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55年前上海的文革运动中，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安亭事件”。这是工人阶级造反派与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斗争。当时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前去处理。春桥在了解了工人造反派的斗争历程和诉求后，毅然当场全面支持了工人造反派，与工人造反派达成了处理事件的协议，使工人造反派的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个协议，当时并未来得及请示上级，并且也是违反当时关于工人群众文革运动的中央文件的规定的。但是，毛主席在事后却完全支持张春桥的处理，支持这份协议，支持工人造反派，由此把全国工人运动推向了空前的高潮，使文革真正发展为了“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今天，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为人类未来寻找出路的时候，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及与工人造反派达成的协议，就越来越显示出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安亭宪章”！未来重建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吸取历史教训，要顺利推进继续革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要贯彻“安亭宪章”的伟大原则！
一.“安亭事件”回顾
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并不断深入。最初主要是青年学生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反对旧教育制度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走资派及错误路线。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却组织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派遣工作组，“打击一大片”、保护走资派一小撮，妄图扭转斗争方向，把许多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教师打成右派、反革命，制造了“50天白色恐怖”。毛主席外出巡视回京后，领导中央文革坚决反击，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文革的斗争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撤出工作组、平反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红卫兵健全组织、开展斗争。并向全国派出经受过考验的造反派红卫兵去点燃文革之火。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在“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等文革纲领性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在红卫兵造反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工人阶级继青年学生之后，也开始发动起来投入到文革运动中。然而，当时中央工交口领导人对工人文革运动仍施加了许多紧箍咒（如不得串联、不得成立组织，不得影响生产等）。同时各地方、各工厂党组织，往往仍旧对起来造反的工人群众施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围攻、迫害。上海作为当时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工人阶级文革运动的最初遭遇，也是比较典型的。当时全市各工厂企业，普遍都有工人群众响应文革号召，起来揭露、批评所在企业党组织、当权派的错误。然而上海市委及各工厂企业党组织，却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革运动的斗争矛头不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着工人群众，把敢于批评党组织、当权派的工人群众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分子，组织围攻、迫害。比如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之一黄金海，本是工厂的劳动模范、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只不过因为在响应文革运动的大字报中，批评了厂党总支在学毛选运动中态度不端正，提了“党总支要下来（他所在工厂党总支办公开会都在生产车间楼上）和工人群众一起学习毛选”的建议，就被厂领导、党总支选做斗争对象，说他要党总支“下来”就是要共产党下台，要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见黄金海回忆录）——从这个历史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市委及其领导下的各工厂企业党组织执行的路线是多么反动荒谬。当权派的迫害，逼得造反派工人群众不得不“上梁山”——不得不串联、组织起来，不得不把斗争升级。在当时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来沪造反派红卫兵的提议和协助下，上海造反派工人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造反工人组织。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大会召开前，邀请了当时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曹荻秋，并希望他能够表态支持。然而曹荻秋虽然表面答应了请求，却实际上持“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的态度。由于市委领导人的“三不”态度，造反工人组织面临被打成“非法”的威胁。参加成立大会的造反派工人群众在会后向市委请愿，市委也拒不接待。于是造反派工人群众决定集体北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上海铁路局却在市委的指示下，将运载他们的列车截停在上海市郊安亭，造成了大批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铁路沿线，对京沪线铁路运行造成了一定影响。（复辟后官方称造反派工人拦截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30余小时。但黄金海根据亲身经历指出，当时造反派工人只是自发短暂拦停了一列普通客车，二三十分钟后就很快放行了。京沪线受影响主要是当权派为避免造反派上京而不发列车造成的，并且为了迫害造反派而大大夸大了损失）。当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上海市委都派人做造反派工人工作，希望他们回沪，但却对造反派工人的斗争诉求不予回应。造反派工人拒绝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去，坚持要到北京向党中央反映问题。于是，党中央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到安亭解决问题。张春桥到安亭后，听取了造反派工人对上海市委迫害工人群众的控诉，深受触动，当场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工人的革命行动，造反派工人组织是完全合法的，造反派工人返沪后不受迫害。并劝告造反派工人回沪解决问题。在张春桥的明确表态下，造反派工人离开安亭，返回上海市区，再次集中在文化广场。第二天张春桥与造反派工人群众达成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正式协议：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组织。
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同意 张春桥（签字）
由此，“安亭事件”以造反派工人的胜利而解决。张春桥与造反派工人达成的协议，是突破当时中央对工人文革运动的规定的，是未请示上级的“自作主张”，但是事后毛主席却坚决支持张春桥的处理，支持协议，说“总是先有事实、才有概念”。表明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坚决站在造反派工人这一边的。
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实际上宣告了造反派工人组织的合法性，宣告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工人革命造反运动的坚决支持。由此，引发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潮，把文革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二. 安亭宪章的伟大意义
张春桥同志与上海造反派工人达成的处理安亭事件的协议，不仅仅在当时文革运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具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今天，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总结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并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中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取得继续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遵照安亭协议的精神来处理先锋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安亭协议称之为伟大的安亭宪章。
安亭宪章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如下：
一是真正承认并落实了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罢工的政治自由。这些政治自由本身无不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中，但在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往往是只有先锋党直接组织的上述政治活动才有合法性，而工人群众自发的上述政治活动则往往是被实际禁止的，是要被打为反党、反革命活动而被镇压的。这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建立的时候，还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当时先锋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本身就组织并领导了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先锋党本身也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当时工人群众缺乏自发开展上述政治活动的动力，少数的自发活动往往代表落后倾向、与反动势力有联系。
然而，问题就在于曾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权力的先锋党，其各级组织直到中央，是否能始终不发生锐变？是否能始终不产生错误路线、不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产生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否能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今天，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上述答案都是否！既然先锋党可能发生局部或全面蜕变，可能执行错误路线，可能产生走资派，可能不再领导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可能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工人阶级就必须能够完全享受上述政治自由，能够通过自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罢工来监督先锋党。否则，工人阶级对蜕变的先锋党就毫无办法。
安亭宪章正是承认工人阶级自发地开展上述政治活动是完全合法的，落实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遵照安亭章的精神，真正落实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
二是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造反权。安亭事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在履行政治自由，而且是在运用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罢工这些政治自由反对先锋党及政府机构的错误路线和蜕变的领导人，并且在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利、镇压他们的政治活动时，把斗争升级到一定程度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地步。斗争的升级给镇压造反工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保卫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名义下），然而，“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安亭协议中明确指出：“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也就明确承认了工人阶级有运用政治自由造反（反对当权派的错误路线、反对蜕变的领导人）的权利，而当权派镇压工人阶级合法的造反行动所导致的斗争升级，造成社会秩序、生产损失的，责任完全在当权派。
前面所述的先锋党的蜕变，是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必然发生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也是必须继续革命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继续革命，通过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对先锋党的自觉监督、对先锋党的蜕变倾向的坚决斗争，才能防止先锋党彻底蜕变，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所深刻揭示的，也是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所完全证实了的真理。
因此，在先锋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必须吸取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教训。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群众的关系，绝不能是单纯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绝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党通过提出正确的路线、通过贯彻群众路线来争取多数群众支持来实现对群众的政治领导，同时群众必须监督党！而群众监督党的权利要真正落实，就必须承认群众的造反权。若是群众没有批评、反对、要求改变各级党组织及政府机构的路线、方针、政策，批评、反对、要求罢免各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那又谈何群众监督党呢？
当然，群众在造反的时候，也要避免无政府主义，要尽量不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破坏生产。但是，如果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当权派剥夺群众的合法权利，镇压群众的造反活动的时候，群众具有反抗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的宪法中，就曾载入过人民群众的起义权。那么，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就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宪法中要载入、并在实际中要落实劳动群众的造反权和对镇压活动的反抗权、斗争升级权直至革命夺权权。
也就是说，劳动群众有运用合法的政治自由进行造反运动的权利，并在进行这种造反运动的权利中有尽量避免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义务。而当权派不得镇压劳动群众合法的造反运动，只能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辩论、说服，最终让全体劳动群众民主地来判断是非，并且要始终尊重和保护少数派群众坚持并宣传自身主张及运用政治自由的权利。而如果当权派剥夺劳动群众合法的政治自由、镇压群众的造反活动，那么劳动群众就有权反抗、有权把斗争升级，直至革命夺权，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完全由当权派负责。
安亭宪章最根本的伟大意义，就是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造反权。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遵照安亭宪章的精神，保障和落实工人阶级的造反权。
安亭宪章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是贡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武器。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继承这一伟大成果，运用这一伟大武器，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贯彻安亭宪章！
伟大的安亭宪章万岁！无产阶级专政必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