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结合阶级斗争进行谈论
出处：《新闻》九月上
编者按：这是一篇投稿。这篇文章尽管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重点在于难能可贵地试图将中国社会的思想派别与中国社会当中的各阶级利益进行了联系，这是往常鲜见的。故刊载。以下是文章的第一部分，期待作者将后文投稿给我们，我们将会继续刊载。我们非常希望更多类似的作品出现。
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淡倾向被逐渐地清除掉了，不少人群开始关注政治，关注社会，曾经只属于当局和少数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话题，现在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群的关注与讨论。由此也就出现了不少思潮，每个思潮对政治、对经济、对社会都有着不同看法，由此带来了对立与斗争，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为什么由此导致了斗争？
因为总的而言，思潮不是无根的，思潮不是浮萍，不是庸俗知识分子生造出来用以茶余饭后消食解闷的无聊玩艺，各个思潮宣称着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所在，而各个思潮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在社会意识方面的反映，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导致了各种思潮的不同，因为阶级斗争而产生了思潮的斗争。
因而很显然，研究当代中国的思潮派别绝对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当在谈论中国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谈论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非此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各个思想派别，非此不能认识中国社会整体。
问题在于，有不少人将思想派别与阶级割裂开来讨论，往往谈论的只是“自由派”、“左派”、“保守派”等，但是却不能正确地谈论其阶级基础，即使加以谈论，实际上也很粗浅，没有进行科学分析，因而得出了错误的认识。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马列毛主义的分析将中国的各个社会思潮的阶级基础加以确认，进而促进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解。笔者对马列毛主义的认识仍存在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加之各种材料仍不完善，可能有误，故本文内容仅供参考，请读者朋友不要照搬。
80年代~90年代早期·原始积累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潮过程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阶级斗争中被暂时击倒的，资产阶级通过突然的反革命政变剥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政权的掌握，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清洗（揭批查、三类人）将政权彻底改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进行清洗的同时，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通过半强制手段将本归国家或集体的土地分成小块并将使用权分给了被从集体中强制拆分的农户，进而生产出大量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在短短数年内大量分化，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而为新生资产阶级提供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推动农村集体生产资料转归个人所有，辅以政策支持和补贴，进而迅速在农村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农村的生产关系在小生产者的迅速分化与对集体生产资料的瓜分下很快便转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进而带动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城市的私营经济单位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单位很快产生并发展起来，同时外资的大量输入在沿海地区迅速创造了一批资本主义大企业。所有这些汇集成了丰沛的资本，在80年代前期迅速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牢牢地确立下来了。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影响力的迅速提升，进而占得了统治地位，这种现象的代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当时产生并占得社会话语权。资产阶级自由派抨击资产阶级化的官僚及其统治，要求全盘学习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制度，宣称引进老牌帝国主义的政治制度将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包括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经济危机为劳动人民深切感受到的经济严重不稳、通货膨胀、官僚资产阶级“官倒”等问题，因此自由派在当时获得了大量小资产阶级学生和部分无产者的支持，这说明了为何80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往往是自由派领导的。但是事实上，在当时统治集团尚未彻底将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形式”（如对经济的统制、官僚资产阶级在获取利润方面的优势等，实质上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彻底消除因而民间资本发展仍受限制的情况下，引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会首先是利于新生民间资本的增殖，也就是利于民间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显然，自由派首先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
但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不仅代表了民间资本，否则以当时相对弱小的民间资本的力量，自由派不可能取得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除了民间资本，自由派一时还取得了官僚资产阶级各集团的支持或默许，这有多种原因，概括而言有两点：一是清除可能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幽灵，二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矛盾。
首先笔者认为，将当时官僚资产阶级当中的派别简单分为保守派与改革派是错误的，因为这不能很好地解释邓小平与胡、赵等的巨大分裂。笔者认为，经济的初步自由化、国家对经济直接统制的被打破本身也在撕裂着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处在统治中心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集团因国家对经济直接统制与经济的初步自由化两种状态的共存（双轨制）而得益，同时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其他部分则或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直接统制的被打破而利益受损，或是因为经济自由化不够而利益受损，由此形成了数个和邓小平集团存在矛盾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因对经济的直接统制被打破而利益受损的集团以陈云、李先念为代表，因经济自由化不足而利益受损的集团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
因经济自由化不足而不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集团要求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让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进一步自由化，从而使其利益能得以最大化，因此可将该集团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改革派，简称“官改派”；因经济直接统制的被打破而利益受损的集团要求着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统制，由此其利益才能最大化，因此可以将之称为官僚资产阶级统制派（请读者自行将之与二战前日帝陆军内部派系“統制派”加以区分），简称“官统派”；而首先由于居于统治中心而得利，其次则因双轨制的存在得利的邓小平集团，首先为了维持其地位而行动，其次在能够维持统治稳定的前提下尽量维持双轨制，故其首先是实用主义为主导，什么能够维持统治地位就做什么，其次则是在仍可维持双轨制的情况下保证官统派与官改派之间互相斗争但又势力均衡的情况，可以将该集团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派，简称“官实派”。
根据史实可以确认，官改派和官统派所代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个别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官实派则在80年代代表了官僚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普遍利益，这便是为何官实派处在统治中心，而其他两派只能居于边缘。
官改派为彻底消除无产阶级革命派借危机再起的危险和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而做出了各种努力，包括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自由派社会影响力的增长以推动其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增长，进而成为统治中心。要求限制经济自由化、维持国家对经济统制（鸟笼经济）的官统派既反对支持经济自由化的官改派，也反对官实派，但首先，官统派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使得其和官改派、官实派一样优先要彻底清除如幽灵般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借危机再起的危险，其次，官统派既然反对处在统治中心的官实派，那么其便不能彻底地反对官改派，因为同非处在统治中心的官改派一旦被打垮，则官统派对政权的影响也将被官实派清洗（这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不过这是后话），再者，官实派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必然谨防两派做大，因而当官统派直接反对官改派时，官实派往往会出手干预（如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打断）这三个原因导致在1989年之前官统派对于自由派社会影响增大的情况往往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反对，这等于默认了自由派的社会影响增长。
官实派首先因为处在统治阶级中心而受益，其次因双轨制的存在而受益，因而当时官实派既要维持其地位，又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前提下维持双轨制的存在。为了在不危及其地位的前提下尽量维持双轨制的存在，官实派一方面打压官统派，阻止其直接反对官改派，使官改派的代表人在名义上成为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官实派的代表邓小平首先同意官改派的代表赵紫阳主导1988年“闯关”改革，并且鼓励其“晚过不如早过”，随后“闯关”消息走漏，引起社会动荡，使官改派不得不暂时放弃消除双轨制； 而为了维持地位，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一支的官实派首先当然要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幽灵，因而他们放任自由派社会影响力的增长，甚至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同时他们也要阻止其他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挑战他们并清去其他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因而一旦抓住能将其他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大幅削弱的机会，官实派便一定会借机将之削去。
由上分析可见，资产阶级自由派在80年代中期不仅主要地代表了民间资本的利益，而且还代表了官僚资产阶级中因经济自由化不足而利益受损的官改派集团的利益，并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其他集团的默许与放纵。除此外，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及其港澳台附庸在当时同样支持自由派，因为自由派的政治经济主张如果实现，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展同样很有利，这一切因素的作用再加上群众因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越来越不能生活，使得自由派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地扩大开来，1986年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初步体现。
但是1986年学潮同样成为了官实派削弱官改派的机会——官改派的代表人之一胡耀邦被官实派联合官统派清除出政治中心，官统派借此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因运动可能会同时损害官实派和官改派的利益而被打断。显然，官改派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被削弱了，同时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影响力被彻底打击、限制的序幕也被拉开了。
1988年到1989年的严重经济不稳使得群众日益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很快产生了社会危机。自由派学生首先掀起了运动，要求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取消官僚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进而让政权变成“人民的”政权，为全民服务，随后大量群众参与到运动中。学生与参与群众们满以为他们在争取全民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注定是在为民间资本而不是劳苦大众张目：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已经公然地号召民营资本家参与到政治中，而深受自由派影响的学生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复辟后的中国社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明确要求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少数人靠多数人的辛劳而飞扬直上的现实仍然而且必将继续存在，多数人不可能真正参与政治的现实也必将继续存在，由此，学生们的所有要求实际上都是促进民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要求，因而都主要是有利于民间资本发展的要求。但是毕竟，1989年的群众运动至今都是复辟以来的最大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晶”，因而有着对运动各方而言都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而绝不能嘲弄一番了事，必须加以分析。
1989年的群众运动并不局限于某些地区，它席卷了中国的各个大中城市，并且远不只是学生、知识分子的各界群众都参加了这一运动，这就是为何其应当被称为群众运动。但是很显然，如同巴黎之于法国革命的意义一般，北京的运动是1989年全国群众运动的中心，因此下文将集中说明发生在北京的运动，随后再简单说明其他地区的运动。
1989年开年4月15日，官改派代表人物之一胡耀邦去世，这成为了自由派谋求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机会。4月18日，北京数所大学的学生集体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静坐学生提出如下七点要求：一、客观评价胡耀邦（取消1986年1月对胡耀邦的否决）；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第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第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第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随后，静坐学生还提出要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官僚资产阶级当局无视了学生的请愿，因而学生在第二天组织冲击新华门，当然，没有成功。19日，北京市政府通告称“一些人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北京大学在当天出现大字报，号召学生组织起来并且去发动群众，同时明确了运动核心目标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和“要自由、要民主”。20日，新华门清场，清场事件本是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但反而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激进化——北京各所高校在4月21日出现了自发的学生组织，同时也出现了号召取消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并且组织罢课的呼声，学生运动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激进，到了25日出现了部分高校学生占领校内广播站的情况，同时跨校学生组织“高校临时委员会”也在同日组织起来。
在自由派学生运动继续发展的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当局也行动起来。25日当天，政治局会议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政治局会议的定性向社会公开，这引起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应，大量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各所大学，动员号召学生们起来行动，宣称“我们不能再沉默了”。社论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反响，学生当即组织游行，要求撤销社论，27日，数万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撤回社论。游行队伍为了保证合法性而改变策略，所喊口号由谩骂、攻击当局转为“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等颇有合法意味的口号。在4月29日，官僚资产阶级当局与来自北京16所高校共45名自由派学生代表进行会谈，双方在社论结论问题上互不相让：自由派学生要求撤销将学生运动定为反革命动乱的社论，这等于动摇官僚资产阶级当局的权威，进而可能使整个社会产生对官僚资产阶级垄断政权的正当性的怀疑，危害官僚资产阶级统治。最后双方不欢而散，学生继续游行，而官僚资产阶级当局也没有撤回社论。
5月3日，受官实派支持而处于领导地位的官改派代表、总书记赵紫阳发表青年节讲话，内容较为温和，故自由派学生普遍较为积极，这使得局势有缓和迹象，这直接表现在了5月4日北京市游行学生的人数上——学生游行队伍的人数由4月27日的超过3万人减少到了不足2万，同时游行队伍所喊口号也完全向合法靠拢。新闻工作者也在当天组织走上北京街头，要求新闻自由化、独立化。5月4日下午，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用较为赞赏的语气谈论了学生游行，这一讲话在电视上连续播放三天，引起自由派学生和支持自由派的群众们的欢迎。无论自觉与否，官改派都正在通过这些方式争取民间的自由派及其所影响群众的支持。
官改派争取群众的活动首先引起了官统派的警觉，官统派代表李先念与陈云先后向邓小平谈论此事，表示“中央有两种声音”，显然，官统派害怕官改派和民间自由派的逐渐合流、自由派对群众影响的扩大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因而迫切地需要打击官改派，故想与官实派联手打击之。对于官实派而言，尽管官改派和有群众影响的自由派的合流的确会对其拥有的地位造成威胁，但是官改派动作越大，那么其被清洗的理由便越充足，同时，如果过早地清洗官改派，那么反而会使受自由派影响的群众情绪激化，必须先镇压群众运动。
5月8日，官改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第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第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第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第五，司法独立；第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这六点意见在5月12日于《人民日报》第一版以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议程形式发表，六点意见的提出与发表实际上既是官改派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路线，也是进一步号召自由派及其影响群众支持他们，这实际上彻底地将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摆到整个社会上，从那时起，这些矛盾已经不可能再被调和，可能的结果只有两种，或是官改派被清洗，或是官改派夺得统治中心，进而有可能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推动成为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
回到自由派学生方面，在5月6日，23所高校学生自发联署了一份《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其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5月8日下午3时左右前来听取答复)。 ”但是或许是身为统治阶级的傲慢使然，官僚资产阶级当局不愿与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这种傲慢理所当然地刺激了自由派学生，自由派学生的领导者提出绝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以官实派为中心的官僚资产阶级当局向他们低头，此举得到了情绪激化的自由派学生的支持，5月13日，自由派学生领导人、高校自治联合会成员开始绝食，并提出了绝食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这得到了自由派学生群众的大力支持，短短数日，绝食学生由开始的3、400人发展到数千人。
自由派学生组织集体绝食的行动让本就激化的运动更加激化，从5月初开始，各大媒体如报纸、电视等便持续跟踪报道北京学生的行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日益为人所知。就当时而言，在备受官僚资产阶级剥削且苦于经济不稳而日益不能活下去的广大群众看来，学生向官僚资产阶级当局发出异议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英雄般的义举，这使得北京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都取得了巨大的群众影响——首先，各个大中城市都先后爆发了学生运动，随后，大量外地学生进入北京，5000多名天津学生甚至骑自行车进入北京，再者，北京人民在学生运动热情的影响下纷纷加入到运动当中。运动很快转变成了群众运动，一连数日，每天都有上百万人的游行，游行队伍中主要是工人，其次是学生，除此外还有大量政府部门的下层工作人员，他们本属于各个中央政府部门，但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样让他们深受其害，这就是他们参加运动的原因，这些参与工作人员们根据所属单位各自组成游行队伍，并在游行时打起印有所属单位名称的巨大横幅，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等，非常引人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游行现场的的标语，由于运动已经涉及到社会各界，参与的群众众多，因而标语也有各式各样，海关总署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官倒走私，铁证如山”直接揭露了官僚资产阶级当局借双轨制而大发横财的事实；工人游行队伍打出“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表示对学生运动的坚决支持和对当局不理民声的不满；一些青年军官也支持运动，他们打出标语“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这证明军队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已经出现分化的迹象。各种标语横幅繁多杂乱，不一一列举，但是这些标语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示不满，要求官僚资产阶级当局应承民意做出改变。
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官改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时表示“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赵紫阳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道出官改派仍然没有争得统治中心地位的事实。这一消息传出后马上引起了自由派学生乃至群众的反应，游行队伍中攻击邓小平这一官僚资产阶级普遍利益代表人物的横幅增加，例如“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等。事态继续发酵，到5月17日，北京人民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浩大，且除北京外，全国有27座城市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当日，官僚资产阶级各派代表纷纷聚集在邓小平家中开会，作为官僚资产阶级普遍利益的代表人物，邓小平非常自觉地认识到“已经没有路可以退了”，再退，就要危及到官实派的统治中心地位，就要危及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本身，因此，邓小平在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动用军队“平息动乱”。
5月18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有数百人被送往医院，同时，北京地区的大量产业工人走上街头游行，游行规模已达数十万人。同日，其他地区的游行学生超过了50万人。次日，官实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李鹏和官改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两人的话语很清楚地彰显了两人的身份——官实派的李鹏强硬地命令学生“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如同他在随后发表的“五·一九讲话”那样，而官改派的赵紫阳则给出了更加倾向学生甚至有些决绝的表态：“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同日，一张署名为“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在天安门的人群当中散发，传单内容称“中央应接受绝世学生的那两条要求，否则24小时全市工人罢工！”
北京工人阶级中产生的自觉表态，尽管可能微弱，但是却无比真切地证明了矛盾的更加激化。官实派的邓小平按捺不住，下令出动军队，当天晚上在北京实施戒严。但是戒严令没有吓倒群众，反而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成百万的北京群众当天走上街头拦堵军车，将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堵在了北京三环线外，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路口皆被群众堵住并设下路障。群众不仅拦下军车，而且与士兵谈话，劝士兵不要镇压学生，讲述党内的腐败现象。
群众已经自发地动员起来了，但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敢、不能也不会真正地领导群众，他们不带领群众造官僚资产阶级的反，而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官僚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行动上，学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口号被调整为“打倒李鹏”，同时大搞收集签名，希望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进而为改革派提供平台。群众的队伍则更加明确地喊出了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口号，但是由于其自发性、其缺乏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政治组织的领导，这种口号很快被淹没下去。
5月20日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但是群众的长龙将水源源不断地送入其中，当天晚上，打着“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旗号的队伍整齐开入了广场，明确彰显了群众对这场运动的支持。5月21日，自由派学生的领导者在广场上成立了运动的临时指挥部，次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试图驱散围堵军车的群众的武警发生暴力冲突，这是运动发起以来第一次出现暴力对抗。5月23~25日的游行口号更加软弱，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在自由派对群众运动的无能、畏惧之下，群众运动的浪潮已经出现了退缩的迹象。官僚资产阶级敏锐地闻到了这一点，李鹏在25日晚接见外国大使的新闻联播直播中向外国大使指出“中国大局已定”。26日，自由派学生的一部分开始离开，但是群众的队伍不可能就此解散。官统派的陈云当天在中顾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一方面要求镇压造反群众，另一方面向官实派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等表忠。官统派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既不可能公开支持会使其利益更加受损的自由派-官改派，也不可能与官实派进行一对一的争斗，因此只能选择向官实派屈膝。
得到了官统派的表忠，官实派开始更加强硬。5月30日，一名工人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被逮捕。6月3日，军队开始了清场。官僚资产阶级的枪口已经抵在了运动的额头上，群众的自发反抗已经出现，如果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记述，当时有一小撮无政府主义的学生甚至开始准备“起义”了，但是领导运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高呼着“和平！”将群众斗争压制下去的首先是他们，使得在场群众未作丝毫抵抗即惨遭屠杀、使得成百上千的人几乎毫无价值地横死街头的凶手名录里必须有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名字。
北京的运动就这样以群众的鲜血为笔墨，划上了句号。
镇压的枪声在全国激起了涟漪，声势看似浩大：港澳台地区自不必说，广州市数万学生占领了城市交通干道四日，使整个城市瘫痪；成都群众造反，当地部队用震爆弹、警棍、刺刀攻击造反群众，甚至要求医院不能救治伤者，造成数百人丧生；西安学生掀起大规模游行，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设置路障；上海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设置路障，工人大罢工，铁路、道路交通瘫痪，公共交通停摆，学生还占领了学校礼堂、教学大楼；武汉有两万名学生决定一路游行前往北京以表达不满，同时示威群众封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学生到各处鼓动工人罢工；南京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鼓动，封锁交通，试图联合工人发起罢工，长江南京大桥被封锁。但是这些活动最迟到6月10日后便被逐渐镇压、平息下去。
1989年的群众运动就这样退去了。
群众运动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运动的影响仍在逐渐体现出来——官实派在彻底镇压群众运动后在整个官僚资产阶级内发起了清洗，官改派的代表人被清除，官改派的政治影响力自那时起便实际上彻底消失；民间资本的脊梁骨从那以后被打断了，以至于在过了30年后的现在，从民间资本中分化产生的更强大的民间垄断资本在政治上也一直扮演着官僚垄断资本的应声虫的角色；资产阶级自由派自那以后不再敢真正投身社会运动，只敢说些空话，做些空谈的批判，他们用对群众运动的叛卖换来了自己的反对派地位；而在90年代的开头几年，官统派的政治影响力也被逐渐地清去了，他们渐渐转到体制外，逐渐形成、产生了被称为“老左派”的政治群体；最后，对于中国的群众斗争而言，这场失败意味着群众运动大低潮的到来，群众仍在斗争，但斗争水平普遍低下，官僚资产阶级借着镇压群众运动的“东风”巩固了自身对劳动人民的专政，确立了对社会思想的实际统制，使原本就有着充分反革命经验的他们可以更有效地打压无产阶级革命的幽灵。
资产阶级自由派应当为1989年群众运动的失败负全责，作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将群众的斗争方向引向歧途，甚至直接叛卖了群众运动，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得群众的斗争最终走到了悲壮但却死的毫无意义的绝路上。他们用讨价还价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而本该伟大的群众运动被可悲地贬低为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三十年的万马齐喑、漫漫长夜，这就是自诩“思想启蒙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官僚资产阶级共同为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全部。而资产阶级自由派所代表的民间资产阶级呢？他们看到群众的反抗就害怕地缩起头来，如同1848年的德国一般。他们看重眼下的经济利益远甚于有可能得到的统治地位，而且害怕群众运动在打垮官僚资产阶级后掉过头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在群众运动的浪潮面前用对冷漠、沉默和不参与表明自己注定要被官僚资产阶级所统治。从那以后，民间资产阶级用对政治的不参与、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俯首帖耳表明自己需要官僚资产阶级的“监护”，让官僚资产阶级最终成为了民间资本发展的“监护人”。
官僚资产阶级是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广场上的枪响炮鸣为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地位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从此以后，除非无产阶级自觉组织起来革命，否则他们的统治地位将难以动摇。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借助运动将自身内部的特殊利益集团暂时清洗掉，其普遍利益在此后十多年彻底压倒了某些集团、派别的特殊利益，这为其换来了十几二十年的“照旧统治”。直到借助官僚集团（所谓“团派”）维持的过渡期结束，中国正式步入帝国主义时代，各个特殊利益集团才重新发展起来并且进行相互的争斗。
这场群众运动的主力当之无愧地是劳动群众，但是他们同样是最大的受害者。斗争的劳动人民正面受到官僚资产阶级公然的镇压，背面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及民间资产阶级公然的叛卖与背刺，他们的呼声被压下去，他们的反抗被无理地制止。群众运动带给劳动群众的本该是战斗的光荣，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对一代人而言无比的耻辱与对政治斗争的绝望——战斗被从来自背面的叛卖者所制止、出卖，最终沦为了不抵抗。不战而降是最大的耻辱。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兰西劳动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与剥削阶级战斗，屡战屡败，资产阶级的统治仍然存在，但经常的失败没有让法兰西劳动人民选择放弃斗争，因为正是经常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加强了法兰西劳动人民的斗争传统，推动他们勇敢地投入到下一次战斗中去。而中国劳动人民在89年这场大规模斗争中的被迫不战而降则相反，将本就因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清洗而严重折损的斗争性更加地抹去了，这导致官僚资产阶级轻易地在群众当中广泛推行了政治冷淡主义，使得往后群众斗争的水平严重降低，只能发起微弱的经济斗争，直到帝国主义时代后，群众斗争才重新有发展起来的迹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