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支持批周，但警告也不少，比较大的就是73年年末就其外交政策等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要求周做了检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就是当时提出的。但之前是刚刚撤掉了和叶剑英蝇营狗苟的李德生，之后灯又借助批周刷存在感，周也做了反省，所以批评就到此为止，主席的说法是“可以了”。这次会议也算反映了处理周时需要面临的困境，比起其他人，表面上支持cr的周优先度实在不高
水陆洲《文革简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看来我有必要仔细阅读这本书。
就我所知，后期批林批孔实际在批周。大谈儒法斗争也是。
主要还是反一整条翻案路线，批孔强调“向前发展”，实质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周对此也确实是不积极。
一九七四年春，“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搞一套，三箭齐发，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这是华主政时期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立场以及他们对自己立场的“自觉”。实际上批林批孔并没有点什么名（春天只有一个叶，夏天只有军区负责人进京检查，秋天反而是江、王受批评为主），周自己还是批林批孔运动负责人之一（“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怎么可能自己对准自己。根本原因是批林批孔的目标在于反击林彪集团倒台后各地掀起的复辟风潮，对黑线的目标造成威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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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面的四五是个什么情况呢？好像也不是华国锋他们搞出来的。
啊这，回复总是@不上
76年掀起了反对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各地的邓路线受益者自发地要反扑。与现在的官方说法不同，四五的口号不仅仅是攻击四人和cr，更是攻击党和毛主席甚至攻击社会主义，四五本身也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实施打砸抢的犯罪行动。周去世对参与者来说只是一个可以用的理由而已。至于组织者，我没有相关史料，探讨的意义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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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
邓是后台是肯定的，但我对这个事件从发动到平息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寻找史料的难度要比其他的事件大得多
恕我很不能理解“总后台”的说法。且不论二月份就遭到批评与撤职的邓如何做“后台”，将某人视为“后台“的说法本身就不够科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以后，因邓的整顿而重新抬头的黑线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势必会设法破坏一片大好的运动成果，这是四五发生的必然性与根本原因。就算周没有在一月就去世，抑或邓面临的不是撤职而是逮捕乃至枪毙，反对cr的势力也会以另一个理由与形式发动暴乱。个人觉得将某人视为后台的做法是将路线斗争庸俗为几个人之间的斗争，落入了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史观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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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有过定性
《革命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http://www.laoziliao.net/rmrb/1976-05-03-2
它不仅宣告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以短命而告终，而且宣告了他们的总后台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
《剖析邓小平的“经验”》
http://www.laoziliao.net/rmrb/1976-05-30-4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讲演、张贴反动传单，一方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一方面肉麻地吹捧他们的总后台邓小平。
夏尔贝特兰曾在其著作中认为：“cr时期大多数人对于路线斗争缺乏总结，在进行斗争时倾向于诉诸道德观念，将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个人的历史问题，而不是分析错误思想的现实土壤和基础。”即使用“总后台”一词，也应该从邓是党内黑线突出代表的方向考虑，而不是去纠结于邓是幕后黑手或者组织者的说法。相比于您给出的两篇引文，梁效批判组在四月二十八日给出的评价应该更准确一些：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发动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如意算盘，正是邓小平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目的，也正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因此，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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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得对。文革研究一直有三大问题： 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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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下，如果以无产阶级立场（而不是78年的那群魑魅魍魉），对越自卫反击战要怎么打呢？或者说那时的对越关系该怎么处理？
当时的精力还是集中于继续革命上，对越南应该是和对待苏修集团类似。一方面对越战争是加入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入场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这种必要。另一方面当时的军队长期接受的也是防御式人民战争训练，发动侵略战争无异于扬短避长，历史上中方也遭受了大量损失。
七五宪法和八二宪法哪个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更能起作用
八二宪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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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http://www.cssn.cn/zzx/wztj_zzx/201902/t20190221_4834479.shtml
（勉强可用的文章）
4.只要还存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 “平等”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尽管“平等”被资产阶级作为一项法权来要求，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16]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法律制度上的体现。事实上，“平等”无非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比较。而决定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地位，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和由其决定的分配、交换关系。正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所有权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所以“平等”只能流于法律上的、原则的、形式上的平等。正如列宁所指出，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而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正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17]事实上，“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18]换句话说，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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