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所谓政体，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政体是为该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专政服务的，这就是政体的根本作用和目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当然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从实践来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并不是始终都能很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相反有的政体形式却有利于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篡权，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建立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复辟作斗争，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政体。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在过去实践中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新老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最终过渡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才能实现。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就应该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创造最广阔的舞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促进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镇压、限制群众运动；是群众监督、管理、改造国家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监督管理群众。具体来说，最关键的是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有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的机制，即要保证群众有能力、有办法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来改变国家政权机关的错误路线和政策、改造国家政权机关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部分和打倒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历史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中国文革前17年的政体，从有利于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说都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第一就是等级森严、机构臃肿、严重脱离群众；第二就是基本没有吐故纳新的机制，权力垄断在党的干部手中，普通群众基本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全面监督、参与、改造国家机关。这种政体的缺陷也正是新生资产阶级产生和篡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体制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缺陷，十年中创造了伟大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教训主要在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政权机关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保证群众自下而上造反斗争的权利，如何把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从体制上加以巩固落实，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文革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的政体应该是精简高效、密切联系群众的；应该是充分保证群众对国家机关的全面监督、参与和改造的；应该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常实现吐故纳新的。一句话，必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
二. 选举和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总结文革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这些论述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选举，而是深刻揭露了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选举的虚伪。选举不是超阶级的，绝对公平公正的，而是有着为什么阶级服务的问题的。资产阶级的选举就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种选举的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也就是说广大群众完全是消极的看客，始终只能旁观几个资产阶级政客集团作秀表演，然后在每隔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日中选择其中一个，而投票结束后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运动对这种选举造反有理，革命群众的直接行动毫无疑问地高于这种资产阶级选举，完全应该突破这种选举的限制，不承认其选举结果。
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选举如果不发动群众，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而只是每隔一段时间由干部、党组织提出几个候选人让群众选，那么也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选举。这种选举要么沦为纯粹虚假的形式，挫伤群众政治热情，要么选出的就是走资派。这样的选举必然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反而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才是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选举。也就是说只有劳动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进行了充分的大辩论，各候选人在群众运动中都经过了考验并为群众所熟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才能充分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要有选举。因为第一，选举是对群众革命运动成果的确认和巩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群众领袖，应该通过群众的选举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使其有充分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第二，选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吐故纳新的重要机制。通过选举，可以定期审查和改组国家机关，使国家机关的吐故纳新实现制度化。在文革中，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就没有很好地解决继续吐故纳新的问题，使得许多革委会又被走资派所把持，许多革命造反派又被排挤出政权机关。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选举和群众运动应该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国家机关吐故纳新的机制。每一次选举，应该同时也是一次群众运动。在选举过程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揭露批判国家机关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要对国家机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大辩论，要发动群众提出改造国家机关的方案，并要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候选人，最终通过选举实现国家机关的吐故纳新。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积极领导这样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发挥其先锋队作用。
三. 党和群众组织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但是无产阶级先锋党又可能蜕变为修正主义党，从而颠覆无产阶级革命、葬送无产阶级政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在先锋党蜕变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还能够自下而上地纠正先锋党的错误路线，整顿、重建先锋党？这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泛左翼”中一些人提出了“多党制”作为解决方案。我认为“多党制”、“一党制”都只是形式，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防止修正主义篡权、资本主义复辟，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开了继续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无论“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将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多党制”也完全可能成为走资派愚弄群众、进行分赃的工具。
而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和逻辑来说，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党，只可能有一个。因为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路线，只可能有一条。而如果都接受同一条正确路线的话，那么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没有理由保持分裂状态，而是应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统一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党。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在革命高潮和与敌人面临决战的情况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应该、也一定会统一起来。而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左翼政党，无产阶级先锋党和他们之间是正确和错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批判和斗争的关系，或者是统一战线中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些“泛左翼”党完全没有资格和无产阶级先锋党“平等竞争”。
那么，这样一个单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也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再分成几个不同的党来搞“多党制”。因此“一党制”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而“多党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
所以，问题不在于“一党制”，而在于无产阶级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党，要能够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革命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开展继续革命，监督无产阶级先锋党，造修正主义反的伟大工具。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这一宝贵经验，为革命群众组织创造最广阔的舞台。也就是说要充分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自由，保证革命群众组织开展活动的权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却不能自由结社，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吸取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的严重教训，决不能把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打成反革命团体、反党集团。只要不进行武装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即使有错误，也应该用说服的方式，用做群众工作的方式，使群众自己来纠正错误，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进行打压。
无产阶级先锋党应该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同时必须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要允许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种反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反对是错误的，党是正确的。革命群众组织受到了错误思潮的影响，甚至受到了阶级敌人的操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党也不能采用强制手段压服。因为压服是脱离群众的，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党应该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让群众在大辩论中自己发觉和纠正错误，自己来揭露个别坏人，最终达成团结和教育群众、分清是非的结果。
第二种可能性：反对是正确的，党是错误的。那么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大辩论中争取大多数群众，并和党内革命派团结起来一起通过斗争来纠正党的错误。而如果党的错误发展成为路线错误，党发生重大蜕变的情况下，起来反对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就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雏形，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发动群众造修正主义的反，并和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一起打倒修正主义当权派，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
党充分尊重并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及开展活动的权利，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积极监督党，对党的错误路线则坚决造反，随时准备与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修正主义、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该实现的关系。
四. 代表会和委员会
“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井冈山的斗争》）
毛主席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代表会和委员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委员会就没有了联系群众的组织纽带，群众就不能对委员会随时监督。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史中的一个重要教训。
在文革中，不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革命群众大联合的，直接由基层劳动群众产生的三代会（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但是三代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也没有明确三代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然而文革中的实践证明，革命委员会往往被走资派再次篡夺，而三代会、特别是工代会却成为革命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文革的经验、吸取文革的教训。必须建立直接从基层劳动群众中产生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会，以此作为选举并监督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代表会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群众对革命委员会实行吐故纳新的工具。
代表会也应该是议行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不应该像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那样自上而下地对群众发号施令，而是应该始终走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来施政。代表会就是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每一个代表都应该成为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的联络员，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发动群众贯彻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同时又代表群众来监督革命委员会、决定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和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