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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 2020 年11 月 29 日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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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mlm_admin · 2020 年12 月 11 日 12:22

列宁《国家与革命》

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九年卷第一分卷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从表面上比较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也就是指 正在消亡的 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 未来的 “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尤其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扼要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完全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该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历史发展的特点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同在美国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提出了问题，并且好象是警告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的、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在这个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性”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三百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的重重限制。对付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 第一次 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的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已经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 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 有可能谈自由 ”。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 习惯于 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 不需要 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 特殊机构 。
“国家消亡 ”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的特殊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须造成无数流血事件，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 特殊机器 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 武装群众的组织 （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 没有人 需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 是指阶级 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 个别人 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 消亡 ”。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拿出【扣除】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损了的”机器的费用等等，然后在消费品中还要拿出【扣除】一部分作为管理费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象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考察。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说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 发展了的 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 产生出来的 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取的，也就相当于他对社会所贡献的。

这样，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就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 仍然是 “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 以不平等为前提的 。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 不同的 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在同等的劳动下，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同等份额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 生产资料 攫为私有了。马克思播到了拉萨尔关于一般 “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 发展进程 ，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的教授和“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 不能消除 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 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 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 在这个范围内 ，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 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 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 不能立即为这种 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 阻碍着 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 不可能 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 高级阶段 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 尽其所能 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 不是现在的 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 和国家 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 极严格的 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 武装工人 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 不谈目前 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 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不仅谁也没有许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诺言，而且连想都没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是不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们也就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可笑了，以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格拉弗、柯尔涅利逊这些克鲁泡特金之流的人物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象一个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 资产阶级 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 资产阶级的国家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 形式上的 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之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 大多数 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 所有的人 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又为真是“所有的人” 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阶段 “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 主要条件 。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的手续。［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前面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当 大多数 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计算，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 并且为了继续 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 所有的人 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来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 习惯于 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mlmmlm_admin · 2020 年12 月 16 日 12:47

关于这本书的问题，这里讨论过了。
https://github.com/ProletRevDicta/Prolet/issues/16

需注意，韩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第五卷由华国锋集团出版，说明文章在他们的容忍范围内。

所以要去掉。

mlmmlm_admin · 2020 年12 月 31 日 14:36

adt · 2021 年2 月 8 日 02:17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泽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WHERE DO CORRECT IDEASCOME FROM?

May 1963

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Do they drop from the skies? No. Are they innate in the mind? No. They come from social practice, and from it alone; they come from three kinds of social practice,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the class struggle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It is man’s social being that determines his thinking. Once the correct ide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dvanced class are grasped by the masses, these ideas turn into a material force which changes society and changes the world. In their social practice, men engage in various kinds of struggle and gain rich experience, both from their successes and from their failures. Countless phenomena of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are reflected in a man’s brain through his five sense organs — the organs of 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touch. At first, knowledge is perceptual. The leap to conceptual knowledge, i.e., to ideas, occurs when sufficient perceptual knowledge is accumulated. This is one process in cognition. It i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gnition, the stage leading from objective matter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rom existence to ideas. Whether or not one’s consciousness or ideas (including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do correctly reflect the laws of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is not yet proved at this stage, in which it is not yet possi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y are correct or not. Then comes the second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the stage leading from consciousness back to matter, from ideas back to existence, in which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the first stage is applied in social practic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meet with the anticipated success.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that succeed are correct and those that fail are incorrect,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man’s struggle with nature. In social struggle, the forces representing the advanced class sometimes suffer defeat not because their ideas are incorrect ! but because, in the balance of forces engaged in struggle, they are not as powerful for the time being as the forces of reaction; they are therefore temporarily defeated, but they are bound to triumph sooner or later. Man’s knowledge makes another leap through the test of practice. This lea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evious one. For it is this leap alone that can prove the correctness or incorrectness of the first leap in cognition, i.e., of the ideas,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formulated in the course of reflecting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There is no other way of testing truth. Furthermore, the one and only purpose of the proletariat in knowing the world is to change it. Often, correct knowledge can be arrived at only after many repetitions of the process leading from matter to consciousness and then back to matter, that is, leading from practice to knowledge and then back to practice. Such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Among our comrades there are many who do not yet understand this theory of knowledge. When asked the sources of their ideas, opinions, policies, methods, plans and conclusions, eloquent speeches and long articles they consider the questions strange and cannot answer it. Nor do they comprehend that matter,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consciousness and consciousness into matter, although such leaps are phenomena of everyday lif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ducate our comrades i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so that they can orientate their thinking correctly, become good at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at summing up experience, overcome difficulties, commit fewer mistakes, do their work better, and struggle hard so as to build China into a great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and help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fulfillment of our great internationalist duty.