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春桥同志的一段论述，他既讲到了资产阶级法权也讲到了“领导权”：
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 ? 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 ? 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见《红旗》1975 年第4期
毛主席的《矛盾论》指出：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故，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权易手，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得不保留大量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反映在上层建筑里即领导权的反复争夺。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只有无产阶级始终保持领导权，才能逐步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呢？还是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都是领导权反复争夺的真谛。我们纵观毛主席同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清晰地体现出这种争夺。在这个意义上，领导权决定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走向。相关史料参见：孙翎：《继续革命的前奏——1949-1965新中国政治路线斗争速写》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组基本矛盾体现在“资产阶级法权”与“领导权”这组矛盾上。一方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生产力的发展能自动地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效法机会主义者的形“左”实右，妄图在一天之内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其内部又蕴藏着是对其“限制直至消亡”还是“扩大直至复辟”这组矛盾。“领导权”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其内部又蕴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谁胜谁负”这组矛盾。因而这幅阶级斗争的图景，在当代马列毛主义者五个基本判断里表述为：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然在相当长时期还保留资本主义残余（资产阶级法权），而这就必然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其中最核心的是党内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主义者集团和走资派集团）。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必须与新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资产阶级法权），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二．“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
“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挖掘出来的。在马克思，列宁这些老祖宗的著作里具备了真理的颗粒。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分析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时，指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解者（决定者）。”“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 ‘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由此，列宁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也就是说马克思，列宁敏锐地从分配领域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对其梳理还要留待后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还不充分。
张春桥同志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很有趣，他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里初露锋芒，也是从“分配领域”着手的，这时他分析了“供给制”与“工资制”的矛盾，这就比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更加鲜活，因为老祖宗没有经历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知道原来红军队伍里长期实行“供给制”，革命根据地里长期实行“供给制”，“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
假设老祖宗能够获得中国革命的第一手材料，那么他们一定如获至宝。但是这样的时空穿越无法发生，所以春桥同志的探索就尤为可贵。但是毛主席以更加犀利的理论眼光发现这一个概念的巨大价值，毛主席批评春桥同志的论述“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也就是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形成与发展，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演变与走向，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组织一些人学习、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斯大林论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毛主席对这三个先决条件的批评是：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由此，毛主席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分析说：“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综合这些分析，毛主席指出斯大林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就超越“分配领域”来谈资产阶级法权了，使我们有了历史的纵深感，这种启发对于春桥同志写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极大地帮助。
此后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又有若干重大理论指示：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因此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当时马列毛主义者理论之集大成者，是一座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在这篇论文里，春桥同志，既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又谈到了“领导权”，对于我们今天详细论述资产阶级法权与“领导权”而言是重要的铺叙。可以说，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将直接借鉴那一代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敌人千方百计地诋毁“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科学概念。复辟后，1977年中修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称，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种可笑的改译手段只能是欲盖弥彰。
纵使老祖宗没有讲过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我们后人也是可以有所发明创造的，更不要说我们前文有大段的证据。我们后人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应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桥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凭这两篇著名论文就可以跻身经典作家的行列，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些泛左翼著作等身却不配称作经典作家，这就是历史的眼光，人民的眼光。
三．资产阶级法权与三大差别
《矛盾论》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这段话可以引申出一个基本观点：差别就是矛盾。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方面，其蕴藏着资产阶级法权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如果我们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社会显微镜”来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观察，首先看到三组矛盾即“三大差别”。苏联（1918-1953），中国（1957-1976），这两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标本都呈现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后一个标本进行了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实验。
第一组矛盾：工农差别
面对“工农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一点在二十一世纪也仍是不变的建设策略。苏联（1918-1953）的策略是：发展集体农庄，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1957-1976）的策略是：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关系。
选择这一策略的理由是：搞武装斗争也好，搞生产建设也好，首先要解决粮食。工业所需要的部分原料也从农业这边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即工业需要“粮食”。其次农业为工业品提供了广泛的国内市场，并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最后，农民是工人的后备力量，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就可以抽调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
以上是就“工农差别”这组矛盾的对立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谈，也即“同一性”。下面说说“斗争性”。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与平衡，“重工业的重要性”这些道理资产阶级也是懂得的。苏联（1918-1953）走资派主张发展重工业而不顾民生，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中国（1957-1976）走资派主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由利润决定。请看材料：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贯反对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他们先是扯起新老修正主义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破旗，鼓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挠破坏农业集体化；在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又大肆散布“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竭力反对农业机械化；当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叫嚷农具改革要“一天革几个命”，阴谋扼杀农具改革运动；他们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大杀大砍农机工业和地方工业；他们还到处推销“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条条专政”和“高度垄断”等黑货，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要批判重制造、轻维修，重主机、轻配套配件，重数量、轻质量，重使用，轻管理的错误倾向，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重四轻”使大批农业机械因为失修或配不上套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贫下中农为了修好一台农业机械，跑遍多少个城市还买不到一个配件，他们气愤地说：“黄牛病了可以治，铁牛病了没人治”，“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四重四轻”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利润挂帅”、“支农吃亏论”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 《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无论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还是“四重四轻”都体现了中修反动派在雏形期（即走资派）对待农业的看法。他们就是要从农业获得利润，而“维修，配套配件，农机质量，农机管理”都是妨碍利润的，他们都要砍掉。他们只要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含农业工人），成批地转为工人（临时工，合同工），挑拨工农联盟，挑拨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
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以农业为出发点，把农业放在首位，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围绕农业的需要发展工业，工业应该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去取得自己发展的条件。把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把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同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同盟军作用结合起来，从而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不在于“四个现代化”，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工农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工农差别”的矛盾。所以“工农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第二组矛盾：城乡差别
这组矛盾与第一组矛盾有连带关系。这里主要指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源分配上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价值观导向等领域。
马列毛主义者与波尔布特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城乡差别应逐步缩小，后者通过机械式地转移城市人口来形式上取消城乡差别。前者认为城乡都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后者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土壤。
面对“城乡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五七道路即仿照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工农兵学商各自的社会分工与职能要相互渗透。人民公社工业化，乡村工厂化。城市要对农村实行援助。其中包括把小型的工厂转让给农村，把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派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来传播科技知识，在城市的工厂和学校里为农村培训人才，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锻炼。
中国（1957-1976）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创造了苏联（1918-1953）所不具备的鲜活经验：
其一，农村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农村的新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自1969年以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到70年代中期，这类赤脚医生已经成为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骨干力量。
其二，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由农村工厂所生产，而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更重要的是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
这两项都是上个世纪马列毛主义者的伟大创举。
然而上述只是矛盾的一方面：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社会主义因素增强的趋势。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资本主义因素增强的趋势。
无论是苏联（1918-1953）走资派还是中国（1957-1976）走资派，他们都力图利用城乡差别使文化知识、文艺创作、医疗技术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价的商品，追求“三名”、“三高”，追求“专家”、“权威”的头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农村群众则被拒之于文化教育阵地的大门之外。文艺领域成为修正主义毒草丛生的场所，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卫生部门只是为城市少数人服务。
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针对这种趋势，在逐步缩小直至取消城乡差别作了不懈的努力。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都是这样例子。以朝阳农学院为详例，朝阳农学院的师生不仅把资源向农村倾斜，而且在价值观上同旧传统旧风俗（“看低农民与农村”）作了决裂：
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三届长期班三百四十多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回乡当农民，还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一万六千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这批新型农民对于打破资产阶级的知识垄断，起了很大作用。过去，为了搞好果树生产，有些社队从外地请人来，给很高的报酬，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队里牲畜要劁骟、治病，私兽医要很多钱，不然，他们就拿一手。现在，有了朝农毕业生，这些人再利用城乡差别搞垄断就吃不开了。
也就是说：走资派主张利用城乡差别来获取超额利润，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资源向乡村倾斜。走资派主张利用城乡差别“卡农民脖子”、“以高对高”，妄图剥削农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逐步对工农业品价格作合理调整，缩小“剪刀差”， 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和商品交换中，逐年增加集体积累和个人收入，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这些空洞的设想，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城乡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城乡差别”的矛盾，进而城市作为矛盾的一方面吃掉了矛盾了另一方面“乡村”，其结果就是当今中修治下的所谓“三农问题”。所以“城乡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第三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这组矛盾与第二组矛盾有连带关系。走资派之所以可以利用城乡差别进行知识方面的垄断，就在于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包括管理），价值观导向等领域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马列毛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但要在物质财富的占有方面“剥夺剥夺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而且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那么，前一个“剥夺”也将是不巩固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被统治阶级所攫取，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这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体现于领导和群众之间、技术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而且直接生产者之间，也都存在着等级的差别。此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和腐蚀。这就会使前者（领导及技术管理人员）傲视工农群众、轻视体力劳动；使他们滋生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不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当官作老爷，把同志式的关系变成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也即毛主席所指出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详见本文第二章（二．“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
面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
我们以中国（1957-1976）的“北京印染厂”个案为例：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都是八小时白班工作制，夜里无人值班。夜班工人遇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得不半夜敲干部的家门。有的干部被叫醒了，还不高兴，埋怨工人“大惊小怪”。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感到“干部和工人就是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厂实行了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轮流跟三班的制度，不论是早班、中班还是夜班，都有干部在车间一边劳动，一边工作，使许多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广大干部提高了“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的自觉性。广大干部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批判和克服“领导高明论”，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避免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各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少；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优秀工人，包括不脱产的群众代表，参加了工厂领导班子，直接参与企业的领导，使厂和车间领导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厂的各项管理工作，工人无权过问；文化大革命以后，从厂、车间到班组建立了三级群众管理网，与专业管理相结合，工人管理员达一千多人。文化大革命以前，厂里的重大事情，只能由书记、厂长等少数领导干部作决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广大工人采取调查团、“三结合”小组、大字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领导和厂里的大事实行革命的监督。
该厂贯彻“鞍钢宪法”，努力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生产的蓬勃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六倍多，十年间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用来兴建八个同等规模的工厂。
从以上案例来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自动取消，只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加以限制，直至使之消亡。中国（1957-1976）走资派利用这种差别，树立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能管理企业的偏见，用“管、卡、压、罚”束缚群众的手脚，使得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始终处于尖锐对立中，这种尖锐对立对于他们推行“利润挂帅”使最适宜的政治土壤。这一土壤催生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是走资派广大的后备军。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种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分工是否合理，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脑体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脑体差别”的矛盾；重要的在于是推进劳动人民知识化（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扫盲，而是使劳动人民学会管理国家），还是使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含各种管理经验）长期保持。所以“脑体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三组矛盾的同一性
此节我们对上述三组矛盾作一综述：
三大差别具有同一性，也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大港油田的石油工人为例：
大港油田学习大庆的根本经验，首先大力提倡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会战初期，各级领导机关不住城镇，不搞楼、堂、馆、所，在板房、土屋里办公，在席草棚子或露天开会。干部、工人同吃一个灶，挤在一顶棚棚里睡，围在一堆篝火旁学习、谈心。工人在哪里战斗，领导就在哪里指挥，要求工人办到的，领导首先做到。这些措施，对改善干群关系，搞好干部思想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那套为少数人服务的“石油城”建设方案，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实行以工为主、亦工亦农，为家属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创造了条件。这样做，不仅坚持了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缩小了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的差别，而且力求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上述例子大致描摹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规划的缩小三大差别，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路线图。可以预见的是，三大差别这一历史现象的消亡之时，也即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操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