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残余”
出处：《新闻》七月上
编者按：这篇文章对于老左的社会主义残余理论做了很好的批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作用，故刊载。
近期，随着国际上疫情的不断扩散，中国的抗疫措施在矮子里面挑将军的过程中被视为“榜样”。相较于美国上百万的感染数，中国累计感染人数还不到十万，这样的结果确实有值得研究和考虑之处。一些中国网络上的“老左”将结果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残余”，即国企、公立医院等等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硕果”，进而鼓吹他们指望党内“健康力量”夺取政权、带领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在老左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斗争的国家。
我们先不揭开老左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面目，就他们提到的社会主义残余来说，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吗？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个比较类似的问题，蒙德拉贡公司被一些中国左翼鼓吹为“社会主义萌芽”抑或“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然而对蒙德拉贡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否认这个结论。即使是他的鼓吹者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在二十年前就占比近半的非会员工人而言，他们的地位与雇佣工人无异，而这个比例随着公司的扩张还在不断上升，他们毫无将自己海外的那些资本主义分厂转变为合作社的想法。
此外，许多左翼反复鼓吹的工人民主实际上也没有能够落到实处，一方面伴随着公司的扩张与工作专业化的增加，原有民主制度落实难度陡然上升；另一方面为了追求利润整个企业仍然奉行着资本主义式的泰勒主义管理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身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蒙德拉贡公司必须遵守资本主义的规则，即使原有的框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这个框架也因为游戏规则形同虚设。总的来说蒙德拉贡公司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并不存在左翼鼓吹的“第三条道路”。
顺带一提，许多左翼幻想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工团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他们不承认人的先进与落后，拒绝承认先锋队的产生与领导，沉迷于自己名为民主实为无政府主义的妄想之中。真正的工人民主与解放恰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逐步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工人就不断展现自己的革新精神，做到逐步革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管理方式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工厂发展摆脱了资本积累模式，小企业遍地开花，死劳动不再支配活劳动计划经济方面当时的中国则确立了政治挂帅的原则，依靠群众创新精神，从班组开始经过三上三下形成全国计划，做到群众参与经济计划，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技术挂帅与利润挂帅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新道路，做到及时反映社会需要、限制自发市场关系的产生借由三结合、上山下乡与人民公社的发展，旧的人事、管理体制被打破，三大差别逐步缩小和消亡。正是在这些进步中，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看到了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这是第三条道路永远无法带来的。
言归正传，沿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在国企、公立医院身上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即这些公司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他们实质上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掌控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不断追求资本的增殖与扩张。毫无疑问官僚资产阶级能够从中牟取暴利。这一点在垄断企业的规模上可见一斑。当今世界前五强企业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三个，分别是第二名的中石化、第四名的中石油与第五名的国家电网。世界十大银行前五名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更是占据四席，分别是第一名的中国工商银行、第二名的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名的中国银行与第五名的中国农业银行。
官僚资产阶级往往利用垄断条件（名义上是关键领域国有）夺取大量利润，就比如银行业，这些占据垄断地位的银行不断推出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供储户购买，利用储户的资金进行大量的投资，损失自然是主要由储户承担，除去一小部分留给储户的利息大部分盈利却是进了官僚管理者们的腰包。除此以外他们还往往利用经济权力谋求国内外政治资源，在非洲，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就会用钱打通当地官僚机构以便对当地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压榨与剥削。最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还利用自己官僚身份在企业中进行贪污。根据凤凰周刊《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一文，仅从徐才厚一人的一处宅子中就搜出十余辆军用卡车容量的财物，包括金条、璞玉、古代字画等等。
所谓社会主义残余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上文已经说的很明确了。但是回到文章开头，这些所谓残余的确使得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区别开来。如何解释他们在抗疫过程中的参与与作用呢？笔者这里提出一个相对“大胆”的观点，这些社会主义残余在疫情中除去资本主义的本质外，他们还充当了中帝扩大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成为了整个反革命体系的一部分。整个抗疫过程压根不是所谓社会主义残余起积极作用的过程，而是中帝借抗疫之名行扩大法西斯专政之实的过程。
让我们对照一篇官媒唱颂歌的文章，即人民网《我国抗疫缘何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果》，瞧一瞧其抗疫措施的本质。
首先，官媒吹嘘了一通政府的“高度重视”，喊了几遍“人民为中心”的口号。然而我们都知道疫情的发生恰恰是他们不重视，不以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结果。早在去年十二月疫情就开始出现，但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那些经济与政治秩序隐瞒疫情信息，迟迟不公布病毒具体信息。面对自发向外界传递信息的人员，武汉反动政府竟然将他们逮捕并进行训诫。在武汉“人大”举行期间，武汉政府更是长时间不采取隔离、封锁措施、拒绝更新确诊人数，有人鼓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维稳”，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要维的是哪个阶级的稳？为了资产阶级的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被置于危险之中。现在疫情扩散，资产阶级自然是待在自己的别墅里稳坐钓鱼台，而无产阶级则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医疗物资的缺乏。
官媒列出的第二个“抗疫优势”是集中统一。这里说的挺好听，实质上就是行使专政权力，扩大反革命体系。他们集中干了些什么呢？限制人民出行，这帮助反动政府混过了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群情激愤的时期。集中配给，官僚借助生活资料的垄断大发横财，对群众的生活却是毫不关心，武汉人民吃的肉都是用垃圾车拉的。迅速隔离，实际执行起来官僚主义作风浓厚，仅仅是将疑似人员隔离，对其具体情况毫不考虑毫不负责，在二月份就出现过因为父亲和哥哥被强制帯走隔离、智障弟弟被活活饿死的人间惨剧。积极查验人员出行轨迹、验证人员身份，反动政府是直接利用这个借口扩大专政。借由健康码之类的东西，所有人的行踪都被政府掌握。因为人们带着口罩，政府又采用瞳孔验证设备。想一想这些在反革命体系中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外国革命者进行活动时往往戴着面罩隐瞒自己身份进而保证安全，但在中帝使用以上设备的现在，这个措施的安全程度被大大减小了。而当局及其喉舌反复吹嘘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大家想一想，在工人们为建造医院辛勤劳作时，那些“为国家抗疫措施点赞”的人有一个人去说工人们也要避免聚集吗？有一个人关注工人们安全保障、食宿与薪资吗？没有！我们说，政府的抗议措施同样是具有阶级性的，这些措施取悦大资产阶级、拉拢小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他们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秩序的。
在强调他们“集中统一”的同时，官僚资产阶级不忘吹嘘自己的作用，着重强调党的领导，歌颂一些党员的奉献。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基层党员确实怀着的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然而当局却使这种朴素情感变为他们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利用这种情感为他们服务，使这些基层党员沦为资产阶级事业的炮灰。他们的付出本可以重于泰山，但现在变得轻如鸿毛。当局鼓吹的军队、医院等各种机构人员的奉献也是同理，多少优秀的工农子弟就这样变成了当局手上的行尸走肉。
至于他们说的人民拥护，这不过是他们给自己与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安眠药。他们试图用这样的话语使大家遗忘他们的无能，希望能够逐渐度过群情激愤的时期，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幻境。我们要说，他们是在做白日梦，革命的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忘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已经被架在革命群众，尤其是广大无产阶级正义的怒火上面了，他们是一边为自己身下的火焰添油添柴，一边催眠自己现在“岁月静好”。而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上演的千千万万滑稽闹剧中的一幕。
总的来说，这次疫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在去年十二月份和今年一月资产阶级们有一丝一毫的警觉，疫情完全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而且资产阶级不以为耻，甚至借机扩大自己的法西斯专政，进一步构筑与完善自己的反革命体系。而将这些措施认识为“社会主义残余”的人们，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政府遮羞。纳粹党信奉的“国家社会主义”中也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军队也实行供给制，口粮在一段时间内优于苏联，难道我们要鼓吹纳粹德国供给制这个“社会主义成分”甚至声称这个成分的发展程度比社会主义苏联还要高吗？答案是否定的。
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日益反动，作为革命者，我们不应该做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尾巴，而应该在历史潮流中高举起马列毛主义的鲜红旗帜，在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掀起人民战争的怒涛，让这怒涛冲刷尽旧世界的污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