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剥削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
一切反动派、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镇压人民群众反抗，都要钳制言论，不许人民群众乱说乱动。钳制言论有软硬两手，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更多采用硬的一手——“焚书坑儒”、“禁书”、“异端裁判”、“文字狱”，等等——对质疑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威胁其统治的“异端”大杀大砍，予以暴力镇压。而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中，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非常进步的作用。在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在钳制言论上更多采取软的一手——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则通过把绝大多数言论机关牢牢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通过使言论为资本谋利而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从而麻痹人民群众的头脑、把反映劳动群众利益的“异端”思想“小众”化、边缘化——来保证资产阶级对言论领域的统治。当然，在资本主义遭受严重危机时，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没有世界霸权的后发帝国主义国家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硬的一手（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来钳制言论。——以上，就是剥削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
某国统治阶级在钳制言论上又有新的“创新”。就像有观察家总结的，在某国，是将“1984” 和“美丽新世界”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既有“1984”式的恐怖官僚极权，通过强力严厉封杀、镇压一切“异端”言论；又有“美丽新世界”式的“娱乐至死”，通过资本控制的言论机关、文化产业的商业化、低俗化来腐蚀心灵、麻痹头脑。而这是由其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由党内资产阶级蜕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独霸某国的政权，握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倾向于运用官僚极权的方式来控制言论。而该国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早已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因此社会经济的运行必然遵循资本的逻辑。作为资本控制的产业的一部分，言论机关和文化产业必然要为资本增值服务，所以也必然走上商业化、低俗化的道路。
某国统治阶级一段时间以来对言论的控制愈加严厉，“1984”式的手段进一步加强。结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对种种“敏感”内容大肆封删，“关键词”甚至搞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厉行信息封锁，封杀种种“翻墙”工具；加强对娱乐工业的控制，使其更好地服从官僚资产阶级。这反映了在经济下行、内部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官僚资产阶级为了稳固权力而加强了在言论领域的专政。这些措施，表面强悍，实际上体现的是虚弱和愚蠢，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客观上促使更多群众觉醒。
二、关于“言论自由”，驳“自由派”和“五毛党”
关于“言论自由”，自由派一贯为之鼓与呼。然而他们所鼓吹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言论自由”。也就是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实际上由资本家（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控制言论机关、决定言论的内容和传播范围，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则无法实质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言论。剥削阶级控制言论，靠的是看的见的手（通过国家机器强制管控）和看不见的手（依靠剥削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来控制言论机关，使自己的言论影响最大化而劳动群众的言论影响最小化）这两手。而自由派只反对控制言论的“看得见的手”，却对剥削阶级的“看不见的手”视而不见。这实际上体现了自由派自身的阶级性：自由派反映的是对官僚资产阶级不满的私人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及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自由派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中一派的言论自由，而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关。
而“五毛党”则往往会指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虚伪，指出其形式上自由、而实质上的不自由。然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比烂”。他们不是从这样的结论出发，指出必须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的进步结论，而是用“哪儿也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为借口来为官僚资产阶级辩护。这不过是反映了他们官僚资产阶级走狗的本质。特别要警惕一些打着“红旗”的五毛，用马列毛的词句来把官僚资产阶级的言论专制涂抹成打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红色”措施——这是最恶心的，实际上是在人民群众中败坏马列毛主义的声誉。
“自由派”和“五毛党”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都只是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而马列毛主义者，则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劳动者的解放而斗争。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阶级社会中，“言论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言论自由”必然只局限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中，而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必然在实质上被剥夺言论自由。要为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言论自由。
三、简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
在这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慢慢长夜中，在这资本主义陷入深重危机的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愈发残暴和反动，而全世界人民都在苦苦寻求出路。
由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都因走资派篡夺而失败，由于第一波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特殊形势和缺乏经验而导致的艰难曲折，由于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都尽全力污蔑抹黑无产阶级专政，使得许多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误解和偏见，从而看不到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的真正出路。
这就要求马列毛主义者驳斥资产阶级的污蔑攻击，向劳动群众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展望无产阶级专政的光明前景。
这里，笔者就尝试简略描绘一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从而帮助劳动群众认识到反对统治阶级言论专制、争取自身真正言论自由的出路。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就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言论机关、言论工具，亿万劳动者平等地享有发表、传播言论的自由和权利，而剥夺少数剥削者控制言论机关、工具的权利。也就是说把言论机关、言论工具从资本家和官僚的手中夺过来，变为由亿万劳动群众直接掌握的“公器”，发动劳动群众充分使用这些“公器”，从而实现阶级社会中最广泛的、真实的言论自由。同时，也依靠劳动群众的斗争，剥夺剥削阶级使用这些“公器”的权利，批判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错误言论。这也就是在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必须指出，不能把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由少数“革命领袖”、“革命干部”来代替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不能理解为由少数“革命领导”来决定什么言论是正确的、什么言论是错误的，来规定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思想、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言论，而广大群众只能服从。这在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是存在严重教训的。
历史上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由于需要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因此只能把权力集中在经过考验的革命干部集团手中，通过革命干部集团来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但这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而绝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因为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集团，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的严密监督，没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实现吐故纳新和改革不合理体制，就必然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蜕变为资产阶级，从而把代表无产阶级行使的权力篡为己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丑恶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在言论领域，就是丑恶的官僚专制（根据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同形式，官僚专制与“通常”的资本控制会有不同程度的结合）。特别要警惕的是，在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往往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形“左”而实“右”的策略。就是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为名，实际“因言设罪”，把无产阶级造反派打成反革命，镇压无产阶级群众、剥夺无产阶级群众言论的自由、批评的权利。
新一代无产阶级必须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是应有之义。只有无产阶级充分享有言论的自由，只有无产阶级中各派力量都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只有先进和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各种言论进行充分的交锋，只有无产阶级群众对不同的言论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鉴别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才能有效担负起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责任。
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完全有成熟的条件突破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不把权力集中在少数革命干部手中，而由广大工人群众直接掌握权力。
在言论领域，首先就是要把言论机关、言论工具直接交由广大工人群众掌握，而不是仍旧由少数“干部”、“知识分子”控制。这是实现工人阶级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基础。
决不能再建立审查和控制言论的官僚机构——用官僚手段控制言论是最愚蠢的手段，是根本上与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的。要相信广大工人群众有着足够的鉴别能力去鉴别言论，有足够的觉悟去弘扬正确的言论、批判错误的言论。即使错误的言论、反动的言论，也有其反面教材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采用官僚的手段来来审查、控制言论，而必须把各种言论都交由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鉴别，由工人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支持还是批判，弘扬还是限制。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保证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享有基本的言论工具。在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可以为每一个公民都免费分配一个微博、一个博客、一个论坛、一个视频网站的上传频道、一个网络直播间……等等。保证公民通过这些工具发表言论的权利。此外，还要在一切单位、社区以及城市的适当公共场所设立大字报栏（在当今技术条件下，可以是电子形式的），保障群众通过大字报来向公众宣传自身主张的权利。
对于报纸、刊物、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网站等媒体机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就像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一样，要将其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收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但是仅仅有国家所有的形式，还不能保证其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国家所有的形式下，如果仍旧由少数官僚、知识分子控制媒体机构，而广大工人群众无法参与管理、无法实施监督，则实质上仍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媒体机构都必须实现革命化、群众化。各媒体机构所需的物质资源，都通过劳动群众的代表机构民主决定后予以拨付，从而在物质上保证其不受资本家和官僚的控制。一切媒体机构都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为人民服务为其唯一目的，因此一切媒体内容都应免费（或者以成本价）提供，都不能做广告，从而避免商业化、低俗化。在管理上，各媒体机构都应由工人阶级群众民主选举或抽签产生的代表团与该媒体机构的革命职工代表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来对该媒体机构实施具体管理。在内容生产方面，各媒体机构都应建立广泛的、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的“亦工亦记”、“亦工亦文”、“亦工亦导”的“赤脚记者”、“赤脚作者”、“赤脚编导”队伍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少数专业人士只作为技术指导为群众提供服务。各媒体机构都应接受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监督——各媒体机构的发展或精简、创立或关闭，都应由工人阶级群众民主决定；工人阶级群众能够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来改组媒体机构、纠正其偏离无产阶级的方向。从而保证媒体机构始终为工人阶级服务。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保证群众创立媒体机构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泛涌现各类革命群众报刊，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言论自由的生动表现，也是无产阶级群众掌握言论机关的重要形式。从基层单位、社区到地方、全国，只要有一定数量的群众发起（根据不同的级别和媒体类型可以有不同数量的规定），就可以创建媒体机构，各级无产阶级权力机关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物质资源。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媒体机构。这些群众创立的媒体机构，也必须遵循前述的革命化、群众化的原则。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一个根本的方面，就是要保障无产阶级群众批评的权利，保障其“反潮流”的权利。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仍旧存在资产阶级的法权、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危险，因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所以在言论领域，就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群众有通过各种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批评各级党和政府路线、政策的权利，有批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利。由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还必须保障无产阶级群众“反潮流”的权利，也就是有坚持和宣传不同于多数派的少数观点的权利。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没有批评的权利和“反潮流”的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使这种批评、“反潮流”的内容是错误的，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决不能用官僚的、强制的手段予以压制，决不能通过国家机器来剥夺群众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在群众中的大辩论，来弘扬正确、批评错误。而要保障这样的权利，就必须使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真正掌握在工人群众手中，而不被少数干部所控制，就必须保障少数派群众也能掌握一定的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先锋党通过提出正确路线、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来发动群众充分利用言论工具和机关、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来宣传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正确言论、批判错误言论，以此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先锋党也要接受广大工人群众的言论监督。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言论自由的概况。在充分吸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在工业化、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上，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实现劳动群众最广泛、最真实的言论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资本家残酷剥削、被资产阶级国家严厉镇压的工人群众，从来就是言论领域的隐形人，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控制的言论工具和媒体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将直接掌握各种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将有充分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去自由发表言论、去积极讨论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这必然带来公共舆论的高度活跃和繁荣，带来文化的高涨。到那时，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就会显得是那样的狭隘、可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展望：到那时，资本主义国家将通过封锁网络、高筑“城墙”来封堵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因为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工人群众，将是最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舆论大军，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产生“致命的诱惑”，而对资产阶级的言论控制产生致命威胁。而“筑墙”也只是螳臂当车，无产阶级国家将为世界人民提供最先进的“翻墙”工具，帮助他们突破资产阶级的信息封锁。到那时，就将是东风压倒西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榜样下，全世界劳动人民必将加紧斗争，把资本主义尽快送入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