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注：这是之前偶然保存下来的由voy翻译的文章，里面系统讲述了当时西欧党乃至整个第三国际内部的右倾错误路线以及革命路线的稚嫩性，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应该注意，美革共于世纪交接之际完全转向修正主义路线，而在那之前美革共在rim中就已经与一部分党沆瀣一气充当黑线，本篇文章也反映了其错误观点，他们将西班牙内战失败归咎于整个共产国际的右倾倾向。诚然，在台尔曼等被捕、kpd遭受巨大打击后共产国际内部右倾路线抬头，开始鼓吹由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人民阵线策略，即无条件的联合等等。但西班牙内战的失败问题上仍然要坚持内因论的正确观点，即主要问题在于西共未能探索出并奉行正确的革命路线。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已经指出正确路线，此处不再赘述。
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
美国革命共产党
1981年6月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制
目 录
第一章 介绍（3-7）
第二章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内战的预演（7-10）
第三章 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和世界危机 （ 10-15 ）
第四章 势力集结 （ 15-24 ）
第五章 谁都能分得一杯羹（24-31）
第六章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 （ 31-44 ）
第七章 军事路线与 政策（44-54）
第八章 国际旅、共产国际和共和 国 的终结（ 54-59 ）
第九章 总结（59-64）
注释（64-68）
图：西班牙地图
“坦率的说，西班牙毁掉了这个国家和世界重大的革命性进步的可能……”
第一章 介绍
“在安托查的马德里火车站附近活动的人们可以听到乌谢拉区（Usera）和卡拉班切区（Carabanchel）的低洼处的枪声，看到天空中的闪光。大学生维多利亚·罗曼看到年幼的孩子们开始将鹅卵石拖到男人和女人正在设置路障的地方。 她原本应该离开这个城市，但现在她不能走。
“‘我留下来了，’我告诉那些希望我陪伴孩子们的疏散人员，我一直在照顾勒旺（Levant）。‘没有人能在此时离开马德里，’我告诉他们。
“佛朗哥的军队几乎到达了城市的近郊区。‘去前线，五分钱，’电车售票员开始喊道，因为你现在可以乘坐有轨电车到前线。画家兼海报设计师何塞·巴达萨诺这样描述有轨电车的离开——这里满是理发师，他们甚至没有时间脱掉白色工作服，还在拿着梳子……”[1]
1936年7月，西班牙社会爆发了强大的社会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开始不可逆转地把世界推向最大的帝国主义内部冲突。
7月18日和随后的几天，西班牙军队开始了推翻共和国的行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不久后将成为其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共和国现在由一个赢得最近议会选举的人民阵线联盟运转。在几乎所有西班牙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积极支持以及英国的准许下，为了迅速在首都马德里集结，佛朗哥的军队在西班牙的八个战略军事区域进行了攻击。它（这轮攻势）并没有那么成功。相反，这种加强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在整个前二战时期引发了席卷欧洲的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热潮。在西班牙最保守和社会落后的地区——纳瓦拉——群众涌上街道，夺取武器并组建民兵，包围并击败了许多佛朗哥军队，也粉碎了统治阶级挽救十年来一直摇摇欲坠的反动秩序的企图。
工人、小农和农村劳动群众开始活跃起来，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最基本的基础。 象征性的是对天主教会的自发和极其普遍的反抗，由于大资本家和地主因为弗朗哥路线的安全而逃亡，天主教会是遗留在共和国领土上的旧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言人之一。西班牙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象征。它占有超过15％的可耕地，拥有大量的银行资本和其他金融企业。作为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遗产和统治阶级持续寄生的标志，西班牙教会拥有的35000名牧师，2万名僧侣和修士以及6万名修女——在2400万人口中——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个主要政治压迫道具，特别是在农村。
教会阶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以更多直接的方式支持佛朗哥。在弗朗哥的军队被共和国的军队围困的特鲁埃尔，主教以赐福为名，扣押镇上的妇女和儿童为人质，以保证法西斯分子的安全。主教被捕后，人们要求他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回答道：“没有人能让自己轻易地失败。”在内战初始的几个月里，教堂被数百人烧毁，欢笑的人群在灰烬中跳舞。跳舞的不仅是最遭受教会剥削的、憎恨教会的人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厌恶教会对教育事业的反教育控制的教师）为教会的焚烧而欢呼，尽管一些较富裕分子表示震惊。
逃向佛朗哥控制区域以寻求安全的资本家们所留下的工厂和农田被接管。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合作社和快速组建的民兵在社会中日益稳固，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在这里，在西班牙最工业化的城市，来自“文明”欧洲的游客觉得他们已经降落在另一个世界：咖啡馆、街角和手推车随着工人之间激烈的政治辩论而震动。现在工人们掌握一切的感觉非常强烈，每个阶级的人都穿着工作服。即使是留下的金融家也把自己描述为“银行工人”。
只有在西班牙的摩洛哥殖民地，将军才能巩固一支由外籍军团的雇佣军和摩洛哥军队组成的可靠力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的参与并非是必然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将这些部队从摩洛哥经直布罗陀海峡，空运至西班牙南部城市。这些部队打算从那里横冲至马德里。
在3个月的进军中，弗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突破了共和国部队的抵抗，解救了了很多被围困的驻军。但是在11月7日，他们终于止步于马德里的郊区。在那里，由各政党和工会仓促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其他群众，在大学城的楼与楼之间、楼层与楼层间和横穿整个城市西郊的战壕中，与弗朗哥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并阻止他们进军。第二天，共和国的民兵和妇女加入了第一国际纵队。这支部队由来自世界各地具有革命思想的志愿者组成的，以协助共和国，维持战线。从此时开始，西班牙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对立的政权，他们之间的内战持续了三年。组织对共和国的支持成为了共产国际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不久，这项主要工作变成了在内战中领导共和国军队。
“现在这条线被摧毁了，我们和法西斯分子之间除了令人厌烦的战争和疲惫的人群，什么都没有……我看到另一个爱尔兰社会主义志愿军的同志，乔克·坎宁安，聚集了一小群人，我们赶忙加入其中……我们身后的人群默默地前进……我想起过去我们在爱尔兰举行被禁止的示威游行的恶作剧。我猛地抬起头，‘枪炮之子，高歌起来！’起初颤抖，然后更加响亮，这首歌从队伍中响起——《国际歌》在破败的乡村中飘扬。
“在我们接近前线的路上；撤下来的散兵惊愕地停了下来，然后转身加入我们，欢呼，继续歌唱。我回头看，跟在后面的是由举起的拳头组成的森林，多么粗犷的队伍！‘曼努埃尔，西班牙语中的向前怎么发音？’‘阿德兰特！’他大喊道。‘阿德兰特！’我们用六种外国口音喊道。”[2]
佛朗哥军队在1939年3月的胜利不仅标志着三年内战的结束，而且标志着西班牙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十年顽强奋斗的阶级斗争落潮。然而，内战见证了革命精神的逐渐消失。当佛朗哥的军队再次发起进攻并最终在战争结束时占领马德里时，共和国所依赖的专业军队在其将军的叛国和失败主义中崩溃了。曾经依靠武装的英雄主义拯救了这个城市的平民群众现在默默地观望着。十年的革命斗争既没有导向革命，也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相反，正如西班牙人所言，葡萄酒变酸了。在积累了所有丰富的经验之后，西班牙无产阶级没有了革命的知识和组织。尽管群众在战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事实上，即使共和国以某种方式击败了佛朗哥的军队，无产阶级最终还是会在战争中受到挫败：在军事失败之前，革命的领导——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PCE）就在政治上投降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
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对当时世界正在走向的那种历史转折的完全错误且灾难性的观点。正如鲍勃·阿瓦基安[3]在1979年向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其中一段引人注目地讨论了西班牙：“问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日益尖锐，使许多国家的革命所需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或逐渐成熟，甚至包括帝国主义列强本身。而恰恰是这种矛盾提供了跳出资本主义循环的方法，也预示了即将世界大战的迫切前景——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国家极有可能面临帝国主义势力的全面攻击。这就提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与协助，支持和加速其他国家革命斗争之间的矛盾。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不太好说。总的来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压倒性的倾向是将一切都用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4]
直言不讳地说，为了保卫——国与国之间——苏联已经牺牲了在西班牙和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革命性进步的可能性。苏联领导层在战略上呼吁与英法集团结盟以对抗德国。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被允许危及结盟的可能性，就像苏联支持的在西班牙（英国的初级合伙人）的革命那样。此外，共产国际的这种分析恰逢投降主义者们看到西共的自我发展，即西班牙和该党的群众，特别是在法西斯势力入侵之后，他们真的只能希望来自“民主”帝国主义者的干预，即英国和法国的大规模援助。
世界各地的许多革命者早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革命性的进程。但另一方面，西班牙统治阶级对群众的军事行动，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干预，无疑为西班牙无产阶级制造了困难局面；此外，世界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危险。还有其他可能的路线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西班牙内战的总结，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清晰和正确的理解，从而帮助在帝国主义战争或即将发生的战争期间为革命可能性的总问题消除阴霾和失败主义氛围。
这篇文章既不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完整明确的总结，也不是回答有关西班牙社会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遵循的道路的所有基本问题的一种尝试。相反，它是在二战前后世界革命者面临的历史转折背景下对西班牙内战的审视，并对这一转折做了更广泛的总结，是对对共产国际对这一转折的性质以及保卫苏联与推进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错误路线的考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需要任何代表共产国际的借口。我们需要的一种直率的评价，它可以在毛泽东与康生之间关于西班牙经验的讨论中找到。在讨论中，康生说（上下文主要是毛的长论，康的话可以明确表达毛的观点）：
“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不搞。”[5]
“他的脑海中仍翻涌着这一幕。欢腾的右翼分子横扫工人阶级社区；工人们没有攻击他们，也没有回击。若泽·韦尔加拉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仇恨和绝望。‘他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们输掉了战争。’”
“‘说起来容易’，共产主义学者兼政委保利诺·加西亚认为，‘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帮助佛朗哥，而英国和法国并没有帮助共和国。谁能否认这一点的重要性？但这不是唯一的答案。我们不得不追问，我们能去做什么，有什么机会我们没有抓住，有什么任务我们没有未完成……’”[6]
第二章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内战的预演
20世纪20年代末，西班牙开始深陷世界经济危机泥潭时，统治西班牙经济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向西班牙市场倾销廉价煤炭，从而转嫁他们的经济危机。西班牙以关税壁垒作为回应，英国和法国转而切断了与西班牙主要农产品的贸易。西班牙经济和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统治迅速跌入谷底。执政的军政府倒台后不久，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退位了，他说，这是为了避免“内战的灾难”。[7]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历史上第二次宣布成立共和国。资产阶级希望把共和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拉到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行列里来，以实现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稳定。突然之间，曾经为旧君主制服务的将军和其他走狗成为了共和国的热情支持者。正如一位社会党员所说：“政权被改变是为了不去改变。”[8]
蜜月只持续了短短两年。1933年是西班牙经济大萧条时期最艰难的一年，这迫使无产阶级和贫农进行公开的、经常的武装暴动，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和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而共和政府则表现得和以往令人憎恨的君主立宪政体一样专制。
1934年10月，工人们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北部的采矿谷地发动起义，新形势达到了顶峰。这场起义是20世纪30年代初震撼西班牙的几次大小暴动中的最后一次，直接引发了长达20个月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1934年10月5日，携带自制炸药的矿工占领了萨马警察局；在米耶雷斯，100名工人包围了国民警卫队的兵营，在许多地方用老式步枪射击，让人觉得他们全副武装。在48小时内，将近70个国民警卫队哨所被工人民兵占领。在几天内，一万多名工人被动员起来，市政厅被占领，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悬挂红旗，并成立“苏维埃”管理地方事务。
与一名社会党青年成员的谈话记录显示了工人们对他们的目标的一些看法：
“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米耶雷斯以南的菲格雷多小镇，社会党青年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已经等了两个晚上的信号。10月5日凌晨2点，他在听到一辆老爷车开过来的声音后跳上了马路。那是一辆先锋车（Avance car）（奥维耶多社会党报）。伟大的矿工领袖之子安东尼奥·利亚内萨也在其中。
他握住我的手，满怀深情地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A la calle（上街）。”“到极限了？”“是的。”这意味着这是一场革命。夺取政权。社会主义的开始。正如一些人后来所说，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到共和政体最初两年的状态，而且我们继续前进了……”[9]
但是，尽管这一阶层和纵队的激进分子有这种感觉，而且很有可能也有许多工人在他们的红旗上刻上锤子和镰刀（后来成千上万人访问了苏联），领导起义的社会党左翼（PSOE）却从未打算视其为革命或者准备革命。总的来说，它准备不足，充其量只是半认真。只有在阿斯图里亚斯有很多战斗；在其他地方，一些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暴动瓦解了。发起起义的社会党和左派共和党领导人没有计划将其贯彻执行。相反，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躲在阁楼里，等着起义结束。西班牙共产党虽然当时比社会党小得多，但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会党和左翼共和党领导人从未打算夺取政权。社会党领导人J·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后来与西班牙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在描述1934年1月社会党长官最初发出的起义号召时，痛苦地阐明了这一点：
“面对反动派的威胁性侵略，以及一个无法保卫共和国的政府，左派别无选择，只能将共和国的防御掌握在自己手中，让政府和国家知道它不会容忍伪装在议会程序中的君主制或法西斯政变……如果权力交给右翼，社会党就会开始一场革命。”[10]
德尔巴约提到的“议会程序”是教会赞助的法西斯式政治组织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CEDA）进入政府，这可能会为走向法西斯主义奠定基础。但社会党和人民社会党的反应，甚至在武装斗争方面，也完全在资产阶级“施压集团”政治的范围之内。
问题不在于他们反对走向法西斯主义，当然也不在于他们的行动能够保证取得胜利，而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取得胜利，夺取政权。相反，他们将行动的目标限制在将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维持统治阶级专政的共和形式，而不是进行起义，如果不是作为一个准备夺取政权的阶级的行动，至少应该作为一个为最终夺取政权做准备的有力手段。结果当然是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努力在工人中加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而资产阶级非但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反而猛烈抨击革命运动。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总共持续了两周。工人们在这一时期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着该地区，与当地警察部队作战，并战胜了来自当地军营的军队。直到佛朗哥将军率领的军队抵达，起义才被镇压。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最近结束的针对摩洛哥人民的殖民战争中接受过反叛乱训练。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野蛮的政治镇压。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成为西班牙所有主要力量的轴心，详情如下。起义通常被称为“革命的彩排”，就像1905年俄罗斯的革命一样。但是，考虑到这句台词，这更像是背叛的彩排。在西班牙所有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浪潮中，一股新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出现了，那就是无产阶级。但是，社会党及其西班牙共产党盟友令人遗憾的领导层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未来几年，崛起的、日益激进的无产阶级将被那些自称是该党革命领袖的人拖累、灌输幻想、镇压以及背叛。作为一股可以引导所有被压迫者走向共产主义的力量，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受过阶级意识的训练，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去理解摆在它面前的充满着危险和机遇的新形势。
第三章 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和世界危机
在阿斯图里亚斯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大资产阶级所青睐的“解决方案”非常明确：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公开准备通过对群众的镇压行动来“恢复秩序”。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的领袖吉尔·罗伯斯曾拜访过希特勒，并自称为纳粹风格的“酋长”“el Jefe”（酋长）。其他身居高位的将军和君主主义者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取得联系，开始稳固意大利对计划行动的帮助。此外，从西班牙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现在似乎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恰当时机。1934年，西班牙残酷镇压了起义，囚禁了数万名起义的武装分子及其领导人。
尽管如此，这一举措（指大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还是无法完全实施。直到1936年7月，资产阶级才能够按照很久以前规划的方式行动，仅在政变前几天才巩固军队，当然，即使这样，政变也以最初的失败告终。事实上，当1934年至1936年期间的政府仔细评估社会主义者最严重的担忧——也就是说，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是政府的主要影响力——的那几个月，其特点不是统治阶级的强权，而是它的软弱，甚至是对群众运动的一些让步。例如，只有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两名领导人被处决，其他许多人被释放。
统治阶级软弱且分裂，不能单独采取果断行动。法西斯主义行动所需的“储备”不得不来自西班牙境外，来自更强大的帝国主义者。问题是，对于西班牙统治阶级来说，他们不能接受来自英国的这种帮助，因为英帝国主义的“帮助”已经对他们较弱的、多少有些不情愿的伙伴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这一弱点在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根深蒂固。十九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兴起，并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向地主贵族发起挑战。这一阶层包括一些小制造商、从殖民压迫中积累资本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与他们一起发声的知识分子。但这些力量太软弱无力，无法夺取政权，到1873年第一共和国流产时，不同的交战阶层达成了协议。地主、城市资产阶级和教会开始融合成一个统治阶级。
西班牙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强大到能够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把国家的工业发展从封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就其发展而言，它太弱小以至无法成功地在西班牙国内，而且在资本输出和划分世界方面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夺走了西班牙最重要、最赚钱的殖民地。即使在它继续坚持的那些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利益中的大部分也被西班牙的“保护者”所收获，特别是英国，他们都真正“保护”了西班牙（意味着让其他帝国主义者远离西班牙的剩余帝国），但其事实上的流氓方式迫使西班牙为这种保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西班牙拥有三组岛屿——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和“西班牙几内亚”（今赤道几内亚）海岸外的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在非洲大陆，除了后者之外，它还拥有里约德奥罗（所谓的“西班牙撒哈拉——西撒哈拉”），伊夫尼（摩洛哥地区）和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摩洛哥地区。其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维持着重要的银行业务和其他利益。 这通常与教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菲律宾。在那里，西班牙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美帝国主义者共享盛宴。
这些资产中有许多丰厚利润；但同样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国家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摩洛哥成为西班牙与英帝国主义“安排”的关键。这条狭长地带作为“友好协议”的一部分被分配给了西班牙，这是1904年安排的类似于黑帮行径的英法殖民领土的帝国主义划分。在这项协议的条款中，英国允许法国进入摩洛哥，但坚持要求西班牙立即接受位于重要的英国军事基地和直布罗陀殖民地的对面的摩洛哥区。这条路是英国通往中东和印度的主要路线的侧翼，英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这两条路线落入英国的对手法国之手。这个协议附带了秘密协议，当然包括世界范围内和西班牙国内的贸易以及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其他协议。但是，西班牙被禁止在该地区筑城防御，也就是说，在对英国施加压力时，不能利用它为自己谋取利益。西班牙也被期望去平定这块领土，而这正是西班牙统治阶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摩洛哥人对这种随意分割和破坏他们国家的行为感到愤怒。到1923年，西班牙有超过20万的军队陷于摩洛哥，并受到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民族主义军队的攻击。仅在阿努阿的一场战斗中，就有1万多名西班牙士兵被摩洛哥人歼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损失对西班牙社会的影响相当于美国200万驻军的影响。）摩洛哥士兵也袭击了法国的管区，将法国卷入了战争，之后大批西班牙军队才撤离。
在摩洛哥，可以看到西班牙资产阶级曾经跑进的死胡同。1924年，当时的西班牙军事独裁者里维拉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时，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
“我个人支持完全从非洲撤军，让阿布德·埃尔-克里姆（Abd el-Krim）接手。我们在这件事花了无数比塞塔，却从来没有从中赚过一分钱。我们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不值得拥有的领土而被杀害。但我们不能退出，因为英格兰不希望我们这么做。”[11]
当然，这有点夸张。（例如，里维拉忽略了西班牙在摩洛哥铁矿的大量持股。）西班牙的统治阶级作为帝国主义食槽里的小肥猪，无疑得到了不少好处。事实上，它变得相当臃肿，不仅金融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与金融资本挂钩，而且还有庞大教会和军队官僚机构——这是殖民时代的部分遗留——分享着战利品。
在西班牙国内，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为世界市场生产的产业，如渔业、皮革、铜、煤炭、铁矿石和船运。由于西班牙大部分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的，而且总体上不发达，因此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市场。整个工业受到了阻碍和扭曲。外国资本经常排挤西班牙人。（例如，电话/电报系统是外资拥有的，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西班牙统治阶级确实与这些外国资本有着有利可图的关系，这是其与世界金融资本联系的另一个方面。这通常采取的形式是，西班牙金融家实际上成为英国在西班牙拥有的公司的初级合伙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
“一定数量的西班牙资本家是（英国拥有的）巴斯克-阿斯图里安矿业公司的股东，以及阿尔马登采汞、培纳罗约采铁矿或里约廷托铜矿公司的股东。西班牙的部长和将军都是这些公司的董事。西班牙寡头势力和外国资本之间的勾结，保证了外国资本对半岛的主要活动实际上具有垄断地位。”[12]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统治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与英国形成了矛盾，因为西班牙统治者发现英国对西班牙的控制过于严厉，同时又依赖于他们与外国资本的财政安排和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份额”，以及他们对西班牙国家的资本和被他们控制的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个统治阶级对发展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几乎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们通过对金融的控制（反过来，外国金融的控制），扼杀了工业和全面的经济发展。
例如，干旱的西班牙农田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用于灌溉和其他改善，以提高其生产力，但这种支出在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大和更直接的利润。因此，大片的农田处于休耕状态。
居外的地主拥有的大片未耕作土地似乎在嘲笑那些因挨饿而渴望得到土地和工作的小农民和农村劳工。农业的这种停滞不前是发展工业内部市场的主要障碍。
另一个结果是，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和沙皇俄国一样，西班牙也是一个“民族的监狱”。“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和语言上都截然不同的巴斯克地区（Euskadi）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是西班牙国家内部受压迫的民族，实际上它们的经济比西班牙其他地区发达得多。特别是在巴斯克地区，有大量外国（主要是英国）投资的采矿业和造船业。在加泰罗尼亚也有大量的外国（特别是法国）投资。事实上，加泰罗尼亚几乎拥有西班牙全部工业的一半和超过一半的工人，主要集中在纺织业，有40多万工人在相对较小的工厂工作。结果是，在工业地区形成了一种“势力范围内的势力范围”，那里的资产阶级势力要么与外国资本有联系，要么或多或少独立于中央统治阶级，加剧了这些受压迫民族地区与马德里中央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这两个地区倾向于形成一种制衡力量，有利于英格兰和法国对抗马德里。那里的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共和主义的核心，重要的是，把这些地区的自治作为其中心原则之一。
在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统治阶级享受着战后的繁荣，这一繁荣席卷了所有以重新瓜分世界为战利品的强国。事实上，战争年代对西班牙统治阶级来说尤其有利，尽管他们公开亲德（出于摆脱英国“保护”的渴望，也因为德国人用某种殖民诱饵引诱他们），但仍然向各方进行了有利可图的销售。正是在这一时期，西班牙统治阶级采取行动加强其在西班牙国内的地位，从英国购买铁路，并购买外国拥有的垄断权。但这一切非但没有解决西班牙的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20世纪30年代，随着股市崩盘所预示的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矛盾开始加剧，西班牙统治者发现自己被越来越紧密地挤出了世界和国内市场。从政治上讲，国际形势——特别是新的世界大战两大阵营的日益形成——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由俄国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绝望处境所引发）都意味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农被逼到了绝境，而西班牙统治阶级只发展了一个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缓冲区”。在国际舞台上，资产阶级因它与英国的“安排”而筋疲力尽，但它争取更好地位的行动受到了英帝国主义在西班牙经济中的强大影响的反击，同时也受到了小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等受过英语教育的阶级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阶层，包括一部分工人的反对。然而，这些人都是非常“富裕”的阶层，他们非常需要西班牙统治阶级的支持，作为稳定民众的一个因素。结果，这个松散的组织——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下的左翼共和党人（left republican）代表——开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它的规模或经济实力。
由于西班牙在国际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地位，统治阶级不能做到像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样贿赂这些中间阶级的程度，再加上这些阶级和大部分无产阶级本身都集中在受压迫的民族中间，共和国作为镇压人民群众的一种形式的软弱，很明显，就西班牙统治阶级而言，共和国必须——至少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必须主要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来实现，而不是更隐蔽的策略。与此同时，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首先是试图改变西班牙的国际地位，而这只能通过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及其盟国来实现。
统治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把一切赌注押在激进的行动上，撕毁大部分现存的制度和接受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在一场政治危机中精心建立起来的，这场政治危机把人民群众拖入到政治生活和斗争中，并导致内战爆发，其规模之大，整个西方都为之震动。
许多历史学家都在寻找关于西班牙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它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或者它的“国民性格”，来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以及为什么西班牙在二战前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接近于革命。（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紧接着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生了动乱和革命，更不用说在中国爆发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发展了。） 但即使是这一时期西班牙最特别的地方——非常落后的农业，反复无常的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阶级——也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紧密相连：西班牙陷入了帝国主义的全球金融、政治和军事网络，尤其是席卷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并将其推向世界大战的危机，正如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说，“把所有这些矛盾集中在一个结里，扔到天平上，从而加速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西班牙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薄弱环节，在这个地方，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结构的巨大力量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之间的公开战争中。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被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蒙蔽了双眼，没有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没有看到这种联合为国际无产阶级开辟了革命的可能性。相反，他们只看到了困难，只看到了把失败减到最低限度的可能性，把一切都服从于保卫苏联。这一点，在西班牙以及共产国际这一阵营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地方，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机遇被简单地、罪恶地抛弃的背后原因。
第四章 势力集结
三十年代的前几年，西班牙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临界点。
某些事件就是这方面的象征，例如，1933年在卡萨斯维雅斯（Casas Viejas）村对无政府主义领导的农民和短工（bracero）起义的残酷镇压。这里的群众起义是一场规模更大的造反的一部分，他们占领了村子附近用来饲养斗牛的的肥沃土地。在共和国政府对农民和短工的猛烈报复中，国民警卫队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着，屠杀了所有住户，并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包括在工人阶级政党在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焦点，反映出反对第二共和国政府的愤怒和厌恶情绪在不断高涨。
卡萨斯维雅斯的事件表明，西班牙虽然由金融资本主导，但仍以农村社会为主，在这里土地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即使到了内战爆发时，66%的人仍住在农村。这其中包括一支庞大的、慢慢燃烧着的农业无产阶级——150万人的农忙季短工——在南部广袤的大庄园工作，其土地延伸到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拉马杜拉。这些工人靠夏天的收入仅够生存，而这样的生活使他们一年中有五六个月不得不失业。大量的人（因而）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吸引。
小农也存在于整个农村，他们的可怜的土地在每一次他们的短期租赁安排失效时都被进一步分割。只有在纳瓦雷和其他一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中产阶级才勉强维持了自己的生活——这些构成了教会和君主主义社会运动的基础。
但是，在二十世纪撼动和分裂西班牙社会的社会运动中，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先锋——在1917年2月俄国革命后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中，在反对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在20世纪20年代头三年的起义和造反中（西班牙历史学家称之为“三年布尔什维克期”）。这个阶级的人数增长得很快。到了1930年，超过26%的国民是工业工人，相比1910年翻了一倍。
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俄国革命是西班牙无产阶级中特别具有催化作用的革命因素。作为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卡特尔（Cattell）不得不承认：
“标志、术语和方法都是从俄国革命中照搬过来的，但并没有考虑西班牙共产党。对于一个没有共产党员的村庄来说，按照俄罗斯的模式反抗并建立一个苏维埃并不稀奇。他们常常举起锤子和镰刀，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而不提起西班牙共产党。同样的，俄国的电影和革命英雄主义故事吸引了大众，因此俄国小说和电影放映也很普遍。”[13]
正如卡特尔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对俄国革命的极大尊重和热情，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运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是这种自发的运动和革命情绪，也对西班牙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共和派
在1935年一个寒冷的晴朗秋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望着窗外的人群在马德里郊外的科米利亚斯镇（Comillas）平缓的山丘上无休止地流动着。超过40万人因为这次演讲聚集了起来，这是西班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会议。红旗与共和国的三色旗交织在一起，数十万人中有许多是工人。阿萨尼亚的演讲呼吁这些群众反对每个人都能看到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并团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
共和国“必须完全摧毁那些现在奴役人民的有钱阶级特权……今天的整个欧洲都是民主与其敌人之间的战场，而西班牙也不例外。你必须在有短处、有缺陷、有过失和错误的民主和恐怖的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们已做出了选择。在西班牙，人们听到关于独裁的轻浮和虚荣的言论。我们发现它是令人厌恶的，不仅是因为教义，而且是因为经验和良好的判断力……”[14]
臭名昭著的傲慢的阿萨尼亚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后被判入狱——尽管他刻意与起义保持了距离。（尽管如此，政府在监禁他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不理智的行为——虽然阿萨尼亚也曾表示，如果起义成功他将有可能参加总统竞选。）阿萨尼亚在第二共和国担任总统头两年、在最近三个“左翼共和党”政党的合并中担任领袖，已成为了西班牙学习英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杰出象征。
共和派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团体。他们的经济核心可以在这个国家的小实业家身上找到，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把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加泰罗尼亚人，看作是天然的盟友。1934年，阿萨尼亚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爱斯圭拉”（“左翼”）描述为“西班牙仅存的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巴斯克资产阶级与共和主义者有着矛盾的关系。由于与英国关系密切，它与马德里方面存在矛盾，对共和主义者自然怀有同情。但西班牙六大银行中有五家位于毕尔巴鄂，这反映出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大资产阶级的联系肯定比加泰罗尼亚人更加紧密。）
与小实业家结盟的是城市中不剥削小资产阶级的专业职业者、白领、文官、教师、学生等，他们的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繁荣时期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受到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压制。知识分子尤其清楚地表达了所有自称为共和主义者的群体的利益。知识分子们在马德里的阿特尼诺（Ateneo）等文学沙龙会面，敲定了一个方案，公开表达对“英式议会制度”的赞赏，表达了对工业的需求的呼声，特别是对教会进行了抨击，因为它的普遍落后和对教育和上层建筑其他的部分和控制直接阻碍了知识分子的道路。
阿特尼诺成为了共和主义运动的中心。在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传言说阿特尼诺的图书管理员在书中存放了枪支。在这里，阿萨尼亚，阿特尼诺的秘书，将一些在内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聚集在他周围。
共和主义者也倾向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来往。例如，在科米利亚斯的演讲中，阿萨尼亚认为，“西班牙的实力太弱，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冒险性扩张……”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一种警告，告诫他们不要打破自己作为英国人的初级合伙人的地位，阿萨尼亚长期以来一直持有这种立场。（事实上，阿萨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鹊起，当时他领导了大规模的游行以支持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反对统治阶级公开支持德国。）
然而，尽管与西班牙大资产阶级存在这些尖锐的矛盾，共和主义者与西班牙大资产阶级也有很多共同点。尽管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建立伴随着革命的大张旗鼓，但第二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只不过是共和党人和西班牙统治者之间的粗暴合作。这几年也可以使用列宁对克伦斯基政府同样简洁的描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 他还说了其他与第二共和国也很吻合（的话）：“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国家]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15]
第二共和国的头几年只不过是这样试图“降服”共和主义者的企图，以把他们当作对付群众的缓冲器。但到了1935年，随着危机撕裂了社会上所有的实际矛盾，这一安排破裂了。蜜月结束了；阿萨尼亚在科米利亚斯的演讲是战斗的宣言。
从他们的历史可以看出，共和主义者反对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但他们也反对与现有秩序进行革命性的决裂。当在科米利亚斯的演讲结束时，成千上万欢呼的人群举起紧握的拳头，以示革命的敬礼，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象征。阿萨尼亚注视着，拒绝回礼，转身离开了讲台。
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与共和派崛起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党，该党在世纪之交在马德里的印刷工人和其他熟练工人中诞生。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有着相似的长期的机会主义历史：为了他们所代表的人在社会中争取一席之地，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斗争……而且只要利基市场出现（利基市场是在较大的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就会开放合作。以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为例，他后来成为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起义计划中的主要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独裁时期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在第二共和国早期担任劳工部长。
社会党与共和主义的政治联系在党内官僚机构中卡瓦列罗的传统对手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在巴斯克银行家奥拉西奥·埃切维里亚的赞助下，普列托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上升。然而，这两位政治家的社会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商业风格的普列托不同，卡瓦列罗代表了该党的工会基础，这一工会基础在马德里和西班牙中部地区最为强大。卡瓦列罗自己的职业生涯将是煽动者；随着与共和派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少，同时一直在与更激进的新北方联盟（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联盟）进行竞争，拉戈·卡瓦列罗被迫这样做，并确实维持了自己的社会基础。
1934年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标志着社会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过去的18个月里，该党的党员人数翻了两番，其中近一半是贫中雇佣农民联合会的成员。尽管如此，社会党人仍然主要代表阶层相对较高的工人，甚至比以前更多地代表小资产阶级，但这些群体已被1933年可怕的危机压垮，并对第二共和国的残酷镇压政策不再抱有幻想。简而言之，社会党及其基础已经变得激进。他们愿意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但目的仍然是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社会党人开始吸引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他们对共产国际有公开的崇敬之情。他们主张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是与西班牙共产党（PCE）的合并。（在此期间，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合并，两党青年团体最终于1936年初合并。）当这些势力确实合并了后，西班牙共产党将会如何“训练”它们，我们将在稍后讨论。这里的重点是，社会党人的变化反映了群众情绪的根本转变。这里发生的事情要比（如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多得多，“拉戈·卡瓦列罗在监狱里读过马克思。”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包括或多或少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Federacion Anarquista Iberica）和它所领导的更具有工团主义的工会（全国劳工联合会，the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在1934年10月的事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因为他们的追随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动的起义（有三个主要的起义）中筋疲力尽，此外，毫无疑问，他们有自己的机会主义理由不参加1934年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尽管如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蔓延，以及社会党人的激进化和苏联的巨大声望，都是群众运动性质变化的一个重要晴雨表。
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南部的农村半无产阶级中兴起，当他们被招募到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厂时，也把它带了进来。它在这些纺织厂和其他的小工厂中蓬勃发展，这些工厂通常不到100名工人，往往只有20名左右的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渔民、伐木工人和农村劳工中也很盛行。这些条件特别有利于工厂（和农场）被工人作为自治的经济和政治单位接管和管理。正如无政府主义领袖伊萨克·普恩特所写的那样，“没有必要发明任何东西，去创造一种新的有机体系。组织未来社会经济生活所围绕的组织核心已经存在于当今社会；行会和自由市场……”[16]
这一学说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更接近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认为没有必要改造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抛弃阶级和阶级差异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不如说是主张一个工厂接着一个工厂、一个农场接着一个农场进行“解放”，工人和农民将通过（合作）自己创业来“解放”自己。
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有许多可批评之处，但无可争辩的是，他们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更多地挑战群众，比社会党人的毛绒衬衫工会主义和即将出现的共产党“可敬的反法西斯主义”要叛逆得多。为什么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不会被理想所吸引，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杜鲁蒂在接受加拿大记者范·帕森采访时所表达的，比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更具革命性的声明那样：
“范·帕森：如果你们[无政府主义计划]取得胜利，你们将坐在一堆废墟上。”
“杜鲁蒂：我们一直住在贫民窟和墙上的洞里。我们会知道适应一段时间的。你也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也可以建设。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美国和世界各地建造了这些宫殿和城市。我们工人，可以建造其他的来取代它们的位置。我们一点也不怕废墟。我们将会继承地球。这一点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可能在它离开历史舞台之前就把它的世界炸得粉碎。而我们的心中承载着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正在成长，就在现在。”[17]
没有什么比列宁的训诫更能让人想起的了：“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18]
然而，问题在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而且大体上反对马列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成为了包括社会党人的各种改良主义走狗的尾巴，它的成员从“左”的方面批判西班牙共产党，但其方式集中在战术上，而忘记了政治权力。
长枪党和 重现瓜分世界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世界的瓜分成为一个问题，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不顾一切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西班牙在寻求这样的重新瓜分的同时，也成为更强大的掠食者野心的一部分。
对于各大强国来说，在西班牙的影响力是能够统治欧洲的关键。在西班牙的一席之地将使对立的两大集团都能从对方的侧翼反攻。德国将能够包围法国，而英国将保留西班牙与地中海的联系。
除了如此重要的战略角色外，西班牙和西班牙殖民地还为各大强国提供了其他优势。伊比利亚半岛和各殖民地在四个地方都面对着大西洋的贸易路线，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直布罗陀通道。此外，德国视西班牙为重返非洲的可能垫脚石（事实上，战前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渗透主要集中在西班牙的摩洛哥，而不是半岛本身）。最后，当然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出产的优质铁矿石，它会以低廉的价格方便地进入欧洲的工业。
从西班牙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样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开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1932年，在圣胡尔霍将军未遂政变之后，西班牙军方已经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进行了接触，而从那时起，这种联系逐步加强。阿尔丰西（Alphonsine）和卡列斯特（Carlist）两党的君主主义者都访问了意大利；这些政党的准军事部队甚至在意大利接受训练。对西班牙资产阶级来说，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与意大利的联系是“出路”。意大利可以提供军事力量和可靠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西班牙统治者所不具备的，但却是镇压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可能会成为撬开甚至打破英帝国主义控制的撬棒。此外，其有理由希望，一场新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尤其是英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美国）的战败——可能意味着西班牙能够实现现在被剥夺的势力范围和资本积累机会。
在内战期间与意大利建立联系并公开提出法西斯独裁形式思想的几个团体中，长枪党注定要成为佛朗哥统治下的主要政党。该组织成立于1933年，由西班牙工业中央办公室主席胡安·马奇资助，当然还与资产阶级有其他重要的联系，这一点从其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身上可以看出，他是20世纪20年代转向军事独裁者的资产阶级儿子。1936年2月的选举中，教会赞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EDA）惨败，随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都涌向了长枪党。
当时，长枪党的计划比西班牙统治阶级的大多数团体都要超前，但尽管如此，它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恢复秩序”、“根除马克思主义”，以及实现所谓的西班牙“帝国意志”。其他更稳固的势力不愿意做的事情，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不愿意做的，长枪党却全心全意地做了：它与英国帝国主义者较量，谴责当前的世界瓜分，以及西班牙在世界中的地位。它的计划要求建立“Hispanidad”，一个帝国主义的“统一西班牙”，从拉丁美洲一直延伸到菲律宾。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西班牙统治者长期以来在前殖民地保留着重要的利益，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文化联系。但现在，长枪党提议抓住世界局势的结合点，在筹码上大捞一笔。
西班牙共产党
阿斯图里亚斯叛乱也为西班牙共产党（PCE）的崛起和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西班牙共产党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而且在路线上很不稳定。但是从党在叛乱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开始，在随后的动乱和斗争中，西班牙共产党不断扩大，直到战争期间，它成为了共和国进程中唯一最为重要的影响力。
党成立于1921年，是一个大约有1万名青年革命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中分离出来的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它经历了一段实际的非法时期，在此期间，它的人数减少到了大约800人。1931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明了至少到1933年年底为止党的路线：它将通过争取无产阶级直接斗争的组织领导，“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这些斗争，特别是经济斗争，将直接导致推翻“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9]
总的来说，当时党内有一定的革命潜力，如1927年在卡塔赫纳发生的由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西班牙共产党干部领导的水兵起义。然而，尽管西班牙共产党没有跟上的早期路线上的许多变化和矛盾，但可以说，西班牙共产党很早就陷入了“左”的经济主义的泥潭，尾随着群众争取改革和反对镇压激烈的斗争，希望由此能带来革命。与当时的大多数共产国际政党一样，西班牙共产党看到了一条通往革命的真正的梦想之路：随着危机的结束，“数百万人将自动觉醒，并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幻想”，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将西班牙共产党视为他们当前斗争的领导者，所有其他力量很快就会公开反对民众，并彻底暴露出来。对资产阶级来说，跳起了快步舞——危机会把它沿着直线推下去。
到1935年，当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农民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赢得了社会基础时，当社会党人的人数激增时，当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挑战马德里和其他地方“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核心时（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大本营加泰罗尼亚失去了很多支持），阿萨尼亚能够在科米利亚斯动员近50万人，对这种机械而狭隘的思维方式是多么令人震惊啊! 西班牙共产党似乎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国际“储备”——它有能力，也有必要到国外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以支持自己的统治。
问题不在于西班牙共产党的规模之小和相对孤立决定了它的命运。在西班牙引起轰动的世界大事的迅速发展，很快为一个以革命路线为指导的政党在西班牙的未来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深刻影响世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尽管他们被经济主义削弱得如此之弱，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转变成一个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的政党，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已经积累了将其推向错误的方向的强大惯性。但是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就像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共产国际政党一样，随着“左倾”经济主义路线不会导致革命变得越来越明显，被放弃的是革命的目标，虽然革命并没有从党的纲领中消失，但至少被扔进了不确定和无意义的未来。
如果说西班牙已经准备好撤退的话，那么退一步的号令就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吹响了，虽然它是在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但它巩固并宣布了共产国际领导层早些时候制定的路线。
这条路线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很深远的，而且是非常糟糕的。如本刊其他部分所载的美革共文件所述：
“特别是随着法西斯独裁形式的崛起（1933年），德国共产党被彻底击败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层中出现了强烈的防御和失败主义倾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特别是对苏联的进攻，公开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右倾变得占据主导地位——促进了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一切服从于对苏联的防御等，其程度比以前更大了……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1935年），以及这条路线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知道，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列宁主义关于“保卫祖国”的立场的根本否定。这整个路线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1935年6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西班牙共产党要求在一个不温不火的五点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人民阵线联盟（甚至不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以前提出的更具革命性的民主要求，如摩洛哥独立和土地革命），它被设计为对共和派和英法帝国主义来说可接受的。正当西班牙的阶级斗争接近沸点时，西班牙共产党决定以抗击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名义成立一个选举党。
第五章 谁都能分得一杯羹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局势不利于革命进攻，而只有利于仅仅“阻止法西斯潮流”。这一路线不是偶然产生的。斗争的大潮即将席卷西班牙，并将余波传达整个世界。1935年底，右翼各势力闹翻了，这导致西班牙国会的解散，以及新选举的举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选举特别自信，完全地期望着能稳固它的基础，成为反动派不容置辩的中心。
在人民群众的政党团体方面，一个面向选举的人民阵线形成了，包括了几个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党、代表加泰罗尼亚工业家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党、社会党人、共产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半托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代表大资产阶级与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其它共和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联盟和巴斯克的分离主义与自治主义政党形成了一个中心。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尽管没有官方地表明其选择，但他们也支持了人民阵线。这一联盟的纲领基本上完全是共和派长期以来的要求：小规模的工业和土地改革（不包括再分配），教育模式，采取措施振兴工业。它也包含了人民群众热情支持的要求：释放阿斯图里亚斯的政治犯。
当1936年2月16日的选举临近，数百万人投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并支持人民阵线。而遭到动摇的右翼联盟以不大的差距败选。然而，选举结果仅仅是个开始。如同事实证明的那样，共和派的纲领比人民群众的情绪保守的多，群众立刻开始利用起选举胜利提供的机会。就在第二天，大批人群来到巴伦西亚的监狱，强迫释放了那里的政治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小城奥维耶多和西班牙的许多其他地方，群众的要求在任何法律通过之前就已付诸实践了。
贫农和农忙季短工席卷了很多大地产，强行占用了它们。这些asentamientos（译注，西班牙语，意为定居点）——合作耕种的没收土地——开始出现在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但很快蔓延到全国其它地方。
罢工也增加了，其中包括许多反法西斯的政治性罢工。在几天内，罢工者就达到了450000之多。
与之同时到来的是发生在每个街道、每个城市的政治辩论、斗争和群众集会。一个资产阶级的观察家说：“有几万个这样的集会，而工人向宣布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并号召他们像俄国工人那样做的演讲者热情鼓掌。”[20]五月一日，19000名青年社会党人穿着制服在马德里街头游行，喊着号召“红军”和“工人政权”的口号。
西共的影响虽然仍相对较小但在迅速增长，此时西共已经站到了斗争的前列。人民群众，就像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所说的那样，“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而是革命的途径，占领土地和城市机关，将它交到共产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手中。”[21]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其他共产主义代表在国会中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把土地交给贫农（当然，这只是把已经发生的分地行为合法化）。
西班牙共产党目前的道路是特殊的。它还不像日后一样是对事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力，苏联的利益也还没有直接参于进来。它用某些方式支持人民群众暴风骤雨般的斗争，但同时，它也开始了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某些“反法西斯”元素的漫长蜜月，特别是与阿萨尼亚身边的团体。
军方的政变计划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右翼报纸和政治家不断地暗示和威胁着，政变的计划正在进行。当前掌权的阿萨尼亚集团推动着与法西斯将军纠集的部队达成协议。事实上，胡安·马里沙尔（Juan Marichal）——阿萨尼亚著作的编纂者承认，应对军事行动的准备“在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苦闷的心中并没有极左派的态度和行动那么重要”。[22]阿萨尼亚在对吉尔·罗勃勒斯的私人谈话中写道，他告诉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你的朋友应该给我一点自信的空间，他们不应该给我找麻烦，我在另一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23]
阿萨尼亚采取了一些行动，这被认为是要缚住政变分子的手脚。弗朗哥被派往加那利群岛（然而，他在那里轻而易举地建立了对他的主要支持者——摩洛哥人为主的非洲军团的安全而便捷的指挥）。戈代德将军被派往巴利阿里群岛（他在那里最终指挥了加泰罗尼亚的部队），而莫拉将军被送往潘普洛纳（那里是君主派支持者的基地,并且跨过瓜达拉马山脉，正对面就是马德里。）
正如一个右翼历史学家嘲笑的那样，政府自认为它拥有”从上面对军队的控制，最有效的方法是基于军队中的等级纪律的运作。”[24]尽管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如此地幻想和自我欺骗，但它并没能实现这种控制。
将军们的行动
在七月初，统治阶级的各派系停止了他们已经长得足够达成一个行动方案的互相暗害。长枪党和君主派的骨干制造了大量的爆炸和暗杀，试图让局面“失稳”，并且激起群众对 “法律和秩序”的渴望。
到目前为止，群众运动正被共和派和左派的组织者限制着，工会和每个主要政党都创建了民兵，其中组织最完善、发展最迅速的是西共的（金托）第五团。卡瓦列罗的社会党报纸《澄清》打出了巨幅头条：”武器！武器！武器！” 作为群众对武装的呼唤。但这是共和派不会去做的，就像他们中的一个所说的：武器在群众的手中将会“孕育无法想象的政治危险”[25]
群众跃跃欲试，但这些政策迫使他们转为防御，等待资产阶级下命令让他们行动。7月17日，弗朗哥做出计划，乘一架英国领事驾驶的飞机逃出他在拉斯帕尔马斯的流放地。18日，梅利利亚的摩洛哥驻军发动了进攻；同时，弗朗哥在法属摩洛哥降落，并发言：“军方已决定在西班牙重建秩序……”
从全国各地的兵营，并且经常在与“共和派”市长和当地政客早有预谋的合作下，军队开向工会和政党的总部、工人阶级的棚户区、市政厅和其他战略要点。在每个城市，有时多达数十万的人群，走上街头要求武器。最终，一些武器被分发给了人民，而另一些人则挖出1934年起义失败后埋起来的枪支。但是无论有没有武器，只要在群众大量走上街头，采取攻势的地方，法西斯的部队就很快发现他们被切断和瘫痪了。在巴塞罗那，几十万人与军队做着悬殊的搏斗，一排人倒下了，后面一排很快又顶上去。在马德里，士兵在蒙塔尼亚的兵营被逮捕和处决了。
将军们本指望使用最少的部队采取迅速的暴力行动。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有时陷入犹豫——他们被反动的政府官员的“官方的支持”承诺所愚弄，或者被武力展示所吓倒，或者犹豫不决时只是尾随在共和派官员之后……但只要在人民群众蔑视“资产阶级法权”的地方，他们就立即开展行动，把军队粉碎在兵营中。
（原文此处有张图）
主教们和弗朗哥的将军们陶醉在互相的致意和祝福中。西班牙的军队和教会——都有着大批冗官冗员——是统治阶级的两个主要支柱。
在法西斯派往西班牙各地区的八个师中，有三个被分配了进攻和镇压首都的重要任务。当这些计划被群众奋起粉碎，他们能指望的只有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占领军，所谓的非洲军，按计划他们将在南部港口登陆，一路向北打到首都。然而，西巴亚的水手，绝大多数都有工人阶级背景，深受民间工人阶级暴动的鼓舞。当马德里海军部通讯中心的一个报务员发现了军官的计划，他给所有船只的无线电人员发了电报，这让一切都乱了套。船上军械库的保管人员夺取了武器，把他们发给了水手。军官们与船员之间爆发了血腥的战斗。7月20日下午5时，战舰海梅一世号向“解放了的”通讯中心发出电报：
“我们遭遇了船上司令和军官们的顽固抵抗，并迫使他们屈服。在战斗中打死了一个上校和一个中尉……紧急请求指示如何处理尸体” [26]
反抗者为共和国夺取了几乎所有的舰队，把将军们在摩洛哥仅有的可靠和稳固的力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西班牙隔绝开来。几千人的部队已经乘坐意大利和德国的飞机越过海峡，这是这些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干涉。舰队里的起义者给弗朗哥的部队建立了决定性的障碍。
政变的阴谋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主要的人口中心、工业区、最富有的农田都在人民手中；政治上来说，这个国家分裂了，很大程度上等待着各方势力的攫取——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将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合流，各个政党的力量在各地区都各不相同。
马德里的人民战争
马德里成为了非洲军团和共和国的第一个交锋地。许诺给将军们的德国援助取决于首都的陷落；共和派，也确定了他们的“英国战略”，相信别的欧洲“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会来帮助他们，只要能坚守住马德里。从纯粹技术性的角度，马德里是极重要的公路、铁路和通讯中心，也是许多军事物资的主要储存地。
部队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在马德里卫戍的正规军，许多还是忠于共和国的，被派往瓜达拉马的通道防御莫拉；其他的部队被从巴达霍斯和莫西亚召来。在民兵方面，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被用于防御。每个镇都组建了部队，但是他们的行动没有总体计划。他们勇敢战斗，但是一再地被外籍军团迂回，包抄和歼灭。民兵沿着公路防御性地聚集起来，有利于撤退，但这样他们就陷入了炮击和被飞机扫射的危险。
11月6日，弗朗哥的一万人部队打进了马德里的外围郊区，还有同样数量的预备队正在迅速尾随而来。西班牙共产党尽管还没有作为城市中最大的政治力量开始马德里保卫战，但很快发展成为了其领导力量。事实上，如果党要在共和国中发挥任何进一步的领导作用，它就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项任务。此外，马德里将被人民战争所保护，城市外围已经面临组织完善且装备精良的法西斯军队，它除了一百万居民的抵抗意志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以拉戈·卡瓦列罗为首的政府部长们，几天前就撤离了，他们把米亚哈将军指派为“防御军的司令”。政府“人民部长”的首要成员匆匆地在清早离开，以“避免留下逃跑的印象”。然而，他们还没跑到塔兰孔郊区，就被愤怒的无政府主义“玫瑰纵队”（Rosal Column）截住，威胁说要以逃兵的罪名处死他们，他们急忙赶回城里去了。当天晚上，他们乘飞机离开了。
此时，政府煞有介事地命名的“防御军”只存在于卡瓦列罗的脑海里。米亚哈给政府官员，包括那些负责军用库存和人员的官员的电话，基本上没人答复，其他的只是笑着给米亚哈打了个招呼就挂断了。米亚哈陷入绝望；他知道城市里只有一万把步枪，每把枪只有十发子弹。
在陆军部，军事总指挥和六个高级顾问逃跑了。《真理报》通讯记者，米哈伊尔·科尔佐夫, 描绘了事态的糟糕场景：
“我来到陆军部……走上台阶，进入大厅。空无一人！在楼梯平台上，两个老雇员像蜡像一样坐着，穿着制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好像还在等着部长敲铃叫他们进去……一排办公室……所有的门都大开着……我走进战争部长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往下还是一排办公室——中央总参谋部及其各分支；中央前线总参谋部及其各分支；军需部门及其各分支；人事部门及其各分支。所有的门都大开着。吊顶灯亮着。桌子上都是丢弃的地图，档案，通讯，铅笔，写满笔记的便笺。空无一人！”[27]
全世界都认为弗朗哥的胜利指日可待了。温斯顿·丘吉尔预言“西班牙的混乱局面“一周内就会结束。”美国投资的马德里电话公司的经理为迎接”新政府”准备了花圈。
但米亚哈打给西共第五团的电话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复。金托第五团已发展到了至少60000人的规模。它不仅有军事部队，还有街区组织（block organization），以及全民动员组织防御和后勤工作的计划。委员们被组织起来清除第五纵队的代理人（这个词来自马德里，法西斯的四个纵队逼近马德里，而第五个纵队“在城内”）。几天之后，在战斗中，米亚哈收到卡瓦列罗的电报，要求送回遗落在首相府的银器。米亚哈回信：“我们留在马德里的还要吃饭！”
群众又一次奋起反击入侵者：至少五万男女民兵筑成了一堵人墙，工会的部队——铁道工、理发师、建筑工、一个艺术家和摄影师的营；一个运动员营；一个妇女营参加了塞戈维亚桥的苦战。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组建了工兵单位——爆破兵，在反坦克作战中表现出色。
以“打倒理智，死亡万岁”的残忍怪异的标语而臭名昭著的外籍军团的精英部队，现在发现他们被阻挡在了城市的边缘。短兵相接的血战在大学城的楼层之间展开，但民兵们不会后退（据说一个部队向指挥部询问如有必要，该撤退到哪里，回复到：“到墓里。”）
给缺乏经验的民兵造成最大伤亡的是坦克、飞机和炮兵。一开始，没有多少反坦克的武器。一个美国的报纸严肃地报道了西班牙民兵发明的新型反坦克设备“echando conjones al asunto”（字面意思就是，“将球放在行进路线上”），这就是一个又一个战士对坦克的答复。民兵有意识地模仿在马德里各处上映的苏联电影，埋伏在敌人坦克的必经之路上，让它们靠经到几英尺之内，然后扔出黄色炸药。
随着由共产国际组织的第一批国际纵队的到来，战士们学会了如何挖掘堑壕以及如何更科学地对付坦克和炮兵。国际纵队的影响让马德里人充满了斗志。巴黎公社营（主要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埃德加·安德烈营（德国人和不列颠人）、东布罗夫斯基营（波兰人）的有纪律性的干部，高唱着国际歌，举着拳头穿过街道。还有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标志：巨幅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挂满了城市，特别是马德里人在法西斯军队疯狂进攻时庆祝俄国革命的时候。此外，每分钟的战况都播送给莫斯科，用扩音器播放给聚集在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群众。
国际纵队带来的不仅是帮助——他们带来了军事训练。一方面，他们来自那些不像西班牙而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因此他们很多都是退伍士兵。也有很多人，是另一种退伍士兵：参加过1919年的匈牙利起义，或德国的巷战等等。
英国人在巴黎公社营中的小规模队伍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些英国上层学校的课程中包含一些有用的军事教育。这些人成为了珍贵的老师，但他们在带来必要的技术性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一条日后被西班牙共产党全面接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十一月的日子里，以及在之后的几场共和国击败了包围首都的企图的主要战斗中，群众在战争中展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丰富的创造力。一个共产主义工会的领导人的描述是典型的：“当他们收到第一批苏制坦克时，车组必须迅速地训练；这在苏联是一件专业的事，要花上一年。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踊跃参加。这与开出租车很像，只是你用的是两条履带而不是轮子。懂三角学的人被拉来操纵测距仪，而测距仪被拆掉了。同样的，无线电接收台也被信号旗取代。原来放电台的地方现在多放了三发炮弹。苏联顾问难以置信地看到车组只训练了四十天。他们看到出租车司机在完美的队形中操作着坦克，一副见了鬼的样子。”[28]
必须拼凑出一个军火工业来——可是在一个每天受到地毯式轰炸的城市，它能放在哪呢？一个城市工程师列出了使用尚未完成的马德里地铁隧道的计划。当许多小工厂被搬迁到这个区域时，共和国拥有了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也是最奇特的兵工厂。
前线最终在市郊稳定了下来。接下来，东南面的哈拉马峡谷战役和北部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也陷入了僵局。除了人民群众以外没有任何依靠的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最光辉的成就。但这也是这个党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领导。从此开始，如同它依赖资产阶级政策一样，西共也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战争路线。
第六章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此话简直可以作为人民阵线时期和内战期间西共的墓志铭了。
这一总结，在之前被引用过的与毛的谈话中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数不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说法——“罪恶的”西共无情地夺取了政权。结果事实是，虽然西共在与共和国中那些想向佛朗哥投降的资产阶级势力的斗争中相当无情，而且为了防止这些势力获胜，他们当然也参与了政府内部的许多争斗，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允许行事范围内进行反佛朗哥战争而已。尽管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失败了，但这种从属地位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反佛朗哥战争。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反对西班牙资产阶级和西班牙国家的主要力量的战争中，他们也在为维护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而斗争。1934年，西共在当时共产国际影响下采用的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在这条道路失败后，他们走上了政治上的 投降主义路线。与此同时，群众被资产阶级自己逼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中去了。
1964年康生的评论中似乎表达了毛泽东的观点，值得在此拓展引用：
“《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毛：这是陈独秀那一套！）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毛：没有用。）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29]
这些评论的核心并不是说西班牙必须经历一个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恰恰是适合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条件的，之后才会过渡到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显然，西班牙的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民主任务要完成，特别是与西班牙国内被压迫的民族和农村的半封建残余势力有关；但同时也必须清楚，西班牙既不是个以封建为主的国家，也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这里与当年处于落后但仍经历了民主阶段的俄罗斯有一些类似，虽然它当时不是新殖民地国家。）这里的重点是，将西共的战略制定为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夺取政权，这是根本错误的。
由于西共在西班牙没有制定一份革命计划（这与我们的目的相去甚远），所以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必须去解决。内战并不像西共宣称的那样，代表着“佛朗哥集团对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叛乱”。西共又“忘记”了与它在制定议会道路时“曾经忘记”过的一样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对人民群众的专政，这种专政虽然有时披上了议会民主的伪装，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法西斯主义者自己也生动演示了这一列宁主义的真理——当人民阵线的议会多数派和共和国本身被证实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矛盾时，他们就直接使用于陆军、海军、警察等来镇压反对派，并建立新统治方式。
换句话说，无论人民阵线的选举结果如何，即使不去考虑人民阵线的纲领只是一系列改革且毫无革命性而纯粹是民主问题——还是那句话，无论人民阵线的纲领是怎样，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军队，以及警察、法院、官僚机构等此类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再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手中依然拥有权力。
佛朗哥和其他将军在1936年6月发起的既不像西共所说的那样是“暴动”，也不是“叛变”，其实这只不过是用来给反佛朗哥武装披上某种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术语而已。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推翻国家——实际上他们是国家主要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且高效的使用这些力量。他们当然不代表一个与以前统治共和国的阶级所不同的阶级。这些法西斯主义行动事实上表明了他们其实在企图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并让西班牙在国际帝国主义关系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一旦资产阶级撑过了一段近乎瘫痪的时期，他们就发动了这场与群众革命利益的目标截然相反的内战，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战斗——内战在此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虽然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却对革命的无产阶级非常有利，因为西班牙资产阶级已经无法以共和制形式进行统治，也无法强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形式。不过，因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危机在西班牙出现了一个集中点，所有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做准备而进行的争斗，使西班牙的无产者们不可能像其他时期那样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了。虽然没人能保证西班牙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夺取政权，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本可以发动一场争取政权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不会成功（也可能会成功），但它至少会改变欧洲的政治气候并影响整个世界，也会构成一场革命的有力彩排。
西班牙工人阶级面临的中心任务和主要斗争形式是打败佛朗哥。这构成了西班牙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或子阶段，无论在佛朗哥战败后，西班牙革命还可能要经过或不经过什么其他阶段。当然，也有一些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不得不加以团结，或者中立化，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他们主要是那些传统上团结在共和国旗帜下的人。但是，即使继续高举共和国的旗帜，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佛朗哥的军队是正确的——而且在共和国至少象征着，例如，反对西班牙国家内部的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还主要代表一种“斗争中的秩序”，这里借用列宁的话，是一种临时的、有条件的军事联盟，为了坚持反对佛朗哥的国内战争，而不是一种要得到主要巩固的国家形式。
基本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及其战略盟友是否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建立社会主义，即使无产阶级在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之前不得不与更多的临时同盟分享政治权力——或无产阶级的领导层是否会试图将斗争限制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上，以防得罪被他们当作同盟的人。问题是，对于这些同盟，无产阶级是领导它们还是被它们领导，这个领导是否能团结所有可被联合起来的人向消灭剥削压迫的方向前进，将这作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国际斗争的一部分，或还是为延续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形式而战斗——它的“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已被数百万人证明是无法忍受的。
佛朗哥的“叛乱”提出了权力的问题。西共的“左派”批评家、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并没有抓住这点。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决心实行一种战时经济主义，集中力量夺取土地和工厂，建立合作社，而不考虑战争的核心问题。他们的计划要求夺取地主、资本家的财富，反对夺取政权，实际上与小业主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革命斗争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反对佛朗哥的内战，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士坚持认为，战争必须让位于“革命”——例如，不加区别地夺取“富人”的财富，不考虑谁能被争取过来参加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谁能被中立化，还有，任何军队和经济中的集中命令都是错的，而不管为了进行战争还需要什么——这些都不是革命性质的，尽管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吸引的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中普遍存在着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尽管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许多成员实际上“背叛”了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而为革命而战。
西共确实掌握了战争的中心，但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 ”。后一点，也是决定性的一点，他们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共同之处，尽管西共在这方面的计划更倾向于改革，在精神上缺乏革命性。他们不把战争看作是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孤立和消灭敌人力量的一种方法。他们的全部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战争中必须处于休息状态，战争不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而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插曲，只有在佛朗哥战败以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重新建立以后，革命斗争才能继续进行。
将毛泽东谈话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可能是西共最著名的领导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的观点进行比较：
“如果共产党试图在一个被性质如此特殊的内战分裂了的西班牙内夺取政权，并在一个迎合希特勒、准备二战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夺取政权，那只是一种罪恶的冒险主义。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在人民阵线的所有盟友都推到一边，从而为法西斯势力和国际反动势力公开干预西班牙扫清道路…在这种性质变化之前，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会平静地坐视不管……”[30]
迅速升入西共领导地位的前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这样说：
“有人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说我们在搞欺骗……然而，同志们，我们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而且是为议会民主制共和国而战……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在这个时候错误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甚至在胜利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在我们的祖国内不仅看到法西斯侵略者，而且在他们身边还会看到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们已经明确地指出，在目前的欧洲形势下，他们是不会容忍我国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31]
另一位西共领导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极其明确：
“现在工人运动的目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说我们参加战争有社会动机。我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保卫1931年4月14日建立，并于去年2月18日[通过人民阵线的选举]恢复了的民主共和国。”[32]
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西共领导层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马统工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即无产阶级应该把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作为其斗争的主要目标）用作靶子，似乎唯一的替代选项就是彻底投降并追随这些力量。即使斗争的直接 目标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对主要反动阶级的某种形式的专政），即使阶级斗争的目标必须加以调整，以便团结一切能够团结起来反对佛朗哥的人，但如此承诺“在胜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将继续是一个“民主和议会制共和国”，是把西班牙各民族和受其压迫的人民推入这个已经证明是地狱的共和国。此外，虽然西班牙的帝国主义邻国不能完全联合起来站在革命的一边，但与此同时——同为“议会和民主共和国”——的英国和法国对西班牙共和国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就完全暴露了这些政府的阶级性质；尽管饱受帝国主义利益之争的折磨，但他们显然更喜欢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当然,这样的政府不会容忍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无法容忍除了屈从于某个列强利益的，得到了完全巩固的资产阶级专政以外的任何政府——但是，无产阶级从何时起又曾被资产阶级容许的东西束缚住过!
随着世界大战的临近，帝国主义政府受到了危机的冲击，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他们的回旋余地和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储备越来越狭小。墨索里尼政府似乎是西班牙革命最强大的敌人，但仅仅几年之后，它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垮台了。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当然存在着严重的危险——但它也把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拉伸到了极限，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毛从中国革命的角度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西共和共产国际却把这种情况视为不能在西班牙进行革命的借口。
就西共的领导人而言，显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工人政党以往的历史中并非是完全陌生的：面对紧要关头带来的严重危险和巨大机遇，他们只看到了危险，并在政治上向资产阶级投降——特别是向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投降——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领导反对西班牙统治阶级的军事斗争。（我们将看到，共和国的其他势力，尤其是阿萨尼亚周围的势力，愿意直接向佛朗哥投降。） 西共的投降与共产国际在西班牙所采取的路线相吻合并受其鼓励，这条路线是从共产国际对整个事件所采取的路线上出发的。
“ 英国战略”
1936年底，在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之后，斯大林连同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给当时的共和国政府首脑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
“西班牙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与俄罗斯革命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这是由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国际形势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很有可能在西班牙，议会方式将被证明是比在俄罗斯更有效发展革命的手段……不应该拒绝共和政府领导人，相反，他们必须被吸引并向政府靠拢。最重要的 [此处强调]是确保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及其集团的支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克服犹豫。这是必要的，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把她看作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并借此避免他们的公开干预，这对共和制西班牙来说是最大的危险。”[33]
这里所说的是：革命者决不能做任何可能冒犯英国和法国的事情。斯大林并没有从一个普遍的理论角度出发，说明西班牙可能会看到第一次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他也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已经与资产阶级开战了。在原则上，他呼吁与英帝国主义有关的阿萨尼亚势力保持团结，至少在策略上保持某种团结，尤其是在战场上结成联盟，这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这一过程可能类似于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亲美的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侵略者（尽管应该记住，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主要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一场内战）。但斯大林说的远不止这些。他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斗争必须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这些必要是什么？“西班牙的敌人”的“公开干预”。撇开“西班牙的敌人”这个提法不谈（这个提法充满了大国沙文主义——毕竟，西班牙国家本身也压迫其他国家） ，他指的是西班牙的哪个敌人？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在进行干预，尽管德国干预程度较轻。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英国和法国也会干预吗？这不太可能，斯大林也不太可能是这样想的。坦率地说，这里“最大的危险”是一场苏联支持的革命或西班牙公开的革命斗争可能会给苏联通过与英国和法国结盟来保卫自己的战略带来的危险。
归根结底，斯大林的路线是，保卫苏联和世界革命是一样的，世界革命为了取得进步，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服从于保卫苏联。共产国际和苏联保卫了共和国，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害怕它，并努力摧毁它——但与此同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反对西班牙的革命。这条路线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世界形势和保卫苏联采取全面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
革命的目的要从党的鼓动中消失，要放弃群众独立的革命准备。为什么这样？“关键是寻求欧洲民主国家的合作，特别是英国的合作，” 西共在加泰罗尼亚的姐妹党秘书长胡安·科莫雷拉解释道。“在民主国家集团中，决定性的力量不是法国，而是英国。科莫雷拉还说：“党内同志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并缓和他们当前的口号。”[34]然而，事实是，西共所要求的并不是对革命斗争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而是彻底放弃革命斗争。
这一路线遵循了苏联的外交战略，即试图使俄罗斯和英法集团结盟直接对抗德国。1935年，苏联与法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纸面联盟；正如科莫雷拉所说，关键是要让英国同意这样一项协议。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计划中的联盟。它成为了西共的反动政策，通过证明西班牙共和国中没有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事物，哪怕西共在西班牙有着重要影响力，以此来使英国放弃佛朗哥。
然而，英国是在为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着想，而事实证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并不涉及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反对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对英国来说，其中牵涉到的远超它在西班牙的利益——这些利益都要让位于英国的整体利益，尤其是要为他们孤立和击败德国，这个英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的计划创造最有利条件。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最初热切地期待着佛朗哥的胜利，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德国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西班牙革命的“危险”因西共及其盟友的错误领导而减弱，丘吉尔改变了立场，说：“佛朗哥完全有权站在他这边，因为他爱他的国家。此外，佛朗哥是在保护欧洲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我，我是英国人，我更喜欢错误事业的胜利。我更希望对方获胜，因为佛朗哥可能会让英国感到不安或威胁到英国的利益，而其他人则不会。”[35] 但是尽管如此，英国仍继续奉行“不干涉”的政策，包括组织对共和国的海上封锁，防止它从国外接收武器，而佛朗哥继续接收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量武器输送和军队。为什么？因为对英国来说，它试图阻止意德同盟的发展，并争取意大利加入其集团，或至少使之中立——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将德国束缚在与苏联的战争中，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这远比意大利是否会趁着英国利益的损失增加其在西班牙的影响力重要得多。
英国甚至还参与了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而阿比西尼亚或多或少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1936年初，英国人在地中海推动与意大利缓和关系，地中海是英帝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为此，英意海军签订了一项协议，并在内战期间正式生效。特别是在内战之前，赢得或至少使意大利中立的想法并不是一种无果的希望（尽管它显然没有成功，至少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意大利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奥地利和整个地中海地区已经存在利益冲突。与此相符，英国人并不打算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的干预——他们对佛朗哥试图恢复“秩序”、阻止革命病毒蔓延到可能感染整个欧洲的努力丝毫不会感到不快。
在西班牙，英国与意大利的交易和英国与德国的交易大不相同。在这次大规模的干预行动中，意大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与德国达成了默契，包括派遣大量地面部队、飞机和装甲部队。相比之下，德国只派遣了秃鹰军团机群和大量物资。由于德国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干预，英帝国主义者得以实施避免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政策，同时对德国保持警惕（以及佛朗哥和德国的交易）。就德国而言，它确实保持了距离。但是它的政策并不比英国的政策更消极。相反，通过允许意大利在西班牙干预中占据前线，它希望这场不可预测和多变的战争将使英国和意大利进一步分裂，而不是让它们走到一起。
总的来说，英国既不反对佛朗哥的胜利，也不反对意大利的干预，尽管英国对德国的影响仍持严峻且日益增长的保留态度。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但又不是敌对）的立场。从英帝国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直截了当的佛朗哥的胜利，而是某种帝国主义式的妥协。英国及其在西班牙的政治代表一直在推动一项强权协议，将西班牙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果战争陷入僵局，这一协议很可能就会达成。（事实上，令希特勒极为反感的是，西班牙在二战期间仍然保持中立——尽管是亲法西斯的。）
这是推动英国成立所谓的不干涉委员会的动机。25个大小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当然也在这个委员会内努力加强它们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个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论坛，用来讨论导致世界大战的各种手段。然而，正如法国在柏林的指控所说，“委员会及其权力……是英国人的发明。” 因此，委员会的目的是阻止武器和志愿人员流入共和国，并给予佛朗哥及其意大利盟友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从而给予其行动自由。它做得非常有效，切断了除来自苏联和墨西哥以外的大多数国家的武器。该委员会还为英国与意大利的勾结（以及争斗）提供了一个平台，重点关注它们在地中海地区的黑帮式“和解”。意大利不是国联的成员；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委员会是在国联体系之外设立的。
不干涉委员会也成为英法之间争斗的一种形式。法国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干涉委员会的想法。但其动机与英国人截然不同——它真诚地想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人民阵线（包括法国共产党）领导着法国政府及其所谓的“进步思想”，也不仅仅是因为佛朗哥的胜利会让它的老对手意大利在法国南部侧翼呈现来势汹汹的姿态。法国帝国主义者似乎也对整个“绥靖”政策感到不满。英国的西班牙政策，就像它在那个时期的所有战略举措一样，会加强德国和意大利，即使这是为了让德国与苏联对抗，法国也迟早会遭受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和最大的战争打击。法国希望委员会的外交“控制”将使意大利和德国难以援助佛朗哥——或者至少非常尖锐地揭露轴心国的口是心非，以便于法国将获得执行自己政策的自由。
因此，法国偶尔开放边境，将物资通过法国运往共和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墨西哥输送武器。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导政策是建立在英法协约的基础上的，这种政策由社会党的莱昂·布鲁姆小心翼翼地执行。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布鲁姆向共和国运送了一些武器之后，一名法国记者从英国发来报道说：“在这里没有很好的记录。”[36]英国人是不会允许这种援助的。到1936年12月，很明显英国已经在这场隐蔽的战争中“吃掉”了法国人。法国人最初提出的不干涉虽然松散，但却是真诚的，后来却被英国人拿来当作掩护和对付共和国的武器。布鲁姆说：“我们的一些希望和期待已经落空了。”[37]
美国并不是不干涉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这符合它自己的“中立”战略，即希望看到它的帝国主义对手和苏联在美国介入即将到来的冲突之前被削弱。然而，就像其将来的盟友一样，美国对佛朗哥持“中立”态度。美国石油公司向佛朗哥提供了大部分燃料。没有这些燃料，就不会有成功的入侵和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运送佛朗哥军队纵横西班牙的卡车通常也由美国提供。当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利用其对严格中立的郑重声明，试图阻止美国公民为共和国而战。（后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开始成为佛朗哥的主要支持者，并最终成为在西班牙的主要外国势力——这一发展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在内战期间“中立”背后的帝国主义欲望。）
与此同时，即使是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在西班牙问题上都动用了最自私自利、最彻底的反动手段，共产国际为了赢得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使其符合苏联的总体政策，它也竭力把西班牙内战描绘成一场主要是针对法西斯侵略者德国和意大利的伟大的爱国战争，全世界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侵略者。1936年10月，共产国际驻西班牙首席代表陶里亚蒂宣布：“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具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性质。这是一场拯救人民和国家脱离外国奴役的战争，因为叛军的胜利将意味着西班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堕落，意味着西班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解体，意味着西班牙人民被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奴役。”[38]
这样，共产国际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所做的工作，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世界范围的运动之一，但它建立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扭曲了世界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支持，使之成为支持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而不是坚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对世界革命取得的进展给予支持。
战后，倾向西共的社会党人德尔巴约这样说道：“我们几乎每天并且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着，也许有新的理由去指望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恢复理智，卖给我们武器。然而这种希望终是虚幻。”[39]
摩洛哥的背叛
当然，西共很少认为，出于“国际主义”的原因，即为了苏联与英国和法国的联盟，西班牙的革命必须被搁置。相反，他们认为，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是“西班牙人民”的唯一出路。摩洛哥的例子最鲜明地暴露了西共所依附的是帝国主义。
战争结束时，超过13.5万名摩洛哥士兵在佛朗哥麾下作战。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可能是决定性的。起初，他们是唯一可靠的大型部队，之后继而是法西斯分子最有效的突击队、狙击手和突击队员。但从一开始，摩洛哥民众就反对，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起来武装反抗佛朗哥——只有哈里发和大维齐尔与将军们保持友好关系，而主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则是敌对的。为什么摩洛哥人不能被中立或争取过来呢？为什么共和国没有宣布摩洛哥应该无条件独立？
甚至在将军们行动之前，阿卜杜·克里姆阵营的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向人民阵线政府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1936年秋天，两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桑·乌扎尼（Muhammed Hassan al-Ouezzani）和奥马尔·阿卜杜勒贾利勒（Omar Abdeljalil）访问了西班牙共和国，承诺在摩洛哥组织反对佛朗哥的活动，作为交换，他们要求自治权，就像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做的那样。但是他们被拒绝了，并被送走了。为什么？
西共的官方历史抱怨道：“如果西班牙的社会党领导人能够把自己从‘不激怒英国和法国’的病态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能够对摩洛哥的民族主义愿望采取明确和积极的立场，那么佛朗哥就会面临最困难的局面。”[40]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虚伪的扯淡。
的确，尤其是与阿萨尼亚集团结盟的社会党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要对拒绝摩洛哥代表团的要求，甚至拒绝他们在西班牙议会举行听证而负责。但人们不禁要问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为何表现得像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西共自己为何没有继续推动摩洛哥独立？
对于西共来说，另一条不同的、革命的道路有着肥沃的土壤。党在摩洛哥有反对殖民战争的历史，而摩洛哥的小党（曾经是西共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分支）自己领导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发生的。（甚至在西共和共产国际的背叛之后，一些摩洛哥革命者仍然参加西共第五团和国际旅的战斗，表现出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在整个内战期间，党并没有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后来当西共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和国的进程时也是如此。即使在第一个人民阵线政府纲领中，摩洛哥问题也只是作为“引进民主政权”[41]的要求出现的（这是含糊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而西共甚至没有围绕这一点建立公众舆论。德尔巴约提出了一个软弱的借口：摩洛哥士兵“完全不受任何民主性质的政治宣传的影响。”[42]
问题不在于摩洛哥人民对革命“免疫”。问题是共和国的领导层反对它。社会党害怕“激怒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所争取的是维护现存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不仅包括这些列强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还包括西班牙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它的殖民地，以及西班牙统治阶级在西班牙和国外的一切吸血行为。
随着对佛朗哥的内战，历史把革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与许多其他势力一起投入一场共同的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势力在内战中是分裂和对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但是，让这些势力的观点和利益来决定战争的进程，然后又抱怨说，正是他们亲帝国主义的“病态的痴迷”阻碍了西共履行最基本的革命义务——西共的这种提法是不能成立的。事实是，西共打着保卫苏联的旗号，倒向了帝国主义阵营。
巴塞罗那和革命高潮的退潮
如前所述，佛朗哥的政变是在大规模的革命高潮中发生的（部分是对革命高潮的回应）。佛朗哥上台后，这一高潮有了质的飞跃，资产阶级秩序的瓦解解放了千百万群众，他们起来采取主动，打倒了摇摇欲坠的统治阶级。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描述了群众的兴奋情绪和他们的英雄行为，这些行为一度堵死了佛朗哥军军。
这种革命高潮没有持续下去。从1936-1937年的冬天开始，尤其是在第二年的春天，西共领导了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行动。到了第二年冬天，民兵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式的军队。当然，如果佛朗哥被击败，民兵组织将不能继续作为主要的军事力量，但是西共的选择比民兵组织更糟糕。8月，许多农民合作社被强制解散。严重的问题是，贫农占领了土地，政治上疏远了许多较富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本不必被赶去佛朗哥那边，但西共的选择是让忠于共和国的富农和地主来决定农村政策。
工厂里的工人“集体”被扼杀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他们的老板和佛朗哥一起逃到安全的地方，工人“集体”被政府接管。当然，“工人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每个工厂的工人成为其所有者，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必须有更多的中央控制，但西共的选择只是派遣官僚或老板，限制工厂里的工人委员会，使其充其量只能“赢得生产之战”。
与这一切有关的是关于战争进程本身的低落情绪在人群中扩散，这种情绪与战争进行的方式不无关系——战争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本身的行为。
5月发生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的事件给第一段革命时期的画上了句号。当时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加泰罗尼亚民族政府）试图清除无政府主义者和由马统工党领导的“集体”，他们控制了电话交换机，这使政府的反对者可以自由决定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区之间的通信。（马统工党支持托洛茨基路线，与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势力绝不联合，尽管出于复杂的原因，作为曾经托洛茨基追随者的该党领导人，后来转而反对托洛茨基。）
这可能是整个西班牙内战中最具争议的事件，在当时是臭名昭著的，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 “反斯大林主义者”的著名热点案例。我们当然不打算在这里重温它。但是，必须用几句话来描述共和国区域内战争的政治进程。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西共在加泰罗尼亚的姐妹党，由西共、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组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试图驱逐控制电话交换机的人，这导致了枪战，战斗蔓延到整个市中心地区。这场战争持续了5天，双方共数百人死亡。
我们无法在此解决这一争论，即这是否是西共的蓄意挑衅，以制造一个借口来消灭加泰罗尼亚反对它的力量，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直到今天所宣称的那样；或者是由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和特别是马统工党发起的挑衅，他们试图立即推翻共和国，而马统工党背后有某些佛朗哥代理人的鼓动。坦率地说，并不能排除双方都有些道理的可能。（应该指出的是，特别是在佛朗哥能够而且正在利用北部前线的军事优势的情况变得明确之后，西班牙的大多数主要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强烈反对巴塞罗那起义。还应当指出，不管反革命分子和实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所起的作用如何，许多工人和其他被卷入反对保安部队的斗争的人，驱使他们的无疑还是对西共和资产阶级势力企图制止革命高潮的义愤。）
关键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路线（出于类似的原因）是反革命的。西共非常正确地指出了阿拉贡前线附近的死寂，在那里，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领导的民兵部队没有对法西斯分子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从而让佛朗哥的军队自由地分割了共和国地区。但是西共并没有用什么更具革命性的东西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几乎不加掩饰的改良主义和军事上的被动主义。它只是与加泰罗尼亚的小实业家和富裕的葡萄种植者以及他们在西班牙各地的同行结盟，以恢复所有这些被混乱破坏之前的状态。看看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在巴塞罗那事件之后，真的可以说西共的路线更好吗？
巴塞罗那事件之后，共和国政府公开迅速向右翼靠拢。曾被西共奉为偶像，被记者称为“西班牙的列宁”的左翼的社会党人鼓动家卡瓦列罗被抛弃了。他的总理职位被胡安·内格林取代，后者是一位与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关系密切的更右翼的社会党人。来自社会党内的极右分子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曾威胁称，如果允许摩洛哥代表团向议会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将辞职。西共的策略是让内格林和普列托加入，借口这是加强作战活动所必须的——然而，一度负责战争活动的普列托，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如此确信佛朗哥终将胜利，又如此不愿意对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任何真正的反击，以致后来成为狂热反共分子的西共领导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声称，西共威胁向大众揭露这一切来约束他。[43]
无论西共真实情况如何，它清楚地表明了它所提倡的是什么样的人和路线。任命这些人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取悦英国。这种以争取胜利的名义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诈骗和公开的对战争努力的放弃，不能不使群众更加沮丧。特别是在平民中，政治生活和活动逐渐流失。战争只成了士兵的事情，而且越来越多的士兵不再是志愿者，而是被征召入伍的人。
特别是在农村，许多人明显得出结论，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都是一样的。在那里，革命的政治工作和革命的土地政策的失败是共和国最大的弱点之一。在被佛朗哥军队占领的地区，佛朗哥为他的大部分军队征募和使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其他人。为什么西共没有在这些阶层中开展在佛朗哥后方的工作——尤其是为什么它没有依靠他们开展游击战？因为共和党人（和英国）害怕大规模农民革命的想法，即使它以民主而非直接的社会主义任务为中心，但仍然会释放出革命的洪流。西共没有依靠贫农和农村劳动者，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赢得他们加入在农村联合中间阶层的政策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西共反而成为了农村中私有财产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依赖中农（他们大量加入了西共）和小地主，从战争一开始，就反对贫农武装起来夺取土地。因此，本应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活跃起来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却保持被动并被佛朗哥利用起来。
事实上，正是对共和党人的全面追随才是共和国失败的最直接原因。阿萨尼亚被西共和斯大林认为是共和国最重要的资产，而他从不相信有可能战胜佛朗哥——他也不希望看到曾经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统治支柱的军队被另一支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军队所摧毁，而这支军队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在现实中，他和普列托以及围绕他们的势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现对佛朗哥的有条件的投降中，这符合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指示。
“从战争一开始，”阿萨尼亚著作的编辑胡安·马里沙尔写道，“他就认识到，他唯一可能的角色是象征性地制止革命暴力，但作用非常有限。”[44]正如阿萨尼亚本人在战后的一封信中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人不知道，从1936年9月起，我尽一切可能去促成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因为击败敌人的想法是一种幻想。”[45]
在整个战争期间，西共和这些共和派之间一直在斗争，阿萨尼亚和普列托尽其所能，一方面限制西共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另一方面与佛朗哥协商解决方案。就其本身而言，西共利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是这些共和派所缺乏的），以及通过西共获得的苏联武器的王牌，来控制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直到这些势力最终向佛朗哥投降。
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西共与共和派势力做出一些妥协是完全错误的，不论这些为了击败佛朗哥而联合起来的共和派势力是多么的优柔寡断。但是完全依靠他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西共只为群众建立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背叛——就是说，不是因为所有那些动摇的人都要投奔佛朗哥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才能使他们不投降，或者即便他们投降也能确保革命免于失败的必然。
第七 章 军事路线与 政策
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内战本身，因此，西共和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集中了政治上的问题。
如果认为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西班牙内战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错了。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整场战争需要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或撤退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夺取或丧失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在西班牙也确实面临着相对有利的局面，而西共和共产国际的路线都没有利用好这一点。
西班牙的军事斗争大致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从1936年7月的政变开始，经过随后几周的革命动乱，并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在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达到高潮。这是一段反反复复的时期，法西斯的攻势引发了一系列民众起义。但总的来说，佛朗哥军队保持了主动权，并继续取得进展，直到11月共和国军在马德里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以及在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中的胜利。在这些战役中，佛朗哥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军队，试图包围首都，但遭到挫败。这段时期以僵局告终，法西斯分子占领了西班牙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
第二阶段，1937年，是一幅复杂的图景。在马德里战役之后，西共上升到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建设一支正规和统一的武装力量。佛朗哥军队对北部发动了进攻，北部在10月投降。到年底，正规军共和国人民军已做好行动准备，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员和物资涌入佛朗哥的国民军地区。同时期，西方的援助短期无法实现，苏联的援助则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一切的结果是，当西共领导的正规军得到巩固时，佛朗哥的军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技术和战略优势。
在最后一个阶段，从1937年12月到战争结束，共和国人民军以极大的勇气，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到1938年底，佛朗哥军队有100万人，主要是应征入伍的士兵，但也包括5万葡萄牙士兵、5万至8万名意大利志愿兵、13.5万名摩洛哥人，以及德国技术人员。1938年初，国民军在装甲和枪支上以约2比1的数量优势压倒了共和军。1938年底，共和军几乎在没有空中或火炮支援的情况下作战。这一系列战役包括使共和军暂时占领特鲁尔的攻势（1938年12月）、横渡埃布罗河（1938年7月）、瓦伦西亚省保卫战（1938年12月）以及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战役。这些战斗的目的是为了坚守反对佛朗哥的战线，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共和军仍继续存在并有能力战斗。共和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战略计划来改变力量的平衡，为最终的战略反攻做准备。正如在整个战争一样中，共和军在这一阶段从战略上争取时间，等待来自国外的武器援助。
佛朗哥的战略处境在头几个月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在北部，他的部队已经过度扩张，不牢固地控制着巴亚多利德和萨拉戈萨。在塞维利亚这个老无政府主义和西共的基地，国民军仅存有脆弱的控制力。佛朗哥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主力部队在这个瓶颈处面临攻击。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民兵被一股股地蚕食的同时，共和军再次陷入了保卫首都的境地，就像西班牙统治阶级几百年来击败农民起义的方式一样。
康生对西共“保卫马德里到底”的批评有些错误，他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西班牙，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力量，然后包围城市。这种持久战在中国是必要的，在有足够力量进行战略进攻之前，革命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战略防御阶段，但在西班牙则不然，因为西班牙的革命发展与中国不同。人民力量从一开始就控制了马德里，尽管西共和其他势力基本上把控制马德里当成从英法那里赢得支持的必要策略，但仍有很好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来努力控制住首都。事实上，这场胜利对民众 （西班牙和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但它没有被深究。不过，康生确实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共和军把一切都集中在马德里的防御上（佛朗哥已经包围了马德里），不敢派兵进攻佛朗哥的薄弱之处，因而，在总体上，忽视了战争的主要 目的，如毛所指出的：不是去保全自己，而是消灭敌人。
首要的是革命的进攻 策略。集中力量威胁到佛朗哥同法西斯主义的边远地区交通线的任何行动，都会产生重大的效果。进攻敌人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桥头堡当然是必要的，宣布摩洛哥独立也是如此。
在哗变的激进水手控制下的海军本可以迅速封锁海峡，切断佛朗哥的后方部队，并向佛朗哥在阿尔赫西拉斯的部队发起进攻。但这样的举动，即地中海地区的革命战斗，可能会激怒英国，因为英国认为地中海是其“势力范围”，甚至可能导致与英国的公开冲突，因为英国在该地区保有军舰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事实上，1937年5月的战斗中，英国军舰开进了巴塞罗那港，如果共和军表现得无力控制局势，英国军舰可能准备进行干预。）
随着战争的持续，佛朗哥的技术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即便在早期，法西斯军队的人数远不如共和军，他们仍然拥有大量的坦克和大炮，这些坦克和大炮的制式相当统一，弹药也相当充足。共和军使用的武器种类繁多，来源各异。他们常常发现没有合适的弹药来匹配自己的武器，而且他们的武器往往太老了，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后来，德国人向佛朗哥提供了一些新的精良武器，比如内战中速度最快的飞机——梅塞施密特，以及令人生畏的88毫米火炮。由于缺乏经验，共和军遭到了很大的阻碍，法西斯分子可以以一种更加协调有效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武器。
但是，如毛所指出的，技术上的劣势始终是革命力量的一个条件。在谈到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这个问题时，毛作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46]
同样，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人数很少，无论是相对于共和军（直到接近战争结尾）还是在群众中，他们是一支基本上被孤立的专制力量。这就意味着，佛朗哥的战线常常是不稳定的，巡逻人员在设防的据点间巡逻，容易受到突然袭击（这一点经常被人民军所证明）。通常情况下，虽然某个地区可能被“占领”，但由于缺乏人手（即使通常经过一轮处决和恐怖行动之后），该地区也无法确保安全。这使得漫长、暴露的交通线必须退回到安全的基地里。最后，佛朗哥的军队被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过的弱点所困扰——虽然不是外国侵略者，但他依赖其他强权的力量，而这种支持并不像共和派势力和西共说的那样牢固。到1937年底，甚至在桑坦德和北部沦陷之后，共和军出其不意的抵抗依旧严重困扰着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担心共和军会发起攻势，把整个国民军战线都击退。‘要么我们先发制人，’他在1938年1月14日沉思道，‘要么我们巧妙地脱身，在我们的横幅上写下马拉加和桑坦德的胜利就心满意足了。’”[47]
然而，共和军此后的防御战略未能抓住这一矛盾。意大利决定不再撤军，而是加大支持力度。结果，共和军越来越受困于这种防御战略。1937年北方沦陷后，共和军在内线作战，暂时失去了立即发动战略进攻的机会；大量人员和物资涌入国民军占领区，扩大了技术差距；党未能在后方群众中保持政治运动，游击队和民兵的辅助力量因此就不太可能存在了。
这场战争中典型的军事行动模式可能是双方对兵力的长期集结。人民军可能在某一时刻通过出其不意和纯粹的无畏来实现突破。一定数量的领土被占领；然后佛朗哥将把所有可用的部队集中到占领区，迫使人民军撤退，而双方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共和军为了保住这片土地而战斗得如此惨烈，毕竟，其目的不是击败法西斯军队，而是为了给西方帝国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有时是为了转移敌人在其他地方的主要进攻力量）。一旦抓住主动权，共和军就又把它拱手让给了敌人。
但和以前一样，党没有想办法来改变这种局面，没有想办法采取主动。如毛所言：“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48]
由于缺乏主动权，人民军发现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他们面临更有利的条件时，西共与共和国为什么没有抓住佛朗哥军事处境背后的矛盾，并试图消灭佛朗哥的军队呢？共产国际派去援助共和国的许多军事顾问都知道共和国的军事路线是无效的，顾问们完全有能力执行另一条路线，因为他们在俄国内战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在快速运动战和游击战方面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但是，这一军事战略服务于西共和共产国际的总体政治路线和目标。
对人民战争的替代战略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这一战略的某些因素是明显的：必须减少坚守领土和支撑点的僵硬风格；必须实行集中兵力的政策，以便在行动中取得局部 优势；必须瓦解敌人的军队；必须在后方进行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游击队和民兵。
共和军严格坚持传统的军事战略。在某些情况下，如防御马德里和横渡埃布罗河，人民军队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人民战争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当时资产阶级的传统方法下，它保持着僵硬的战线，并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领土上的据点。它放弃了在前线和后方使用政治鼓动来瓦解敌军。它不依靠群众提供后勤支持，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传统的补给体系。也许最恰当的说法是，游击战并不是共和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共和军在一个相对较小且被封锁的地区作战，需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领土。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包括战略性撤退和在敌人后方建立游击队根据地，即游击战。这并不是说游击战应该以某种方式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即使作为次要形式，它也不是西班牙内战中“缺失的一个环节”——游击战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尽管如此，但是作为共和军战略的一部分，游击战的缺失使西共在军事路线和土地革命路线上的关键因素成为引人注意的焦点。
游击战在西班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早期反对法国的群众斗争。部分原因是西班牙的地形非常有利。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从山区进入。此外，内战中的条件也为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佛朗哥喜欢将他人数较少的部队按一连串支撑点和小股部队进行部署，这些点之间有力量较小的巡逻队间隔其中。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渗透。而他的大部队倾向于“紧贴公路”，驻扎在长长的交通线的前端，因此对后方的攻击和骚扰很敏感。
埃斯特雷马杜拉省发生了自发的大规模游击战。但是，有系统地组织游击战争，只限于与前线的行动紧密相连的战术上的“牵制”行动。很难找到对这一政策支持的来源。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早些时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中特别建议把游击战作为战争的一个（而非特别的 ）战略组成部分。虽然不清楚这种失败有多少是直接由西共导致的，又有多少是由于西共的后腿——比其更落后的共和派势力所导致的，但成功地进行游击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障碍。游击战争是同武装群众的革命原则相联系的——它必须以广大人民自觉的、积极的作用为基础。不论部队是由“业余”战斗人员还是专业的游击队人员组成，如果不是以政治运动为基础，这种战斗形式就不可能广泛或持久。但正如一名等级较低的西共干部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后方部队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大家都全神贯注于前线的工作，以致只有少数几个政治领袖在后方发表他们党派的意见。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使我们非常脆弱。”[49]
显然，后方缺乏政治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游击战的问题。人民阵线后方地区的情况在佛朗哥战线的后方更是如此，特别是考虑到西共反对土地革命的路线。在战线后方的地下运动，包括游击战，将对打击敌方士气和瓦解敌军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西共和任何其他势力都没有打算建立秘密组织，以便在佛朗哥已经或可能占领的地区继续进行政治工作。既然他们反对在人民阵线占领区的环境下对后方进行政治激励和动员，那么在敌方领土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共和国“人民军”
在军事方面，西共找到了它“合法性”的最大来源。西共将自己确立为最能代表统一指挥和纪律的力量。它逐渐被人们称为“西班牙最好的战士”，群众中有数千最有战斗力、最革命的人基于此加入了它。西共惊人的增长绝大多数是通过军队实现的——从1936年2月的3万人增长到内战爆发时的10万多人，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50万人。
一位职业军官写道：“必须承认共产党在遵守纪律方面树立了榜样。 借此，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声望，而且大大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想参军为祖国而战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当我遇到一个刚从前线离开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吧？你一直是共和派。’
‘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工作比任何人都做得好。’”[50]
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韦拉说：“那些从来没有翻过马克思主义传单一页的军官和官员成了共产党员，有些是经过算计的，有些是由于道德上的弱点，还有一些则是受到这个组织的热情的鼓舞。”[51]
西共军事政策的核心是解散或合并民兵，建立一支“合法性”的武装力量。为了树立榜样，西共解散了它自己的武装派别——第五团（the Quinto），然后着手重组，同时确保对共和派军队的组织控制。在这方面，它是相当成功的——到1938年，超过60%的军官、大多数政委以及相当比例的普通士兵（也许是三分之一）是党员或支持者（尽管，就奥利韦拉的评论而言，最初导致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对党的热情在大体上并没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观点）。尽管有一些模仿苏联红军的新特点，尽管在战斗中顽强不息，但这是一支资产阶级的军队。使军队具有革命性质的，最首要的是它的目标；遵循这一目标的是一种战略、战术和组织路线，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日益自觉的参与。人民军和苏联红军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人民军是模仿苏联红军的（特别是在其最初的时候），但是没有一个总体的革命路线，人民军的这些模仿要么只是形式主义，要么就被完全丢弃了。
指挥军事单位的政治“代表”的政委制度变成了空壳，或者，在许多地区，在战争的过程中遭到废除。政委有必要对军官们的行为进行监督，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两面三刀的嫌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作用。正如共产国际的代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所说（有些折衷主义），政委应该是“战斗单位的灵魂，是他们的教育者、鼓动者、宣传者……他应该关心人民战士的胃、心、脑……他必须看到战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需求得到满足……”[52]
西共开始依赖政委作为其在军队中影响力的一个支柱，而政委大多是党员或支持者。因此，政委制度成为了与共和派势力激烈内讧的焦点。到战争中期，普列托成功地策划使政委的职责遭到中止或被大幅削减，并普遍恢复了军官们的绝对权威。
反映人民军日益资产阶级化特征的另一个指标——也因此是它的弱点——是妇女战士的作用。内战爆发后，许多妇女穿上工装，穿上民兵的制服，找到一件武器，就去打仗了。此外，妇女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革命运动的推动力量，如同1909年的“红色妇女”（Damas Rojas）领导了一系列反对向摩洛哥派兵的教堂纵火和造反，她们在西班牙统治阶级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西共领导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的影响力源于她似乎象征着这种力量。
一位住在马德里的女士描述了共和国中男女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氛围：“（由于空袭的防御措施）太黑了，我经常在街上撞到人。但我从未被骚扰过，也从未以任何方式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在战争之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言论——现在完全没有了。女性不再是物品，她们是人，与男人地位一样的人……”[53]
统治阶级将这一切视为对他们最神圣的理想和社会秩序的威胁。佛朗哥的军队杀死了被他们俘虏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政委、党的成员或其他有领导职责的人。但他们对被俘的妇女有严格的政策：立即将她们全部杀死。
即便在共和军这边，战壕里的妇女比一些人所能忍受的还要多。1937年3月瓜达拉哈拉战役（早期围绕马德里的最后一场战役）结束后，妇女们从前线撤退。“‘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来到前线，告诉妇女们，她们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后方，在那她们将对战争有更大的作用。卡车被调来要把妇女们接回去。但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和其他一些人没有离开。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相信她是在战斗中牺牲了。”[54]在新的人民军中，为了迎合老派共和军军官的期望，以及在“体面”的总体氛围中，女战士们没有了立足之地。
代表西班牙不同政治力量的民兵组织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在南部地区，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队几乎立即落入佛朗哥军队之手；巴斯克地区的军队从来没有服从过中央政府的任何纪律，而且很早就被消灭了（1937年秋）；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组织反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化”，直到他们被西共指挥官李斯特领导的部队强制解散。1937年底，在西共的有效领导下最终得到巩固的正规军主要是从新部队中招募的，实际上只存在于中央地区。
简而言之，正如在与毛的谈话中所说的，西共建立了一支资产阶级军队，并把它交给了资产阶级。它的一些将军是旧的君主主义者，另一些至少现在是共产党的成员，但在政治上，它是为资产阶级政治而建立的军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维护着旧秩序——而不是为革命政治而建立的军队，不是为了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消除世界各地的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战斗。
实际上，英帝国主义者用这种方式交出了一支军队，以取代佛朗哥手下的与敌对的帝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军队，他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点。1937年底，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军或多或少的完全取代了旧民兵组织的时候，以及在巴塞罗那事件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以下言论：“在过去一年里，向有序的政府体系和战争体系迈进了一大步，两者同时产生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性质……无政府主义者被火与铁镇压了……一支拥有凝聚性的实体、严格的组织，有层次的指挥的军队已经形成……在任何国家，当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结构被愚蠢的仇恨所破坏时，国家只能在军事框架上重建。在新的军队中，西班牙共和国的手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意义。”[55]
这段话揭露的内容真多啊！不仅有针对西共的内容，还有针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他们虽然承认并钦佩西共在恢复资产阶级秩序方面所做的工作，但他们仍然认为，共和国被佛朗哥摧毁符合他们帝国主义的整体利益。
西共认为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军，因为民兵无法击败佛朗哥。他们指出了以下情况：“……没有一个中央军事机构能够检查前线的所有局势，制订一项共同行动计划，并决定现有的人员、武器和机动载具的分配……”[56]
的确，民兵的精神和胆识在城市战斗和有大量掩护的乡村中是压倒一切的，但在需要协调行动的开阔乡村地区却远远不够。一名共和军军官在视察阿拉贡前线后报告，他显然渴望有一支正规军：
“如果有好的领导人、充足的战争物资和军事纪律，他们会取得什么成就？我后来在视察前线的不同地区时看到了这一点。那时候没有防御工事。这个位置是完全靠勇气攻克的，但是由于没有人想费些功夫加强它，它在下一次敌人的反击中丢失了。战争物资的使用同样荒诞。我曾经在一个地方看到好几门105mm大炮，但都没有弹药。这些大炮属于附近的一个纵队，尽管它本身没有炮兵，但纵队拒绝舍弃它们……
“堑壕网络也与局势相符。有些地方，人们竖起了护墙，以便能看到属于另一个政治组织的相邻纵队。当对立派别被敌人打了一顿，人们会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57]
民兵不缺乏英雄主义，但是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人员和物资的协调，就不能发动一场进攻，也不能维持一个防御阵地。就连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加西亚·奥利弗，他的组织坚定地捍卫民兵组织体系，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敌人）包围了一个小镇，几天后就占领了，但一旦我们包围了一个小镇，我们就会围上一辈子。”[58]
但是，为什么西共不能建立一支真正的红军，而非虚假的“人民军”呢？这支军队在其军事战略上和内部组织中都能够充分动员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形式的战斗组织）来击败佛朗哥，并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服务，最终使无产阶级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为什么这样的军队不能与共和军地区的地方民兵，敌后的游击队和党内领导下的其他形式的组织一起建立？这些组织本来是用来训练人民，宣传革命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同时发挥其首要的军事作用的。
认为其他政治势力不会支持一支在西共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观点是荒谬的，通常这种观点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管怎样，西共都已经剥夺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军事装备。虽然这些组织的许多普通成员和其他“左倾”倾向者非常可能拒绝在西共领导的任何军队中服役，但事实上他们拒绝在西共的军队中服役，与他们自己渴望着比西共所提供的一切更具革命性的事物有很大关系。
的确，假如西共没有把军队交给他们，那么阿萨尼亚、普列托和其他资产阶级势力可能就会鼓动组建在他们自己领导下的独立军队。然而，这必须从目标的角度来看。毛写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59]在战争开始时，不同的军队出现在不同的政治旗帜下——这种现象在资产阶级失去控制、无产阶级尚未获得控制的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西共认为，打败佛朗哥的唯一方法是在最广泛接受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和主义。但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军队，内战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决定的结果。没有这样一支军队，政治权力——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无产阶级手中建立一支独立的革命军队，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党为什么不能争取到对反对佛朗哥斗争的全面领导呢——也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 领导——即政治上的领导，和在此基础上的军事上的领导——而不是党在资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领导呢？虽然这可能会带来战术上的困难，但它带来的问题不会比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各自独立的军队带来的问题更难以克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的共和党人和右翼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都反对全面战争，并在大体上阻碍了共和国为战争所做的努力。
共和国把自己装进了自己造的盒子里。苏联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共产国际组织了物资援助和军队，但只要共和国只是“以资产阶级的方式进行常规战争”，它就不可能在没有英国和法国大量援助的情况下击败得到意大利和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军队。英法两国支持“人民军”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人民军”的软弱，而是相反：“人民军”的软弱主要来自于认为这种援助是最基本因素的这一路线。英国出于自身原因不提供此类援助，也不允许法国这样做。因此，作为西共军事战略核心的“英国战略”不过是个失败的处方。在这点上，军事路线总是服从于总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错误的、具有反动后果的灾难性路线。
第八章 国际旅、共产国际和共和 国 的终结
“渔船的船舱十分肮脏，充斥着油、盐水和鱼鳞的臭味混合物，它摇晃着十五个用身体紧紧贴住船底板的男人，直到这些男人确信他们很快会成为这些混合物的一部分，但是法国海岸巡逻队并没有被愚弄，他们的船紧紧地靠上了渔船，手电筒直接朝船底探去……‘美国佬。又是他们……’手电筒关掉了。这下从法国边境到达目的地——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旅训练基地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当警察把他们从码头带到佩皮尼昂的省级监狱时，村民们围了过来。他们和去往西班牙的志愿者们一起把游街变成了示威游行。‘共和国万岁’，他们互相呼喊，挥舞着握紧的拳头，‘人民阵线万岁！’”[60]
从一开始，西班牙内战就在世界各地的群众中引起了轰动，在无数的国家里，许多人被这场斗争所吸引，一些人只身加入了革命民兵的行列。早在有国际旅这类事物之前，就有很多人来到巴塞罗那参加斯巴达克式的奥运会（与当时在柏林举行的纳粹奥运会相反），自愿参加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民兵战斗。来自法西斯国家的革命流亡者组成他们自己的百人营 ，或者以个人身份加入民兵组织。
在1936年夏天，共产国际领导层总结出了这一点。这个想法似乎产生于法国党的多列士和英国党的温特林厄姆，他们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这一建议，提议由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该部队被认为主要具有政治上的“宣传价值”，而且并不是用来替代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的（这一点也被提出）。当然，这些旅在巩固缺乏经验的西班牙军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
就此，一场深入的、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约有45000名志愿者来到西班牙为共和国一方而战。[61]他们中许多的志愿者将为此而牺牲——例如，在来自美国的3200名志愿者中，只有1500人活着返回，而且这些存活者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至少一个伤口。尽管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缔造这些旅时并非革命的，也不是国际主义的，但各旅及随之而起的运动却触及了国际主义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层积淀。美国约有30万人向西班牙大使馆提交了进入西班牙的申请，尽管这之中大多数人被美国政府阻止。
看一看那些曾在国际旅中战斗的人们，就能意识到这一运动的范围：坎宁安，英国萨克拉特瓦拉营（以一名印度革命者的名字命名）的一名指挥官，因1920年在牙买加组织英国军队的兵变而被判入狱；贝特尔，同一营的政委，阿尔及利亚党的领导人；查皮耶夫，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领导人，在那里被捕，后来从监狱逃到捷克斯洛伐克，从那里被引渡；塔巴科夫，季米特洛夫营的一名军官，参加过1924年保加利亚革命，之后转入地下直到在马德里城外的哈拉玛山谷（Jarama Valley）作为一名国际旅的战士再次出现；克勒贝尔，国际旅的指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奥地利军官，被沙皇的军队俘虏，在监狱中转变成为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后来被指派为中国的军事顾问。
总共有来自53个国家的战士。有些人，像东布罗夫斯基营的波兰矿工，他们在法国作为移民工作时被招募，实际上是没有国籍的。他们曾在法国工作，以替代在前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被消灭的整整一代法国本土矿工。虽然来自附近欧洲国家的新兵人数最多，但也有来自南美、中美洲、中国、日本和摩洛哥的志愿者。
在早期的一些战斗中，国际主义者处于最佳状态（尽管他们在战争中的每一次重大战斗中都扮演着突击部队的重要角色）。他们很快就成为一切政治倾向的军事单位的典范。例如，1937年3月，法西斯企图包围并夺取马德里的众多初步尝试之一，从东北部沿着萨拉戈萨-马德里公路朝瓜达拉哈拉发起。这次突袭动员了60000名意大利军队，由250辆坦克和180门机动火炮充当先锋。
3月8日，意大利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共和国防御体系的几个点上完成了突破，第二天，他们便攻占了阿尔马德罗内斯。从这里到瓜达拉哈拉不到25英里，这是马德里之前最后一个可防守位置。第十一和第十二国际旅和加里波第（意大利国际）营以及农民游击队（El Campesino’s guerrilleros）一起被紧急送往战场。看到这一点，意大利法西斯向这场战斗中投入了他们的全部力量，重点进攻布里韦加镇。
3月13日，革命的意大利加里波第营的一支巡逻队在朝着布里赫加方向行进时，听到了一些用他们母语说话的声音。革命者们接近这些意大利士兵，向这些士兵询问布里韦加的方向，然后继续前进，直到后来两队人马才发现他们互相为敌。几个小时后，两支敌对的意大利军队发生了战斗，这场战斗在古老的伊瓦拉（Ibarra）要塞前后激烈地进行着。与此同时，加里波第军需处的领导者们正在制定一场宣传攻势的计划。从飞机上扔下绑有石块的传单，将扩音器架起在坦克车旁，鼓动声和炮火声交替着：“兄弟们，你们为什么来到异国他乡谋杀工人？”
现在，恶劣的天气减缓了法西斯意大利装甲部队的速度，并阻止了空中支援抵达法西斯部队。法西斯部队的叛变者登上了国际主义者的扬声器，鼓动他们的前战友投降。堡垒被包围了；四辆俄国坦克和一些爆破手投入了进攻，扩音器播放着意大利共产党歌曲《Bandiera Rosa》（《红旗》）。刹那间，堡垒被攻克了，意大利法西斯开始全面溃败。战斗结束后，数以千计的法西斯军队溃逃，在的撤退路线上成堆丢弃了大量装备。
这些国际主义者的战斗以鲜明的方式汇聚了在西班牙起主要作用的世界力量。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愿意在西班牙牺牲生命。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西班牙内战为世界革命的推进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尽管，毫无疑问地，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更认为自己是“为民主而战”，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世界局势确实把西班牙发生的事与每个国家无数人的生活、思想和行动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浪费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潜力。共产国际把各旅的志愿者们描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战士楷模，并越来越多地招募他们。始终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来自美国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青年和其他人都被招募到一支叫做“亚伯拉罕·林肯营”（以及另一个不太出名的营，以那个伟大的奴隶主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的部队，其领导者提出了与这个名字相称的路线。
西班牙内战时期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讲述了在一次事件中，第一批来自美国的志愿者是如何在美国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的窗口下进行示威的——这次示威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具有一种挑衅的意味——但在游行的最后，这些示威者唱起了“星条旗永不落”。（鲍尔斯在他的描述中用一段荒诞的文字指出，当（这个）旅唱完国歌的全部三段后，他知道这个旅一定是共产党人领导的！）[62]
这是共产国际在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宣传时的典型案例。例如，法国共产主义日报《人道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为了法国的安全，与西班牙肩并肩！”与此同时，像往常一样，美国共产党依然是右倾的急先锋，厄尔·白劳德在一个“纪念列宁”（！），实际上针对西班牙的演讲中这样说到：”在美国，仍然存在使我们的国家诞生并在诸多考验中得以幸存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与对暴君的仇恨，革命的传统是美国主义的核心，即使我们的政府背叛了美国主义。
“以美国主义的名义提出对西班牙的封锁，真是愚蠢至极！”[63]
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西班牙各地的每一个事件中受到共产国际的这种“训练”。这就使得一些二战期间被占领区的某些遭遇与西班牙内战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变得不足为奇——革命家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自然而然”地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及他们斗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了，并且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战争期间，美国亚伯拉罕·林肯营的老兵们为获准参加美国军队而发动了一场斗争。
国际旅似乎最终成了共产国际“英国战略”的受害者。193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整个欧洲营造出紧张的气氛。世界大战被认为迫在眉睫。很明显，如果轴心国和帝国主义同盟国就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战争，同盟国必然会和苏联凑到一起并被赶去援助共和国。在这些不确定的情况下，苏联增加了对西班牙的援助；法国开放了边境，让这些物资通过。
7月，共和国发动了一次突袭，在夜间乘船横渡埃布罗河，并将震惊中的佛朗哥军队吓得向后退缩。这次袭击发生在佛朗哥一系列看似势不可当的突击之后，此次进攻带有其政治目的：向西方列强展示人民军的精神和决心，以及足以持续一段时间的组织力。这次进攻也确实取得了对法西斯军队的暂时胜利。
但到9月底，很明显，英国和法国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共和国的政策，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总体世界战略，仅仅只是保留了他们做出选择的余地。慕尼黑协议的签署，表明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进行谋划。在慕尼黑签订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旅退出了共和国在埃布罗河攻势中占领的各个区域的激烈战斗，也彻底退出了战争。10月28日，国际旅的告别游行在巴塞罗那举行。
慕尼黑协议之后的世界形势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此时的苏联似乎完完全全地采取了与德国结盟的策略，以挫败英法将苏联置于德国威胁之下的行动。以国际旅和围绕着西班牙内战进行的整场运动作为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现在被认定为是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暂时需要相矛盾的。
从这一切和共产国际在宣传中对这场战争的刻意贬低来看，似乎苏联已经决定“摆脱”来自西班牙内战和西共的束缚。然而，西共并没有被要求在军事上放弃抵抗，而是继续自己的抵抗政策。（一种解释是，西班牙是苏联与英法结盟的最后希望。）
西共领导的军事抵抗确实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点是公开置于世界大战的前途之上的。党认为这必将迫使英国和法国最终援助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合作陷入了最低谷。1938年5月1日，西班牙总理胡安·内格林与西共合作，制定了一项（包含）十三点的政策，呼吁所有地区的“所有爱国的西班牙人”团结起来。这十三点规定了联合的方式，这一方式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不会错过的投降主义的观点。《纽约邮报》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
“如果共和国的忠诚拥护者就像它曾被敌人称呼的那样是‘红色’的，那么将矿山和工厂归还给它原来的所有者的伟大工作无疑表明，这一称呼并不公正。我们采访的[一位共和国]官员声称，与阿拉贡攻势前的政府相比，内格林政府变得更加保守和倾向于资本主义……这位官员没有明说的是，政府的去集体化是有政治动机的。由此证明，为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现在政府中忠诚拥护者并非一个‘红色’政府。”[64]
但西方列强充耳不闻。1939年2月27日（战争仍在继续），英国和法国承认弗朗哥政权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阿萨尼亚在同日辞职，并流亡法国。
同时，其他共和党人和他们的盟友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一段时间以来，共和国的后方群众陷入了懈怠和失败主义。这一点在加泰罗尼亚战线的崩溃中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尽管之前提到的巴塞罗那事件仍然使他们士气低落，但即使是在马德里，党在动员群众方面最为成功的地区，也是如此。即使在这样一个党的支持率最高的大后方，民众支持的瓦解也无疑是导致总部位于马德里的《工人世界》的职员叛变的原因。1938年底，该报发表了一篇直接反对党的路线的社论，说它不相信“我们战争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西班牙既不应该是法西斯，也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因为这是法国人想要的。”
第二天，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尖锐地批评了这篇社论，说它“既不符合形势，也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我们希望（民主的）国家来帮助我们……”[65]
到1939年3月，共和派已经成功地聚集了一群心有不满而又泄了气的的领导人，他们由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领导，其中包括米亚哈将军和无政府主义者梅拉将军。6日，这个团体在马德里发动了一次政变，旨在打击西共在政府中的影响，尤其是内格林本人的影响。西共领导的部队在马德里进行了反击，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与1936年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并未参与其中）。就在那时，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了进攻。西共部队无法两线作战，政变成功了。
然而，为卡萨多和共和派最终求得“妥协”创造机会的条件也同样意味着佛朗哥没有必要接受这样一种妥协。佛朗哥和卡萨多集团的谈判最终破裂，这些领导人逃到了法国，加入了已经流亡到法国的所有政党的其他人的行列。教皇庇护十二世就“西班牙天主教的胜利”向佛朗哥致以祝贺。[66]
第九章 总结
甚至是在前帝国主义时期，西班牙的内部矛盾就与那时伟大的国际斗争交织在一起。即使在更早些的时候，许多人被愚弄去认为西班牙历史是完全由大国阴谋与军事冒险所决定，而人民群众不知何故在事情的过程中毫无作用。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像所有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67]
但是，在拿破仑侵略的时期，西班牙社会总体上还不是世界经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斗争由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上被孤立了。例如，对拿破仑的反抗是由教会领导的，并且以这种方式暂时加强了反动的力量而不是在西班牙与世界上兴起的进步的、革命的力量。
由于帝国主义，西班牙的“国际性”得到了加强并且作为一个普遍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事实在西班牙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甚至是在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思想中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是国际压迫者阶级，而小资产阶级是最受爱国主义污秽感染的阶级）。例如，阿萨尼亚经常在科米利亚斯用国际化的术语描述将要到来的斗争：“现在整个欧洲都是民主及其敌人的战场，而西班牙也不例外。”今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常常总结说，西班牙是“二战的缩影”。
从一种机械而庸俗的角度来看，关于西班牙及其与世界事态的关系的观点具有一些正确之处，但这却是一种带着压迫阶级思想印记的观点。西班牙的将军们及其拥有同样观点的帝国主义伙伴们认为，他们最终能够以终结看起来是共和国“死气沉沉的尸体”的方式来镇压群众运动，但是却发现，群众像历史上一样“充满了反抗”。
从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鲍勃·阿瓦基安在《革命工人》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
“……总的来说，阶级（以及国家/民族）斗争的发展、革命局势的发展等，在特定的国家中更多地是由整个世界中的发展所决定而不是由在特定国家中的发展所决定——不仅是作为变化的条件（外因）而且是作为变化的基础（内因）。我认为，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或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换句话说，就是资产阶级时代）成为世界统治力量（性质上）之前，以及世界各个社会的变化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成为一个整体（或单一）进程的一部分之前，事情并不是这样的。”[68]
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西班牙的历史——更因为将所有民族以这一方式联系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出现——这些“整体世界中的发展”已经决定了导致内战的事件的轨迹，并且反过来，对西班牙的革命可能性的把握或舍弃同样对整体世界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之后。这就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世界大战的缩影”这一概念中局部地、机械地表达出来的真理。
到了1936年，看起来似乎是西班牙统治阶级的“无敌”壁垒——其与英国帝国主义的联系——已经成为其巨大的弱点。世界局势已经确实给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们造成了一种罕见的虚弱状态，一种如列宁所说（用于描述战争中的状况，但显然适用于整个势态，包括即将发生战争的时期）的状态：“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政府从来没有像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服地”服从这种统治。”[69]
这一点在西班牙资产阶级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他们在1936年发现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为了镇压群众运动，使群众回到他们的脚下，他们必须得到统治阶级“各政党的一致”。英国帝国主义者也对西班牙的革命深感忧虑，丘吉尔也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触须蜿蜒穿过西班牙”渗透到他们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其他部分的危险。[70]尽管英国对佛朗哥（有保留的）的支持当然也与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谋划世界大战有关，但毫无疑问，西班牙革命运动将一个危险的威胁指向了大英帝国。并且正因如此，英国不仅支持“爱国者”佛朗哥，而且还扮演了另一边的角色，与共和党人串通一气以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革命的黑暗威胁。
如列宁所说，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帝国主义在这一紧要关头的虚弱，正如同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欧洲的政治基础正愈发动摇”。在国际舞台上，西班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会“在将来的几十年里”影响整个世界。由于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危机，它们在相当多的亚非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中的“政治基础”也动摇了，但是共产国际却选择将其众多的工作集中在了西班牙，不论这么做正确与否，其本身就是西班牙将会影响世界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据我们所知，西班牙共产党也许持有最狭隘的观点。他们认为，随着意大利与德国的介入，群众已经无计可施了；整个问题缩小成为在西班牙的胜利或失败——“还有什么可做的吗？”很“明显”，为了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斗争，有必要向另一个屈服。随着内战的临近，西班牙共产党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投降的泥潭。于是在西班牙，诞生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逐渐发展到令人厌恶的成熟。
“一开始”，西班牙共产党的报纸《工人世界》在1936年8月这么写，“可以将这场斗争简单地描述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进步与反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斗争。但是现在，它已经突破了这些界限，成为了一场圣战、一场民族战争、一场感到遭受背叛的人民的自卫战争……”[71]
但是当然不是资产阶级背叛了群众，也不是“民主的”英国与其他帝国主义者背叛了群众。这些反动派仅仅是在遵循着他们的阶级本性与阶级利益而行动。如果说存在一个背叛的问题，那也就是政治路线的问题——一个打着捍卫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苏联）无产阶级及群众利益的旗号的路线，正要抛弃西班牙革命。
如果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没有以这种方式退出革命的话，会怎样呢？人们不禁会想，宣布摩洛哥无条件独立的单独行动（single act），甚至（我们敢这么说吗？）是为那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物质援助的后果是什么？虽然人们经常指出，佛朗哥可能永远也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世界整体局势及其发展的背景下，这样的世界性影响是什么？这在英国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捉襟见肘、遭受包括了与西班牙内战同一时期的巴基斯坦反对英国统治的群众起义在内的重创的当时，难道不会激励并进一步激发整个北非乃至中东的群众吗？如此具体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团结的示范难道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吗？
此外，如果西方列强公开干涉反对一个革命的西班牙，这将会对西方国家及全世界作为“民主”十字军而被卷入西方帝国主义军队的群众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通过一场革命战争，西班牙无产阶级一直抵抗到了二战期间，这将会把这样的西方帝国主义远征军置于何地呢？如果西班牙内战在革命的基础上进行，这将会影响到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几年后震动了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剧变的结果吗？
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伊巴露丽与其他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对所有这些关于帝国主义在历史性的紧要关头，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虚弱的“极左”幻想的大声抱怨。对于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来说，世界似乎恰恰是一战期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的那样：“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就像列宁替他们总结的），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72]
但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处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多数机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事实上，西班牙已经爆发了革命。对于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来说，这不是一次伟大的机会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是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当然也就是苏联狭隘对外政策的需要——相矛盾的。就斯大林的路线而言，他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像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一样向资产阶级投降并成为一个社会沙文主义者，而是提出了错误的路线，错误判断了世界局势与革命的可能性和道路。这一路线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事实上，与为世界革命斗争提供推动力相反的是，在西班牙实行的路线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抬头的主要动力，并对千百万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民的士气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我们已经说明了国际纵队是如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的国际学校的。在随后这些趋势在更广泛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共产党对帝国主义最公开的投降中，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结束时前所未有的推动革命的机会期间，情况都是如此。西班牙内战的直接影响，不仅仅是战争失败的影响，还有战争进行方式和失败方式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说，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几乎瘫痪了好几年。[73]时至今日，西班牙内战出现在无数的歌曲、小说与电影中，作为革命的浪漫徒劳以及那些让自己陷入其中的人们不可避免的堕落的象征。
时至今日，西班牙内战的影响以及对西班牙内战的通行的总结——也就是说这一路线在当时传播开来并且在之后被今天的修正主义者更加无耻地宣扬——已经成为了世界许多地方的革命斗争发展的消极因素，更不用说在西班牙了。不管怎样，革命力量在历史紧要关头采取的政治路线和由此产生的事件的影响“在今后的几年和几十年中”都能被感受到——本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积极因素的东西，其实只是消极的。
试图仅仅从西班牙内战中总结出共产国际的全部经验是错误的。但是误会需要被消除。不像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第三国际没有突然地崩溃。修正主义的“沸腾”并没有爆发，如同列宁谈到的早些时候的国际（即第二国际）那样；相反，革命与正在腐烂的修正主义势力继续聚集在一起。在说到苏联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时，我们讲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而不是之后的在赫鲁晓夫统治下上台的社会帝国主义路线。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的错误路线确实与反革命的最终胜利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内战是许多共产国际政党和领导人开始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一个明显标志。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用埃尔科利的名字领导了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工作，之后他又成为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赫鲁晓夫在欧洲的得力助手，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词。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也许是西班牙共产党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今天是欧洲亲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主要人物之一；圣地亚哥·卡里略曾经是社会党党员，在内战期间进入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今天是欧洲最不知羞耻的亲苏“欧洲共产主义者”之一，他还在与伊巴露丽争夺他担任领导人的当代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权。
智利革命共产党和美国革命共产党拟定的里程碑式的立场文件（milestone draft position paper）《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痛苦挫折”，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背叛，就此而论：
“历史不是直线前进而是迂回曲折的，它螺旋前进——但是确实前进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在资产阶级时代被世界共产主义时代取代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世界许多地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暂时的失败和倒退，以及历史性的胜利和飞跃，都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并从中吸取积极和消极的深刻教训。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74]
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激发关于西班牙内战以及更多的作为承担了革命职责的共产主义者的组成部分和路线的历史紧要关头的斗争，这一斗争要以得到这样一种总结、实现这样一种目标为目的。不能再让这一历史性斗争产生堕落与修正主义的阴云——它的经验教训最终应该成为争取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斗争的武器。
注 释
[1] 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西班牙之血》，万神殿书局（Pantheon Books），纽约，1979年，第332页。
[2] 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革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出版社，教堂山,1979年，第225-226页。
[3] 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领导人，后来转向修正主义，声称自创了一套“新综合”理论，超越了五大导师。美革共逐渐篡夺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给国际共运带来很大破坏。
[4] 《未来十年的革命前进与紧迫任务》，《革命》，第4卷，第11-12期，第16页。
[5]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
[6]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502页，第329页。
[7] 休·托马斯（Hugh Thomas），《西班牙内战》，哈珀与罗（Harper & Row）出版社，纽约，1961年，第3页。
[8] A·拉莫斯·奥利维拉（A.Ramos Oliveira），《政治、经济与现代西班牙人》，Victor Gollancz，伦敦，1946年，第187页。
[9]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554页。
[10] 亚瑟·H·兰迪斯（Arthur H.Landis），《西班牙：未完成的革命》，国际出版者（International Publishers），纽约，1972年，第38页。
[11] A·拉莫斯·奥利维拉，如前引用，第201页。
[12] 苏谢尔·埃莱纳（Elena Souchere），《西班牙的一个解释》，兰登书屋，纽约，1964年，第203页。
[13] 大卫·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55年，第22页。
[14] 弗兰克·塞奇威克（Frank Sedwick），《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哥伦布市，1963年，第152页。
[15]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5页。
[16]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543页。
[17] 费利克斯·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New Park Pub，伦敦，1963年，第390页。
[18]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9页。
[19] M·埃尔科利（陶里亚蒂），《西班牙革命的特殊之处》，《共产国际》，第16期，1936年10月，第15-23页。
[20] 大卫·卡特尔，如前引用，第39页。
[21]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13页。
[22] 同上，第37页。
[23] 同上。
[24] 同上，第14页。
[25] 同上，第43页。
[26] 亚瑟·H·兰迪斯，如前引用，第127页。
[27]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69页。
[28]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268页。
[29]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
[30] 苏谢尔·埃莱纳，如前引用，第401页。
[31] 爱德华·马莱法基斯·E，《西班牙的土地改革与农民革命》，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市，1970年，第216页。
[32] 《工人世界》，1936年8月8日。
[33] 引用自伯内特·博洛滕，第160页。这封信首次出现在1939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并有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传真进行验证。该信件的部分内容出现在西共的美国首席辩护士那里。在那里，它被不诚实地编辑和美化。
[34]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164页。
[35] 托马斯，《西班牙内战》，哈珀与罗出版社，纽约，1971年，第822-823页。
[36] 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西班牙革命与内战》，MIT出版社，剑桥，1970年，第540页。
[37] 同上。
[38] M·埃尔科利（陶里亚蒂），《西班牙革命的特殊之处》，《共产国际》，第16期，1936年10月，第15-23页。
[39]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170页。
[40] 亚瑟·H·兰迪斯，如前引用，第191页。
[41] 大卫·卡特尔，如前引用，第57页。
[42] J·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克诺普夫出版社（Knopf）,纽约，1940年，第124页。
[43]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447页。
[44] 同上，第158页。
[45] 同上。
[4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8页。
[47] 休·托马斯，1971年版，第767页。
[4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49]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332页。
[50]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57页。
[51] A·拉莫斯·奥利韦拉，如前引用，第599页。
[52]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62页。
[53]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287页。
[54] 同上，第286页。
[55] 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如前引用，第214页。
[56]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49页。
[57] 同上，第247至248页。
[58] 同上，第250页。
[5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4页。
[60] 史蒂夫·纳尔逊，《志愿者》，群众与主流出版社（Masses & Mainstream，美共主办，译注），纽约，1953年。
[61] 在1961年版《西班牙内战》（第637页）中，托马斯也说到，在任何时候，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人数都在18,000以下。 其他来源给出了不同的数据。 真正数据有些争议。我们使用托马斯的数字只是为了表示大概范围。根据托马斯的数据，80％的志愿者是工人阶级。
[62] 克劳德·鲍尔斯，《我对西班牙的使命》（My Mission to Spain），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纽约，1954年，第23页。
[63] 厄尔·白劳德，《列宁和西班牙》，工人图书馆出版社（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纽约，1937年，第4页。
[64] 《纽约邮报》，1938年6月15日。
[65]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460页。
[66] 休·托马斯，1961年版，第603页。
[67] 卡尔·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1854年。
[68] 鲍勃·阿瓦基安，《论国际主义的哲学基础》，《革命工人》第96期，1981年3月13日。
[69]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70] 温斯顿·丘吉尔，《风暴聚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波士顿，19，第48页。
[71] 《工人世界》，1936年8月7日。
[72]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73] 伯纳德·诺克斯，《记住马德里》，纽约书评，1980年10月6日，第41页。
[73] 《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基本原则》，1981年1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