到我们总参，我们总参离青岛很远嘛!刮到我们这里后，我们这里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相反把这些谣言集中起来向中央写信。当然可以写信，这是允许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向中央写信，正确的意见、不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写信。问题是这信里面反映了错误的观点。后来我出于好意，我去查了一查，我就批了一下，说那条不对，那条不对。后来作战部写了个检讨，但根本没有做什么自我批评，不象样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和不革命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不是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旦自己的同志受到进攻，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保护他们，而是站在错误的一边。青岛那里有一些人就是攻×××、×××同志的。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听了一些话就很容易听进去。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这样尖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我们的同志没有受到教育。如果是这样的精神状态，我感觉到，看总参内部的许多问题就没有鲜明的是非观点。我们现在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嘛!不是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对自己、对敌人爱憎分明嘛!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总参的批林整风，有些事情就查不清楚。因为对林彪和他的死党恨不起来。那种话，我就不赞成，你们是当班的，我们是不在位的，你们交代!对这种人我不欣尝，他认为自己是局外人。这场斗争没有什么局外人，这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嘛，是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大事嘛。虽然全国的问题解决了，从这个方面讲可以说差不多了。但就一个部分来讲不一定，在全国其他地方一些局部如果现在还搞不清楚，暂时放一放可以，但总参不行。总参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它搞好。所以应该通过这次会议学习文件，把政治空气换换，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真正在我们政治生活里面起决定作用，歪风邪气应该受到抵制。
对所有犯错误的同志，叶副主席说了，我们一定按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示，不管多大的错误、不管是严重的错误、或者犯罪、或者是严重的犯罪，只要讲清楚了，都可以得到党的谅解和宽大。在小组会里讲可以，在大会上讲也可以。根据在其他单位的做法，也可以找我们谈。如果觉得你的问题涉及到工作秘密，那么除各部门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事情以外，业务上的秘密不要在会上讲了，还是按照我们平时的业务纪律和规定来做。有的由于自己有顾虑，觉得在会上不便讲，要求和几位副总长讲也可以，要当面单独谈也可以。如果你觉得和几位副总长谈还不行，找叶副主席、登奎同志和我也可以，三个人一块谈也可以，个别谈也可以，总是问题要谈出来。一年多来，这种事干得多了，有时个别谈还见效。如卜占亚，最后一直到我们政治局的几位同志找他谈话，才讲清楚。他怕，说这些问题讲了不得了我们说，不要怕，我们保你，但有一条你要谈清楚，我们说
话是算数的。你无非是准备去广州的事嘛!我们根据主席的一贯方针，我们这样做。如果那些同志觉得有些话不便于在会上谈，找我们可以。如果对我们三个人还不相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转交可以，你密封好了让我们转交也可以。
我讲这些话的目的，无非就是说问题是存在的，有些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我们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严重错误的人，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能挽救的就挽救，能拉的就拉。现在林彪已经死掉一年多了，贼船已经沉底了，有几个破片子还浮在水上，有问题不讲出来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你这个事情给党讲了就行了，党就继续信任你。象卜占亚就是这样，原来曾经考虑还让他回湖南继续工作，后来认为他回湖南有困难，主席、中央就考虑是不是调换一下，但党籍还保留，还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开除党籍、撒职查办。海军的×、×也还是原来的工作没有动。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根据党的政策，把自己有些什么问题都讲出来。我相信，经过这一年多来，应该有决心把问题搞清楚，这一次会议就是创造条件。使一些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因为过去没有机会呀!有些问题过去没有说的，现在说还来得及。
我就是补充这么几点意见，讲的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三）》，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在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9.22
当彭绍辉同志汇报到一九六九年精简机构时，总部、大军区、省军区军务、动员部门合并，削弱了民兵工作力量，与当前的民兵工作任务不相适应，建议恢复和加强时，
张春桥同志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在于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全党重视不重视，军区党委重视不重视。搞一个大机构也可以，但党委不重视也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意见，最后还是归结到要增加人，不从路线上总结经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当汇报到有的同志建议恢复《民兵专刊》时，
张春桥同志说：《民兵专刊》停得好，不停不得了，净宣传错误的东西，不从路线上讲。我给李德生讲停了。现在，有人又说停得不对了。
王洪文同志说：有些是完全错误的，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比如说，解放军报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有一期民兵讲座，规定了好多条条框框，有一条规定，民兵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处理敌我矛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说什么如果民兵发现敌人破坏，只能向大队、公社报告，不能把他抓起来。这是不叫抓阶级斗争，这要把民兵引导到什么方向？我找张志说，小偷到你家里偷东西，你抓不抓？不是能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怎么样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民兵有两大任务，平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后来军报批判了这个问题，还有好几篇文章，也是有错误的。
当汇报结束时，王洪文问：国务院、军委发了162号文件，大家学习了吧？接受的程度怎么样？你们对这个形式（指民兵指挥部）看法如何？支持不支持。专职武装干部与部队干部不一样，长期闹矛盾，不是现在暴露的，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年我接触这些人，都有这个矛盾。我工作的那个厂就是这样的，有专职的，有兼职的，专职的与现役的有矛盾，专职与兼职的有矛盾，矛盾大极了。现在这个组织形式与这个东西有关系，矛盾长期没有解决。七〇年以后规定专职干部那里管的问题，矛盾就更加尖锐了。现在什么组织形式好，要认真研究一下。
当汇报到会议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成立民兵指挥部，二是成立人民武装部，三是成立动员部时，
王洪文同志说：一个县几万十几万民兵，靠几个人去做能管得了吗？管不了的。还是要依靠群众，依靠各级党组织，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组织，是管不好的。搞民兵，不懂工厂，不懂农村是搞不好的。我不了解农村情况，劳武结合就说不清楚。我们穿军装的讲武可以，讲劳就不行了。很多问题说不清楚。组织形式争论很久了，几年来一直在争论，上海在争论，北京在争论，大军区、省军区、卫戌区、警备区都在争论。
组织问题，不一定要那么多人，人多了不见得搞得好，不从路线上去研究，不走群众路线，不按毛主席的路线去建设民兵，就是一个武装部放上二百个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北京的情况我不清楚，上海一个区就有十万十几万民兵，有那么多工厂，一个区放上二百个干部一天能了解多少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还讲话嘛！讲话有困难，与会议讲的不一致，与纪要又不一致，怎么办？讲了反而使思想弄得更乱。今天请我们来，就是照个像。
王洪文同志说：和纪要不一样怎么讲啊！
张春桥同志说：要我讲话有点难呀！纪要没有看，我可以完全赞成，也可以完全不赞成，你们说我怎么讲啊！
王洪文同志说：是否座谈一下，光接见、照像那何必呢？要讲，现在看有点困难。
靠我们讲能讲清楚嘛？不去认真调查研究，抓一点好的经验，很难解决问题。形势发展了，六五年到现在，形势发展很大，民兵工作要适应这个形势的发展，认识要跟上去。现在民兵形势发展这么快，做民兵工作是六五年以前的办法就不行了。提出改造民兵，有人听了“改造”两个字可不得了。改造民兵是毛主席说的。这两个字可有人反对。有人质问“是什么人发明的，民兵怎么能改造呢？民兵就不能改造吗！解放军就不能改造？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一提改造民兵思想抵触得很。这次会议上对改造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听到了一些。你们说有没有？北京一度争论很激烈，目前没有完全解决，会议上我听到也有不同看法。
要总结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以来，民兵工作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不要光抓业务，路线问题不解决，是办不好的。现在江西、浙江的民兵还在搞武斗嘛！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总感觉不大对头。路线不解决，民兵工作是抓不好的，就成了墙头上的兵，抽屉里的官，或者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有各种讲法。民兵工作三落实抓了这么多年，究竟落实的怎么样？有些地区民兵组织是好的，有的地区名单都有，营长、教导员也有，都是纸上的。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说需要增加修械员，我看高炮还是工人管好，工人管高炮比部队管得好。他们天天搞机械这些玩艺。战士大多是农民，是经过训练以后才学会搞的。一个是工人，个是农民变成的战士，我相信还是工人管得好。
王洪文同志说：上海的高炮，原来残缺不全，工人就自己动手配零件，不合理的地方还加以改进。
张春桥同志说：光增加编制不行，增加编制是无底的。
王洪文同志说：依靠广大群众还是依靠少数人，实际是个路线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民兵武器仓库，一个省搞一个，不是见鬼吗？应该分散，集中管理不行，打起仗来怎么得了。要总结经验。提这个意见的人完全脱离群众，作官当老爷惯了，不了解下边的情况。
王洪文同志说：如果新疆建一个仓库，从乌鲁木齐到边境要半个月，打起仗来怎么行。建仓库要因地制宜。
当有的同志讲到北京市平时工人民兵巡逻一万多人，小偷小摸大量减少了时，
王洪文同志说：去年五月十七日，解放军报“民兵讲座”有篇文章说：“民兵在执行保护生产任务时，遇到损害生产的行为，可以劝阻制止，对个别情节严重的，可以向生产队或公社报告，但不准自行处理，更不准开枪动武”。这种刊物要停。表面上看很爱护生产，实际上不是。公社、工厂大办民兵，都是与生产相结合的，不仅完成民兵的任务，还要完成生产任务。文章里还说：“平时使用民兵武装要严加控制，注意爱惜民力。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他们是各条生产战线上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在平时分配给民兵担负的勤务应尽可能的减少。不需要经常看守的地方，就不必动用民兵。能由部队、民警担负的勤务，也不要使用民兵。必须使用民兵担负的勤务，也应严加控制。比如，需要派遣民兵担负海防哨、边防哨、防空哨以及保护铁路、桥梁和重要仓库等项勤务，必须由县（市）武装部按照上级指示和实际需要，协同驻军和有关部门计算出所需人力，报请县（市）以上党委和军事部门批准。”规定了一些非常繁琐的条条框框。海防上发生了敌情，民兵不能处理，要经过县里批准才能处理，真使人不能理解，叫民兵不要动，实际上是不要民兵搞阶级斗争。
当有的同志谈到河北省来了三、四十个人到北京军区上访，军区作工作做不通，打电话，要北京市民兵去做工作时，
张春桥同志说：在一月风暴的时候，东海舰队被冲了，都是找工人民兵去处理的。
王洪文同志说：不要把军队同群众对立起来。
张春桥同志说：我说过三支两军人员处理群众纠纷，总有天会引起不满，还是靠群众自己去解决好。军队去，人家打你，就不能还手。他们都是工人，就好办得很，动动手也没有关系。
王洪文同志说：我要讲，就讲总结经验。总参、总政、总后都要总结经验教训。首先是三大总部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说服各军区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思想上解决不了，下边思想更乱，下边的问题怎么能解决。
张春桥同志说：在民兵问题上路线斗争很久了，黄永胜时期也存在。转发上海经验，上面有“改造”二字，硬是勾去了。文件传到我那里，看到军委批示上勾掉了这两个字，我就在上海民兵经验这个文件上改了一句话，改成“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经验。不是没有斗争的。当时不知道是谁勾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德生勾的。
王洪文同志说：一九六七年七月，春桥同志在给主席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取的枪不要急于收回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要求，形成了以上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这个问题，当时上海争论很激烈，争论首先是从上海警备区开始的。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当时发了一些枪，请示主席是否收回？主席讲，收回干什么？那些人拿枪可以，这些人拿枪就不可以吗？都是工人嘛！
王洪文同志说：上海民兵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主席很关心，每年都要问“文攻武卫”还存在不存在。上海民兵是在主席亲自批示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有人攻这一条是没有道理的。
张春桥同志说：主席几次讲，才形成了文字的东西。
王洪文同志说：在黄永胜那时候就有斗争，一九七〇年民兵工作会议开完以后，下面意见很大。警备区派了一个班子要夺权。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在“九·一三”以后。
张春桥同志说：我给主席的报告，主席批示：我同意，请×、周和中央文革同志阅。都圈阅了。文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没有下发。
王洪文同志说：三大总部的思想问题要先解决。说改造民兵，讲话就不硬，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个问题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四）》，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在作战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3.15
当汇报到原防突办副主任、林贼办联络员阎洪滏（现在押）的问题时，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给总参党委报告了吗？报告上怎么说的？
靳玉峰同志说：报告了，报告上讲了要追查。
张春桥同志说：你现在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做得对。交作战部后，你问过吗？你采取过负责态度吗？阎洪滏那么样反动，作战部那么样手软，总参党委不作处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是共产党员，你为什么不向中央控告？你对洪滏的结论是什么？（靳答：没有作结论。）
王洪文同志问：为什么不做？
张春桥同志说：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做？你不会有一个坚决的态度的。你刚才说了一大套，都说你做得不错，没有说你有缺点。报告要查一查。
张春桥同志说：才千同志，间洪滏这个人如此之坏，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张才千同志说：这次作战部开会，我才清楚。）在以前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些诗？（张才千同志说：诗没有看，知道有诗不知道有这么多。）阎洪滏盗窃机密你知道吗？你最初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是耳朵里刮了两句？还是知道得清楚？（张才千同志说：不大清楚。）你不要含含糊糊，要把话说清楚。
当汇报到阎洪滏在学习班期间盗窃了大量机密时，
王洪文同志问：他在学习班怎么能盗窃到这样多核心机密呢？我不相信你们那是学习班。本来办学习班是学习马列、主席著作的，从清查“5·16”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他有那么严重的问题，还让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放在这样重要的部门，让他盗窃机密。
当汇报到阎洪滏学习班搬到防突办公室是同×××学习班搞平衡时，
王洪文同志说：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平衡呢？作战部是搞作战的，怎么能搞平衡？
张春桥同志说：总参这样多的机密被人家搞走了，才千同志，你怎样向中央交代？
王洪文同志说：如果苏修、美帝真的打来，我怀疑作战部会有“维持会”。真的打起仗来，才千同志，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
（国民经济计划）为什么要发给它（指给防突办）？
王洪文同志说：把全军实力、经济计划给他们干什么，防办主要是搞防敌突袭的，弄我们的东西干什么？这个问题一定要查清。这样重要的东西，都往这里来集中，不管谁规定的，都要查清楚。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情报。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这要查清楚，是谁规定的？
张春桥同志说：×××有什么问题？
王洪文同志说：防突办主任、副主任，和阎洪滏坐在一块，还给他机密材料看。对林彪这样一个死党，还在重用。才千同志，他盗窃了大量的机密，写了那么多黑诗，他就是林彪死党。蔡洪江同志，你们要看好，不要让他跑了。（张才千同志说：跑不了。）
张春桥同志说：靠不住。
王洪文同志说：不行，不行，要采取措施，要隔离远一点。你（指蔡洪江同志）回去要搞好，死了你要负责，跑了你也要负责。出了事，我要找你。才千同志，长期不警惕，再不警惕不行了，要当心人家把他整死灭口，这回要谨慎，出了事，我找你才千同志。总后邱如光，是邱会作的儿子，六个人看着他，跑了四次，其中有一次跑到钓鱼台来了。你以为看的人都靠得住吗？
当汇报到作战部党委在讨论阎洪滏盗窃机密问题，有人认为还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已送到香港去时，
王洪文同志问：党委谁这么认为？没有拿走有什么根据？好多问题，蔡洪江同志说是认识问题，我觉得不对。“九·一三”以后，初期这么说，可以谅解，已经发现阎洪滏这样多罪行，还这样说，就不是认识问题了，是立场问题，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你们既不查清，又不处理，还说没有送到香港去，送到苏修去没有？
张春桥同志说：你晓得送到莫斯科了没有？
当汇报到部党委和总参党委讨论阎洪滏问题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时，
王洪文同志问：是谁告诉他的？对这样的人要采取措施，为了支持群众，至少要他离开防突办，要他交代问题。前段解决不彻底，今天要研究处理。
张春桥同志说：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了。
当有的同志说，林彪、叶群要阎洪滏搜集情报要象雷达一样灵敏，包括中央首长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提法时，
王洪文同志说：象雷达一样灵敏，才千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空五军就有这样一帮子人，到处搜集情报。林彪的话很说明问题，包括“中夹首长有什么新的看法”，是对谁的？这不是很清楚嘛！
张春桥同志说：就凭阎洪滏盗窃这么多机密，早该逮捕了。
张春桥同志问：防突办有多少人？（众答：十四人）为阎洪滏辩护的有多少？
当汇报到对下一步运动如何搞法，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时，
张春桥同志说：天下没有一致的事！都一致了，作战部也就完了！你（指蔡洪江同志）这个情绪就不对。
当有的同志汇报到林彪反党集团有三条黑线伸到作战部：一是林、叶贼联络员阎洪滏；二是四大金刚、温、阎；三是小舰队时，
张春桥同志说：你那个排列顺序是不对的，黄、吴、李、邱是第一位的，怎么把阎洪滏排在第一位。这不是排列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总参问题的估计要犯错误，大舰队厉害呀！然后是小舰队，第三才是阎洪滏。这不是小事情，我老是觉得你们不搞黄、吴、李、邱的，为什么阎仲川的问题查不下去，就是不重视。阖洪滏是个小走卒。排列不对是会犯错误的。
当有的同志讲到对蔡洪江同志还有十个问题要谈时，
张春桥同志说：都是蔡洪江的吗？（答：是。）为什么你讲的都是蔡洪江的间题？（答：我们研究过，有侧重）你们串连过！（有的同志回，没有。）我觉得怪！我并不是包庇蔡洪江同志，你们怎么不提黄永胜这些人，为什么十个问题都是蔡洪江的，左勇有没有？是否那些人都是死老虎了？如果你揭黄、吴、李、邱、温、阎的问题我听，如果十个问题有蔡的，有左的，有王的，那还可以。
王洪文同志说：我们并不为蔡洪江同志说话，揭蔡洪江同志的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把主次颠倒了。
张春桥同志说：你把十个间题都写出来，贴大字报也可以。作战部的问题，是不是主要是蔡洪江的问题，你今天没有提王扶之、左勇。你那个黑线的拼列也不对，你的头脑中关于敌人的次序是否清楚，你写大字报，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决定，我们不干涉。
王洪文同志说：大字报、小字报都可以。
当有的同志建议中央军委派工作组、观察组到作战部来指导工作时，
王洪文同志说：历来派观察组没有好结果。
王洪文同志说：今天先开到这里，还要开一次，回去后要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揭。形势是好的，主要是领导问题，比以前有进步，但还不大。
王洪文同志说：要把主次搞清楚。北兵南调的问题，提到了好几个人，确实要查清楚。我查过空军、海军的材料，你们也回去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还不清楚。与蔡洪江同志有牵连，你就带头搞清楚，与张才千同志有牵连你就带头搞清楚。你们都应把问题搞清楚。我查了空军的电话记录，跟作战部是有连系的，先不要作结论，查清后再说。你们也可以翻一翻作战部的电话记录。查清楚问题，要做细致的工作。海、空军会议上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但至今未完全搞清楚。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五）》，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在听取三部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3.6
当汇报即将结束时，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感到最难办的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怎么办？谁讲？
当汇报到部常委的盖子没揭开时，
王洪文同志说：几个常委？
当汇报完以后，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指青年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当有的同志讲到揭开三部的盖子还有困难时，
王洪文同志说：不要看得那么难，我觉得三部的形势是好的，三部的广大群众、广大基层干部是好的，盖子是能揭开的。揭不开咱们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当有的同志对军委和总参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时，
张春桥同志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你对军委和总参有意见都可以批评，你的风格比他（指某领导同志）高一点。（说完张春桥就走了）
当有的同志讲到中层干部还有顾虑时，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想办法促他们嘛。
当有的同志讲到有的领导干部又要革命又怕革命时，
王洪文同志说：这话说得不错嘛！
当有的同志讲到四位副总长给胡备文同志回信时，
王洪文同志说：（对张才千同志）你给签了？签那个干什么吗？在那种情况下，你回这个信有什么必要？何必呢？对群众的影响多大呵！所以人家说上边有个盖盖，我看没说错。
当有的同志说群众揭发某领导对另一领导同志说“我们是患难之交，相依为命，形影不离”时，
王洪文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总参的问题要解决下，作战部、三部、机要局的问题，刚才×××同志不是讲盘根错节嘛，这话讲得对，你们研究一下，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参领导的问题，包括你（指张才千同志）。刚才说什么“相依为命”，你说群众说的没道理嘛！
你们上边这个盖盖自己削掉，问题不就解决了。
当×××说到林彪一伙非常注意抓三部这个阶级斗争工具时，
王洪文同志说：无产阶级为了革命要抓这个工具，资产阶级为了搞反革命，搞复辟，也要抓这个工具。
这样的情报部门，要注意一下，在阶级斗争中两个阶级都在争夺。
王洪文同志说：从最近的揭发可以看出，捂盖子的这种人不多，是少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搞好的，应当有信心。总参比过去好了些嘛，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这话可能有点过火了，但一定要揭开。提出一个问题和你们商量，前一阶段你们写了报告，要不要写大字报，考虑到这个部门重要，上一次批了。现在考虑为了真正把三部的盖子揭开，更好地发动群众，如果考虑搞大字报行不行？你们适当规定一下，把大字报贴到机要区，涉及机密的，可写小字报，大字报小字报同时进行。涉及到黄、吴、叶、李、邱的可以用大字报揭，涉及到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可以用大字报，涉及到技术业务机密用小字报。这样有利于运动。这个问题我们议了一下，这次与你们商量。规定不要太烦琐。大字报有个声势问题。大字报可以互相启发，扩大思路。有些干部还处在十字路口的问题，也可以促。
当×××提出常委加几个人领导运动时，
王洪文同志说：年纪轻的、有冲劲的搞几个，我赞成。
当有的同志讲到群众希望贴大字报，因为总参党委有规定，所以没有写时，
王洪文同志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情况，根据有些单位的经验，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但有两条：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工作不能停，有人对小字报不怕，大字报一攻就怕了。过去有个经验，有好多保密单位在运动中不敢贴大字报，不敢揭发，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问题就爆发了，里边问题最多。我过去在上海所有的保密单位，到运动后期都是老大难。而民用工厂，每次运动发动群众都比较好。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单位都冲开了，整了一下。现在怎么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多。所以和三部商量一下，为了把三部问题彻底揭开，在一定范围内贴大字报。
当有的同志讲到三部领导都是三十多年的老关系时，
王洪文同志说：除了老关系，还有裙带关系。
当×××同志提到北兵南调问题时，
王洪文讲：才千同志，这个事值得总参重视。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当时空军、海军给中央和主席写了报告，没讲调多少兵力，但空海军大量兵力南调。调动一个团要经主席批准，他怎么调呢？一个营一个营地调，一个连个连地调，调十二个连还不是一个团。这些都是通过作战部的。海军舰只调了多少？七、八、九，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有的还在路上，有的先遣已去了，有的还在看地形，“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才停下来。这是个大阴谋。所以，才千同志、作战部要搞好。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六）》，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张春桥在作战部关于处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参观问题的检查报告上的批注
张春桥
1973.1.30
张春桥同志要求作战部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写了处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参观青岛军事设施问题的第一次检查报告，张才千副总长一月二十八日批“呈叶副主席、张春桥同志审示”，叶副主席一月三十日圈阅。张春桥于一月三十日在报告上批：“叶副主席、张副总长：我觉得这个检讨报告很肤浅。注了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
张春桥同志在作战部检查报告上的批注如下：
（1）报告谈到作战部作了认真的检查时，张春桥同志批：“不能算认真”。
（2）报告谈到，从保密角度考虑多，没想到会引起不好后果时，张春桥同志批：“不一定。你们为什么不可以问一问国务院文化组就匆匆忙忙向首长建议要批评？为什么过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去参观，你们不报告呢？保密我要主张严格，但是作战部不了解北海舰队的路线斗争吗？不了解浩亮等同志是些什么人吗？”
（3）报告谈到一个同志给中央的信时，张春桥同志批：“写信给中央同志并不是错误。但是现在你们为什么仍然不作阶级分析呢？你们觉得那些提法是错误的？错在那里呢？正确的观点应当是什么呢？如果不作具体研究，马马虎虎，是得不到教训的，请问作战部同志，是不是有必要写具体点呢？”
张春桥同志在报告附件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关于对济南军区请示安排浩亮等人参观问题的处理经过）的批注：
附件一谈到：当即将济南军区的请示整理成电话记录上报请批时，张春桥同志批：“这样说，你们就把责任统统推得一干二净了，事实上，是你们认为根据浩亮等同志的工作性质，我们倾向不宜再组织他们参观，是你们认为北海舰队不请示应批评。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为什么向上推呢？为什么不作自我批评？你们不是很关心文艺工作吗？浩亮的工作是什么性质？难道它这种性质的人就不能看望一下海军吗？不能看导弹吗？”
张春桥同志在附件二（一个同志给中央的信）中的批注：
（1）信中谈到“这次我们听到群众对他们山东之行有不少议论”时，张春桥同志批“什么群众”？
（2）信中谈到，“群众反映他们在军内没有职务，不知道他们到内长山列岛等我前沿设防地区去干什么？为什么对导弹等军事设施那么感兴趣”时，张春桥同志批：“你怀疑他们是干特务吗？”
（3）信中谈到，“要塞区的负责同志原拟陪同他们见一下演员，但他们置之不理”时，张春桥同志批：“北京都是不上台的。也是架子大？”
（4）信中谈到，“对此群众反应强烈”时，张春桥同志批：“又是群众”。
（5）信中谈到，“浩亮等这次到山东给群众留下的影响是不够好的。这类反映，在北京也有传闻”时，张春桥同志批：“是有人故意煽动。在山东，不正之风不少，谣言不少，你也听到了吧？！”
张春桥同志在此报告的另一附件（济南军区作战部关于浩亮等人在山东参观军事设施的经过）上批：“济南军区答复不完全。中央知道这件事。三位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带病工作累坏了，是中央决定让他们去休息的，同时带着创作任务”。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九）》，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三总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的插话（摘录）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2.8
当总参仲华同志汇报时，
张春桥同志（下称张）：汇报不要照本子念。抓点，要首长自己抓。五十七张大字报，三万多分之五十七。主席讲批孔不是从七三年五月开始，以前不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即讲了。
当才千同志讲到阎仲川、温玉成问题未搞清时，
张：你们很多问题都没有搞清。说不深不透，一点具体的不讲，张挺的问题我今天才听到。
当别的领导同志批评总参领导太软弱时，
张：你们的大事，光我知道的没有哪一件有结果的。如总参作战部有人跑到山东，跟袁升平一起骂浩亮，报告我逐段批，你们写了几页顶了回来，我不想管。艾玲的丈夫在你们二部，未解决嘛！上海给你们提供材料，你们一点不提供。知道的人不多，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揭呢？
王洪文同志（下称王）：她是有言论有行动。邱、李、叶在那里指挥干的。
张：你们就说没事，到你们那里就说没事。
王：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揭。
张：张挺翻案也未解决，不是下面的，你们几个怎么样？
王：总参领导右，右得很。群众批评你们从“九·一三”以后一直被动，有道理。许多问题有题目，无下落。如温玉成、黄永胜，他们经营那么多年，不搞几个人依靠谁呀？
当别的领导同志问雷英夫怎样时，
王、张：关起来是一回事，要查清，不然关两年又放出来了。
王：总参领导对批林整风领导不得力，很不得力。
张：儿童团我还是第一次从贵部听到，我是反驳了的。五十年后主席、副主席都要从幼儿园找。你们这些问题未解决嘛！要研究、讨论、解决、落实。
王：批评是一回事，落实解决又是一回事。
张：不抓大事不能光要你们负责，军委有责任，有些事可以这样说。你们的精神状态还有些问题，让群众推着走。
当别的领导同志对总参运动作指示时，
张：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坏人利用要跳出来是好。要保证作战指挥。空军有些提法值得考虑。不算历史旧账，什么旧账？不要打横炮，遗留问题向上写小字报。总参情况你（指才千同志）是否有数？我看你也不一定比我知道的多。
录入自《“四人帮”罪行材料（十）》，总参谋部政治部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听取通信兵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3.18
王洪文同志说：开吧，（对黄文明同志）你讲吗？不要照本读，简要讲，时间不长，人比较多，存在什么问题讲一讲，然后听听大家意见。
当黄文明同志讲到二月十一日前，我们对大字报既不提倡，也不制止时，
王洪文同志说：实际上是不让贴，就是这样嘛！
当汇报到本周通信兵机关准备开一次批判大会时，
王洪文同志说：通信兵主要是指北京的吧？有多少人？
王洪文同志说：（对黄文明同志）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当汇报到“六·二一”有个会后会的问题时，
周世忠同志：我没有参加。
黄文明同志：你参加了，这是有据可查的。（有人插话：是李如洪交代的）
当汇报到周世忠同志两次托人向林立果代问好时，
王洪文同志说：谁代问好？
黄文明同志：周世忠。
当汇报到李作鹏向周世忠同志透露温玉成“不围绕红太阳转”时，
王洪文同志说：林彪“五·一九”讲话就讲了“围绕红太阳转”，李作鹏又到青岛、徐州讲了一通。
黄文明同志继续汇报，
王洪文同志说：（对黄文明同志）今晚政治局要开会，这个会要提前结束，最好简短扼要一些，让基层同志们谈一谈。
群众代表开始汇报。当汇报到周世忠同志参与告上海阴状时，
王洪文同志说：那是和路线斗争联在一块的。实际上，上海电子工业民用的多，大部分都是手工业发展起来的。他们一伙想将这批工业捞在自己手里，这在当时是违背主席指示的。厂不给，就给压任务，当时上海压得透不过气来。来一个说是中央，再来一个又说是中央，四机部、七机部都说是中央的，真正中央讨论过的专案落实不下来，压得没办法。因为全国的专案在上海配套的很多，许多重点东西上不去，他来个全国统一分配，耽误了全国的配套。他统统抓过来，然后给你统配。七〇年的计划会，当时我也火了，你们都代表中央，真正中央的任务落实不下去。
当汇报到李作鹏利用“六九一〇”会议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电子工业战线占主导地位时，
王洪文同志说：如果电子工业让他们再抓一年、两年，到现在的话，我看也差不多完了，都卡死了。我们搞军工，生产大批管子放在仓库里，别人不能用，生产单位赔本。
当汇报到整上海是周世忠同志亲自布置时，
王洪文同志说：整上海，他们的办法是挖墙脚，抓主任，不仅是整上海的问题。
当汇报到周世忠同志态度恶劣，把批林整风说成是“批周整风”，拒不参加常委会议，并破口大骂的时候，
王洪文同志说：他这个话，你们常委怎么办？
当谈到不怕周世忠同志打击报复时，
王洪文同志说：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这些都不怕，还怕什么？
当汇报到前两次兵党委扩大会，总政派工作组时，
王洪文同志说：这次你们派工作组没有？（对张才千同志）总参有没有派？
张才千同志：运动归总政管，总参没有派。
王洪文同志说：总政也没有派？
黄文明同志回答总政没有派。
当汇报到总政两次派的工作组没有起好作用时，
王洪文同志说：总政工作组的头是谁？
汇报结束后，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众答：没有不同意见。
这时，张春桥根据汇报中提到的通信兵运动有盖子，与张才千同志有关，
张春桥同志说：才千，人家说你是一条原因，对你有一条意见，你不说说，表个态？你当着大家的面讲清楚嘛！
张才千同志：他（指周世忠同志）讲了他的错误，同黄文明同志的关系。我说你们的运动是归总政管的，可以向总政反映，同志之间的关系，在党委会上讲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看你这话，起啥作用？人家说是路线斗争，你讲的是什么！
王洪文同志说：是路线斗争。
张春桥同志说：你就这几句话，人家就拿你张才千副总长的旗号说话了。
周世忠同志：我要他报告叶副主席。
张春桥同志说：你要他报告是什么意思嘛？
周世忠同志：要上面派人来。
张春桥同志说：周世忠，人家冤枉了你？要上面派“青天大人”来断你的案，为什么要派人？！
周世忠同志：我有错误，我要交代。
张春桥同志说：你交代个屁！首先是你的责任。你交代了什么？我们相信通信兵的广大群众会搞清你的问题。
王洪文同志说：通信兵那么多群众，我就不相信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你说大部分交代了，我给你提个问题，为什么新的保密机不给主席？
周世忠同志：黄永胜勾掉的，只给军内安。
张春桥同志说：为什么这样的命令你执行？！你为什么不报告主席，你头脑里那有主席啊！
周世忠同志：我没有识别出来。
张春桥同志说：怎么没有识别？这是起码的常识，全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是军委的主席，你怎么识别不出来？
王洪文同志说：这不是识别问题。
周世忠同志：黄永胜的批件常委都看了。
王洪文同志说：你不要推给常委，你是通信兵主任嘛！
张春桥同志说：这个命令你怎么敢执行？你怎么能够不给主席安保密机。我对这个事，和他们（指汇报的同志）的意见还有一点不一样，这不仅是给不给主席安保密机的问题，而且
是他们将这个保密机作为他们反党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别人都没有，只有他们有，他们之间就可以用这种电话联系。
王洪文同志说：你们也没有吧？
张春桥同志说：主席都没有，我算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我这个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九·一三”以后，我在军委会上讲过，但没有下文。今天我又提出来了。如果讲阴谋，利用通信工具这是最明显的。你周世忠讲讲看。
周世忠同志：我没有顶。
张春桥同志说：你不是没有顶，是坚决执行，你没有向任何人报告，这个事要查。叶群要两部，你很快就给了。
王洪文同志说：那当然罗，那还能不给？这能说是团结问题吗？
张春桥同志说：才千同志，你刚才的表态我是不满意的。你应该支持通信兵的广大群众。
张才千同志：那当然罗。
张春桥同志说：什么当然罗，你说的就不对嘛。
王洪文同志说：你那个表态是不对的。
张才千同志：他（周世忠）说的是和黄文明同志的关系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你看看是什么关系问题嘛！
张才千同志：通信兵群众对他的揭发、斗争是应该的。
张春桥同志说：你那次表态不对，今天这样表态就更不对。
张才千同志：对通信兵的运动我们不管。
王洪文同志说：你是共产党员！通信兵出问题，你作为副总长有没有责任？
张才千同志：那当然罗。
王洪文同志说：通信兵被坏人控制了，权被篡夺了，你副总长要负责。你可以问问嘛。不了解情况，你可以不说嘛。
张才千同志：我没有答复。
王洪文说；我认为你每次开会，对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态度总是不明朗。所以，我批评你右。你应该坚决站在总参广大群众一边，把总参的盖子彻底揭开。要支持群众。
张春桥同志说：你至少应该这样说一句，我过去当了保护伞，现在不当了。（张才千同志又说了几句）你不要解释了，越解释越复杂。
张才千同志；不当保护伞了，检查错误。
张才千同志：我就和周世忠同志谈了一次。
张春桥同志说：你要是谈两次，今天就不是这么说了。
王洪文同志说：你不要解释了。作为总参来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支持通信兵的广大群众，把问题揭开。今天为什么要请你们来开通信兵的会，本来是要听别的单位汇报，后来同叶副主席商量了一下，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通信兵的群众给中央写信的很多，揭发了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充分发动通信兵的广大群众继续揭发批判，应该查清。有些重大问题，如刚才春桥同志提的保密机问题，同志们不要小看一部保密机，这里有林彪集团的阴谋。如果是阴谋，周世忠同志是参与的，这个责任你推卸不掉。这样一个反革命命令，你坚决执行，坚决照办，证明周世忠你究竞是站在哪一边，或者说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这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看作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是不对的。为什么黄、吴、李、邱、叶群、胡敏要就给，主席的却不能装。如果说是军用的，军委的主席就是毛主席，刚才春桥同志巳经说了。转播电视，是属于亮相，实际上是造反革命舆论，是为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为他们上台制造舆论、创造条件的。周世忠同志你是上场亲自指挥，亲自布置招待的，都是你干的。我大概没记错吧！难道能说这是一般问题，认识问题吗？分析一下当时的时间，（周世忠同志：当时我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行动，你向主席、中央报告了吗？这样的行动还不是黄、吴、李、邱一伙叫你干你就干。这也是团结问题？是内部同志之间的问题？这是林彪集团的一次阴谋，是为他们上台准备的。这些问题，你必须向党，向党中央，向广大群众交代清楚。
你跑了那么多地方，讲了那么多话，为林彪一伙造了那么多舆论，这也是团结问题吗？
最近一个阶段，通信兵的群众来信相当多。当然，群众的来信有个别的地方可能不太准，但他们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对的。他们忧虑通信兵的问题解决不了，要求中央帮助解决，今天的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开的。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要联系通信兵部的实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应该解决。像刚才同志们讲的，通信兵是个要害单位，这里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通信没法保障，特别是打起仗来，就保障不了，所以应该彻底查清。
这里首先是领导问题，群众对通信兵党委领导运动有意见，除了周世忠同志外，其他的同志也不那么得力。群众来信里讲到，刚才直接听到的意见，也有这个问题。其他犯错误的同志讲清楚了，也要站到群众一道去。这里包括周世忠同志，希望你把问题交代清楚，求得群众的谅解。要不然，像刚才有的同志讲，就信不过你。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群众怎么信得过你。到现在还顶，有本事你就顶！相信广大群众是要跟毛主席千革命的，是会把问题搞清楚的。希望领导干部同群众站在一起，把通信兵的问题搞清楚，特别是党委常委的同志。因为林彪反党集团对这个部门很重视，通信兵的问题与作战部、三部也差不了多少。正象刚才有的同志讲的，他要搞政变不抓通信才见鬼呢！大量事实已经摆出来了。领导要同广大群众一道，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联系通信兵的实际，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搞清楚，使通信部门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手里，一旦有情况保证通信联络不中断，不然将来危险。
党委要向群众讲清楚，不准打击报复，可以放手揭发问题。谁打击报复，就应当以党纪严肃处理，甚至开除党籍、军籍。要保证，不保证不行，党委要向群众表明这个态度。党章有规定，群众有意见，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一般群众揭发的问题即使有些不准确，或者有错误，也应该让人家讲，也不准打击报复。反革命例外。
当谈到周世忠同志是党委书记时，
王洪文同志说：群众写大字报不敢一个人署名，多是集体署名，反映群众有顾虑，怕打击报复。要相信群众大多数，部分群众有顾虑，党委的同志要做工作。对第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的人，跟周世忠犯错误的干部，要讲清政策，站出来揭发批判，有错误改了就好。
上次你们党委报告要开会，推迟时间就是考虑到群众刚刚发动，那样容易走过场。希望通信兵这次运动不要再走过场，彻底把问题搞清楚。
当有人提到周世忠同志有攻击毛主席的言论时，
王洪文同志说：要狠批狠斗。
王洪文同志说：行动也是大量的。
张春桥同志说：组织很严密。还有机动通信分队。
王洪文同志说：主席的都不给。
周世忠同志：我有几句话向首长说一说。我六九年七月四日晚到通信兵后，一头栽进了电子工业，任务压得很重，我跟人不跟党，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刚才黄文明同志的汇报，有些出入，我不在这里讲，另外写报告向中央交代清楚。
王洪文同志说：表这么个态，太不像样了。你这样的态度危险，周世忠同志！真的要改正错误，就得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不是表态交代清楚，而首先说有出入，这态度是错误的。你这种态度能取得群众谅解？应该说，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王洪文同志说：不要怕他。
今天听了一下，你们回去搞，有问题以后再研究。党委同志要注意，不要给群众定条条框框。过去对大字报不提倡，实际上是不让贴。你不提倡，也不制止，这就是框框。
首先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了，群众没啥意见，到那时再开会也可以。有的同志怕大字报，那就不对，主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们有的同志见了大字报就象洪水猛兽一样。怕什么，我说的是好人就不用怕，坏人当然怕。要同大家讲清楚，不要怕贴大字报。打击报复是不容许的。要坚持真理，不要怕打击报复。你们回去商量一下，把运动深入下去。
王洪文同志说：回去搞吧。
周世忠同志：我拥护中央首长指示，要向毛主席、党中央交代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还有一个向群众。你要向主席，向党中央交代，首先要向群众交代，否则你又说都向中央交代了。你那些问题没什么秘密。可以说，你是一头钻到林彪反党集团里去了。跟人不跟党，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你跟谁呀？马克思、毛主席你不跟，你跟什么？跟党，林彪的党你就跟，毛主席的指示你就不跟。我们这些人，糊弄一下也是不容易的。群众两眼瞪着，糊弄也是不容易的。
王洪文同志说：我们看你的实际行动。
温州地区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
王洪文张春桥在谢克成反映警备区批林批孔冷冷清清的来信上的批示
王洪文 张春桥
1974.4.7
春桥同志批示：
建议市委将这封信（指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秘书谢克成同志1974年4月2日写的反映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冷冷清清的信）印发市委常委、警备区党委常委，由市委召集两个常委开次会议一议，帮助警备区领导取得主动权为好。妥否，请酌。
洪文同志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意见，请转天水同志阅办。
录入自孔夫子旧书网照片
张春桥在总政宣传部、解放军报社部分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75.2.8
（当有的同志谈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宣传上的把握大一些，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没有把握时）这就证明你们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并没有理解，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不理解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还不理解。
（当有的同志谈到五八年军报曾经讨论过供给制好还是薪金制好时）那个讨论也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手法，把当时提出的问题本身撇开，扯到别的方面去。难道当时就是为了解决实行供给制的问题吗？那可能吗？不可能再回到供给制。
（当有的同志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高级干部比较困难些，二十三级的干部比较容易接受时）这个分析不对。你说好解决吗？他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每年都要增加工资，一年增加一点。他才不是考虑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看出，你们对主席的指示还没有认真的想，主席提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当有的同志谈到军报的宣传时）军报我是每天看的，但实在没有看头，军报现在没有生气。不能光等。编辑应向中央、中央军委提供情况，这次是主席先提出的。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么办？不要光是这篇文章怎么说，那篇文章怎么说。问题是那段话怎么理解。不要先去搞什么制度和思想的关系，主席并没有提这个问题嘛！主席指示重点是解决什么？要很好研究，要看马列的书，要比较，马克思那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了不起的，那时还没有实践，马克思写书的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政权，他是研究资本主义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到现在你也推翻不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搜集材料写了，是在困难情况下写的，那时还没有当权，还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中看原理、立场和方法。十月革命后，列宁就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他有七年的经验，但他的七年情况同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列宁在世时合作化还没有实现。他分析了当时阶级关系，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分析。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些基本原则，但新宪法以后形而上学占上风，到了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他感受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搞理论工作的还是看看这本书。对那本书也是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不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提这个问题，现在又提，是和什么问题联系在一起提的，要弄清楚。不要一下子钻到具体问题中去，大的方向不想它。听了大家的发言，好象正式开点，现在想来，那股劲还是很好的。
（当有的同志谈到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时候）“史无前例”不要用，主席不同意这个说法，最伟大的革命是人类发明了火，没有火，吃生的，就没有人类。主席说，究竟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小革命，过几十年再看，因为还要搞几次。
今天主要听你们的意见。同志们要抓学习，要围绕主席指示，读马列的著作，有些问题要搞清楚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如何写文章，如何发指示。我不倾向搞什么全年规划，就这个问题的全军提出有用的意见也好。这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比较长的事，不要只是轰轰烈烈。讨论中好多问题，要在学习中解决。
联系实际讲两点：一是作点调查，不是零零碎碎的。我想作两个调查，还未完成。一个是农村阶级盖子的调查，如一个大队，生产队，那些地富反坏怎么样？土改时如何？经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现在政治思想、经济上如何？贫下中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搞不清。再一个是工人阶级的状况，七二年调查过，也未完成，现在工人也发生了变化。如上海是工人最集中，历史最久的地方，有几代工人，老工人有变化，新工人同过去的新工人也不一样，学生成分很大，带来的问题很多，优点很多，弱点也很多，都比较明显。连队也没调查过。现在大家谈的都是映象多。做理论工作，决定政策，靠零碎的个别例子是不行的，要象主席说的那样，作周密的调查。军报宣传部可派人出去做些调查，没有这样的调查，联系实际是联系不好的。二是把高饶、彭、刘、林四次大路线斗争的产生的根源、规律、当时的表现弄清楚，这是大的实际。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它的发现，很值得研究，这就能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批林并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林彪一类还可能产生。要研究下一个林彪是怎样产生的？不是忙于一些零碎的事。比较突出集中的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关于商品生产，货币，分配，要看些书，看些政治经济学，学些基本知识，否则什么叫商品都不懂。商品生产很早就有的，中国商朝就有商品生产，所以叫商朝，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最高程度。社会主义还是要用商品，有同旧社会差不多的，也有不同的。社会很多现象是和这个有联系的，要仔细研究一下。弄通了，文章才能写得好一点。报纸上不要忙于联系下边的问题。要使全国知道，但真正解决的还是领导机关。主席讲的是林彪一类，不是生产队的某个投机倒把分子，那个好整，林彪一类不大容易整。林彪垮台不是那么容易的。几个反党集团的言论、理论、行动都要研究，如果能硏究苏修，那当然很好，现在材料不够，将来要弄点资料。林彪出身地主、资本家，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可是工人出身呀！可以说是红旗下长大的，从普通工人到大学生、工程师，进入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是苏维埃政权培养起来的。中国将来老一代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要变修，我看是新资产阶级。如果路线政策不注意，就要变修。主席说“不难”，“不难”两个字很重要。为什么说不难？搞修正主义，它可以什么名称都不改，还叫共产党，还叫苏维埃，不一定非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华民国。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先不要钻到枝节问题上去，要在大的方向，总的方面下点功夫。
总理、邓小平、张春桥副总理在国务院领导人见面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周恩来 邓小平
1975.2.1
（记录整理）
时间：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下午四时至五时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出席会议的有周总理、叶副主席、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还有郭沫若同志，以及要求回部队工作的杨杰、张文碧、殷承祯、黄忠学等四位同志。各部委的副部长、核心小组成员等老、中、青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共一百二十多人。
总理就位以後说，前面还有几个空位子，请後面的同志到前面来坐。接着，请几位女部长、女副部长钱正英、刘相屏、王海容到前面坐。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不是国务院全体正式会议。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还要报中央，经政治局讨论後再定，今天只是见一见面。四届人大召开以後，组成了新国务院领导机构，这仅仅是开始。今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副总理来做，我身体不大好，还要继续养病，养病也有好处，可以减少一些事务主义，多想些重大问题，今後我身体如果好，多在政治局做些工作。出席今天会议的，不仅是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还有副部长、核心小组成员、列席核心小组的同志，老、中、青干部，一起见面。
四届人大以後，新的国务院组成，实际是二十八个部委，国防部在国务院是虚设，实际是中央主席直接领导的，叶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毛主席指定的。国防部在国务院只提个名，实际是二十八个部委，还有几个直属单位没有最後定。如出版局，不算归文化部，不知道文化部要不要，文物事业管理局仍归国务院。合作总社是半官半民的，准备单独成立一个单位，归国务院领导，但与其他各部委不一样，确定由陈国栋同志负责。还有科学院也是半官半民的，在国际交往上，有时要用民间学术机关形式去交通，工作还是要归属国务院领导，郭沫若同志继续任院长，经过人大常委会通过後，可以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报纸上宣布。国务院还有一些直属机构，如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等，是事务性和做具体工作的机构。因此，今天到会的人多一点，共一百二十四人，还有四位要求回部队工作的同志，现在没有走，也请他们来参加了这个会。总理问：都来了没有？他们在各部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成绩。现在确定回部队工作，借这个机会表示欢送。忘了请他们坐到前面来。
总理说：在洪文同志和我向主席汇报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召开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情况时，主席做了很重要的指示，已经向大家传达了。今天，我还要把主席的指示向大家说一说。王洪文和我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主席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安排问题，一是理论问题。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主席责成王洪文同志和我，就国务院领导人员和人大常委委员，研究拟定一个名单，我们研究了几次，把名单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了後说，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谈到春桥同志时，主席说，春桥同志有才干，谈到第三位副总理，主席提到先念同志。第四位副总理陈锡联同志，是最后一次汇报时主席提出的。因此，前几位副总理是这么安排的，邓、张、李、陈。小平同志是第一副总理，春桥同志是第二副总理，春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是主席直接提出的，在谈到总理时，主席说了一句：他(指总理)抓工作细。总理说：主席说我抓工作细，我是抓小不抓大。前一段在医院养病，对我也有好处，摆脱了一些事务工作，想了一些问题。在人事安排方面，还有李德生同志，他提出请求免除他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主席指示同意，并提议增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本来不打算开十届二中全会，後因人事问题才决定召开。人大常委名单，主席是同意的。在研究人大委员长时，提到朱德同志年龄大了，需要很好修养，但考虑委员长还得朱德同志来担任，主席说只好勉为其难了。人大常委的安排，历来有两种设想，一种设想是部分老同志安排到人大常委，一部分安排到国务院；另一种设想是在人大常委中老同志安排多一点，国务院副总理一般要身体较好，能坚持工作，主席同意了后一种设想。国务院是老中青三结合，六十岁以上的算老的，有小平、先念、我、王震同志；六十岁以下的算中，有陈锡联、陈永贵同志、余秋里同志都还属中年，春桥、登奎、国锋同志都是中年；青年孙健、吴桂贤同志。看起来中年多一点。四届人大时是中年，到五届人大时老的就多一些了。人事安排就说这一点。我们都要努力工作，争取多做贡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一个新的跃进。
关于理论问题，主席谈得很多，经过主席认真想过，主席认真考虑了世界大事、党和国家大事后，很认真谈了这个问题，这就说明很重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主席八十一岁生日，在二十七日的凌晨，主席把我找去，主席在满八十一岁时想到了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春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关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主席讲理论问题是联系实际的，不仅联系上层建筑，也要联系经济基础问题。这次，主席特别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地联系实际来学习领会，现在，春桥、文元同志已把马列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选了出来了，送主席圈阅。主席指示，已向大家传达了，是乔冠华同志传达的吧！我还要把主席的指示向大家说一说。关于理论问题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关于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同志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话找出来，印大字送给我看。大家先读一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同志写文章，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让全国知道。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廿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主席说，林彪一类要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然后，主席又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总理把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向大家念了一遍。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八一页第二段)总理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者，特别是第三世界，主席讲这个问题，是联系实际讲的。主席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学习主席的这段重要指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很好地读，还要解决实际问题。如劳动工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对小生产者的思想作风要教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才能改造过来。要做思想工作。劳动工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过去供给制好的传统要发扬，要引导发扬共产主义思想作风，现在工资等级制不好的要改进。我们搞老中青结合，有一大批青年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了，有的一下子提得很高，是不是要按高级职位长工资？当然要考虑工作、生活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还是商品制度。但是，我们不要去发展等级制度，把差别搞得太大。要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作风发扬起来，这是实际问题。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很好地学习。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话。但我们没有来得及带到四届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因为需要学习，来不及了。准备先发个通知，要跟当前的实际联系起来，要好好地学习，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十年来，我们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是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最后，总理说，这样的会，今后我不可能都参加，以后由小平、春桥、先念同志他们多抓一些。下面请小平、春桥等其他副总理讲一讲。
邓小平副总理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讲的了，总理都讲了。四届人大，确定了国务院新的组成，我们的头头还是总理。我们十二个副总理，分头帮助总理工作，使总理多摆脱一些具体事务，考虑一些大问题。至于我这个人，我向主席说过，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处理问题疏漏的地方很多，不细致，将来可能还要碰到这个问题。国务院准备设常务副总理，请他们多做工作。春桥和我管其它方面的事较多，国务院分下工。
刚才，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讲了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对待资产阶级法权。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大讲这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阶级讲到了，法权没有讲到。斯大林在世时，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不联系无产阶级专政下一系列实际问题，理论问题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牵涉到一系列实际问题，要做很多研究。有一系列政策问题，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对现在，主席讲“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这是对目前工作讲的。现在国际形势很好。这一时期，主席强调战争的危险。因此， 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法同过去有点改变。一九七〇年五月，主席讲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美苏两霸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都在积极准备战争。两霸争夺重点在欧洲，包括地中海、中东、波斯湾。战争的危险，主席讲，不是要讨论的问题，而是要准备打的问题。主席在会见欧洲人、日本人，甚至美国人时也是这样谈的。但是，主席讲的革命外交路线，从一九六九年到现在，给我们争取了时间，争取了五年时间。特别是林彪问题的解决，苏联要搞我们就不那么容易了。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我个人认为，有可能争取五年内不打。一是美国不敢打，它比苏联虚弱得多，因为它霸占的地方多，战略上没有一个强点，到处是弱点。二是苏联虽处于进攻地位，有重点，但在某种因素上，它也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要有准备。如果能争取五年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加强经济力量，加强军事力量，这个时间要很好利用，哪怕一、二年也要很好利用，要争取一个新的跃进。如果到一九八〇年，钢产量达到四千万吨，粮食产量达到七千五百亿斤，那比现在大不相同。所以，要把经济建设很好的抓一下。潜力是有的，经过二十多年，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生产能力，问题是要把工作做好。要认真抓一下。国家的大事，主席在考虑，总理在抓。我就讲这么一点。
张春桥副总理：我没有准备讲话。在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以后，我的思想负担很重，有的地方说，要等我写出文章来学习，我要讲的话就是不要等了，我这篇文章也许写得成，也许写不成，当然要争取写成。我是欠了一笔账。一九五八年曾写了一篇文章，那时有一股锐气，势如破竹，一气呵成。现在，写就感到不容易了。那时陈伯达不赞成我的观点，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交待我再写一篇，没有写成，一九六〇年想写没写成，一直到现在，欠了一笔账。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能说搞清楚了。要搞清楚，不那么容易。但是，有利条件是很多的。有列宁时期的经验，有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有我们廿五年的经验。我的意见，大家不要等，先学习。过去谈过的东西，听了主席的指示以后，现在再读就不一样了。如《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著作，斯大林的有些著作也要读，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九五八年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过。过去陈伯达拿死人压活人，主席说，我也拿死人来压压活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讲到还有商品，这是对的，但又说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这就不对了，前後是矛盾的，我们学习这个问题要抓学读些原著，特别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还有以后的著作，许多地方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要很好学习。
周总理：先念同志讲一讲。
李先念副总理：不讲了。
周总理：先念同志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先念同志一直在抓。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有的人提过要打倒他，他也还是一直在坚持工作，还是要在这里提一下。
周总理：请其他副总理讲一讲。
(其他同志说：不讲了)
周总理：不讲了，就散会。原定会议开一个小时，超过十分钟，开了一点十分钟，散会。
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分工如下：
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
李先念：常务，主管财政、贸易。
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
纪登奎：常务，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
华国锋：常务，主管政法和科学。
陈永贵：主管农业。
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
王 震：主管交通和供销。
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
谷 牧：主管建设和工业。
孙 健：主管工业生产。
上述常务副总理(李、纪、华)三人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
录入自 总理、邓小平、张春桥副总理1975年2月1日在国务院领导人见面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 哈尔滨市小汽车公司传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