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关于先锋队理论和灌输论的论述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are, on the one hand, practically the most advanced and resolute sec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parties of every country, that section which pushes forward all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oretically, they have over the great mass of the proletariat the advantage of clearly understanding the lines of march, the conditions, and the ultimate general results of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The immediate aim of the Communist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ll other proletarian parties: Form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overthrow of the bourgeois supremacy, conquest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proletariat.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目前手上没有1972版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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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no active worker take offence at these frank remarks, for as far as insufficient training is concerned, I apply them first and foremost to myself. I used to work in a study circle[23] that set itself very broad, all-embracing tasks; and all of us, members of that circle, suffered painfully and acutely from the realisation that we were acting as amateurs at a moment in history when we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say, varying a well-known statement: “Give us an organis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and we will overturn Russia” The more I recall the burning sense of shame I then experienced, the bitterer become my feelings towards those pseudo-Social-Democrats whose preachings “bring disgrace on the calling of a revolutionary”, who fail to understand that our task is not to champion the degrad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to the level of an amateur, but to raise the amateurs to the level of revolutionaries.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119]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120]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 提高 为革命家。

要从历史的高度去理解列宁的建党学说

——说说列宁的“先锋队理论”

黄云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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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组织得像军队一样”,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可以把俄国的天翻过来”!

列宁说过: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 zhi 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政党就可以使用“俱乐部”模式来组建自己的政党呢?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政党要争取各阶级、各阶层群众的支持,使用“俱乐部”式的党组织方式,就足够了。即使在野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拥有议会、媒体、社团等强大的合法阵地。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俱乐部”模式来动员、拉拢群众,丝毫不影响其政治影响的发挥,丝毫不会打乱资产阶级的政治战线。

但是,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资产阶级用警察、监狱这些手段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使无产阶级的斗争经常不得不采取秘密斗争的方式;同时,资产阶级还使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断腐蚀着无产阶级队伍, 特别是不断腐蚀着同样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列宁指出,与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相比, “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即使在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也可以随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行干预、分化、瓦解、镇压。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按照列宁的思想组建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不可能成为神仙、不犯任何错误。面临具体的重大政治决策、军事决策,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的路线之间,肯定会出现分歧、争论、斗争。因此,列宁强调: “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

列宁讲得非常清楚、非常辩证。列宁说,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 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 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另一方面,“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列宁强调: “……充分的普遍的自由批评,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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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供参考)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和“先锋队”的理论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212115652/http://www.1xuezhe.exuezhe.com/qk/art/302696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是最先进的部分,列宁论证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先锋队问题,列宁有三个先锋队的提法。我党既称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又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先进性与先锋作用的有机结合,才能保持党的性质不变。党的先进性和先锋作用来自先进阶级等四个方面,要全面建设,抓住根本。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息息相关。“先进性”和“先锋队”的提法,在我国政治生活特别是党员先进性教育中经常使用,但报刊对它们的阐释并不尽同。简单套用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是否先进的标准,来衡量不同阶级的各种政党有无先进性,显然难以成立。仅从一般辞书或《论语》、《三国志》等古籍中查找“先进”、“先锋”的词义和由来,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寻根索源,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文试图围绕党的“先进性”和“先锋队”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作些探究。

一、先进性和先进部队

历史表明,区别于朋党、宗派的现代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工人政党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出现许多年之后才有的。共产党是工人政党中的一种。它同一切政党一样具有自己的阶级性;但又不同于一般工人政党,具有特定的先进性。

最初,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是彼此分离、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843—1845年间先后提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人“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英国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融合在一起”,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才会产生一个“新生的政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些建党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结合”论从共产党产生的理论基础和阶级基础两大根基上,揭示了它的先进性质及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社会主义派别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在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人群众的四个方面: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它“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各个阶段上,它“代表整个运动”的根本利益;在实践方面,它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它“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1888年《宣言》的英文版中,“最坚决的”一句写作“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增加了“最先进的”提法。但它出自谁的手笔,中译本“编者注”未作说明。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说自己同译者“共同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特别是从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文章和书信中,更不难发现它的出处。例如,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谈到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一批同盟盟员回到德国科伦参加民主运动,当时“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站在“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他在1887年写给别人的信中谈到此事时又说,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谈到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时,说马克思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2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恩格斯对上述不同时期的几个政党和派别,分别使用了“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最先进的”,而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及其成员定位为“最先进的”。《宣言》发表四十周年之际,他依据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反复比较,在英文版“最坚决的”前头郑重地加上“最先进的”,对共产党人的定性就更为周密和准确了。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实践经验后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恩格斯赞扬在斗争中阵亡的莫尔是党的一个“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说“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不应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后来他们称国际工人协会是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恩格斯1893年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对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先进性有着多方面的生动具体的内涵。但从目前看到的文献中,还未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已有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完整论述,而只有相关的一些思想。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创建了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讲党的先进性时,既注重思想自觉性和政治坚定性,反对崇拜自发性;又强调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区别于思想混乱、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第二国际“社会改良”的党。列宁明确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个论断,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列宁在《怎么办?》中说:只是“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他批评经济派“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书末指出:“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在这里我们看到:列宁从“走在前面”的含义上使用“先进部队”一词并把它同“后卫队”相对立;是否先进不能仅凭“自称”如何,而要看“做得”怎样;对先进作阶级的具体的分析,区别革命阶级真正的先进部队、机会主义者自称的“先进”部队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联系他1913年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把人们一向认为技术发达、文明又先进的欧洲说成落后的欧洲,是因为“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因此是“年轻的亚洲”,“先进的亚洲”。(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67页、第368页、第457页;第2卷,第317页、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他是坚持用唯物史观看先进与落后问题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驳斥托洛茨基时指出:“党应当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并非全体、也不应当全体都参加党”(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270—27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批判孟什维克时强调:“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471页、第4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至此,列宁就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而“先进部队”是相对于工人的“整个阶级”、“所有群众”、特别是“落后分子”而言的。这是因为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他揭露孟什维克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混淆在党内是危险的;论证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而由于它是阶级的党,整个阶级都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行动。后来他又提出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38年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有关党的论述归纳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部队、觉悟的部队、马克思主义的部队;同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这样,人们就清楚地看到“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论断,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的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1956年“八大”党章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我们党的领导人在任何形势和条件下,都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1962年毛泽东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80年,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江泽民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胡锦涛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前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是为了把党建设成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

二、先锋队和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涉及到先锋队问题”吗?先进部队、先锋队是一个意思还是有所区别?

作为秘密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和〈莱茵报〉》中所说,它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是一个不大的“战斗队”。1848年的欧洲革命,使“战斗队”变成了“先锋队”。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农民在“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的。但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农民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斗争中“必然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页、第429页、第462页、第46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里的“先锋队”,指作为农民的“领导”和革命的“首脑”的无产阶级。随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用“先锋队”称呼战斗在巴黎无产阶级最前列的秘密团体(工人政党),并把阶级的领袖、战斗的指挥者、军队的指挥官等含义赋予“先锋队”。1870年马克思在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谈到:“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开路先锋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871年他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说,巴黎“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正式文本的结尾部分说法国工人阶级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7页、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又一次表明先锋队就是走在“最前列”和取得“领导地位”的意思。

恩格斯1874年将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相比较,认为现代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6页、第63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1878年谈到巴黎工人时说:“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1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恩格斯区分战斗行列的“前列”和“最前列”,把走在“最前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法国工人阶级称为“先锋”,并且希望不只某一国工人而有别国工人也能走在“最前列”。后来受到列宁赞许的考茨基1902年的革命“中心转移”论,斯大林1952年的多个“突击队”论,都从恩格斯关于国际共运的“先锋”不是永久不变的论述中汲取了思想成分。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先锋队”、“开路先锋”、“革命的先锋”,主体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指国际工人阶级组织;定位为一马当先,独立地站(走)在运动和革命的最前列;功能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发挥先导、领导和决定性作用,以率领整个战斗队伍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

前几年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涉及”先锋队问题。当时出版的一本汇编经典作家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的书里,也没有辑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先锋队的论述。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从剥削制度下最终解放全人类的斗争,所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然也就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先锋队。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才能鲜明地提出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共产党宣言》论证了“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既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通过工人革命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又强调“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后为了适应欧美各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欧亚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急剧高涨的形势,走在上述各种运动的最前列,1864年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而直接促成国际诞生的,则是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殖民统治的斗争。足见马克思恩格斯绝非只关注工人运动,而是放眼全球,从世界范围和人类解放的高度提出: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要积极支持一切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斗争,并比后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共产党不仅代表各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且代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从“走在前面”和进行“领导”这两层含义上使用“先锋队”一词的。由于时代与国情不同,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有一些特点:

一是先后有三个“先锋队”提法。列宁在《怎么办?》中说,俄国要摧毁沙皇这个欧亚两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比任何一国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都更为艰巨的任务,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说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15页、第372—3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13年他又说,“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注:《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个由列宁缔造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三个”先锋队的新型革命政党,被广大人民“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二是更突出和强调先锋队的领导作用。运动初期,他批判经济派空谈党是先锋队,却充当自发过程的尾巴,提出“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69页、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革命暴风雨年代,他提出“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其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注:《列宁文稿》,第1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反对机会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学说。“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职能“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这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423页、第369页、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要正确处理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俄国的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正确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就是这样总结十月革命后的执政经验,把党的先锋队作用集中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先锋队”的这些论述和使用方式,对我们党的影响极大。

我党成立后也是从“走在前面”和进行“领导”的含义上理解和使用“先锋”和“先锋队”的。如1924年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中提出:“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注:《李大钊文集》(下),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说的就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民主革命中,唯有无产阶级站在前列并充当领导。1922年党的“二大”后,中央有关的几个文件先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921—1925,第44页、第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1935年12月《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指出这样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与的光荣任务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1934—1935,第620—6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这里前后三处提到的先锋队,说的都是走在斗争前列加以指导、领导。我党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就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921—1925,第46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的提法。瓦窑堡会议上张浩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我党将国际关于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具体化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在广大群众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活动,“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和历史背景下,决议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战役。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中,从民族自卫战争需要大批先锋队“开辟道路”、“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的含义上,也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45年党的“七大”刘少奇修改党章报告中,又使用了“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7—34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将“先锋队”表述为党对人民的“领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在全国解放后仍为全党所沿用。现今我们讲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则是通过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团结阶级和群众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使党的先锋领导作用落到实处。

“十六大”党章总纲中写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后,国内外某些人以为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已有先锋队要站在工人运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最前列的思想,列宁有三个先锋队的论述,我党1935年有“全民族的先锋队”,1945年有“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如今作为全国的执政党,自应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这是有理有据,合情合法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八十多年来不管国际国内出现何种否定和篡改共产党性质的思潮,我们都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十六大”党章第一章第一条对关于申请入党对象的规定作了适当修改,以利于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紧接着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就使党的阶级性质和先锋作用得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保证。

三、先进性和先锋队不容分割

先进性和先锋队血肉相联,辩证统一,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属性和特质。先进性决定党必须领导,也能够领导阶级和群众。一当先进性削弱和丧失,先锋作用便无从谈起,党就蜕化变质。发生在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破产和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向人们显示了这个光芒刺眼、味道苦涩的真理。

成立于1889年的第二国际,初期有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和影响,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工人运动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党的伯恩斯坦经过几年准备,于1899年出版了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系统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全面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由于他是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又在所谓“过时了”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下攻击马克思主义,在用“新”思潮、“新”方法、“新”材料“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贩卖修正主义;加之考茨基等“中派”从搞调和主义到同右派合流并打击左派,终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篡改为庸俗改良主义,革命的工人政党蜕变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并像瘟疫一样在第二国际许多政党中扩散。当时代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种已无先进性可言的党显然不能站在无产阶级战斗的前列,而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和对立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更公开支持本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分裂为相互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第二国际腐烂崩溃了。

列宁恰在《前提和任务》抛出的1899年,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和《我们的纲领》,揭露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痛斥大喊“革新”而什么新贡献也没有,只是“宣扬让步”的“臭名远扬的伯恩斯坦主义”;把批判修正主义,保卫、发展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任务”勇敢地担当起来。他团结左派,依靠群众,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用了约二十年时间就领导俄国率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于1919年成立第三国际,使国际共运从低潮走向高潮,从大曲折走向大发展。它雄辩地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锋队。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常有惊人的相似。1953年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盘否定功大于过的斯大林和由他领导三十年的苏共历史,因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苏反共狂潮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极大思想混乱。杜勒斯则称第一次看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演变”。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通过发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高度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赫鲁晓夫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96页、第6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赫鲁晓夫沿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斜路往下滑,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用“全民的党”代替工人阶级政党。苏共纲领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真正的全民的政治组织”。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党在一些文章中强调: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赫鲁晓夫提出“全民的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原则,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掌握苏共领导大权后,于1987年推出《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为了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他强调“需要有另外一个经过革新的党”。在“民主化”的旗号下,他只讲党要发挥“政治先锋队的作用”,不讲党对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先将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实现苏共机关与国家机关彻底分离。接着搞多党制,通过“修宪”删除了苏联宪法序文中的“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和第六条中“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文字,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说“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纲领性声明,宣布苏共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简单化的阶级立场”,放弃“民主集中制,即硬性集中化”。叶利钦竟提出“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新党纲草案,又取消了已写入“二十八大”文件的“以社会主义为选择,以共产主义为方向”的提法。戈尔巴乔夫解释道:“现实经验并未提供证明其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实际可以达到的”。又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拥护者曾按自己的原则改造社会的可能性主要同暴力政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直至消灭敌对阶级联系起来”。“早就应当承认,人民群众除了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之外,别无其他方法改变自己处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宣称“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

至此,苏共无论阶级基础、理论基础,还是奋斗目标、组织原则,都已完全改变。列宁缔造的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经过赫鲁晓夫去“工人阶级”而搞“全民的党”,戈尔巴乔夫去“先锋队”而搞议会式的党,最后同马列主义分道扬镳,演变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政党。正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逐渐蜕化中,党的纲领、路线越来越不能反映苏联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是僵化而不改革,后是改革成了改制;高层中许多人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从特殊化走向腐化;党内思想混乱,组织分裂,左翼受压,右翼得逞,党员大批退党。当时的一次民调中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仅占7%,认为苏共代表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8·19”事件后,面对叶利钦的“禁共令”和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苏共无有自卫反击,垮起来一夜之间,看似不好理解,实为先进性和先锋作用消解和党心民心散失的必然结果。

德国党和苏共的蜕化一再表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领导人的“带头羊”作用和老党大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害甚大。但究其根源,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意识对工人政党的渗透腐蚀所致,反映了世界两个对立阶级、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正是从这一高度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在苏东风云剧变之际强调:“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也有些人“企图否定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国家的领导阶级,从而否定党的阶级基础,否定党的性质,最终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对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顶住”。坚持先进性和先锋作用的有机结合,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这是我党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时巍然挺立,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奥秘”所在。

四、先进性与先锋作用从哪里来?

共产党为什么具有先进性而成为先进部队,为什么能当先锋队并发挥领导作用呢?从马列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它源于多种因素而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来自工人阶级这个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是大工业产生、同社会化大生产和先进科技血肉相联、又处于社会底层的最革命最团结最有发展前途的阶级。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学说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决定作用和具有社会首创能力,因而是实现两个必然的伟大力量,是共产党赖以生存发展并通过它带动广大群众的阶级基础。列宁驳斥了宣扬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是资本家的悖论,指出工人阶级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他们的“先进代表”。(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79页、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从革命、执政到改革、建设)都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只有共产党立党为公,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德国党内伯恩斯坦等人认为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法国党的土地纲领宣称“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对于这些不作阶级分析,意欲改变党的阶级性质的荒谬言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严加批驳和坚决反对,而且“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80页,第4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4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指责普列汉诺夫在其纲领草案中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表述得不够清楚,自己在谈到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始终坚持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决不提出任何一个暧昧不明的口号。可见要维护党的先进性,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阶级性,摒弃一切非阶级非政治的提法和工人阶级“不再先进”或已成“有产阶级”的怪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坚决相信和密切联系广大人民,以实现阶级性和群众性的辩证统一,先锋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而绝不能将两者割裂和对立起来。

(二)来自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工人运动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等革命理论家创造,并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的。它总结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继承了人类的优秀思想成果,是革命的科学,也是科学的革命。工人们有了它就能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在变成自为的阶级。共产党有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行动指南,就能制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群众改造旧社会,创建新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能正确解决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加强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使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以保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党员用它武装头脑,就能使自己的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坚定不移;就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复杂斗争中把握规律性,增强预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马克思将德国党内领导层中对拉萨尔分子、杜林等人的妥协斥为“一种腐败的风气”,揭露这些人“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恩格斯提出,同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27页;第2卷,第63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鉴于第二国际的教训,指出“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注:《列宁全集》,第16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先锋作用,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辩证处理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实践中把它不断推向前进,并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三)来自民主集中制这个先进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现代工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和组织起来就产生出新的力量。共产主义者同盟应有民主,又有集中。认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05年他明确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成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同民主制、自治制、集权制、集中制和分权制衡制比较,民主集中制具有由大多数人谋划决策,行使权力;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有领导地统筹兼顾不同利益,协调整合各个方面;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合理使用资源和提高办事效率等显著优点。有利于革除“一人说了算”或“全体通过才行(变相的一人说了算)”的两极做法,避免三权分立“实际上有三个政府”的相互倾轧、扯皮拖拉等弊端,防止“有组织无纪律”,甚至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松散和分裂行为。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绝非民主集中制的产物,而恰是它被扭曲和破坏的恶果。马克思恩格斯以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作为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条件。在国际存在时,从不许公布歌功颂德的东西,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成立了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强调增强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提防虚假的“统一”。实践证明,清除民主绝对的好、集中绝对的坏的谬说,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并使它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先进性和先锋作用就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

(四)来自党员是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工人阶级的政党不应当也不可能全体工人参加,而是由工人阶级中觉悟性积极性高,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纲党章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对党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党员必须严格遵守,既要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列为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又要经得起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做清醒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正确处理党员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立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他们绝不能代表原阶级的利益,也不要带进原阶级的偏见,而应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有教养者’和根本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人不是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就只会有害。如果他们确实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欢迎他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30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党员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党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它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几十上百倍。列宁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注:《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俄共(苏共)20多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约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可是在近2000万党员时却发生了党亡国破的悲剧,其致命点就是许多高层干部蜕变为脱离群众的特权者,许多党员在关键时刻不像党员,致使党像安泰离开地面一样,被海格立斯举在空中扼死了。党和党员先进性和先锋作用的强弱有无,就是这样直接关系党的兴衰成败的!

总之,先进性和先锋作用作为共产党的本质特性,是以上几方面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缺一不可,而首要的根本的是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民主和集中的结合,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的党性则是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最高和集中表现。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既要全面建设,又要抓住党性这个根本。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循党性原则,党员必须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党和党员的先进性越强,就越能发挥党的先锋作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重温列宁这些话,对我们不是仍然大有教益吗?

(参考)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源流

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对“灌输”作出了诗意的表述。他把使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灌输过程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的园地”,认为通过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必然途径。[1]恩格斯发表于《新道德世界》上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灌输”的概念。当恩格斯说到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时,特别提到画家许布纳尔描绘西里西亚职工的一幅画,认为这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2]。1875年,在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起草人时,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3]。因此,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灌输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理论源流。

二、考茨基:初步形成[4]

1886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评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列文章,虽没有直接使用“灌输”这种提法,但已大致形成“灌输论”的思想框架。两年以后,考茨基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海因菲尔德纲领》的讨论和最后定稿工作。这个纲领首次使用了“灌输论”意义上的“灌输”提法:“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是指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具有战斗力并保持这种战斗力,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纲领。”考茨基在1891年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党纲 (即《爱尔福特纲领》)的制订工作。他在为这个新纲领所作的解说中,再次从自觉性的角度表达了“灌输论”思想。他提出,对于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革命政党的要求应该是,“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他还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1901年10月,正当伯恩施坦主义盛行、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考茨基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他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引证了上述纲领中关于“灌输”的提法,并对其前述“灌输”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其基本内容是:(1)社会主义意识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两者虽然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的。(2)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3)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综上所述,可见考茨基对“灌输论”的形成和理论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列宁:丰富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列宁在批判“经济派”“自发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灌输”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并丰富发展成为“灌输”理论。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列宁为主)关于理论灌输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在理论灌输的原因上,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受资产阶级思想控制,产生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2)在理论灌输的内容上:[6]工人阶级不可能创立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惟有有产阶级中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不可能在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产生,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学说,只有在有产阶级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经过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超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后,才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7在理论灌输的途径上: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指出,既然工人运动自身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只有通过灌输,工人阶级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担负起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历史任务。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过程,也就是排除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8在理论灌输的方法上:早在 1886年、1887年,恩格斯两次写信给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告诫置身于年轻的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德国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地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9]列宁也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10]“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的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的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11]。(5)在理论灌输的主体(教育者)方面:理论灌输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正是这样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被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就是这种灌输的产物。列宁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此,各国共产党成立后,要担负起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去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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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输论”的一场争论

激流按:“灌输论”作为一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现实却一直伴随着争议。关于“灌输论”的争论从理论上说是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间题,从政治上说是坚持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方向还是资产阶级方向的问题。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今天的新工人易受自由主义意识影响,老工人尽管政治意识相对要强很多,但也易接受“保救”等观点。因此,回顾列宁同经济派围绕着“灌输”问题进行的这场争论,并非是无的放矢。

二十世纪初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着“灌输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列宁创建党的学说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道路。

列宁在建党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俄国和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阻力。经济主义思潮一开始就成了建党的严重障碍。在当时,如果不反对经济派,不从理论上驳斥经济派的各种论点,就不可能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新型的、战斗的革命政党。

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低估革命理论、革命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产物。他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等等。列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02年在有名的《怎么办?》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作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248页)列宁的意思是说,工人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是列宁也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工人运动毫不相干。列宁也说过,工人有自发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这是说明,由于工人们所处的地位,他们很容易领会和接受这一理论。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多。所以必须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列宁写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54页)。

列宁认为,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轻视党的作用,结果就会埋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以上就是列宁阐述的“灌输论”的主要内容。

应当指出,这个“灌输论”不是列宁第一个提出的。而是列宁接受了考茨基的思想并作了发挥的。1901年10月间考茨基在看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顿草案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该纲领草案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和直接的结果。考茨基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茨基说:“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意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困的斗争中产生的,但是,他说:“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茨基在论述了这个间题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义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新时代》(1901-1902)第20年卷第1册第3期第79-80页)

我们说,列宁接受了考茨基的观点,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进一步发展了。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第一,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第二,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第三,列宁并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产生,同工人运动没有关系。没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的上述理论,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这个理论的主要是经济派分子。当时经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丁诺夫在讨论党的纲领草案时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引经据典,力图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尔丁诺夫一开始就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的原则部分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不仅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且也创造社会主义的精神前提”。

而他所谓的“精神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或者说,使工人阶级具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必然倾向”。他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意识,不取决于外界的影响。他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中没有写上这样的“原理”,是不正确的。接着,马尔丁诺夫从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摘引了一些片言只语,企图证明他的观点。但是,这些话丝毫说明不了问题。例如他引证了爱尔福特纲领中的一段话:“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09页)。这段话本来是正确地说明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但是,马尔丁诺夫的理解却不同。他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这一概念的内容就是“意味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此在这里党的活动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进台的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这句话乍一看来很费解。其实,只要看一看当时俄国经济派对政治斗争的理解就清楚了。例如,经济派的一个刊物《工人事业报》就曾经鼓吹:马克思认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工人的任何一种自发行动都是政治行动。

马尔丁诺夫在发言中更重要的是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反对列宁的论点。他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摘引了这样几段话:

“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

“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433页))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马尔丁诺夫在引证了这上述几段话后说:“或者,各国的经验证明上述的马克思的话不对,或者列宁同志不能使‘各国经验’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我倾向后一种意见,各国经验告诉我,现代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而产生,‘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而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1页)。

马尔丁诺夫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是在工人阶级中自然养成的,不是由什么人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他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结论:“第一,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产物”,“第二,在制定现代社会主义时,觉悟程度不同的工人阶级各阶层在实践上已经达到了和摸索到了他们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发现、概括和论证了的某些任务和解决办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20页)根据这个“原理”,他建议将党的纲领草案中的“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句话改为:“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和自觉性在增强……”。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说明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是自发增长起来的。

从马尔丁诺夫的论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主张工人运动自由发展,反对对工人运动进行自觉的干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系到工人运动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工人运动要不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要不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显然,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沿着马克思主义轨道前进。

马尔丁诺夫的言论遭到了列宁的拥护者的反驳,甚至在党章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严重分歧的马尔托夫也不同意他的论点。在马尔丁诺夫发言后他第一个起来反驳说:“我感到惊讶的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除了建议增加‘自觉性’一词和用‘剥削’代替‘剥削者’外,是毫无结果的,我无法看出列宁的那本书的一个地方和没有写上‘自觉性’一词有什么联系。我不反对增加这个词。马尔丁诺夫同志反对列宁的论据是建立在对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的混淆上面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引文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马克思究竟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一定阶级的思想家同这个阶级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由工人阶级制定表现工人阶级历史存在条件的世界观的完成过程是怎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20页)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普列汉诺夫一开始是站在列宁一边的。他认为马尔丁诺夫只抓住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他说:“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到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给我一篇“祷告词”,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的话(指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恩格斯的话,那他真的该判处绞刑了。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是一般的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立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是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他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25页)

可见,普列汉诺夫正确地维护了列宁的观点。但是,很可惜,他的立场没有始终一贯,时隔不久,在《火星报》编委选举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妓后,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一边。此后,他对“灌输论”的观点也改变了。

1904年7月至8月间,普列汉诺夫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文,专门评论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并且着重批评列宁关于“灌输”的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主义理论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创造社会主义理论时并不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普列汉诺夫说:“说马克思、恩格斯属于知识分子,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正确的思想在列宁那里表达得不完全确切。例如,恩格斯‘按其出身’是富有的工厂主的儿子,完全不属于知识分子。但这是无关宏旨的小节。无比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也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最强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64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89页)

二、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违反了“存在”决定“思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定理说,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条根本原理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基本定理也没有欺骗我们,那么很明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单靠本身的力量’,也会达到社会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64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91页)普列汉诺夫还引证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的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必然要废除私有制的论点得出结论说:“按照列宁的意见,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的斗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这个阶级一定要力图消灭这些关系,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64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94页)

三、普列汉诺夫从列宁引证过的考茨基谈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那篇文章中,又摘录了这样一段话:“无论如何要增长的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这种对立,资本主义追求扩大依赖性的倾向和无产阶级身上增长着的对独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矛盾就一定会产生阶级斗争,就一定会产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意图。只有解决了这种矛盾它才会消失”。(《新时代》(1901-1902年)第20年卷第1册第3期第75页)普列汉诺夫引证这段话的目的是企图证明,考茨基同列宁关于“灌输”的观点不是一个意思。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然会使工人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图”,而列宁硬要人们相信“这个矛盾只能推动无产阶级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考茨基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背叛它”(《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97页)。

四、普列汉诺夫竭力歪曲列宁的论点,硬说列宁的理论是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是马克思批判过的“鲍威尔主义”,是“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说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是“工人群众,他们是消极的因素”,而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积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就依赖于他们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02、105页)。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言论不仅同他在二大的发言相比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在逻辑上也混乱不堪,没有任何说服力。列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后,开始没有理睬,直到1907年才作了如下评论:“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也就是在《进一步,退两步》刚出版不久,曾经在《火星报》上宣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回答他的这个声明(如果不算日内瓦的《前进报》上的一个按语的话),也没有回答在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类似的言论,我没有回答,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根本不管小册子的一般内容和整个精神。”(列宁全集第13卷第89-90页。)

列宁在这里说的“不完全确切的说法”,看来主要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这句话。从我们上面引证的列宁的话可以看出,列宁完全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斯大林在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后不久,就从格鲁吉亚的库泰依斯接连给不位同志写了两封信批评普列汉诺夫,后来又发表了著名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系统地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观点。

斯大林指出,普列汉诺夫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来批评列宁的思想,这是无的放矢。列宁说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把各个思想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理论),怎样把大大小小的思想结成一个严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理论,并且由谁来创造和结成。究竟是群众向自已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他还说:“如果说自发运动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不要忘记,列宁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自发运动之外产生的,是由具备现代知识的人在观察和研究自发运动以后得来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8页)。可见,斯大林在这里强调的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意识”是指“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要创造这种思想体系,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这样的任务作为工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斯大林深刻地论证了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他说,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少数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可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就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所以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页)。

列宁同经济派围绕着“灌输”问题进行的这场争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场争论不仅为俄国建立一个新型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思想基础,保证了俄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为世界无产阶级在党的建设方面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场争论从理论上说是关系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间题,从政治上说是坚持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方向还是资产阶级方向的问题,从组织上说是要无产阶级政党充当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还是做工人运动尾巴的问题。因此,归根到底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从而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这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实践中看得很清楚。英国在欧洲各国中最先开展工人运动,英国的工会不仅成立时间早,而且也组织得最好。但是英国的工人运动却一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那里的工人运动长期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工联主义只是探讨现行制度下改善工人状况的各种途径,主张通过调解、协商来解决劳资冲突。它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愿望。因此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结果成了阻碍工人运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障碍。国际共运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早在1899年就对英国工人运动作过这样一个评论,她说,英国工联主义证明,“工会运动本身还丝毫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传播社会主义意识的直接障碍。反过来也一样,社会主义意识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够成为纯工会成就的障碍”(《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481页)。事实证明,卢森堡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说,俄国的经济主义思潮实际上是英国工联主义的翻版。但这也不是说,它们是一模一样的。英国的工联主义者主张开展纯工会运动,一般说来,他们没有提出建立工人政党的要求。俄国经济派起初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随着俄国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的发展,他们也不公开反对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了。但是,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政党不应该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应该去干预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也就是不要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可以想象,如果按照经济派的主张去做,俄国的工人运动只能走上工联主义道路,这样也就不可能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前,工人运动处于自发阶段,因而始终不能改变自己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自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才逐渐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但是,必须经过灌输和教育,它才能拥有这种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谓“灌输”,就是要向工人阶级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目的是要使工人阶级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和自己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以便自觉地为实现这种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中国的革命经验也同样证明,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不仅仅适用于我国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时期,而且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

本文原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5年01期

看看现在国安经费用在那里,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人要判我绞刑

列宁与《火星报》

列宁在他的名著《怎么办?》中说:每期出版数万份,经常销行于全俄各地的报纸“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①。1900年12月24日,列宁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的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政治报《火星报》,就是这样一部巨大的鼓风机。“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的报头题词,预示着俄国人民革命的到来。“列宁所点燃的‘火星’,后来真正燃成了伟大的革命火焰,而把贵族地主的沙皇帝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烧成灰烬了”②。

《火星报》对准“经济派”猛烈开火,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战,建立了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引导无产阶级冲击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堡垒的新型政党。
鉴于《火星报》在思想上团结党、领导党方面所作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它是自己的中央机关报。

从办全俄政治报着手

第一个全俄政治报《火星报》的创办,是俄国工人阶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登上革命斗争的舞台,俄国工人报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了。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没有革命报纸,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③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就能很好地体会这些话的份量,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办第一个全俄政治报的重大政治意义。在列宁看来,全俄政治报不仅会成为思想上团结党的工具,而且会成为组织上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为党的工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整个制度都浸透着压迫和剥削,工农劳动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十九世纪末欧洲爆发的工业危机很快蔓延到俄国,俄国的工业危机延续了三、四年之久。危机的重担压到劳动人民肩上,百万俄国工人被抛到街头,留厂工人的物质状况也急剧恶化。工人运动加强了。工人阶级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和政治罢工,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喊出“打倒专制制度!”和“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彼得堡、莫斯科、梯比里斯、基辅、巴库等城市成了强大的工人运动的中心。

当时俄国的许多省份,工业危机和农业歉收同时发生,农民流入城市,扩大了失业大军。在工人革命斗争的推动下,人数众多的农民运动也在莫斯科、图拉、基辅、波尔塔瓦等省发生了。农民运动席卷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业地区。大规模的工农运动对于学生发生了影响,学生也举行了示威罢课。

俄国革命日益成熟、日益迫近的政治形势,向俄国工人阶级提出了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领导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任务的革命力量,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俄国工人阶级要成为俄国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成为把零散的革命行动统一起来,带领革命群众向专制制度冲击的先锋战士,就需要有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集中的新型政党。

1898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宣告了党的成立,但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因为当时没有党纲、党章,选出的一些中央委员在一大后不久被捕,没有造成一个中央统一的领导。与此同时,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加强了。

俄国处在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极端重要的关头。一方面,革命运动波澜壮阔,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工业无产阶级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开始联合起来同压迫者作斗争,任何残酷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运动前进。另一方面,运动表现出特别引人注目的分散状态,各地方组织的活动毫无联系。分散状态已经开始暴露出危害作用,而且有把运动引上狹隘的实利主义歧途的危险。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经历着的思想分离和组织涣散的严重时期,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成了当务之急。

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极端困难。其所以困难,不仅是因为当时建党工作必须在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的条件下进行,党组织中的优秀分子经常被逮捕、监禁和流放,而且还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党内思想上、组织上混乱状态的危害性缺乏认识,迷恋于地方的、狭隘的实际工作,错误地认为没有集中统一的党也行。其所以困难,更因为“经济派"通过他们的机关刊物(在俄国有《工人思想报》,在国外有《工人事业》杂志)竭力赞美党内思想上分离和组织上涣散的状态,并从理论上加以辩护,说什么建立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一个不必要的捏造出来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思想组织方面的混乱状态和机会主义派别存在的事实,也在工人报刊的活动中反映出来。当时,没有全俄报纸,只有地方组织出版的地方报纸。地方报纸出版不能定期,数量受限制。一些地方组织不能保证出版物政治上的坚定性,在宣传方针和宣传内容上接近“经济派”。政治上意义不大的地方报刊,不能满足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地方组织的需要,不能成为思想上团结党,组织上统一党的中心。

面对这样的情况,列宁认为首先必须和“经济派”划清思想界限,消除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加强思想上的统一,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新型的革命政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创办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出版的政治报纸。“创办全俄政治报应该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不断向深广发展的纲”④。这是列宁在分析了当时的俄国形势和党内状况,在研究了俄国民主主义者的革命和出版活动的经验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之后作出的英明结论。

关于究竟从何着手建立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必须从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开始,以为召开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就能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起来,把党建成。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首先必须弄清党的目的和任务,必须知道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党;必须在思想上与“经济派”划清界限,公开说明“经济派”和革命社会民主派在党的目的和任务方面存有不同意见,必须在报刊上广泛地宣传革命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让各个地方组织在两派中进行选择。只有经过一番努力,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才能召开党代表大会。列宁直率而明确地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⑤。他为《火星报》第4期写的有名的《从何着手?》的社论,就是论述建党计划和建党根本道路的。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已经有相当大的开展,但各地方组织分散活动,地方工作存在着狭隘性和手工业方式。因此,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为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实现各地方组织的团结,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于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它必须独立地确定自己的组织形式,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把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的完全自由和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结合起来;二、力求成为一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

而解决这两个问题,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小组所能办到的,只有整个社会民主党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行,只有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正常发行并同各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才行。列宁认为,有了这样的机关报,就可以克服地方工作的手工业方式;通过这样的机关报,就可以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就可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全党就可以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指导各种斗争;集体拟定工作方式和工作条例;组织革命力量,确定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使党员遵守纪律,提高革命技术。

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处的情况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出版报纸外,还有议会、竞选、人民会议、参加地方社会团体和公开领导同业联合会等多种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这些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在沙皇专制的条件下都不能存在。这一特殊情况,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发行、能同各地方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报纸。这样的一张报纸可以把工人组织起来,把一切政治上表现不满和反抗的分子集中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原则坚定的多方面的宣传和鼓动。这种宣传和鼓动在当时尤为迫切,因为在最广大的群众中已经唤起了对政治问题和对社会问题的兴趣。而口头宣传、地方传单和小册子等零散的鼓动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这种宣传和鼓动在当时尤为迫切,还因为工人们虽然已经有了经济揭露的热情,但政治揭露的呼声还很稀少、无力。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可供揭露者说话的讲台。创办全俄政治报,就是建立一个把沙皇政府揭露给全体人民看的讲台。

创办全俄政治报的迫切任务就这样提到日程上了,从办全俄攻治报着手建党就这样确定了。

思想上团结党

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中指出,建立一个思想上统一的,和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是当前运动的要求。《火星报》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列宁的建党计划。为此,首先必须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彻底清除危害性最大的“经济派”的影响,本着严正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办报,把全国的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去进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

十九世纪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泛滥,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日益巩固,在“自由批评”的大旗下,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拒绝革命,拒绝社会主义,拒绝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出现的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也执行着同样的路线。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主张放弃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要求,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叛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火星报》在自己的纲领中,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曲解作为首要任务不是偶然的。因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曲解的斗争,同时是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不被修正和庸俗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创造性的发展。

《火星报》首先指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中的新现象——机会主义已经从个别国家的派别变成了国际性的派别。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和俄国的批评派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企图使社会民主党由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社会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政党。

《火星报》揭露机会主义领袖们宣传阶级合作;揭露德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加紧培植的某些集团的“自治”理论,揭露法国机会主义者讨好沙皇制度的卑劣行径;揭露第二国际某些集团,特别是考茨基集团对机会主义的妥协态度…《火星报》在揭露机会主义宣传阶级合作,企图改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危害时这样写道:“对资产阶级来说,这样一个‘工人’政党再好也没有了:名义上是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它反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前进。”⑥《火星报》号召革命的马克思王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认清机会主义者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

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经济派宣传的观点,正是外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派信徒们所宣传的观点。

不击溃“经济派”,就不能建立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政党。《火星报》从第一期起,就向“经济派”及它们所办的《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猛烈开火,针对“经济派”对工人政治教育和政治组织的意义估计不足、企图使工人运功停留在最低阶段的路线,提出了自己的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政治组织发展的路线。

“经济派”的主要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意义。他们赞美“现时运动的正当性”,攻击《火星报》过分强调思想家对于运动方向的影响,还认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能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产生,无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

《火星报》对“经济派”这种崇拜自发性,崇拜“目前”现行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列宁在《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中指出:“他们搞不清运动中“物质的’(用《工人事业》杂志的话来说就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根据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⑦

在谈到自觉性和自发性的相互关系时,列宁认为群众的自发性越高,运动越扩大,对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上的自觉性要求也越高。群众的自发性要求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社会民主党人要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害和缺点,要善于利用自发经济斗争给了工人的初步政治觉悟,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自觉的高度。

革命理论是照耀革命实践的灯塔。列宁的《火星报》不止一次地指出,只有把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造成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革命理论对当时的俄国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刚刚形成,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倾向都可能使工人运动离开正确的道路。“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贬低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其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扫清道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使工人阶级在黑喑中摸索,受资产阶级支配。

“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实质还明显地表现在它对政治斗争任务的了解上。“经济派”认为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是所有一切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的事情,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和最近的任务不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而是组织工人与厂主及政府作经济斗争,要求改善工厂法,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经济派”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宣传经济主义纲领,确定工人运动的任务是为经济利益而斗争,号召工人只进行经济斗争。该报创刊号社论集中体现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说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工人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儿女”。

“经济派”机关报宣扬“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更加切实而可贵”。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别的组织更重要。针对这一宣传,《火星报》第一期号召工人不仅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火星报》明确指出,引诱工人阶级离开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反对厂主及政府的经济斗争,而毫不损伤厂主及政府,就是使工人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只能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工人斗争的目的不只是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是根本消灭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力和忍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

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火星报》为争取工人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权,发表了许多论述革命领导权的论文,说明工人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运动,把一切民主运动都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火星报》还广泛反映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情况,着重宣传农民只有同工人阶级团结并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共同进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为工人阶级争取同盟军。

“经济派”在思想上崇拜自发性,在政治上推崇工联主义政治,在组织上必然导致赞美自发的组织形式,即涣散的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否认建立统一集中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列宁的建党计划诬蔑为是想建立“阴谋”组织,是强制自发运动。“经济派”先是认为建立统一集中的政党是捏造出来的任务,后来当列宁关于建党的必要性的思想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时,便变换了斗争策略,叫嚷统一集中的组织同“民主”原则相抵触,叫嚷建党要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列宁认为当时俄国不具备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条件。因为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实行广泛民主的原则,将导致党的灭亡。他还认为,真正民主的原则同建立统一集中的组织并不矛盾。《火星报》大力宣传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强调在警察猖獗的条件下实行广泛民主是不可能的,为实行广泛民主,首先应当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火星报》同“经济派”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火星报》的影响下,许多工人和地方组织改变了对经济派的态度,摆脱了“经济派”的影响,转到《火星报》方面来。

组织上统一党

列宁不仅把《火星报》看作思想上团结党的工具,而且把它看作组织上统一党的工具。列宁认为,《火星报》必须从组织上把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从组织上巩固火星派在思想上的胜利,为建立统一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奠定组织基础。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的伟大斗争中,《火星报》既是思想中心,又是组织中心。

《火星报》的巨大组织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无产阶级的纲领、政策去动员无产阶级和党员投入建党斗争;二是通过代办员网,做实际的组织工作。

《火星报》的代办员网在建党中起了巨大的组织作用。代办员既是各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就会成为使党组织统一起来的骨干。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这样写道:“这种代办员网将成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祥性使它能够实行精密而细致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善于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⑧

《火星报》代办员网确实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准备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火星报》代办员网是列宁亲自建立起来的。早在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途中,列宁就从先进工人中选好了代办员。代办员是地方组织的骨干,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除执行企国性的任务外,还根据统一部署组织地方政治运动,活跃在俄国的一切重要据点上。他们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为报纸搜集通讯,募集经费,供应地方组织文件,运输、传送和翻印报纸,建立地下印刷所,或完成其他任务。《火星报》通过代办员和各地委员会联系,并通过他们同俄国劳动人民联系。这样报纸就能适时地报道和评述俄国革命运动的重大事件。代办员通过运送报纸把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组织。

代办员组成《火星报》协助小组,协助小组组成代办员网。

起初,代办员人数很少,后来逐渐增多。随着代办员人数的增多和代办员网的扩大,列宁制定了《火星报》全俄组织计划。1902年1月底,举行了《火星报》代办员大会,成立了《火星报》全俄组织。《火星报》全俄组织的建立,是实现列宁建党计划的重要步骤。它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聚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实际中心。正是这个组织,成为未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骨架。

代办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不但沙皇政府残酷地迫害它,“经济派”也对它进行破坏和捣乱。

为了使报纸不被破坏,只有代办员才知道《火星报》编辑部的地址和路线。他们必须克服种种因难,才能与愿意给报纸反映情况、愿意为报纸写稿的人取得联系。大量信件寄往编辑部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代办员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代收信件的人。《火星报》在国外出版,每次出版后要秘密运回国内。为了避开警察的追踪和搜查,不得不经常改换运输路线。代办员用各种办法探寻路线。运输线有陆路的,也有水路的。报纸往往要经过许多国家,运行几千公里,经过好多代办员的手,才能送到读者手里。

如何运送报纸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不管是采取双底箱携带,还是把报纸用油布卷起来投入黑海的指定地点,然后由地方组织捞取,或是委托轮船上的海员携带,都不能大量运送,满足不了工人的要求。要满足工人的要求,必须在俄国国内建立地下印刷所来翻印报纸。这一任务又落到代办员的肩上了。他们不畏艰苦,在巴库、基什涅夫、科诺托巴、西伯利亚等地相继建起了地下印刷所。

《火星报》的经费异常困难,急需代办员筹集出版活动经费。

艰苦繁重的工作锻炼了代办员,考验了代办员。正是在艰苦的革命工作中,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仅把闲暇的夜晚贡献出来,而且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伊凡.巴布什金是代办员中最突出的一个。根据列宁的指示,他到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斗争最尖锐的彼得堡工作,参加火星派地方组织,在革命活动的一切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艰苦斗争中,巴布什金把莫斯科附近几个大工业区工人写的几百篇通讯转交给《火星报》,并和其他同志一起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把莫斯科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全俄政治报的周围。巴布什金自己也给报纸写通讯,写政论文章。他写的《替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说两句话》是一篇非常出色的答辨文章。列宁谈起巴布什金时说:在他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未感觉到工人通讯稿稿源不足。翻阅一下最初二十号的《火星报》就能看到,寄白舒雅、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奥列哈沃——祖也沃和俄国中部其他地区的通讯,几乎全邵都经过致力于建立《火星报》和工人之间最密切的联系的巴布什金之手。除巴布什金外,还有巴乌曼、加里宁、克尔日然诺夫斯基,克策霍越里,乌里扬诺夫、乌里扬诺娃等人都是《火星报》的优秀代办员。巴乌曼身为知识分子,但把自己的一生和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克策霍越里勇敢而机智地完成了许多重大委托,在巴库建立了第一个以“尼娜“为代号的地下印刷所。1903年8月17日,他不幸被狱卒杀害于牢房。代办员们在完成报纸组织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争取和建设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为建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把“俄国翻转过来”的党的基本核心。

由于《火星报》在理论、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和代办员所进行的实际组织工作,使一个接一个的地方组织改变了对“经济派”的态度,转到《火星报》方面来。关于承认《火星报》领导的声明纷纷寄到编辑部,登在报纸上,这就为团结各地方组织成为统一的政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制定党纲党章 筹备召开二大

《火星报》从创刊到1903年10月,发表了三百多篇论党的工作问题的文章,一切宣传都围绕着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进行。从创刊号起,报上就辟有《党的生活》栏,集中报道和阐述各地党组织的生活和工作。这期间,该栏发表了一百多篇专门讨论党的组织建设的文章。《火星报》努力阐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建设党。
制定党纲是《火星报》的重要工作之一。围绕着制定党纲,编辑部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列宁一向重视这项工作,早在彼得堡狱中和西伯利亚流放地就先后两次起草党纲,并分送给“劳动解放社”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1901年整个一年,列宁把制定党纲作为编辑部的中心工作来进行。在制定党纲草案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严厉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因为它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一些重要问题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含糊其词。列宁对普列汉法夫起草的第一个、第二个党纲草案都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统治”这种合乎改良主义要求的条文。列宁还坚持在纲领中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火星报》编辑部就党纲草案争论很久,每句话每个词都经过仔细的证论和推敲。当时《火星报》编辑部起着中央领导机关的作用,不仅是党的思想中心,也是党的组织中心。党纲卓案是党的政治纲领,对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关系极大,所以列宁坚持党纲必需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1902年6月,党纲草案用《火星报》的名义在报上发表。编辑部强调“党纲应当代表党的集体思想”,希望每一个委员会、小组和个人都要参加讨论,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来确定对党纲的态度。

党纲草案公布后,《火星报》发表许多论文论述党的纲领和策略基础,并刊登各地方组织对草案的反映。在报纸的宣传鼓动下,列宁的建党思想深入人心,各个委员会开始与经济派断绝关系,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继奥列哈沃——伯格罗得地方组织发表声明后,特维尔、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萨拉托夫等十九个组织连续在《火星报》上发表了声明。
1902年11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普斯科夫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代表会议上成立了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1903年7月17日至8月10日,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

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党纲。机会主义分子决定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开火,现由是国外许多社会民主党党纲上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因此也不能把这一条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机会主义者还反对反映农民要求和有关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列入党纲。斗争很激烈,结果通过了《火星报》所提出的党纲。二大通过的这个党纲,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它一直沿用到七大,八大通过了新的党纲。

二大通过了党纲,建立了党在思想上统一的基础。

大会在讨论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项条文时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结果以微弱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第一项条文⑨。大会揭露了在组织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大会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对机会主义的胜利,通过了党纲党章,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火星报》在坚决反对“经济派”的原则斗争中,在宣传党的纲领和路线的不懈努力中,把各个零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连成一气,统一了思想,划清了界限,培养了骨干,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列宁通过办全俄政治报建党的计划,胜利实现了。

英明的领导人和主编

列宁是《火星报》的英明领导人和主编。他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对报纸进行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革命报纸领导人的战斗风格。

在政治思想方面,列宁坚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报纸上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批判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对专制制度政策的不彻底性,在编辑部内部,时刻注意编辑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表现。

编辑部的分歧,远在讨论办报方针、编辑部组成和报纸出版地点时就暴露出来了。在这些问题上,以及在编辑部的一些策略问题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截然不同。谈判进行得很困难,似乎立即要完全破裂的样子,只是由于列宁的努力,才达成了协议,“火星”没有熄灭。
意见分歧在《火星报》创办期间更加深了。普列汉诺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常常以最后决定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就要列宁有极大的毅力和胆略去克服分歧,坚持正确主张。编辑部成员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在政治上不很坚定,容易受非马克思兰义的影响,查苏里奇和阿克雪里罗得起初没有重视《火星报》,查苏里奇推崇普列汉诺夫的智慧和才华,总是跟着他走…这就更增加了领导报纸的困难。列宁不得不在编辑部内外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保证报纸有正确的方向。

列宁在处理和几个编辑的关系时,表现出他坚持原则、以工作为重、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

列宁对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它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更是尊敬异常。对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里奇也很热爱,说查苏里奇是“一个水晶般纯洁的人”。列宁和马尔托夫共同干革命多年,有很好的友谊,对他十分关切,1900年初流放期满一回到家就打听他,把他看作是创办全俄报纸工作中的亲密同志,称赞他的革命热情。列宁和这些人在私人关系上都不错,但当他们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暴露出机会主义观点时,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斗争直至分裂。当《火星报》编辑部情况变得令人不能忍受,原有编辑部人员已经无法进行工作,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加紧反对活动,分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列宁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失去自己原来领导的报纸,列宁象被解除了武装似的感到不安,但并未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坚信自己的路线正确;坚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清除机会主义;坚信只有建立革命政党,才能争取工人阶级的胜利。

《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尹娜.格尔蒙格诺夫娜.斯米多维奇,自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从流放地回来后就由她担任。克鲁普斯卡娅任秘书后,报纸的编辑和组织工作都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之下了。列宁对他的夫人说:这样做很不好意思,但为了工作,必须这么做。

作为领导人,列宁善于看到编辑部工作人员的长处,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比普列汉诺夫和查苏里奇好得多的组织者,比谁都会接见来访的人。阿克雪里罗得接见来访者,仔细向来访者打听一切;与俄国通信,熟悉秘密联系的方法。查苏里奇虽然起初对《火星报》估计不足,但报纸出版后认识到这是俄国工作的一部分。他关心从俄国来的消息,当报纸影响扩大后,用全力支持它。马尔托夫擅长词令,读书很多,消息灵通,什么事都知道,成了编辑部里不可缺少的人物,能用活泼犀利的笔法阐释列宁给他指出的论题。列宁不止一次地夸奖马尔托夫有才干、敏感,是一个典型的新闻记者。波特列索夫是列宁的主要助手之一,在印刷方面帮助了报纸。

列宁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发动工作。1902年整个冬天,编辑部都在作召开二大的准备工作。12月,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成立。组织委员会准备代表大会的联络工作,因其他编辑部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参加,全都落到列宁肩上。大会召开前,列宁长时间地和陆续到达的代表谈话,向他们询问国内情况,把大会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讲给他们听。通过会前谈话,列宁观察和了解了每个代表的政治倾向。大会进行期间,列宁主持火星报派的会议,积极参加大会工作,做报告,参加讨论,休会期间还放弃休息找代表们谈话,起草决议草案。大会所有决议几乎都是列宁起草的。大会闭幕后,列宁把决议解释给代表们听,找个别代表解释意见分歧,指示代表团回国后如何贯彻决议,鼓励他们尽可能吸收工人人党,和职业革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

《火星报》主编的工作和现在报纸主编的工作不同。列宁除对报纸方针、原则负责,修改文章,同俄国通信外,还要承担现在报纸主编不必关心、由编辑部秘书和技术编辑做的纯技术性工作。当时,直接参加办报的编辑不多,一切日常编辑工作都要由列宁处理。制定每一期计划、约稿、审稿、校对,组织出版运输,筹集经费,选择工作人员等都要过问,工作十分繁忙。

列宁是一个负全责的报纸主编。他对报纸的方针路线负责,对每篇文章、每篇通讯、每篇材料的文体、语言文字和标点负责。他在编辑报纸时特别注意报纸的思想性。他要求《火星报》编辑人员不仅有才干,而且是真正的革命家。他认为由一贯坚持原则的人参加办报,才能保证报纸有思想性。

《火星报》每月发版一次,而政治事件发展很快,这就有落后于生活、落后于斗争的危险。单调和迟缓是和报纸工作不相容的。列宁要求《火星报》能广泛而迅速地反映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和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列宁认为必须注意选题的迫切性和广泛性。当时《火星报》是实际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因此使报纸选题计划同俄国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从实际出发为党制定最基本的策略方针就很重要。同时,由于各个地方组织涣散,报纸选题的广泛性可以帮助读者摆脱地方问题的狭小圈子,提高觉悟,扩大视野。《火星报》在列宁的精心编辑下,经常保持下列专栏:《我们社会生活的通讯》、《工人运动记事和工厂来信》、《国际述评》、《党的通讯》、《革命斗争记事》、《农村通讯》、《信箱》、《编辑部的话》、《声明》。报纸广泛反映社会生活和斗争,不放松任何一个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事实和事件。《火星报》选题的广泛性,成了当时俄国报刊中新的极其重要的现象。

与通讯员、作者保持密切联系,是使选题具有迫切性和广泛性的必要条件。列宁在《火星报》出版声明中,号召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觉悟工人以及被政治制度压迫的人都来参加报纸工作。编辑部用个别通信和《信箱》的形式和通讯员、代办员联系,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每当收到一篇从国内寄来的能显示工人运动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工人通讯的时候,列宁就长时间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激动得晚上不能入睡。

列宁认真修改工人通讯,对某些编辑以知识分子腔调删改、使原作失去光彩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所有的文章都用一个模子来套,生动的通讯被改成官样文章,材料就失去趣味了。他多次批评一些编辑随意删改工人作者稿件的做法。

列宁的英明领导保证了《火星报》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为以后的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378页。
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2页。
③《列宁全集》第4卷,第195页。
④《列宁全集》第5卷,第6-7页。
⑤《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⑥《火星报》第19期。
⑦《列宁全集》第5卷,第页283页。
⑧《列宁全集》第5卷,第9页。
⑨马尔托夫把党看成是一种组织上没有定形的东西。他主张各个成员自行列名入党,不必参加党内任何一个组织,不必服从党的纪律。

来源:《列宁与新闻事业》

作者:赵永福 傅显明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31])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32],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33]。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 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34]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请你们不要贬低革命先锋队的任务,不要忘记我们必须以我们有组织的主动性来支持这个先锋队。少说些发展工人主动性的空话(工人表现出无穷无尽的、你们所看不见的革命主动性!),多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的尾巴主义腐蚀不开展的工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