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如何革命？
出处：《新闻》六月下
编者按：这是一篇来稿。革命的呼声虽然微弱但是已经存在，尽管马列毛主义者仍亟须走进群众，但也是时候探讨中国的革命方式问题了。
中国的阶级矛盾正在不断发展向前，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并在21世纪1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的促进下更加广泛了。阶级斗争使社会改变，这种改变的结果虽然仍隐匿在未来的迷雾中让人看不真切，但是每一个对历史规律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从这雾中的轮廓估测出两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已不可能，或是前进，或是后退。历史终结论在阶级斗争中已然破产，在历史终结论的废墟上，林立起各种要求改变的呼声：反动的，保守的，激进的，革命的等等。
在当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呼声尽管微弱但的确存在，只是这种呼声并不一致，相反，多种内容混乱地杂在一起，泛左中的不同的人群主张着不同的原则，要求着不同的革命方式，革命的呼声毕竟仍然没有找到其正确的物质力量，这使其包含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式的空想性、动摇性，而缺少革命无产阶级的纪律性、现实性。
我们来谈谈是哪些论调杂成革命的呼声。简单来说，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等待革命与动手准备革命。
等待革命，如字面所言，就是什么也不做，等待革命自己爆发。这种论调可以简单地分为等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和等待工人、劳动者自己觉醒。
而动手准备革命也可以分成两种：或是认为可以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时候纯靠合法工作（如单纯的宣传工作）“吸引工人支持”、“积累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组织”，进而在革命形势到来时通过一场短暂而广泛的起义夺取政权；或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建立一个致力于地下化的军事化的先锋队组织，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主要是非法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为武装斗争创造一切能够被主动创造的必要条件（诸如广泛而巩固的公开或秘密群众组织、对敌人的充分了解、武器与人民军队的准备等），这将推动革命形势的产生，在革命形势产生时掀起人民战争，最终击垮中帝。
以上几类是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调的概括，也许会有更加奇怪的论调存在，但是影响较小，因此至多在后文简单谈论。这些论调尽管还只是论调，但已经提出了应当由哪条路线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因而必须分析这些论调，以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的提出做准备。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分析上述各种论调。
一、等待革命
1、等待其他国家革命胜利
等待其他国家革命胜利这种论调在中国泛左当中不可谓不广泛。持有这种论调者往往认为中帝国家力量强大，一切革命的举动都会遭到打击，在中帝内发起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任何准备革命的行动都是徒劳，唯有等待其他国家革命胜利后在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援助甚至直接出兵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发起革命。
这种论调是错误的，持这种论调者看不到显而易见的社会现实——中帝当局既不能消除犯罪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反抗，也不能消除组织罢工等积极反抗，而这些都只是劳苦大众对资本主义的自发抵抗而已。这种自发抵抗既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严明的纪律，更没有将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这些自发抵抗软弱可欺、易于打击，但就是这些软弱可欺、易于打击的群众自发抵抗，中帝当局也无法将之完全消除，又怎么能够认为中帝当局有能力打击革命的行动呢？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群众自觉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行动，正是自觉性使革命高于自发抵抗。这种自觉建立在一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自觉分子组成的先锋队领导之上，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之上；这种自觉将消除自发抵抗的弱点，使群众变得像钢铁一样坚韧，一扫自发抵抗的软弱与松散，因而使当局无法轻易击垮群众，反抗革命先烈已经用实践为此给出证明。
同时，从外国革命角度出发，如果想要其他国家的革命尽快胜利，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本国掀起革命，如果只是什么也不做地等待其他国家革命胜利，那么实际上就是在阻碍其他国家的革命，事实就是如此，不以人的主观意愿所改变。
2、等待工人、劳动者自己觉醒
等待工人、劳动者自己觉醒的这种论调是较为典型的等待革命论调之一，持这种论调者既有认为“既然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就不应该从外面干涉工人觉醒，否则就是揠苗助长”的，也有更加直白的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如果不是自己觉醒开始革命，那就不够革命”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总而言之，都是指望工人阶级能够在没有外部因素进入其中的情况下自发地觉醒，很显然，所有这些论调都是对自发性的崇拜。
这些论调在一百多年前就被证明错误了。
我们来看看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吧。俄国工人运动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逐步发展，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工人运动仍是分散而软弱的一切自发斗争的弱点都清清楚楚地体现着。这些弱点一直到20世纪开端几年才逐渐被克服，而克服这些弱点让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在俄国大地上风起云涌。
俄国工人运动为何能够克服这些弱点？
因为俄国在20世纪开端产生了革命自觉性的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确切地说，是在1903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这一事实上的无产阶级政党。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的代表，进而推动俄国工人运动克服了弱点？因为布尔什维克既在理论上论证了自觉性的来源、意义，又在实践中推动了群众自觉性的提高。列宁在1899年指出“社会民主党向来是，并且不能不是觉悟工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在1902年更是通过《怎么办》一文详细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思想，为此后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础。
在《怎么办》中，列宁首先就详细驳斥了对自发性的崇拜。认为工人、劳动者能够自发觉醒实际上就是认为工人运动能够自发地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先进思想资料的结晶，其只能从对过去一切先进思想资料的批判吸收中产生，而资产阶级让绝大多数工人、劳动者失去接受充分教育的机会，同时用遭到恶意歪曲的片面的教育愚弄能有较多教育机会的工人，并且用繁重的劳动（脑力或体力的）消磨工人的意志与身体，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劳动者怎可能批判吸收过去一切先进的思想资料呢？显然，纯靠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意识，因而不能产生出革命的自觉性，所以尽管遗憾，但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工人阶级外部进入到其中，而自觉性也只有在这些外来因素的促进下才能从广大工人阶级中产生；而且同时，尽管饱受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天然倾向于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加正确而深刻地说明其被剥削地位根源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是掌握政权且有着无数宣传工具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每秒都在压抑着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自发接受倾向，只有掌握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工作，才有可能掀起无产阶级革命。这不仅是理论，而且是事实：不谈近代成功的中国、俄国革命，1980年开始的秘鲁持久人民战争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自发进行的，当时还主要是青年革命者组成的贡萨罗同志领导的秘鲁共产党在武装斗争前到群众中去开展了巨大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将广大工农群众为争取自我解放的人民战争组织起来，并在人民战争一开始就领导着整个运动；1967年印度纳萨尔巴里起义不是纯粹自发的，查鲁·马宗达等印度第一批毛主义者在起义前做了非常多组织工作与思想工作，查鲁马宗达就是在1967年前后写下作为纳萨尔巴里起义思想基础的“历史八文件”的；还有很多例子，不一一列举。
自觉性是在从工人阶级外部进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产生的，其意义就是让工人阶级真正作为革命阶级而组织起来，将工人运动引向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带入到工人群众当中，是每一个掌握或想要掌握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且想要革命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指望工人劳动者自我觉醒的人本质上就是在逃避这一历史责任，这种人是否真的想要革命呢？这些人自己总会用行动作出回答的。
3、小结
等待革命的论调往往成为这类论调持有者们推卸其本应负起的历史责任的借口，成为其纯粹坐而论道的理由。这种论调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首先产生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中经济利益因现存社会问题受损但又脱离群众的那一部分群体，这部分群体因经济利益（也许是社会地位，但社会地位只是经济利益的一种体现形式）受损而对现存社会不满，因而期望社会改变。但是他们或是因为脱离群众而看不到群众中时刻发生着的自发斗争，看不到群众中洋溢的斗争性，因而改变社会的方式——革命对他们而言遥不可及，或是根本就不想真正改变社会，而只想借鼓噪革命的话语沽名钓誉以在物质或精神上补偿自己经济利益的损失。资产阶级宣传工具将这种论调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于这种论调超出了产生它的那部分群体，流毒于不少想要革命的人脑中，打消其志气，拖其入泥潭，使其庸俗化，影响非常恶劣。
最后简单谈谈加速主义这一等待革命论的极端化产物。加速主义从其最根本的说法看便是认为劳动者不觉醒是因为资产阶级压迫得不够重，只要资本家压迫的更重，那么劳动者就能加速觉醒。从这一角度看，加速主义本质上仍是崇拜自发性的，但是这种崇拜却无耻地建立在对资本家压迫的支持之上，加速主义用所谓“促进革命”为由赤裸地支持资产阶级加重压迫，只有最脱离群众的群体才会产生这种论调。和其他等待革命的论调一样，加速主义也依靠资产阶级宣传工具日益广泛地流传，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
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会用革命行动粉碎一切等待革命的论调，美国的会，法国的会，德国的会，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将会，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将会。
二、动手准备革命
等待革命是错的，那么就必须开始动手准备革命，尽管这类要求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的论调目前仍是少数，但将来一定会变多数。不过现在需要做的事不是坐等这类论调变成多数，是分析这类论调中所存在的不同理论主张。事实上，这就是革命路线问题，这项工作的结论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革命实践方式，因而对于每一个有志革命者而言，这都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
一般来说，泛左往往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应当走“十月道路”，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那样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然而广泛的起义进而击垮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夺取政权，而在起义之前则应当主要是依靠合法宣传手段来“积累革命力量、“提高群众觉悟”，就像历史上俄国布尔什维克们所做的那样。
但是历史真的如此吗？难道布尔什维克在197年11月7日那一夜之前真的只是在进行合法宣传吗？
我们需要简单地谈谈历史，也就是俄国革命史，尤其是不受关注的1905~1917这10年。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饱受剥削压迫的工人与农民在整个1905年进行了规模宏大的革命斗争，12月的莫斯科起义是1905年最光辉的象征。帝俄当局镇压了起义，但是并未真正镇压革命——从1906年到1907年，游击战争不断燃烧着，让帝俄当局坐立不安，游击战争在某些当局力量较弱且革命者较有组织的地方非常持久，如列宁所言，“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正是通过持久的、主要是非法的斗争（包括广泛的武装斗争），布尔什维克可以越来越多地组织群众进行反对帝俄当局的政治斗争，并通过这些非法斗争推动群众政治觉悟不可阻挡地提升，从而大大促进了下一次革命形势的产生。
在布尔什维克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的活动以及其他一切客观因素的促进下，1912年，新的革命高潮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了此次革命高潮，将更多群众组织起来同帝俄当局进行斗争，充分促进了群众革命性的增长，为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巩固了群众基础。战时，布尔什维克坚决抵抗了护国主义的逆流，发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号召，并勇敢地以此口号进行广泛的群众工作，大大扩张了群众影响，使其能轻易地让群众为革命的武装斗争组织起来，为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从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到1917年，乃至到1923年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以合法宣传为主，他们一直坚持着进行组织群众反对帝俄当局的斗争，因而主要是非法斗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还不少武装斗争的成分。这和流毒甚广的所谓“十月道路”完全相反。
我们来看看从1905年到1917年的实践带给了布尔什维克什么吧：持续不断的非法斗争大大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在被压迫劳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多劳动群众将布尔什维克视作英雄、斗争的典范，使劳动群众愿意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将广大群众为革命斗争不断组织起来，使群众革命觉悟提高，并提高了群众的组织性、纪律性，能够迅速地像军队般组织起来；持久的武装斗争为布尔什维克积累了军事经验，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化，使其有能力领导为了革命而组织起来的战斗群众组织及人民军队，有能力正确地进行武装斗争，使得革命最终胜利。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反例，典型的是德国社民党。德国社民党可谓是典型地践行了那种广为流传的“十月道路”的党，他们在1890年以来的和平时代中一直都在进行合法宣传，“积累革命力量”，以待革命形势到来时进行起义夺取政权，到最后等来的却是党的修正主义化。如列宁所言，对合法性的追求本身就是机会主义的重要源泉，由于将合法工作视作主要的工作，社民党很快便失去了革命的锐气，而革命的词句则堕落到成为修正主义遮羞布一般的存在。
总结
历史已经证明，在没有革命形势时只搞合法宣传，等待革命形势产生再进行武装起义的革命大爆炸理论只会将人拖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深渊。这种理论之所以流毒甚广，其实是小资产阶级习性在作怪，小资习性使人害怕持久的斗争，而追求速胜，或是马上成功，或是不要斗争。
既然革命大爆炸理论已经被历史证明错误，那么就必须选择被历史证明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胜利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走过的道路——在持久的斗争中不断组织群众，将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组织动员起来与统治阶级当局斗争，进而一方面建成能够领导革命军事斗争直到革命胜利的军事化的共产党，一方面推动群众政治觉悟的普遍提高，积极促进革命形势的产生，并在革命形势最终到来时击垮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建立劳动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新政权，这条道路已经得到了当代国际共运的科学分析与定名，这条道路的名字就是“持久人民战争”。
正确的道路已被证明只有一条，对于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而言，现在的任务是到群众中去进行充分的社会调查，就像法国同志此前所做的那样，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深入的调查本身就是在为中国革命添砖加瓦，每一个马列毛主义者都应当利用一切条件做线下调查，进而为形成革命组织、开展革命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