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批判苏修文章选录

剥开新沙皇所谓“民族平等”的画皮

1969-09-10

剥开新沙皇所谓“民族平等”的画皮
广西壮族自治区 祝颂华
苏修新沙皇最近大喊大叫什么在苏联“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民族受到任何程度上的歧视”。这是他们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为了掩盖国内各族人民对其法西斯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而施展的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欺骗。
在苏联,“民族平等”的确曾经是有过的,那就是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时代。在那些年代里,苏联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肩战斗打垮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保卫了祖国,建设了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政权以后,把列宁创建的各族人民平等幸福的美好年代压根儿葬送掉,倒退到沙皇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时代。勃列日涅夫之流还厚着脸皮,喋喋不休地吹嘘“民族平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新沙皇同美帝是一丘之貉,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让我们把新沙皇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干的坏事、丑事拿来示众吧!
政治上,他们拚命地强化法西斯的专政机器,加紧对各族人民的镇压和控制,使各族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广大革命人民遭到苏修军警、特务的野蛮迫害和屠杀。苏修军警在镇压鞑靼居民的法西斯暴行中,甚至使用了“有毒的液体”,一次就逮捕了三百多人。难道这叫做“民族平等”吗?!
经济上,他们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原料和农产品被掠夺,经济形成严重的畸形化。这难道也能叫做“民族平等”?!
文化上,他们实行蛮横的压制和歧视。有的民族连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都没有。乌克兰一些人要求在乌克兰共和国把乌克兰语列为正式语言,竟被判了死刑。这也叫“民族平等”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新沙皇吹嘘的警棍下的“民族平等”,与美帝所念的刺刀尖上的“和平”经,又有什么差别!如果把血腥的镇压、残酷的剥削也算是一种“民族平等”的表示,试问什么才叫“民族压迫”?说穿了,新沙皇大吹大擂的所谓“民族平等”,只不过是在玩弄婊子立牌坊的丑剧。
为什么列宁、斯大林时代的民族平等的大家庭,今天重新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呢?根本问题在于政权变了性质。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后,根本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垄断了国家财政经济,掠取了大量社会财富,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他们为了巩固其统治的宝座,对苏联各族劳动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专政。这伙叛徒把一个好端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新沙皇在民族问题上也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它深刻地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对照苏联的现实,由于恢复了剥削制度,民族矛盾的加深是必然的。新沙皇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他们实行“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完全剥夺了民族自治权利。他们以种种罪名把大批不合他们的心意的少数民族干部打下去。仅鞑靼族领导人被长期关押的就有二百多人。同时,勃列日涅夫之流安插大批亲信、资产阶级分子在各加盟共和国,窃踞党、政、财、文大权。政权被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民族平等”必然就被“民族压迫”所代替。
斯大林曾经说:“只要资本政权还存在,只要争夺生产资料的斗争还在进行,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权利平等。”今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正是这样。新沙皇吹嘘的“民族平等”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什么“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本质上是一样货色,统统是阎王写告示,满纸鬼话,都是口头的、纸上的“平等”。看!克里姆林宫前鞑靼人流的鲜血,白宫前黑人流的鲜血,难道不是同样暴露了苏修、美帝在“平等”幌子下实行血腥的“民族压迫”的狰狞面目吗!
新沙皇实行“民族压迫”,俄罗斯族的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丝毫责任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代表的只是一小撮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不但压迫剥削苏联少数民族,而且也压迫剥削俄罗斯族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根本不是各民族利益的“代表”,而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最大的败家子和吸血鬼,是苏联各族劳动人民共同的敌人。
新沙皇为了转移国内各族人民的视线,还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胡扯什么:“在种族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是别人“人为地制造”和“挑拨”的。这是天大的撒谎和诡辩。你们掩耳盗铃,心中有数,这些“帽子”正是你们为着实行民族压迫进行法西斯镇压而制造的借口。“制造”和“挑拨”苏联各族人民间“敌对情绪”的罪魁祸首是有的,但不是别人,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这一小撮叛徒。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制定了民族问题方面的一整套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天才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使各族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毛主席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进一步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解放二十年来,广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茁壮成长,分布在各条战线,担负了党政领导职务。我们党的“九大”和九届中央委员会,都有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出身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代表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工业建设蒸蒸日上,现在已有钢铁、机械、煤炭、化学、电力、纺织、食品等工业,有些产品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粮食作物连年丰收。过去一穷二白的面貌已经得到初步的改变。各族劳动人民团结友爱亲如一家;文化教育得到大力普及和提高,政府还设立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广西民族学院;各族人民生活逐年提高;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和推动下,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露和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民族地区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广西地区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各族人民用不同的语言发出共同的声音:“万年枯藤结了果,千年铁树开了花,今天翻身做主人,全靠恩人毛主席。”各族人民满怀革命激情共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
伟大的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苏修新沙皇越是疯狂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就越激起苏联各民族人民觉醒和斗争。中亚细亚和哈萨克各族人民愤怒地指出:“勃列日涅夫之流是奴隶主,我们是奴隶。”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工人坚定地说:“我们这里需要第二次革命。”近几年,在苏联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新沙皇的群众革命斗争运动。在格鲁吉亚,在乌克兰,在乌兹别克、阿塞拜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接连发生过各种形式反抗民族压迫的群众革命斗争浪潮。这个反造得好!我们表示热烈地同情和坚决地支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各民族人民的日益觉醒,越来越证明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真理。
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坚信,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乡的各族革命人民,一定会继承和发扬列宁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大造新沙皇的反,把勃列日涅夫之流扫进历史垃圾堆,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苏联各族人民平等友爱的社会主义家园。

新沙皇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1969-06-24
新沙皇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洪全宇
最近一个时期,苏修头目和他们的报刊电台,大肆叫嚷:“要磨锐武器对付民族共产主义”,要同“民族特殊性表现以及地方主义的表现作不调和的斗争”,强调“反对民族主义”在当前有“特别的意义”。他们大声疾呼要把宣传民族“友谊”作为“注意的中心”。这说明,在苏修新沙皇的反动统治下,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民族问题已经成为苏修叛徒集团所面临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有一百多个,约占苏联总人口的一半。十月革命前,沙俄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完全没有政治权利,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和侮辱。在民族边区,差不多所有一切国家职务都由俄罗斯官吏担任,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种种压制。沙皇政府把少数民族轻蔑地叫做“异族”,把他们看成
“下贱的”种族。沙皇政府从各方面迫害被压迫的民族和部族,故意挑起民族纠纷和仇恨,唆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沙皇政府是屠杀非俄罗斯民族的刽子手,是拷打非俄罗斯民族的掌刑人”(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伟大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砸碎了沙皇的民族监狱,使过去受沙俄压迫的一些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逝世后,情况就变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彻底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继承了老沙皇民族压迫的衣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重重迫害。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推行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动政策,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在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散布仇恨的种子,制造民族纠纷。在今天的苏联,少数民族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受到种种歧视,民族文化受到百般压制,民族的历史被任意篡改歪曲,他们最起码的民族自治权利遭到粗暴的剥夺。苏修甚至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宗教势力,恢复封建压迫。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随意强迫一些少数民族迁移到其他地方。谁要敢于反对苏修的民族压迫,就要遭到苏修军、警、密探的逮捕、监禁和屠杀。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
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忍无可忍。深重的苦难促使他们觉醒,野蛮的压迫使他们抗争。近几年来,在许多加盟共和国里,在少数民族地区,多次爆发了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民族压迫。
一九六二年,在乌克兰、乌兹别克、西伯利亚南部等少数民族地区,曾发生多次武装抗暴斗争,革命群众袭击苏修军火库,夺取枪枝弹药武装自己,遭到苏修军警野蛮镇压,许多人被枪杀。
一九六三年夏天,乌克兰人民反对苏修新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要求民族平等,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乌克兰军区的士兵拒绝执行苏修当局的命令,反对屠杀自己的阶级弟兄,苏修就调了另外两个军区的部队实行残酷的镇压。
一九六五年,阿塞尔巴疆人民爆发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南哈萨克首都奇姆肯特市,汽车驾驶工人抗议警察无故枪杀一名汽车司机,举行游行示威,袭击苏修的市民警总部,烧掉两个派出所。苏修当局大打出手,调动坦克、装甲车和大批军警对示威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打死数十人。
同年,乌克兰人民要求尊重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歪曲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苏修保安机关实行法西斯的大逮捕,从利沃夫扩及到基辅、敖德萨等地。被捕者遭到当局特务机关的秘密审讯,被投进了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遭到屠杀或长期监禁。
一九六八年,在哈萨克,在俄罗斯的泰谢特、土伦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都遭到苏修军警的野蛮镇压。
同年四月,乌兹别克的鞑靼人,为反对苏修新沙皇对他们的虐待,要求正当的民族权利,在奇尔奇克举行纪念列宁诞辰的户外集会。苏修当局出动了民警部队、国家保安队和消防队,在高级军官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居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进行了有组织的残酷的镇压。他们派往莫斯科向苏修抗议的代表,竟然在苏修中央委员会大厦门前被殴打、逮捕。一些同情鞑靼民族的正义斗争的俄罗斯工人、知识分子和军人也遭到苏修当局的迫害。
近年来,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组织各种集会,出版书报刊物,强烈抗议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
苏联国内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苏修新沙皇的斗争,是苏修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苏修新沙皇以沉重的打击,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不安。苏修新沙皇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是野蛮的迫害和镇压,另一方面是卑鄙的撒谎和欺骗。现在,苏联民族压迫的悲惨情景就象老沙皇时代一样,“无论到那里,到处都是阴谋的低语,到处都充斥着血腥的贪婪,到处都是告密的臭气,到处都是憎恶,到处都是怨声载道,到处都是呻吟”(列宁在《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一文里引用的一个俄罗斯人的呼吁)。苏修新沙皇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如此骇人听闻的迫害,却厚颜无耻地胡说什么“苏联没有一个民族受到任何程度上的歧视”,“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血淋淋的事实,戳穿了叛徒们的谎言,撕下了他们所谓各民族的“友谊”“平等”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磨锐武器”镇压苏联各族人民的刽子手的凶相。
苏修新沙皇大叫大嚷,要同“民族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这是一种烟幕弹。他们说的“民族主义”,就是苏联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正当要求和反抗苏修新沙皇的斗争。他们说的同“民族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就是加紧镇压苏联各族人民。他们正是在“反对民族主义”的烟幕下,以更野蛮、更反动的形式复活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挑起民族纠纷,蹂躏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分裂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掩盖他们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掩盖他们实行民族压迫、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勾当。
苏修新沙皇为了给自己的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披上一层“列宁主义”的伪装,竟胡说什么他们“忠于列宁的民族政策”。这是无耻的撒谎。
伟大列宁从深刻的阶级分析出发,认为民族问题的解决,应当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他反复强调,“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沙俄制度具有军事封建性质”,因此受沙俄压迫的一切民族有自决权,有分离的自由,以摆脱沙皇压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民族政策决不是象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只是形式上的公布民族平等,而是要真正解放被压迫民族,坚决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坚决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不许可对以前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使用一点点暴力,必须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发展语言文化,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隔阂,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列宁强调,要在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使各民族彼此接近和真正团结起来。列宁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这些原则已被苏修新沙皇破坏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苏修叛徒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恢复民族压迫,煽动民族对立,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压制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实行野蛮的镇压。他们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列宁在痛斥老沙皇时曾经说过:“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沙皇政府不仅使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作奴隶的别国人民”。今天的苏修新沙皇也同老沙皇一样,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维持其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扩大民族压迫的范围。他们对外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武装斗争,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妄图建立一个世界殖民帝国。他们甚至出动几十万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践踏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主权,残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们不断武装侵犯中国领土,挑起一系列边境事端,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苏修新沙皇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且同美帝一样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今天,苏联国内的民族压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他们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不得不对各族人民使用暴力,用刺刀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苏联国内各民族同苏修叛徒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他们反对新沙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整个苏联人民反对苏修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曾经说过:被压迫民族“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够获得解放。”我们深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国内各被压迫民族,同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在全世界革命人民支持下,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就一定能够推翻苏修新沙皇的反动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赢得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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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皇的大俄罗斯主义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1976-01-02

新沙皇的大俄罗斯主义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当局最近召开了“全苏俄语学习问题科学实践会议”,决定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中加紧强制推广俄语。早已被列宁痛斥过的、老沙皇当年实行的“义务国语制”,在今天的苏联又死灰复燃了。
列宁当年在《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一文中指出:义务国语“带着强制和硬塞的成分”,“就是硬要俄国其他各族居民使用在俄国居民中占少数的大俄罗斯人的语言”。“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必须取消义务国语”。列宁在谈到被压迫民族时一再强调:“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应当坚决反对把乌克兰语排挤到次要地位的俄罗斯化的作法。”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强使苏联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公然背叛列宁的教导,竭力抬高俄语的地位,千方百计地把其他民族语言排挤到次要地位。苏修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谈到为什么要让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时竟然说,“俄语,这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最伟大成就”;“俄语,这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一些最伟大珍品的结合”。苏修还宣扬,俄语是“革命的语言”,使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无限地丰富起来”。“它(指俄语)使民族作家有可能表达人类思维和感情的一切极细微的差别”。这就是说,除俄语外,其他民族语言不是“革命的语言”,不那么“丰富”,不那么能“表达人类思维和感情的一切极细微的差别”。因此,人们都必须学习俄语,而把本民族语言放在次要地位甚至完全抛弃。
新沙皇贬低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目的就是要消灭非俄罗斯民族语言,以便最后强制实行俄罗斯化。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公开宣布:“语言统一正在经过广泛掌握最流行的民族语言之一来实现,这种语言在苏联现实条件下就是俄语”。苏联出版的《世界人口》手册说,在今天的苏联,“一批批的人改换了自己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苏修为了欺骗非俄罗斯民族,在他们的党纲中堂而皇之地写着:“今后要继续保证苏联各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既然全国语言都要“统一”成俄语,还哪里谈得上什么“各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加快用俄语来“统一”其它语言,公开强制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叫嚷要实现“对语言过程的控制”。苏联格鲁吉亚《东方曙光报》公然宣布:“共和国每个居民都应当掌握这种语言”。勃列日涅夫集团控制的格鲁吉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决议甚至威胁说,“不明白掌握俄语的必要性,会导致民族局限性和落后性,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是不相容的”。
这就是说,谁不懂俄语,谁就不会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可能有国际主义原则。按照新沙皇此等谬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其晚年学俄语之前,难道没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国际主义原则吗?
赫鲁晓夫规定从小学开始用俄语讲课,勃列日涅夫集团进一步规定,非俄罗斯民族地区从幼儿园、托儿所起就要使用俄语。在今天的苏联,不少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学校完全不教授本民族语。《苏联民族学》杂志透露,乌兹别克的下达尔戈姆虽然是一个朝鲜人聚居区,那里的中学却“不教授朝鲜语”。在一些号称“两种语言并用制”的学校里,俄语是必修课,本民族语反而成为选修课,实际上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为了加快消灭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甚至禁止非俄罗斯民族在其语言中使用本民族语根的术语,强迫他们使用俄罗斯术语。摩尔达维亚人使用的是与罗马尼亚语同一语族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中有丰富的本民族术语,新沙皇却禁止他们使用,指责要使用本民族术语的人是“企图用同苏联各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的性质格格不入的名称来代替统一的国际主义的科学术语”。
列宁当年曾经要求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去的工作人员努力学会当地语言。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决定,责成在乌克兰工作的非乌克兰族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乌克兰语。现在,苏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竭力“提高俄语的作用”,大谈特谈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根本不提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工作的俄罗斯工作人员学习当地语言的问题。
新沙皇这种作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有些民族年青一代已经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了。据《苏联民族学》杂志透露,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涅夫赫民族,他们的儿童大多数“已不懂得本民族语言”。据苏联中央统计局一九七○年人口普查材料,苏联的埃文基族、曼西族、涅夫赫族、谢尔库普族、萨阿米族、乌德盖族、奥罗奇族、犹卡既儿族等都已有半数人口不说本民族语言了,而伊捷尔缅族等甚至有三分之二人口不说本民族语言了。乌克兰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控诉说,今天,乌克兰语“正被推入一种次等的‘逐渐消失’的状况之中。”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对乌克兰语的广泛蔑视,甚至憎恶”。“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而那些在城市里讲乌克兰语的人变成了任人嘲弄的对象。”苏联中央电视台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电视节目中透露,有两个人写信给该台,公开抱怨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勃列日涅夫竟然把强制推行俄语、消灭其它语言以及其他一些强制俄罗斯化措施的推行说成是“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成为现实”。这就是说,在苏联,谁不懂俄语,谁就不是“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一分子。他还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坏还是好?”“好,好得很!”
在俄语问题上,不仅暴露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面目,也暴露出新沙皇幻想统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苏联出版的《苏联民族接近和民族语言》一书公然叫嚷:“每一个新时代都有某一种自己最流行的语言作为特征”,“成熟的资本主义及其长成为帝国主义的时期保证了英语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在世界规模扩大伟大的俄语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的新时期正在开始”。说得够清楚的了:随着新沙皇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扩张,它将在全世界保证俄语“前所未有的统治”。
事实上,新沙皇已经在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中建立俄语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中,有的已被迫规定学习俄语是“全体青年的一项主要任务”,甚至把“学习俄语运动”当作“全民事业”来“大力开展”。勃列日涅夫集团洋洋自得地宣布:“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条件下,俄语理所当然地成了共同语言。”
新沙皇通过扼杀非俄罗斯民族语言来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作法,正开始为苏联各族人民所认识,并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抵抗。乌克兰一位作家指出,苏修的语言政策就是“消灭几十种民族语言而代之以一种语言”。这个共和国十七位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在一个申诉书中谴责苏修当局执行了“反动的语言政策”,指出这种语言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的”。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里,至今“人们普遍不愿用俄语”。《苏维埃摩尔达维亚报》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刊登的一篇报告透露,在摩尔达维亚,至今仍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学习摩尔达维亚语和俄语这两种语言的客观需要”。在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基辅、敖德萨、伊凡—弗兰科夫斯克等地都发生过争取在乌克兰实现乌克兰语与俄语平等的群众示威。

列宁主义的外衣,老沙皇的黑货——剖析苏修所谓“民族接近”政策

1974-05-11
列宁主义的外衣,老沙皇的黑货
——剖析苏修所谓“民族接近”政策
新华社记者述评
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以“民族接近”为掩护,正在加紧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此同时,他们极力掩饰苏联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说什么“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大量事实表明,所谓“民族接近”,只不过是当年俄国沙皇推行的强制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的黑货,所不同的,仅仅是披上了一层列宁主义的外衣。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接近”的衣钵是从他的先辈赫鲁晓夫那里承袭下来的。早在一九六一年苏修二十二大时,赫鲁晓夫就提出,在他们统治下的苏联,要执行所谓“各大小民族日益紧密地接近”的政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一再强调要加紧执行“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接近”的政策,并且大反所谓的“民族主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民族接近”的招牌下贩卖的是什么货色,从苏修官方出版物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中宣传什么苏联正在进入各民族“取得完全统一的阶段”;现在已经“有可能比较具体地设想……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的过程”。这家杂志还说:苏联现在
“正在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则宣布:苏联正在“通过广泛掌握”俄语来“实现语言的统一”。要在苏联形成一个使用俄语的单一民族,说得多么清楚!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苏修推行的所谓“民族接近”,实际上就是要强制苏联境内所有一百多个非俄罗斯民族和部族俄罗斯化,在苏联国内造成“单一的”俄罗斯族。
“形成单一民族”的提法也许太过于露骨了,因此苏修有时又换成在苏联“形成了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提法,并且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消灭各民族的差别以及忽视民族特点、语言和文化”。但是,这也掩盖不了苏修消灭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实质。《苏联民族学》杂志在谈到“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时说:“民族、部族的概念……将愈益让位于苏联人民这个概念。”苏修在这里把“苏联人民”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而勒令后者“让位”。连“民族”这一概念都不许存在,还谈得上什么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点、民族地位!“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提法只不过是强制俄罗斯化的又一块遮羞布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恬不知耻地竭力把他们的所谓“民族接近”说成是什么“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是“沿着列宁制订的途径继续发展”。这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莫大侮辱,是对列宁的教导的粗暴歪曲。
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随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四一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谈到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时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一五页)
在今天的苏联,根本不存在列宁所说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前提条件,根本谈不上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相反,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劳动人民重新陷入受压迫、受剥削的深渊,非俄罗斯民族处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桎梏之下,重新沦为被压迫民族。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重新成为沙皇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苏联各族人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奋起斗争,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争取各民族的完全解放。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加紧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同时,强行推行“民族接近”、“民族融合”,这是纯粹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同老沙皇一脉相承
苏修搞的“民族接近”不仅不是“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不是“沿着列宁制订的途径继续发展”;相反,倒的的确确是老沙皇的民族政策,是沿着老沙皇制订的途径继续发展。因此应当名之曰“新沙皇的民族政策”。
沙俄统治者为了统治非俄罗斯民族,一贯推行把它们“融合”到俄罗斯民族中的政策。沙俄统治集团曾说:“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对于“在精神上没有同征服者融合的异族人民”说来,“融合是可能而且最终必须实现的”。他们还叫嚷,在俄国,各个“不同的部族”已经“汇合组成一个单一民族”。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民族接近”、“形成单一民族”、一个“历史共同体”等等正是老沙皇这些旧货色的新版本。
苏修不仅在俄罗斯化方针上继承了老沙皇衣钵,而且在实现俄罗斯化的具体措施上,同老沙皇也是一脉相承。
列宁曾经把沙俄统治集团提出的“一切民族都应当服从大俄罗斯人的领导”的说法斥责为“黑帮的论据”。而勃列日涅夫之流今天却公开贩卖这种黑帮论据,说什么俄罗斯民族应当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真诚的尊敬”,俄罗斯是“伟大的母亲”,而非俄罗斯民族则
“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的儿子”。
俄国《钟声》杂志在一八六五年时指出,沙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铲平民族的特点”。沙皇叶卡捷琳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曾经下令要使“俄国(各民族)的各种不同风俗”“取得一致”。苏修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千方百计扼杀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文化。苏联《统计通报》一九七二年第七期公然宣布:“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千百万人把俄罗斯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是“多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谴责沙俄统治集团禁止使用非俄罗斯民族语言、强制使用俄语的做法,并指出:
“必须取消义务国语”。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却规定非俄罗斯民族“每个居民都应当掌握这种语言(指俄语)”,甚至“学龄前儿童保育机构”都要学习俄语。苏联出版的《世界人口手册》说,在今天的苏联,“一批批的人改换了自己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强制学俄语,就是为了强制改变民族身份,强制俄罗斯化。
勃列日涅夫集团还利用把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大量迁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区,分散到俄罗斯人地区同俄罗斯人混居的手段,来加速非俄罗斯民族的俄罗斯化。苏联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问题》一书也不得不承认:“长期散居在异民族环境中的人们,正在经历着同这一民族环境自然同化的过程。”据苏联官方公布的一九七○年人口调查材料,到一九七○年为止,摩尔达维亚人被迁移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外的达到三十九万多人,占该民族人口百分之十四点六;乌克兰人有五百多万人被迁离乌克兰共和国,占该民族人口百分之十三点四。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做法,同老沙皇当年侵占北高加索后将所谓的“异族”居民大量迁移的做法何其相似!
当年沙皇的民族压迫使得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增长缓慢、日益减少、甚至灭绝,今天苏联的一些非俄罗斯民族在新沙皇的统治下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问题》一书承认:由于“融合”等原因,一些民族“停止了独立存在”;“随着每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统计到的民族数目不断减少”;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两次人口调查期间,民族数目由一百二十六个减少到一百一十九个。据苏联官方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期间,人口基本停滞不前的民族有拉脱维亚、埃文基、汉提、阿留申、乌德盖等,同期人口下降的有卡累利阿人(减少二万一千人,即十一年间减少近百分之十三)、维普斯人(减少八千八百人,即减少近百分之五十一)、莫尔多瓦人(减少二万二千人)等。这就是苏修一向吹嘘的苏联“每个大小民族全面繁荣”!苏联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苏修领导集团在“民族接近”幌子下强制俄罗斯化,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遭到了苏联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据报道,乌克兰一批群众曾经写信公开表示“反对破坏和摧残乌克兰语言”,指出苏联当局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这种政策同曾经占领乌克兰的列强的政策毫无区别”。一九七二年五月,立陶宛一位共青团员为抗议苏修民族压迫而自焚,随后数千名学生和工人高呼“给立陶宛以自由!”的口号举行了连续两天的示威。同年六月和九月,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先后发生了一万多人的群众示威和大规模罢工。去年,在白俄罗斯的维切布斯克一家最大的工厂里也发生了全厂大罢工。象这样的示威和罢工,近几年在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每年都曾发生。有些非俄罗斯民族还建立了反抗苏修的组织,出版地下报刊和书籍,揭露苏修的民族压迫。
沙俄一位高级官吏当年曾经说过,非俄罗斯民族中“只要有人不肯完全接受同化”,“对他们所属的国家的各种精神融合的措施公开地或秘密地表示反对”,政府就“必须把权力建立在巩固的军事设施上”。勃列日涅夫之流也在乞灵于这个手段。他们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正在加强特务统治,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加紧思想控制,并进行大清洗、大逮捕。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塔吉克、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的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被撤换,而他们的主要罪名中几乎都有镇压“民族主义”不力这一条。
新沙皇效法老沙皇,妄图以加紧暴力镇压来克服民族矛盾。但是,加紧暴力镇压、以暴力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只会使苏联各族人民更清楚地识破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列宁主义”伪装,认清其新沙皇的本质,从而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民族压迫和反动统治的斗争。(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讯)

有压迫,就有反抗

1976-06-11
有压迫,就有反抗
最近,据外国报刊报道,苏联国内不断出事,人民群众对苏修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有增无已。
苏联一艘导弹驱逐舰的水兵,于去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即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当天和次日,发动哗变。哗变的起因显然同苏联武装侵略安哥拉的战争有关。哗变后,这艘驱逐舰从里加港驶向公海。苏修出动军舰、飞机进行镇压。哗变被淹没在血泊中。
列宁格勒一家有二万多工人的电讯工厂,在苏修“二十五大”开场的那天,工人们进行静坐罢工。苏修军警出动,罢工领导人被捕并被判处重刑。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西伯利亚工业城市伊尔库茨克,最近都发生过工人怠工和罢工事件。此外,苏联南部的顿河罗斯托夫和乌克兰的基辅,还发生了愤怒的群众砸碎商店橱窗的行动。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今年以来连续发生起火爆炸事件,商店被烧,官员别墅被炸……。据认为,这些行动是为了抗议苏修近年来借用各种名义疯狂镇压格鲁吉亚民族、反对强制推行大俄罗斯化的斗争。
…………
显然,这些仅仅是透露到外界的点滴事例。但表明,苏修吹嘘的什么苏联的“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已经消灭”,什么苏联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等等,全是粉饰太平的谎言,掩盖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遮羞布。
苏修统治集团在国内外倒行逆施,在苏联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苏修加紧扩军备战,到处侵略扩张,甚至出兵侵占别国,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违背的。它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借口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拚命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这就迫使苏联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起来斗争。苏修在少数民族地区变本加厉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搞民族同化和兼并,排斥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苏联的民族问题成了“潜在的爆炸性问题”。苏联各族人民正以各种形式反抗苏修的统治。
对于苏联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苏修头目和他们的宣传机器严密封锁,一声不吭,这只能反映出他们害怕人民的虚弱本质。种种迹象表明,面对人民斗争的兴起,苏修统治集团已经坐卧不安。最近,他们频频召开会议,大造舆论,制定对策。对策之一是继续强调“加强法制”,叫嚷什么“不提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对策之二是想方设法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毒化和麻痹苏联人民的意识。不管是硬的一手还是软的一手,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对苏联人民的法西斯专政。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愈深,反抗就愈烈。“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的现实必将再一次证明这个真理。

苏修叛徒集团加强法西斯统治

1976-02-28
苏修叛徒集团加强法西斯统治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不断加强法西斯统治,加紧镇压人民,以维持其反动统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自一九六五年起,苏修叛徒集团炮制了一系列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人民的反动法令、条例和决议,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警措施的决议”、“关于民警机关对刑满释放的人实行行政监督的条例”、“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原则”、“预押条例”等等。一九六九年七月颁布的“预押条例”就规定,苏修可任意以“嫌疑者”的罪名拘留和审讯它想要迫害的任何人,并可将他们长期预押,如遇反抗可使用镣铐、“紧身衣”,直至开枪。在“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中就强调镇压所谓“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群众性骚动”等。一连串的条例和决议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法律根据。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组织上大大扩充原有的法西斯专政机器,并增设许多新的机构,特别是增强警察和特务组织。在苏修中央直接控制下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缩写称为“克格勃”),现拥有几十万爪牙,分布在国内外,是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一九六六年又成立了所谓“社会治安部”,一九六八年改为内务部,并加以扩充。同年,又扩大了警察局的权限,大量增加警察人数,增设“专业化保卫局”、“夜间民警局”和摩托化民警队,并装备最新式的侦察、电讯和镇压工具。一九七○年重建了曾被撤销的“司法部”,扩充法院,增设法庭。在苏联全国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监视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西斯专政体系。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这些法西斯机构迫害苏联人民的野蛮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常用的手段之一是把反对苏修国内外政策的人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遭到骇人听闻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苏修叛徒集团在全国设立了大量的“劳改营”,分“普通劳改营”、“强化劳改营”、“严厉劳改营”和“特别劳改营”四种。现有“劳改营”一千多个,关押着一百七十万人。
苏修叛徒集团经常出动军警对群起反抗的苏联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他们还把“政治犯”、“民族主义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去。
苏修种种法西斯暴行与老沙皇相比毫无逊色。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勃列日涅夫集团如此丧心病狂地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不但吓不倒伟大的苏联人民,反而促使人民更快地觉醒起来进行斗争。

新沙皇加紧民族压迫和剥削

1976-02-28
新沙皇加紧民族压迫和剥削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和部族。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对内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实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加紧了剥削压迫。
新沙皇疯狂鼓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幌子下,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民族压迫。他们强行推广俄语以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妄图扼杀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消灭非俄罗斯民族语言。据揭露,在乌克兰共和国,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到处都用俄语”,甚至于“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完全是用俄语”,“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为了加紧俄罗斯化,苏修还大搞“民族环境自然同化”,把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大量迁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一九七○年人口调查材料,到一九七○年为止,摩尔达维亚人被迁移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外的达到三十九万多人,占该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六;乌克兰人有五百多万被迁离乌克兰共和国,占该民族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两次人口调查期间,民族数目由一百二十六个减少到一百一十九个,民族人口基本停滞不前的民族有拉脱维亚等五个,人口下降的有卡累利阿等三个,有的下降幅度竟达百分之五十一。
新沙皇还在经济上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他们宣扬“劳动分工”、“经济专业化”,不许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大搞殖民地式的畸形经济,并强行改变共和国的边界。在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干部中,谁要主张全面发展本地经济,谁就会被扣上“民族主义”、“闭关自守”等帽子而遭到排斥、打击,被撤职或勒令“退休”。新沙皇不仅以“区域分工”为名限制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经济,而且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剥削掠夺非俄罗斯民族地区。
苏修叛徒集团对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苏联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他们举行群众示威、罢工。人民的反抗斗争,使新沙皇惊恐不安。他们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加强特务统治,加紧镇压。据透露,近年来在乌克兰有大批人遭到逮捕和秘密审讯。乌克兰各高等学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一年竟达七千名。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暗地里讲授当地民族语言和历史的人遭到逮捕和折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爱沙尼亚发生过一次大逮捕,不仅动用了当地全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而且还调用了其他地区的特工人员。新沙皇的暴力镇压只会使苏联各族人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虚伪透顶的叫嚷

1976-10-26

广西师范学院评论组
不久以前,苏修召开了一个“全苏科学实践会议”。这个会议讨论的不是声光化电,而是所谓“青年的道德问题”。它大谈苏联青年中间不仅存在着“酗酒、旷工等表面上容易看到的犯罪现象”,还存在着“隐蔽的、用迷彩伪装起来的人的道德贫困的表现”,叫嚷要把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列为一项“紧迫的、最重要的任务”,真是虚伪透顶。
道德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道德观念在历史上总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总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由于占有了生产资料和掌握国家机器,总是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占据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使他们的道德观念成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后,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尽管苏修统治集团常常喜欢摇晃着“共产主义道德”的幌子来骗人,事实上是把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作为统治广大人民的手段。他们宣扬“卢布至上”、鼓吹享乐主义,贩卖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诲淫诲盗来腐蚀人民群众,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不仅如此,在今天的苏联,压迫有功,剥削受赏,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弹冠相庆;革命无理,造反有罪,无产者的冤狱遍布国中;特权阶层纸醉金迷,劳动人民遭受宰割。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弊病,就必然象瘟疫一样在苏联各地蔓延。
说到“道德贫困”,那末首先该数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那一小撮掌握着国家机器、垄断了整个苏联社会财富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化公为私,巧取豪夺,大量地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工矿到机关、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而易举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集团”,不少的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任意挥霍从苏联劳动人民身上掠夺来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些达官贵人为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弄虚作假,互相倾轧,无所不为。这一小撮资产阶级真可以说是道德贫困到了极点。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恩格斯说过:“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就一定会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种道德观的对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苏修叛徒集团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就是建立在垄断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的。一切符合他们利益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道德”,反之则被认为是“不道德”。苏修大骂青年“罢工”、“旷工”是“犯罪现象”,无产阶级则认为这是对苏修统治的不满和反抗,完全合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酗酒”、“服毒”等等现象,也是由于苏修在国内全面复辟了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人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消极反抗的表现。苏修叛徒集团在青年的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把反抗苏修反动统治的一切行为都列为“犯罪”、“道德贫困”的表现,无非是旨在达到两个反动目的:一是以他们的道德规范维护他们的法权规范,镇压苏联人民和青年的反抗斗争;二是进一步宣扬他们腐朽的道德观,来毒害和麻醉被剥削阶级的心灵,消磨苏联人民和青年的革命意志,以维护修正主义的统治。
苏修叛徒集团妄图通过召开“全苏科学实践会议”来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控制,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道德来禁锢青年的头脑,狂叫要警惕不利于修正主义统治的“反动宣传”对苏联青年的“影响”,以维护自己的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的专政。但是,这完全是徒劳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指出:“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在修正主义反动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苏联人民和青年,一定会日益提高觉悟,彻底撕破苏修鼓吹的伪善的道德面纱,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苏联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把苏修叛徒集团连同他们的反动道德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江河日下的五年

1976-02-23

江河日下的五年
啸楼
从一九七一年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迄今,已经五年。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即将开场的二十五大鼓气,连月来厚着脸皮吹擂二十四大以来的所谓“成就”。苏修在这五年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是经济“迅速而稳定的发展”,还是经济更加混乱、畸形和困难?是政治上
“坚如磐石的一致”,还是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是为“坚决捍卫普遍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推行所谓的“和平纲领”,还是在“缓和”烟幕下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并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策源地?是“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是在搞地地道道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五年过去了,苏修二十四大确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业已破产。这个举世皆知的事实,表明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暴露了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大腐朽性,完全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二十四大上吹嘘的“高速度”发展和“福利计划”的骗局。请看:
国民经济基本指标落空。其中国民收入仅达该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七四年的水平,即五年只完成四年的任务;
消费资料生产奇差,据计算,消费资料生产的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九左右,市场上许多重要消费品严重短缺;
农业衰败,五年内年平均农业总产值远未完成,粮食生产更糟,五年中就有四年减产,年平均产量只达计划规定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一左右,特别是在“灾难性”的一九七五年,即使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粮食产量也只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计算,粮食产量甚至比沙皇时代的一九一三年还要低,“九五”计划期间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八五”计划期间的五倍;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据苏修报刊透露,目前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低于“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主要食品等零售价格不断上涨,苛捐杂税越征越多,据苏修自己公布,苏联每个职工平均缴税额一九六○年为八十四点一卢布,一九七三年则为一百五十七点六卢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四;
债台高筑,据不完全统计,从勃列日涅夫上台的一九六四年以来,苏修向西方国家借债已逾二百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九五”计划期间达成的协议;
如此等等,已足够说明问题。
不过,应当指出,苏联“高速度”发展的项目确是有的,那就是军工部门以及同军工有关的某些重工业部门一直保持恶性膨胀的势头。五年来,苏修继续竭力发展军工生产,一再强调要“尽量发挥军工经济潜力”,继续贯彻在重工业中首先发展同军工生产有关部门的“不变原则”,同时提出要把一切先进科学成就首先用于发展军事技术。据估计,苏联目前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军工生产,有关从业人员约为三百五十万。“九五”计划期间,同军工生产有关的机器制造业、自动化仪表和工具以及计算技术方面的产品,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十和三倍。据西方估计,苏联军事研究费用在一九七三年便超过了美国。
苏修大搞扩军备战,只能靠压低人民的消费,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结果使国民经济严重畸形发展。这就是:工业庞大而农业十分脆弱,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断膨胀而轻工业生产严重不足,军工技术迅速发展而许多民用工业技术相当落后,拥有大量核武器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以扩充军事实力为中心的基建投资越来越多而投资效率日益降低。这种情形,在“九五”计划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修“九五”计划根本无法完成,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决定的。他们既要加强官僚国家的垄断控制,又要加强利润刺激,这本身便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央垄断集团与地方垄断集团之间,企业资产阶级集团与中央、地方垄断集团之间为争夺利润的支配权,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企业内部为追逐利润,弄虚作假,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新技术得不到充分应用。特别是,劳动人民不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经常以停工、怠工等形式进行抵制和斗争。这一切,使苏修进行垄断控制的主要手段——国家计划不断陷入破产之中。
事实充分表明,最近五年是苏修“九五”计划落空的五年,“福利”口号破产的五年,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五年,经济困难日益加深的五年。
二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上曾经鼓吹,说什么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什么苏联“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各大小民族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和“坚如磐石的一致”。但是,事实却截然相反。
五年来,随着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地位日益孤立和虚弱,他们顾不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伪装,不断地强化法西斯专政。用来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军队,在近年内由三百多万急增到四百二十万以上。间谍特务机关“克格勃”(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权力大增,无孔不入,并为其特务、密探装备了最新式的侦察审讯器材以及现代化的监视和电讯联络装置。“精神病院”日甚一日地成为政治迫害的场所。不仅如此,这几年苏修还扩大和新建了许多法西斯专政的辅助组织。它把那些矛头对着人民群众的所谓“志愿纠察队”和“监督组”等加以扩充,建立了各种专业纠察队和行动队。还新建了许多由特务警察机关一手操纵的“群众性”组织,例如什么“公众委员会”、“违法现象预防委员会”、“公众与民警社会治安站”等等,其任务主要是对付那些持有与苏修统治“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习惯的人”。为了遏制人民的反抗,苏修还先后通过了禁止未经批准的任何集会和限制使用电话的法令,颁布了加重惩处“非法获得发火武器”的补充条款,并且多次出动军警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
然而,残酷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并没有吓倒人民。这几年苏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有增无已。据报道,五年来地下组织和地下刊物不断出现,在基辅、罗斯托夫、利沃夫、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第聂伯捷尔任斯克、维切布斯克、第比利斯等许多城市,都发生过工人的罢工示威,至于怠工形式的斗争更是遍及城乡。广大党员尽管受到严密的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但斗争并未停息,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始的“更换党证”的两年期间,据估计清洗了近百万名具有所谓“异己思想”之类的“消极党员”。许多知识分子不满勃列日涅夫集团反动统治的抗议行动,也逐渐成为苏联人民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是苏修面临的又一个严重问题。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所谓“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这个欺骗口号下加紧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越来越自我暴露,不得人心。五年来,从外高加索到中亚地区、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黑海之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的斗争连绵不绝,声势相当浩大。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大搞清洗,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一九七二年以来先在格鲁吉亚,接着在乌克兰,以后又在亚美尼亚,都大搞所谓“思想整顿”和组织清洗,不仅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横加迫害和摧残,而且撤掉了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第一书记。今天在这些加盟共和国,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苏联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最近五年也发展得更为严重。投机倒把猖獗,贿赂舞弊成风,偷盗、卖淫、酗酒、吸毒、宗教迷信和青少年犯罪等等,已是司空见惯。这些造成社会污浊混乱的弊病,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并无二致。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映到统治集团上层,使其内部倾轧加剧,统治地位动摇不定。最近五年来,苏修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先后四人下台,两人降职。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则是政治“病”缠身,窘相毕露。他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以支撑门面,有时竟采取一些近乎滑稽的卑劣手法。例如一九七三年开始更换党证时,他将第一号党证发给列宁,自己领取第二号党证,并就此事大加渲染,恬不知耻地俨然以“列宁第二”自居。一九七五年又借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之机,捞了个“大将”军衔,给自己这个卫国战争初期的上校脸上贴金,传为笑柄。
事情很清楚,最近五年既是社会法西斯专政不断强化的五年,又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陷入新的孤立境地的五年,同时也是苏联各族劳动人民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五年。
三臭名昭著的所谓“和平纲领”,是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抛出来的。此后,苏修把它的一切对外侵略行径都同这个“和平纲领”挂起钩来,叫叫嚷嚷,吹吹打打。事实上,五年来苏修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它搞的不是什么“争取持久和平”,而是在“缓和”的掩盖下加紧争夺世界霸权;不是什么
“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威胁”,而是极力制造新的战争危险;不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渗透、干涉、颠覆和破坏,梦想统治和奴役世界人民。
五年来苏修干的坏事、丑事,罄竹难书。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遍及全球。欧洲、中东、南亚、非洲南部和世界其他地区之不得安宁,无不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渗透相关。它经过多年的策划,搞了一个名曰“欧安会”实为“欧危会”的名堂。它一面叫嚷什么“缓和物质化”,“缓和具有不可逆转性”,要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等等,一面则向东欧调兵遣将和更新武器装备,在南欧、巴尔干兴风作浪,对葡萄牙等国大搞渗透,在北欧加强军事部署,从而使欧洲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它口头喊裁军,结果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越搞越多,军队人数急速增加,军费不断膨胀,几年来的实际军费开支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它大搞全球性军事演习,庞大的海军舰队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它利用签订所谓“友好合作条约”,攫取军事基地以及进一步通过所谓“军援”和“经援”,对一些国家加强掠夺和政治军事控制。它把一些修正主义政党作为自己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别动队,它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肢解另一个主权国家。它霸占日本北方四岛不还,并施展种种讹诈和恐吓手段。目前,它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干涉安哥拉,这集中地暴露了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嘴脸,给它的“和平纲领”的实质加上了最好的注脚。总之,这个野心勃勃的超级大国在同美帝的争霸中,处处显示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具有更大的冒险性,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但是,疯狂并不说明它的强大。它插手的地方越多,给自己脖子套上的绞索也越多。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认清了它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面目。五年来,大量事实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的狼狈相。它策划制造的掩盖苏美争夺的种种缓和假相不断被戳穿。在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苏美两家各怀鬼胎,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曾被吹成是对加强苏美关系作出“富有成果的贡献”的苏美贸易协定,宣告失效。苏修一心想要召开的欧洲各党会议,几经筹备,迟迟开不起来。它鼓吹的“和平过渡”的荒谬理论,在被称作“样板”的一个拉美国家彻底破产。修正主义集团内部争吵不休,一片混乱,苏修的指挥棒更加失灵。继一九七一年九月一百零五名苏修间谍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几年来在全世界各地大批的苏修特务、间谍不断被揭露。它企图控制埃及而派去的几万名顾问和军事人员被迫撤走。中东十月战争以来,苏修出卖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的叛徒面目愈加暴露。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使苏修这个同朗诺集团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反革命两面派大出其丑。它为了称霸亚洲而鼓吹建立所谓“亚安体系”,响应者寥寥无几。苏修对东欧一些国家限制原料、燃料供应并抬高价格,同时加紧榨取这些国家资金和劳力,引起了新的不满。凡此种种,都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十分头痛并引起内部倾轧的问题。
由此可见,最近五年既是苏修大肆侵略扩张、加紧争霸世界的五年,又是“和平纲领”日益败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的五年。

苏修在二十四大上正式打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勃列日涅夫当时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并把“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定为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五年来,苏修头目及其御用文人把这个“理论”当作一根救命稻草,简直吹得天花乱坠。
那么,什么是苏修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呢?
人们记得,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上曾经提出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年这“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骗人口号。他在开这张空头支票时,勃列日涅夫是其同伙。后来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破产,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这个小丑终于滚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收藏起
“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破旗,代之以“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企图借此掩盖假共产主义的破产和苏联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演变的现实。所谓“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原是一路货色。不过,从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集中性越来越强,从而矛盾和困难也越来越深。
勃列日涅夫之流抛出“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还有一个目的。他们滔滔不绝地宣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民国家”。这显然是在为早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全民国家的谬论编造一条理论根据,仿佛全民国家乃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既然“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民国家的谬论也就站住了脚。他们这样说,其实为的是掩盖今日苏联在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幌子下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严酷现实。
苏修叛徒集团还利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来为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服务。他们把这一谬论说成是同“社会主义一体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说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使各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国际化”,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形式”,并说实行经济一体化“是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等等。这就是说,苏联既然“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有理由在一体化名义下控制和掠夺“大家庭”其他成员国;而“大家庭”其他各国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必须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苏修根据这一谬论,不仅大搞经济一体化,而且进一步提出并正在搞什么意识形态一体化、军事一体化和外交一体化,目的是要对“大家庭”中的伙伴们实行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现在苏修还在拉拢和诱惑亚非拉某些国家加入经互会这个一体化组织,岂不是说“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还有理由以“一体化”为纽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世界?可见苏修所谓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代名词。
苏修叛徒集团黔驴技穷而抛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除了象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个老的字眼已被社会主义叛徒玷污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而外,丝毫也挽救不了他们的败局。五年来的无数事实,乃至苏修为总结和体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炮制已久的新宪法至今难产,都证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极端虚弱和贫困。
综上所述,从苏修二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行动上,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都说明了疯狂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色厉内荏,内外交困,江河日下,正在沿着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走下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对苏修的形象写照。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历史将会表明,在今后的五年内,日暮途穷的苏修叛徒集团势必更深地陷入不可解脱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将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旗帜,浩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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