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注：该篇为知乎用户胡乱闯（对此人其他文章不发表看法）发布，可以在知乎上找到原文。该文比较系统的反映了三十年代前后德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斗争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国际共运的情况。诚然，台尔曼与kpd失败了，但除却错误，他们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是关于路线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动教材，提醒我们要时刻把握住阶级斗争这杆秤。当前的许多问题在这杆秤面前答案都是极其明显的。
关于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的“追责”，有一种甚嚣尘上的论调，就是归罪于台尔曼时期的德共拒绝统战德国社会民主党，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只奉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即只统战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群众），这被社民党人视为挖墙角，被托派视为分裂工运，被赵国砖家视为极左路线，甚至于东德变修后的官方史书也少不了大骂“极左的宗派主义路线”（倒是出于种种考虑避免点台尔曼的名，但已经敢于借苏修非斯大林化之势归罪于斯大林了）……总之，归罪于德共，还有共产国际。
社民党人敌视德共，原本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社民党人，当然要构建自己版本的历史叙事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奇怪的倒是，形形色色的打着共字招牌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和社民党人唱同一个调子。
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可以有两种立场：挺KPD、挺SPD、貌似理客中地各打五十大板……等等，不是两种么？啊，没错，因为除了第一种，其它立场实际也是“挺社民党”。
1919年初，包括但不限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德国共产党人死在社会民主党手里（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卢森堡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本人恰恰长期是社会民主党问题上的温和派，这一立场在其成为烈士之后仍然对德共产生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过，仅凭这桩旧怨，显然无法对两党关系的走向起决定作用（这里顺便指出，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尽管在建党伊始就有过血仇，但由于历史渊源的原因，德共党内一直存在强烈的对社会民主党事大的倾向）。相反，1920年的鲁尔红军、1923年的萨克林—图林根工人政府（不过，这次社会民主党方面对此赞同的只是地方政府，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的态度是反对乃至要扼杀之）、1925—1926年的没收王公财产运动……都是两党合作的具体事例。尽管这些合作的结局对德共来说不见得是愉快的，但德共方面并未因此关上党际合作的大门。
台尔曼上台初期，德共仍然与社会民主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包括没收王公财产运动、失业者救济委员会等）。自然，有人对1925年台尔曼坚持参加总统选举、特别是复选时不肯退出的事情时至今日仍然耿耿于怀，认为是分散了共和派的选票。其实吧，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恰恰主张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奥托•布劳恩，一度入狱的德共党内季诺维也夫派的首领之一、后来脱离德共并参与创建了“列宁同盟”的阿尔卡季•马斯洛夫甚至走得更远，从狱中带出口信，主张连中央党的候选人一起支持。
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过1923年十月行动的失败，德共面临的局面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至于人心为什么散了，其实关键不仅仅在于失败本身（反正是屡败屡战），更在于当时掌权的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也就是后来自立门户的德国布哈林派）选择了不战而退（德共党内对十月行动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这里就不展开了），作为布兰德勒分子的政敌，在汉堡武装起义中积累了人望的台尔曼自然不可能重蹈覆辙。通过围绕总统选举的动员，把本党的队伍重新凝聚起来，是当时德共所亟需的事情。德共在乎的本来就不是选举中的得失，而是借此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用“列宁同盟”另一首领、对台尔曼参加总统选举持反对态度的路特•费舍的话说，“不用说，党并不指望台尔曼会当选总统，但是，它居然能使数目相当大的一批人紧密地团结在未加冲淡的共产主义口号的周围，这种成功使党非常兴奋。在许多党员看来，这种成功要比选举中可能获得的任何胜利都更有价值……”）。迁就其它政党、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中央党的候选人威廉•马克思（复选中的共和派候选人），是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的。姑且不论（虽然有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终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魏玛共和国是否值得德共去保卫，退一步讲，就算是，也没有保魏玛不保本党的道理。
这里还要提及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1925年3月13日【共产党在哈雷（萨利河畔）“人民公园”举行第一次总统竞选大会，八千多参加者遭到警察袭击。警察阻止共产党候选人恩•台尔曼讲话并向集会开枪。九人死亡——其中有“小号手”弗•魏纳克。二十五人重伤和一百人轻伤。】既然发生了血案，德共就更不能退却了。
另一方面，SPD内部对于支持威廉•马克思一样是有反对意见的。【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党员和一些左倾党组织，特别是萨克林和图林根党组织抗议选举联盟和执行委员会向资产阶级政党投降，但只能服从党的纪律。】
事实上，总统选举的风波并未阻止双方之后的合作。自然，合作的过程中，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然而后来主动破裂双方的党际合作关系（因此KPD方面只剩下专门推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选择），恰恰是SPD方面。
给社会民主党方面辩护的一个常用理由是，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当然还有关于“社会法西斯”的提法（这一提法迟至1929年7月才正式出现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不过实际上从1922年末起就地断断续续地使用，当然在头几年里主要是针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持这一看法的人，也往往将当时第三国际各党的态度简单地视为受莫斯科的操纵的结果，搞得好像没有共产国际的外因就一定能够维持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似的、搞得好像当时没有发生任何令各国共产党人觉得第三时期理论和社会法西斯的理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事情似的。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发生了什么吧。
（1927年）【4月8日
国会通过工作时间紧急法令。这项形式上承认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虽然规定一天的最长工作时间为十小时，但是通过例外的情况也允许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这个工作时间紧急法令在一百九十六票赞成、一百八十四票反对（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经济党）和两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党的限制例外情况的规定的提案被社会民主党否决。在紧急法令通过之后，共产党要求全德工会联合会联合行动争取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全德工会联合会同自由职员总联合会和德国工人、职员和公务员联合会工会联盟4月9日联合号召工人“全力对抗把每天工作时间延长到八小时以上”并要求拒绝个人加班加点。全德工会联合会对共产党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不组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坚决的工会斗争。】
【5月3日
柏林——勃兰登堡——劳齐茨共产党地区领导和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区领导在致全德工会联合会地方理事会、社会民主党地方执委会和国旗社（Reichsbanner，德国社会民主党麾下的准军事组织，今通译国旗团，下同）领导的公开信中建议5月7日——8日在工人区共同组织自卫和示威，反对钢盔队（Stahlhelm-Verbandes，今通译钢盔团，德国当时右翼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性质的准军事组织，下同）的游行挑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不予回答，而要求工人们不要干预钢盔队员的行动。】（事后仍有大批社会民主党工人不顾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策吉贝尔的的禁令与共产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一起举行了示威，从而挫败了钢盔团的行动。）
【10月26日
恩•台尔曼、共产党塞尔坎特地方领导机关机关的代表（阿•诺尔登、约•维托夫）和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汉堡领导机关的十一名代表（其中包括约•埃伦泰特和麦•洛伊特里茨）举行谈判。10月9日，汉堡议院选举——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一百六十三席中的九十席——之后，共产党地方领导10月12日向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汉堡领导机关发出公开信，宣布如果下列最低民主要求得到满足，它愿意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少数派政府：增加国家和市政企业的工人的工资，制定一个就业和住宅建造计划，修改社会政策、在对大财产和高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对小业主和小农实行减税，把公用企业收归国有，授课和学习手段免费，通过禁止、缴械和解散法西斯主义反动团队来制止法西斯主义活动等等。社会民主党10月24日已经同意同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举行谈判，以便建立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拒绝把这些最低的民主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共产党无法接受的“合作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停止对它进行任何批评。当共产党代表拒绝这些要求时，社会民主党人便破坏了会议。】
（1928年）【2月27日
共产党在国会里要求提高拥有五十万马克以上财产的人的税收，以弥补赤字和救济失业者。这项提案被社会民主党否决。相反，社会民主党却投票赞成鲁•希法亭的提案——为了弥补赤字向大银行借贷五亿马克。这笔贷款的条件是对债权人免税和支付一分八厘的利息。】
【5月23日
社会民主党茨维考干部会议。保•莱维作为左翼反对派的发言人要求社会民主党在5月20日选举胜利后执行反对派政策，但坚决拒绝同共产党进行任何合作。】（保•莱维即Paul Levi，此人也是德共创始人之一，与卢森堡的关系相当密切，在卡尔和罗莎被捕后一度担任过德共主席。后来因攻击1921年三月行动被开除出党，之后玩起了抬死人压活人的戏码，发表了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等问题手稿（列宁那个鹰与鸡的著名比喻正是为了将列维与卢森堡区别对待，事实上，列维恰恰是打着卢森堡的旗号来反共），带着自己的小组织“共产社”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又跟着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流一起回到了社会民主党。）
【6月14日
瓦•乌布利希由于进行革命的工会工作被开除出自由工会德国木工联合会。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为了保证自己的阶级合作政策的贯彻执行，加重处分革命干部和大批开除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员。】
【6月23日——26日
工人体操和体育联合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莱比锡举行。右翼社会民主党体育领导人拒绝承认革命代表的委托书、断绝与共产党和红色体育国际的关系和制定新的章程，以此来分裂德国工人体育运动。……】（之后数月内，从工人体操和体育联合会开除了数以万计的工人。）
很显然，远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社会民主党方面就已经将德共单方面放弃批评权作为进行合作的先决条件了，并且已经在从工会中驱逐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了。至于共产党方面是否使用“社会法西斯”的提法，显然对此并不起决定作用。堂堂魏玛德国的当权派，被在野的反对党骂几句就受不了呢？未免太玻璃心了吧。社民党人不是自吹他们不仅有过在中央执政的记录，更是在地方上（譬如普鲁士邦）长期执政、拥有庞大警察部队的有力与党吗？何况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一直是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的（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说穿了都是借口，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呢？归根结底，就至少是部分地掌握着魏玛时期的国家机器（虽然1932年巴本制造的普鲁士邦政变中不战而降了）的SPD而言，不管对其它势力的态度如何，其对康米的态度恰恰是“不在乎你支持，也不需要你反对。”
姑且假定一下，德共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开出的条件，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到1930年社会民主党奉行翼赞垄断资产阶级的“容忍政策”之际，她又该怎么办呢？一开口就意味着破坏两党合作，然而如果保持沉默，无异于自砸招牌自毁基本盘（对于以往一直以革命党的面貌示人的德共来说，负面效果尤其明显）。莫说进一步争取群众，原有的支持者也会离心离德。这些失望的群众会流向何方呢？放弃政治（也意味着放弃反法西斯的政治），流向至少表面上更激进的政治团体（比如在某些拉丁语国家社民党的不作为导致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崛起），都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更可怕的，当然是被法西斯势力所迷惑。
事实上，德共拒绝放弃批评权，也正是基于以往合作的经验教训。远的不说，就说此前的没收王公财产运动吧，社会民主党虽然在1926年1月与共产党方面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但仍然坚持群众运动方面的各自为战。无偿剥夺王公的法律草案未能通过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邦政府又在1926年10月经过与其它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协商提出了妥协方案，对旧贵族进行了巨额赔偿。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出的条件（单方面放弃批评权），就是要德共单方面的成为她的小弟、她的应声虫、她的工具人。这（在苏联或共产国际不出面反对的前提下）也许多列士领导下的法共、陶里亚蒂领导下的意共会接受，甚至于乌布利希、皮克集团主政后的德共也有可能会接受，但台尔曼领导下的德共绝不会接受，否则台尔曼也就不是台尔曼了。这就好比，假使我党在抗战时期单方面放弃对国府的批评权，那就不会是我党了：实质上，要我说嘛，社民党的政治雅量恐怕还不如大独裁者蒋介石。毕竟，国民党当局虽然禁止《新华日报》发表《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的概况》和《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活动的一笔总帐》之类我党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但总算还没有查禁《新华日报》，还允许《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等七参议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等我党一般的批评文章。不幸的是，在1934年以后推行人民阵线的时期，正是陶里亚蒂、多列士式的人物吃香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人民阵线政策（尽管其本身有其必要性）在实践中出现了普遍的右倾，埋下了后来现代修正主义的祸根。
言归正传，经过了之前的摩擦，1928年下半年发生的造舰风波使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其来龙去脉如下：
【8月10日
政府决定开工建造“A”型装甲巡洋舰。虽然德意志民主党的部长们表示愿意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一道投票反对，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却同意建造这种军舰。】（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势力的翼赞，已经超过了左翼自由主义的德国民主党DDP。）
【8月15日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政府的建造“A”型装甲巡洋舰的决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对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同意建造一事表示遗憾，但拒绝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
【8月16日
德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举行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公民表决。中央委员会表示希望“一切关心反对新的战争准备和大吨位舰只的斗争的劳动人民采取统一的联合行动”。】
【8月18日
社会民主党常务委员会和国会党团同意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理事会的决定（8月15日）。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关于退出建造装甲巡洋舰的政府的提案被否决，理由是参加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要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
【8月19日
十万中部德国工人（其中半数是红色阵线战士联盟盟员）在莱比锡集会，反对“军备政策”、“战争危险”和联合政策，要求对装甲巡洋舰举行公民表决，谴责政府建造“A”型装甲巡洋舰的决定。】
【8月20日
开姆尼茨和郊区的社会民主党小区代表集会。这次集会在一次决议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常务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立场（8月18日），要求国会开会讨论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决定，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和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并通过一项提案，这项提案提议把四名社会民主党部长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同意建造装甲巡洋舰。】
【8月21日
社会民主党干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谴责内阁的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决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拒绝进一步商讨建造“A”型装甲巡洋舰的问题。布勒斯劳和科伦地方支部的党员会议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8月22日
社会民主党大莱比锡小区的党员会议在决议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常务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立场（8月18日），要求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开展对扩充舰队的公民表决运动和召开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
8月24日【德国人权同盟在柏林召开公开会议。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停止建造装甲巡洋舰，支持公民请愿，如果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制止建造战舰。】
8月27日【成立反对建造装甲舰公民表决全国委员会。格•累德堡、奥•纳格尔和威•皮克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和红色阵线战士联盟领导向一切有关的组织发出呼吁，并且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到9月6日为止，已经有工人运动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的三十二个多半是较小组织加入这个委员会，共同组织公民请愿。】
【8月29日
共产党和红色阵线战士联盟向内政部长塞维林（社会民主党）递交关于要求制定禁止建造装甲巡洋舰和一切类型战舰的法律的公民请愿的建议。】
【9月11日
社会民主党常务委员会做出制止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公民请愿（8月27日）的决定。它禁止社会民主党员参加并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在讨论1929年全国预算之前就对在国防问题上的态度作出原则性的决定。这样，社会民主党员便不能参加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而只能进行党内讨论。
卡•冯•奥西茨基在《世界论坛》上支持共产党发起的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公民请愿，认为公民请愿是和平愿望的表现和对日益加强的军国主义的打击。】（《世界论坛》也作《世界舞台》。奥西茨基基于其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既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所同样反对（然而双方的出发点并不一致）的苏德秘密军事合作，也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所支持的造舰计划。）
【9月20日
德国和平联谊会理事会的决议要求参加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公民请愿。德国和平协会的主席团同意这项决议并宣布“继续开展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斗争是和平运动最重要的现实任务”。】
【10月3日—16日
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公民请愿。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大资产阶级政党反对公民请愿，所以公民请愿只能在它们的阻挠的情况下举行。有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五百零一个选民签名，也就是说，有一百多万无党派工人公开支持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个数字还不足以举行公民表决。但是这次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公民请愿是共产党的一次反军国主义的重要行动。】
【10月6日—7日
德国和平协会在纽伦堡召开大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冯•格尔拉赫、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弗•屈斯特尔等人主张参加共产党发起的建造装甲巡洋舰的人民请愿。他们同以反共理由反对参加人民请愿的和平联谊会社会民主党人总书记格•泽格尔进行了辩论。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由路•克维德提出的要求支持人民请愿的决议案。】
【10月
知识界许多人士发表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的号召书。号召书中说道：“我们艺术家和脑力劳动者作为争取文化和精神的自由的战士深切感到必须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反对这种帝国主义自大狂”。在这个号召书上签名的有：汉•巴卢舍克、恩•巴拉赫、布•汉•毕尔格尔、阿•爱因斯坦、格特鲁德•艾索尔特、奥•玛•格拉夫、瓦•格罗皮乌斯、伯•克勒曼、阿•克尔、凯特•科尔维茨、奥•勒曼—鲁斯比尔特、海•曼、奥•努施克、保•厄斯特赖希、马•佩希施泰因、路•克维德、古•里克特、布•陶特、阿•韦舍尔、弗•韦费尔、海•齐勒、阿•茨威格和许多其他艺术家和脑力劳动者。】
不过重头戏还在后头。感谢反面教员，令有着（令台尔曼等革命者头疼的）对社会民主党事大传统（至少是觉得社会民主党总比其它政党更进步一些）的德共党内对社会法西斯理论真正心悦诚服的，还是1929年柏林五一血案的教训，以及社会民主党对警察暴行的支持。这可比1919—1923年的旧恨份量重多了。即便旧恨可以勉强放下，新仇呢？（话虽如此，此后应该仍有几次党际合作的尝试，当然未能成功。）
这里需要提及一桩旧事。1926年末苏德秘密军事合作曝光之后，社会民主党方面趁机蹭热度，镇压1919年1月起义的刽子手谢德曼在12月17日的议会会议中宣称：【从现在起，当他们再被国防军杀害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福气知道，这是用苏联手榴弹干的事】。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不在于武器，而在于使用武器的人。谢德曼所谓“再次……杀害”倒不是口嗨的空话，并且根本用不着国防军动手，社会民主党控制下的警察就可以代劳了。
1928年【12月13日
警察总监策吉贝尔（社会民主党）禁止在柏林举行一切露天集会和示威。1929年5月29日取消了这个禁令，这为钢盔队1929年6月28日在柏林的进军提供了方便。】
1929年【3月21日
普鲁士内政部长克谢辛斯基（社会民主党）指示一切警察局采取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镇压“过激组织”——首先是共产党。他建议“预防性地”禁止露天的示威和集会。】
【4月16日
柏林警察局长策吉贝尔（社会民主党）向普鲁士内政部长克谢辛斯基打报告。策吉贝尔在报告中证实，共产党准备的五一节示威具有和平的性质。但是策吉贝尔认为从12月13日存在的示威禁令也适用于5月1日示威。】
【4月25日
德国和平联谊会通过决议，要求撤销柏林5月1日示威禁令。海伦•施特克尔提出的这个决议案递交给普鲁士内政部。路•克维德受德国和平联谊会的委托向普鲁士当局要求撤销示威禁令。】
【5月1日
柏林举行五一节示威。尽管警察局长策吉贝尔（社会民主党）坚持示威禁令，但是大约二十万工人仍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示威，提出自己的社会要求，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备战和主张保卫苏联，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放弃了示威的民主权利。警察进行挑衅并向示威者开枪。工人为了自卫自发地在街道上竖起路障，在韦丁和诺伊科伦筑起街垒。警察的镇压使得三十一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一千二百多工人被捕。……】
【5月2—3日
各地举行罢工和集会，反对5月1日警察在柏林采取的镇压行动。柏林二万五千工人罢工。开姆尼茨、汉堡、哈雷（萨利河）和梅泽堡等地五万工人罢工。另外，还举行了多次示威。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反对警察挑衅。于是成立了以卡•冯•奥西茨基为主席的柏林五一事件调查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阿•阿普费尔、阿•德布林、奥•格施克、阿•戈尔德施米特、斯•格罗斯曼、埃•埃•基施、海•曼、奥•努施克、费•廷佩和赫•瓦尔登等人。调查委员会在公开审理中向数百证人调查了事件的过程并清楚地证实警察对五一事件负有责任。】
【5月2日——23日
红色阵线战士联盟在普鲁士被禁。这个禁令根据内政部长塞维林（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到5月17日已经在全国实施。虽然一些邦政府表示反对，但是塞维林在各大邦内政部长的帮助下推行这个禁令。……】
【5月3日——9日
声援柏林工人的国际运动。哈尔科夫、列宁格勒、莫斯科、鄂木斯克、罗斯托夫等地百万苏联工人抗议柏林警察的暴行。阿姆斯特丹、巴塞尔、哥本哈根、伦敦、奥斯陆、布拉格和维也纳等地也举行抗议示威。奥地利和法国工人在一些重要企业举行短时罢工。】
【5月26日—31日
社民党代表大会在马格德堡举行。代表四百一十七名。其中有发言权的代表二十名。党员注册人数：九十四万九千三百零六名。议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约•弗格尔、康•路德维希），监督委员会的报告（威•迪特曼），国会党团的报告（鲁•布赖特希德）等等。
在讨论党的执行委员会和防卫委员会的报告时，执行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部长在联合政策、建造装甲巡洋舰、对国防军的态度等问题上受到猛烈的抨击。关于防止政策的提纲（二百四十二票对一百四十七票通过）把国防军说成是防御工具，要求支持国防军并侈谈什么通过议会监督和改革使国防军实现民主化。迪特曼为这个提纲的通过进行辩护，说什么德国无产阶级在魏玛共和国里“需要保卫的社会主义成果比俄国无产阶级多十倍”。与此相反，恩•埃克施泰因、马•塞德维茨等反对派发言者强调指出魏玛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反对迪特曼提出的“国防军民主化”的论点并要求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个提纲表明，否认魏玛国家的帝国主义阶级性质和在海德堡纲领（1925年9月13日——18日）中所提出的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已经导致公开支持军国主义。由于通过这个提纲，在防卫政策领域也能从改良主义观点中得出结论。党的领导试图再一次辩解说联合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试图使工人阶级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国防军和解。奥•威尔斯轻描淡写地把正在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危险说成是“社会制度的困难时刻”，却诽谤革命工人是暴乱分子，为警察的暴行和示威禁令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强调说，共产党利用这个禁令作为借口在5月1日“煽动骚乱”。他还表示准备“运用专政手段”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这些观点是配合财政资本的决定性力量废除议会民主制和向独裁统治形式过渡的阴谋。这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组织章程。这个章程只对柏林代表大会（1924年6月11—14日）通过的章程作了非原则性的修改。
党的执行委员会像在基尔代表大会（1927年5月22日—27日）上一样进行了改选，除了Ｈ.弥勒（内阁总理）之外，还是原班人马。
5月26日—6月22日
【《红旗》和共产党的地方报纸被禁。】
与德共有所接近的奥西茨基自然引来了社会民主党的方面的敌意。顺便指出，虽然今天有人指责德共坚持的废除凡尔赛和约的正当要求是勾结民族主义（大意如此），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奥西茨基式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众所周知，奥西茨基因揭露德国扩军违反《凡尔赛和约》而入狱）恰恰是台尔曼的选票来源。
（1932年）
【2月27日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根据它的“取小害”政策，号召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时选举保•冯•兴登堡，认为他是阿•希特勒能接受的唯一人选。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放弃提出民主派候选人，这就便于热衷于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在合法性的外衣下继续推进法西斯化的过程。同时，社会民主党领导胡说，台尔曼得到像卡•冯•奥西茨基那样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硬说台尔曼失去的每张选票和兴登堡得到的每张选票都是对希特勒的打击。】
问题来了，既然“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愿意（即便是有条件地）支持德共，那么坚持反共的社会民主党又算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后世之人如何看待，放在魏玛时期，对于从一战时就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区区反对《凡尔赛和约》根本算不得什么罪状。倒不如说，这是当时德国普遍的政治正确（顺便说一句，按照共产国际事后的总结，德共失败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对民族旗帜高举得还不够）。
的确，KPD从1920年代后期起的对社会民主党工作在实践中主要是实行（被社民党人视为挖墙角的）“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同样的策略也适用于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各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基层组织。将“左翼”和右翼等量齐观这一条，足以刺激一些人的Ｇ点。然而，左也好、右也罢，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共。
台尔曼的可敬之处、值得后世共产主义者学习之处（同时也是引起形形色色的敌人仇恨之处，毕竟，吾之蜜糖，彼之砒霜），就在于他始终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这杆秤。在这杆秤面前，左字招牌、乃至共字招牌，都不意味着能够享有豁免被衡量的特权。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
【……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历史上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愿意签署任何革命的决议，以便应付那些讨厌的批评家。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实行了这些决议。其次，历史上还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口沫飞溅地要求其他各国的工人政党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在自己党内或自己国内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列宁教导我们检验革命政党、派别和首领时不要根据他们的宣言和决议，而要根据他们的行为，不就是这个缘故吗？】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这一点也反映在台尔曼时期德共的统战工作中。的确，在台尔曼时期的最后数年里，德共与社会民主党的党际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了，然而绝不应该一笔抹煞当时德共的统战工作。既然社会民主党顽固不化，德共也没必要在一颗树上吊死。
在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破裂之后，台尔曼时期的德共有没有自己的友党？显然是有的（尽管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譬如以南德天主教徒为基盘的基督教社会国家党（1931年以后改名为基督教激进工农党）。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双方的友谊始于1920年代中期的没收王公财产运动。
（1926年）【6月13日
柏林——弗里德里希费尔德的墓地举行革命纪念碑揭幕仪式。威•皮克致辞。
柏林天主教青年组织发表呼吁书， 要求举行无偿没收王公财产运动的公民表决。在呼吁书上签名的组织反对天主教主教6月1日警告天主教徒不要支持无偿没收王公的财产的行为。签发这个呼吁书的有：新克尔恩、舍恩豪斯郊区、奥伯夏奈草场、席勒公园、华沙桥和威尔麦斯多夫的温德霍尔斯特联盟，基督教社会国家党，柏林勃兰登堡省联合会，大德意志候鸟协会，柏林——特洛尔的温德弗里德区和魏尔区的活力之泉，勃兰登堡语言协会。】
【7月27日——10月15日
以罗•西韦特（共产党）为首的第二个德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六十七名代表，其中社会民主党员四十五名，共产党员八名，基督教社会国家党五名，无党派代表四名。从1926年起，工人代表出版《统一》杂志，发表代表团的报告，这样，代表们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一起有了自己的为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的刊物。】
【9月9日
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选出筹备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十二人组成并有权补选更多的成员。9月10日，它发表致德国劳动人民的宣言。委员会的成员是：黑•弗克尔特、玛加丽塔•霍夫曼——格温纳、威•皮克、汉•韦贝尔（共产党）、格•累德堡（社会主义联盟），巴尔曼、卡•韦贝尔（坚定共和派协会），阿•瓦里希（基督教社会国家党），恩•普茨（小农全国联盟），里•比尔吉、里•施耐德（劳动农民联合会），克•弗赖贝格（慕尼黑企业委员会中央），维•明岑贝格、弗•韦德勒（国际工人援救会），格•伯斯（战争和劳动的受害者国际联盟），卡•拜尔（德国红色援救会），维•莱奥夫（红色阵线战士联盟），海伦妮•奥韦尔拉赫（红色妇女和少女联盟），康•布伦克勒（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等。】（注：社会主义联盟是由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基•累德堡领导的组织。）
【12月3日——5日
劳动者全国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一千九百五十六名代表出席，其中共产党员八百五十八名，社会民主党员一百三十七名，农民代表四十二名，基督教社会国家党员九名，社会主义联盟十五名和德意志民主党三名。格•累德堡宣布大会开幕。弗•黑克尔特讲战争危险、合理化危机和劳动人民求生存的斗争；接着，威•科埃南讲劳动中等阶层的贫困，特•诺伊鲍尔讲争取没收王公财产的斗争。维•约瑟夫作为失业者的代表，克•弗赖贝格作为慕尼黑自由工会的企业委员会中央的代表也分别讲了话。大会根据黑克尔特的建议制定了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加重对劳动人民剥削的斗争纲领。这个纲领的中心点是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大会在“反对托拉斯的专政！”的口号下要求银行和托拉斯国有化以及扩大企业委员会的权利并号召工人、农民和城市中等阶层共同反对垄断资本。大会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大体上符合一切劳动阶层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阶级斗争的需要。大会选出劳动者全国委员会。它的委员是：康•布伦克勒、克•弗赖贝格、弗•黑克尔特、麦•霍丹、埃•赫莱因、格•累德堡、海伦妮•奥韦尔拉赫、弗•吕克、弗•施雷克和格•舒曼等人。】
（1928）【11月4日
苏联之友联盟成立全国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三十五个柏林大企业和全国四十九个组织的一百六十五名代表出席，其中共产党员五十八名、社会民主党员三十五名、社会主义联盟盟员三名、基督教社会国家党员一名。埃•尤•龚贝尔、麦•霍丹、维•明岑贝格和海伦妮•奥韦尔拉赫人讲了话。恩•托勒尔强调说，就连革命的和平主义者也是苏联的朋友，因为俄国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所以准备好保卫苏联所必需的手段不仅是苏联的权利，而且也是它的义务。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苏联之友全国委员会。】
(1930年）【1月5日
为筹备欧洲农民代表大会，一千多名德国南部农民和德国各地的农民代表团在维尔茨堡举行农民代表会议。基督教社会国家党的主席维•黑勒讲了劳动农民的困境，并要求农民脱离反动的农业组织，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讨论时，对大地主和大农业组织的领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会议选出了由十八名小农和中农、移民和佃农组成的全国委员会来筹备欧洲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号召德国的所有劳动农民、佃农和移民选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团结起来为实现下述要求而斗争：无偿地剥夺大地主土地，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对小农免税；免除小农和中农的债务等等。共产党在1月28日的一篇专门报道中强调说，它支持维尔茨堡会议的要求。它同主要在南部德国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中有一定影响的基督教社会国家党达成协议，一致反对大地产和资本主义，反对反动的农民组织和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全国委员会成立（全国农民联合会第一主席恩•普茨（德国共产党）等人参加了全国委员会）后，1930年初在巴伐利亚、劳齐茨、奥德尔布鲁赫和东普鲁士等德国许多地方相继建立了农民委员会。】
【3月27日—29日
欧洲劳动农民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二十名德国代表和十八个欧洲国家的六十二名外国代表以及一个德国农业工人代表团。在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格•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准备的这次代表大会强调建立工人和劳动农民之间的联盟的必要性，并且要求为反对垄断资本和大地产、反对提高课税和地租、反对阶级司法、法西斯主义和备战而斗争。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动员劳动农民捍卫他们的生存利益的斗争办法的纲领等。选出由十六个国家的二十四名成员组成的欧洲农民委员会。】
（1932年）【1月23日——24日
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一百四十五名代表（其中农村联盟八名、中部德国鞋会六名、德国工人农民党[1931年以前的基督教社会国家党]四名、共产党十四名、社会民主党九名和无党派人士五十九名）是由一百零三个区域和地区代表会议选出的。参加这些代表会议的大约有三千二百名农民代表，而这些代表是在大约三千个农村集会中选出的。此外，基督教农民联合会、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德意志农民协会、农村人民运动以及其他德国和欧洲国家的农民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恩•普茨代表共产党向大会表示祝贺。会议的主要报告者是博•乌泽（《农民的争取生存斗争及其对民族社会解放的意义》）和布•冯•洛扎蒙（《农民委员会前进！》）。冯•洛扎蒙用“我们要把仇恨的黑旗换成革命的红旗！”这句口号来表达农民中正在形成的下述认识：只有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代表大会号召农民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要求建立地方性农民委员会，以开展日常斗争，争取中小农民的利益，反对农村富农和地主，争取摆脱危机。代表们一致选出二十五人组成的全国农民委员会，并决定这个委员会参加欧洲农民委员会。】
甚至于在纳粹德国时期，部分原基督教激进工农党成员仍然继续在反法西斯地下斗争中与共产党人共斗：
(1941年）【12月底
慕尼黑的共产党人和前基督教激进工农党党员汉•胡泽尔曼、格•雅雷斯、卡•齐默特等人从1939年8月底起散发许多反法西斯材料。他们在红军莫斯科大捷的影响下发表一份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战争纵火者希特勒在俄国的土地上打胜了也得死，而苏联永远不可战胜……。”他们指出，只有德国人民自己才能拯救德国，并要求推翻希特勒法西斯政权。】
基督教（具体来说是天主教）左派政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当时尚未丢掉马字招牌的所谓“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却仍然坚持反共！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博多•乌泽（Bodo Uhse）和布鲁诺•冯•所罗门（Bruno von Salomon）。
博多•乌泽，即上文提到的博•乌泽。拉施塔特（今属巴登-符腾堡州）人。作家、记者、魏玛共和国右翼活动家、纳粹政客（后转向左翼）、民德文坛领袖。
此人是普鲁士军官的儿子，自幼以军官为志向。但这一梦想被十一月革命粉碎，因此他愤然参加了各种右派准军事组织，甚至在16岁那年投身了具有保王倾向的卡普叛乱。
1921年，在烟草大亨Michel Raulinos控制的一个媒体实习。同年，参加了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组织，与SPD\KPD武斗，最后该组织与纳粹同流合污了。1927年，他加入纳粹党，在该党左翼控制的媒体工作，担任过几家纳粹党报的主编。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对纳粹头目感到不满。1929年，他作为纳粹党人被选入Itzehoe市议会，结识了KPD系新闻人Bruno von Salomon，开始左倾转向。1930年，他出版了几本关于列宁的小册子，猛烈批判纳粹头目。1930年8月1日，他因为公开批判希特勒终于被开除出了纳粹党。
1930年，他组织被开除出纳粹的一些人组成国家社会主义激进党，试图在农村组织农民运动乃至武装斗争，该党随即与KPD结成统一战线（这显然不仅仅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已经是党际合作的范畴了）。1931年，他与Richard Scheringer（国防军中尉，前纳粹党员）一道被KPD树立为“左转标兵”。
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他于1934年和许多KPD成员一样逃亡到巴黎，从事左翼新闻活动。1935年，他加入了流亡中的KPD。同年，他与布莱希特等人一起出席了第一届国际作家代表大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作为一名政委到前线作战，直到1938年因病返法。1939年移民美国，1940年移民墨西哥，从那里他帮助许多法国人逃出被占领的祖国。1945年，他与美国女犹太人Uhse Alma Agee结婚。
1948年携妻、子返回德国。1949年—1958年，担任周刊主编。1950—1954年，民主德国人民议会SED议员。1950—1952年，民德作协主席。1956年，民德艺术院诗歌和语言运用学部负责人。1956年苏修二十大后，精神崩溃开始酗酒（赫鲁晓夫害人不浅）。1960年，离婚（妻子带儿子移民美国），1961年访问古巴期间得病，以后丧失工作能力到1963年去世。
1986年，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柏林一大街。
布鲁诺•冯•所罗门疑似就是上文提到的布•冯•洛扎蒙。19002年2月7日生于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德国记者、政治活动家（KPD）、西班牙老战士、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著名作者恩斯特•冯•所罗门的哥哥，魏玛时期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农民运动领袖。
作为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落到汉堡并成为一名记者。1929年3月成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伊霍策市《省民报》（周报，后为日报）主编。1930年因涉嫌爆炸案被捕，但因证据不足而释放。
虽然混过右圈、也加入过无政府主义运动（没错，他曾经举过黑旗成为安人，当然不排除他参加的是某种民族无政府主义运动），但他在博多•乌泽帮助下，在魏玛共和国末年转向德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并且最终加入了德共。1933年纳粹上台后，逃亡到萨尔区，后又在1935年逃亡到法国巴黎，在那里支持人民阵线运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到前线作战。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后，转入地下，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
战后在巴黎贫病交加，直到1951年才被弟弟恩斯特带回汉堡恩养，但1952年就在那里去世。
写到这里的时候，可以预料，KPD对左转的前右人的统战，肯定会刺激到了一些人的G点，令KPD黑们如获至宝。然而，前右人的履历固然是污点，终究是过去时了。在现时是，他们恰恰是反法西斯阵营的一部分（乌泽和所罗门用自己后半生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
真正发人深省的倒是，左转的前纳粹都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当时尚未丢掉马字招牌的所谓“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却仍然坚持反共！
另一方面，乌泽和所罗门的转变，恰恰反映了KPD统战工作的成果，是对KPD实行“极左的宗派主义路线”的指责的有力反驳。试问，一个奉行宗派主义路线的党，是怎样让昔日的纳粹分子左转、喊出“我们要把仇恨的黑旗换成革命的红旗”的呢？
肯定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德共“勾结民族主义”。然而，这种貌似高贵冷艳的解释实际上是空洞的。德共无论如何高举民族旗帜，这方面总比不过原有的右人的，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激进党的创建者们不干脆继续留在最民族主义的纳粹党内部呢？
这个问题的谜底，可以参考以下的材料：
（1927年）【2月25日
农民全国联合会成立。主席是恩•普茨。这个联合会的前身是同一天解散的小农全国联盟。它坚定地代表农民利益并为一切农民团体的合并而斗争。与小农全国联盟不同，它不接受个人会员，只接受团体会员。它的这种做法符合共产党的在右派农业组织中支持成立反对派集团和使它们同革命的农民运动和共产党保持经常的联系的方针。】（注：小农全国联盟成立于1925年10月1日，【它的宗旨是联合劳动农民和他们的各种联合会，以保卫自身的切身利益。】主席是来自KPD的恩•普茨。小农全国联盟的前身是劳动农民、佃户和移民联合会（成立于1923年11月5日）。）
（1928年）【1月28日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大约十四万农民举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土地政策。农民们要求国家监督信贷机构和合作社以及粮食自给。他们决定成立农民联合会。什列斯维肯—霍尔施坦农民运动组织所谓的农民解救行动。这个行动是通过示威和抗税来阻止抵押和兼并农民的田产。这个农民运动选择黑色镰刀旗作为标志来纪念农民战争。它在很大程度上受亲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的影响，同时是农村激进化过程的标志。】
1929年【8月1日
国际反战日。在德国各地，例如，阿尔托纳、柏林、布勒斯劳、开姆尼茨、杜塞尔多夫、埃森、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共产党组织了反战示威，每个示威都有一万——一万五千人参加。许多企业的工人为了准备反战示威而成立了反战委员会。柏林、开姆尼茨、德累斯顿、曼海姆和其他地方组织了全市规模的反战委员会。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农民运动在新明斯特举行示威。示威者举着一面黑色镰刀旗行进。警察没收了这面旗帜，促成同警察的冲突。因此，农民宣布对新明斯特进行抵制。这次抵制1930年6月21日由于交还了旗帜才得以调解。农民对政府土地政策的不满也表现在农民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上。9月10日，警察在柏林和霍尔施坦逮捕农民运动的成员，指控他们是多起投掷炸弹事件的教唆者。】
同年8月25日【吕特仁堡工人和农民集会示威。8月21日基尔的五十名工人帮助什瓦尔特布克佃农阻止拍卖抵押的小麦之后，汉堡、基尔、卢卑克和新明斯特的工人和小农同共产党和劳动农民联合会的代表在什瓦尔特布克聚会，在瓦塞尔坎特举行空前大规模的联合示威。示威者高呼“打倒大地产——土地归小农和中农！”“工农进行联合斗争！”等口号。】
（这里顺便指出，【慢性的农业危机1928年就已经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半数以上的强迫拍卖事件发生在占地二公顷以下的人身上。1928年1月至9月，二十公顷以下的地产被强迫拍卖的有一千一百八十五起，总面积为三千七百八十四公顷；而1929年的同期达到一千七百零九起，面积达六千四百六十五公顷。】此外，【小农和中农由于政府的税收和价格政策而承受了农业危机的主要负担】，例如，当时规定占地5公顷以下的人缴税2004马克，占地5—20公顷的人缴税1239马克，占地1000公顷的人只缴税665马克。【同时农林部拨款一百万马克新币补助大土地所有者。】）
1931年【5月16日
恩•台尔曼在奥登堡宣布共产党的扶助农民纲领。它包括下述要求：废除巨额债务，免除沉重的赋税，取消盘剥农民的捐税，无偿剥夺大地主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少地的农民，把东方援助拨款用于支援劳动农民，全力帮助失业的小农，国家对小农、葡萄种植者和渔民提供养老金和疾病补助，实现这些要求可以直接改善德国劳动农民的状况。扶助农民纲领是共产党在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巩固联盟的斗争中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也证明共产党领导竭尽全力在党内贯彻和执行列宁关于建立工农联盟的学说。在这个基础上，反对容克地主、垄断资本和法西斯威胁的农民运动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得到初步发展。扶持农民纲领把解放纲领（8月24日）中制定的有关农民的设想具体化了。这是共产党反法西斯斗争的总体计划的组成部分。】（东方援助拨款=对东普鲁士的经济援助，这种经济援助的主要受益者其实是容克地主。）
（注：1930年8月24日德共在《红旗》上【发表关于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性声明】。【共产党在声明里阐述了它夺取政权后将实行的纲领：废除凡尔赛强盗和约和扬格计划，把大企业、银行和大商业收归人民所有，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险，消灭失业，提高工资，降低房租以及煤气、水、电和交通工具的价格，给妇女、青年以平等权利等。】这就是德共魏玛末期“人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当然，在反共左人眼里，德共做什么都是错的。）
【5月31日
反对派农民代表会议在富尔达举行。这次会议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农村人民运动的反对派的代表布•冯•洛扎蒙和博•乌泽召集的。会议要商讨在超党派的基础上，不受现有组织的限制，团结一切农民力量来“捍卫农民的生存”的问题。共产党的四名代表，其中包括恩•普茨和海•劳，作为客人出席了这次会议。普茨作了关于共产党的扶助农民纲领的报告。会议前一天，冯•洛扎蒙在致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对扶助农民纲领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困苦农民群众在黑暗中看到的一线曙光”。会议强调，必须联合小农和中农反对大农场主的“绿色阵线”的政策，建立反对捐税、地租、利息负担和强制拍卖的农民斗争委员会。会议决定召开德国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并建立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反映出农民队伍中日益分化和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1932年）【1月23日——24日
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一百四十五名代表（其中农村联盟八名、中部德国鞋会六名、德国工人农民党[1931年以前的基督教社会国家党]四名、共产党十四名、社会民主党九名和无党派人士五十九名）是由一百零三个区域和地区代表会议选出的。参加这些代表会议的大约有三千二百名农民代表，而这些代表是在大约三千个农村集会中选出的。此外，基督教农民联合会、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德意志农民协会、农村人民运动以及其他德国和欧洲国家的农民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恩•普茨代表共产党向大会表示祝贺。会议的主要报告者是博•乌泽（《农民的争取生存斗争及其对民族社会解放的意义》）和布•冯•洛扎蒙（《农民委员会前进！》）。冯•洛扎蒙用“我们要把仇恨的黑旗换成革命的红旗！”这句口号来表达农民中正在形成的下述认识：只有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代表大会号召农民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要求建立地方性农民委员会，以开展日常斗争，争取中小农民的利益，反对农村富农和地主，争取摆脱危机。代表们一致选出二十五人组成的全国农民委员会，并决定这个委员会参加欧洲农民委员会。】
顺便指出，按照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如今流传颇广，尽管在当时，即便是SPD的“左派”对此也不能苟同），法西斯运动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国家社会主义激进党的案例恰好戳穿了这种理论。不管其“纲领”是怎么写的，纳粹党终究是垄断资本家和地主的党。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那样（这里对沙俄黑色百人团的论述也可以适用于纳粹党）：
【我国黑帮有一个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特点，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愚昧的庄稼汉民主主义，不过是最原始却又最深刻的庄稼汉民主主义。
…………
极右派是地主的派别。但是，他们不能只限于同地主联系。对这种联系他们必然要加以掩盖，必然要装模作样地保护全民利益，维护“稳定的”农业生活的“原有的好”制度。他们必然要求助于最闭塞的庄稼汉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利用农民的无知。
这种把戏是不会没有危险的。真正庄稼汉生活的呼声，庄稼汉的民主主义将会不时冲破黑帮的种种陈词滥调而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右派就不得不把“碍事的”庄 稼汉民主主义者赶走。而极右派把忠心耿耿的争取民主主义的黑帮分子从自己的营垒中赶走或排挤出去，这对群众当然不会不起教育作用。
…………
尼孔主教感觉到，生活本身正在粉碎他的黑帮观点；他无论在杜马还是在“当局”各个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正在粉碎这些观点。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尼孔主教却无法理解，或者说不敢去理解。
但是，生活一定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任何一个农村中，那些同尼孔主教思想一致的人，对于接受生活的教训，十个有九个最终大概都不会象尼孔主教那样迟钝。】
——《论黑帮》：（http://www.71.cn/2011/1208/648765.shtml）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对社会民主党乃至其左翼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被左字招牌所迷惑，这恰恰是当时德共的优点），对所谓纳粹左翼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德共要争取的是Bodo Uhse这样的愿意“接受生活的教训”的人，对那些“生活本身正在粉碎他的黑帮观点……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却无法理解，或者说不敢去理解。无法理解，或者说不敢去理解”的德国版“尼孔主教”（从施特拉塞到罗姆），又另当别论了。
很显然的是，当时的德共从来不拒绝党际合作，然而这种合作应该是基于共同反对大资本和容克地主、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前提。这也是和曾得到托派干将拉狄克（尽管托洛茨基本人对此应该有异议）支持的所谓“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根本不同之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的是与德国资产阶级乃至（众所周知与容克地主有着深厚渊源的）国防军军官团合作，对抗协约国，这显然是与虎谋皮的妄想，就算真的成功了，也只会变成垄断大资产阶级和大容克贵族们的尾巴。
况且，1923年前后德共内部支持“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即同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结盟）路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亲社会民主党的右派之一（之所以说之一，那是因为当时德共内部的左派和右派都不止一个集团，按照某些后来的说法，从左到右足足有10个集团），即当权的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也就是后来分裂出去的KPDO的前身），其后台是共产国际的拉狄克、布哈林等人（可以参考路特•费舍女士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章节，路特女士是德共“左”派反对派领袖、季诺维也夫分子、曾掌握德共最高权力、后来转向反共阵营，这本书是反对台尔曼、斯大林和苏联的）。当时，作为德共左派代表的台尔曼正是党内反对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跟马斯洛夫、路特•费舍等人站在一起，只不过在共同打倒右派之后又分了手罢了。话又说回来，右派既然能对社会民主党事大，当然也能够对其他资产阶级党派事大；而拒绝对社民党事大的台尔曼，则刚好相反，在统一战线中当然是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
这里我们可以特别列举一下雷文特洛伯爵恩斯特（Ernst Graf zu Reventlow）这个例子，把他跟乌泽和所罗门对比一下，看看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和台尔曼“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到底有什么区别。
雷文斯特伯爵恩斯特（1869—1943），德国海军军官、记者、纳粹政客。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出身，丹麦贵族的后裔（丹麦裔德国人）。年轻时参军，官至帝德海军少校，但因为娶了法国人被迫退伍。之后，成为专栏作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爵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无限制潜艇战，反对德国对美国妥协。他批判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的政策。
一战后，伯爵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了兴趣，起初他只是幸灾乐祸地坐等共产国际转向民族主义。【但是1923年拉狄克利用法国占领鲁尔区（1923年1月鲁尔危机）的机会进行统战让伯爵心动，他在德共《红旗报》上撰写了一些支持德共的文章，这是他短暂的联共时期。】（有KPD黑拿这茬来攻击台尔曼纵容纳粹分子在党报上刊文，实质上是让伯爵从10年后穿越回了1923年。）之后他跟德共疏远了，但他确实偶尔还会在自己的专栏上撰文称赞德共的国内政策，比如企业董事会里应该有50%的工人代表。
1924年，伯爵跟从保王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里分裂出来的一些人联合组成了所谓的德意志人民自由党（DVFP），之后当选了国会议员。德意志人民自由党是一个有些封建社会主义色彩的党，但是1927年，伯爵终于加入了纳粹。
伯爵在纳粹里自然属于施特拉塞的左翼，但是他比较狡猾的是避免直接批评希特勒。所以希特勒后来容忍他的专栏开到1943年他死去。纳粹上台后，伯爵在专栏里对纳粹采取小骂帮大忙的态度，可以算纳粹国家内部一个合法的泛左意见领袖。
伯爵对犹太人态度比较复杂。他自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且相信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但是他宣称自己并非反对犹太种族而是反对犹太文化和犹太教。
总之，如果不是被希特勒的上台所打断，可以预料的是，台尔曼为首的德共也将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吸收各友党参加的人民阵线（从而树立一个挺直了腰杆搞统战的样板），就像后来的我党那样。只不过，这个人民阵线未必会包含社会民主党，至少不会包含整个原有的社会民主党。德共当然不会拒绝来自亲共左派的橄榄枝，但并不会也不应该放弃革命原则去姑息迁就反共顽固派，即便有着左字招牌甚至共字招牌的反共顽固派（当然了，这里说的只是台尔曼时期的情况，后来的东德统一社会党成立之初应该是奉行咸与维新的方针的。众所周知，SED在1946年的成立在东欧拨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头筹。不仅如此，该党成立之初吸收了一大批原KPDO分子、原SAD分子、原“左翼共产主义”者……其中应该不乏化党为派，继续从事非组织活动的。民德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应该对这些势力进行过打击，然而在1953年以后，大多陆续地翻案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到了魏玛共和国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生了分裂，其“左派”在1931年10月2日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D，这个党到1932年初还吸收了从布哈林派的德共（反对派）（KPDO）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几经分分合合，至1944年解散），然而，这个标榜卢森堡主义（至少后来是这样）的党，恰恰仍然与德共存在冲突（该党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不少人陆续加入了德共或后来的统一社会党，然而同样不乏反共到底的）。
（1932年）【3月25日—28日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九十五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五万七千名党员。议程：政治形势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任务（马•塞德维茨）、工会问题（雅•瓦尔歇尔），原则性声明和行动纲领（爱•韦克勒、克•茨威林）等等。
代表大会通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则声明、行动纲领和组织章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原则声明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有保留地承认苏联，宣布它同社会民主党的“不可逾越的原则对立”和决心为建立统一阵线而斗争。行动纲领中提出捍卫劳动人民的民主和社会权利的要求。但是这些文献同时还包含有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例如关于在一国内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托洛茨基观点、关于共产党推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策和放弃统一战线政策的论断。这不利于克服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分裂政策和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结果导致许多党员离开社会主义工人党。一部分党员——同弗•吕克尔和汉•赛格瓦塞尔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代表大会选出库•罗森费尔德和马•塞德维茨（主席），埃迪特•鲍曼、格尔特鲁德•迪毕、卡•弗兰克、肯特•弗兰肯塔尔、保•弗勒利希、威•豪席尔特、里•克莱奈布斯特、弗•屈斯特尔、H.弥勒、汉•赛格瓦塞尔、奥•西姆森、托马斯和雅•瓦尔歇尔（常设执行委员会委员），鲁•阿格里科拉、恩•埃克施泰因、维•埃尔斯纳、瓦•法比安、路•哈克、弗•赫肯拉特、安•波尔图内、弗•弗格尔和卡•策里希（扩大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的瓦尔歇尔、弗勒利希等人都是加盟SAD的原KPDO分裂派。）
其实吧，一国内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云云的看法，倒不一定是托派的专利。不过，SAD确实与托洛茨基有过接触，甚至于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前期企图拉拢该党共同筹建第四国际，只不过因该党不愿脱离伦敦局而告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策”，多半是指是1931年1月以后德共提出的“人民革命”理论，一贯否定民族自决的卢森堡分子自然看不惯废除凡尔赛条约之类的要求。另一方面，人民革命理论否定了直接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主张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首要的一条就是打容克、分田地，不过又犯了卢森堡分子的忌，因为卢森堡主义恰恰是反对经过分田的步骤而主张直接集体化的）。事实上，SAD始终坚持直接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也正因为如此，到了流亡时期，它与KPD的关系总的来说仍然难以理顺（后来的东德也是先搞民主改革，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此外可以预料的是，SAD会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做文章。毕竟，一贯反对先锋队理论的卢森堡分子肯定看不惯已经“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共。
至于“放弃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有得说道了。如前所述，德共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恰恰是卓有成效的，你自己拒绝被统战，那就不是人家的责任了。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看1932年的托洛茨基是怎么说的：
《论德国法西斯主义(又名《以后怎么办?》)(1932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german_fascism/index.htm）
第九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german_fascism/09.htm）
托洛茨基在这里反驳了SAD在工会问题上关于德共建立革命工会反对派是搞“分裂”的诘难（自立门户者尚且如此，何况其它？所以吧，当时第三国际要求将社会民主党“左翼”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然而他同样陷入了一厢情愿的脑补：【共产党人之参加反动工会，不是为了空洞的统一原则，而是为了要从这些组织内发动斗争，以肃清其内部的资本代办人这一个具体的需要】。言下之意，德共只要坚持留在反动工会内部，就可使工会由黄变红了。然而他忘记了一件小事：黄色工会可以开除赤色分子。
共产党人参加反动工会确实是为了“从这些组织内发动斗争”，不过“肃清其内部的资本代办人”（即改变工会性质）并不是硬性的规定，要视具体形势而定。除了推动工运的激进化，更多地还是为了争取群众。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绝不应该害怕被开除：
【潘克赫斯特同志在个别谈话的时候对我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我们加入工党后，这些先生一定会把我们开除的。”要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决议说，我们主张加入是因为工党允许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如一。麦克莱恩同志还着重指出，现在英国的情形非常独特：一个政党，虽然处在一个拥有400万成员的独特的工人组织中，这个组织一半是行业性质的，一半又是政治性质的，并且受资产阶级领袖的领导，尽管这样，只要这个党愿意，它还可以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革命分子如果不尽可能地留在这个党里，就是犯极大的错误。让托马斯之流的先生们和你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人把你们开除吧。这样倒会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产生极好的影响。】
【如果英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能在工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如果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不得不开除这个党，那么，这将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7—8月）》（1920年7—8月）》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28.htm）
然而托洛茨基的貌似理客中仍然只是暂时的。到了1933年，急于另立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终于与SAD达成了一致：
【德国共产党推行了革命工会反对派[5]的分裂政策，结果把自己和广大的有组织工人群众分离开了。由于它推行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和“独立领导”的政策，导致它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眼中成了阶级团结的破坏者。
这招致了社民党工人对它的仇视与不信任，在法西斯分子发动攻击之前就解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德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去组织关键的斗争，反而把最微不足道的选举胜利当做是伟大的胜利。】
——《德国需要一个新党!(国际左翼反对派执委会1933年5月全会文件)》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表现出了十足的精分。一方面痛斥【社会民主党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为借口，支持布吕宁[1]政府，投票支持兴登堡元帅，在波拿巴主义面前屈膝投降，还不许发动社民党工人去反对巴本[2]—施莱赫尔[3]的政策。它的整个政策，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并承认【我们不该指望社会民主党会采取另外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指责“德国共产党本来能够通过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让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对其施压，迫使社会民主党参加战斗。它本来可以迫使社会民主党把无产阶级力量集合起来，投入反法西斯的进攻”，并得出了“对工人阶级而言，共产党要为这次失败承担全部责任”的结论。
归根结底，不管后世的托派是什么看法，当时托洛茨基的一贯看法是，可以与“工人政党”（即便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助手”的“工人政党”，包括SPD）结成所谓“工人统一战线”，但不能统战非无产阶级的党派，至少在帝国主义国家是如此（所以后来法共搞人民阵线时统战激进党也引起其诘难）。具体到当时的德国问题，托先知的一贯看法是，只要搞好了与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工人统一战线”，你德共就能夺取政权，如果这个“工人统一战线”搞不好，那一定是你作出的退让还不够（至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先知”本人理论上承认有统战的必要性，但倾向于认为没必要去主动争取，反正“工人统一战线”结成之后就能夺取政权，到时小资产阶级自然纳头便拜）。虽然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德共要夺取政权，乃至将工人运动引向革命的轨道，无法回避的直接障碍恰恰就是社会民主党。
然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
（列宁在指出英国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之后，仍然力排众议，主张英共党员加入工党。托派对此也是了解的，后来据此提出了打入主义。然而，对于列宁作出的“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论述，从其表现来看，托派应该是从未真正接受过。与此同时，托派又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搞双标，认为作为“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比国民党高一等，所以托派自己对社会民主党搞打入主义是可以的，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主张党内合作策略就不行。）
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政策”的恶毒诅咒则是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托派（也不仅仅是托派）的立场。革命工会反对派主要是由被开除出社民党工会（即所谓统一组织）的赤色领袖、工人和工会组织建立的。前期确实有过“左”的倾向试图把所有的红色工会都从社民党系统里“拉出来”到这个红色总工会，但后来已经放弃这一企图，仅保留作为被社民党系统总工会开除者的组织，其规模大约相当于纳粹的劳动阵线而略大（数十万人规模）。托派看这个组织，不认为是在社民党分裂下不得已的举措，反而认为它“分裂”了工人运动。按照托派的看法，莫非社民党开除赤色工人之后，德共就要把这些有组织的赤色工人给解散掉？
如果一定要实现托洛茨基（也不仅仅是托洛茨基）的要求，大概德共唯一可能的做法只有做社民党政府的顺民！这样一来，大概可以留在与社民党的所谓“工人统一战线”里了！
对于托洛茨基的立场，可以做如下概括：自带干粮（目前尚未发现他收受社会民主党金钱的确凿证据）配合社会民主党溶共的协力者。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托洛茨基对台尔曼”人民革命“主张的攻击：
【多谢你们提供台尔曼[2]关于“人民革命”的言论，我先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立场会比它更荒谬、更可恶！这些蠢材居然还引用列宁语录，大喊“人民革命”的口号。要知道，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3]的报纸，每一期都在高呼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口号。诚然，每一场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革命或民族革命，它使民族的一切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力量，团结在革命阶级身边，围绕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人民革命”不是口号，而是社会学描述，并需要准确具体的注释。然而，作为一个口号，它是疯狂的，是轻浮的，是与法西斯主义比贱，其代价是搅乱工人的思想。
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自从共产国际三大以来，“阶级对阶级”就成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的通俗说法。这个口号非常正确：工人都该团结一心，共同对抗资产阶级。后来，当权派把这个政策的内涵偷换成了勾结改良主义官僚糊弄工人（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教训）。再后来，当权派又跳到另一极端，彻底拒绝同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妥协，“阶级对阶级”的口号，本来可以用于吸引社民党工人向共产党工人靠拢，而“第三时期”理论却把社民党工人给打成了阶级敌人。现在当权派又跳了回来，用人民革命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宣称：95%的人民愿意干革命，所以它不是阶级革命，而是人民革命。台尔曼便随声附和。其实，共产党工人应该这样告诉法西斯工人：95%的人民——如果不是98%的话——受着金融资本的剥削。但剥削者也是分层次的：有大剥削者，有小剥削者，还有小小剥削者。超级剥削者通过这个等级体制，控制着民族的多数。想让民族围绕新的阶级核心重塑自身，后者必须在思想上实现革新，为此，无产阶级绝不能将自身消解于“人民”或“民族”之中，而必须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种制度当中做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再造民族。“人民革命”口号只会麻痹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向“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等级体制妥协，推迟他们的解放。在德国当前的形势下，“人民革命”口号彻底抹消了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边界，使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思想投降，让他们误以为，既然双方的目标都是“人民革命”，选择哪一方还不都是一样？这些可悲的“革命者”一遇到严肃的敌人，第一个念头就是模仿敌人，把自己打扮得跟敌人一样，用阴谋诡计而不是革命斗争来争取群众。何等可耻！力量薄弱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是学了他们的样，就会重演“国共合作”的惨剧。
1931年4月14日】
——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1930年5月25日——1931年5月17日）》
类似的观点，托洛茨基在后来的《反对民族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1931年8月25日)》一文中也老调重谈过。
说到红色全民公决（这向来是KPD黑的一大黑点），这里值得展开谈一谈。当时的背景是，社民党在普鲁士邦选举中遭到了失败，其和盟友在邦议会中席位未过半。因此，反对社民党的各党派开始要求社民党政府下台。当时至少有以下几个不同的全民公决运动：德共的全民公决、纳粹党的全民公决、钢盔团的全民公决（当时德共本来向社会民主党提出条件，只要条件能谈拢就不搞全民公决，然而这是无用功）。只是在最后，全民公决失败，社民党短期内加强了其在普鲁士邦的统治，并且在之后建立了议会多数。次年由于兴登堡和巴本发动普鲁士政变解散普鲁士邦政府，由总统直接派员接管普鲁士邦，才让社民党在普鲁士邦下台了。
“先知”认为【在一次特定的战斗中，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使革命工人卷入了一条同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起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联合阵线】，这是胡扯。按照同样的逻辑，红军不应该攻打佩特留拉，否则就是同邓尼金结成了联合阵线，毕竟后二者也是相互敌对的。
此外，与托洛茨基的臆想相反，1931年的魏玛德国的情况显然不同于1917年的俄国。当时，牢牢地控制着普鲁士邦地方政权的SPD对KPD的态度恰恰是“不在乎你支持，也不需要你反对”。
1931年【……尽管恩•台尔曼坚持7月21日向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建议：如果政府满足一系列基本民主要求，便拒绝参加公民表决。但卡•莱维林以政府名义表示拒绝并于7月21日派警察占领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德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方。7月22日共产党号召投票支持解散普鲁士邦议会。】
然后是第二年的情况：
1932年【6月2日
威•皮克在普鲁士邦议会里声明，共产党将竭尽全力阻止在普鲁士成立纳粹党政府。6月3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以及德意志国家党投票否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得到纳粹党支持的提案（这有可能选出纳粹党总理）。6月15日，纳粹党议会党团提出的控告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国家党的普鲁士部长的提案同样遭到共产党否决。
6月20日
共产党普鲁士邦议会党团宣布，如果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恢复集会、游行和出版等自由以及不执行6月14日紧急法令的提案，它表示愿意投票赞成只由这两个党组成邦议会主席团。当这两个党拒绝时，共产党6月22日再次无条件地提出上述要求，这两个党再次拒绝。中央党使得一名纳粹分子当选为邦议会主席。】
（6月14日紧急法令=《总统关于制止政治骚乱的法令》。【它限制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特别是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取消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等等。】）
然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7月20日的巴本政变（普鲁士政变）。
基于托派一贯的反阶段论的立场，托洛茨基敌视“人民革命”理论也属正常，其手法无非是是从“左”的角度出发搞滑坡论证。认为人民革命的论调是模仿法西斯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攻击人民革命=民族共产主义=支持德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
按照这种说法，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接受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分田主张岂不是模仿社会革命党，岂不是投降民粹派，岂不是等于“混淆了自己跟民粹派的意识形态界限”从而让工人农民认为“布党跟社会革命党没有区别”？（这里顺便指出，虽然必须经过分田步骤这一点在后来对共产党人来说算是基本常识，不过在1917年以前，没收地主土地之后怎么办？即便是列宁也曾长期摇摆于分田和直接集体化两种选择之间，甚至更倾向于后者，直到1917年才事急从权，后来才进一步认识到分田阶段不可避）纳粹党之所以成其为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党，恰恰在于他不能够实现施特拉塞纲领中“民主主义”的部分，恰如社会革命党主流派不能实现其土地纲领。那么德共提出人民革命，又跟布党提出土地纲领，有什么区别呢？
托洛茨基把1930年代初复仇主义情绪浓厚的德国群众和1917年和平主义情绪浓厚的俄国群众相提并论，也是刻舟求剑的。
至于所谓“国共合作的惨剧”，“先知”无非是吃中国革命的人血馒头（实际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领导权，而不在于托派耿耿于怀的四阶级联盟和党内合作。至于托洛茨基（用于在中国问题上支撑其立场的）中国无封建式的妄想，应该可以在当代的赵国史学界找到不少拥趸，不过放在当时，完全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托洛茨基的《反对民族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1931年8月25日)》一文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上的胡说是尤其可耻的。他胡说布党为了反对科尔尼洛夫，充当了克伦斯基的自干五。但是，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恰恰指出，抵抗科尔尼洛夫决不是支持克伦斯基，恰恰相反要利用这一点来向克伦斯基施加压力。事实上，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的其他政党要人也作出了让步：克伦斯基求助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则成立了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反反革命斗争委员会，当局释放了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的七月事件被捕者，托洛茨基也进入了反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掌握兵权。所谓克伦斯基没有让步，布党作自干五，完全是托洛茨基连自己亲身经历都不顾的胡说八道。正因为作出了这种让步，列宁才在俄历九月初一度认为可以继续跟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执政，直到俄历9月12日以后。
这里姑且扯远一点。就像本文一开始说过的，变修后的东德官方实际也对台尔曼时期德共的路线持否定态度，只不过不公开点台尔曼的名罢了。然而，这不妨碍他们归罪于斯大林。至于德共党内选来“背锅”（姑且不论是否真算是锅），恰恰是台尔曼的政敌：诺伊曼—雷梅勒集团（这个反党集团的具体情况值得认真研究，按照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书的说法，诺伊曼等人虽然表面上以台尔曼支持者的面目出现，然而实际上是耍两面派，因为他们“从1928年到纳粹上台这段时期，……曾不断试探在德国另外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可能性。”）。虽然后来掌权的乌布利希、皮克集团也对台尔曼的路线不满，但他们也是这一集团的政敌。
东德修正主义者的官方说法是：诺伊曼—雷梅勒集团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极左的宗派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甚至连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也反对（大意如此）。其它渠道的材料则显示，这一集团主张对社会民主党亲善。譬如，托派分子施用勤在自己投稿于《炎黄春秋》的《历史上的台尔曼》一文就称他们为“党内较为清醒和理智的同志”。
个中细节，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嘛，一来，人是会变的，二来，无论关门主义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都可以基于相同的逻辑。
目前可以确认的倒是，诺伊曼——雷梅勒集团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倒确实采取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式的立场。
1930年【6月4日
德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反法西斯主义的决议。这个决议确认，站在法西斯主义运动前列的“只是金融资本、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那些死心塌地、寡廉鲜耻的代理人”。同时有必要把纳粹头目同被他们引入岐途的劳动人民区别开来。因此政治局批判了海•诺伊曼特别固执地坚持的口号：“在哪里碰见法西斯分子，就在哪里打击他们！”，并强调在思想上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意义。政治局提出的任务是：“特别要加强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打倒法西斯主义及其暴徒，直至彻底消灭”，除产业无产阶级外，还有把城乡的农业工人、职员以及中间阶层成员引入这一斗争。政治局在关于企业委员会选举结果的决议中要求加强在职员当中和大企业中的工作。由革命工会反对派组成的红色企业委员会和革命的企业代表应该独立解决和领导经济斗争。政治局号召建立红色企业卫队来反对企业中的法西斯阴谋和保护罢工。】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 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1986年出版的东德官史）
现在来看，诺依曼集团多半是持有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法西斯跟社会民主党都是纯粹统一体，因此法西斯不可能分化、社会民主党也不可能分化。要斗争就要对整个法西斯党（而不是其掌权的垄断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代理人）或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其掌权的工人贵族）进行斗争，要妥协就要跟整个法西斯党或社会民主党并且首先是其高层进行妥协。一言以蔽之，把高层当成了全部，没有看到：法西斯底层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游民乃至受骗的工人农民有其左转的可能性。因此，在党表现出强力时，诺依曼集团摆出一副极左关门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猖獗时，诺依曼集团则主张对社民党事大。
事实上，类似的观点迄今仍然屡见不鲜，近年来的法国黄马甲运动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反对高生活费用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巨大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意义。然而，许多激进分子对这一呼吁及其可能产生的反响感到不安，因为这一口号似乎已被法西斯主义活动者所采纳，而卡车老板正试图掌握这一运动。许多人认为，因为这一运动在右翼中得到了回响，所以左翼不应参与。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一种从不变的原则出发的分析方法，它没有看到事物的所有方面。我们不该用这种方法来决定采取什么策略。】
【共产党人的作用是为火加薪，把火焰指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试图扑灭它。哪里有正义的呼声，哪里有可能提出无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就必须到哪里的群众中去。我们不怕战斗。每一场运动都是在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发生的。不可能有“纯粹”的运动，也不可能有完美的运动。纯粹的运动是一场没有群众的运动，是一场死气沉沉的运动。在当前的运动中，有各地活跃的法西斯分子策划攻击和行动的例子。这些例子，与我们分析得出的反对高生活费用的斗争相反，与群众造反的原因无关，并不能代表整个运动。在各地同这些行为作斗争是可能的，方法是揭露法西斯分子，消除所谓“代言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有时与极右翼党派有关联。】
——《法国毛主义共产党论黄马甲运动：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8/12/397464.html）
如前所述，台尔曼始终握着阶级斗争的秤。自然，当时的德共不会忘记对法西斯运动也同样进行具体分析，为的是把被法西斯蛊惑的劳动群众（固然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到革命的轨道。
如果要从共产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总结1933年的教训，那么首要的一点是：德共对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准备严重不足（当然，有一种说法是，1933年初“德国共产党（此时已被纳粹政府取缔）中央委员会在柏林附近的Königs Wusterhausen举行会议，会上台尔曼着重强调了以暴力推翻希特勒统治的重要性”，是否确切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位面历史上，1930年代初期德共的力量确实出现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另外如前所述，其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有效的突破。如果不是时不我待的话，至多再有个两三年，德共多半会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
台尔曼本人早在1925年10月23日的《汉堡起义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仅包括针对资产阶级军队的军事斗争，还需要通过共产党和整个无产阶级多年的不懈工作做准备。未来战胜资产阶级的人们必须通过无数局部斗争得到教育、做好准备并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这一切当然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能因为最后的失败而对此抹煞）。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天不假年，积蓄力量的工作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进行了（事实上，德共愈发展，愈会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1930年7月政党政治结束，1932年7月普鲁士政变，兴登堡（其上台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实质上已经接管国家。之后，希特勒是否上台其实不影响国家的法西斯化（肯定会有人来纠结法西斯的定义，不过在这里不打算对此进一步展开），只是影响国家是否纳粹化（当然，如果国防军军官团要直接蛮干，让霍亨索伦皇帝复辟，必然导致这个新法西斯国家比历史上的纳粹德国要更脆弱。但是，如果军官团能够收编一贯拥军的社民党等等，也不好说。）这对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其它势力来说也许不同（至少可以有参加大政翼赞会的机会），不过对德共乃至其盟友来说，这结果和纳粹上台有区别吗？
德共的错误，绝不在于没有背弃自己的原则来求得与社会民主党或其它政党的统一战线（这反而是她的优点），而在于对反法西斯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持久性估计不足（事后来看，大概是基于卡普政变之类，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由此导致了对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缺乏准备（当然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长期以来的激烈路线斗争，即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对此的干扰破坏作用），导致了被以快打慢的悲剧。
统治阶级的动作，通常比革命派要快。像科尔尼洛夫叛乱那样，统治阶级（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闹内讧给革命者机会，实质上反而是比较少见的（当然，从绝对数量来说并不少，毕竟总是有失败的统治阶级，或是缺乏优秀领袖，或是内部矛盾过于尖锐，等等）。不过，列宁在此前已经部署了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事后来看，至迟在1929年的柏林五一血案发生后，德共就应该将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提上日程（正如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变后的判断那样），做好“英雄走险冀偷生”的准备。
台尔曼时期的确实德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但这不代表当时的德共领袖们都是没有头脑的机器人，不会将理论联系本国实际（这里要强调一次，与同时期饱受“左”倾路线困扰的中国党的情况不同，当时德共的路线至少相对来说更加正确）。“第三时期”理论本身有“左”的成分，但不应一笔抹煞其合理内容。同样的是，1934年以后的人民阵线实践中也出现了右倾，但这不能否认实行人民阵线本身的必要的。
还是那句话，彼之砒霜，吾之蜜糖。从共产主义者的角度，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实行有功无过，放弃这一策略，就意味着放弃群众工作而专走上层路线。
事实上，在二战后的共产党情报局时期，斯大林仍然主张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同时也强调要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假左派”）。在1947年11月18日斯大林与多列士的谈话中，他仍然表示，【法国社会党人如同英国工党分子一样，都在自己党内亲自培植左翼。名声最大的左翼领导人都是右派的代理人。】【法国和英国的共产党人应该向左派社会党人的上层发起进攻并争取社会党基层党员。】
当代的毛主义者仍然对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而肯定态度，并批评了1934年以后法共被法西斯化的危险吓倒而放弃这一策略的做法（当然，较真的话，季米特洛夫主政的共产国际也是有锅的）——
【在极右派试图在1934年进行政变之后，1936年，人民阵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屏障。在左翼政府选举之后立即出现的持续数周的占领工厂之后，多个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带薪休假）得以实现。但法共并非政府组成部分，她更倾向于与社会党结成上层同盟而非像第三国际所定义的一样形成一个在下层的联盟。这个上层同盟政策受到第三国际的批评，同时法共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法共（在数量上）更像一个群众党而非先锋队。它的策略是通过议会路线，和平路线，通过与一个政党阵线结成同盟的路线，而非一个由它领导的群众阵线的路线来夺取政权。由于深陷自身的选举主义策略，法共没有一支武装组织来反对和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1938年，激进者推翻了拒绝大规模向人民阵线（西班牙）输送武器的布鲁姆政府。之后达拉第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条约。】（法国毛主义共产党《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战争》）
正如本文的标题所说的，“台蒂在时，亦不觉异，台蒂去后，难见其比”（台蒂即台尔曼的别名）。台尔曼被捕之前，虽然早已崭露头角，但在第三国际的群星中未必是特别突出的。然而随着人民阵线实践的右倾成为普遍的潮流（人民阵线本身首先实践于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法国，但随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台尔曼的可贵之处才得以充分地显示出来。毕竟，放弃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团结压倒一切的“人民阵线”典范法共，也未能避免来自社会党的落井下石（1939年3月以后社会党就退出了人民阵线，9月26日法共被取缔，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公然发文叫好）。
然而，即便在1934年以后，仍然有敢于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反潮流的人。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引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例子来“反左”，然而么：
【（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⒆和恶意的污蔑。】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很显然的，即便是条件比德共更加优越（拥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中共，也照样不会因为要搞统一战线而放弃自己的批评权，不但在宣传中批评，有时甚至在战场上批评。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
自然，中共党内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拥趸们对此或许会不以为然，然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主张最初就源自多列士领导下的法共）对中共来说恰恰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反面教训。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⑹），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在1938年，毛主席还是给多列士留了面子（1960年代，法修在中苏论战中站队苏修，这时便不必再有所顾忌了），实际上，既然“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那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只能是作茧自缚，限制不了别人，反而限制了自己。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定的，共产主义者要赢得胜利，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一套，肯定是不成的。自然，“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朋友的朋友”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必须弄明白的，然而离开了“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这个根本的天平，只看招牌，更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