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郎纳·勒德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序言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文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我们非常感谢印度同志在揭露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方面所做的扎实工作。本文的重要部分是直接在印度文件的基础上写就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文件没有官方的英文译本。但是，我相信本文的内容大致正确，文中的不同数据和事实可以通过其他资料加以研究和证实。
列宁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写道：
“……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1]
社会沙文主义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主义立场，转到帝国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欧洲帝国主义制造了一个特权阶层，即工人贵族。工人贵族是社会沙文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他们的领导下，西方的工人组织与政党加入了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阵营。他们有条不絮的支持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其他国家——反对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
挪威革命者必须通过不懈攻击挪威帝国主义来打破社会沙文主义。我们的主要敌人就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挪威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是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掠夺者和劫掠者。在全球竞争中，他们主要与美国帝国主义和欧洲列强结盟，但也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帝国主义野心。
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帝国主义是整个世界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在各帝国主义中居于首位。但是，这是不是说，美国的竞争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盟友？这是不是说，挪威垄断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反对派要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和平，或者甚至拥抱它们？
对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性质和作用的彻底分析会给这些问题一个答案。它也提供了一些见解，这些见解可以被应用所有类似的国家。它也增加了我们对资本帝国主义体系如何运作和在今天如何运用毛主义的知识。
除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2017年的分析，我们也在本文的基础上介绍拉丁美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2016年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本文尤其完全依靠印度同志的分析，但也依靠拉丁美洲同志的透彻分析。在翻译或理解印度和拉美文件上的可能错误和不知之处完全有我承担，读者应该注意这种可能。
此外，我也要感谢许多人，主要是事前阅读了本文，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意见的两位同志。谢谢同志们！我希望未来能有关于此的东西，因为我认为本文并不完整。但是，延迟发布本文的回报有限。因此，我欢迎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批评，并保留在将来相应地接受正确批评，并作出改正的权利。
我希望并相信，本文的各个部分和摘录可以独立进行讨论和研究。例如，本文中有对中国反革命的描述，而在挪威文中却没有如此全面的形式。
–郎纳·勒德，2018年十二月
前言
2017年5月，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动承当其对中国的研究。它的目标是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他们的成果已经发表，但不幸的是没有英文。相反，西方第三世界主义者的一个团体已经翻译了这篇文件。[2]在阅读时，我们必须记住，这并非印共（毛）的官方译文。可能的错误和不足应该归于译者的工作。尽管如此，这一文件还是详尽的，并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背景历史，它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根据这一文件的导论，党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
“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被压迫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敌人。”[3]
2016年召开的拉丁美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五次会议也在《论国际形式》中表达了相同的的观点。他们写道：
“美国是当今唯一的霸权超级大国。随着1991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垮台，俄罗斯的经济权重缩减到与意大利帝国主义相当的水平，而其作为原子能超级大国的特征占主导地位。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如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构成了少数压迫国家。”[4]
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写道：
“中国过去从未掠夺其他国家来供养自己，但在2014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中国凭借超额剥削，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霸权。中国向世界工厂的演变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的重组，而且改变了全球经济中供需链的动态。中国已经变成一条渴求着铁矿石、天然橡胶以及其他原材料的饿龙。”[5]
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对某种形式的资本输出和对其他国家内部关系的干涉。这不仅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者和国家。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仅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而且也侵略和干涉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我们能够看到，乌干达通过民兵继续使刚过东部动荡不安，以从对它邻国的掠夺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性质不是由它是否以这种方式整体行动所决定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试图扩张它的资本和政治影响。这个性质——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亦或者它属于世界被压迫民族——影响着资本输出、垄断和对他国干涉的程度。
我认为比这个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国家（state）的阶级性质问题。在被压迫国家（countries）和民族，国家（state）是买办资产阶级掌权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state）性质。在与外国帝国主义合作和为它们的服务中，买办资产阶级出卖土地和人民，分享着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countries）的掠夺。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要理解一个国家（country）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就必须考察他们的历史发展，考察他们从何而来，考察他们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持什么态度，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
这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表明了中国的垄断程度和金融资本输出的程度是巨大的，处于世界顶端行列，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买办资产阶级，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帝国主义野心的独立的民族的官僚资产阶级。因此，毋庸置疑，当印度和拉美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时，他们是正确的。
第一部分：中国成为资本主义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顶峰。文革的目标是阻止走资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走资派已经在苏联这么做了。
苏联的反革命与大论战
1956年，赫鲁晓夫集团强化了它在苏联的权力。在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取得了成果。这个演讲并没有被隐藏，因为全世界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被发表之后阅读。它也在整个党的机构中传播，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出生地，因背离斯大林而发生了大批的民众抗议。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是一个罪恶暴君。另一方面，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前，赫鲁晓夫是一直热情谈论斯大林（以兴高采烈的言辞而成为风尚）的人之一。
对斯大林的污蔑只是大规模的政治-意识形态逆转的一部分。它与赫鲁晓夫集团窃取权力和苏联惨痛的资本主义改革并驾齐驱。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由西方的入侵或公开的反革命实施的，而是由共产党内的右倾路线实施的。随着领导、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的急进的变化，所谓的“和平的反革命”已经发生，同时他们的旗帜、话语和列宁像仍然得到保持。
中国共产党站在揭露已经事实上发生的复辟的前面。在一系列致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中，他们揭露了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苏联被废除，资本主义已经被引进。两党之间的信件常被称为“大论战”，在1963年至1964年的世界传播。[6]在论战中，中国的共产党人重视事实：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而来的过渡社会，因此，国家（state）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揭露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国文章主要由党的主要刊物《人民日报》和党的理论杂志《红旗》的编辑署名。
毛泽东站在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继续和加强理论化的中心。列宁和斯大林已经对此论述过，但是毛主席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分析了苏联和他们自己国家（country）的发展，系统化了这个理论。将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表现为右派与左派的斗争、没有非阶级意识形态、每一个国家都有阶级性、社会主义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继续、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矛盾的理论作为出发点，他们能够表明苏联已经变了颜色。进一步，他们可以看到，在苏联已经发生的也在中国发生。
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是阶级斗争还是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人民战争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党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伟大的党内斗争和整风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被击败，但是他们多次给党、红军和人民战争造成巨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58年发抖动大跃进之后，受到了党内右派的攻击。右派谴责大跃进过于急躁，是一场惨败。今天，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中国当代资本主义当权者将它描述为一场灾难。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了人民公社体制，中国的领导者将此看做组织的共产主义形式。在此不详细讨论大跃进，它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独立（特别是脱离苏联）和自给自足，并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期，中国的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了大概65岁[7]，工业生产因数个因素而成倍增长。这是巨大且无法比拟的增长。约瑟夫·鲍尔在《每月评论》的一篇文章做了论述。[8]
党内右派，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利用大跃进的错误（所谓的或被确认的）反对毛主席，尽管他们两人在运动初期都在言语上支持。在整个50年代，党内斗争的方法应当被强调。毛主席领导的左派路线重视阶级斗争，和如“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右派路线选择了生产力理论的不同版本。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应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这个理论被表述为“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9]在今天，这条路线并不只是这个国家的修正主义领导者的表述，也是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一路走来的右派路线的总路线。右派与左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弄清问题的关键因素：阶级斗争或“生产力的现代化”。
邓小平将其表述如下：
“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10]
但是，左派路线将阶级斗争放在中心，当然并不意味着毛主席和左派路线反对工业化或发展生产。大跃进是毛主席提出这些确切问题的例子之一。共产党人的纲领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问题一直是使中国在粮食生产商自给自足、国家工业化、独立发展和增强经济。但是那些将视线远离阶级斗争是发展动力这一事实的人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将远离动员群众的问题，为公开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敞开大门。
邓和右派路线的“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唯一任务就是在群众和干部前合法化资本主义改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反革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1966年发动了文革。1967年2月，毛主席告诉他的同志：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11]
1966年8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这次革命的第一份伟大决议，其中写道：
“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2]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革命的纲领性声明。在未来的十年，它将反复波动。刘和邓作为走资派的典型和右派路线的代表，在群众面前受到谴责，两人不得不在1966年辞去中央领导职务。刘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党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被揭露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在1969年去世。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他建立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很快策划了一次政变，但是计划被揭露。1971年，他在企图飞逃到苏联中死于空难。
1974年，由于患有癌症的周恩来总理的推荐，邓小平被允许回到党的中央组织，担任第一副总理。在之前的数年，他撰写并制定了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次被揭露，从他的职位上退下。毛主席生病了，但是右派并没有强大到用最明确的走资派之一来取代周恩来总理的位置。相反，中派的华国锋接任了这一职务，这显然是右派与左派的妥协。党的革命派开始进行反对邓小平的新运动，但是在毛主席逝世的同年，华国锋决心向革命派进攻。
所谓的“四人帮”遭到逮捕，他们文革时的涉嫌成员遭到起诉。这些革命派领导者是毛主席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华国锋用铁拳结束了文革。“四人帮”的标签源自于华国锋领导的反对整个文革的运动。当今，它被描述为这个国家的悲剧。华国锋宣称，毛主席对与文革有嫌疑的悲剧不负责任，但是还有其他人以他的名义行动。华国锋以毛主席的名义攻击毛主席的教导，当他打击左派时，宣称自己遵循着毛泽东思想。这个决裂是可能的，因为华国锋已经得到了军队领导层的支持。中国情报部门内有一个秘密单位，协调逮捕革命领导人的行动。
邓小平再次回到了中央的位置。1977年，他成为了党的副主席、党的军委的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席。他很快超过了华国锋，到1980年，华国锋被迫放弃领导职务。邓小平集团巩固了它在党内的权力，与华国锋相反，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掩饰下，邓小平持毫不掩饰的市场自由主义。[13]现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完成了，正如1956年已经在苏联发生的。但是，邓小平作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的真正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正式的头衔。
文革成功地击垮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是刘少奇的司令部，然后是林彪的司令部。在这里，它抑制和延缓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工业生产的增长达到了每年13.5%[14]，巨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15]尽管有着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和破坏，这样巨大的增长还是发生了。这个事实反驳了右派路线的革命造成经济问题的主张。对中国和世界人民而言，文革是巨大的胜利。它不仅在那里和之后创造了进步，而且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武库创造了新的和持久的武器。秘鲁共产党写道：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最终决定胜负，这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时期伴随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一时期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牢固的掌握政权；最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宏伟解决方案。”[16]
文革是动员群众在所有领域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走资派。具体到中国，这个方案首次应用到实践中，有人可能会和拉美的毛主义者持相同看法，中国给了反革命派太多的空间。邓小平和华国锋能够合谋反对文革和革命领导人。
在201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五十周年的文件中，拉美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恰恰谈到了这一点。进一步，他们写道：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展起来的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处理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式不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不力，给修正主义者留下了空间、林彪政变未遂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缺少新的和坚定的动力……这些都给修正主义路线的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两条路线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像邓小平及其集团这样狡猾的修正主义者，却找到了通过法西斯政变夺取政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大好时机，暴露了革命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武装群众的海洋’运用不足，这一点本应通过赋予人民民兵更大的权力来体现，[…贡萨罗主席指出了这一问题…]”
在同一份文件中，他们写道：
“只要有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因为阶级社会的矛盾规律就是这样 规定的；解决阶级社会矛盾的最高办法就是战争，因此，在全人类步入共产主义之前，总有人民战争的需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革命战争的万能性，人民战争、毛主义的含义以及我们应如何去运用革命战争。所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教训。”[17]
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政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没有它，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在1993年论毛主义的文件中写道：
“毛泽东发展了列宁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论点，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无产阶级能否真正掌握生产资料。相反，修正主义的兴起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复辟；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则意味着，一旦资产阶级分子控制了政权，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对他们而言就会变成极其简单的事。”[18]
正如贡萨罗主席说的：
“政权是毛主义的根本。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政权。更具体地说：
（1）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
（2）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3）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通过人民战争夺取和捍卫的政权。”[19]
无产阶级政党不掌握政权就不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主要通过它的政党来行使政治领导。如果党被修正主义篡夺，不仅是党会变色，而且也会根本改变人民对国家（state）的控制和对生产方式的拥有。修正主义只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964年，他清晰的阐述了这一点：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施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20]
当华国锋的才能为逮捕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领导人服务，当他们经受了考验并被判处死刑或终生监禁，当整个文革在军队的帮助下遭到压制和被停止，当国家和工业成为统合体，每一次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是的，即使是过去和现在的最有限的民主抗议——都遭到迫害、虐待、审查、软禁、虚假指控、监禁和谋杀，难道还不能称它为法西斯主义吗？
重要的是要正确对待反革命。对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一个阶级通过接管政权取代另一个阶级的过程的普遍而明确的抽象是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在苏联和中国找到反革命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表现得与他们认为的革命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很难忽视“特色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话语和在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继续挥舞的红旗。而且，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很难将历史行动者视为各阶级和深层次矛盾的代表。因此，提及具体个人和派别之间的具体政治斗争是重要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
进一步，我们必须考虑到反革命的具体后果。新的政治思想路线很快就导致了非常实在的后果。印共（毛）在关于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已经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他们写道，华邓集团立即开始实施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路线。在进行迫害、逮捕，甚至杀害革命领导者后，他们采取了行动，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合法化即将开始的改革。技术官僚的口号只要涉及政治稳定、纪律、经济增长、激励、国外技术、无限制的外国投资。[21]
邓小平认为，他们需要继续将“经济计划与市场力量的监管”结合起来，中国决不能再次“闭关”[22]或者成为经济处于“僵化控制”之下的国家。印度毛主义者写道，这些变化对使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力必须成为可议价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必须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纯粹的编造。邓小平改革对发展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改革。下面是对邓小平集团自1978年以来实施的全面经济改革的简短概述。
改革开始于农业和农村。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人民公社被解散，待之而起的是责任私有。1979年，“家庭责任制”被引进。这首先发生在农业内部，随后发生在其他部门。当地的经理对盈余或赤字负责。代替集体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的是，私有制和合同制被引进。农业领域实施了如下改革：
（1）重新引入了个体耕作。 国家只会从每个家庭购买农产品。
（2）农民家庭能够在当地市场出售他们的余粮，当局推动食品销售的自由市场。
（3）废除人民公社的权力，包括让公众得到就业。
1980年，中国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员，从而被整合进资本帝国主义世纪体系。1980年及之后，跨国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特别是经济特区。[23]1982年，中国拥有26 000 000家私人公司，第二年，这一数量增加到58 000 000家。[24]世界银行为中国提供了22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扩大铁路。[25]自由区为外国垄断资本建立起来了。大门向外国投资敞开了。
邓小平集团并没有逐步进入竞争阶段，而一路到底。“开放”政策和第一代改革允许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人民的劳动。农村的巨变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因此，他们制造出了1亿5千万之多的“自由劳动者”。与此同时，因私有化带来的失业，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工人后备军。这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方式。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头十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6；第二个阶段：1987-1996；第三个阶段：1997-2003。第一个阶段是开始和采纳经济（资本主义）改革的阶段。
改革继续进行。经济责任被分散。大门向更多地方“实验”敞开。腐败和官僚主义猖獗，引起了极大地不满——包括1989年的骚乱。1990年，上海的股票交易再次被开放，而在40年前，它曾被共产主义者关闭。公有公司的经营变得更加以利润为动机，经理们被赋予企业内部更大的权利和自由。
资本主义复辟摧毁了无产阶级的社会网络。随着经济改革，贫困率、失业、黑市、腐败、卖淫、婴儿死亡率（特别是女婴死亡率）、吸毒、人口贩卖、抢劫、殴打、谋杀、怪异的选美等等喷涌而出。
此外，资产阶级内部的巨大矛盾发展起来。这就是私人资本家与国家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前者要求政治改革，实现表达自由、多党制和他们希望的其他能够是他们免受国家垄断者专制统治的任意方式的影响的事物。这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中得到了高潮。民众的异议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混合在一起。抗议遭到了极其残忍的镇压。最自由化的高层领导人之一被开除，之后，改革进程更为谨慎的继续。在看到苏联1991年解体后，官僚资产阶级恐惧自己无法避免向私人资本主义的转变。下一代的改者重获了对国家（state）的部分控制，反而重新组织了中央政权。
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宣布，有着公有企业首要改革任务的整个国有部门要变为完全以利润为动机。第一步是私有化小型国有企业。第二步是使剩余的公有企业变为西方式的公司。所有的公有企业都要利润为导向，无产阶级曾赢得的一切东西都被推翻了。正如印度毛主义所写的，这一阶段是反对中国广大群众的资本主义战争的最高点。根据中国当局自己的数据，1998年至2002年，超过2亿5千万的工人被从公有部门解雇。[29]
印度毛主义者写道，这些改革导致私有部门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0%多。中国当权者所有占公有工业企业的份额从68.8%降到42.2%。但是，尽管国家资本主义部门相对较小，但它继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中国最大企业的绝大多数全部或部分为公有。所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服从于公共委员会（commission）。
以上的整个概述都是基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文件。他们以国家和党为起点，描述了中国新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们写道，新资产阶级压迫和掠夺无产阶级，而这只是在这个国家（country）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之下加剧了。为了自己的私有利益，新资产阶级通过与垄断政权的投机买卖、通过股票买卖、通过与垄断政权经公有企业做生意（“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办豪华酒店，生产冰箱、钢琴，商用航空公司等等）、通过向外国资本出售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进行掠夺。政权领导人的儿女将坐上权利的位置，这使他们成为外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链接。当然，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2001年，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因此，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融合更高了。这对美国来说，为上升为竞争者的中国制造麻烦更为困难。这是中国领导层新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被称为“走出去”，在1999年通过。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中国全球投资的强劲增长，也包括中国的外国投资。
具体来说，这项政策的目标如下：
（1）中国的直接外国投资的增加；
（2）生产多元化和新产品的生产；
（3）工程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4）扩大国内市场大的金融通道；
（5）推动中国公司在欧美市场的品牌认可。
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步进行。根据中国毛主义者的数据，中国占世界生产的份额从1991年的大约4%提高到2011年的超过14%。[32]这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这个趋势是中国占世界经济份额的增长和美国份额的减少。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生产者和经济体110年了，这个位置现在似乎受到了威胁。
关于中国指向资本主义的道路部分的总结，N.B.特纳已经写了一篇重要且非常好的文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他写道：
“在资本主义下不发达（或者“第三世界”）经济体不能在一个持续、完整的道路上发展这个一般规则中，我们需要讨论的更大例外就是中国自身的例子。自社会主义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以来，中国经济是如何能够持续发展到如此巨大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相反，在社会主义时期，它的经济独立发展已取得重大进展。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的资产阶级造毛主席逝世后篡夺了政权，其自身独立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
“在中国的例子中，必要的政治独立促进了新资本主义经济在当地的发展，而这仅仅是因为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上与外国帝国主义完全切断，即使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中国的这种政治独立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续。换句话说，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是官僚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当然，在中国有一些买办，就像在每一个国家一样，当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的领导核心。”[33]
通过粉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曾首次从帝国主义中解放这个国家，这个性质使得中国的发展与像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和非洲这样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彻底区分开。这些国家都不曾打倒帝国主义，以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在帝国主义体系中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铁律就是，一个国家只能够通过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成为独立国家。
少数的例外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能够发现的是这只是相对小的国家，如南朝鲜和新加坡，这些国家被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竞争的缓冲带，进行了有意和系统地建设。但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继续依赖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并依赖于它们的“援助”。
社会主义为独立资产阶级的独立的资本主义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建立现代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前提条件。
第二部分：帝国主义中国
在1916年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建立和系统化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是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教训。他展现了19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改变它的性质的转变。它从第一阶段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变为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在关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研究中，由此开始是正确的，以列宁的分析开始也是有用的。
列宁论资本主义经济、特点及在历史上地位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首先聚焦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他在序言中写道：[34]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谈到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谈到工人阶级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问题时，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
当列宁定义帝国主义经济时，他写道：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能包括成分发展的现象的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35]
列宁总结道：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36]
当列宁进一步从帝国主义的经济转向它的历史政治性质时，他写道：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37]
就此，列宁说帝国主义指向了社会主义，指向了不仅是生产的社会化，而且是拨款的社会化。他写道，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最接近社会主义变革的前夜。他进一步写道：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38]
和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39]
和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列宁描述了20世纪开端变化的世界。这个变化奠定了帝国主义一边与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矛盾的基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出，这是全球社会的四大矛盾之一，毛泽东指出，这是它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毛主义者认为，今天也是如此。其他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今天的世界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这个矛盾被提及时主要是历史上的矛盾。
帝国主义的问题，什么是帝国主义的问题，换句话说，哪个国家是帝国主义的问题，毛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印度毛主义者在分析中国的时候写道：
“虽然二战后的剧烈变化削弱了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仍未结束。毛主席经常教 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列宁基于帝国主义远离的科学分析，仍然有效，尚未过时。列宁、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原则是我们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马列毛主义知道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在世界革命的黎明时，在帝国主义达到其寄生性的顶峰时，帝国主义仍然不甘心从世界退场。只有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才能从地球上永久地消灭。”[41]
他们总结道，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与革命进行激烈的战斗，即使是在它的末日之时。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指出，列宁证明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经济特征，写道，当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时，他表明了它的本质的三个方面：（1）它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它是寄生和腐朽的资本主义；（3）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进一步，他们写道，在列宁和毛主席逝世后，世界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是发展已经证实了列宁的革命原则，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描述，证明了毛主义的不朽。他们写道：
“但历史也是曲折的。恩格斯去世后诞生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修正主义，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冒了出来，非常相似的是，毛泽东去世后华邓修正主义也兴起了。1956年资本主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在苏联复辟，后来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转变成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中国在华邓集团的领导下复辟了资本主义，为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42]
1970年代中国的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描述
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中，作者引用毛泽东1964年的讲话：“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篇文章在它那个时代是开创性的，在分析苏联是帝国主义的系统性上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它解释了当时（1970年）的苏联已经新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篡夺，这个阶级生活奢侈，在内部矛盾中进行斗争，同时又一同致力于在苏联重新实施资本主义。[43]
这篇文章由三份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刊物的编辑部署名，他们在第17页进一步写道，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苏联的新资产阶级沉迷于激烈扩张和侵略，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他们写道，这就是苏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
他们在第18页写道，勃列日涅延续赫鲁晓夫的反革命路线，他们丝毫不顾人民死活。他们写道，“他们……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以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需要。”他们描述了这个政策是如何使得苏联经济走向危机的，如何使他们向德国贷款，向日本售卖自然资源。他们写道，大量的革命者和无辜的人已经被投进苏联的集中营和“疯人院”，统治者甚至触动坦克和装甲车，野蛮镇压人民的反抗。（第21页）
在第23页，他们引用斯大林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写道，1918年的十四国的干涉，白军，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颠覆和封锁，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竟被国际共运的最大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内部攻破了。今天，我们看到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华邓集团追随着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脚印。
在文章中，中国的共产党人指出，列宁揭露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层时彻底的机会主义，已经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彻底走到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一边。他们也写道，苏联修正主义已经走了相同的路，但是与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拥有政权。他们写道：
“历史的经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一旦为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或者象苏联那样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样沦为附属国或殖民地。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的实质，就是把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国。”[44]
作者进一步写道：
“苏修叛徒集团讲的是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用“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套套枷锁，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铁丝网里，任意宰割……他们采用最横蛮、最凶恶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图把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美国帝国主义争夺中间地带。苏修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它们的资源……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完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实际上他们……疯狂咒骂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群众是‘极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他们出钱出枪，直接帮助印尼、印度等国反动派屠杀革命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同时加紧扩充常规军备，全面加强陆、海、空三军。……………………”
文章作者反对苏修帝国主义，总结道它不会长久的。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话，革命乐观主义者认为尽管有着暂时挫折，但人民群众终会胜利，最终打败帝国主义者，包括社会帝国主义者。
中国的共产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揭露就是对今天中国的揭露。就像文化革命揭露了中国的右派路线，它也与理解现代中国的实际建筑师华国锋与邓小平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的指导下，第一次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修正主义当权派（理论）。他们展示了它的阶级性质，它将引入哪种阶级专政和政府形式。他们总结道，历史教训就是，修正主义当权派要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要么成为一个被压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
他们的尖锐分析在修改后可以大体上用于分析当今的中国。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是修正主义领导层统治的国家。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毛主义理论，那么剩下的就是说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如果一个人遵循马克思主义（今天是毛主义）的学说，那么这里没有其他的替代选择。修正主义者自己的理论已经证明中国是处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这个修正主义理论就是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与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斗争中与之斗争的唯生产力理论。这个事实已经被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彻底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证实，被当今状况——这个国家的形势和中国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确切证实。
今天的中国有着超过800名亿万富豪。[45]他们中的超过100人坐在国家最高机构的选席上。但是，中国统合主义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例子是国家（state）与金融垄断资本的公开融合。根据印度毛主义者，这个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掌握在全国人口的1%之手。全国人口中最穷的四分之一的财富只占全国的1%。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资产阶级生活极其奢华的国家。该国（state）称赞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个人致富”的陈腐口号与我们在西方习惯的一个人变富对每个人都好的思想一样。这与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中国全国人大中的近70人积累有巨额的财富。2017年，他们的总财富超过了包括美国总统、内阁成员和最高法院法官在内的所有美国国会议员的财富总和。2011年，中国的顶级政客们的总收入就有将近90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之后只会增长。[46]
印度的毛主义者写道，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生产者。中国生产了世界相机的50%、电视的30%、洗衣机的25%、冰箱的20%。2003年，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3%。
中国的资本输出、资本输入与国家债务
截止2017年，美国机构估计，中国在其他国家投资将近2千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投资于农业、能源和运输。[52]这个估计包括了用于建设和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FDI）。根据同一机构，对美国的投资最大（1千7百亿），之后是在澳大利亚、英国、瑞士和巴西的投资。因此，中国有着巨大的资本输出。中国在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中因2017年直接投资的统计排名第11位。
但是在统一统计中香港排名第4。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香港被归还给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自治。在与英国的协议中，这种自治将保持至少50年。大量的中国资本通过香港转移到外国目的港。据估计，在这项中，只有荷兰（！）、美国和德国超过了香港。如果将香港与中国大陆一同计算，它将超过德国，占据世界第3的位置。在进口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来自外国公民和公司的投资——中国（和香港）位于荷兰与美国后的第3位。荷兰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与这个事实有关，资本家利用荷兰作为避税地，通常，投资仅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时途径荷兰。在这些投资中只有五分之一实际上是由荷兰的所有者进行。[54]
同时，中国还出口大量的商品和资本，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债务水平极低。根据数个来源，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外国债务国。截止2007年，它是22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每位美国公民将近6万美元。在美国之后的是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中国直到第12为才出现在此列，但是衡量每人的国内债务的话，中国的外国国家债务只有每位中国公民1500美元，根据路透社，债务只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与爱尔兰的外国国家债务相比，爱尔兰人均债务近50万美元的债务，规模几乎是国民生产总值的7倍。中国全部的外国国家债务只有挪威的3倍。
这些数字首先表明，正式而言，外债本身并不“危险”。避税天堂卢森堡在2017年的人均债务接近700万美元，是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00倍。在卢森堡注册的公司有大量债务，这只是卢森堡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避税天堂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的一部分。其次，中国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出与极低的债务一起表明，中国相对独立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反，是其他国家令人难以置信的依赖于中国的投资，中国银行从他们那里购买国家义务（国家债务）。
中国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国家资本主义与剥削
官僚的和私人的垄断资本控制着中国的权力。即使是公有企业（国家所有企业）也如私人企业一样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行动。但是，与西方相比，国家（state）和执政党（中“共”）对中国所有企业的直接影响更为普遍，非常多的经理，即使是在私人部门，是中“共”的成员。2002年，五分之一的工业资本家是该党党员。在《福布斯》杂志上按国家列出的全球最大公司中中国据第3位。全球十个最大的公司（超级垄断）中的三个是中国的。它们是中石化、中石油和能源公司中国国家电网。在世界五百个最大的公司中，中国以73个排第二（在美国的132个之后），在日本（68）、法国（32）、德国（32）之前。美国的这一指数正在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500中的197个下降到2012年的132个。
许多外资占股的中国公司从事出口，但是当地（中国）占股的出口公司的比例一直在增长。此外，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41%来自香港（2010）。同年，来自美国的外国投资只有总投资的7%。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认为，外资控制中国经济是编造的。中国有一些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与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相比，中国的垄断资本近乎完全控制着中国的国内经济，而前者在他们的国内市场要经历更多的竞争。印度同志认为，这使得中国垄断资本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西方资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根据印度毛主义者，剥削和超剥削是中国帝国主义体系的主要动力。在组织良好、集中、法西斯主义和官僚的国家（state）的帮助下，中国冷酷无情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就是“中国奇迹”、中国的全球进步的“秘密”的背后原因。
进一步的，印度同志指出：
农村的极端贫困推着年轻农民到城市去；
2-3亿工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
北京人口的超过40%就是这样的移民；
移民构成了劳动力的一半多；
法律和社会地位模糊，……使他们处于无组织状态
1983年，工业工人战国民收入的57%，2008年只有26.2%；
中国的相对工资成本与西方低数倍；
尽管如此，利润率仍在继续下降，如果中国希望与美国和日本竞争，它们必须将更多工厂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经济原则是垄断。第二个则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创造出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中国的中央当局完全控制着中国的金融部门。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是一个控制着近30亿美元的投资者的家族的家长。[55]值得让人怀疑的是，为什么一些人称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世界十大银行中的四个是中国的。其中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持有资产28万亿美元。这些银行由中“共”领导层的高级成员密切监察。所有这些中国银行都在该党和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银行拥有巨额的收入和利润。根据印度同志，2012年，他们利润将近300亿美元。
印度同志估计，中国的劳工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总数在1亿至1亿5千万之间。劳工贵族主要来自中国众多的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即使人民群众已经成为超剥削的受害者，但一些人能够升入这些组织的阶层。一个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由专家、技术人员、律师、工程师等等组成。律师的发展与中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密切关联。劳工贵族也是中国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持，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
这个中国是修正主义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改变遵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无政府状态。中国正在发生了一场房地产危机，在过去的十年中，那里已售出了大量新房，但也有数百万套空置住房。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生产过剩的危机正在等待着中国，它表现为这些“鬼城”，从来没有人居住过的成千上万的公寓和办公室。
资本输出与“走出去”
除了中国的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资本输出也正在增长。根据列宁，资本输出是除垄断外的帝国主义经济的第二个主要标志。这以中国股票增长的形式体现出来。印度同志写道，中国经济的3.3万亿美元来自外国股票的营业额。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债权人（美国政府债券形式）。中国也以此购买方式进入欧元区。中国向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借款比世界银行还多。
在上文提到，中国用“走出去”战略开始千禧年之交。这个战略的目标是用商业创造“全球大师”。一个例子是珠江要成为世界最好的钢琴的生产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摆脱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是印度毛主义者写道，中国只是在最近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相比更弱。西方国家和日本宣称继续统治际金融。
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至少有8千万中国工人。他们为中国企业工作，通常担任经理和领班。中国的垄断企业聚焦于像港口这样的基础设施，以及像炼油厂这样的战略投资。中国已经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投资了2亿美元。中国冶金科工集团购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穆镍矿付出达21亿美元。在当地人的家园遭到破坏和饮用水遭到污染后，当地武装袭击了这个项目。同时，中国航运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购买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51%股份。
中国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石油与能源上大量对冲赌注，比如在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正为修建经中亚和洗牙的中欧高速公路而努力。
卡尔森反对称中国为帝国主义
2011年，瑞典修正主义党“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安德斯·卡尔森为报纸《无产者》写了一篇文章。在该文中，他质疑中国是否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他总结道，“今天，我们认为，给中国贴上帝国主义国家的标签是不正确的。”但是“在2011年看来正确的分析在几年内可能是错误的。”[56]如之前提到的，他是2011年写的，这样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他现在在2018年改变了立场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他在2011年提出的将中国定义为帝国主义的反对意见仍值得一提。
首先，必须要说的说，印度同志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年份，他们认为定性分析优于定量分析，中国将它的性质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变为了新兴的社会帝国主义大国。他们只是写道，这发生在2014年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发生在2011年之前，但是承认无法确定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具体的年份，这是分析的一个缺点。
安德斯·卡尔森写道，这种变化通常会逐渐发生，并且很难查明，特别是在过程中。他反对将中国称为帝国主义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中国是一个被制伏的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出口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完全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论点很难应用到今天的中国。
垄断资本统治着中国，但这些资本使外国垄断资本。
由于中国的工业资本大部分是外国资本，而银行资本直到最近（2011年）才公开发行，因此很难说它们已经融为一体，成为金融资本。
这里有资本的融合，但是由于公共部门落后，金融资本并没有呈现出扩张的趋势。
本身的资本出口还不够；资本出口必须发挥特殊作用，使其与货物出口区分开来。
私有化、拆分和关闭解散了早期的垄断。
换句话说，这种趋势与导致欧洲走上帝国主义舞台的趋势相反。
在中国，剥削工人的报酬仍然很高，但仍有数亿工人处于后备状态。
中国没有劳工贵族。
在其他国家/地区经营商业不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帝国主义；这只是全球贸易。这是不同的是商业方法。
中国在非洲没有军事存在，也没有像早期殖民者那样行动，如法国、英国和美国。
中国仍有一只脚在第三世界。
与第三世界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相比，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它们平等行动，互惠互利。
卡尔森的大部分观点与印度同志提供的结论直接矛盾。我认为，宣称垄断在中国发挥很小的作用——有摆脱垄断的趋势——是荒谬的。中国企业的缩水或分割是完全与现实背离的。同样荒谬的理论是，人们不谈论金融寡头化以及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发展。这根本是不正确的。印度同志指出，即使有这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它也和垄断资本主义官僚统治阶级一样，统治着中国。通过国家和政党，他们在政治上公开地联合在一起。亿万富翁们坐在这些机构的最高领导层。前国务院总理控制着大笔款项。同一个阶级控制着中国的所有银行，无论它们是否已公开上市，它们都完全处于这种寡头垄断的控制之下。显然，垄断、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趋势已经在中国壮大，而不是卡尔森所说的缩小。
认为外国垄断资本统治着中国也是不正确的。中国垄断资本控制着家庭消费（例如食品和住房）。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者，生产着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钢铁的将近一半；最大的支配性公司主要由中央和地方当局与中国私人资本一同控制。2005年，工业占到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0%多，几乎所有工业企业的一半完全或部分由中央或地方当局控制。剩余工业企业，很多为中国私人资本所有。其中的许多人是中“共”的成员。2004年，中国500家最大的企业中的74%完全为国家（state）所有或是上市公司。再重复一遍，私有化或正式的私有权没有使中国资产阶级“失去”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控制”。这只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另一种形式。通常，修正主义者比拥有权力的阶级更重视正式的所有权关系。然而，这些数字根本不支持有关中国在2011年是被制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
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并没有更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相比，中国并没有更依赖美国。然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所有观点可以切实的应用到中国。这就是印度同志所展示的。中国（尤其是考虑到香港）在资本输出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资本输出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垄断资本正在消散的观点与事实上的垄断化趋势完全相反。卡尔森写道，中国被剥削的工人仍然有较大的报酬，但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写道，剥削的程度正在加剧。卡尔森宣称，中国没有劳工贵族，而印度同志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显然，中国有着一个无产阶级上层，在工会运动和其他官僚机构中存在着大量的官僚和领班。所有这些都在有着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目标的国家（state）与政党的控制之下。
我也要引用卡尔森文中两个简短的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方式的描述不再有效。今天，国外的直接投资的主要部分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美国是最大的接受国。”
这是卡尔森的文章中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列宁正确地重视了帝国主义国家对非洲和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资本输出，但是列宁也在《帝国主义论》中的表格展示了在帝国主义的开始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远非如此。例如，他展示了，1910年英国资本输出的一半多流向欧洲和美国，法国资本输出的2/3则流向欧洲，而德国资本输出的不到1/4流向了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
次要，必须强调的是，英国和美国在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一直到美国取代它并占据世界最大商品生产国的地位，至少直到中国最近占据这一地位。[57]卡尔森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商品输出本身就是中国是一个被制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而对笔者而言，卡尔森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令人感到困惑。
美国已经保持世界最大生产国达110年！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从帝国主义大国变成了世界上的唯一霸权超级大国。但是，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最大投资（以美元衡量）的趋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帝国主义的基础不仅仅在于对第三世界的超剥削。资产阶级的统计数字不足以描述整个情况。
卡尔森写道：
“我们无意评判中国的政策。当然，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与包括委内瑞拉和古巴在内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双边协议对双方都有利，至少比以前在全球市场上提供的条件更有利。”
仅从文章的这个摘要就可能找出全文的潜在意图。卡尔森的党，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宣称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该党的成员已经广泛的与古巴的友好运动。即使是他们支持的委内瑞拉政府也经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旗帜在他们的政治事件中被挥舞。卡尔森可能没有评判中国意图的企图，但他确实评判了现实。而这是符合古巴和委内瑞拉的修正主义者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的。这比他们在瑞典的朋友称自己的新朋友与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是帝国主义者时要好得多。
中国的统合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和布罗滕关于中国的文章
霍查主义的马列主义团体“革命”建立的共产主义平台在他们的刊物《革命！》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帝国主义的好文章，作者是埃里克·布罗滕（Eirik Bråten）。在这篇文章中，布罗滕写到了中国一边，揭露了中国政府形式的统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性质。
他写道，为了应对资本主义下日益增加的犯罪率，建立了“在1984年内5000个死刑判决的配额”，“在同年年底之前，通过并执行的24 000个死刑，这一配额被超过。”[58]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政权对犯罪率的答案完全正常，他们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坦率的说，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自身创造的，而只能残暴地镇压征兆和绝望的人民。
进一步，作者写道，“‘人民解放’军通过军事委员会服从于中‘共’，而不是中国国家或国防部。这是军队领导国家和党，而非其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写道：
“中国和中‘共’允许形式上的反对，只要它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机器的权力。除中‘共’，这里有八个最边缘的政党被允许存在，同时，共产主义反对派和共产主义组织已经被禁止和遭到迫害。近年来，这里存在着建立党和为党而宣传的诱惑，例如，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建立的中国毛主义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这些党在香港的示威、抗议赫尔会议上以同样的方式举着毛泽东及其伙伴的画像。在香港，他们能够从最后几年英国殖民统治遗留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中获益。这就是‘一国两制’口号的驳论之一。”
这符合毛主席的警告，如果社会主义被推翻——修正主义上台——就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法西斯主义。强大的集中制——无产阶级巩固手中权力的先决条件——使得如果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就很容易变成法西斯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革命倾向和革命干部，因此资产阶级需要建立法西斯主义。革命干部将重新组织起无产阶级，新的统治者有着摧毁革命司令部，摧毁重组或重建革命司令部的一切尝试的巨大需要。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一个为稳定的体制，许多西方人错误地认为中国非常稳定。暴动和对1989年暴动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危机的迹象和与统治阶级的联系是另外一个例子。法西斯主义是政府的一种不稳定形式，它是对不稳定、将体制稳固的绝望尝试。我们可以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或战争之间的欧洲找到它。
布罗滕论中国的文章的缺点
埃里克·布罗滕的文章很不错，但我认为它有一些缺点。首先是标题，这个可能是在在线杂志而非作者自己确定的标题，《中国：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这篇文章事实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今天的毛主义者认为美国是唯一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中国是数个竞争者之一，在一些地区是最重要的竞争者，但是美国继续在军事和政治的竞技场上远超中国。以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美国（和欧盟国家整体）远远领先于中国。
其次，布罗滕写道：
“毛逝世后，华国锋是党主席和总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接近毛。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爆发了，这次斗争关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性路线……邓小平及其高层同伙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夺得了中‘共’的权力，华国锋及其身边的人被清除。”
和工人共产党（马列主义）[59]在1976/1977年一样，该文作者将华国锋在中国的官方职位视为毛主席的合法继承人，“属于”毛主席和中共领导层周围的“圈子”。华国锋对“四人帮”的法西斯式的攻击，随后的死刑和无期徒刑，结束文化革命等等，都被含糊的描述为“不久爆发的党内斗争”。中共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发起很长一段时间。华国锋并不是真正地接近毛主席和革命者，他是一个中派。华国锋偏向右派，左派没有强大到反对它。但是华国锋用对左派的野蛮攻击表明了他的性质。布罗滕的文章给人一种印象，华国锋是在延续毛主席的路线，而丝毫不提及革命者（所谓的“四人帮”），即使不考虑背景，将改变的时间设置在1978年，而非1976年也是错误的。在华国锋完成右派路线的肮脏路线后，邓小平及其亲密的盟友迅速将华国锋推向局外，这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提到的，在这之后的多年里，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直到2002年！）。重大的质的改变发生在1976年，当时革命者遭到了攻击，文化革命被完全取消。邓小平在1978年及随后的几年的动作仅仅是新资产阶级是巩固和发展在1976年篡夺的政权，同时进行与新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利益相对应的改革。
布罗滕文章的第三个缺点是，前一个缺点的延伸，他不能明确的确定反革命的开端。它没有说明邓小平在1978年推到华国锋是所发生的，即使这并不正确，而是描绘出一幅流畅的画面。他提及了1976至1978年的党内斗争，就像邓小平在1978年接管政权一样，1980年取消人民公社，1982年该党的领导层的改变，和1977至1985年的清除。他也提及了整个80年的经济改革和党的决议，和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决定。
能在做到这个既是好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当国家改变颜色时，建立正确明晰的认识也是重要的。用毛主义作为分析的工具，用毛主席“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理论作为工具，正如布罗滕在最后一段也指出了的，用对华国锋的反革命的正确分析作为工具，我们能够明确地得出结论，反革命发生在1976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问题，在华国锋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已经被取消了。
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
中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营采取了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形式。印度同志指出了亚洲的五个国家作为例子：
老挝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正经历他们的农民在中国所有的土地上工作。中国花费70亿美元在老挝的首都万象修筑铁路，以掠夺这个国家的木材、橡胶、矿产和食品。
老挝的铁路也将中国与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更直接的连接起来。老挝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中国前往该地区其他区域的桥梁。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强大的盟友，他们甚至从中国获得了核技术。中国也帮助弹压巴基斯坦的起义。反之，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中国前往波斯湾和非洲的通道。
中国已经在中巴经济走廊投资500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导致巴基斯坦的少数民族俾路支人和信德人流离失所。
巴基斯坦从中国拿到了巨额贷款，巴基斯坦人民不会从中获益，但是显然这显然需要他们为此付出。
1万5千名中国士兵已经被派驻到巴基斯坦保护中帝的利益。
通过与巴基斯坦的结盟，中国正在与印度为印度洋的支配地位而争斗，
中国也与巴基斯坦的反对派会面。2018年12月，当时本文正在写作，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大使馆遭到袭击，VG写道：
“分离主义团体俾路支斯坦解放军已经宣布对这次行动负责。
“‘我们实施了这次袭击，我们的活动将继续。’该团体发言人吉安德·俾路支（Geand Baloch）说。他在未知地点的新闻机构AFP中呼吁。‘中国正在剥削我们的资源。’俾路支斯坦解放军的吉安德·俾路支（Jiand Baloch）告诉路透社。”
阿富汗
随着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中国已经增加了它在阿富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
他们已开始在阿富汗收购铜矿和其他矿产，并活跃于许多企业。
阿富汗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伙伴关系，中国正在推动阿富汗当局与塔利班之间的对话。
斯里兰卡
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金融伙伴和国防材料提供者。
中国90%的能源进口都经过斯里兰卡的主权水域。
与斯里兰卡的结盟也是对抗印度和为印度洋的影响力所做的充分准备。
中国为斯里兰卡对泰米尔民族解放的战争提供集一切可能的支持，从解放军到婴儿，成千上万的泰米尔人被杀害。
中国已经否决了一项联合国调查斯里兰卡战争罪行的决议。
中国大力投资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
尼泊尔
尼泊尔一直以来与印度关系密切，但是它位于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在过去也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
2008年君主制结束后，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2008年之后，中国已经在尼泊尔加大力了它的“安全行动”。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了中文学校形式的“援助”。
中国是尼泊尔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向尼泊尔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之一。（挪威也在尼泊尔投资，特别是在水力发电领域）
中国已经向尼泊尔提供了贷款，用于扩大风力发电。
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一条铁路正在修建。
印度已经对中国在喜马拉雅山的建设表示关注。
非洲
中国特别重视非洲。非洲拥有着大量的在自然资源，包括石油、铁、铜和黄金。非洲拥有30%的世界矿藏，包括42%的铝土矿，38%的铀矿，所有钴的55%，44％的铬，82％的锰和全世界钚储量的73％。中国是其中几种矿物的全球最大进口国。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2014年提交给《达格萨维森》（Dagsavisen）的文章中，舒尔·帕帕安（Sjur Papazian）写道：
“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承诺从2001年至2003年的每年1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至2005年的每年约15亿美元，到2006年至少达到70亿美元。2012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接下来三年内的200亿美元。这份报告估计中国从2010年到2012年的总投资高达1010亿美元。”[61]
他解释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非洲的中国的活动的舆论战。他正确地指出了欧洲前非洲殖民统治者的虚伪程度，他们继续掠夺非洲大陆，批评中国在非洲大陆的侵犯人权行为。当然，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竞争，这在外交手段中已经浮出水面。
在石油领域，中国在苏丹、安哥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刚果和加蓬。苏丹是中国的第四大石油供应国，中国从非洲购买1/3其所用的石油。
印度毛主义者写道，在非洲，中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义。中国提供它的“诚实，平等，互利，团结和集体发展”五原则，口头上听来不错，对当地政府很好。同时，非洲的生产商要关门，因为市场上充斥着中国的廉价商品。中国的矿业和开采破坏了环境。人权遭到了侵犯，当地资产阶级当局更加腐败。加纳农民对中国的非法采矿活动和污染饮用水感到愤怒。这就是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剥削。
拉丁美洲
中国向拉丁美洲的资本输出与在非洲的规模处于同一水平。中国银行规避世界银行，向拉丁美洲提供“发展贷款”。在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中国贷款被用于水电大坝。中国投资智利的铜、巴西铁矿石和阿根廷大豆。
中国的军国主义与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
为了保持和推进它的帝国主义野心，中国达成了（众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协议。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起，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反对北约的平衡形式。中国与帝国主义俄罗斯和巴西、印度、南非一起，建立了“金砖”合作组织，尽管不同伙伴之间存在矛盾。
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自列宁的经典著作以来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已充分证实了这个论点。两次世界大战和数百场战争、军事冲突、政变和流血冲突使世界震惊。它们继续成为当今世界的特征，特别是在中亚、西亚和北非，以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国家。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帝国主义，仅在过去20年中就杀死了数百万穆斯林。
中国正走建立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在2002年至2011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已经增长了170%。[62]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军事预算国。[63]中国是世界第五大核力量，排在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之后。军队已经现代化，并通过击落卫星来显示其实力。必须指出，中国士兵的食宿、衣服和住房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得多。即使是坦克、飞机和潜艇，中国的也更便宜。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比数字所暗示的要强大。即使中国有着小得多的预算，他们的现役士兵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多；中国军舰300艘，美国500艘；中国战斗机1500架，美国2800架。[64]
我们必须从中国被竞争对手及其势力范围包围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如列宁在100年前指出的那样，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帝国主义分割的。如果中国要扩张，那它就必须与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这场竞争将是血腥的，就像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那样。正如我们在今天的叙利亚看到的，俄罗斯的阿萨德对抗着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成百上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之前提到的文章中，印度毛主义者提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极其血腥。他们写道，在1945年至1990年，它导致了它们之间直接和间接的战争，至少有125场地区战争、内战和武装冲突，夺去了4000万人的生命，同时1000万人流离失所。[65]
当人们谈论到一战和二战时，可以看待许多方面的一系列冲突，显然，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很容易忘记，这些欧洲战争造成的灾难并不比后来的帝国主义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更糟糕。帝国主义间的巨大冲突只是改变了舞台。取代索姆、凡尔登和白俄罗斯平原的饥荒和屠杀，是非洲和阿拉伯的饥荒和屠杀。显然，容易遗忘的还有这些战争并不只发生在欧洲，而且发生在全世界。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排第3名），我们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看到一个在军事上更加活跃的中国，因为他们已经在涉足某些地方。在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承认台湾之后，中国支持了反对他的起义，但是，中国在之后显然用贿赂又赢得了他。中国在斯里兰卡镇压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中发挥了作用。他们为巴基斯坦提供核武器。他们在尼泊尔和阿富汗进行监视行动。他们向亲中国的政权售卖武器。
截至2005年，中国已经在利比里亚、西撒哈拉、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和刚果部署了一些小型部队。随着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在吉布提的第一个非洲军事基地，中国将其驻外军队从2万增加到了10万。中国已经与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埃及签署了高层军事合作协议。[66]
中国、俄罗斯，及与美国的对抗
印度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在未来，中国将会与其他帝国主义进行战斗。最近，他们与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的关系已经紧张起来，但还有礼貌。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是暂时的，而争斗是绝对的。美国正试图包围和限制中国，寻求孤立中国的方法，是争夺市场的争斗中击败他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一个将以这种方式运作的贸易协议，但被特朗普取消了。印度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这制造了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现在它们正相互争斗，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领导者其中一个集团。
与之相反，拉丁美洲的各党和组织认为：
“……[这里]也没有‘俄中阵营’，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年轻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重新瓜分世界中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相比，它的进攻能力有限。随着针对中国的遏制和第一次勾结的开展，它已成为美国、日本、德国等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品工厂和资本投资市场。”[67]
印度的党写道，中国与俄罗斯努力打破“单极”的美国作为霸权超级大国的大西洋体系，例如，当俄罗斯不顾西方的叫喊和抗议，单方面吞并克里米亚时，或者是中国单方面在南海设立禁飞区时，又或者当中国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领海上建立石油钻井平台时。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毫无争议的大国。它们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成员。今天，它们用这个地位去打破世界列强之间既存的协议和委托机制。
世界基本矛盾的总发展与激化
而且，印度同志指出了世界发展的一些方面，作为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竞争的背景：（1）从197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处于总危机和滞涨中，高潮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竞争是柏林墙倒塌以来最激烈的。（2）在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保护主义、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在增长。（3）掠夺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仍在继续，且加剧了。（4）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帝国主义正试图保住它的地位。虚弱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正试图保持和加强它在临近地区的影响力。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与西方的竞争达到了高点，并与美国进行竞争，要求重新排位。在较小的程度上，德国与法国为统治欧洲而竞争。
印度毛主义者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在较近的未来与美国进行直接战争的计划，但是数场间接战争已经提上了日程。美国企图将它们包围起来，而只有中国有方法冲破包围。北约正在阿富汗和叙利亚发动战争，同时还有非洲和其他地区的零星战争。北约集团与俄罗斯为了北极而竞争。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在石油和最重要矿藏的储藏地的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
印度毛主义者在他们的决议中写道，世界的三大矛盾正在激化，这些矛盾包括了（1）帝国主义与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矛盾；（2）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3）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内部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正如毛主席时代的矛盾一样。他们认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群众再次站了起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迫害、压迫、侵略、创伤、侮辱、滥用职权和歧视的斗争。同样的，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也在增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反对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写道，共产主义者要想毛主席的学生一样，领会和接受武装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被压迫国家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形式，但是它们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同样的革命。他们写道，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反革命之后“只剩我们”，形势也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草原干燥无比，即使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将它点燃。他们写道，如果革命不能阻止它，那么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将导致世界大战，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战争将导致革命。革命是主要倾向，世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
结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写道：
“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 ‘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68]
以列宁的论述为基础，我们该怎样审视何塞·马利亚·西松在中国及中国帝国主义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在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他给出了以下答案：
“的确，邓小平的反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及其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用列宁的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定义，中国可能是符合帝国主义。官僚的和私人的垄断资本已经支配着中国社会。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过剩资本。它的资本主义企业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合并，剥削中国的劳动、第三世界和全球市场。
“在扩张经济疆域，诸如廉价劳动与原料的来源、投资领域、市场、战略有利点、影响范围，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既勾结又争斗。但是，中国并没有从事侵略战争，以获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保护国或依附国。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大资本主义大国在在行动上加入帝国主义大国行列，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中，它还不是很暴力。”
何塞·马利亚·西松是菲律宾共产党的第一任领导人，今天生活在荷兰，是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领导人。国际人民斗争联盟是群众组织，主要是菲律宾国内外的菲律宾群众组织的国际伞状组织。菲共宣称自己是一个毛主义党，他们继续领导着菲律宾人民战争，一场全体共产主义者衷心支持的人民战争。他们已经发动人民战争超过50年，例如，他们表达了对印度人民战争的热心支持。但是，西松和国际人民斗争联盟已经受到了革命者对他在中国和其他修正主义政府上的缺点的批评，比如巴西共产党（红色派）提出的批评。今天，毛主义者并不轻视西松，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产党之一菲律宾共产党的历史领导人。
但是，在这次采访中，难道西松没有确实做列宁所曾警告反对的事情吗？即，难道没有“用斗争和协议的形式问题代替……斗争和协议的实质问题”？如果根据“经济标准”，中国是帝国主义，如果他们的帝国主义在非洲主要采取与腐败政权达成协议或通过直接军事力量达成协议，那就没有什么区别。内容完全相同。
在同一采访中，西松接着说：
“就中国与更具侵略性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强国的争夺而言，这可能以客观和间接的方式对革命运动有所帮助。中国在金砖国家经济集团和美国无法控制的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0]
关于中国的定性，为了定义一个国家为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理由要求它的侵略达到美国的程度。仅在最近的100年，瑞典有没有参加绝大多说的军事行动？瑞典是帝国主义国家吗？中国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乍得的军事冲突中的干涉又是什么？当然，中国的军国主义和干涉与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不同，远远低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他们是世界唯一霸权超级大国。英国和法国仍在七十年前的殖民地的非洲国家驻扎士兵。美国就像英国和法国一样关照野蛮的殖民地政权。
但是，正如斯大林写的：
“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71]
中国是各帝国主义中壮大的帝国主义。他们在许多地方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他们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欧盟）的矛盾重重的联盟。（在原文中，使用的“集团”一词，但在翻译时作者进行了修改）在军事进攻方面，他们明显落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数个国家后边。中国在海外有一个军事基地；而美国有数百个。但是中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色时帝国主义的而非其它。正如西松所描述的，中国的经济是帝国主义的（！），在军国主义上也与帝国主义齐头并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一个国家“按照列宁的经济定义”可以被认定为帝国主义，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它为帝国主义的说法是荒谬的。
我们必须以最明确的方式作出结论，中国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敌人。
西松的论述不是偶然的或独立的。西松认为一个“多极”的世界是好的，俄罗斯、中国、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在反对美国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西松自己揭露了中国正滥用协议损害菲律宾，掠夺属于菲律宾的海域。西松呼吁杜特尔特勇敢地接受了中国对菲律宾主权水域的袭击，但并不称其为帝国主义。[72]
认为帝国主义间的竞争有助于革命运动与毛主义不符。这是修正主义立场。他们看到苏联与美国的竞争是对第三世界的斗争人民的援手。事实上，革命运动遭到了苏联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从阿富汗到埃塞俄比亚，从安哥拉到捷克斯洛伐克，解放被社会帝国主义体系招安。革命者和爱国者遭到苏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害、监禁、酷刑拷打和谋杀。更不用说在战争中直接杀害的，或者在战争之后因流行病、饥饿和贫困而死亡的数百万人。
此外，必须补充的是，对人民来说，敌人分裂并相互激烈争斗是件好事。尤其是斗争激化，他们互相将棍子插入对方的辐条中。当中国的军阀互相争斗，这对人民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战术优势。阿富汗毛主义者更喜欢反动的塔利班与对美国忠诚的政府作战，希望反对塔利班与中国外交官为之努力的政府之间的和解及潜在的和平协议。革命者希望在敌人阵营中战斗和斗争。人民的敌人没有能力联合自身反对群众，这是革命能够利用的战术优势。他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变革，使他们无法继续以旧的方式统治，这对革命者是有利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我们并不想某些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希望帝国主义者能够因为“和平是最重要的”而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希望帝国主义的竞争和代理战争以任何方式给群众带来的暴力痛苦。这与同时保留两种思想有关：既欢迎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裂，同时又与所有帝国主义者作斗争，而不散布他们中有些人相较于其他人处于更加“进步”地位的幻想。
苏联帝国主义与美国的竞争——他们的建设与扩张——几乎使世界陷入核战争，这对世界人民绝没有益处。谁会从中国成为美国的新竞争对手中获益？谁会从中国在老挝、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巴西、苏丹、刚果等的扩张中受益？当然不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他们正是需要为被称为“帝国主义”的中国经济付出代价的人，而且正是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中受到的打击最大。此外，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的声誉拖到了毛泽东的泥塑雕像上。
共产主义者毫不畏惧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大国。我们知道，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我们看到，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激化也使得革命更快到来。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趋势是帝国主义下的绝对趋势。只有革命能够阻止战争。但是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其它帝国主义会为此提供客观支持。相反，正如之前论述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凶残地镇压革命。中国的统治者是通过杀害中国的革命领导人篡夺权力的，他们也准备在其他国家进行社会法西斯主义恐怖，就像在斯里兰卡对泰米尔人种族灭绝一样。
此外，许多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实践上制造巨大的恐惧，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放在其他矛盾之上。他们将地缘政治偏好放在阶级斗争之上。他们认为，通过“正确”的处理，北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可以使我们更接近共产主义。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有意的意见，那么他们会将政治计划作为俄罗斯或中国装甲商的一个小附录，而在不知不觉中犯下这一错误。或作为绑在伊拉克复兴党或委内瑞拉的所谓玻利瓦尔革命的沉船上的小艇。“捍卫”一个或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变得比发展阶级斗争，建立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以及发动人民战争更重要。
世界的主要倾向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它一直是帝国主义（所有的帝国主义）一边，美国帝国主义是其中最大的，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在另一边。即使从这些团体的角度来看，与俄罗斯或中国建立政治伙伴关系是完全单方面且纯粹是理论上的，也是对世界被压迫者的背叛。以中国为例，这是对亿万被剥削的中国无产阶级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背叛，他们为中国的扩张付出了鲜血、汗水和眼泪，成为了代价。
我们并不畏惧修正主义，我们也不畏惧社会帝国主义；我们知道，他们是纸老虎，人民战争的烈焰将让他们在地球上化为灰烬。但是他们不会自己倒下，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共产党的特殊责任就是揭露修正主义的核心。我们的责任就是撕下他们为转移注意力而试图为自己创造的虚假形象，使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留下血腥的足迹。我们的责任就是澄清他们在群众中造成的混乱，我们的责任就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清界限，我们的责任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将领导革命战争，人民战争——粉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到那时，阶级被永久地废除，帝国主义成为了过去的记忆，饥饿、需求、战争和贫穷只是阅读的史书里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死亡属于帝国主义，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
将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与美国帝国主义埋葬进同一个坟墓！
在毛主义鲜红旗帜下走向世界革命！
参考与注释：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
[2] 此文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2017年），由英国革命反帝国主义运动译成英文。
[3]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2017年。
[4] 拉丁美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五次会议，《论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2016年。
[5]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2017年。
[6] 大论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sino-soviet-debate/index.htm
[7] Kantha, Sachi S.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China, 1949 to 1989.” Progress in Food and Nutrition Science 14, no. 2-3 (1990): 93-137. Accessed July 17, 201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293245.
[8] Ball, Joseph. “Did Mao Really Kill Million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nthly Review. June 06, 2014. Accessed July 17, 2019. https://monthlyreview.org/commentary/did-mao-really-kill-millions-in-the-great-leap-forward/.
[9]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年。
[1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
[11] 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2月24日。
[1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1966年8月8日。
[13] 邓小平。
[14] Rawski, Thomas G. “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52-1971.”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5, no. 2 (May 1973): 169. doi:10.2307/1926991.
[15] “Industry – Industrial Production – OECD Data.” OECD Data. Accessed July 18, 2019. https://data.oecd.org/industry/industrial-production.htm.
[16] 秘鲁共产党，《论马列毛主义》，《基础文件》第一部分，1988年。
[17] 拉丁美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用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2016年。
[18]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马列毛主义万岁》。
[19] 秘鲁共产党，同上。
[20] 毛泽东，《毛泽东语录》第三章。
[21] 《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22] Gargan, Edward A. “Deng Tells Mugabe the Open-Door Policy Will Be Pressed by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87. Accessed July 18, 2019. https://www.nytimes.com/1987/01/21/world/deng-tells-mugabe-the-open-door-policy-will-be-pressed-by-china.html.
[23]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Beginning in 1979.” Country Studies. Accessed July 18, 2019. http://countrystudies.us/china/92.htm.
[24] “Special Economic Zon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ccessed July 18, 2019.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pecial-economic-zone.
[25] 《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Turner, N. B. “Is China an Imperialist Country?” Banned Thought. March 20, 2014.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ternational/Red-Path/01/RP-8.5×11-IsChinaAnImperialistCountry-140320.pdf.
[34] 列宁。
[35] 列宁，第七章。
[36] 同上。
[37] 列宁，第五章。
[38] 同上。
[39] 列宁，序言。
[40] 列宁，第四章。
[41] 《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42] 同上。
[43]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1970年。
[44] 同上。
[45] Chan, Tara Francis. “Communist China Has 104 Billionaires Leading the Country While Xi Jinping Promises to Lift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Business Insider. March 02, 2018.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billionaires-in-china-xi-jinping-parliament-income-inequality-2018-3?r=US&IR=T.
[46] 到2017年底，人大前100名最富有的代表的净资产约为3.91万亿人民币（约合5,68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美国最富有的国会议员是达雷尔·伊萨（共和党），净资产为2.833亿美元。只有5名议员的净资产超过1亿。这使美国国会净资产的上限约为500亿美元，但估计接近21亿美元。包括特朗普在内，特朗普政府内阁的净资产估计为50亿美元。201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净资产上限为数千万美元。见注释[47]、[48]、[49]、[50]。这些估算未考虑托马斯·皮凯蒂大量撰写的隐性资产，逃税和资本收入。见注释[51]。例如，美国代表不需要报告房地产资产。（尽管如注释[47]，很多人这样做）。尽管如此，这是双向的（美国和中国的代表），并且使用最宽松的估计不可能解释这两个人群之间的100倍差距。
译者注：《中国十大富豪的政治身份：5人政协委员 4人人大代表》，中国网，2015年，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5-10/19/content_36834380.htm；
“中国的人大代表当中最富裕的60位人大代表（占人大代表总数的2%），平均个人财富高达14.4亿美元。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中，最富裕的11位国会议员（占议员总数的2%），平均个人财富为3.23亿美元。目前中国共有约3000名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是其中的两位。根据胡润的报告，宗庆后的家庭财产高达680亿元，位列中国富豪榜第二位；吴亚军的家庭财产则高达420亿元。美国国会最有钱的议员Darrell Issa 2010年时财产达到7亿美元，不过放到全国人大的话，就只能排到第40位了。”——《中国人大代表的财富使美国官员相形见绌》，第一财经，2012年，https://www.yicai.com/news/1469934.html
[47] Glenn, Elias. “Wealth of China’s Richest Lawmakers Rises by a Third: Hurun.” Reuters. March 02, 2018. Accessed July 19, 2019.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arliament-wealth/wealth-of-chinas-richest-lawmakers-rises-by-one-third-hurun-idUSKCN1GD6MJ.
译者注：胡润研究院2018年的统计报告未查到中文，但另一篇报道所载，“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两会上榜企业家数量是历年来的最大值218人，其中人大代表117人、政协委员101人，他们所代表的的财富值为31795亿元。而在2018年，两会上榜企业家数量大幅下降至152人的前提下，他们所代表的财富值却仍然增长了近乎18%，首次突破4万亿元，达到41162亿元。”《十张图带你看清2017和2018两会中的上榜企业家行业分布和人员变动！》，前瞻经济学人，2018年，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80308-d1cdf529.html
[48] Dennis, Steven T., and Jay Hunter. “Wealth of Congress Jumps $150 Million.” Roll Call. October 23, 2014.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www.rollcall.com/hill-blotter/wealth-of-congress-jumps-150-million-50-richest/.
[49] Cranley, Ellen. “The $2 Billion Cabinet: This Is How Much the 10 Wealthiest Members of Trump’s Cabinet Are worth.”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31, 2019.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cabinet-members-net-worth-2019-1?r=US&IR=T.
[50] Levinthal, Dave, Lateshia Beachum, and Carrie Levine. “Supreme Court a Millionaire’s Club.”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Accessed July 19, 2019. <a href=”https://publicintegrity.org/federal-politics/supreme-court-a-millionaires-club/”https://publicintegrity.org/federal-politics/supreme-court-a-millionaires-club/.
[51]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2] “Does China Dominate Global Investment?” ChinaPower Project. July 19, 2018.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
[53] “Country Comparison: Sock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 Abroa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99rank.html.
[54] Shaxson, Nick. “Why the Netherlands Is the World’s Largest Source of FDI.” Tax Justice Network. November 10, 2014.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taxjustice.net/2014/11/10/netherlands-worlds-largest-source-fdi/.
[55] Barboza, David.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2.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2/10/26/business/global/family-of-wen-jiabao-holds-a-hidden-fortune-in-china.html.
[56] Carlsson, Anders. “Är Kina Imperialistiskt?” Proletären. November 16, 2011.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proletaren.se/artikel/stub-133，根据英文翻译。
[57] “China Tops U.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ek. March 14, 2011.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industryweek.com/global-economy/china-tops-us-manufacturing.
[58] Bråten, Eirik. “Kina – Ei Sosialimperialistisk Supermakt.” Revolusjon. November 3, 2018.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revolusjon.no/teori-og-analyse/2095-kina-ei-sosialimperialistisk-supermakt/，根据英文翻译。
[59] 工人共产党（马列主义）原为挪威的反修正主义政党，后走向修正主义。——译者注
[60] Dahl, Ingvill D., and Christina Cantero. “Seks Drept I Angrep Mot Kinesisk Konsulat.” VG. November 23, 2018.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vg.no/nyheter/utenriks/i/gP9xL9/seks-drept-i-angrep-mot-kinesisk-konsulat. Our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Norwegian.
[61] Papazian, Sjur. “Kinesisk Imperialisme I Afrika?” Dagsavisen. January 13, 2014.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dagsavisen.no/debatt/kinesisk-imperialisme-i-afrika-1.451913，根据英文翻译。
[62] 《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63] “Military Spending Graphics 2017.” SIPRI. May 2, 2018.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sipri.org/gallery/military-spending-graphics-2017.
[64] Silva, Cristina. “What China’s Military Looks like Compared to the U.S.” Newsweek. November 08, 2017. Accessed July 19, 2019. https://www.newsweek.com/what-chinas-military-looks-compared-us-704881.
[65] 《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66] 同上。
[67] 《论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
[68] 列宁，第五章。
[69] 何塞·马利亚·西松，“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on Maoism,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hina & the Current World.” Interview. January 19, 2014. Accessed July 20, 2019. https://josemariasison.org/the-communist-party-of-the-philippines-on-maoism-new-democratic-revolution-china-the-current-world/.
[70] 同上。
[71]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
[72] 何塞·马利亚·西松，“Statement on China-Philippine Exploration Deal.” August 1, 2018. Accessed July 20, 2019. https://josemariasison.org/statement-on-china-philippine-exploration-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