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充分暴露了河蟹帝国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完全有权利宣告：你们已经过时了，你们应该尽快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河蟹帝国主义作为疫情的中心，暴露出的反动性和腐朽性特别严重，并且这种反动性和腐朽性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普遍问题，也具有河蟹帝国主义的特殊性。而且，作为从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的帝国主义，河蟹的许多体制在形式上是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体制的延续，因而河蟹帝国主义之反动、腐朽的特殊性，又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曲折和经验教训有着联系。所以，马列毛主义者在批判河蟹帝国主义的反动与腐朽的同时，必须严肃地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而能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进步分子指明正确的方向，展望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加完善和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使人民群众能看到真正的出路，摆脱看不到彻底变革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的坏蛋中选择一个“最不坏的”之可悲局面。各个阶级，都将从疫情危机中吸取自己的教训，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上方向应该是吸取教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文就是对此的尝试，笔者将聚焦于疫情危机所反映的关于无产阶级出路的教训。限于水平和篇幅，论述都将是简略的、勾勒性的，而且肯定是很不成熟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对同志们有所启发。
一、必须砸碎官僚机器
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官僚资产阶级的欺下瞒上、颟顸昏庸、敷衍塞责、专横蛮干、漠视民瘼、草菅人命、腐败特权统统暴露无遗，搞得是天怒人怨，引起极大民愤。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腐朽是导致疫情失控、爆发，造成人民群众深重灾难的直接推手。
官僚资产阶级的上述种种恶劣属性，绝不是偶然的“应对危机不力”，而是其本质所造成的常态，只不过是在疫情危机中集中暴露出来而已。这一点，亿万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早有着切身的体会。并且，这也不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的“特色”，而是全世界剥削阶级官僚集团的“通病”。这次疫情危机中，从帝国主义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世界各国官僚集团纷纷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充分暴露了它们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但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又的确有其特殊性。在当今大多数剥削阶级国家，官僚集团都会受到统治阶级中其他集团一定的制约，比如剥削阶级的议会、媒体、选举产生的政客等。而像河蟹这样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却又仍旧挂着XX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招牌的复辟国家，都是由党内资产阶级蜕变而成的官僚资产阶级占据着独霸的地位，独占着政治经济统治大权，基本不受统治阶级其他集团的制约。因此其反动性和腐朽性就特别突出，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这里，我们需要用马列毛主义对官僚制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简要的考察。所谓官僚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产物，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种工具。更确切地说，官僚制是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一种工具。官僚制的根本特征，就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森严的等级制，就是上级对下级的提拔任命制，就是权力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上级无条件服从。官僚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证少数统治者的权力，保证少数统治者能够自上而下地管理国家、统治广大人民群众。而官僚制所产生的官僚集团，由官僚制的根本性质所决定，就必然是骑在人民群众头上、欺下媚上的，必然是腐败堕落、颟顸昏庸的。
中国在封建统一帝国的最初建立时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僚制。而在欧洲，则是在专制君主联合资产阶级扫荡中世纪封建领主割据的时期开始建立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并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相比起依赖血缘关系的贵族制，官僚制能吸收更多人才、扩大剥削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进步。
但是官僚制根本上是服务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此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笔者按：即官僚制的原则）——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法兰西内战》）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绝不仅仅是用新的法统取代旧法统，用新的国家机关取代旧的国家机关，也不仅仅是国体和政体的变更，而包含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砸碎官僚制。官僚制根本上是剥削阶级专制的机器，与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是不相容的。
但问题就在于，俄国和中国等国革命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却都在事实上保留了官僚制，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历史的曲折复杂之所在，也是历史辩证法的体现。因为俄国和中国在革命前都未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都只占人口少数。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像俄国这样的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本国资产阶级的孱弱，由于工人阶级的巨大的革命能量和工人阶级能争取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而成为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是工人阶级通过先锋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实现的，并且革命进程中都出现了工人阶级先锋党力量强大、而工人阶级群众力量相对弱小的局面。在俄国，是由于内战和随后的经济困难使得工人群众的力量陷入涣散，“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列宁语）；在中国，则是由于工业的极端落后，加上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工人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为根本形式，使得工人群众的力量和政治成熟度先天不足。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笔者按：更不能由农民群众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也就是说，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条件（工人群众力量强大、政治成熟）、社会经济条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文化条件（工农群众具有较好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使得劳动群众无法直接掌握权力、参与国家管理，而不得不由工人阶级先锋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能够代表“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正由于实际上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才使得中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保留官僚制。官僚制根本上是剥削阶级专制的机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官僚制又确实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为中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官僚，首先是革命者，中俄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首先是由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塑造出来的革命者集团，并且是受到先锋党内的革命路线和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所制约的。所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革命者能够利用官僚制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中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而这就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但是社会存在根本上决定社会意识。官僚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不得不保留的旧社会的弊病，它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着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或者说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均为列宁语）。官僚制的根本弊病会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许多曲折和阴暗面，使劳动群众遭受许多伤害。官僚制在根本上会腐蚀革命者集团，会不断再生产出背叛无产阶级的党内资产阶级，官僚制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关键部分。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官僚制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体制，而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旧社会的残余，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并逐步消灭官僚制。否则，官僚制就会不断腐蚀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温床，为资本主义复辟造成条件。而一旦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就会依托官僚制攫取生产资料、镇压劳动群众，转化为极其反动和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把官僚制发展为极其丑恶的官僚极权主义，这也是中俄历史所证明了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
用什么来取代官僚制呢？革命导师早已指出了方向。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了：公职人员的全面选举和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报酬。（《法兰西内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细化了消灭官僚制的设想：“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
列宁说得是多么好啊。其实，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机构的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发现，官僚机构中大多数的工作就是简单的监督、计算及文书工作，只要有最基本的沟通、读写和计算能力（现代条件下可能还要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就都能胜任。因此完全可以由具备基本文化素质的全体劳动群众来轮流担任，而不需要专职的、享有特权的官吏（公务员）。少数不可缺少的技术专家，完全可以在劳动群众的协助和监督下，为人民服务，而不需要配备官僚机构。
公职人员的全面选举、随时撤换、与工同薪，全体劳动群众轮流从事管理国家的具体工作，技术专家在民选公职人员的领导下，在劳动群众的协助和监督下，从事必要的专业技术工作——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取代官僚制的全体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体制。
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大多数，并且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素质，那么完全有条件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后，很快全面实现革命导师的设想，砸碎官僚机器，建立一个无官僚的国家：废除公务员制度。各国家行政机关（如各种部、司、局、处等）的负责人除少数特殊情况外都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由人民撤换，而不是由上级提拔任命。比如各负责人可以由人民代表会议中的代表担任，从而实现“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全体劳动群众轮流担任(可通过抽签，单位、社区选派等形式）；国家机关所必须的技术专家，由国家机关按需聘用，并在民选负责人的领导下，在参与该机关工作的劳动群众的协助和监督下，从事技术工作。国家机关的所有负责人、工作人员和技术专家除工作必须的待遇外，都不享有官僚特权，都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除部分旧社会培养的专家还需要一定时期的高薪赎买外。）
比如管理医疗卫生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由选举产生的医疗卫生界的代表来担任负责人；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由普通医护人员以及关注和热心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劳动群众轮流担任；所必须的技术专家，由该机关从全国医疗专家中择优聘请，并在民选负责人领导下和机关劳动群众的协助与监督下从事技术工作。像这样的国家机关，一定是紧密联系群众、务实、高效的，是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旧国家官僚机关的种种弊病就能从根本上加以避免。
无产阶级的先锋党当然要领导重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依赖官僚制，要避免党的干部转变为官僚集团。这就需要全体党员干部都不脱离生产劳动，都应该扎根于某个基层单位，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并领取普通劳动者的报酬。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都应主要由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而不应由上级党组织指定或暗箱操作。党的各级机关工作人员，都应由党员志愿者轮流担任，而不应保留专职的“官吏”。党的干部出任公职，都应参加选举，当然党组织可以提名人选。党可以通过提名群众拥护的候选人，通过在参与国家机关工作的劳动群众中的群众工作，来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
砸碎官僚机器、建立无官僚的国家，是基于已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条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能够实现的灿烂前景。这样一个无官僚的国家，就是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管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国家。无官僚的国家，就将使官僚制、官僚集团的一切弊病成为历史的遗迹，避免官僚制对劳动人民的一切伤害。无官僚的国家，就将铲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大源头，铲除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一大温床。这样新生资产阶级就更不容易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推进就将更加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就会更加顺畅。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应享有最广泛、最真实的言论自由
造成此次疫情危机失控、爆发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钳制言论。动用警察“训诫”传出疫情真实情况的医生、处罚传播疫情信息的所谓“造谣”者，迫害了无辜群众，掩盖了疫情，使人民丧失警惕，导致疫情失控、全国人民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犯下的一桩严重罪行。在疫情爆发后，这一罪行引起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慨。官僚资产阶级迫于民意，不得不做出调查处理的姿态，结果最后揪出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来“负责”，予以一个轻描淡写的免职处理，继续赤裸裸地愚弄人民群众。
对言论的钳制、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剥夺，正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常便饭，是其重要的“统治术”。无论在疫情前还是疫情中，各种“404”、删帖封号、因为言论而“抓了”，难道不是河蟹国司空见惯之事吗？河蟹资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是特别赤裸裸和特别野蛮粗暴的。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像河蟹国这样建立庞大官僚机构和“雇佣军”、直接动用国家暴力机关，对言论进行大规模监控、审查、删封，“因言罪人”、制造文字狱，也是少见的。也就是说河蟹国连一般的资产阶级“言论自由”也没有达到。
河蟹帝国主义这种特殊的反动性，不能不说与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有一定联系。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运用国家机器对言论进行普遍的审查、管制，动用暴力机关对言论错误进行惩罚，的确是突出存在的现象。对这一现象，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当然要结合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予以辩证分析和科学评价。应该承认，其中有些是在激烈的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下、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必须采取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但也必须看到，有些是犯了混淆两类矛盾的官僚主义、惩办主义的错误；而特别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运用手中权力钳制群众言论、镇压群众继续革命的罪行，是服务于其篡夺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的。而一旦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无产阶级专政成功，那么就会充分利用国家机器审查、管制言论以及用暴力机关惩罚言论错误的“传统”及一整套体系，将其转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官僚资产阶级极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在言论领域全面镇压人民群众、剥夺人民群众的权利。以上，是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中，必须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专政下，是不是应该有广泛的、真实的、超越资产阶级专政下水平的言论自由？这本是不应成为问题的。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哪一国的宪法不载明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呢？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原则的革命导师们指出言论自由的阶级性，揭露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虚伪、残缺，难道是为了否定言论自由本身吗？不！恰恰是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现超越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水平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真实的、广泛的言论自由。如今河蟹国有许多号称“左派”、“毛派”的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引用革命导师揭露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语录，批判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言论自由”的虚伪，然而却是为了论证河蟹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他们正秉承着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前身党内资产阶级“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光荣传统”，他们完全背叛了革命导师的教导，在群众中败坏马列毛主义的形象，他们是与无产阶级根本敌对的，是披着红皮的法西斯！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与斗争。
但历史是曲折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由于俄、中等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特殊历史条件，而不得不建立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式，也就是工人阶级先锋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掌握权力。这就不得不保留官僚机器。这就导致在言论领域无产阶级的专政就自然表现为少数干部依靠官僚机器来管控言论的形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党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干部集团还总体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者本质的时候，这种形式还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但无产阶级专政从建立到被颠覆的完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形式是存在严重弊病的，是在根本上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形式就是在言论领域脱离群众、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官僚主义及惩办主义错误的体制根源。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孕育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大温床，也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继续革命、推进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工具。
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吸取这一严重的教训。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决不能重建这一形式。也就是说，再不能由少数干部依靠官僚机器来掌握言论大权，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言论领域的权力；再不能由领袖、少数干部来决定什么言论是正确的、什么言论是错误的，群众只有拥护照办的权利，而必须由广大劳动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通过自由辩论的方式，来自己辨别哪些言论是正确的、哪些言论是错误的；再不能建立审查、限制言论的官僚机构，不能用暴力机关来惩罚错误言论，而只能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靠劳动群众掌握言论工具、靠马列毛主义者领导群众开展自觉的革命大批判，来与错误言论作斗争，来实现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继续革命。
具体来说，可以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必须由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言论工具。这是保障劳动群众言论自由、实现言论领域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继续革命的基础。一般的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正是靠资产阶级垄断言论工具来实现言论领域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就必须剥夺剥削阶级对言论工具的一切控制权，而把言论工具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而要真正使言论工具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必须使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它，而不能实际仍由少数干部、知识分子所控制。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言论工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各类网站、社交媒体等等）都必须由全体劳动群众公有，都必须由劳动群众选派的代表联合言论工具具体机构中的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一切言论工具所需的物质资源供给，都由全体劳动群众的代表机关民主决定，并安排在国家统一计划中。一切言论工具都必须建立并依靠不脱离生产的劳动群众作者队伍来作为主要的内容生产者。一切言论工具都是公益性的、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盈利性的。一切劳动群众都有自由创设、使用言论工具的权利。一定数量的劳动群众发起，就能创建并管理自己的言论工具。一切劳动群众的群众组织，都能设立并管理自己的言论工具。这些言论工具同样贯彻全民所有、劳动群众民主管理的原则，其所需物质资源同样由民主决定的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从而充分保障劳动群众创建及使用言论工具的权利。一切言论工具都要受到全体劳动群众的监督，其建立、改组、关闭，都应由劳动群众民主决定。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保障。没有劳动群众的充分的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揭露党内资产阶级，不可能暴露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性，就不可能发动劳动群众战胜党内资产阶级、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劳动群众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各个集团和派别不能充分表达自身的主张和诉求以供全体劳动群众鉴别，如果劳动群众不能经常进行正确和错误言论的交锋，不能经常对先锋党的路线正确与否进行辩论，不能经常对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和政府的错误进行批评，不能经常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言论的自觉斗争，那么劳动群众又怎么有能力推进继续革命呢？只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才能培养劳动群众敢想、敢说、敢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使劳动群众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和继续革命的推动者。而如果像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中那样，严重限制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使劳动群众只能发表拥护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的言论，只能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而不能有任何杂音和反调，那就势必导致劳动群众“谨言慎行”、产生无条件服从的盲从主义和奴隶主义，从而丧失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根本丧失继续革命的能力。这样只能造成劳动群众“谁在中央拥护谁”，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政权也无心且无力阻止。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劳动群众批评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批评各级领导干部直至最高领导人的完全自由，有批评各级党和政府直至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完全自由。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那作为主人的劳动群众为什么不能批评他们呢？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限制劳动群众批评自由的主要逻辑是：领导干部、党和政府，特别是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是完全及始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他们的决策、路线是永远正确的，因此批评他们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历史实践证明，这个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是在领导干部、在各级党和政府中，会出走资派、会出修正主义；在党中央中，也会出资产阶级司令部；最高领导人，也可能背叛革命。即使党中央的根本路线是正确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变质，也仍可能局部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这都是历史所证明了的。那么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因此，必须保障劳动群众不受限制的批评自由。即使劳动群众批评错了，也没有关系。正确路线是不会害怕错误的批评的，反而要高度警惕并坚决防止错误路线以批评中有错误为名来压制批评。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劳动群众“反潮流”的自由。所谓“反潮流”的自由，就是劳动群众有发表、捍卫不同于多数人的少数派言论的权利。为什么不能剥夺少数派的言论自由？因为多数和少数往往是相互转化的，而且“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在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文革十六条”）中也明确指出过：必须保护少数。少数派的言论，如果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总有一天是会变成多数人的主张的，而剥夺少数派的言论自由，就会损害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如果少数派的言论是错误的，多数派就更不应该害怕少数人唱反调，多数派可以与少数派辩论，可以用民主说理的方式争取说服少数派。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保障劳动群众“反潮流”的自由，必须保障劳动群众中的少数派也能掌握一定的言论工具，享有发表言论和捍卫自身主张的权利。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劳动群众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很明显，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因此要求劳动群众只能发表正确的言论，不能发表错误言论，实际上就是剥夺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而且正确言论本身就是在与错误言论的比较中，在与错误言论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巩固的。没有正确和错误言论的充分交锋，劳动群众就不可能自觉认识到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而只能是听从上级、领导、中央，由“大人物”来决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这只能有利于党内资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决不能设立审查、限制劳动群众言论的官僚机构；除非有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确实必要的情况，并经过法定的、民主的程序，任何机构、任何人都不能删除、封杀劳动群众的言论，不能剥夺劳动群众使用言论工具的权利；任何机构、任何人，特别是国家暴力机关，都没有因劳动群众的错误言论而惩罚劳动群众的权力（除非此错误言论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明确触犯法律，如严重的诽谤、人身攻击、侵犯个人隐私等。此种需要惩罚的言论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并只能通过劳动群众民主产生的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庭依法裁定才能处罚，而不能由官僚机构、暴力机关任意决定）。特别是必须要保障劳动群众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公众人物进行批评的权利，对这方面的言论，更不能审查、限制和处罚，无产阶级专政下对此在法规上和管理上应特别的宽容。每一个具体的劳动群众，受认识水平、信息资源所限，在讨论公共事务、批评领导干部中，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有错误是难免的。决不能以不完全符合事实、存在错误为由就封杀他们的言论，就以“造谣”、“恶毒攻击”为名惩罚他们。否则，就是实质上压制劳动群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对领导干部的批评、剥夺他们这方面的言论自由。而劳动群众害怕讨论公共事务、害怕批评领导干部，那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是最危险的，是最有利于党内资产阶级篡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总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发表错误言论的劳动群众（除非触犯刑法）决不能采取镇压的态度，而必须采取保护的态度。无产阶级专政下决不能通过限制劳动群众言论自由的方式、通过暴力机关惩罚的方式（除少数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来战胜错误言论，而只能通过正确言论和错误言论的充分辩论，通过先锋党领导下的劳动群众的自觉的说理斗争，来实现正确言论战胜错误言论。
第六，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和继续革命，必须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这一条主张，不是在宣扬超阶级的“言论自由”，而是指出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在言论上的影响及势力，是不可能靠官僚机构、暴力机关和少数干部，通过自上而下的“审查”、“管理”及“强制措施”来战胜的，而只能靠劳动群众自觉掌握言论工具，靠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言论的反复交锋、充分辩论，通过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大批判来解决。这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开展阶级斗争与阻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能靠官僚机构、肃反机关来解决，而只能依靠自下而上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来解决是一个道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影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都是必然存在的，是不可能靠官僚命令、暴力手段来消灭的，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整个阶级自觉的、长期的阶级斗争，靠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来逐步战胜之。资产阶级的残余分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必然要在言论上表现自己的，劳动群众的言论中也必然会有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情况存在，这靠官僚命令和暴力手段都是禁止及消灭不了的。给他们以言论自由，使各种反动的、错误的言论能够有表达的空间，反而更有利于发挥他们反面教员的作用，有利于劳动群众认清其本质，有利于发动劳动群众与他们进行公开辩论、开展自觉的革命大批判。
言论自由，究竟有利于无产阶级？还是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已指出过，即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和言论不自由相比，也是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难道不更是这样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言论工具由无产阶级掌握的基础上，言论自由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就是有利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控制着言论工具，他们占人口大多数，最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和丰富实际知识，又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难道还会害怕言论自由吗？难道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还战胜不了资产阶级言论吗？
而如果用官僚命令和暴力手段限制反动和错误言论的言论自由，那就势必要建立官僚机构来审查、管控言论，势必导致由少数凌驾于劳动群众之上的“大人物”来判定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言论、来掌握惩罚言论的大权，这样反而会抑制劳动群众在言论领域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会为党内资产阶级“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镇压资产阶级言论为名镇压劳动群众创造极大便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敢不敢给予资产阶级反动及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是不是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与资产阶级进行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实现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实际上体现的是：开展阶级斗争、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和推进继续革命，究竟是依靠和相信群众，还是依靠和相信官僚机器及少数“大人物”？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很明显，依靠和相信群众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比如这次疫情中出名的方方。像方方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是用官僚命令、暴力手段强制禁止其发表作品和言论，使劳动群众根本不清楚她的言论，还是给予其发表作品和言论的自由，让劳动群众研究她的作品和言论、认清其本质，从而发动劳动群众对其反动和错误言论进行批判——究竟哪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言论领域战胜资产阶级呢？也就是说究竟是依靠官僚机构和暴力机关，还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进行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很明显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选择依靠群众的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一切资产阶级的言论、思想理论、文艺作品都应如此。不能简单粗暴地用官僚命令、暴力手段封杀禁止它们，不让劳动群众接触——这样实际上是不相信、不依靠群众。而应该允许劳动群众接触、研究它们，同时马列毛主义者、先锋党要发动劳动群众对其开展自觉的革命大批判，这样才真正能在言论领域战胜资产阶级。
关于方方事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方方的确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作家，她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只是小骂大帮忙。无产阶级战士批判她的阶级本质、批判其对官僚资产阶级批评的不彻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这次许多披着红皮的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围攻方方，是因为方方反映了武汉人民惨重的伤亡、提出了要追究官僚资产阶级在这次疫情中的责任。走狗们就疯狂攻击方方“造谣”、“居心叵测”，要求官僚资产阶级对其进行镇压——这绝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批判，而完全是充当了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异己的打手、冲锋队。这充分暴露了这些“左派”的法西斯本质。他们迫害无辜人士、在群众中严重败坏了左派的声誉，罪行是十分严重的。相比之下，方方在批评官僚资产阶级上，反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无产阶级在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可以争取的暂时盟友。
无产阶级专政下给资产阶级反动和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也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体现。诚然，言论领域与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言论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只要这种反动和错误言论还仅仅是言论（除非刑法明确规定需要处罚的之外），那这种阶级斗争就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只能采用文斗（即言论上的辩论与批判），不能采用武斗。否则，就是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教育面，不利于团结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利于争取中间派。对言论（除前述需要依法处罚的情况之外）用官僚强制或暴力的手段惩罚，实际上体现的是虚弱和理亏，反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言论领域战胜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给资产阶级反动和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绝不是放任其占领舆论阵地，不与其做斗争，而只是说，不以官僚强制和暴力手段来禁止这种言论，而是通过允许这些言论有发表的自由，来充分发挥其反面教员的作用。首先，只要一切言论工具直接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那么资产阶级的言论就没有泛滥的空间。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有阶级觉悟的，是不会让资产阶级的言论占领自己的言论工具的（当然不排除少部分受资产阶级影响，这在阶级斗争中是难免的，也是不足为惧、可以克服的。此外，为了更好的利用反面教员，劳动群众倒是可以主动给资产阶级言论提供个别言论工具作为发表窗口——在劳动群众管理下，专门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水平最高的资产阶级反动及错误言论发表，作为反面教材供劳动群众研究、批判）；其次，也是关键的，先锋党要领导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反动及错误言论开展自觉的、积极的斗争。给予资产阶级反动和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和平共处，而恰恰是要进行最坚决、最积极、最广泛的斗争。先锋党要领导劳动群众在言论领域“兴无灭资”，自觉与资产阶级言论进行大辩论，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通过言论领域与资产阶级长期的、反复的、群众性的斗争，和其他方面的阶级斗争一起，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创造资产阶级再也不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没有限制的自由。任何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都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也同样如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也应该根据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根据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关键在于，这种限制必须由劳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的法律所明确规定，并由劳动群众民主产生、充分反映全体劳动群众利益的机构来依法实施，在实施中，被限制的对象应有充分的申诉权——以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体现；而不能是由少数领袖、干部，或者是官僚机构、暴力机关任意决定、暗箱操作——这样只能带来党内资产阶级篡权。
第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不是否定无产阶级先锋党在言论领域的领导作用。而只是说，无产阶级先锋党在言论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不能通过官僚命令和暴力手段，不能依靠官僚机器，而只能通过群众路线。只有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只有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充分利用言论自由、自觉掌握言论工具、积极开展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先锋党在言论领域的领导作用。同时先锋党也必须接受群众的言论监督，诚恳接受而不是压制群众的批评，依靠群众纠正内部的错误路线、战胜自身的蜕变倾向。
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必须高举劳动群众言论自由的旗帜，争取、捍卫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这符合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应有之义。同时，这对争取脑力劳动无产者和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脑力劳动无产者和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是劳动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由于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是现代社会舆论场中的活跃分子，尤其是互联网言论工具的重要使用者。他们对言论自由更加敏感，对官僚资产阶级钳制言论更加痛恨，对过去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言论自由的历史有着更多的疑虑和误解。因此，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是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来的有力工具。
三、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批判
此次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的反动性、不合理性，是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的一次大破产。
号称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尽管有着发达的医疗科技、技术高超的医生以及所谓“全民医保福利”（除美帝外大多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已实现），可是在新冠疫情下，这些却统统现了原型——资本主义的医疗卫生体系，根本不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不能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来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损失，反而使普通劳动群众遭受最大损失、基层医务人员作出最大牺牲。医疗高科技也罢、高技能医生也罢、所谓全民医保福利也罢，从根本上都不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至于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那医疗卫生体系就更是千疮百孔，平时就已经连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都捉襟见肘、难以维系，而在新冠疫情下，就更是陷入崩溃、使劳动群众遭受浩劫。在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反人民性是更加赤裸裸的。那里的富豪权贵都是到帝国主义国家去享受“先进医疗服务”的。本国的医疗体系也完全是为本地剥削阶级服务的，而广大劳动群众从来是被放弃的。
新冠疫情深刻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医疗卫生，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中立的、超阶级的为社会服务的领域，但实际上它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反映着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并为其服务的——医疗卫生领域应该归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医疗卫生领域绝不是超阶级的、中立的，而是体现了阶级统治、阶级压迫——在医疗卫生领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专政！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医疗卫生领域实行什么样的具体体制，在根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是为占人口一小撮的资产阶级服务而压迫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
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是根本上服从利润法则、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所以无论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根本上都是为资产阶级榨取利润、维持统治服务的。都必然从根本上是按利润和资本大小来分配医疗资源，而枉顾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的。都必然在实质上是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医疗卫生领域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的老板、政客、学阀、医阀完全掌握着医疗卫生大权，根本上决定着医疗卫生的体制、政策，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根本上处于无权地位。
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物质基础：药品和医疗设备的研发及生产，完全掌握在资本手中，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利润服务的。医疗卫生体系要使用这些药品和医疗设备，就首先必须满足资本家的盈利需求，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健康为优先考虑。而资本家为了盈利，就会把资源投入利润高的药品和医疗设备，放弃利润低的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而不会考虑后者是不是治病救人所需的。资本家还会制造森严的专利壁垒，靠对某种独家药品、设备的垄断来赚取高额利润，而完全枉顾人命。在前几年著名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就对此做了揭露。
第三，资本主义的医院，有许多本身就是资本直接控制的，是作为一门盈利的生意经营的。在那些资本直接控制和经营的“私立医院”中，毫无疑问是实行赤裸裸的利润法则的。利润丰厚，则投入大量资源，利润微薄，就减少资源，而绝不以最广人民群众的健康为考虑因素。
第四，在资本主义社会，医生阶层特别是其上层，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方式再生产出来的。他们总体上是追求高薪和特权的。他们的职业选择方向，总体上是以薪水高低、特权大小为转移的，而绝不是以人民大众的医疗需求为考虑的。所以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立综合医院，往往只有水平较低的医生（因为薪水较低），而穷人消费不起、专为富人服务的各种“高端”私立医院、专科医院则集中了大量最优秀的医生。医生的特权化和高薪化，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在培养和维护医生队伍上的严重负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第五，资本主义医院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完全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在医院内部，少数老板、官僚、医阀掌握着大权，而占员工大多数的基层的医生、护士、护工则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基层医护人员在治病救人中付出的辛劳最多，但医阀、官僚、老板却攫取最大利益，捞得脑满肠肥。基层医护人员受到这些吸血虫的肆意压榨，普遍存在超时、超负荷劳动，收入、健康及安全得不到保障等情况，还会受到裁员威胁。这种基层医护人员被剥削被压迫、成为牺牲品的情况在这次疫情中就暴露得非常充分。在资本主义医院，护士、护工就是无产阶级，基层的医生，有的可以算是脑力劳动无产者，有的是中下层小资产阶级，而掌控医院的老板、官僚、医阀就是剥削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医院内的阶级矛盾也是十分深刻、不可调和的。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不都已经实现了“看病不要钱”的全民医保福利吗？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私立医院不也是非盈利的“慈善医院”、“公益医院”吗？在有特色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还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优势医疗人才、资源还是集中在公立医院吗？这样还能说医疗卫生领域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为资本家盈利服务的吗？
是的，以上的确是事实。但这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的本质。因为上述事实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不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不了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改变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改变不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这就导致了，即使实现了全民医保福利、人民群众在公立医院看病不要钱，但是：由于医疗卫生领域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只是“被施舍者”而根本上处于无权地位；由于医药工业为资本家利润最大化服务；由于资本直接控制的私立医院对医疗资源的争夺，必然导致公立医院总体上只有较差的医疗资源；由于医生阶层特别是其上层必须享受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和特权；由于医院内部生产关系的剥削压迫性质——这一切就造成“全民医保福利体系”必然是成本昂贵、效率低下的，是不能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充分满足人民需求的。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全民医保福利体系几乎都陷入深重危机，而这次新冠疫情就更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全民医保福利体系”的虚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民医保福利体系的实质，是和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相同的——无非就是资产阶级把从无产阶级身上榨取的亿万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再“施舍”给无产阶级（并且往往是在无产阶级斗争和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以达到安抚无产阶级的反抗、维持自身统治的目的。就像恩格斯所揭露的：“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种“慈善事业",根本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不了资产阶级的专政，改变不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至于什么“慈善、公益”性的私立医院，就更不消说了，不过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小宗了。
至于特色帝国主义的“公立医院”，凡是在其中看过病的人都知道是什么货色，无非是榨取病人血肉的屠宰场罢了——哪个公立医院不是以尽量榨取金钱为目标呢（在特色帝国主义国家，公立医院可是自负盈亏的），不是事以贿成、红包开路呢？特色帝国主义的医保福利制度本身就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差距甚远，还完全没有达到全民覆盖和公立医院看病不要钱的水平，产生了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使医疗成为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特色帝国主义国家公立医院占优势，不过是因为其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导致的“特色”罢了——由党内资产阶级转化而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攫取了原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成为在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国有垄断资本。公立医院的优势地位，正是国有垄断资本的优势地位在医疗领域的体现。诚然，这种特色使得官僚资产阶级在像疫情这样的紧急事态中能够短时间内调集大量资源来应对，显得比一般帝国主义国家更有效率。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改变不了其医疗体系的资本主义本质——改变不了医疗领域资产阶级的专政、劳动群众的受压迫。这是亿万劳动群众在日常的求医问药中早已所深刻感受到的。
（二）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资本主义社会医疗卫生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告诉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必须彻底改造医疗卫生领域的旧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体系。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实践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全世界第一个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普通劳动群众看病不要钱。这一巨大成就，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效仿。苏联建立了全民所有的医院体系，医药卫生工业也完全收归公有，使医疗卫生领域摆脱了资本家的支配。苏联还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普及卫生知识、提升环境卫生水平、消灭传染病、开展体育锻炼的群众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医疗卫生领域自觉发挥了群众的伟大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苏联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工农兵群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公共卫生领域倾斜，在提高劳动人民健康水平上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但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存在一定的教训。主要是：1、医疗卫生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主要还是以布尔什维克党干部对医疗领域的领导为形式，并未实现“群众专政”。广大劳动群众总体上还是处于在党的干部领导下享受医疗福利的状态，而并未直接掌握医疗卫生领域的权力，不能充分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决策和管理。虽然在医疗卫生领域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并未把群众运动常态化，在自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上仍存在很大不足，依靠、迷信专家的情况仍旧比较普遍；2、在医生的培养上，没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旧体制，使得医生仍旧主要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体制再生产出来的，没有缩小和限制医生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没有使医生阶层真正和工农群众融合，导致在医生阶层中不断产生新生资产阶级；3、在医院内部，也没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旧体制，仍旧保留着浓厚的等级制、官僚制、医阀治医的旧关系。这些没有改造的旧关系成为医疗领域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使得基层医护人员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受压的状态。
当党的干部集团中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新生资产阶级就利用医疗卫生领域中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缺点、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利用资本主义的旧关系，很快篡夺了医疗卫生领域的权力，重建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在医疗领域实践的最大教训。
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医疗领域也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具体来说，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西医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服务提供上，既依靠专业人员，更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把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专业人员。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为劳动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体系，同时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以较低的成本就实现了广泛的医疗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劳动人民的健康水平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自觉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爱国卫生运动，到消灭吸血虫等恶性传染病的群众运动，到建立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群众运动，等等，这一系列群众运动正是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通过发动亿万群众自觉参与到医疗卫生工作中来，使医疗卫生事业真正成为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而这也是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鲜明体现。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吸取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继续革命，向医疗卫生领域资本主义的旧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新生资产阶级发动了进攻。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在医疗卫生领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提出了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伟大的实践。
通过赤脚医生制度和文革中对旧医疗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对医生培养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从劳动群众中培养医生（其中有许多是不脱产的）、并回到劳动群众中为人民服务的新体制。初步改变了医生享受高薪和特权、脱离群众的局面，大大推动了医生阶层和工农群众的融合。
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医疗机构，初步建立了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管理的新体制，初步落实了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
文革中，各医疗卫生机构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揭露和清理新生资产阶级、限制和改造医疗机构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改革医院内等级制、官僚制、医阀治医等资本主义旧关系上，都有过广泛的实践，取得了宝贵的成就。（这些成就基本上都被复辟后的资产阶级埋没了，需要新一代战士积极发掘、整理、继承）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使得工人阶级未能自觉地团结起来最终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逝世后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随着全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医疗卫生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及继续革命的伟大成就被资产阶级破坏殆尽。
回过头来看，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也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有：1、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导致没有实现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体系，农村和城市医疗保障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职工间保障水平也不同，同时医疗保障整体水平也是相对较低的。这些都有助于党内资产阶级分化、瓦解、欺骗群众，推行资本主义复辟。2、医疗卫生领域的继续革命取得的成就仍是初步的，还不能说彻底改造了旧制度、旧关系，还没有建立成熟巩固的新体系。医疗卫生机构内仍旧存在较严重的孕育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仍有一定势力。这些也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助推力。
（三）关于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主张
“而今迈步从头越！”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要为在疫情中深受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之苦的全世界劳动群众指出一条解放的道路——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新一代先锋战士和革命人民要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更高水平的、更成熟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
具体来说，可以提出以下主要主张：
一、必须把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工业收归公有，剥夺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一切所有权。其中主要的是收归全民所有，部分规模较小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如属于个体性质，则应通过合作化或赎买的方式）收归农村人民公社或城市基层社区集体所有。这是建立医药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生产关系基础。
二、必须砸碎医药卫生领域的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体系。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必须吸取过去实践的教训，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仅仅由先锋党干部集团掌握权力，而劳动群众只是在干部领导下享受福利，而必须实现真正的群众专政——广大劳动群众必须充分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的管理、决策，使权力真正掌握在亿万劳动群众手中。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管理医疗卫生的一切官僚机构，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管理权。医疗卫生领域的一切重大的方针、政策、决策都必须由劳动群众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或必要时由全体劳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在医疗卫生领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掌权、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新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的领导人必须由劳动群众选举产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担任，并随时可被劳动群众撤换；这些管理机构必须废除官僚制，建立全体劳动群众参与的、无官僚的、群众化、民主化、革命化的新体制（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中关于砸碎官僚机器、建立无官僚国家的论述）；这些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不享有除工作必需以外的任何特权。无产阶级先锋党通过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医疗卫生工作的正确路线、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争取多数群众拥护，实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政治领导。
三、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必须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生产关系，废除等级制、官僚制、医阀治医的旧体制，使广大劳动群众和基层医护人员共同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人，建立民主平等的新体制，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医疗卫生机构。要废除医疗卫生机构内的一切旧管理机关，剥夺医疗卫生机构内资本家、官僚和医阀的一切权力。在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由医疗卫生机构所服务的社区及单位的劳动群众选派的代表团和由全体医护人员选举产生的代表会共同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医疗卫生机构内的权力机关，履行管理权。全体医护人员和劳动群众代表团一起，都参与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民主决定一切内部事宜。废除医护人员中森严的等级制，缩小收入差别，建立平等协作的新体制。
四、必须立即实行覆盖全体劳动人民的公费医疗体系，实现全体劳动群众免费就医，在医疗卫生领域率先实现“按需分配”。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毫无困难的。多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民医保福利”，那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着更加充分的条件，去实现更好的全民医保福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机构和医药工业都摆脱了资本的控制，不再为资本家的盈利服务，医疗卫生领域的成本将由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来统筹解决，而不必“自负盈亏”。这样，医疗卫生领域所有先进的技术和巨大的生产力就都能充分地为人民服务，而不必首先让资本家赚钱；每一个劳动群众都能享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资源，而不被其收入所限制。医疗资源能够根据劳动群众的需求来进行分配，而使劳动群众彻底摆脱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五、必须建立以基层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工厂、农村、基层社区去。不是把主要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高端医院、为少数老爷服务，而是放到基层去、为最广大群众服务。要建立覆盖每个单位、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网。要在单位、社区广泛设立基层医疗点、配备相应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使每一个普通群众都有对应的医生专门负责，都能就近接受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要培养大量的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作为基层医疗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专业医生的助手和后备军。依托这样的基层医疗网，预防疾病、防疫等医疗卫生工作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要组织常态化的巡回医疗队，使专家医生能够深入广大基层单位和社区，主动为普通劳动者服务。
六、必须废除培养医生的资产阶级旧体制，建立从劳动群众中来，到劳动群众中去的新体制，使医生群体与劳动群众相融合、为劳动群众服务。要继承文革中赤脚医生的伟大实践，改革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践的旧医生培养体制。要在劳动群众中培养大批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具备基本的医疗卫生技能，在基层医疗网中从事基础工作。而一切专业医生，都应从有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队伍中选拔。只有技能和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得到群众认可的优秀赤脚医生，才能被选送参加专业进修以培养为专业医生。而专业医生也不应享有脱离群众的特权和高薪，而是要和劳动群众紧密结合。在专门医院，专业医生要接受劳动群众代表团的监督，保证其为劳动群众服务。专业医生也要定期回到基层重当“赤脚医生”，一边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边参加基层医疗网或巡回医疗队的工作，以保证其不脱离劳动群众。
七、必须把群众运动作为推进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医疗卫生工作是为劳动群众服务的，也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不能依靠少数专家“精英”。而群众运动，正是充分发动劳动群众自觉投入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式。通过群众运动，就能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使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人。
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反动和腐朽。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醒悟，认识到旧世界没有出路。马列毛主义者要为广大劳动群众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以启发群众的觉悟，本文就是对此的尝试。人类的光明前途需要亿万群众自觉的斗争，而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深入的群众工作才能实现。让我们扎实工作、努力斗争、争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