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没有的（指没有现成的，需要录入的）江青同志的材料都放入这个帖子。
一些专题论述文章（如谈批林批孔，谈儒法斗争）等会单独开一个帖子。
录入自 江青访谈.pdf
江青与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的谈话
江青 维特克
1972.8.25
1972年夏，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到中国访问。维特克请求会见江青，交谈时间长达60多个小时。当时的外交部陪见人员之一张颖提供了会谈摘录，因张颖描述的会谈前后过程多有伪造篡改，故忽略，读者可以参阅余汝信的考证文章。
两人谈话又开始了。
下面是我摘录的当时的部分谈话记录。可能有点乏味，文字也不流畅，但这是真实的记录。
1972年8月25日下午6时30分至26日凌晨3时40分。
江青：“你好吗？听说你急着要走。”
维特克：“我将30日离开中国，自从两星期前见到你以后，对时间的概念已不清楚了，不知今天是星期几，是几号。自从上次谈话以后，我看了一些你亲自培育的戏，也读了剧本又加以研究，我感到好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江青：“你只知道一个方面，你总想和我谈文艺，这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你同样板团谈就行了。”
维特克：“有机会同样板团谈谈很重要。他们十分具体地告诉我，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如何创造新的英雄人物，这一切具体例子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了解政治和文艺革命是如何实现的。这对我有很大帮助，是你给我的机会，因此我十分感激你。”
江青：“你是个聪明的人，会了解我在这方面付出了什么劳动，所以这方面不再同你谈了……
“谈谈计划吧。我不了解你，但对你的印象是好的。我读了一个材料，说邓大姐已经见了你。我的飞机已准备起航，但我留下来了。如不见你，显得我骄傲、自满。所以临时组织了戏请你看。晚上回家，我想应该对你尽点义务。我还是起航，在这里休息了三五天，是绝对休息，记忆力有了很大恢复。这以后知道你要写本斯诺那样的书，我就有点担忧，有点替你着想了。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我见了你五天以后替你着想了。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书？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
维特克：“我确实希望写本书，描写文化和政治，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书。如可能，想写本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在改造文艺方面所起领导作用的书。过去外界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歪曲，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误解，全然忽视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
江青：“不仅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大革命，总之是一场全面内战。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我为你着想。斯诺比你有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此外还与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者谈了话。而你呢，最老的是邓颖超同志。邓大姐工作历史长，但工作角度我比她宽。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这段历史可以生动地告诉你，可以使你了解长征和现在。但我不强加于人，你如不喜欢军事，我们就不谈，你愿谈什么就谈什么，你问的其他问题我没有准备，但我们可以漫谈。”
维特克：“你刚才谈的都很重要，至于谈什么和怎么谈，可以让你来决定，军事也好，其他也好。你可以谈延安或上海时期，革命怎么进展的，还有你一生的情况。”
江青：“如果你了解我的历史，那谈起来就长了。我建议先不写我，而写中国革命的书。如有时间再写我。当然你也应该对革命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了解，不然我们怎么能保持革命青春，但必须加上革命。”
维特克：“自从我来华后，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艺方面了解得很充分。江青同志的作用在国外受到很大误解，对此我感到很难过，我想在今后的作品中予以纠正。我不是指外国人反对你，而是不了解你，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你。因为在国外材料很少。我认为我了解中国，我十分尊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感到你个人这方面的情况，应向外国人作出澄清。我愿做些事情，对此予以纠正，我对在外国介绍你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任何东西。”
江青：“我在过去起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我21岁就一举成名，但我不要，我要找党。我受到政治迫害，外面受国民党的公开迫害，党内受坏人迫害。我是无名英雄，我甘心做无名英雄。”
维特克：“我相信，江青夫人，你长期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江青：“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别的问题，不瞒你说，广州的同志又搞掉了我两天时间，给1500人作个报告，给干部作的。我在这里是保密的。因为群众一发现就不得了了，我就休息不成了。”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走近那张长方桌。那桌上原已摆上三张大地图，还有教书用的长木棒。她拿起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
江青：“先给你看看全国的形势图，看看三年半解放战争的图，得到一个总的概念，然后给你看看陕北的图，这样就容易理解了。你看共三年半的情况我只用了这么几张纸，而他（指张参谋）用了好多纸。但我感到累，因为好多年没谈这些事了，要好好回忆。”
维特克：“希望不把你搞得太累，我知道你正在这里休息。”
江青：“这对我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多年来我一直想做这件事。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此外还可把全国的情况向你作个大致介绍。先看看不同阶段的地图（指地图），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形势图。
“解放后我经常下乡，1951年下乡两次，为《武训传》连下乡到组织文章、自己写，花了8个月时间。我们还是让它上演，但一个批评，他们就收回去了，一篇调查报告，他们就不吭声了，解除武装了。
“1951年还搞了3个月土改。
“日本投降时，敌后大部分国土在我们手上，不是在国民党手里。抗日战争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蒋介石躲在四川省峨嵋山。
“我准备送给你地图，通过这些图可以了解事件的发展史。要了解全国的情况，回国后还可看毛选。毛主席写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在第二、三卷可以找到，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抗战结束时，我们有一百二三十万军队，老百姓1.3亿。蒋介石靠美帝用飞机、军舰运兵，来抢地盘，敌人430万，敌占区人口约3亿。
“你知道蒋介石有个绰号吗？老乡管他叫‘运输大队长’。当时美帝出面调解，所以有个三人小组。双方都争取时间，我们也要跟他们和谈，我们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毛主席到延安刚下飞机，蒋介石就撕毁了协定。很清楚，我们是要和平的。”
维特克：“外国人都了解这件事。”
江青：“所以我就不阐述了。（看图）看这三张形势图，130万对400多万，我们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上敌多我少，战役上我们是多数，几倍于敌人，我们一定要吃掉它。所谓‘歼灭’不是肉体上的，而是解除武装。有些人死了，多数是俘虏，我们的俘虏政策你是知道的。”
维特克：“如果我说得对的话，你们不杀他们而是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认识错误，支持共产党。”
江青：“不完全这样。如果他要回家就给路费，留下的就参军，绝大多数不愿回去，因是抓壮丁抓来的，回去后怕再被抓。另外他们还是有些政治觉悟的。他们只要求给一顶帽子。（看到维做记录）不做记录不是更好吗？”
维特克：“我知道不能用录音机，所以拼命记。”
江青：“记录很累，记录时不能听到我讲的每一件事。”
维特克：“你能否给我录音带？”
江青：“可以。我不是说过吗？录音也是为你准备的。
“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主动撤退了一些地方，这并不是说我们被打败了。如涟水战役七战七捷，歼灭敌人5.6万人，但毛主席下令往东撤。在延安也是主动撤。主席是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的，而是保存有生力量，抓住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力量。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论，虽然还不能形成一条路线。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撤退延安，当时有人不肯，以后怕坚持，要到河东去，认为那里安全，毛主席驳斥了这种观点。因为敌人是两拳头，一个在华东，我的家乡被打得稀巴烂；另一个在陕北，它直扑党中央，多9倍人，他们30多万，我们2.5万。毛主席说，敌人有腿，我们也有腿，我们的腿比他们更长。这是一点。另一点是中小城市丢给它，对它是包袱。敌人为了保卫大小城市就要分散力量，而我们的力量是集中的，你懂吗？不枯燥吧？”
维特克：“很有趣，我虽不是军事家，但从你那儿学到很多东西。”
江青：“那时我们是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打。敌人打仗像瞎子，因为群众不向着他们，而向着我们。我们大部分地区是经过减租减息和土改了的。“抗战以后，国民党有3次反共高潮，它原来供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后来不给了，要饿死我们。1939年开始不给东西，我们就上山开荒，我也上山开了半年荒，手上有6个老茧。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对女同志优待，例假休息两天，他们让我留在家里洗衣服，我不休息，坚持上山，顶一个中等劳动力，我不甘落后于男人。国民党想饿死我们，围困我们，结果我们吃得比过去还好，穿得更暖。你去过南泥湾吗？”
维特克：“没有，我读过，那是自力更生的模范。”
江青：“我去过那儿，在那里开荒。后来我肺部有问题，大夫不让我纺线，所以我织毛衣，一年上交十件毛衣，利用业余时间。社会上也织。男的种田，女的织布，实际上女的也种田，我就种田。”
维特克：“哪一年？”
江青：“1939年。1939年上半年开荒，上山穿大衣，下山穿单衣。别人比我做得更多，我不过其中之一，没什么特别的。”
维特克：“太谦虚了。”
江青：“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图）这张图是关于战略反攻的，从1947年7月开始，关于每个地方怎么打，消灭多少敌人，都标在这些图上了。这些图是为你准备的。战略反攻时我军300万，敌人只剩290万，它处于劣势。毛主席采取中间突破的方法，插入敌人心脏。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大别山向武汉进攻。一边武汉，一边南京，敌人无法招架。1948年底，蒋介石要同我们和谈，我们也和谈，蒋介石名义上下野，李宗仁上台，蒋介石实际上掌握实权。谈判结果签订了和平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不签字，国民党谈判代表回不去了，都没回去，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都养起来。张治中三上延安，是他的资本。有一次毛主席出外巡视，他也跟去，那年是1958年到1960年中的一年。
“西北战场，毛主席坚持西北战场，指导全国。党中央分成前委、工委、后委，这张图标了（敌人）从进攻到完蛋的全过程，每个战役的数字都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你同意，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吃饭。饭后再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
维特克：“能否给我这些图的复制件？”
江青：“这些图就是为你的书画的，都是给你的。你看我把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都请来了。他也是跟我一起，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西北战场的。”
维特克：“那好，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的解释和图联系起来了。”
江青：“今晚先把这个讲完，先讲三年半解放战争的概况，然后重点讲西北战场，这样可以讲得更生动，这就是我给你那本书所做的钢筋水泥的基础。工作非常累，因为得反复核实，拿出根据，别人驳不倒，这是历史，不能歪曲。”
维特克：“对任何提供的材料，我都很感谢。”
江青：“我告诉你的材料斯诺没有，今天我给你讲的比给斯诺讲的要深。我给你的这些材料很扎实。我搞了那么多样板戏，我自己没有实际经验，能帮助他们吗？我读了大量军事历史，不管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甚至被歪曲的，我都读，单华北军区的历史材料就一大堆，我都读了，还到地方去调查，每个戏都要去调查。”
维特克：“经过军事研究，再打仗你们就容易得多了。”
江青：“一般人都知道怎么打仗，珍宝岛的战役就是没有打过仗的人指挥的。会打仗的人牺牲了，不会打仗的边防站站长出来指挥，只二十几岁，不满30岁，是我们党‘九大’代表，指挥得很好，叫孙玉国。”
这时已经到晚上9点了，江青站起来，拉着维特克的手说：“哎哟，说了这么多话，累了，也饿了，休息一会儿，咱们该吃饭了。”
江青：“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
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江青：“那时他的观点还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对自己做过分析，开始他信孔夫子，后来他信资产阶级，以后感到这些都没用。五四运动时他是个领袖，带一个代表团去请愿。北洋军阀的总理叫靳云鹏，他拒绝见代表团，但代表团一定要见他。进去了，毛主席说过，当时出来一个人，这个人连话都说不清，后来这个人说，他就是靳云鹏，这个名字还得查一查。”
维特克：“这录音了吗？我怕丢了这一段，我可以记录吗？”
江青：“不需要，有人替你记录，你知道我们为你负责，为中国人民负责，为世界人民负责。不讲假话。”
江青：“二七大罢工时，毛主席去长辛店。他是第一个到安源煤矿去的，去了好几次。他有个弟弟叫毛泽民也去过那里。毛主席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和做其他各种工作。他常说，他是个老师，开始不会打仗，但是后来蒋介石杀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起枪来。开始老打不了胜仗，后来总结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和建立根据地的政策。不存在天才的问题，只是有些人更聪明一些。当然也可以说天才，但出生后要经过实际经验和锻炼。对不对？毛主席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维特克：“对。经验非常重要，一段时间后要总结经验，然后回到实践中去。”
江青：“要回到实践中去。”
维特克：“通过访华几周，我体会到这是十分正确的。我参观过业余体校和艺术学校，我看到那里的孩子们也接受正规教育，提高水平，当然大学就更强调实践了。”
江青：“当然在总结经验时要提到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见维忙于记录）别担心，有人替你记录，只要你好好听我说，并放松些就行了。”
维特克：“我现在已经放松一些了，我在考虑刚才江青同志讲的内容。”
江青：“有像你这样一个女作家是好事。”
维特克：“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江青：“不管你的书写得全面还是不全面，都可以反映中国革命，总之你会尽最大努力写成有分量的书的。这对中国人民有利，也对其他国家人民有利。”
维特克：“我现在已认识到这一点。”
江青：“举个例子，战略上我们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这个原则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希望。我会更具体地谈这一点，这样你就可以懂了当我们初到延安时（那时我还不认识毛主席），毛主席到处作报告，因为那时有人要封锁他。一听说主席要作报告，革命青年就设法去听，不管地方多远也要去。”
这时江青突然站起来，举起酒杯，对维特克：“来，来，来，我们大家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你的健康，为你那本书的顺利出版而干杯！”
“听说一跟你谈战争，你就感到枯燥，一会儿我再跟你谈这个问题时，我想你不会感到枯燥了，因为就像写小说一样，真实生活就是那样的。”
维特克：“这很重要，因为那时每天都要作出决定。”
江青：“这也是中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是个关键，洛川会议是个关键，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都是关键。这些都在毛选中有。要是那时没有坚持在西北战场而撤到河东去的话，我们就会像被赶鸭子那样赶出来，被敌人消灭。毛主席带头坚持在一个战场上，而且指挥这个战场，指挥全国。当时周恩来同志是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原来还是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担任一野司令员。所以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代理总参谋长。他（指张参谋）对这个就不清楚了。”
维特克：“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开完会后读了一个文件，总理叫我休息，在人大会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郑维山和他那一伙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当时还不知道。我说，那怎么行，两边都有几万人，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宣传没用，要派坦克，挖战壕。我说，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但远离现场，在坦克装扩音器。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吴法宪说：哎呀，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我说：‘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连这点事还不知道？不能开枪。’总理支持我，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办法很有效。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突然袭击，我1967年9月5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
维特克：“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9月5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
江青：“因为陈伯达的破坏，那次讲话是分好几次讲的。主席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视察。所以他们动员了一些人层层包围中南海。”
维特克：“最好能把你的提纲给我，因为我只作了简单的记录。”
江青：“我只能大概地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具体日期还要核对。你应对你们的读者负责，所以你要知道年、月、日。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纠正呢，因为我要核对数字，不应该让谬误流传。比如说，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
维特克说：“不写。这和革命没有关系。”
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她还活着。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杨开慧被杀害时，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是不是？”
江青：“我不清楚。总之，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不是亲妹妹，是堂妹，叫毛泽健。有个展览，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维特克：“我愿去。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随我的姓。”
维特克：“谁把她带大的？”
江青：“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江青离开房间，过了一会儿又回到桌边。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饭后，大家又回到客厅。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
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
“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指图）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那是1947年，斗争很尖锐，斗争从1946年开始，到《双十协定》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留给敌人，这样敌人背上包袱，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我们集中主力，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现在谈起来很容易，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的。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惟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六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后来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起来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撤退以前，敌人对我们进行所谓战略轰炸，动员约50架飞机，都是美国的B24、P52，都是轰炸机。我们一个人都没死，我的孩子还在防空洞里唱歌。直到炮火已能看见了，所有人才都走了。当时敌人两个拳头进攻，一个兵团叫刘戡，有七八师，另一个兵团叫董钊。两个拳头都向着延安。在宝塔山上，天已经黑了，我们能看到炮火，敌人距延安只有15华里。我们从飞机场穿过，还唱着军歌，你感到枯燥吗？刘戡是二十九兵团的，董钊是一兵团的，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我们打死了。毛主席那时有一辆吉普，第一天宿营，汽车伪装不好，车被子弹打穿，从此丢了汽车。在那个地方搞伪装很困难，敌人的飞机俯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搞防御工事，他们往下看到有东西就轰炸，连续丢了3个这么大的炸弹（用手作比）。一个是穿甲弹，一个是爆破弹，一个是燃烧弹，都是美国人送的。我才不怕飞机呢，躺下就行了。扫射没有掩体，危险。敌机轰炸很厉害，一次孩子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轰炸过去后，发现李讷好好地在老百姓家里玩呢。李讷与李敏的名字是对着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维特克：“好名字，个性是否符合？”
江青：“不完全，李讷像你一样是学历史的。在学校是全五分的优等生，越学越蠢，所以我把她赶到乡下去，后来到军队造反去了，叫她做了军报负责人。她说不愿当阿朱别依，又造反，到乡下去。林彪集团迫害她，差点没把她绑架走，绑走了另一个像李讷一样戴眼镜的。李敏也是造反派。对李敏我尽量避嫌，她是‘一六’的头头，国防科委的。去年到青岛我见了她，又是罪名，罪上加罪了，我只好都不见。”
维特克：“为什么叫犯罪，什么罪？”
江青：“他们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王秉璋是林彪的干将。其实她没告谁的状，她讲了聂荣臻的事，我说聂荣臻同志是保护对象，是爸爸保护的人，我们都要保护。但她回去后，大家都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李讷去军报时，说李讷夺了他的权，因为军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
维特克：“他们是谁？”
江青：“他们是指林彪一伙。总之这两个孩子跟随父母干革命。我说男孩子更好。我的女孩子吃醋，说我偏心，重男轻女。家里事谈多了没意思，还是谈西北战场吧。”
“敌人在西北战场是23万人，我们的军队是2.5万人，包括两个纵队，八个野战军旅。纵队司令一个叫王震，一个叫张宗逊，都是一野的，一野的司令员是彭德怀。我们撤离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每天夜行军，很冷，冰有一尺多厚。我们是在1947年3月18日下午6点开始行军的，每天有记录。19日我们住在刘家庄，吉普车中弹。3月21日到高家涧，每天夜行军，毛主席在这里组织青化砭战役。这时毛主席决定把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后委。前委为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工委负责人是刘少奇；后委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那时周恩来同志也过了黄河去安排这些机关。毛主席向西跟敌人周旋。每天夜行军，我们与敌人隔一山，叫隔山行军。中央机关代号‘三支队’，我是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中央机关有4个大队。每天夜行军，十几岁的青年特别想睡觉，甚至站着都能睡着。我有匹马，小通讯员拉着马尾巴走走就睡着了。每到晚上3点就想睡，条件反射，一到3点就支持不住了。把所有革命歌曲都唱了，不让自己睡着，以免跌下马来。我有高酸胃炎，行军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变成了低酸胃炎。这里要提一个人，应该纪念她，就是斯特朗。斯特朗要求与我们一起行军，由于她年纪太大，就劝阻她。全国解放后她又回来了，这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间断过的。
“3月31日到邱家坪。每小时行军有10分钟休息。休息时我看见警卫战士不仅戴国民党的帽子，还戴国民党帽徽，我非常生气，说‘摘下来’。我从来没有戴过国民党的军帽，毛主席也没有戴过，我只是戴八角帽。为戴这八角帽子还大吵了一次。有一次我戴了好几天了，别人强迫我摘下，我非常生气。在延安党校别人要取下了，我大哭了一场，后来只好组织上服从。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一合作就不能戴八角帽。”
维特克：“为什么他们要你摘下这种帽子？”
江青：“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说既然国共合作了，就应该戴国民党的帽徽。他们没想到我们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不同。我让摘下国民党帽徽的战士们说他们不敢。我说国共都打起来了，内战已经爆发了，你们还不敢？我负责。大家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了，生气地扔了。但行军中找不到红星来代替。那时警卫部队属于正规军，中央警卫部队不到两个排。
“这以后都是和敌人隔山行军。严寒，非常冷，我们向三边走，中间休息10分钟，战士们都得踏步。我穿皮衣、皮裤、皮大衣都冷得发抖。做饭的同志拿小瓶酒给大家每人喝一口，我一喝浑身都热起来了，但不久又冷了。每天傍晚行军，拂晓宿营。
“4月5日到达青羊岔，接近三边了，这是古战场。三边有三宝：咸盐、皮子、甜甘草。
“4月9日开会，毛主席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指出蒋介石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
“《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坚决以战斗精神保卫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这时毛主席改名李得胜，周恩来总理改名胡必成，就是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成功。中央机关改为‘九支队’，还是4个大队，中央后大队是其中之一，我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协理员。
“4月12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20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6月7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有好多虱子，别人都知道怎么抓，但我不知道。我更多时间是在做群众工作和找别的工人做，所以长虱子。那张照片说明毛主席怎么接近群众，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在王家湾时，我又瘦又黄，肩上老肿，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做群众工作回来，毛主席说，啊呀，不得了。警卫员把炕沿揭开，发现好多臭虫，臭虫把我咬肿了，吸了好多血，后来我们把它的大本营消灭了，但不可能全消灭，因为那个地方不久又有了。当时在中央有斗争，即陆定一老要到河东去，任弼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他，但任弼时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们一直吵架，我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总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好，但我感到气不是对我发的，逐渐也就习惯了。在王家湾开始组织几个战役。羊马河战役全歼敌整编135师，俘虏旅长以下4000余人。
5月4日蟠龙大战，全歼敌整167师欠一个团，俘敌正副师长以下6700余人，是胡宗南的嫡系，缴获白面1.2万多袋，军衣4万多套。这时毛泽东主席曾派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到蟠龙祝捷。在王家湾毛主席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表面，其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中央直属支队从一开始行军就有两派，一派坚持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一派认为敌人力量强大。那一派认为国民党地大物博，人数众多，又有帝国主义帮助；我们地区很小，尽在山沟里转。我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的东西，不论是棉花还是铁，是钢还是别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不同。蒋介石的军队打仗没有目的，他们只是国民党的炮灰。他们虽然东西多，但到头来还得送给我们，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虽然我们人口少，但一个顶一个，有时一个顶十个，所以我们必胜。当时两派辩论非常激烈，在中央直属大队里，这个斗争一直到河东。
“6月7日到小河，这时敌人向我们运动了，我们住了很长时间。那天下雨，主席不进窑洞，看到每个战士都宿营以后他才进，也没有雨衣，只有我有件雨衣。6月8日这晚的行军可以描写一下。从小河向田茨湾走，都是山，下大雨，走了一整夜，脚下几十里，实际只有几里，因向导迷了路。国民党军队胆怯，他们宿营在山上点篝火。我不想给主席和他的警卫员增加负担，故意落在后头。我们怎么行军呢，我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又是风又是雨。扑通，我的头碰到一个同志背上。扑通，另一个同志的头碰在我的背上。连说话也得小声，因为敌人离我们非常近。天还不亮，雨小了点，前面传口令说毛主席找我，在山边等我。行军以前我求毛主席同意了穿我的雨衣。我穿一件斗篷，是战利品，是日本大衣，可当雨衣穿。我告诉毛主席，这可以当雨衣，你就穿我的雨衣吧，你一定要穿，否则要感冒的，我怕他感冒，他同意了，那天穿上了我的雨衣，这是我的胜利。在山边见到毛主席。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拴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天亮了，我们找破窑洞休息。我们人很少，周恩来同志笑着问我怕不怕？我说这算什么，有200多人，还有枪，我在白区工作都是单独一人，有什么怕。9日黄昏到田茨湾，这里住了一周，敌人退却了，不敢再接近我们。6月16日我们又回到小河。敌人到了王家湾、小河就不敢前进了，刘戡住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
维特克：“你们为什么又回到小河？”
江青：“因为敌人已撤退了，我们要去坚守，我们去慰问王家湾的群众，帮助他们坚壁清野，帮他们撤退。还是有些老百姓给国民党抓去了。王家湾的老百姓到小河去要我们回王家湾去，他们哭着说国民党待我们不好。我们说怎么不好，他们说没让我们吃白面。白面是陕北最好的饭了。行军前王家湾附近的老百姓来到我们窑洞里，都要跟着我们走，其实我们已安排政治部负责这项工作了。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走，因为当时很恐慌。有个还乡团的老头，儿子在榆林，见了敌机就鞠躬，他藏了很多粮食，后来老百姓把他捆上带走了。谁想到他藏了这么多粮食，过去谁也不知道他这么反动。”
维特克：“窑洞是给你们准备好的，还是房主让给你们住，部队走后房主再回来？”
江青：“他们给我们腾出来的，因为已经土改了，农民分得土地和窑洞。我们住在一个贫农家里，他有三孔窑洞。这家夫妇有两个孩子，他们自己用一个窑洞，给我们两个，我们每人一块床板。我们采取了下面的措施，我们一部分向东（佯动）把敌人往东引，并有中央警卫队派出小分队到安塞打游击，这是敌人心脏。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游击队。有个后家沟，我去过。当时我们要分散，必须找住处，所以我去了，地形很有利。一个人俘虏了七个敌兵，这一定是真的。我见过这是真事，报纸登过。山沟里有个地方像地道，两个山连在一起。一个民兵干部，看到山沟里有七个敌人，都带着枪，正赶着老百姓的牛羊，他看到敌人抢老百姓的东西很生气。他很勇敢，喊缴枪不杀，然后又轻轻跳到沟的那边变个声调，喊缴枪不杀，敌人吓破了胆，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就举手投降了。一个人俘了七个人七支枪，还缴获了许多东西。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可写小说。敌人很多得了关节炎，因为他们不敢睡窑洞，睡山顶上。我们一直睡窑洞，游击队也住窑洞，谁愿睡山上。
“群众不向着他们，为我们保密。他们分析我们这个军队有几多：短枪多、马多、手电多、皮袄多，此外还有个女的多。他们分析了一阵后，看到毛主席：啊，这是主席。为替我们保密，他们从那时起就称毛主席为‘他’。所以毛主席的代号是他。不管你怎么说，他们不说话，就说他。群众就这样替我们保密。他们见了我什么也不问，如果谁问‘他’是谁，他们都不说。敌人打瞎子仗，因为群众不在他们一边。而我们对什么事都很清楚，因为群众在我们这边。上次有没有给你过毛主席为什么能同时指挥两个军队？群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开始你认为谈军事很可怕，现在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吧？你看我不是走过来了吗？
“我住在这儿你应保密，因为这是边界，广东省负责同志要对中央负责，我不在乎。上次我是4月份来的，一下飞机腿很不舒服。那时人不多，我就下车走走。不久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他们喊呀，喊呀，糟了，我被发现了。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都是中学生，他们后来走了。事后没有人传我在这里的消息。‘五一’我公开露面了，报纸也登了，这以后香港报纸才报道了这个消息。群众会保密的。“我们在田茨湾住一个星期，那里有7户人家。我住那里做过群众工作，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有个雇工，分到30垧地，一垧是3亩，但还是个雇农，他没有牛，没有农具，什么都没有。陕北群众生活很苦，不出棉花，一年收获的粮食2/3花在穿上面。他们没有见过这种线，我们纺的。群众看见我头上扎头发的线高兴极了，因为当地群众都用羊毛纺线，他们习惯用羊毛线。结婚的妇女梳髻，未婚的梳辫子女的见我老摸我。陇东的妇女很漂亮，我们去过的地方的妇女都很漂亮。”
维特克：“他们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江青：“都是汉族，我们没有去过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她们的习惯，妇女总爱在脸左或右边留一撮头发。我们住的那家有个姑娘叫兰兰，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桂花，桂花的父亲是个招郎，实际上是长工，土改分给他很好的窑洞不敢住，怕老丈。
“地主讨了许多小老婆，实际上都是奴隶，解放后每个小老婆都分得了一份地。
“6月16日，我们从田茨湾又回到小河，一直住到8月，约一个半月。这个时期我们一野先后在陇东、三边打了两个战役，这两个战役给宁夏、青海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奎）以沉重打击，收复了陕北甘宁边区西部广大地区。这时全战场也取得重大胜利。我军经一年作战，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共歼敌正规部队97.5个师，连同部分非正规军共112万人。”
维特克：“你们对这些人怎么办呢？”
江青：“多数补充到我们的军队。首先进行思想教育，然后通过忆苦三查，他们不愿回去了，让他们回他们也不回，因他们的家乡还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愿跟我们军队去解放自己的家乡。他们打仗都有个明确的目的，解放自己的家乡，推翻土豪劣绅，分土地报仇。大多数国民党的兵都是劳动人民。他们是给绑着抓走的。”
张参谋：“俘虏兵什么也不要，只要顶帽子，就参加我们的部队打仗。”
江青：“边区人口很少，前方需要补充，所以俘虏经教育，一周以后他们就上前线，打得很勇敢。那时我们军装不够，所以供不起军装，只给他们一顶帽子。我们的战士打仗时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
维特克：“上边提到的三马和你们行军有没有关系？”江青：“有关系。他们非常顽固。比国民党的兵更厉害，更凶。我们把他们的后方扫荡以后他们就没法了。他们有很多骑兵，行动很快。”
维特克：“红军去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支持，他们为什么反对红军？我记得在《红旗飘飘》里读过三马的事。书里说他们也支持红军。我不明白他们反对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是反对汉人还是由于宗教或其他的原因？”
江青：“什么都不是，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这是个阶级关系。不是所有的回民都反对我们。三马的军队是向着蒋介石的。”
维特克：“他们是不是和国民党合作？”
江青：“他们有关系。”
维特克：“国民党给他们军事装备？”
江青：“他们不太听话，他们要独立，是杂牌军。国民党给他们一点东西。因为国民党要控制他们，所以他们要独立。宗教是次要问题。他们军队的头子是反动的，都是大资本家。
“《红旗飘飘》大都不可靠，读时要小心，要分析。”
维特克：“我把《红旗飘飘》当参考资料。”
江青：“不行，不行。”
维特克：“当参考资料也不行？”
江青：“比如有个作者叫王超百，是国民党特务。他给《红旗飘飘》写了许多文章。有的是别人写的，他拿过来自我吹嘘，有的歪曲历史，你必须非常小心。当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它。我没有把《红旗飘飘》那几本书都读完，我读到中间就发现这些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懂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作者闫长林曾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我认识他。他没任何写作能力，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文章，他请了报社的人帮他写。他有的地方写得好，有的地方不真实，因为是别人替他写的。如写小河向田茨湾行军，明明敌人在山上宿营，但他说山底下都是敌人，其实敌人都在山上有篝火，这不真实。他对我个人报道也不正确，说我给主席做鞋，实际上我做政治工作，在争论中我是一派的头。他也知道我在那里是做群众工作的，他不提这个，而说我给主席做鞋，我从来没给主席做过鞋，这是歪曲。
维特克：“可能他有偏见。”
江青：“他是我的部下，他对敌人估计过高了，害怕他们，否则他不会那样说。很清楚，敌人在山里，我们周围山上都是敌人，但敌人不知道我们就在山腰，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下山抓我们了。我们只有200多人，敌人怕我们。闫长林描写的事实刚好相反。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小例子。”
维特克：“因为我们材料很少，很难区分正确和错误，所以有什么材料，就信以为真。这也可看到材料少的后果。除非有材料证明，那是错误的。”
江青：“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一文中总结经验时说，97.5个师112万的战果就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的基础。毛主席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也叫小河会议，专门讨论和布置了全国战略反攻。第一年是战略防御阶段。前委实际上是中央机关这时将代号改为九支队。中央警卫团改为三团。8月1日以后开始行军，沿着这条路走（指地图），这是急行军，一般来说每小时行军10里。8月13日经绥德没有停，到延安岔，8月14日离去。15日敌占绥德。这次行军，前有7个师拦截，背后和左边也有敌人。
形势看来很紧张，敌人是‘赶鸭’战术，要把我们赶往河东。那年比较旱，但一开始行军又下起雨来，老不停。敌人非常残暴，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因为旱庄稼很矮，敌人放牲口去吃。我们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帮助群众藏了很多粮食和其他东西。8月15日后还是急行军。8月17日到达白龙庙，当天中午到佳县城下，这是个有名的地方。我们坐在一片果林里休息，我买了水果给主席吃。当时的敌情是，一路敌人从吴堡来，另一路从榆林、横山来，逼近米脂，是敌人的主力军。他们打算夹击一野，逼一野和中央机关渡黄河。根据张参谋的记忆，主席在那里开了会。敌人距我们只有15华里，那时谁也不知我们应向哪个方向走，是从东往西还是往南。机要室一个人端一碗饭说要到河东去吃，胆小鬼。毛主席突然下令直插佳芦之间，中午开了个会。敌人以为我们到河东了，但是我们的战士还是想出了办法，他们把白龙庙拆了，很快就把桥搭起来，过了河，又拆桥，敌人过不去了，全队安然渡过去了。这不是主力，是中央机关。敌人以为我们到河东去了，他们一直想赶我们去河东。
8月19日到梁家岔，主席亲自到前方用电话指挥作战，部署沙家店战役。有一个电影描写这一战役，但由于作者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没有描写战斗，只写了粮店和后勤工作，电影拍得不好。梁家岔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打榆林是彭德怀的意见，毛主席勉强同意了，但打不下来。毛主席命令部分部队佯攻榆林，叫主力悄悄退回，然后把部队布置成一个口袋，攻沙家店。国民党主力36师是军建制，我们2万多人埋伏在沙家店，仅沙家店一战，全歼整编36师（胡宗南的主力）。沙家店战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反击的开始。西北战场发生了急剧变化，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反攻的开始也就是反攻阶段的开始。8月23日到朱官寨，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没东西吃，吃干豆角，干豆吃了胀气。日子不长，大家情绪很高。
毛主席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规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事引到国民党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在这里前委机关代号改为教导旅，总理兼旅长和政委。9月21日动身走了，23日到神泉堡。前委机关住这里。毛主席到佳县时，群众看到很激动，都流泪了。因为他们遭过敌人的蹂躏。在这之前，8月18日到谭家坪，参观了峪口造纸厂。群众见了还是哭，仍说‘他’。10月21日走到南河底，游白云山。29日到吕家坪。我从佳县过河接李讷，骑马到双塔附近山西的三交。这时邓大姐也到别处开会，只有一个女保姆，还有后方机关。11月1日回神泉堡，与主席登上佳县城墙看九曲黄河，并向西看延安，对延安很留恋，但那时已要去指挥全国战斗了。我们在神泉堡住了十几天，主席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命令》。在《双十宣言》里，主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中央直属队作了忆苦三查运动。四个大队，三个大队的领导都垮了。我们这个队，我是协理员，我们很厉害。让下面先查，最后我忆苦时，战士们都哭了。11月14日转移，从阎家峁到乌龙铺、申家岭、杨家沟。乌龙铺群众看到毛主席，一拥而上。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4个月，有很重要的文章和会议。中央于12月25日至28日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口述，我记录的。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纲领性文件。在此期间，全国各野战军先后进入新式整军运动，即忆苦三查。各解放区土改运动蓬勃发展，革命进入新高潮。为了使党的路线政策深入贯彻，毛主席在杨家沟还写了一系列光辉文献，都在四卷内。
“1948年春，我们经过新式整党整军后，在各战场展开强大攻势，战争中心转移到蒋管区、华北地区，已把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渤海区连成一片，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正在这时，西北野战军攻下宜川，一野主力也打到蒋管区，打死刘戡，29军的头。这时毛主席与中央机关坚持陕北的目的已胜利达到。经中央决定，前、工、后委又合起来，计划3月21日离开杨家沟，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3月21日到吉徽店。23日经川口渡黄河，经碛口到寨则山，到双塔。3月26日到蔡家崖住了一周。4月4日到苛岚，这时又坐吉普车了。4月5日到神池。4月6日到代县。经过繁峙到伯强庄。下雪，差点过不了山。因五台山是很高的，常常大雪封山，如果那天不过山就要再拖到第二年化雪后才能过。就在这里，主席写了《再克洛阳后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主要规定了我党、我军在解放城市时的政策。1948年4月11日过了五台山。上山气压太低，下车后一步也走不了。一过山呼吸就好了。雪很深，踩下去一步还退一下。最高处不止3000公尺，有的地方有3000公尺高。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他下车是为了帮助我。4月11日经过五台山，到杨林街，浏览了五台庙。庙非常大，走不完。13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敌人飞机跟上来了。有内奸用电台指挥敌机轰炸。每个炸弹有25磅，5～10个捆在一起。18日到达花山，敌人盲目轰炸，对山上的白杨树也扔很多炸弹。毛主席在花山写两篇光辉文献。1948年4月18日，周总理到西柏坡打前站。毛主席5月27日到达西柏坡，即今天的平山县。毛主席在西柏坡住了10个多月，写了大量光辉文献，直接组织指挥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亲自主持召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政治、经济、外交的基本政策。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经保定到达北京，并在西郊机场检阅了部队。
“着重讲一下三大战役。主力决战，只给数字。辽沈：歼敌33个师，47.2万余人；淮海：歼敌5个兵团56个师，55.5万人；平津：连消灭带起义，第39兵团，52万人，共歼158个师，154万余人（正规军）。这时敌军290万，我们300万军队。国民党要求和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但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1949年4月20日下令，向南方和西北进军，坚决、全部消灭蒋匪帮，提出保卫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口号。4月21日，百万大军下江南。4月23日解放南京，全面进军，风卷残云，消灭190万正规军，另98万土匪。起义的有120万人。至此，除台湾外全国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
维特克：“现在感到越来越清楚。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一个外国人服务。”
江青：“为中国人，信任你，相信你能写好书，我不信一个女同志不能写好书。”
维特克：“我原则上相信这点。”
江青：“你到联合国代表团去要求，谢伟思也介绍你来。见你以后，你给我印象是好的，你对中国人民友好，对世界革命……你不仅是个好的美国人，也是个好的知识分子。”
维特克：“这是我最大的弱点。”
江青：“人是变的，但天不会塌。希望你逐渐进步，千万不能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鲁迅讲：‘我经常解剖别人，更多的是解剖自己。’你对鲁迅看法不正确，可以举例子，反对托洛斯基。有西北战场的经验，才可以理解主席长征和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河，那是为了甩掉强敌，其中一次在贵阳，两边强敌，毛主席出其不意，中间插入。我没有长征经验，但在西北战场跟随主席知道如何对敌调来调去。”
维特克：“也许当我整理加工这些材料后，发现问题再来请你澄清。这些不仅够一本书，而是够几本书的材料。”
江青：“你知道我不是光搞文艺的了吧！”
维特克：“任何人不会像江青同志文艺上有才能，在舞台上能表现。有革命朝气的人不会是只搞艺术了。我开始从表面，进入肉，现在进入骨头了。”
江青：“今天重头戏过去了，以后可开神仙会了。今天9个小时多了，我也要睡大觉了，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
维特克：“你把解放战争战略阶段一步步谈了，很清楚，下步你怎么谈？”
江青：“鲁迅，延安文艺座谈会。你还想了解什么，我可以重点告诉你。一生虽不长，也够曲折复杂了。你想了解的30年代都可以谈。”
维特克：“谈王明路线是很重要的。”
江青：“十次路线斗争，平均五年一次。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包括王明路线，但又是单独的），王明路线最严重，四年，他在莫斯科遥控，派人到根据地里全面夺权，对于这些情况你不知道怎么行？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人，他那货色我都遇到了。我对王明路线有深刻印象。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到林彪，我都可以对你说得很清楚的。”
维特克：“在今晚的长征中，江青同志仍是走在前面。”
江青：“很少谈这么长的话。”
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抢起那些地图：“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江青夫人，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
江青：“是送给你的，不忙拿吧，我让人给你送去。你拿着不方便。”
维特克：“还是我自己拿走好，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几卷地图，走出门外，登上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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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与新华印刷厂工人的座谈
江青
1975.4.3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下午六时五十分至九时二十分，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找新华印刷厂二十五名工人代表座谈。迟群、谢宜及两校大批判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谈话。刚一到，江青同志说：“干部谁来了？我到新华印刷厂几次，被干部包围了，我要反抗。”“多叫些工人来，不要老叫干部包围我，你们不自在，我也不自在。”
江青同志讲：今天和同志们谈谈，交交心。我这个人愿意而且是经常和同志们交心。我去你们厂四次，非常对不起，身体别扭，两个月五次感冒，影响上呼吸道，咽炎。我到精装车间，条件差，不能到所有车间都跑一跑。我叫做年老多病，其人奈何。
不要记录，学习主席，讲话时可以睡觉、开小差。
多次接触同志们，给同志们提了一些问题。今天我先说一下我做点自我解剖。我到省委、地委一些地方作自我解剖。我有缺点、错误，要立即纠正。同志们对我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除非我没有觉悟到。请同志们批评我。
我在四季青走了四分之三，中越公社差一个队，小靳庄也没蹲的下去，是由于气候不好，不允许住下来，身体上的问题。让我坐小汽车，不心安理得。到你们厂也不是心安理得。警卫员不许可我在院子里锻炼。过去拿小板凳来治疗，出汗。我做过放射性治疗。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不能做工作。也是相对的说，我去海南岛解剖两个战士、一个班，研究了文字、京剧改革、文学、艺术、照相机，在这方面就有了发言权。天气暖和了，我还要常去你们厂。
我作为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个卒子来说，有时身体不好，三、五天感冒一次。什么都忘了。我读的书也忘了。我是一个重脑力劳动者，你们知道我干多少行吗？大学教授只研究一科，我干多少行？京剧、电影、交响音乐、芭蕾，自己不钻研行吗？没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实践行吗？不仅要有过去的斗争实践，还要有现在的斗争实践。我是这样衡量的，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道路，和帝修反斗，达到自己从青少年就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
我现在苦得很，昨天电影工业我也抓一下，看了几部彩色电影。看多了就眼睛痛，累得很。一昼夜没睡觉。电影工业会议，外国人说我们过不了关，我看了，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彩色电影基本过关了。看了回来琢磨，和以前的对比，想了，看得太多了，不得了，夜里整宿睡不好觉。到你们厂就是休息去了，就是条件不好。我想了一个愚蠢办法，把你们的书搬到这里（大会堂）干。但是这样干，不好，脱离工厂。
在延安整风、审干，那时我分析过自己。是组织上入党，思想没入党？不对，这就全都否定。又认为组织上思想上都完全入党了？这样也不对，全都肯定了。我想我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入党。现在还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得不多，这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在座的人都有公有私，这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哪来的私？没有私哪来的公？我，一个共产党员，是公字当头，公放前，私放后。我基本上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问心无愧，对得起主席，对得起全国人民，对得起在座的同志们。有个别时候，我也有私字。科班出身，主席见面就批评我。主席说我不批评你批评谁呀？光明面、阴暗面，我这个人是光明面为主。缺点错误一车厢、几车厢，提不完。我觉得每个同志都得解剖自己。
我十五岁独立生活，考上艺术专科学校，成了被不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九·一八以后，我不愿作亡国奴，起来奔走呼号，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我有一个悲惨的童年，超过了高尔基的母亲。当初，母亲告诉我，洋鬼子坏得很，抠眼睛。在家里还要反封建。父亲打母亲，打得手指头伸不直。为了保护母亲，全家统一战线。为了保护母亲，我的牙齿打碎了。从那时我立志要养活母亲，不让母亲受苦。我不迷信鬼神，夜里走路不怕鬼神。悲惨的童年决定了我跟共产党走。胡适，闻一多，文学院院长……梁实秋，赵太炎，艺术专科院长帮我读文学，沈国文什么都写，说我的笔锋象谢冰心。他们拉拢我，说你要是参加游行请愿，就取消你的助学金。争夺得厉害。沈的妹妹让我给她们织毛衣，拉拢我，然后教我写东西，我不干。九·一八以后，学生爱国被看成捣乱行为，当时我十七岁，不明白怎么学生爱国是捣乱呢？我们要求到南京请愿，不行。找沈国文，挨批评，我生气了，跑到树林里气哭了。
当时有两个反面教员，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主义，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那时就读过了，背了，有的不懂，懂的就用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一点我懂，当时对第二国际不太明白。
你们学习有困难吗？在困难面前是进攻还是退却？要进攻。三十三段语录我学了好几遍了，还要学习。《国家与革命》学了两遍，《哥达纲领批判》也读过。主席的主要著作我全部看了。开始不知道主席有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我要求降工资，干掉几个级别，不知主席有这个指示，要干掉几个级别，斗争很大。到现在，没有骂我的了。我要求降工资，当初这样做，破坏主席战略部署。对资产阶级法权，跟我干，林彪想给我长，长了一百元。林彪用这个收买我，我发高烧，逼得主席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
红星、红旗是我提出恢复的，不是林彪搞的。林彪收买主席的老婆。我对林彪，有个认识过程。以前以为他很好，有个认识过程。我也不听小广播。主席从来不讲别人的坏话。陶铸吹捧林彪很厉害。我发高烧，林彪找我，折磨我，不让我睡觉，我向他发火。“九·一三”我差一点打乱主席部署，江青不改，九大批评。“九·一三”我怕主席难过，全部揽下来。受批评，我快虚脱了。主席从来没这么厉害。在庐山会议上，叶群在会上说……。我对叶群说：滚滚，杀头、坐牢。那时叶群还没暴露。我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林说快睡觉了，叫黄、吴、叶来折腾了我一夜，不作自我批评。我差一点破坏了主席的战略部署。
丰台会议。九月十二日从江南回来，主席保他，仁至义尽。“九·一三”他不走不得了，没法办，他走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他历史上一系列反主席，主席一直保他。林彪他们说，我既不受捧，又不识招。
过去五十度强光，眼睛受不了，机器声音受不了，就出汗、呕吐。放射性治疗后的反应，练一练，在小码头上从半小时到两小时，朝霞，从五百度强光到多少万度。我照像自己出钱，林彪钻空子。一九七〇年主席前脚走，林彪后脚走。他身体很健康，主席接见外宾他不参加。刮了胡子让我照像，警卫员傻呼呼，气坏了我。我不照，他灰溜溜地走了。一九七一年他们自我批评，主席改了两次，林彪动员各大军区看江青，造成团结气氛……大量照像，灯光只能拍两个人。林彪羡慕我和总理照过像，他想和我照，打着主席的招牌，打着我的招牌，以拾高自己的身价。七、八、十三期（指《人民画报》），上当呢！我不知道要放到七、八期合刊上，看，全是我照的人物，突出林彪，放到显赫位置，林彪的最多。这些画报要发到农村去，我批的“不宜发”。林彪要登放大的秃头。“九·一三”后，回想林彪为什么对照像注意，是个阴谋，以后我就不照了。自己有一点财富，死后交给党。小样有四千张，准备烧，照得好，不含得，忘掉了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担负着国家大事，不能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摄影家。小样全烧掉。你们要监督我。
不要冒险。上你们那儿不注意，搞了感冒、发烧。不叫活动就是关禁闭，限制我一下。恢复脚踏车、骑马，好上小靳庄。坐小汽车怎么上农村？其实群众保险。以后坐红旗去到你们厂。坐大丰田震得脑袋疼，以后还得坐红旗去。散步，汽车跟着。
公与私之间，我基本上是公在先，私在后。光明面、阴暗面，我是光明面为主。我是很乐观的，不仅在阶级斗争中，还有和疾病斗。每天起来打拳、读书，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干掉我级别，不干，写信给主席，我不要，主席批示：“同意，汪主任办。”这是理论问题指示前。现在理论问题指示后，我级别动，涉及面大处理要谨慎，主席批我，不让我再降。
苏修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搞世袭制。林彪也是这样，老子是副主席，老婆是主任，儿子是副部长。苏修就是这样。现在主席健在，从庐山会议起，主席就讲干部学习理论，学马列，特别关键的是自学。现在又号召全国学理论，就是要反修防修。把这个交给工农兵群众，出了修正主义就好办。宪法规定了四大自由，有罢工自由，再出修正主义我们就这样千。我们的劳动不是商品，我就是没昼没夜的千，也不知道哪天是休息日，只是在批文件时看看几号。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不要把主人翁的自豪感忘掉，我没有把自己劳动当商品，把劳动力卖掉。
我有二百元，房租主席一人出，我住在办公的地方，不出钱。普通工作人员，我的房修了，没地方住，住在办公的地方。将来，交房租五十元。我们那有三类：第一类比较富裕，第二类正好，不富不亏的，这样好。有钱就不革命。我们基本过供给制生活，主席节省，我有点浪费，觉察到了就改，我身上没有钱。第三类是欠了债的。工作人员，我出五十元，处长出三十、二十、十元，最少元，帮助困难户。×××（指一位工人）家里摆设得不得了，三大件，比我和小谢家里都好。我的家里是孔夫子搬家。
天津工人为了庆祝三八节，给我送了两块表，献礼，我拒绝了。我亲自坐车送了回去。我去说明，工人的心意我接受，但东西不能收，收了还了得？不能带这个头。海南岛送水果，有一次送西瓜，送到人大会堂要给我。三令五申不让送，我说谁带的谁送回海南岛。我就不要，从此就不送了。林彪一平二调，主席反对。
不能慷国家之慨。有私，我干掉了一些，稿费有的交党费，有的放在新华社。照像，人家说好，我也觉得不错，自己欣赏自己嘛！（照像设备）工作间，照近物、人物、幕布……自己出钱买，全部交给新华社，不算钱，有两部照像机，主席买的，一部是自己买的，一部是人家送的，有几个银幕都给人家，现在只有一个。我自己的生活费，自己也不管，出门一分钱也不带，也不知道存多少钱，一拿出存折来比主席的还多。我照的小样都想烧掉，但想到还要给党留点资料，我给主席照的像很多，都在新华社。我照像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后来全部送给了新华社，没要钱。一九七〇年我用了一些东西，三千多块钱，林彪不给算钱，说算了吧，报销了吧！我向主席说了，主席说，不能慷国家之慨，要算清。第二天主席给我一千元钱，回去一算，不够，彩色要四千元。主席批评我，不要为小事犯错误。
林彪向来不作自我批评，对我说“非常对不起江青同志”，当着林彪的面烧了一百元的条子，影响太大，现在心安理得。
工资复杂，中央级别几百种，我想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我有两块表，一块表卖掉，帮助欠债的同志还债，三八节天津送表，我从来不收礼品，我不能开这个头。北大有一个每月都交一百元党费的，我应该向这个同志学习，我想干掉一点，你们（指警卫员）不帮我千。要研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取消，一定要限制，不要扩大。拒绝我，要向主席告状。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警卫员不让去碣石，今年我要去，要坐直升飞机，主席不批准。我要骑马下农村，坐小汽车震的很，头疼。鄙人年轻时能骑脚踏车，双手离开车把，我学开车，司机教教。
分工越细人越愚蠢，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有的认为这行没我不行，有的就不行，资产阶级法权最能钻。上海有一个工厂，工人进行义务劳动，有十二个技师不千。这十二个人是组装机器的，没他们不行。我们要多学儿样，他不干，我们就上去，有了技术就有了一个橡皮饭碗了……。
美国给日本大油船，没几个人，话都不说，不需要多少劳动力。你们学习，我希望你们厂检查一下，是否有劳动力上的浪费。
我发现你们厂两个问题，你们办“业大”要什么条件，××说是初中毕业。从这点看，不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条，而要资产阶级学历。不但你不能读，我也不能读，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新华社简报报看，你们学习没学到点子上，党组织学习存在问题，政治挂帅存在问题。
共产党员要做辩证唯物主义者，又做历史唯物主义者。我问厂史，谁也不知道，或者这个说一点那个说一点，我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知道厂的来源，是怎样从苦岁月过来的，用什么教育青年？年轻入没见过资本家，只能见修正主义。×××、××八岁做童工，过去受过苦，你们今天甜滋滋的，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
青年人要敢于站出来，问老工人，让他们讲。
搞厂史就是要弄清过去受过什么削剥，现在当家作主了，还有哪个部分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人。学习春桥文章，没有真正学到点子上。春桥文章写的简炼，内容深刻，要动脑。什么是学到点子上？其中最主要的，最新的是九届一中全会上主席的讲话，你们就没搞到点子上。红旗上一篇三反五反的材料。五八年春桥文章，当时是柯老组织的，是主席批准的。
我一下厂，干部包围，打破封锁。自己对自己厂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光知道现在，怎么教育后代呢？人不能割断尾巴。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不研社会发展史，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商品分析入手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基础，不能脱离实际，马克思叫治经济学。人与人关系，阶级与阶级，就是政治。经济学家要从书房走出来，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去。
天气暖和了，我要常去。过去院子里种菜，今年不行，种药材超过了药物研究所，群众需要的金银花、麦冬。
整天干什么？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我对工业不管，但看出工业有问题我不能不管，干的事不符合的我就管。你们为什么选我是政治局委员呢？不管大事就要撤掉我。
海军飘带纪念英国打拿破仑的一个大将，特别难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元帅服是过去警察的衣服。作为军队的一员非常光荣，我对红星的感情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中穿军装，以后又改便服，为了红星我哭了两次不摘。
讲《国家与革命》。所有制问题，有人对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这段话想不通。马、恩、列宁、主席的指示，在未来是真理，具体的有历史局限性，个别局限性。《国家与革命》上讲马、恩认为英、美民主，没有常备军，可以不用暴力解决，列宁发展了，西欧、德国是军事官僚，军事独裁。
蛋白体、蛋白、蛋白质，是生命的起源，要蛋白实物，本来科学发明这些东西，人工合成蛋白。
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向你们群众交心。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我和你们谈话，不用写发言提纲，因为你们都是工人，我不怕你们抓小辫子，不害怕，不紧张，很自然，我说错话，犯错误，改正。
不要资产阶级法权，不要不行，而是有人扩大了。但要限制它。有的干部村、干部乡，表面很好，搞的不错，有一个小村，只有三十二户的一个小会计贪污了很多东西，电器材料，搬子几十把，可能是一个集团。
上海一个卖菜的，由挎小篮子到摆摊，由摆摊发展到资本家，开始两间房发展到两上两下，又发展到四上四下，一人的工资比我多得多。所以不把眼睛擦亮不行，这种东西不搞掉，我们就要受二茬罪。青年工人要向老工人讲。
给你们几份材料，在你们范围内学习，让你们扩大一些眼界，这些都是给中央政治局看的。
北影厂名义是全民所有制，但拍不出我们的电影，向主席求救，派了八三四一进驻，两个同志，军、工宣队进去了，发现他们实际上把全民变为集体的，甚至个人的。有四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创作自由、四个导演为霸，高薪还不说，要写剧本先拿钱，一本没写完，就先借钱花，这样不行。军、工宣队撤出去，要学主席对周扬不下乡就让一营人武装押送。这些人一辈子吃工农兵，反工农兵，根本不到工农兵那儿去，要武装押送。通过学习，改造成为新人，有进步，光明面主导。
京剧团不会打补钉。体育团出国，有的外国人送黄色东西，××就穿起了超短裙。所以我提倡同志们穿一些民族服装。外国人送黄色唱片，拿这个腐蚀我们。小庄求救，讲不得了，一些黄色音乐都出来了。你们那里就不存在这些？什么《第二次握手》，要专它的政。你们要拿出一本象样的小说，象样的剧本来，占领这个阵地。位子空着，人家就要来钻。你们的生活不要单学样板戏，还要唱革命歌曲，打球。小庄去了，我打球一次只能七分钟。要活跃一点，解除疲劳。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商品，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主人，是为革命而做的，我们不是把自己卖掉，换钱来。因为存在商品，级别，商品在流通交换系统中还很多，不限制不得了。首先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阶级自愿为革命，不要把劳动力作为商品，不要想钱，赚多少钱就是商品……
五次三次发烧，《老子》我还要读。《国家与革命》又重新学，要了解历史，厂史赶紧弄一份送来。
第二天，四月四日，迟群又传达江青同志的电话指示：“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新华印刷厂根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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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在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的谈话摘录
江青
1976.9.27
一、吃午饭时：
觉睡得很好，时间虽不多，质量很高。我到这儿是养病的。和你们这么多好人在一起很高兴，吃的多，睡得好，以后要和你们一起劳动，在田头地头批邓。（有人说：希望首长多吃一点，保重身体。）斗争这么激烈，我是要注意身体。我看了一个材料，可以和大家讲一讲。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全国有许多单位批邓处于中间状态，希望你们清华批邓批出新水平。（当×××同志谈到她和走资派斗争，挨她们大队副书记一家人打时）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跟他们斗。（讲到这儿，把正在喝汤的汤匙扔到碗里就不吃了，愤愤而去，谢静宜急忙上前扶着走了。）
二、下午在花生地里：
（下午近四时，江青同志骑着马从大马路上到了花生地。）我年老多病，其人奈何。但我不服气。主席最近教导我：一张报纸要从头到尾看完，我现在正在培养这种从头到尾看完的精神。（朝农一个人说：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盼望您到我们那去。）
啊！你是朝阳农学院的，明年我到你们那儿去。（朝农的人说：我们盼望您早点去。）那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工作允许，二是我不死。（有人说：您要好好保重）精神不死，我还要斗。我要好好恢复，尤其是记忆力。我被他们迫害得很厉害。我要保重身体，好好工作。（有人说：和您在一起，就象和毛主席在一起一样。）不在个人的去留。死的就算了，主要是我们活着的人。要自己动手，在延安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我也上山开荒去了，我只会用镢头，后来就纺纱，我是织毛线。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记者在不在这儿？记者不许记。
讲我学骑马的事吧。先讲我骑毛驴，那时我在白区工作，从老北京西直门外一个什么地方，记不起来了，到香山去，要骑毛驴，……
九·一八事件，你们记得九·一八是哪一年？日寇哪一年入侵咱们的？（有人答：一九三七年）好象有错误，是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是七七芦沟桥事变。那时我怕当亡国奴，所以找共产党，去延安，走到半路上，车也没了，路费也没了，尴尬得很。正好碰上一辆运粮车，还有一辆车装得比较空，上面有三个人，你们猜是哪三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秦邦宪（博古），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我就见过那么一次。我要他们带我走，他们不同意，说你还是坐粮车走吧。这时有人告诉我可以借马，我就去借马。人家不知道我不会骑马。我骑上去了，马不是吃草就是往回走，我下来了，折了根柳条，又爬上马，在马屁股上使劲抽了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众：马快跑起来了。）那马没命地跑，一直从××跑（没听清）……我想这下完了，非要把我颠下来不可，跑出好长路后，马也累了，我也颠得浑身疼。到了洛川，那时党中央正在开洛川会议。熟悉毛选的同志知道有名的洛川会议。当时周总理第一个出来接我。我当时一点劲都没有了，站都站不住，但我想，要挺住。中央同志还得一个一个地拉手。当时没见着毛主席。去延安时我搭主席的车去的，我不知道是主席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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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在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花生地的谈话
江青
1976.9.28
〔当念中央四号文件时〕江青同志说：先武装，然后批判。你们的胶卷不要照我，这样不妥，要照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读完四号文件第三段时〕你们听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
（答：听懂了）那我给你们提个问题，什么叫做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答：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差别）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讲了不少，但还缺一点东西，也许我说得不对。说听懂了，这里还有一点问题吧！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何理解？这是指示的要害，没有明白这个，就白学了。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有没有区别？主席讲了，有人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的。不学习拿什么批邓。邓小平可以说，你说我是走资派，我不是资本家。你怎么驳倒他？（答：比资本家还厉害）邓小平没有开工厂，他实际上比资本家厉害。苏修就是比资本家还厉害。他们不是法权，是特权。
我这个官不算小了吧！要摘投机倒把，门口的吉普车装不下，可现在我连一辆自行车也搞不了呀。
邓小平、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林彪要灵芝草，长生不老。这其实是迷信，实际上是要全国向他们进贡。邓小平搬了几次家，最近盖了房子，花了多少钱？（答：四百万）那还不算人工，不算地下建筑，他还要工人在墙上刻花，工人说不会，这才作罢。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不能那样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或者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少数人支配一切。
邓小平他们有勤务员、警卫、秘书，都是国家派的，他一个钱不花。资本家雇人要精打细算，还要给工资。邓小平的工资是四百块钱，和主席一样。主席降了几次，还要降。邓小平说：工资不能再降了，你们家孩子少，我们家孩子多，再降不行了。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他有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他们是党、政、军、文全部垄断，大垄断集团。对外搞投降，对内搞法西斯。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原来的资本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谢静宜：大笔一挥，合作社就给砍掉了）二十万。（谢静宜：大笔一挥，就把石油卖出去了）不只石油、煤炭，外贸部清查，有些东西宁可烂了，也不内销。邓小平他们卖国，我给同志们讲两个例子，是国耻。美国的一个资本家送给外贸部一个二十七公斤重的大铜牌，上面刻了字，其中说，非常感谢中国工人阶级的有效劳动。什么是有效劳动呢？就是使资本家发了财。邓小平不仅卖我们的煤炭和石油，而且把原布大量出口，压价了再压价。什么是原布，就是织好了没有漂白没有染的白布，以致使得美国抗议我们是倾销。同志们，我们八亿人口的穿衣问题还是很困难的，我们有许多印染厂，为什么不在国内染好再卖呢，价格就会提高好多倍。还有一个例子，日本的一个资本家死了，在遗嘱上写着：你们不要忘记，我要破产了，中国人又让我发财了。我们制造的药品是很好的，外国资本家买我们的，到了香港，换了包装，又卖给我们，要价很高哟。这些外国资本家也做不到呀，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十大财团之一，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权力把煤炭、石油卖给别人来开采呀！（有人说：他有钱没有权）一个资本家出来指挥，群众就会说，你是资本家，出来干什么呀，最后就会把他赶走。
邓小平从不讲货币而讲票子。货币是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它相当一定量的货物。为什么说邓小平比资本家还厉害呢？因为他们不仅有法权，还有特权。当然是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权，他们比官僚资本主义还厉害，他们什么都让警卫员、服务员干。
江西的“鸡窝”越盖越高，越盖越讲究。叫“干部新村”，是相当漂亮的四合院，不仅自己享用，还有老婆儿女。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材料，西北有一个高干，一次正在开会，他老婆跑来就嚷：“没吃的了，没吃的了！”参加会的都很惊讶，怎么没有吃的呢！原来是他家的鸡鸭狗没饲料了。这是笑话，这不是法权吧。
我也有点法权，到哪个地方去接近群众要坐专机，有时还要有专列，非坐不可。我不能坐长途汽车，坐几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呀！组织上照顾我。过去说：“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我出来不也惊动不小吗！
我买了花生是给主席身边的大夫、护士吃的，他们的心情不好，不比我的心情好多少。
文化大革命前，有更大的特权，军队一些干部子女，不用考试就进了大学，这是特权，文化革命给革掉了。
〔江青同志休息后，回来又说〕人格化了的资本家这个提法是我自已学习的体会，不一定科学，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驳，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比资本家还厉害，资本家雇人要自己出钱，而走资派雇佣劳动力国家出工资，这是最本质的一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主席讲的非常深刻。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他也没有参加，只是总结了它的经验。列宁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许提高工资，多给他面包他不高兴。后来他遇刺受了伤，身体不好，他只领导了七年。这是主席对这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发展。
主席著作我学的不好，我要重读主席著作，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四号文件，还有一个批示。（谢静宜：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要不断地复习，读了都象新的一样。你们清华北大任务很重，斗争摆在面前很艰巨，皮毛的学习不能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你们不要写什么东西，不要帮倒忙。新华社记者不错，顶住了。有人要他们写我的材料，他们没有写。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摘掉不行，就釆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邓小平他们已经搞了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赫还是在斯大林逝世了几年后搞的，而邓小平在主席健在的时候就搞。他们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厉害。主席的体魄非常好，这么早逝世，他们的迫害是重大因素，主席在临终的一天，还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头脑非常清楚。他们对主席的迫害你们不知道，以后再谈。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咐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当工物系给她送苹果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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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在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谈话摘录
江青
1976.9.29
〔有人念中央四号文件。当念到“小平偏袒刘冰”时〕江青同志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当有人讲到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提法时〕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连逻辑上都不通。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席对马列贡献很大，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巴黎公社两个月，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参加，但他们总结了公社的经验，这就很了不起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后执政，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但很快就遇刺受伤，以后也没有人听他的，他写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今天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照抄。我们主席从建党、建军、建政以来，经验丰富多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自己是看到了二十三条后，对走资派的认识才明确了，可是，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我现在才看到，被他们压下了，封锁了，这里面讲的更清疑了，那简直是吸血鬼。列宁讲建成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我们就是建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对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答：我们是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本家，有党内资产阶级）不是，你说的不全面，只讲了个边。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说清疑。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从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了问题。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他不要开工厂，不要办商店，他都不要。资本家的工厂、房屋、土地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也不拿了，只保留了一个高薪。可是走资派有党权、军权、政权特别是党权。《不夜城》这个电影，就是在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家里拍的，为他们树碑立传，嚣张得很。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资本主义，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算了一笔帐，走资派特权吓死人。干部子弟可以无条件上大学，特别是军队，两分也可以录取。这种情况多了，他们巳经不是法权了，超出了法权，是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要保护呢，主席讲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现在工资照抄苏联那一套，级别很多，可麻烦了，要增加工资，面很大。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减工资，我们没有什么负担，进城以后实际是供给制。主席几次提出降工资，降到四百元，有人就说：“你们家里孩子少，我们孩子多。”就降不下去了。
邓小平为了保障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搞组织路线。有的人，他可以连提多少级，收买他们。有两个人，邓小平专门批了，可以不交水电费。他们可以利用职权，比资本家还厉害：洛克菲勒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大财团，他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有签石油、煤炭合同的权力吗？可是邓小平有这个权力，他可以代表政府。有一次，邓小平说，我们有许多城市可以开放，搞旅游事业，招待外国人赚外汇。我说，那不成了殖民地了吗？政治局也都不同意。有时，我也是孤立的，在主席生病期间，他们迫害主席，欺侮主席。我们主席，党中央的主席，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可是邓小平他们搞了个为反革命翻案的材料，其中攻击主席是斯大林的晚年，我一看材料上写着送许多同志，但不送主席。我看了后很生气，批了，建议送主席参阅，他们看了以后很害怕，把一些人的名字圈掉了，说这个有病，那个老了。圈掉了以后，邓小平再批了“照送主席”，狠毒的很。邓小平要替陆定一、薄一波翻案。对陆定一，主席有批示，陆定一不能翻案，证据确凿平说薄一波自首，是中央要他们自首。我说什么中央？那个中央？拿出文件来。我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那个中央要他去自首，他能去自首吗？彭、罗、陆杨是定了案的，杨尚昆是苏修大特务。他们打击新生力量，可是年轻的如果是听他的话，他可要呢。主席是最老的，我也不年轻，他们整我，可整得厉害呢。所以说，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对马列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真的看不见吗？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没有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邓小平打着老干部、副总理的旗号，连旧社会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主席那样保他，话，说“你那个历史问题究竟有没有？”他说：“没有，就是要向中央汇报”。对他照顾的好好的，在江西给他找了个地方，可是他一回来就干坏事。七四年为“风庆”轮的问题，当时斗争很厉害，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大骂我，气得脸上的肉都发抖了，当时有的同志劝他，有的人（他的部下）吓坏了，他骂完了就扬长而去。后来又找我赔礼道揪，说：“我这个人就是说话容易走嘴，咱们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当时说：“我也有错误。”事实上什么两个钢铁公司，他是资产阶级钢铁公司，我是无产阶级钢铁公司。在悼念主席的时候，大家都很悲痛，我说：“化悲痛为力量，咱们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的任务相当艰巨，这样才对得起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巨大的贡献，是全世界人民的无价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不用开工厂，用权就行了。林彪也是把全国的东西一平二调，我说他就象是封建帝王式的进贡。他甚至偷文物，最近查出来，他偷了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邓小平也是这样，他用不着走后门，不用吭声人家就安排好了。我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推都推不掉，厉害啊，糖衣炮弹。你们的苹果我是要的，但一定要按市价付款。
主席对马列的贡献太大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过他的手法变了，剥削手段也变了。
主席讲，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是很有分寸的。我小时候学“修身”课对它很反感。先生在上面讲，我不听他的，后来搞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老二。孔孟之道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腐蚀中国人民。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个妇女，不识字，但是《女儿经》她能背过大半本。我父亲也不识字，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话有许多还是《论语》上的，过去灌输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逝世，大家很悲痛，特别在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悲痛。我一去，大家都哭得厉害，我也忍不住悲痛。后来我想，不能都这样，我把文件拿出来，要大家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我的反面教员很多，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抗日。主席逝世了，不光我们，就是国外华侨，尽管他是资本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十分悲痛。从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人民也很悲痛。有些还很有意思，如士耳其等国家，外国人民悼念主席的情况，可以选一些印发给大家参考。
女同志受的压追和污辱最深。青年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吉普女郎？就是把中国妇女沦为娼妓。不仅是妇女受污辱，过去前门有个叫什么坛的地方出相公，即男人娼妓，所以，也不要搞大女人主义。最近，有一个女船长，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女同志能不能参加远洋航海，据说在交通部压力很大。这件事发生在批邓以后，我看了很生气。我说：“你们交通部，得改个名字，叫做男尊女卑部。”他们说世界上还没有过女人当船长出远洋的，我说有，她就叫×××。我在会上说，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妇女生产的，他们听了眼睛直发愣。有人说带孩子不算劳动，我说为什么不算劳动？有人问，你讲的这个话算不算数？我说，怎么不算？
中央四号文件在机关每个支部才一本，念一遍就收起来，没有文件，你们能记住吗？应该把文件印发给大家，不应该扣住不发，扣住不发就等于封锁。
下面是谢静宜不让记录的一些内容：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后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架，陈伯达连总理的话也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要保×××，但他说话不灵，所以要康老来找我，我就批了。文化革命中，蒯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好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的材料。我就不怕别人整我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要看。我当时有个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替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抄出一份，在声明里讲了三点，第一我抗日，在街头上演抗日剧，有什么罪？第二我与国民党没有联系。
我出身独立劳动者，父亲是做车轮的，我只念到高小毕业，九一八事变我才十七岁，很怕当亡国奴，每天去图书馆看报，当时学校就我一个女学生天天去看报的。我上“修身”课时最没有兴趣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被女老师看见了，她凶的狠，打我手心，我伸手让她打，但不哭，她也没办法。后来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孟之道那一套。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都不向我说。他们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例如：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我是这次发表后才知道的。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要发言，主席不让我讲，我把帽子往桌上一扔说：“杨开慧可以坐牢杀头，我连几句话都不能讲吗？”主席没有办法，还是让我发言了。
主席许多事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到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主席生病，他们不把病情告诉我，也许怕我难过。刘冰的两封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影印发给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