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年一月—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79—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券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51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馒、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痛》(一九二○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 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而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消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且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七—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问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1 个赞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from Peking Review, #9, February 28, 1975, pp. 5-12.]

In accordance with Chairman Mao’s instruction, “Renmin Ribao” and “Hongqi” selected and compiled part of the expositions from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n February 22, “Renmin Ribao” devoted three and a half pages to these quotations together with an editor’s note by “Renmin Ribao” and “Hongqi.” Following are the editor’s note and the quotations. —P.R. Ed.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recently gave an important instru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heory.

Chairman Mao said: Why did Lenin speak of exercising dictatorship over the bourgeoisie? This question must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Lack of clarity on this question will lead to revisionism. This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whole nation.

Speaking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Chairman Mao said: In a word,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Before liberation she was much the same as capitalism. Even now she practises an eight-grade wage system, distribution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 and exchange by means of money, which are scarc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old society. What is different is that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has changed. Chairman Mao pointed out: Our country at present practises a commodity system, and the wage system is unequal too, there being the eight-grade wage system, etc. These can only be restricted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us it would be quite easy for people like Lin Piao to push the capitalist system if they come to power. Therefore, we should read some more Marxist-Leninist works.

Chairman Mao also pointed out: Lenin said, “Small production engenders capitalism and the bourgeoisie continuously, daily, hourly, spontaneously, and on a mass scale.” This also occurs among a section of the workers and a section of the Party members. Both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mong the personnel of state organs there are people who follow the bourgeois style of life.

Chairman Mao’s instruction profoundly expounds the Marxist theory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indicates the utmost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t present. This should draw top attention among the comrades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Chairman Mao’s instruction, we have selected and compiled part of the expositions by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or everybody to study. First of all, the leading cadres should be in the van in studying these quotations well and they should conscientiously study the principal works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by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and by Chairman Mao.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organize the Party members, cadres and the broad masses to study them well. We should fully grasp the tremendous current significance and the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hairman Mao’s instruction.

It is a major matter of combating and preventing revisionism and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or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study and master the Marxist theory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should firmly and effectively grasp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n the dici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more consciously implement the Party’s basic line and policies, achieve greater success in the movement to criticize Lin Piao and Confucius, and continue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rough to the end.

No credit is due to me for discovering the existence of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nor yet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m. Long before me bourgeois historians had describ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class struggle and bourgeois economists the economic anatomy of the classes. What I did that was new was to prove: 1) that the existence of classes is only bound up with particular historical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2) that the class struggle necessarily leads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3) that this dictatorship itself only constitutes the transition to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es and to a classless society.
—Marx to J. Weydemeyer (March 5, 1852)

Betwee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y lies the period of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one into the other. There corresponds to this also a pol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in which the state can be nothing but the 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April-early May 1875)

This Socialism is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ermanence of the revolution, the clas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s the necessary transit point to the abolition of class distinctions generally, to the abolition of all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n which they rest, to the abolition of all the social relations that correspond to thes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o the revolutionizing of all the ideas that result from these social relations.
—Karl Marx: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January-November 1, 1850)

In destroying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by transferring all the means of labour to the productive labourer, and thereby compelling every able-bodied individual to work for a living, the only base for class rule and oppression would be removed. But before such a change can be consummated, a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necessary, and its first premiss is an army of the proletariat.
—Karl Marx: Speech on the 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tational (September 1871)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s the most radical rupture with traditional property relations; no wonder that its development involves the most radical rupture with traditional ideas.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ebruary 1848)

Those who recognize only the class struggle are not yet Marxists; they may be found to be still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thinking and bourgeois politics. To confine Marxism to the doctrine of the class struggle means curtailing Marxism, distorting it, reducing it to something which is acceptable to the bourgeoisie. Only he is a Marxist who extend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lass struggle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is is what constitutes the most profou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xist and the ordinary petty (as well as big) bourgeois. This is the touchstone on which the re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Marxism is to be tested.
—V.I.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ugust-September 1917)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a most determined and most ruthless war waged by the new class against a more powerful enemy, the bourgeoisie, whose resistance is increased tenfold by its overthrow (even if only in one country), and whose power lies not only in the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 th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of the bourgeoisie, but also in the force of habit, in the strength of small production. For, unfortunately, small production is still very, very widespread in the world, and small production engenders capitalism and the bourgeoisie continuously, daily, hourly, spontaneously, and on a mass scale.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essential, and victory over the bourgeoisie is impossible without a long, stubborn and desperate war of life and death, a war demanding perseverance, discipline, firmness, indomitableness and unity of will.
—V.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April-May 1920)

During every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dictatorship is necessary for two main reasons, or along two main channels. Firstly, capitalism cannot be defeated and eradicated without the ruthless suppression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exploiters, who cannot at once be deprived of their wealth, of their advantages of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and consequently for a fairly long period will inevitably try to overthrow the hated rule of the poor; secondly, every great revolution, and a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even if there were no external war, is inconceivable without internal war, i.e., civil war, which is even more devastating than external war, and involves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cases of wavering and desertion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implies a state of extreme indefiniteness, lack of equilibrium and chaos. And of course, all the elements of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society, which are inevitably very numerous and connected mainly with the petty bourgeoisie (because it is the petty bourgeoisie that every war and every crisis ruins and destroys first) cannot but “reveal themselves” during such a profound revolution. And these elements of disintegration cannot “reveal themselves” otherwise than in the increase of crime, hooliganism, corruption, profiteering and outrages of every kind. To put these down requires time and requires an iron hand.
There has not been a single great revolution in history in which the people did not instinctively realize this and did not reveal salutary firmness by shooting thieves on the spot. The misfortune of previous revolutions was that the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which sustained them in their state of tension and gave them the strength ruthlessly to suppress the elements of disintegration, did not last long. The social, i.e., the class reason for this instabi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was the weakness of the proletariat, which alone is able (if it is sufficiently numerous, class conscious and disciplined) to win over to its side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ing and exploited people (the majority of the poor, to speak more simply and popularly) and retain power sufficiently long to suppress completely all the exploiters as well as all the elements of disintegration.
It was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all revolutions, it was this world-histor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lesson that Marx summed up in giving his short, sharp, concise and expressive formula: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V.I. Leni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March-April 1918)

The class of exploiters, the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has not disappeared and cannot disappear all at once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exploiters have been smashed, but not destroyed. They still have an international base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a branch of which they represent. They still retain a part of certain means of production, they still have money, they still have vast social connections. Jus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defeated, their energy of resistance has increased a hundred- and thousand-fold. The “art” of state, military and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gives them a superiority, and a very great superiority, so that their importance is incomparably greater than their numerical strength among the population would warrant. The class struggle waged by the overthrown exploiters against the victorious vanguard of the exploited, i.e., the proletariat, has become incomparably more bitter. And it cannot be otherwise in the case of a revolution, if this concept is not replaced (as it is by all the heroe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by reformist illusions.
—V.I. len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ctober 1919)

We in Russia (in the third year since the overthrow of the bourgeoisie) are going through the first step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or the lower stage of Communism. Classes have remained, and will remain everywhere for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power by the proletariat. Perhaps in England, where there is no peasantry (but where there are small owners!), this period may be shorter. The abolition of classes means not only driving out the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that we accomplished with comparative ease—it also means abolishing the small commodity producers, and they cannot be driven out, or crushed; we must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m; they can (and must) be remoulded and re-educated only by very prolonged, slow, cautious organizational work. They encircle the proletariat on every side with a petty-bourgeois atmosphere, which permeates and corrupts the proletariat and causes constant relapses among the proletariat, into petty-bourgeois spinelessness, disunity, individualism, and alternate moods of exaltation and dejection. The strictest centralization and discipline are required within the political party of the proletariat in order to counteract this, in order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role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at is its principal role) may be exercised correctly, successfully, victoriousl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a persistent struggle—bloody and bloodless, violent and peaceful, military and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against the forc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old society. The force of habit of millions and tens of millions is a most terrible force. Without an iron party tempered in the struggle, without a party enjoying the confidence of all that is honest in the given class, without a party capable of watching and influencing the mood of the masses, it is impossible to conduct such a struggle successfully. It is a thousand times easier to vanquish the centralized big bourgeoisie than to “vanquish”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mall owners; yet they, by their ordinary, everyday, imperceptible, elusive, demoralizing activity, achieve the very results which the bourgeoisie need and which tend to restore the bourgeoisie. Whoever weakens ever so little the iron discipline of the party of the proletariat (especially during the time of its dictatorship), actually aids the bourgeoisie against the proletariat.
—V.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April-May 1920)

Ay, the working class is not severed by a Chinese Wall from the old bourgeois society. And when a revolution takes place, it does not happen as in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n individual, when the deceased person is simply removed. When the old society perishes, you cannot nail the corpse of bourgeois society into a coffin and lower it into the grave. It disintegrates in our midst; the corpse rots and poisons us.
—V.I. Lenin: Report to a Joint Session of the All-Russia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Moscow Soviet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Red Army Deputies and the Trade Unions (June 1918)

W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here is a communist society, not as it has developed on its own foundations, but, on the contrary, just as it emerges from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s thus in every respect, economically, mo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still stamped with the birth marks of the old society from whose womb it emerges. Accordingly, the individual producer receives back from society—after the deductions have been made—exactly what he gives to it. What he has given to it is his individual quantum of labour. For example, the social working day consists of the sum of the individual hours of work; the individual labour time of the individual producer is the part of the social working day contributed by him, his share in it. He receives a certificate from society that he has furnished such and such an amount of labour (after deducting his labour for the common funds), and with this certificate he draws from the social stock of means of consumption as much as the same amount of labour costs. The same amount of labour which he has given to society in one form he receives back in another.

Here obviously the same principle prevails as that which regulates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as far as this is exchange of equal values. Content and form are changed, because under the altered circumstances no one can give anything except his labour, and because, on the other hand, nothing can pass into the ownership of individuals except individual means of consumption. But, as far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atter among the individual producers is concerned, the same principle prevails as in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y-equivalents: a given amount of labour in one form is exchanged for an equal amount of labour in another form.
Hence, equal right here is still—in principle—bourgeois right, although principle and practice are no longer at loggerheads, while the exchange of equivalents in commodity exchange exists only on the average and no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In spite of this advance, this equal right is still perpetually burdened with a bourgeois limitation. The right of the producer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labour they supply; the equality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measurement is made with an equal standard, labour. But, one man is superior to another physically or mentally and so supplies more labour in the same time, or can work for a longer time; and labour, to serve as a measure, must be defined by its duration or intensity, otherwise it ceases to be a standard of measurement. This equal right is an unequal right for unequal labour. It recognizes no class differences, because everyone is only a worker like everyone else; but it tacitly recognizes unequal individual endowment and thus productive capacity of the worker as natural privileges. It is, therefore, a right of inequality, in its content, like every right. Right by its very nature can consist on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an equal standard; but unequal individuals (and they would not be different individuals if they were not unequal) are measurable only by the same standard in so far as they are brought under the same point of view, are taken from one definite side only, for instance, in the present case, are regarded only as workers, and nothing more is seen in them, everything else being ignored. Further, one worker is married, another not; one has more children than another,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us, with an equal performance of labour, and hence an equal share in the social consumption fund, one will in fact receive more than another, one will be richer than another, and so on. To avoid all these defects, right instead of being equal would have to be unequal.
But these defects are inevitable in the first phase of communist society as it is when it has just emerged after prolonged birth pangs from capitalist society. Right can never be higher tha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 and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conditioned thereby.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April-early May 1875)

In the first phase of communist society (usually called Socialism) “bourgeois right” is not abolished in its entirety, but only in part,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so far attained, ie only in respect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Bourgeois right” recognizes them as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Socialism converts them into common property. To that extent—and to that extent alone—“bourgeois right” disappears.
However, it continues to exist as far as its other part is concerned; it continues to exist in the capacity of regulator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 and the allotment of labour among the members of society. The socialist principle: “He who does not work, neither shall he eat,” is already realized; the other socialist principle: “An equal amount of products for an equal amount of labour,” is also already realized. But this is not yet Communism, and it does not yet abolish “bourgeois right,” which gives to unequal individuals, in return for unequal (really unequal) amounts of labour, equal amounts of products.
—V.I.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ugust-September 1917)

Marx not only most scrupulously takes account of the inevitable inequality of men, but he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 mere convers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to the common property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cdtnnionly called “Socialism”) does not remove the defects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bourgeois right” which continues to prevail as long as products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labour performed.”
—V.I.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ugust-September 1917)

Of course, bourgeois right in regar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inevitably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of the bourgeois state, for right is nothing without an apparatus capable of enforcing the observance of the standards of right.
It follows that under Communism there remains for a time not only bourgeois right, but even the bourgeois state—without the bourgeoisie!
—V.I.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ugust-September 1917)

Herr Duhring gives everyone a right to “quantitatively equal consumption,” but he cannot compel anyone to exercise it. On the contrary, he is proud, that in the world he has created everyone can do what he likes with his money. He therefore cannot prevent some from setting aside a small money hoard, while others are unable to make ends meet on the wage paid to them. He even makes this inevitable by explicitly recognizing in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that family property should be owned in common; whence comes also the obligation of the parents to maintain their children. But this makes a wide breach in quantitatively equal consumption. The bachelor lives like a lord, happy and content with his eight or twelve shillings a day, while the widower with eight minor children finds it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on this sum. On the other hand, by accepting money in payment without any question, the commune leaves open the door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money may have been obtained otherwise than by the individual’s own labour. Non olet. [It (money) does not smell.] The commune does not know where it comes from. But in this way all conditions are created permitting metallic money, which hitherto played the role of a mere labour certificate, to exercise its real money function. Both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motive are present, on the one hand to form a hoard, and on the other to run into debt. The needy individual borrows from the individual who builds up a hoard. The borrowed money, accepted by the commune in payment for means of subsistence, once more becomes what it is in present-day society, the social incarnation of human labour, the real measure of labour, the general medium of circulation. All the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n the world are just as powerless against it as they are against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or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as the builder of the hoard is in a position to extort interest from people in need, usury is restored along with metallic money functioning as money.
—Frederick Engels: Anti-Duhring (September 1876-June 1878)

Once the commodity-producing society has further developed the value form, which is inherent in commodities as such, to the money form, various germs still hidden in value break through to the light of day. The first and most essential effect is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commodity form. Money forces the commodity form even on the objects which have hitherto been produced directly for self-consumption; it drags them into exchange. Thereby the commodity form and money penetrate the internal husbandry of the communities directly associated for production; they break one tie of communion after another, and dissolve the community into a mass of private producers.
—Frederick Engels: Anti-Duhring (September 1876-June 1878)

What is freedom of turnover? Freedom of turnover is freedom to trade, and freedom to trade means going back to capitalism. Freedom of turnover and freedom to trade mean commodity exchange between individual, small proprietors. All of us who have learnt at least the A B C of Marxism know that this turnover and freedom to trade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ivision of the commodity producers into owners of capital and owners of labour power, a division into capitalists and wage workers, i.e.,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t wage slavery, which does not come like a bolt from the blue, but all over the world grows precisely out of commodity agriculture. We know this perfectly well, theoretically, and, in Russia no one who has watched the lif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small farmer can have failed to observe this.
—V.I. Lenin: Report at the Tenth Congress of the R.C.P. (B.) (March 1921)

The bourgeoisie is born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the peasant who has a surplus of hundreds of poods of grain that he does not need for his family and does not deliver to the workers’ state as a loan to help the hungry worker, and profiteers under the prevailing condition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what is he? Is he not a bourgeois? Is the bourgeoisie not born in this way?
—V.I. Lenin: Seventh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 (December 1919)

Yes, by overthrowing the landowners and bourgeoisie we cleared the way but we did not build the edifice of socialism. On the ground cleared of one bourgeois generation, new generations continually appear in history, as long as the ground gives rise to them, and it does give rise to any number of bourgeois. As for those who look at the victory over the capitalists in the way that the petty proprietors look at it—“they grabbed, let me have a go too”—indeed, every one of them is the sourc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bourgeois.
—V.I. Lenin: Session of the All-Russia C.E.C. (April 1918)

Comrade Rykov, who in the economic sphere knows the facts very well, told us of the new bourgeoisie which exists in our country. That is true. It is arising not only from among our Soviet government employees—to an insignificant degree it can arise from them also—it is arising from among the peasants and handicraftsman, who have been liberated from the yoke of the capitalist banks and who are now cut off from railway transport. That is a fact. How do you expect to get around this fact? You are only flattering your illusions, or introducing badly digested book learning into reality, which is far more complex. It shows us that even in Russia capit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is alive, operating, developing and giving birth to a bourgeoisie, just as in every capitalist society.
—V.I. Lenin: At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March 1919)

Among the Soviet engineers, the Soviet school-teachers and the privileged, i.e., the most highly skilled and best situated, workers in the Soviet factories, we observe a constant revival of absolutely all the negative traits peculiar to bourgeois parliamentarism, and we are conquering this evil—gradually—only by tireless, constant, prolonged and persistent struggle, proletarian organization and discipline.
—V.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April-May 1920)

The workers were never separated by a Chinese Wall front the old society. And they have preserved a good deal of the traditional ment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 workers are building a new society without themselves having become new people, cleansed of the filth of the old world; they are still standing up to their knees in that filth. We can only dream of cleansing ourselves of that filth. It would be the height of utopianism to think that this can be done all at once. It would be a utopianism which in practice would only postpone socialism to kingdom come.
No, that is not the way we are setting out to build socialism. We are doing so while still standing on the soil of capitalist society, combating all those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with which the working people are also affected and which tend to drag the proletariat down.
—V.I. Lenin: Report at Second All-Russian Trade Union Congress (January 1919)

There is a petty-bourgeois tendency to transform the members of the Soviets into “parliamentarians,” or else into bureaucrats. We must combat this by drawi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oviets into the practical work of administration. In many places the departments of the Soviet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erged with the Commissariats. Our aim is to draw the whole of the poor into the practical work of administration, and every step that is taken in this direction—the more varied they are, the better—should be carefully recorded, studied, systematized, tested by wider experience and embodied in law. Our aim is to ensure that every toiler, after having finished his eight hours’ “task” in productive labour, shall perform state duties without pay: the transition to this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but this transition alone can guarantee the final consolidation of Socialism.
—V.I. Leni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March-April 1918)

We do not need fictitious Party members even as a gift. Our Party, the Party of the revolutionary working class, is the only government party in the world which is concerned not in increasing its membership but in improving its quality, and in purging itself of “self-seekers.” We have more than once carried out re-registration of Party moember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se “self-seekers” and to leave in the Party only politically enlightened elements who are sincerely devoted to Communism. We have further taken advantage of the mobilizations for the front and of the subbotniks to purge the Party of those who are only “out for” the benefits accruing to membership of a government party and do not want to bear the burden of self-sacrificing work on behalf of Communism.
—V.I. Lenin: The Workers’ State and Party Week (October 1919)

Opportunism is our principal enemy. Opportunism in the upper ranks of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s not proletarian socialism, but bourgeois socialism.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active people in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who adhere to the opportunist trend are better defenders of the bourgeoisie, than the bourgeoisie itself.
—V.I. Lenin: Report at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ly-August 1920)

The bourgeoisie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vanquished, but it has not yet been uprooted, not yet destroyed, and not even utterly broken. That is why a new and higher form of struggle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is on the order of the day,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very simple task of further expropriating the capitalists to the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ask of creating conditions in which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the bourgeoisie to exist, or for a new bourgeoisie to arise. Clearly, this task is immeasurably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previous one; and until it is fulfilled there will be no Socialism.
—V.I. Leni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March-April l9l8)

Clearly, in order to abolish classes completely, it is not enough to overthrow the exploiters, the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not enough to abolish their rights of ownership; it is necessary also to abolish all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bolis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as well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nual workers and brain workers. This requires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V.I. Lenin: A Great Beginning (June 1919)

“Communist” features begin only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ubbotniks, that is, the unpaid work of individual persons, unregulated by any government or state, performed on a wide scale for the public good. This is not help rendered to a neighbor, such as was always practised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is labour to satisfy a general need of the state, organized on a wide scale, and unpaid. It would therefore be more correct to apply the word communist not only to the name of the Party, but also, and exclusively, to such economic phenomena in our social life as are “communist” in fact. If there is anything communistic in our present system in Russia it is the subbotniks, and only the subbotniks; everything else is but a fight against capitalism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socialism, from which, after its complete triumph, should grow that communism which we observe in the subbotniks, not as a theoretical thing but as an actual fact.
—V.I. Lenin: Subbotniks (December 1919)

The revolution we have begun and have already been making for two years, and which we are firmly determined to carry to its conclusion, is possible and feasible only provided we achieve the transfer of power to the new class, provided the bourgeoisie, the capitalist slave-owners, th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owners and property holders are replaced by the new class in all spheres of government, in all government affairs, in the entire business of directing the new life, from top to bottom.
—V.I. Lenin: Report at Second All-Russian Trade Union Congress (January 1919)

In a higher phase of communist society, after the enslaving subord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with it also the antithesis between mental and physical labour, has vanished; after labour has become not only a means of life but itself life’s prime want; after the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lso increased with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all the springs of co-operative wealth flow more abundantly—only then can the narrow horizon of bourgeois right be crossed in its entirety and society inscribe on its banners: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April-early May 1875)

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ebruary 1848)

I also hope that in addition to talks and lectures, you will devote some time to reading at leas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se most important work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catalogues of literature and in the handbooks which are available to the pupils of the Soviet and Party school; and although, again, some of you may at first be dismayed by the difficulty of the exposition, I must again warn you that you should not be perturbed by this fact and that what is unclear at a first reading will become clear at a second reading, or when you subsequently approach the question from a somewhat different angle. For I once more repeat that the question is so complex and has been so confused by bourgeois scholars and writers that anybody who desires to study this question seriously and to master it independently must attack it several times, return t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consider the question from various angles in order to attain a clear and definite understanding of it. And it will be all the easier to return to this question because it is such a fundamental, such a basic question of all politics, and because not only in such stormy and revolutionary times as the present, but even in the most peaceful times, you will come across this question in any newspape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economic or political question. Every day, in one connection or another, you will be returning to this question: what is the state, what is its nature, what is its significance and what is the attitude of our Party, the Party that is fighting for the overthrow of capitalism, the Communist Party—what is its attitude to the state?
—V.I. Lenin: The State (July 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