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大林在理论发展中的过渡作用及其贡献
在整个马列毛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这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到马列毛主义一脉相承的课题。本文仅从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展中的过渡作用及其贡献作一简单概述。斯大林理论的失足之处，也彰显着毛泽东主义的独创性。
请允许我完整地引述斯大林的著名论文《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大大加强。而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高速度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
第一，由此可见，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人们把树砍倒了，却没有把树根挖掉，因为力量不够。由此就产生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
第二，由此可见，除了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国还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实现国家电气化，如果我们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我们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就能够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并在我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由此就产生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引导农民的乡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须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斯大林所论述的党内右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从第二国际开始，尽管列宁曾把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抑或是在尼共毛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头等难题。
与此相关的我们还要引用两篇当代马列毛主义者的最新成果：陈斌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张正的《关于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若干思考》的第一节“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观点的不同”。
斯大林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后，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时，公然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他的主要观点如下：由于在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了，因此苏联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而他们之间是不存在阶级矛盾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这个观点他一生是始终坚持的。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他认为这些阶级斗争都是由于旧剥削阶级的残余或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进行捣乱。所以他才主要依靠秘密专政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搞“大肃反”。
他的所谓“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实际上他的原话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就将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前面那句话是赫鲁晓夫的歪曲。他也从来没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扩大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旧剥削阶级残余和帝国主义就越加绝望，他们的破坏行动也就越发丧心病狂。
实际上斯大林的这些观点中已经孕育了后来“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萌芽。而且，从霍查到金正日，一直到现在的中共实际上都是承认斯大林的这一观点的（现在的党章中还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呢！）
而毛主席的观点是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可能产生一个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走资派，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必须指出，“党变修”，“国变色”，这两个现象是同一个矛盾的不同方面，矛盾的一方占主导地位时，即决定矛盾的另一方。这两者不存在机械的因果性，也不能简单地归为机械的决定论。中国的泛左翼常常在这个问题上思路混乱，走向歧途——不断绝望，不断虚无。
斯大林已经认识到党内右倾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联系，这是其贡献。这在我们的引文中已经多次得以体现。但是他给出解释却是片面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因为他的解释是片面的，所以给出的所有药方都是针对小生产的。即用社会主义大生产来战胜“小生产”。历史证明，斯大林陷入了唯生产力论，陷入了机械的决定论与因果性。
同时，斯大林引述“小生产”论证复辟的思路，也为马列毛主义者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
马列毛主义者的解释更为全面，详见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一方面春桥同志也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但是更为独创的在于其深刻阐述了毛主席若干论断：
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 ? 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 ? 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
从领导权这一角度论述修正主义的产生，这是毛泽东主义的重大创新，有了这一创新，我们就能从阶级的角度分析“大生产”。是社会主义大生产呢？还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即官僚垄断）呢？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理论失足的地方。
春桥同志的精辟分析同样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从中修的复辟过程看，“小生产”只是产生了一般资产阶级，而“当权派”则形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要靠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扶持，才能在整个复辟进程中兴风作浪。而罪魁祸首绝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斯大林用“小生产”来解释复辟，防止复辟，是完全本末倒置的。走资派完全可以对“小生产”采取“无情打击”的手段，毫不怜悯地消灭“小生产”。但是一涉及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就要剥下画皮露狰狞了。
二. 毛泽东主义的理论的独创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确见解：“从领导权这一角度论述修正主义的产生，这是毛泽东主义的重大创新”。
我们在《略论政党问题》里谈到：“ 政党同国家一样是私有制的产物，同义可得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研究政党若不分析阶级斗争，势必得出荒谬的政治结论。政党在阶级社会里，总是表现为一定阶级或阶层为了取得、支配、保持政权（By the Power，Of the Power，For the Power）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在《论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技术》里提到“ 阶级斗争直接决定历史。但阶级斗争本身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
以上这几处，将作为我们对独创性论述的铺叙。
我们认为正是毛主席，严格地科学地运用了唯物史观，透过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无产阶级丧失领导权造成，领导权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必须夺回这些权力。而权力易手则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但我们不得不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但是存在大量资产阶级法权的国家（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领导权的反复争夺中得以巩固的。
领导权这个词是不是很突兀呢？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里没有根基呢？不是的。马列毛主义的精髓就是讲领导权的。领导权就是“取得、支配、保持政权”，而阶级斗争就是不同阶级为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所以整个历史过程就是领导权的反复易手。我们搞政治斗争如果忘了领导权在谁手上，就是忘记了根本。
所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夺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保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以“争夺领导权”的核心内容就是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复辟不是必然的，但是反复辟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必然的，但它也是历史的产物，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至最终的胜利是必然的。毛主席已经科学地指明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实际路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有些泛左翼无知地声称“继续革命”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事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新最全面的阐释，涵盖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的全部精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完全可以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直至最后的胜利。
何以见得？因为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不完整，无法完美地解释复辟现象，所以在当代中国就无法有效动员人民群众拿起手中的武器。当人民对复辟不甚理解的前提下，革命动员是无法说服他们，当然其他机会主义的奇谈怪论就更加难以说服了。当今中国的革命低潮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没有科学的认识。人民群众没有思想武器来对抗四十多年来反动派的横征暴敛与精神压迫。所以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灌输给他们，使这个理论为他们所掌握。一旦掌握这个精神原子弹，反动派的覆灭就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这一灌输过程也即革命之启蒙与发动。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人民群众感到最深的压迫并不是“饿肚子”，而是处于一种“无权”的状态： 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没有权利。例如他们称自己是“屁民”，说话像放屁不顶用，活着像一股屁微声微息。比起“草民”，“草根”这些词来，“屁民”是对河蟹帝国的最大嘲弄。一般资产阶级，“泛右翼”对此的解释要比“泛左翼”来的稍显准确：
如果我们自己开公司，我们就知道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了。如果我们自己当记者，我们就会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当书商，我们就会知道出版自由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当律师，我们就知道司法独立的重要了。如果我们有发明创造，我们就知道知识产权私人化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到 NGO 工作，我们就知道民众民主自治的重要了。如果我们生活在农民中间，我们就会知道农民多么希望农村的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自己。如果我们到国有企业工作，我们就知道国有企业有多么腐败低效。如果我们从事进出口贸易，我们就知道自由贸易的权利是多么珍贵。——杨鹏：《左派自己要争气——对乌有之乡朋友的回应》
（ 注：“泛右翼”的一般资产阶级都是拿一些表面现象说事，掩盖他们想与垄断资产阶级分“权”的真实企图）
“泛右翼”对社会矛盾的判断则是：
经过 30 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 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泛左翼对于社会症结的描述则完全不得要领，总是想往民族主义的角度扯：中国被美国殖民了，中国被资改派引向了邪路，中国存在一个卖国的买办集团等等。我们不再赘述。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现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民群众被剥夺了“领导权”， 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没有权利。 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是把领导权夺回来。也即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也即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也即对资产阶级实现全面专政。简简单单两个字：“ 夺权”。
“权”有很多种：话语权，所有权，生存权等等，归根到底就是“政权”。人民是怎样失去这些权的？人民怎样才能把这些权再夺回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能够给予解释，并作出解答。
所以，旗帜鲜明地提出“争夺领导权”，这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与国际国内泛左翼最显著地区别，也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活学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独创性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