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族主义思潮的日渐兴起
出处：《新闻》六月上
编者按：此文是内部稿件
序言
近些年来，随着中帝政府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旗帜，加大了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再加上经济危机日渐加剧，阶级矛盾日渐激化，于是就导致了国内民众中间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民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猖獗，许多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变得更加极端，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变得越来越狭隘，大有当年纳粹冲锋队的架势。
极端化还仅仅只是它最显性的特征，但还有很多更为隐形，但同时也更为可怕的特征。第一点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化，或者说以理论为伪装化；第二点是，民族主义和封建传统文化开始结合，变成了一种更具迷惑性的有害思想。这两点概括来说就是精致化。
针对以上关于如今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和精致化，我想有必要指出其背后所反应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今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体现的阶级立场，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巨大的危害。
针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这一篇不是第一篇，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篇，只有持续对它进行批评，才能消除其对群众的毒害。另外，揭露民族主义本身也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让大家看看，谁才是我们的敌人，谁才是我们的朋友。
极端化：当下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
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体现在民族主义者面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时对于本民族的过度吹捧，以及对于其他民族的过度贬低，同时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虚妄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之上的，他们妄想民族内部是铁板一块，所有的矛盾都是民族矛盾，他们还喜欢高喊“国家面前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别”“爱国高于一切”等等口号。这在最近的小米广告事件中体现淋沥尽致，我们就以此为例说明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化。
此前，小米日本发布了一条十分有争议性的广告，其中包含了暗示原子弹轰击日本的内容，引起了日本民众的热议，有日本保守主义者宣称这是在侮辱日本，并暗示要进行报复，更多的则是对原爆受害者的哀悼。但在国内相关新闻以及文章的评论区里，却满是对此的叫好声，甚至连“原子弹下无冤魂”这样的极端言论也比比皆是。这样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在大部分相关评论区成了主流甚至绝对主流，任何反驳他们的观点，任何反驳他们的个人都遭到了他们的谩骂和嘲讽。
那么，遭受原子弹屠杀的日本人民真如他们所说的那般“原子弹下无冤魂”吗？
对此我们不妨先审视一些如今流行的民族主义言论：
1.南京大屠杀中国死了30万，整场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无数，所以日本人被原子弹屠杀是应该的；
2.日本人全都支持法西斯主义，都是法西斯的帮凶，中国人的血液喂饱了日本人。民族主义者以此两条为据，宣扬“日本人都该死”、“原子弹下无冤魂”，但是这两种言论真的符合史实吗？
的确，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普通中国民众达三十万以上，这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而且的确，当时的日本人很多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在侵华战争中成了日军的一员。上述两点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仅仅凭借上述两点就足以断定全体日本人都有罪吗？
为此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国家是什么以及民族是什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对于国家有这样的定义：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而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从历史上来看，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定会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至少前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存在官民的对立官员可以为了自己的政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但官员还不等于统治阶级，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之一。其他的什么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同样也是统治阶级，他们很容易成为官员，官府也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好处。而对于奴隶，对于农民，对于工人呢？只有奴隶主的皮鞭，地主的苛捐杂税，资本家的“福报”罢了。
斯大林对于民族有着清晰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是一种稳定的共同体，但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同样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别。为什么？民族组成的国家正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民族又怎么不是阶级构成的呢？而且构成民族的阶级还是互相斗争着的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对抗性的。统治阶级在民族中在国家政权中有居于统治地位，在民族共同体中得利，并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因此，“本民族的利益”只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群没有阶级差别的人的利益共同体，它恰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于用于奴役，用于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将其思想灌输给被统治阶级，正和如今一样，如今的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分子们正源源不断地通过一切手段，尤其是通过学校教育将他们的思想强行灌输给我们，比如他们在教科书上大肆吹捧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又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宣传机器大肆抹黑、歪曲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这一点放在当时的日本，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日本当时的统治阶级——垄断大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阶级，为了实现他们资本的扩张也就是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强行将军国主义思想通过教育和大众传媒灌输给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甚至在小学阶段就不得不面对并被迫接受它们。为了培养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法西斯强迫小学生徒手杀死一些小动物，善良的小学生一旦有所害怕或者流露出怜悯的神情，就会遭到法西斯教师的责骂甚至殴打。不要说什么社会上的思想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在这种学校教育之下大多数日本人民并无选择。“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体现”，垄断大资产阶级主宰了一切，当然也就主宰着社会的思想，只有自觉的革命者组织起来脚踏实地地进行群众工作，提升群众的革命自觉性之时，这种主宰才能被动摇并最终被打垮。
还有人说什么日本当时掠夺了大量的中国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然后使得“日本人”受益。没错，是有人受益，但那可能是工厂里的工人田间地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属吗？当然不可能！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日本侵华战争之前就写下了《蟹工船》、《在外地主》等作品，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对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以及工农劳动者的反抗，这时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赔偿”给日本政府的2亿两白银、朴次茅斯和约中沙俄政府移交给日本政府的南库页岛等应该早就“使日本人受益”了，为什么蟹工船上的、各个工厂里的工人还过的那么惨呢？为什么贫佃农们仍然食不果腹、卖ㄦ鬻女呢？而且在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人民更不好过了：为了使得侵略战争可以打下去，日本法西斯压制其他声音，尤其是进步的声音，特高课特务到处迫害进步人士，一时万马齐喑。同时，为了能使得战争所需的物质能源源不断输送到前线，日本法西斯大大加重了对工农群众的剥削压迫，因而从1937年侵华战争彻底爆发到1941年，几乎每天都有工人罢工示威游行等反抗活动发生，甚至此后到1945年，仍然出现大量反抗日本法西斯当局的“大逆”事件，特高课的档案完整地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劳动人民何必顶着政治高压反抗呢？
同时，即使在战时，日本共产党党员（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仿佛是天方夜谭）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向普通民众宣传侵略战争的本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民众的暴行，不少日共党员打入旧军队中，为中国的斗争提供帮助。他们也都是有罪的吗？他们也会在侵略战争中获益？况且一般的日本士兵在被八路军俘虏后，往往经过一些思想教育，就再也不会迷信他们原来信奉的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武士道思想了，他们中有很多还主动加入了八路军，和八路军一道反对日本法西斯。哦，对了，这些人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就是日奸，话都被他们说完了。民族主义者不是想论证侵略战争有罪，仅仅是想说日本人都该死。
最后，还有一个例子，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之魂”的神风特攻队，人们总说他们是天生的法西斯主义者，可事实上，绝大部分神风特攻队的成员都是在受法西斯蛊惑在爱国的名义之下被骗进神风特攻队的无辜学生。他们在生命将终结之时，并没有我们想得那样视死如归，恰恰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惋惜着自己的生命，在被日本法西斯“赐死”的前一晚，没有一个学生不是后悔且辗转反侧的，他们同样厌恶着这场法西斯的战争。
结果很明确了，日本人民作为个体本不该为统治阶级的国家的罪恶负责，因为正如上述所说，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而个人尤其是被统治阶级的个人，他们如果仅仅是以自在的个体而不是以自为的阶级存在时，又怎能对抗国家机器及其暴力机关呢？不仅肉体上无法对抗，精神上也无法对抗，这种情况下能苛求他们不被蛊惑吗？这种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强行加到所有日本人身上，无疑与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把他们所造成的悲剧说成是全民族造成的恶行。
现在再回头看看美帝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它们轰炸的难道不是受尽了日本法西斯剥削压迫的日本人民吗？这难道不是美日两国统治阶级共同对普通民众犯下的又一天大的罪行吗？尽管投下原子弹的确有加速战争结束的作用，但是，两颗原子弹在日帝看来不过是“威力极大之新型爆弹”，并没有打碎其负隅反抗以求有条件投降的美梦，决定日本投降的最终因素是苏维埃联盟的工农红军打垮了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粉碎了日帝的妄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为了减少在战争中他们的经济“损失”，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通过分析国家和民族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国家和民族都是对立的阶级所构成的，他们之间绝无共同利益可言，因而所谓“国家面前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别”“爱国高于一切”这些口号的反动性也暴露无疑了。所以所谓“原子弹下无冤魂”根本就是荒谬且无知，是充斥着主观主义恶臭的民族主义思想。
必须认清民族主义这种统治阶级掩盖他们剥削压迫行为的障眼法，另外所有人都看见，这个障眼法会在一些极端分子那里变得更加极端。如今的反日，反黑都是表现。比如这种在中国被广泛宣扬的民族主义有的潜台词：通过侵略战争可以使所谓的全体国民受益。尽管他们是通过这一点来“批判”所谓他们认定的全民有罪论，可是哪天他们把逻辑转换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去侵略别的国家也是合理的？反正民族主义的原则就是本民族利益至上。于是你就可以看见国内某些人，这边对着全体日本人深恶痛绝，那边却又蔑视着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和黑人，明明后两者可没有打侵华战争啊。而且同样作为二战中的法西斯国家的纳粹德国及其反动头子，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一方面煽动着犹太民族有罪论，一方面又强调纳粹德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因而我们不得不感到，假如他们把用于日本的那个“侵略战争全民获益论”用于他们自身，将会有任何人都能看出的灾难性后果。
理论上的精致化：“入关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族主义在如今成为了显学，更有伪装成所谓“入关学”、“东出论”、“翦商论”等歪理邪说系统地为侵略辩护的理论，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之下和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成为了分裂人民，掩盖剥削的工具，我们必须加以反对。下面笔者将通过对“入关学”的分析向大家展示这所谓理论化的民族主义以及其本质的反动性。
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人关学”到底是什么。
“入关学”，概括起来说就是，把如今的世界体系类比成明末清初的华夏朝贡体系，只是此时“我们”不是那个“华夏正统”的大明王朝，而是蜗居于白山黑水的建州女真，而美国则是大明王朝。为什么会这样和我们平时的理解不同呢？
因为在“‘入关学’家”看来，如今的世界体系中“西方”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是正统，而美国又是正统的代表，自然相当于当年的大明，而“我们”不掌握话语权，自然只是“蛮夷”而已。而结合明末清初的历史来看，满清铁骑踏进了山海关取代了明朝，开创了新的“历史”。因而，如今的中国也需要通过“入关”打破现有的格局，取代美国的地位。
以上就是“入关学”的概括，不难发现“入关学”其实就是一种用历史类比模型，用历史上清朝取代明朝人住中原来表明中国应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因此，“入关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致化的以学理作为伪装的民族主义。尽管这种理论在其发源地遭到围攻，但在其他网络平台则逐渐蔓延开来，可以合理怀疑当局的舆论机器在推波助澜。
在如今，中特帝国主义正全面威胁到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时候，“入关学”应运而生，为中特帝国主义这条狗去咬美帝国主义那条狗做理论上的包装，将帝国主义罪恶的争霸，伪装成全民族的事业，仿佛“入了关”就能改变中国小资产阶级被垄断大资产阶级打压以至于不断破产的事实。
可是，如果追溯“入关学”的历史原型—满清主中原建立清朝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入主中原后，满清贵族立即选择与汉族地主贵族合作，共同剥削压迫满汉普通民众，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仅仅是坐在王座上的人换了一批罢了。其中汉族百姓所继续承受的剥削压迫自不必说，在剥削阶级几千年的持续剥削下他们根本没有好日子可言，汉族地主还是满族地主来统治没有本质区别；而满族的普通民众，也就是普通旗人，他们中绝大多数的生活也并不舒适：他们被圈禁在各地的满城中，仅仅靠着微薄的粮饷勉强足以为生，自谋生路是不被允许的，与汉人通婚也是绝对禁止的，他们仅仅背负了一个作为旗人的“荣誉”，可荣誉能当饭吃吗？
如果说“入关学”只是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亚文化，那么我们就不必在此讨论了。但如今随着“入关学”的日渐流行，一种狂热的所谓中华民族至上的思潮浮出水面。许多小资产阶级右派试图改变自己阶级地位下降的事实，选择了资产阶级抛售的民族主义谬论，并将其稍加推导，于是就形成了诸如““入关学””、“中西博弈论”等等一系列旨在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辩护的理论。
而以秦始皇横扫天下为模型的“东出论”和以周代商为模型的“翦商论”等比“入关学”更为精致更具迷惑性的民族主义也开始在小范围内流行，虽然它们的影响力还远不及“入关学”，但是其背后所反应的民族主义越来越精致和体系化因而更加具有迷惑性的趋势却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还有人说，宣扬这种精致化的民族主义的都是一些民间的激进分子，官方并没有宣传“这样”的民族主义，他们谈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国际主义”的理论。乍一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谈的是全人类，谈的是世界上的所有族群，但是，实际上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一种精致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理论，决无半点可能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同。我们略微观察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禁会发出这些反问：难道它不是建立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仍然存在且没有走向逐渐消亡的趋势的基础上的吗？本质上不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吗？在它里面抹杀了阶级与阶级的对立，却突出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对立。温和的民族主义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而向暴烈的民族主义的过渡却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本民族利益至上，这个虚妄的本民族利益，实际上就是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为什么温和的民族主义也会变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呢？因为民族主义都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既然本民族利益至上，如果可以选择保证所谓本民族利益的同时和其他民族和谐共生（实际上就是与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同剥削无产阶级），那么也可以在所谓本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侵略别的国家，侵犯别的民族！这绝不可避免，事事有矛盾，处处有矛盾，存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就存在资本家集团之间瓜分利益的矛盾，所有资本家本质上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其互相之间的妥协只是为了在此后能获取对己方而言的更大利益，因而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将经常地发展为对抗性矛盾，而其所谓“和谐共生”将在这种对抗性矛盾的彻底爆发——世界大战，或者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无产阶级革命中被彻底焚毁。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入关学”并不是正题到反题的过程，而是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它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一切脑中的想法无不是对于现实的反映。如今的现实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各个资本家阵营的垄断程度的加剧与平均利润率的普遍降低，各个资本家阵营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为了侵吞对方的资本与市场，为了扩大自己的资本，推动其剩余价值实现，民族主义内核的“人命共”必然变成“入关学”，至于官方口头上承不承认倒是其次的，毕竟，无论统制派还是皇道派本质上都是法西斯。
总之，无论何种民族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都是反动的。
形式上的精致化：民族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如今成为了潮流，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下至江湖，上至庙堂都在流行着。任何人仿佛说自己不喜欢传统文化都会显得突兀但是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它在如今的作用又是什么？让我们从前阵子浙江衢州两会上官僚们的“复古”举动谈起。
前段时间的浙江衢州的两会的“复古”举动是一种古老的礼节作揖。
有人可能就会问了，作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复兴对民族主义有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吗？它们一定是反动的吗？这不妨以作揖为例，了解它的历史以及它的本质，然后看一看它到底在反应些什么。
按照百科词条的说法，作揖起源于周代，那个诞生了繁琐的礼节——周礼的时代。它从诞生起就有明确的等级规范，周礼·候人/司右写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土旁三揖。就是说对别人行礼的时候是有等级差别的，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礼仪。而作揖在后世的表现也是如此，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的作揖礼节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一次作揖之中从两个人的动作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等级关系。
作揖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礼节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就被民国政府以法令的形式用握手鞠躬等相对平等的礼节取代了，之后人们也没有人在过多关注它，毕竟繁琐也是它令人诟病的地方。
但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在文革中，甚至在中华民国时期就被在名义上打倒的很多封建糟粕如今又被请了回来，像是为行将就木的垄断大资产阶级摇旗呐喊的亡魂，用以麻痹广大人民同时为他们的统治增添所谓的合法性的亡魂。
此次的衢州两会作揖事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更早之前，衢州教育局就把作揖礼写进了当地的中小学生文明规范。给衢州学生的作揖礼指南里写明了共立、肃立，迎立等对不同的人行礼的要求。哪怕学生和学生在半路上相遇了也要互相作揖（有人会用握手也并不平等为作揖辩护，可是，两个熟识的人会一见面就握手吗？）。
衢州作为孔丘后代的一支所在地搞这一套有争夺孔氏话语权的意味，因为衢州政府也想搞一搞特色的孔教文化，来和北边的山东曲阜进行竞争，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孔教复兴中获得利益，但是这和时代背景还是分不开的，孔教复兴本身就是一件诡异的事，因为落后的东西本就该被淘汰，只有人执意将它们捡回来然后供奉起来它们才可能得到一定的“复兴”。
事实的确如此。在中国，从资本主义复辟开始，崇古的思想就重新泛滥了起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随着汉服复兴的日渐加剧，这个趋势更是越来越猖獗。
相关实例一举一大把。全国的小学开展了所谓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从一年级开始让孩子背弟子规等封建糟粕；在社会上，孔孟之道亦大行其道，国学培训班不知道坑害了多少孩子，大批学生跪拜孔丘塑像的新闻隔一段时间都能听闻，不少公司企业用传统文化毒害无产阶级；甚至教育集中营与坑害老年人的保健品公司们也无不是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
最近几十年里特色由暗至明地一直在鼓吹民族复兴这一概念，从官方在201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大会上开始到2017年直接把民族复兴写成了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而在2014年，孔丘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号称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者，所谓传统文化，从现实看，主要就指的是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正是维系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为剥削阶级的统治以及民族的万世一系来寻找根据的重要依据。
有人说，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不是它的精华吗？我们不应该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吗？首先道德并不是孔孟的专利，任何社会的任何背景下都会有它的道德，因而如果弘扬道德，何必去孔孟之道里提取呢？而从孔孟之道本身来看，它的核心也并不是仁义道德，它所谓的仁义道德本身就是人们普遍遵守它，它将其用来鼓吹等级制度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它让每个人呆在所谓自己该呆的位置上，这是一种以“仁义”包装的封建的甚至奴隶制的道德和等级制度。而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它反动本质的最突出体现。礼是什么？无非一套等级制度，特别是以周礼为代表的那种等级制度。周礼里清清楚楚的写着对不同等级的人的要求，统治阶级自然乐见于这一套让他们高高在上的制度的复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庙堂之上大肆引用古语、大兴古礼，到学校里学生背论语，跪拜孔丘塑像，社会上强迫普通人通过各种形式“学习”传统文化，这充分说明了孔孟之道这一封建社会留下的腐烂尸体已经在中国复活，但是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运动，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对孔孟之道的批判经验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了所谓传统文化的本质，企图举着孔老二的破旗让无产阶级甘心当温顺的绵羊的努力注定会破产，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位置，这从网络上许多进步人士对国学的批判就能看得出来。
同时，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当他们还大谈着民族共同利益时，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只是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组成了民族；当他们将孔孟的亡灵请了回来时，一切都显得不言而喻了。
危害的集中体现：大汉族主义的崛起
近些年来，随着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的推进，一股可怕的思潮也开始崛起，这就是大汉族主义和它略作伪装的表现——中华民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思潮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所谓汉服运动，其中最能体现他们的大汉族主义思潮崛起的就是原教旨的汉服运动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认为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各有各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没有，但他们同时也坚持认为汉族历史上是有民族服饰的，只不过在后来满清贵族发起的“剃发易服”中消失了，所以他们要“复兴”汉族的“民族”服饰——“汉服”。
乍一看，他们说的似乎体现不出大汉族主义崛起，但如果结合历史来看，却很能说明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像在“汉服运动”中这么强烈的对于汉族的民族认同吗？有，但消失得很快，这个随后会谈到。曾经的和现在的主流民族主义往往打着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旗号，因而对汉族本身的民族认同突然崛起就显得有些异样了。为什么一向以中华民族出现的民族主义，一下子变成了突出汉族以及汉族本位的大汉族主义了呢？
历史上是有大汉族主义的。在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时，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此时，也就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广义上的辛亥革命）的早期，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号的，甚至当时的革命党人也一度想把推翻清朝后建立的新国家叫做“大汉民国”，这是大汉族主义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历史中，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对于满汉的区别意识则是它的准备。后来，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考虑到统战的需要就改变了说法，将大汉族主义改造成了“五族共和”以及“中华民族”的思想。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兴起时的天然面貌并不是把几个民族混合起来的那种民族主义，或者说国族主义，而且那样也不符合民族主义发展的逻辑，民族主义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民族与民族的对立之上的，天然谋求的自然是对立。
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因为统战的需要让位给了中华民族，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又逐渐被淡化，更多的是提五十六个民族这个肯定民族客观存在，但追求民族平等的概念。但在走资派政变夺权，发起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也随之复辟了。
复辟开始后的前半段时间里，走资派们高举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着力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资本主义容易发展的沿海沿江地区大力吸引外资及扶植民间资本，使得沿海的开发区迅速发展起来；而内陆的，尤其是边疆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却因地理位置以及政策倾斜等等因素而严重滞后。
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指标如地方财政收入以及所谓GDP层面上，更体现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上。随着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的和与当地密切相关的官僚资产阶级、民间资产阶级也一并开始迅速膨胀，与此同时，虽然内地、边疆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很慢，但和相关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出现，小的资本毕竟竞争不过大的资本。当沿海资本需要大量原料和人力物力时，沿海资本家们除了从国外进口一部分外，很多是从内陆引入的，比如劳动人口。也正是由于沿海资本主义更发达，内地的工人也更愿意去沿海打工。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也不例外，很多资源（人才、物力等等）被沿海资本吸收，导致本地区进一步落后。这时候，内地边疆的资本渐渐也沦为沿海地区资本的附庸，替它打工，从它的血盆大口中分得一些残羹剩饭。人力物力都流向了沿海，内地边疆几乎变成了沿海的经济殖民地，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沿海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种情况下，内地资本尤其是更落后的边疆的民间资产阶级为了壮大它们的资本又怎能不眼馋着沿海资本的权势和利益呢？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争取他们的权利，因此，边疆资产阶级就利用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特点，煽动他们与“内地”对抗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便率先崛起了。
政府在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时，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打压，另一方面却采取了“两少一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并用民族团结的话语加以规劝，以此来收买边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于边疆资产阶级的收买政策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对于各族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于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进一步高涨。汉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出现苗头。这些对于大汉族主义的崛起都起到了很强的诱导作用，因为当阶级矛盾被民族对立的不断加剧掩盖时，必然会引起民族主义的情绪的不断高涨。汉服复兴运动正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但是大汉族主义毕竟还不是主流，至少台面上不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是另一种精致化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对于当时的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并走向独立建国的道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是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用以麻痹和欺压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工具。
首先从内容上来讲，中华民族表面上是把所谓中国的民族都算了进去（实际上也仅仅是那五十六个民族），大家都一样统称为中华民族。但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概念体现的不是民族平等，它蕴含着汉本位主义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口中，历史上一切主要由中原人民作出的贡献通通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而对于少数民族所作出的成就则就说成少数民族的成就，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默认了以中原地区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默认的和核心的文化而少数民族文化仅仅是补充的思想。
其他方面也仍然如此，体现汉族文人士大夫文化的文人画被称为“国画”；中原地区的武术曾被称为“国术”；汉族的传统医学被称为“中医”；甚至，汉语也曾（如今在台湾和新疆依旧是）被称为“国语”。而中华民族就是所谓中国的国族，这很明显体现了所谓中华民族其实不过是大汉族主义的外壳。
在露骨的大汉族主义和不那么露骨的中华民族主义的蛊惑下，汉族群众往往会瞧不起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和他们的文化相去甚远的维我尔族、藏族等民族的群众。而其中的极端分子更是扬言要“同化”甚至“屠杀”他们。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边疆少数民族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他们天生懒惰，文化落后，思想不开化，甚至人种低劣。这些极端分子甚至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到了如今，对于五十六个民族以外的弱势民族群体，他们也报以极大的恶意，网络上“尼哥”一词的泛滥就是集中体现，他们甚至把所有黑人白人都犯过的罪行统统只算到黑人头上，认为黑人也是天生低贱的种族，这不过是所谓白人至上思想的再一次出现，只是此时的大部分极端分子还没有扬言西方人也是劣等民族罢了。
中华两个字本身也是强加给少数民族的，从历史上看，中华是“中土华夏”的意思，指的是中原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文化，和少数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从现实中看，中华虽然现在已经可以泛指整个中国了，但是，中华文化现在真的确实包括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了吗？只有汉族的文化罢了。同时在海外，也许苗族壮族等和汉族长相较为相似的民族会被称为华人，但维我尔族、藏族决对不可能被当作“华人”。可见在对外方面，一般人仍然并没有认同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也属于中华文化。由此可见“中华”现在不过是资产阶级强加给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
中华民族主义被当成了欺压少数民族的工具。在新疆，政府强制向少数民族推行汉语教育，而且被说成是“国语”教育或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看看汉语又一次被默认为高于少数民族语言一等的，以及中国的“正统”语言了）；少数民族甚至一度不能认同自己的民族，只能认同“中华民族”；所有强制让汉族的政府工作人员下乡去监视少数民族的行为，无一不是打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号；所有强行让少数民族接受汉族习俗，比如贴对联，过春节等等，也无一不是打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号。而大汉族主义也发挥了作用，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强行让少数民族穿汉服，学习“汉文化”，而实际上禁止他们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
因而可以认定，我们不仅仅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中华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不需要的生造的概念，是资产阶级麻痹人民群众的武器，也是压迫少数民族的工具。
结论
从历史来看，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上升期时发挥了不小的进步作用：在西欧各国，从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民族主义发挥了反击教权以及其他强权的作用，对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的弘扬也起到了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产生了推动各国进步的作用；在亚非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起到了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作用。总之，当时民族主义促进了社会进步，促进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却成了资产阶级分散各国劳动者的力量，为资本家的利益而煽动各国劳动者对立的反动作用。此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也和资产阶级一样走向反动与没落，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进行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半国家，这种民族主义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存在，但是其必须接受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改造，进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向自身的消亡。）
从现实上来看，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者激进又极端，他们是法西斯的后备军，是资产阶级建立法西斯统治以及纳粹主义的群众基础。而且它也确实煽动起了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严重的隔阂和对立情绪。它加固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而从趋势上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对立终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向着无产阶级胜利资产阶级失败的方向发展时，渐渐趋于没落，而这种煽动民族对立情绪，进而煽动劳动人民的对立情绪的思想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动思想，是终将要被历史被人民被广大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抛弃的。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尽管如今在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也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相比较于百年之前，其进步意义也大为衰减了。所以，弘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正道！
同志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到群众中去，向群众揭露民族主义的反动本质，让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加有力地进行，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全世界无产者和受压迫民族，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